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时代革命预演》

“阿拉伯之春”最后的民主成果被突尼斯的政变抹去。南非发生致命暴力浪潮，前总统试图描绘成为赤贫者的朋友。秘鲁选举激进派总统，遭受秘鲁和全球右派数月的围攻。一波灾难气候事件，在全球造成数百人死亡。

这些事件既反应了过去30年来群众运动和群众革命的持续余温，也说明了人类当前面临的气候变化形势的紧迫性。一个新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这种紧迫性意味着由科林·巴克、加雷斯·戴尔和尼尔·戴维森编辑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革命预演》的出版非常受欢迎。如果书是武器，那么我认为本书是一个满载的喀秋莎火箭发射器。这篇评论中的主要目的很简单：我希望您能够去阅读《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革命预演》，希望您能向朋友推荐它，能够参与对它的讨论，最后，我期盼读者能尝试把书中的想法付诸实施。这本书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群众运动难以置信的监督力，它动摇乃至在许多情况下推翻了全世界的政权，还向我们这些如维克多·塞尔吉所说，“有意识地参与了创造历史的进程”的人提出了许多问题。

这本书的结构很简单。前言和第一章由科林巴克（Colin Barker）撰写，介绍社会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后面的一系列章节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1989年的东欧情况，然后是非洲，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和埃及，在每一个例子中都分析了这些地区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最后一章由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执笔，得出若干结论。这些章节相互独立，便于单章阅读，而合起来则是一本有见地、广泛传播的选集。

动荡三十年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在本书开头的章节概述了我们现在和前一时期见证的斗争浪潮。他指出了赢得胜利的运动的一系列特点，比如，当“多元的集体行动者”找到“联合他们的集体力量的方法——正如瓦哈卡教师、魁北克学生、芝加哥教师、家长和学生的经验，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工人和土著农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61）。联合不同的社会力量正是取胜的关键。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作家和社会运动的学术分析者都对巴克的分析做出了贡献，让人对当下和过去所看到的运动规模有所了解。

最后，巴克认为，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和政治实验的时代”（p61），并指出“基于增加解放和民主管制的替代性方案存在弱点。这不是说它们一无是处，只是这些方案没有被充分的发展和阐述。”（p64）。这些结论表明，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巴克此时的态度比在1987年最初写作《革命预演》时更加犹豫，1987年写作的《革命预演》调查了1968年至1981年之间的五次革命动荡，也是本书的部分灵感来源。巴克那时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关键任务是“发展国际革命潮流，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任务是在各地发展真正能够领导工人和其它斗争的革命政党”（RR 1987 p243-4）。在目前的工作中，巴克的论点是，“那些已经认识到（组织）的实际需要的人，如果要取得进展，需要健康的谦虚和对多元的观点持开放态度”。我相信，在我们不幸失去巴克之前，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赞成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组织，但他显然在争论，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关于如何组织和战斗的所有答案，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身为革命左翼却不知如何组织起来。

我发现这些结论既（a）令人信服，又（b）非常令人担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3年后的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进行尝试。然而，历史正在提出新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是只使用原有的分析理论所无法解决的。

面临危机的民主成果

之后几章介绍了具体几个国家和地区里的运动。加尔斯·达尔（Gareth Dale）分析了1989年中欧和东欧（CEE）的动荡局势，他认为关于过去社会运动的特定历史和集体记忆决定了斗争的展开方式。“波兰的激进分子网络成功地保持了抵抗的记忆”，“在这些网络中积累了战略知识、战术方法和组织技能的记忆”（p76）。这个过程是在波兰工人阶级几十年的斗争中生成的。虽然这种经验在中东欧不同国家的建立是不平衡的，但在1989年，“人民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过去几十年不允许有独立政治和工业活动的历史”（p88）。

