《中国青年行动者年度报告（2019）》摘要

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的青年行动者，这里的“青年”泛指1990年之后出生的青年人，而“行动者”则是指以各种线上或线下、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争取社会、制度或政策的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士。为了方便讨论，本报告会以各自关注的主要议题来命名不同的群体，包括青年劳工行动者、青年性少数行动者、青年残障行动者、青年女权行动者等。当然，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群体成员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

内容方面，本报告按照群体的不同共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均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青年行动者的整体面貌和群体构成，青年行动者2019年开展的行动和现存的组织形态，官方在制度和手法上对青年行动者的管控和打压，以及发展公民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看青年行动者及其外部支持者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四个部分均由各议题领域的行动者或观察者撰写，以下为内容摘要。

中国青年残障行动者

近些年来残障组织的生存状态可总结为，权利型组织几近覆没，仅存的组织将政策倡导的工作重心转移向社区组织实践；主流残障组织以基金会、社会企业、服务型企业的样态开展工作，工作的主要方式为培育基层组织、进行媒体传播和公众教育、为企业和雇主提供直接就业服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许多青年残障者开始探索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探讨残障群体权利和进行权利倡议，比如拥有700多位活跃线上社群成员的线上青年残障组织S和中国首间鲜明强调“残障”和“女性”双重弱势身份的公益机构B。

2019年，青年残障者和组织行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展览、舞台剧、广播、新媒体、口述史、纪录片等方式讲述个人和群体的生命故事，从而激发群体的身份认同和进行公众教育。同时他们也会在具体权利议题比如高校硕士招生歧视听障人士、教师招聘歧视视障人士上面进行个案支持和政策倡导。另外，B组织在2019年发布了中国残障女性需求报告，报告呈现了职场无障碍环境不完善、招聘差别对待和同工不同酬等就业歧视，以及受教育权利的支持不足等问题，为政府部门支持和完善助残公益服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虽然政府允许民间独立力量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但青年残障行动者个人却鲜受来自地方政府或所在高校的管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动方式主要是线上而非线下，当局倾向于把残障群体的诉求当作福利性需求而非权利性需求，同时当局也倾向于采用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非人权标准的话语框架去看待残障议题。对青年残障行动者来说，不易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对于政治风险和外部支持都比较警惕。虽然青年残障组织大多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但资金支持未必是对青年残障者的最好帮助。外部可以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运用故事讲述和基础调研的方式去行动。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

2019年，中国官方沿用并加强了对于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管控手段。最频繁使用的手段是通过警察和国保部门对行动者周围的人员进行骚扰，包括房东、父母、亲戚等。除了骚扰周遭人员，对女权行动者本人的约谈和施压的强度也大大增加。2019年新增加的管控手段还包括在行动者居住的小区、电梯口等地方设置监控摄像头，以此进行行程和来往人员的监控。2019年最值得注意的管控方式是对有行动导向的个人和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打压，通过密集的骚扰，将女权行动者的组织打散，让组织消失，让个人处于孤立的状态。比如Metoo运动之后对相关组织的有针对性的施压、在舆论上进行污名化，让很多机构被迫纷纷关停。

相较于2015年前的高调挑衅，如今的环境让行动者的行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被迫变得更加低调和分散，这也使得大家调整了策略。在行动动员层面，大规模动员异常艰难且风险巨大，不过行动者们依然会抓住时机果断出手。2019年关于性骚扰、家庭暴力等议题的热点事件依然频发，行动者们会积极跟进事件，通过线上直播、及时组织线上讨论的方式来深化社群和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她们也会通过撰写文章、制作电台节目、录制音频课程的方式来理清论述、深化讨论，还会通过许多跨组织、跨领域合作的尝试，来重新整合资源和开拓新空间。在具体的性别议题操作层面，女权行动者在就业性别歧视、单身女性生育权、性骚扰三个特定议题上面进行了深耕。在具体的个案跟进方面，行动者们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继续通过扩大个案的公众影响和法律影响来提高公众意识和推进政策和法律的改变；二是提供具体的、陪伴的个案服务。在社群建设方面，虽然很多城市的线下活动频频遭遇阻挠，但是行动者们还是探索出了许多创新的方式让青年女性形成线上和线下的联结。另外还有许多行动者在海外培育中国留学生社群用以回馈中国的女权运动，其中一些人在反性骚扰运动当中组织了大规模的动员活动。

