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洋战略与南中国海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尤其是以大国竞争为特征的环境，美国正努力重塑自身军事力量及更大范围的国家能力。公开的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指出：“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该战略重点强调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所带来的挑战，并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掠夺式经济手段胁迫邻国，同时在南中国海（南海）实施岛礁军事化”。南海本身就是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缩影，尤其是双方在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国际法的解读方面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中国不断发展的海军实力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海上能力备受美国关注，且被视为“美国海军获得和维持西太平洋蓝水洋区战时控制能力所面临的重大挑战”。2020年12月，美国发布了一项新的三军种海上战略报告《海上优势：综合全域海军力量获胜之道》，提到“中国是最紧迫、最长期的战略威胁”。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海军上将在2018年4月提名听证会上称，“除了战争手段外，已无法阻止中国控制南海”。美国如何看待南海的战略背景和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当代美国海洋战略及其未来发展的关键概念和思路是什么？对中美关系，乃至区域和国际安全有何影响？

不断变化的战略背景和作战环境

美国认识到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这主要表现在该地区的经济重要性与日俱增，以及中国的崛起。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预备措施、伙伴关系和促进网络化区域建设》将印太地区描述为“对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强调了美国的太平洋大国地位，并概述了印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美国与该地区的双边年贸易额为2.3万亿美元；美国对该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3万亿美元，超过了中日韩三国的总和”。另外，该报告还指出：“全球60％的海上贸易要通过亚洲地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要从南海通过”。从战略角度来看，全球力量平衡正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该地区2011年国防支出超过欧洲就是明显例证。

美国此轮战略转变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几乎一上台就宣布了“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

“……尽管美国在关注管理中国崛起之外也在进行继续接触的尝试，但毫无疑问，美国的举动也加剧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加深了这两个重要伙伴之间的不信任。”诚然，正如李明江（Mingjiang Li）所强调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2009-2012年因东海和南海冲突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引起的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提供了一种应对方式。关于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胡波（Hu Bo）表示：“尽管中国不愿赋予‘一带一路’过多的战略意义，但这两个关键倡议的实施，也有助于扩大中国的战略腾挪空间，改变与美国交往中的被动局面，对冲‘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声称，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影响范围，重构该地区的秩序”。

2017年，美国明确提出基于以下四项原则建立的“自由的开放的印太”的愿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和平解决争端；基于开放投资、透明协议和互联互通的自由、公平、互惠贸易；遵守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在内的国际规则与规范。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反，明确“承认经济、治理与安全之间的连接是整个印太地区竞争格局的一部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还特别强调了南海问题。2020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就“美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立场”发表声明称：

美国历来倡导印度—太平洋的自由和开放。今天，我们正在加强美国对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存在争议的地区——南中国海的政策。……在南中国海，我们要求维护和平与稳定，坚持按照国际法实现海上自由，保障商业往来不受阻碍，反对任何采取胁迫或强制手段解决争端的意图。我们与众多的盟国和伙伴长期坚持有章可循的国际秩序，共同维护这些深远和永恒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已受到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威胁……

美国海军陆战队最新版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恶意活动——着重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在东海与南海的恶意活动”。美国还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寻求其军队的进入权或部署权，或拒止美国的进入、驻扎及飞越权（ABO）的一种手段。菲利普·戴维森于2019年2月12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以可能会破坏该地区国家自主的方式运用其大国经济工具。中国政府在短期内提供“快钱”（easy money，指低息贷款），但这些贷款的附加条件是：债务不可持续、透明度下降、市场经济受到限制条件、潜在地失去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也可能会具有潜在的军事意义。中国政府鼓吹要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并保卫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利益，进而证明中国军队在海外增加永久军事驻扎和存在的正当性。北京还在利用该地区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获取战略性的基础设施。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的债务，以99年的租期将新建的汉班托塔港控制权交给了北京。

美国2018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即《国家安全战略》认定的修正主义国家——所造成的长期战略竞争的再度上演称为“美国繁荣与安全面临的中心挑战”。2019年7月上任的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为《国防战略》的实施制定了十个目标；包括将国防部的关注重点转移至中国：