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在某些方面与之相似。汤姆-奥林肯（Tom O’Lincoln）描述了以学生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是如何打倒苏哈托的，现在留下了这样一种局面：“社会暂时承认，在经济方面和民主变革方面，情况已经稍有好转”（p169）。同时，“数以百万计的人认为尽管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还不够好”。在中东欧和印度尼西亚，都有持久的民主成果，但在这两个地区，这些成果以及一些被压迫群体的权利和安全都受到民粹主义煽动者崛起的威胁。

曲折的“粉红潮”

每篇文章内以及它与其它文章之间都有不同的风格。乔治·塞马尔蒂诺（Jorge Sanmartino）对阿根廷的起义进行了直观的描述，包括一篇关于在起义中摩托车作用的文章，与马克思一样，这可能引用自柴纳·米耶维（China Mieville）的作品，另外还对群众对金融危机的反应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深入分析。

杰弗里-韦伯（Jeffrey Webber）清楚地说明了埃尔阿托的工人和原住民对玻利维亚政权那个成功的进攻的规模：他的叙述对任何认为资本在21世纪总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想法进行了抨击。2003年，原住民运动、非正式工人网络与韦伯所说的“正式工人阶级”的结合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核心。2005年，这推翻了新自由主义政权，取而代之的是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MAS（Movimiento al Socialismo）执政。

然而，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给了“粉红潮”非常沉痛的评价，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该地区的政府放弃了任何形式的革命计划。他写道：“虽然委内瑞拉是最糟糕的例子，但其它在粉红潮中上台的政权都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战略，使经济从属于采掘业的跨国公司，并接受它所带来的依附性”（p261）。然而，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秘鲁的左派总统的选举，以及玻利维亚的MAS总统的连任，都表明在政府的选举方面，粉色浪潮仍然没有退却。我们当然可以乐观地认为，该地区的工人和原住民将在进一步的群众运动中动员起来，并重新点燃革命的进程。

全球范围内的运动

克莱尔-塞鲁蒂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进行了简明扼要、有时带着自嘲的描述，指出了种族隔离制度、非国大解放运动的正式领导以及工会和社区组织的群众所发挥的作用。不幸的是，德克勒克政府并没有像沙皇尼古拉那样呆呆地看着迎面而来的快车，而是以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与非国大进行了谈判，在群众运动的逼迫下让步，但却狡猾地利用因卡塔（Inkatha）的打手来拖延和破坏这一进程。塞鲁蒂（Ceruti）认为，“非国大（非洲土著南非）的核心政治不利于它超越谈判，即使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但由于非国大是“一个几乎是神话般的组织，从遥远的流放地回来…非国大妥协的现实并不足以使人们失去忠诚”（p120）。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在南非赢得了正式的民主，但不平等现象仍然像以前一样严重，最近围绕前总统祖马的角色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最新的结果。

本书有一点让人深思，在东欧章节之后，它把目光聚焦到了南半球，纵观89年之后的历史，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与1987年《革命的预演》一书形成了对比，《革命的预演》一书写了法国、波兰和葡萄牙。1968年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战斗，我们要胜利–伦敦、巴黎、罗马、柏林”，但在1989年（东）柏林的作用之后，我们很少看到北半球的那种战斗，而这些战斗本来是值得写成一章的。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外是希腊工人阶级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它的缺席令人遗憾，因为这与阿根廷的类似事件进行比较将是富有成效的，而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的迅速投降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罢工，包括波兰，这些本来一定会写进书里，只是因为罢工运动发生的太晚，来不及写。

工人与革命左派

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力量的作用和革命组织的作用在过去和将来都会被讨论。在埃及，萨姆·纳吉布（Sameh Naguib）描述了罢工浪潮如何最终打倒了穆巴拉克，但工人的力量并没有凝聚成一股替代性力量。

“工人们用罢工和占领震动了整个国家，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替代（现秩序）的权力中心。被占领的广场和街道展示了令人鼓舞的自我组织和直接民主，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力量却是昙花一现”（p283）。