中国的青年女权行动者亟需得到来自各方的支持，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和资金的支持，让运动可持续，让行动者不再处于脆弱的处境当中；二是对于行动者的心理健康资源的投入，让行动者可以及时处理政治创伤，找到动力继续开展工作；三是安全和风险方面的支持，让加入运动或者想要加入运动的行动者可以获得比较充足和完整的安全培训，在将来的工作当中可以有应对的方法和预防机制。

中国青年劳工行动者

在2018年佳士工学运事件后，高校左翼社团受到了严重摧毁，可以说是“连根拔起”，左翼青年也被公安和学校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予以全方位管控，有的甚至还遭到刑事抓捕。除此之外，约谈、要求删除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章和言论、进行思想教育等管控手段也都继续得到沿用。高校也越来越普遍地利用科技手段和学生力量去实现其管控目标，比如人脸识别系统和学生信息员制度。在高校以外，打压逐年升级。2019年被官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关押的劳工人士的人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多，很多劳工机构被迫关闭或转型。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沉寂”可谓是左翼青年2019年后半年的主要生存状态。他们很少参加公开活动，即便参加左派或劳工的活动，也会以化名出现。这样做虽然可以保护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存活下去，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与外界隔绝。从组织形式来看，高校左翼社团受到打压后已经不能继续以社团名义在校内公开举办活动，但仍有少数学生在校外举办学习小组或低调进行各类活动，比如为学校附近的工人举办文娱活动、法律讲座，利用寒暑假进入工厂打工并开展调研、组织工人工作。另外也有一部分刚毕业的青年人选择加入官方的工会系统，一方面了解它的运作，另一方面尝试去改变工会不为工人办事的现状，不过他们最终都因为受到工会的种种限制而选择离开。非左翼青年方面，有专职工作的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持续而深入地参与具体公共事件，在校学生则会通过实习、兼职或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劳工机构的工作。

如今，很多劳工机构不能够再以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而只能以个人名义、非公开的形式。这样的变化导致劳工机构和青年行动者互相看不见，结果是青年行动者的参与途径比以往减少，获取相关资讯变得更加困难，无形之中为青年行动者的参与增加了障碍和门槛。因此，未来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是让青年行动者和劳工机构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结。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是搭建更多平台将劳工议题和其他议题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跨领域的交流和学习将有助于劳工议题的行动者从自我封闭的隔绝状态中走出来，也有利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中国青年性少数行动者

LGBT+青年行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校参与校园同志小组的大学生，二是参与到民间同志机构志愿者的大学生和刚毕业不久的在职人士。根据对中国50个高校同志团体的调查，校园青年LGBT+团体目前主要以某一高校独立运作的学生小组为主，其中也有14%为跨校的联合小组。它们中有80%成立于近5年内，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和武汉、西安等城市。在50个高校同志小组中，不到一半的同志小组在校园里能与其它学生社团一样顺利注册，多数小组无法注册或注册后被强制注销。由于没有社团的“合法”身份，他们在校园里开展活动遇到较大的阻力，无法公开在校园里招收新成员，无法使用校园教室举办活动，无法在校园内举办讲座或大型活动，否则会面临被辅导员或团委老师约谈的风险。

在面对各种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青年LGBT+行动者及其团体仍大量坚持着校内外的行动组织及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同志学生社群发展、公众教育/知识普及、性与性别相关的研究、议题政策倡导、学生团体网络支持等。比较突出的是，青年人十分擅长通过网络介入公共议题，并有意识地利用个体行动带动公众参与。比如，在2019年11月的《民法典》同性婚姻倡导行动中，大量参与动员的志愿者均是在各同志机构充当志愿者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在网络上的传播技能进行网络动员，另一方面在线下带动更多在地社群参与，最终带动了18万8千多人参与到该立法过程中。这在中国同运参与立法的历史上是重大的突破，许多参与者表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中国的立法进程。

随着公民社会行动空间日益收缩，许多LGBT+ 公益机构的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各机构均采取较为保守的行动策略，少有过去几年较公开的倡导行动。低调开展工作的影响之一便是青年行动者的的参与缺乏成熟的平台。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外界支持者需要搭建更多青年行动者与同志NGO互动合作的平台。同时，面对有限的空间，需要培养青年行动者持续深耕具体议题的心态，提升他们对大陆同志运动历史和现状、所处社会及政治环境、具体同志议题的认知，培养他们在充满冲突和割裂的社会及运动文化之下开展对话、协作讨论的能力，并创造更多行动者之间相互陪伴和支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