首先，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时代，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我们的十大目标之一，也就是推动和支撑我们今天诸多努力的优先目标，就是要把国防部的关注重点转向中国。这是我们根据《国防战略》推进各项工作的基本视角，该目标能指导我们应对近期挑战，同时再次为未来的高强度冲突做好准备。

《国防战略》谈到中国，表示：

……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和掠夺性经济，迫使邻国以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使之对自己有利。随着中国继续增加其经济和军事优势，通过全国家和长期的战略炫耀权力，中国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计划，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至于海军方面，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称，中国海军——“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是：

一支日益现代化且灵活的部队，一直专注于取代前几代能力有限的平台，以支持规模更大的现代化多用途的战斗力量。截止2019年，中国海军主要由现代化多用途平台组成，并以先进的反舰、防空和反潜武器及传感器为特色。

《海上优势》从以下方面描述了中国海军的现代化：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并在以惊人的速度建造现代化的水面舰艇、潜艇、航空母舰、战斗机、两栖攻击舰、弹道导弹核潜艇、大型海警船和极地破冰船。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海军作战部队的规模增加了两倍以上。

中国也在不断发展广泛的海上打击能力，包括空中和地面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系统（特别是，东风-21D、东风-26、鹰击-12、鹰击-18，可能还有东风-100）。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和提摩西·沃尔顿（Timothy A. Walton）这样描述中国的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建立起具有反干预能力综合网络……包括远程陆地攻击和反舰导弹；陆、空、海和天基‘情报、监视、侦察、目标捕获’（ISRT）系统；‘有具备快速修复（resilient）能力的C3’（即，指挥、控制和通信）网络；网络和电子战（EW）武器；反卫星能力”。此外，中国拥有庞大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可支持中国海军和更广泛的海上打击力量，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ISR）方面的支持。在2020年10月在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表演讲时，时任国防部长的马克·埃斯珀表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计划到2035年完成军队现代化建设，到2049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届时，中国海军虽未必超越美国，但也有望与美国海军平起平坐，并且有望抵消美国在其他诸多领域的优势。

对此， 罗纳德·欧洛克（Ronald O’Rourke）声称：

就中美双方海军总体均势而言，美国与其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尽管目前美国的海军总体实力更强，但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海军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已大幅削弱美国的优势。如果当前的美中两国海军实力发展趋势保持不变，那么最终中国可能会在整体海军实力上追平或赶超美国。

具体到南海问题，‘欧洛克补充道：“……部分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已追平或甚至已超越美国。”其表意总结如下：

在与美国的冲突中，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基地及依托基地的作战部队……将加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区域网络，而此网络旨在将美国军队阻挡在第一岛链之外（从而远离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基地及依托基地的和作战部队也有助于在南海建立战略堡垒，以支持中国由海基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组成的逐渐成熟的战略威慑力量。

更广泛地来讲，新技术的发展使许多国家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对海上部队构成威胁，这正如美国目前的海洋战略《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2020）所述：

…技术扩散使潜在对手在更大范围内对海军和空军构成威胁，也增加了我们进入某些海上区域（反介入）和在该区域演习（区域拒止）的复杂性，这些区域包括濒海和近陆。这些技术包括由最先进的指挥与控制（C2）及一体化目标获取网络支持的远程弹道和巡航导弹；制导火箭、火炮、导弹、迫击炮；先进的潜艇和“智能”水雷；先进的一体化防空系统；具有增强型传感器和第五代战斗机；以及电子战、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相关技术能力。

该战略阐述了新兴技术和融合技术对国际安全环境的深刻影响：“人工智能、自动化、3D打印、量子计算以及新的通信和能源技术都将产生巨大的颠覆性变化。这些技术整合之后产生的影响将会加倍，其效应不容小觑。加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新技术无疑将为军队带来显著的作战优势。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和作战环境，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开发新的作战理念和先进技术，巩固未来舰队架构，以“维护未来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同时确保一旦威慑失效，也能够在高级战斗（high-end fight）中取得胜利”。

当代美国海上战略与概念的发展

2018年的《国防战略》提供了美国军事战略的总体框架，目的是将美国武装力量重新聚焦于大国竞争的需求和挑战，特别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2020年12月美国最新发布的海上战略——《海上优势》突出了对俄罗斯、特别是对中国的关注，该战略取代了先前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2007年发布，2015年更新）。 《海上优势》指出：“……一项针对当今全球和平与繁荣的两大威胁——中国和俄罗斯的三军海上战略（即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关于中国，《海上优势》提到：

