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样貌》

新加坡本质上仍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印象中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应当是对市场自由放任，任其贫富差距加大。新加坡政府与英、美不同，处处介入，何以称作新自由主义？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以美元计）达约6万元，与美国伯仲之间，差不多是香港的1.3倍，日本的1.5倍，约台湾跟韩国的2倍，中国的6倍。如果考虑了购买力，用人均GDP（以PPP计）来测量，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是10万国际元，美国大约是6万国际元，只有卢森堡、卡达等少数极端富裕的国家，排名能比新加坡靠前。

在这样富裕的国家里，穷人是如何生活的？不平等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什么地方？为了理解探讨这些议题，张优远（Teo You Yenn）教授自2013年到2016年，在两个“租赁组屋（Rental Flats）”的社区展开了田野调查，这两个社区都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所规划，加上另外调查的六个社区，其研究成果便是《不平等的样貌》，该书以民族志的形式，平实地呈现了新加坡低收入户的日常生活。

这本书不只是谈新加坡的贫穷。这本书更是在谈新加坡的不平等。既然要谈不平等，书中自然不能只有“穷人”，也需要有相对富裕的“对照组”，这对照组便是张优远教授书中的“我们”：新加坡中产阶级。新加坡中产阶级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一路升学考试、过关斩将，毕业后找到固定工作，定时上缴公积金给政府、买了一台（或更多台）车，存了几年钱，跟一位异性对象结婚，最终两人买了由建发局营建的公共组屋。这些人，多半相信自己乃是一套“唯才是用”的制度下，筛选出来的得胜者。

一个新加坡，两座城市：HDB Flats vs Rental Flats

在介绍到这本书的内容前，读者或许会有疑问：众所皆知，新加坡实施“住者有其屋”政策，谁会去外面租房子？新加坡的住屋市场有何特点？

新加坡的住房市场，主要的供给者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中产阶级，多半会动用自己长期缴纳的公积金去申构政府营造的组屋，他们将这类口语上可以购入的组屋称为HDB Flats，或Purchased Flats，有时会直接简称为HDB（就是建发局的英文简称）。买下公共组屋的中产阶级取得组屋的“所有权”，但年期届满后，新加坡政府保留收回的权力。

至于张教授所调查的低收入户，虽然也是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里，但他们必须缴纳房租，并不持有房产，换句话说，他们跟政府租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叫Rental Flats。虽然Purchased Flats跟Rental Flats都可以叫组屋，但意义却大不相同。(关于住者有其屋政策，可以参考我的旧文)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规划组屋时，常常把Rental Flats跟一般中产阶级住的组屋盖在不同社区，在各界压力下，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有考虑兴建更多的混合社区，减少阶级间的隔阂。

居住的空间虽然不同，却不代表中产阶级不会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新加坡的低收入户。 因为前者终究在工作完之后，需要消费跟娱乐。在新加坡，低收入户的工作，如书中所见，包含了打扫、收银、在柜台销售化妆品等等，简言之，这些商店的消费者就是中产阶级，而穷人则付出劳力伺候这些消费者。

对于新加坡穷人的迷思

在一个普遍相信“唯才是用”的新加坡社会里，谁会成为穷人呢？一般人多会相信是“那些不够努力、懒散、爱乱花钱的人”、“性格不够独立的人”，然而张教授的这一本书，却透过温柔、细腻的文笔，推翻了这种常见的论述——事实上，这些住在租赁组屋当中的低收入户，勤劳、独立、打拚、从小学会照顾自己、有礼貌、不愿买名贵的东西、甚至假日也不像中产阶级一样可以到处去玩——这些家庭很多没有车，也必须在假日到商场工作，不然中产阶级假日到处Shopping，谁来服务他们呢？

换句话说，新加坡一般中产阶级对于低收入户的理解，多半错得离谱。

无怪乎，当这本书在2018年在新加坡出版（英文）时，立即霸榜，成为年度畅销书，接而引爆了巨大的讨论热潮，有人批评张教授“同理心泛滥”，有人批评她太过激进，几乎新加坡的主流媒体都以不小的篇幅报导了这本书。

在学术界，这本书也得到了许多赞誉。张教授的博士班毕业自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会学系，该系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称赞这本书“…推翻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呼吁人们关注新加坡福利制度的缺陷，同时探讨如何修复这些问题。这正是社会学的真缔！”