革命左派在这些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角色。埃及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不断壮大，却无法改变最终失败的革命进程，因为反对穆尔西政权的群众动员为全面的反革命打开了大门。同样，在津巴布韦，里奥·则里吉（Leo Zeilig）描述了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如何在组织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获得了一些政治代表权，但最终却无法阻止民主变革运动倒向新自由主义。如果能看到更多关于这些同志所做和未做的事情的细节和讨论，将会很有成效。哪些战术显示了前景？这只是一个规模问题吗？

这一时期缺少的另一个工人权力中心是工人委员会。1905年由圣彼得堡的工人开创，在1917年、1919年的德国、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1980-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强大工厂委员会的雏形中，都是一个特色，但现在奇怪地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工作场所的类型和规模问题吗？是工会在为工人代表提供替代渠道方面的作用吗？在一个在线网络的世界里，是否对一个实体机构的协调需求没有同样的感觉？

不管是什么因素，这种缺失的结果，以及各种形式的改良主义的主导地位和革命左派的软弱，使得我们看不到与资本主义的决裂。

在今天这个时代发起革命

尼尔-戴维森的最后一章以大量论点得出了关于今天革命的必要性和前景的结论。他概述了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看到野蛮主义的概念作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以环境危机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研究了革命的必要条件，重点是四个方面：物质前提、革命准备、革命形势，以及他概述的一个新概念–国际革命形势。其中一些，比如物质前提条件，人们可能对哪怕一个最边缘的国家都有自己的1%超级富豪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正如文章中揭示的，以过于贫困来反对革命的观点一直存在，他举了一个例子，玻利维亚驻加拿大大使在一次采访中认为，在国家的落后状况得到解决之前，玻利维亚执政党社会主义运动党（MAS）的政府不可能采取社会主义战略。

国际革命形势的概念被概述为一个扩展的国际进程，它可能在特定国家引起革命形势。他认为，已经发生了三次这样的组合：1917-23年、1943-49年和1968-76年。我发现这种相当精确的时期划分是有问题的，再加上他坚持认为国际形势产生了革命形势，而不是相反。这难道不意味着拉丁美洲或中东的工人最好限制他们的斗争，因为任何成功夺取的权力都会有被孤立的危险？再往前看，我不相信1936年在西班牙成功的工人革命所面临的干预威胁比1968-73年在任何西欧国家的类似革命所面临的威胁更严重，尽管形式会有所不同。

然而，很明显的是，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潜力，而他所确定的三个是最持久和最激烈的，他围绕这些问题的论点，不管我自己有什么保留意见，都会从讨论和辩论中受益。

关于剥削和压迫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相关讨论，戴维森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未来革命的成功将取决于在新形式的团结中克服剥削/压迫的区别，反对资本主义整体”（p362）。在一个范围广泛的结论中，戴维森–与其它作者的语气相同–赞同丹尼尔-本赛德的话：“口号是：‘准备好了！’。准备好迎接不可能的事情，准备好迎接意外的事情，准备好迎接发生的事情！”（p356）。书中没有提到的意外是新冠大流行–它至少对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等一些民粹主义煽动者产生了刺痛作用。

革命的教训

最后，这本文集为革命者提供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辩论还是重读，都能让人受益，而且毫无疑问，其它人将探索我没有空间触及的观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怪物的时代”，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担心随着特朗普和他的同伙卷土重来，那么这本文集无疑让我精神一振。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所说的‘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的时代。遗憾的是，这部作品的三位编辑中的两位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无法参加今后的讨论。我们对他们最好的敬意将是对本书进行阅读、讨论和辩论，从而加深我们的理解：

“不仅是示威，而且所有形式的群众自我活动，如果受到合适的引导，都可以为社会转型的某个更大的时刻做准备。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尝试加快下一个转折点的到来，但我们没有能力开始它：关键是在转折点最终开启时认识到它并采取相应的行动”（p364）。

原文：https://www.rs21.org.uk/2021/08/14/review-revolutionary-rehearsals-in-the-neoliberal-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