由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表现出“侵略性”，并产生控制区域海洋和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因此我们优先考虑与中国的竞争。除非中国选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挥舞“大棒”来推进其威权利益，对美国、我们的盟国以及所有支持自由和开放体系的国家构成全面威胁。

新战略认为“包括伊朗和朝鲜在内的对手”和“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跨国犯罪组织”构成的挑战，正在颠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海上优势》旨在“保持在连续性竞争中的优势——包括互动关系从合作走向冲突的国家”，并提出了五个核心主题：

我们必须充分整合海军力量，同步海军的互补能力、作用和权限。我们必须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关系……我们必须积极部署，在日常性竞争中保持优势，坚持基于规则的秩序，阻止竞争对手的武力胁迫。如果对手主动升级冲突，我们必须控制海洋，阻止敌人实现目标，摧毁敌军，保护国家和盟国……我们必须坚持发展现代化海军，维持可信的威慑力，保持在海上的优势。

《海上优势》的核心是综合全域海军力量的概念，定义为“……同步海军的互补能力、作用、投资和权限等，使海上力量的传统影响倍增，从而构建更具竞争力和杀伤力的兵力结构”。在“全域海军力量”的概念中，强调了一种全域和多域的作战方法：“我们应该扩大整个竞争领域和各个具体领域（从海底到太空；海洋、沿海和沿海地区；信息环境、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的能力。新战略重申了海洋控制的重要性，并指出“……海洋领域不再是开放的环境。建立海上控制是支持联合部队执行包括力量投射和海上运输在内的海军任务的关键支撑。”以此解释了海洋控制和海上拒止的重要性：

控制海洋使海军能够投射力量，以支持联合部队，保护冲突地区的联合部队和盟军。当对手需要经过公海，海上拒止能力使其丧失主动权，成为“既成事实”之后，阻碍对手实现其目标。我们通过摧毁敌方舰队、阻绝对方重要行动、限制舰队离港、控制海上通讯等方式实现海洋控制和海上拒止，通过与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合作，控制关键的瓶颈，支持联合部队，使对手承担军事和经济代价。

实现海上控制并拒止敌方自由行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将“分布式舰队作战、机动远征编队与海上控制和海上封锁能力相结合”，包括“从海面到海岸的低分布，低信号的海军陆战队……使用致命的远程精确打击”。此外，其目的是“……形成海军陆战队、海军陆基和海基火力紧密结合的新编队……旨在快速部署和增加杀伤力，以控制危机或冲突中的海洋”。

正如下文讨论，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在寻求部署陆基远程反舰导弹系统，包括海上打击型“战斧”导弹和精确打击型导弹。跨域作战和多域作战的发展反映了当代及未来作战环境的演变，特别是应对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和潜在对手在多域及更大范围内（包括全球）的竞争能力所带来的挑战。《海上优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可以发展成“……在持续被监视的环境下提高作战、生存和保障能力……提供持久、全域、远程精确火力，由敏捷、弹性、综合网络提供支持，以阻止对手实现目标并摧毁敌方部队。”

《海上优势》重点强调了三大海军作战概念：分布式海上作战（DMO）、对抗坏境中的濒海作战（LOCE）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ABO），它们是十年来随着环境变化发展而来的概念。这三大作战概念也是美国海军《战斗部队2045》的核心所在。

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于2017年被首次提出，它是“一个中心离散的作战概念，将整合、分布和机动原则交织在一起，使舰队海上作战中心以最大效率同步所有领域的效能”。分布式海上作战从早先的“分布式杀伤”（ Distributed Lethality）作战概念演变而来，正如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所言：

这一概念自2014年起就引起了美国海军的关注，美国海军担心全球海上拒止能力攀升以及美国自身水面舰队（不包括航母）缺乏远程火力。基本思路是将舰队的战斗力分散到更多平台，对对手构成更大的进攻威胁……

然而，克拉克和沃尔顿解释道，“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有缺陷：

“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的中心思想是，每一艘水面战舰、两栖战舰和后勤舰都应具有进攻能力。扩大美国水面作战舰艇的数量和分布将使敌人的目标获取更加复杂，并使美军有更多机会先发制人……在缺乏有机传感器的新平台上增设武器将使它们依赖于在可能存在高度对抗的电磁环境中接收目标信息。同样，缺乏强大防御能力的平台可能无法支撑到有效使用进攻性武器。