仔细阅读本书，会发现，张教授下笔时，比较的对象更常是自己。用书中的语句来讲：“…我把我自己放在书里，以我的阶级与受访者的阶级比较…”（页248）。这样的写法在民族志当中其实不是那么常见，在书中其实也提到了这做法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写进来？这不是学术写作的惯常做法。事实上，我觉得非常不自在。我加入自己的观点，是因为随著研究愈来愈深入，发现自己必须这么做，才能改变我们检视不平和贫困的角色。理解不平等与贫困最大的障碍是我自己。”（页43）

然而新加坡人对这本书的反应是激烈的。尤其，在本书第九章“家丑外扬”中提到，好些新加坡人在研讨会现场听到她的论点后，便当场很生气地批评张教授，要不是认为她否定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是认为她被穷人骗了，又或是相当不满她把“家丑外扬”。

挑战新加坡的国族论述

新加坡读者对于本书的激烈反应，在于本书的内容，几乎推翻了许多新加坡人信仰的国族论述：“新加坡是唯才是用的国家经济体制”，这论述或许可以由以下三个命题组成：（1）新加坡政府领导有方，在新加坡的社会里，有才能的人透过努力自然会爬升到较高的社经地位；（2）根据这唯才是用的制度，既然“我”不是低收入户，而是中产阶级，比我穷的人自然比我差——我才“配得上好生活”（页34)；（3）新加坡福利完善，“有很多针对低收入人口的计划”（页145–146），低收入户要知足，不要再批评政府了。当张优远教授的书，透过民族志的方法，呈现出与想像不一致的“低收入户”面貌时，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弹（跟反感）。

这本书从很多面向来推翻传统的偏见。比方说教育制度。本书的第四章指出，在新加坡教育制度下，阶级差异可以轻松地转换成不平等——中产阶级的父母远比低收入的父母，更容易的在能力分班的制度下取得优势。这与上述“唯才是用”的论述大为不同。

除此之外，本书也认为新加坡提供社会福利的制度，扩大了贫富差距。新加坡的社福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以“就业收入资助各种需求”（页138），简单来说，有工作的人才有社会福利。一个新加坡人若能毕业后找到稳定的有薪工作，便取得缴公积金的门票，也代表了有医疗保险跟退休金，与在国家的“住者有其屋”政策下买房的资格（页140）。然而，如果毕业后，无法即时弄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便会被排除在这个福利制度之外。这跟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反，新加坡的福利制度并不以“普及”为最终目标，反而是“筛选”，将更多资源给予有能力找到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

因此，一般新加坡人也不把购买HDB Flats、取得医保视作“福利”，反而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本书便指出，这表面上是唯才者有“本事”得到更多公共财，实际上却是国家阶级分化下，社福制度进一步加剧分配不均，这便是本书中所称的“有差异的应得”。

从理论的角度鸟瞰新加坡的不平等

张优远教授认为新加坡本质上仍是个“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页155）。一般来说，印象中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应当是对市场自由放任，任其贫富差距加大。新加坡政府与英、美不同，处处介入，何以称作新自由主义？其实，在社会科学的文献上，已有许多研究，利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Governmentality）这一概念来探讨新自由主义。比方说，柏克莱大学的政治学家Wendy Brown便借镜了傅柯的概念，认为“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套放任的经济政策，而是是一种政府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动加剧个体之间的竞争，使得市场逻辑贯穿到制度、社会每一个角落，在她2005年出版的文集 “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中，称其为“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Brown，页40）。

这一类“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分析，也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学者，比如说，新加坡通常被视为主动介入经济来达到成长的“发展型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Eugene Dili Liow却认为新加坡是“新自由主义发展型国家(Neoliberal Developmental State)”（Liow, 2012）。

至于张优远教授，在她的上一本书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中，便分析新加坡的福利与家庭政策，发现新加坡政府将社会福利视作一种“竞争下的酬赏”，同时在政策中“偷渡”了许多政府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规范，于是，没有努力挣得稳定工作就没有公积金、不是异性恋夫妻就不容易买到公共组屋，所以尽管表面上政府是大有为，但却是以强大的国家实力，贯彻某种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在这套治理术之下，新加坡的“社会福利”政策几乎只有“国家-个人”的互动，社会的角色反倒消失不见。类似的分析，也见于张教授探讨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文章（Teo, 2017）。