反过来，克拉克和沃尔顿又强调：“……采用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的海军只在作战舰艇上放置进攻性武器；通过部署圈套吸引敌人火力，并在水面战舰上使用定向能武器（如激光和高功率微波[HPM]），提高战舰的防御能力”。这意味着，“通过将分布、诱骗和更好的防御能力相结合，分布式海上作战将增加对手击败美国海军所需的攻击规模，从而阻止侵略”。此外，分布式海上作战关注的是作战层面，而非战术行动层面，同时还关注“整个战区域间海军力量整合，以提供目标获取和进行火力协调”。

美国海军2018年发布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2.0版（首版发布于2016年）规定，将发展分布式海上作战作为优先事项，并按照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来更新海军计划。2019年12月再次对《保持海上优势规划》进行了修订。《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旨在提高海军应对不断演变的战略环境和作战环境的灵活性（agility），称：

根据《2018年国防战略》规定，海军将发展 “扩大竞争空间”的概念和技术。我们将与联合部队一道恢复概念、地理和技术上的灵活性，让对手从竞争到冲突全光谱地付出代价。我们将首先利用自己的优势对付竞争对手的劣势。

《保持海上优势规划》还指出，美国海军将“控制海上冲突的高点”，“海军是联合部队防止中俄控制亚欧边缘地带及其近海的关键力量。我们将保护美国同其盟友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在此背景下，分布式海上作战之目的是增强美国海上部队面对高级威胁时的生存力和杀伤力。除此之外，以2016年发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概念》为开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发展两个概念：对抗环境中的濒海作战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海上优势》对“分布式海上作战”如下定义：

它是利用分配、集成和机动原则，能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实现压倒性优势和效果的操作概念。通过整合分布式平台、武器、系统和低拦截监测概率的传感器，提高我们的作战感知能力，同时使敌人的侦察工作复杂化。将全域和多域的机动性力量应用于战斗，使我们的部队能够利用不确定性达成目标。

“对抗环境中的濒海作战”认识到濒海作战空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的扩散、高价值单元面临的威胁，以及“一些潜在对手正试图将其海洋拒止能力升级为海洋控制能力。这些情况要求我们转变模式，重振海军统一路线，把海洋控制和海上军力投射能力有效结合起来。”对抗环境中的濒海作战概念意在“……创造一种模块化、可扩展，由海基和陆基传感器、发射器和维持器组成的综合海军网络，以提供有效应对危机，应对更大规模意外事件以及在对抗环境的濒海作战中阻止对手侵略所需的能力和持久而机动的前沿存在。”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虽属独立开发，但与“分布式杀伤”概念互为补充，且“通过提供陆基选项，增加传感器和发射器数量，使其超越因现有海上平台数量而受到的限制”。这一概念“支持在环境严苛的临时前沿地区运用具有机动性且成本相对较低的能力”来支持海上作战，其目标是“创造机会，以扭转潜在对手海上拒止局面，阻止其“既成事实”行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意图利用跨域和多域协同力量，以及“海基和陆基的传感器发射器网络”。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H·伯杰（David H.Berger）海军陆战队上将对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描述如下：

上文提到的对手通过部署远程精准火力来支持针对美国和联军的“反干预”战略，推动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形成。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是一种作战概念，能让海军在对手远程精准火力弧线内持续推进……（同时）可用来恢复部队弹性，支持持久的海军前沿存在……通过建立一个新型远征海军体系，使其不依赖集中、脆弱且昂贵的前沿基础设施和平台，我们将挫败敌人试图将美军与我们盟友和利益分离的努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能让海军部队互相合作，持续推进，控制并拒止对手进入那些不承担过多风险就无法谨慎部署传统海军部队的对抗区域。

在此背景下，海军陆战队正在制定“内线部队”的概念，用以支持分布式海上作战。“内线部队”旨在“……让海军重获战略主动权，并赋权盟友与伙伴以成功抵抗区域霸权侵犯它们的领土边境和利益。”“内线部队”的目的是“利用当前防御的相对力量和快速兴起的新技术，建立一个优化后的一体化海上防御体系，用于在近海和封闭海域作战，而无惧对手远程精准的‘防区外能力’”。此外，内线部队 “将用同样的主要由岸上、水上、水下和空中的无人平台组成的低信号特征部队与远征前进基地的力量形成互补，通过紧密协调来压制敌军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 托马斯·G·马恩肯（Thomas G. Mahnken）等人于2019年提出了一个“由内而外防御”的作战理念：

……将能够在高度对抗环境中作战并持续存在的兼具致命性和有复原弹性的“内线”力量与能够从防区外实施打击或穿透反介入/拒止网络的灵活的远程“外线”力量相结合……这些内外线部队一起能在西太平洋构建一个反应迅速又有生存能力的前沿纵深防御体系，在冲突伊始就能迅速挫败中国的侵略。

分布式、跨域和多域海上作战方法的发展表明，美国海军正在寻求一种“超越对手的决策优势”，正如克拉克、沃尔顿和赛斯·克罗普西（Seth Cropsey）所言，“将能够排除敌军进攻选项的防御作战与降低对手决策的一系列攻击性能力和复杂兵力展现相结合”。克拉克、沃尔顿和克罗普西提出了以“实施决策中心战（decision-centric warfare）”的舰队设计要求：

• 每个平台或兵力组合都应具备的防御能力，以挫败对手的速攻，并使美军能够有效发射攻击性武器；
• 在多个平台部署攻击性武器的能力，以持续打击和维持抵抗海战的行动；
• 不同规模的兵力组合多样性，以能够对入侵做出相应且可持续的响应；
• 保证兵力组合的复杂性，根据兵力组合能产生作战效果的方式数量而定，以对抗对手决策；
• 可负担的采购和和可维持的成本。

值得强调的是，2020年10月6日发布的《战斗部队2045》愿景是由美国海军、哈德逊研究所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成本评估和计划分析司共同制定的。《战斗部队2045》缘起于未来海军研究，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对此解释说，该研究任务是评估当前的美国海军力量，中国海军发展轨迹以及通过在不同情景和任务设定下建模和兵推后得出的三种潜在未来部队选项，目的是延续“美国在新时代强国竞争中的优势，直至未来”。埃斯珀在解释未来舰队力量结构的基本原理时，这样说到：

……如果要在未来数年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同时还能在威慑失效的情况下保证在高烈度战争中取胜，我们建议通过优化以下核心作战能力来打造一支未来舰队。第一，分布式杀伤力和感知力；第二，高强度冲突中的生存力；第三，对复杂世界的适应力；第四，投射军力、控制海洋和显示存在的能力；第五，实现超远程精准打击效果的能力。

《战斗部队2045》愿景的重点是“在2035年前，即在中国实现全面军事现代化之前”，大幅扩张美国海军规模，从现有的296艘舰艇增至355艘；到2045年，美国海军将拥有“超过500艘载人和无人舰艇”。提议中的未来部队包括：扩充后的核动力攻击潜艇部队（70至80艘）；由8至11艘核动力航母和多达6艘轻型航母组成的航母部队；“140至240艘各类无人和可选载人水面及水下舰艇，具备执行补给、监视、布雷和导弹打击等广泛任务的潜力……”，以实现分布式海上作战；引进60至70艘小型水面舰艇，支持分布式海上作战；在海军陆战队司令修订后的部队结构计划基础上，扩充两栖作战能力，将两栖舰艇从50艘增至60艘；以及配备“所有类型的无人舰载飞机。海军必须发展和部署各类舰载无人机，包括战斗机、加油机、预警和电子战机”。

新海军旨在成为一支“……比此前数年的部队更具杀伤力、生存力、适应力、可持续性，现代化程度更高且规模更大的部队……一支更均衡的海军，拥有更多的小型水面战斗舰艇和无人或可选载人舰艇；同时拥有一支成规模的潜艇部队，成为现代化的战略威慑力量。”此外，它还能够：

……从空中、陆地、海洋和水下四域均衡发射压倒性火力；在我们不断优化兵力态势，实施让我们更灵活、更难预测、在需要时完全有能力迅速切至作战行动的新概念过程中，与国防战略保持一致。