这些理论，乍看复杂，甚至有点抽象，但一旦我们明白新加坡政府并非一般人想像的“福利国家”后，再回头看《不平等的样貌》里轻描淡写的故事，潜藏在新加坡国族论述底下的不平等，便自然而然地浮上台面了。

遗珠之憾

这本书之于新加坡的贫穷与不平等，有两个遗珠之憾。第一是本书专注于新加坡的“低收入户”，所以无以顾及新加坡庞大的移工大军，而这些移工大军又是外国人，自然又会牵涉到“种族”问题；第二则是新加坡最富有的一群人，比方说与李光耀家族有关的官商财团，在新加坡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本书出于田野的限制，也不可能提及。比方说，财报永远不透明的淡马锡控股。

一方面，之于新加坡的移工，一般人等到在新加坡Covid-19爆发后才有机会一窥移工宿舍的壅挤，疫情爆发后，大量的移工被限制移动，除了工作外，只能被封锁在小小的宿舍里，相关的限制维持到现在。本书并未提及新加坡移工（当然，这牵涉到另一个敏感的议题—这些移工不是新加坡公民，但他们是“新加坡人”吗？）同时，这些移工，许多是外国人，种族亦与新加坡主要族群不同。不过张优远教授在本书“第十章”中有提及，她小心避免滥用“种族”这一概念来分析贫穷的成因，不过当我们考虑到移工、新加坡国族论述、统治菁英的“种族优势”时，若不深入探讨“种族”议题，仍让人有感到难以一窥不平等全貌之感。

另一方面，之于上层政商菁英的问题，本书虽然也有注意到（见页251-252），但限于方法跟田野的场合，也未能著墨太多。本书比较的对象是中产阶级，但在新加坡，中产阶级与新加坡最顶层的政商菁英之间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比方说淡马锡控股，新加坡政府有100%的股权，但从2004年到2021年的执行长，都是李显龙的妻子何晶。这究竟是公产还是私产？新加坡政府向来说不清楚。透过淡马锡控股，新加坡的政府（或更直白一点，政商菁英）控股了许多新加坡重要的跨国企业，比方说亚洲数一数二规模的房地产集团凯德（Captialand）、新加坡电信（Singtel）、新传媒（Mediacorp）、最近才在台湾并购了花旗消金业务的星展银行（DBS）等，较少人注意到的是，淡马锡控股的DBS也是媒体集团SPH的大股东—SPH最有名的业务则是新加坡最大的报纸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这两年来，许多与新加坡政府有关的财团，以产业重整促进国际竞争力之名，积极调整股权结构、扩张资产、大量并购其他企业，究竟这些食物链最顶层的政商菁英，如何以提升竞争力为名义不断扩张自己的优势？尚待未来研究者继续追问下去。

台湾的不平等研究

笔者身处台湾学界，不免也想提及台湾在相似方向上的研究。其实，近年来，台湾累积了许多关于不平等与贫穷的优质研究。以社会学者为例，台湾大学社会系黄克先教授的《危殆生活：无家者的社会世界与帮助网络》，便以田野调查的方法，不只考察了台北市艋舺公园的无家者，如何在表面失序的露宿环境下，建立起“危而丰富”的连带，也考察了扶贫的教会、善心人士、以及主管单位的基层社工的运作，打破了台湾中产阶级对于无家者的污名和误解。

除此之外，台湾也有社会学者，研究向来被视作“发展型国家”的台湾，如何受到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意外地得出了类似新加坡学者对于新加坡的观察。例如夏传位(2019)爬梳了台湾历年经济政策的演变，察觉台湾渐渐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发展主义”。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也以量化的方法探讨不平等。比方说，林宗弘利用经济部统计、中研院《台湾企业排名资料库》、社会变迁调查等资料，观察到阶级不平等于近年来的扩张（林宗弘, 2015）。

近年来，台湾也有许多经济学者研究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除了利用社会变迁调查（如Chu and Lin 2020），台湾经济学者主要是以“税务资料”来分析贫富差距的议题。首先，朱敬一教授等人利用财税资料中心提供的报税资料，探讨所得面（流量）的不均，他们发现台湾所得最高5%与最低5%家户之间的所得差距从1998年的32倍，逐年成长至2011年的96倍（Chu, Chou, and Hu，2015）。亦有研究团队以财税资料估算房屋、土地、股票、存款等“财富面（存量）”上的贫富差距，发现台湾的财富的吉尼系数高达0.79，略低于美国，接近瑞典跟韩国（连贤明、曾中信、杨子霆、韩幸纹、罗光达，2021）。

经济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代的不平等，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沈晖智与林明仁(2019)同样以税务资料来分析，发现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家户年所得中位数高达150万台币，远高于全体样本中位数的86万。

同样使用税务资料，经济学者进一步探讨台湾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否有减缓贫富不均。李维伦、林明仁、苏轩立、蔡宜展四位经济学者的最新研究，有三个重大发现，第一，他们发现台湾的“税前所得吉尼系数”高达0.6，大约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两倍（背后的原因很复杂）。第二，台湾过去十五年来推升不平等的动力，来自于家户的股利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背后的源头，则是企业的保留盈余自2008年以来的高速成长。第三，他们在检视资料后，发现台湾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重分配的强度胜过美国跟法国，大幅度的减少了“税后所得”的分配不均，意外的是，重分配的主要管道，竟然是旨在普及医疗服务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见Lee, Lin, Su, and Tsai, 2020）。

在台湾，全民健保的政策目的是“全民皆纳保、使得全体民众可获得公平的医疗服务”，最终却辗转成为最能减缓缓不平等的制度，这研究结果，似乎也呼应了张优远教授的说法—“没有全民普及的社会福利制度”（页137）是新加坡不平等的一大来源。至少以台湾的全民健保为例，一个更普世、人人都能参予的社福制度，的确能有效地减少贫富差距。

尾声

本书至少带给台湾读者两个启示。其一，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新加坡的案例告诉我们，就算台湾人均GDP从人均30,000美元翻一倍，提升到60,000美元，仍然会存在不小、甚至更为恶化的贫富差距。不过，台湾目前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多半仍只关心“经济成长”，较少深入探讨不平等，《不平等的样貌》以新加坡的经验，丰富了我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跟政策想像。

其二，台湾在威权时代的国族论述——从美好的加工出口区到伟大的十大建设——其实掩盖了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剥削。比方说战后维持了相当久的肥料换谷制度，榨取农民的所得，重分配到工商业跟军公教部门。这一套论述并没有随著台湾解严、走向民主而消失。贫富差距持续加深的今天，何以会出现“韩流”，以及许多缅怀蒋经国“黄金年代”，缅怀这些“国族论述”的人，许多对民主政治不抱信任，但对于这些现象的深入讨论却不多，有待未来更多的研究。

（郑绍钰，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与计量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助理。研究专长是工业化、产业政策、制度研究、美援政策。学术网站请见此处）

参考文献

• 社会学与政治学者

林宗弘，2015，〈台湾阶级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与后果〉，《台湾经济预测与政策》，第45卷第2期，页45-68。

夏传位，2019，〈台湾的新自由主义时刻：危机、典范竞逐与新古典 经济学者的进击〉。《台湾社会学刊》66: 55-124。

黄克先，2021。《危殆生活：无家者的社会世界与帮助网络》，台北：春山出版社。

Brown, W. (2009). 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ow, E. D. (2012). The neoliberal-developmental state: Singapore as case study. Critical Sociology, 38(2), 241-264.

Teo, Y. (2013).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 Routledge.

Teo, Youyenn. (2017). “The Singaporean Welfare State Syste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 Housing and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Pp. 383-97 in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to Welfare State Systems, edited by C. Aspalt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经济学者

沈晖智、林明仁(2019). “论家户所得与资产对子女教育之影响—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税务资料为例”, 经济论文丛刊, 47(3), pp 393-453. 连贤明、曾中信、杨子霆、韩幸纹、罗光达. (2021). “台湾财富分配2004–2014: 个人财产登录资料推估”, 经济论文丛刊49(1), pp.77-130.

Chu, C. Y. Cyrus, Teyu Chou, and Sheng-Cheng Hu (2015). “Top Income Share in Taiwan, 1977–2013,” Technical report,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Chu, Y. W. L., & Lin, M. J. (2020).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aiwan: 1990–2010. Empirical Economics, 59(1), 11-45.

Lee, Wei-Lun Ming-Jen Lin, Hsuan-Li Su, and Yi-Chan Tsai. (2020). “Income Inequality, Growth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Taiwan, 2001-2015: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