总之，《战斗部队2045》旨在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成为：

……一支屹立不倒、有复原弹性的、占据支配地位、对手不敢挑战的战斗力量。我们将借助先进的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实现联通，通过远程火力、性能更佳的舰艇和下一代战机投射力量，在未来数十年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的优势，保持我们在竞争中的决定性地位。我们将对海军陆战队员进行沿海作战训练并装备相应武器，同步协调无人系统，与海军所有先进武器系统和所有部队的火力实现联通，战斗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前线……

提到中国，埃斯珀表示，“……我们掌握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希望能在2045年前再到能防止冲突的地位，如果威慑手段失效，我们要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2049年前拥有世界一流的军队。”预计拜登新政府将审查军舰建造计划并提议未来的海军部队结构，是否进一步修订《战斗部队2045》仍有待观察。值得强调的是，《海上优势》阐述了未来的部队结构，该结构优先考虑“通过更少的平台实现更多的分布式能力”，“……依赖低信号、高机动性的分布式作战概念。海军将把具有防区外能力的更大平台与更小、成本更低的平台（人为操控或无人操控）组合在一起，以增强进攻杀伤力和机动性”。

如上所述，美国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修订其部队设计，正如司令在《2030年部队设计》中所解释的那样：

《2018年国防战略》将海军陆战队的任务重点从打击中东暴力极端分子转向大国/同级别国家竞争，并特别强调印太地区。而从内陆到濒海，从非国家行动者到同级别国家竞争对手的这种任务深刻转变，要求我们必须在组织、训练和装备海军陆战队的方式上做出实质调整。

《2030年部队设计》清晰描述了一支新的“目标部队”，是现有部队的重大改变，包括撤销海军陆战队的整个坦克部队和16个加农炮兵连，同时投资组建14个火箭炮兵连，以提供增强的“远程、精确远征反舰导弹火力”。正如戴维•拉特(David B. Larter)所释，“……海军陆战队员希望能够在太平洋岛屿周围分散其兵力，并剥夺中国舰队的机动自由”。新的部队设计提出了关键要求，包括“注重最大化常规威慑的能力和兵力态势”，“满足经批准的分布式海上作战、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和对抗环境中的濒海作战等理念所需的能力”，保持“全域（空中、水面、水下、太空，网络空间）视角”，“在全球海上灰色地带行动中创造非对称竞争优势”以及发展网络化的多轴多域精确火力打击能力。

美国陆军和空军也正在调整兵力态势，特别是发展多域和海上打击能力。例如，美国陆军正在投资一项增强型陆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包括战略远程加农炮、精确打击导弹和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美国空军还在寻求扩大其海上能力，正如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空军上将所言：

……太平洋空军（PACAF）和美国空军下一步将增强我们在海上的能力——支持海上环境，同时起到保证和威慑作用——所以，随着我们进入远程反舰导弹和快速打击水雷的未来预算周期，你们可以期待它们数量的增加。

2020年7月，两架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B-1B轰炸机在菲律宾和南海上空执行了一次巡航任务，并与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联合演习。B-1B轰炸机能够携带多达24枚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LRASM），因此，外界确信美国空军正在秘密开发反舰武器系统。这种武器装备的整合——即航母打击群和空军战略轰炸机的组合——将是执行全域作战的核心。在海上，使用B-1B和即将投入使用的B-21等远程轰炸机进行防区外巡航导弹打击或攻击性水雷布设，将对确保制海权、海上拒止（例如，抵抗对手的两栖作战）和军力投射等努力做出重大贡献。《海上优势》认为联合部队将对海上作战做出更大贡献，“轰炸机和战斗机将大规模压制水面和地面的攻击火力。”

伙伴关系的发展，与重要盟友的互操作性以及能力建设也值得一提。《印太战略报告》就此指出：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基于我们长久以来的安全联盟——这是我们制定战略的基础。互利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我们的战略至关重要，也提供了任何竞争者或对手都无法抗衡的非对称持久性战略优势。扩大我们与盟国和伙伴的互操作性将确保我们各自的国防事业能够在日常竞争、危机和冲突中有效地协同合作。

例如，美军与主要的区域内外盟友，特别是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开展联合训练，并通过海上安全倡议等机制支持能力建设，美军：

……授权向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提供培训、装备、物资和小规模建设，以增强其在海上安全和海域感知（MDA）方面的“感知、分享和贡献”能力，；勾勒一个共同的区域海上图景；并赋予它们更有效地单独和共同监视及控制其管辖海洋空间的能力。

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在采取行动，以支持南海的海洋安全和能力建设。《海上优势》强调了海岸警卫队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联合作战在特殊海上安全任务的贡献：

海岸警卫队的任务是优先与易受胁迫的国家进行海上安全合作。海岸警卫队将其独特的权限（执法、渔业保护、海上安全和海上安保）集成至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能力中，从而拓展联合部队指挥官合作与竞争的选项。

结论——启示

美国正在制定海上和更广泛的国防战略，明确针对其大国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海上优势》强调了为保持威慑而强化前沿部署作战部队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将通过打败潜在对手的能力威慑对手，防止危机升级为冲突。如果对手选择进入战争，海军将联合其他军种利用战时作战概念击败敌军使其承担全球成本。

何种情况下美国才会在南海与中国发生冲突呢？《印太战略报告》强调了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2019年3月发表的声明，该声明重申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由于南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部队、战机或公务船舶的武装攻击都将触发我们《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所规定的共同防御义务”。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菲律宾在南海争议地区面临对抗局面，可以请求美国协助。类似地，如果美国介入中国与台湾的海峡冲突，或者中美因朝鲜半岛重新敌对而发生冲突，也可能涉及在南海的行动。对中国来说，确保近海，即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以东海域的安全，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相反，美国可在南海采取一系列潜在行为，包括试图确保制海权，以中国在该区域控制的岛屿和基地为目标，实施经济封锁，直至对中国大陆的目标展开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6月《外交事务》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曾于2009年至2012年在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A. Fluornoy）就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威慑态势提出如下建议：

……如果美军有能力向中国发出可信威胁——在72小时内击沉中国在南海的所有军舰、潜艇和商船，那么中国领导人在封锁或入侵台湾前可能会三思；他们不得不考虑这是否值得把整个舰队都置于危险之中。

Flournoy的想法反映了一种可能性，即与美苏两极关系相比，美中之间爆发局部战争的风险可能更大，正如Øystein Tunsjø所说：

东亚的陆海区域地缘政治比冷战时静态的欧洲地缘政治更具动态性和不稳定性……稍不注意（事态）就可能升级的风险非常高。当前东亚的争议地区在海洋，导致的海战基本上可以局限于东亚水域，不会以陆地入侵的形式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

Tunsjø的观点的启示在于：

决策者们可能会冒险在东亚海域发动一场局部战争或战斗，因为他们认为引生一场大战的可能性较小。确实，事态升级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较小；但反过来可能会增加爆发海上局部常规战争的风险。

然而，正如Tunsjø所言：

……中美海军之间的海上战斗将是一场争夺东亚地区霸权的战斗，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军事交锋。水体可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它也使超级大国更有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爆发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就此而论，南海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就得到了凸显。如果中国在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下有能力获得南海制海权，地区均势将发生质变，形势将对中国有利。然而，只要美国继续保有较强的能力，或者至少能拒止中国对南海的控制，中国的行动和战略选择就会受到限制。

因此，美国认为，面对中国的海上力量和更广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时，保持其海上能力和更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至关重要，这能使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太地区行动，进而护持既有的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海上优势》提及的战略和相关概念、更广泛的《战斗部队2045》愿景，以及更大范围的全域战概念都旨在使美国能够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保持可信的威慑态势，并在必要时确保在美国界定的冲突中取得胜利。把海军舰艇从现有的296艘扩充到355艘，再增加至500艘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有待观察，但声明意图仍至关重要。就此而言，虽然美国可能需要在某些领域为缓和对华紧张局势、改善中美进行一些努力，但拜登现政府与奥巴马和特朗普前政府之间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政策延续性。

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也是决定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俄罗斯对国际安全的挑战是否会变得更加突出，从而（让美国）将注意力转移到欧洲？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会维持在门槛以下，还是会升级为公开冲突？而且，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不断发展演变的战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会持续恶化吗？美国的计划对中国海上和更广泛的军力发展有何启示意义？更广义地，美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海上力量态势会对中国就中美关系和均势的看法产生什么影响？归根结底，南海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安全有赖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双方避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