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国家

2021年2月，缅甸国防军再次政变夺权。抗争内战随即爆发延续至今。

▲ 2021年3月16日，示威者在缅甸仰光一次冲突中投掷气油弹。 摄：Stringer/Getty Images

的而且确，缅甸国防军软禁“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并罗织“非法进口对讲机”、“煽动”、“贪污”等罪名，直接刺激国内最大族群——缅族人——反抗，并与其他少数民族合作，形成缅族內部大分裂。

▲ 2021年11月，人民防卫军在缅甸克伦邦用模拟武器进行训练。 摄：Getty Images

不过，假如把目光从缅族人移到缅甸毗邻中国、泰国的边区地带，重新检视当地人历史，我们或许不会再把缅甸视为“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缅甸从1948年宣布独立开始，一直没有完成国家与国族建构工程。少数民族武装抵抗缅军的活动，在过去74年亦不曾真正平息，非缅族占多数的地区仍致力于争取文化及行政上的自治（p.2）。借用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缅甸的未竟之路》中一个章节标题，缅甸至今不过是“未竟的国家”（Unfinished Nation），“缅甸人”也仅是“未竟的国族”。

外力干预对弱国建国的影响

近年华文媒体有不少关注缅甸民族冲突问题的文章及书籍，特别是2012年后开始酝酿的罗兴亚人道危机，和同期冒起的缅族激进民族主义，让人开始反思民主转型背后的黑暗面。韩恩泽教授撰写的《强邻在侧》虽然也是讨论缅甸建国前后的民族冲突，但并非只关注民族之间恩怨（Harriden 2002）、英殖政府“分而治之”遗毒（Sadan 2013）、或是政治自由化“族群选票”效应（Dukalskis 2017）这些内部因素。

相反，《强邻》集中探讨缅甸两个强邻——中国及泰国——对其国家和国族建构产生的“邻域效应”，同时对照中、泰、缅三国中央政府各自针对边区地带推动实践国族认同政治，解释为何缅甸民族关系总是显得特别残酷及血腥。

《强邻》是一部学术著作，首两篇章陈述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以及“邻域效应”理论模型。书中使用两套理论模型，分别解释“邻域效应”对国家建构及国族建构的效果。

两套模型均与传统政治科学期刊常见的二元划分法类似：国家建构方面，作者检视甲国与乙国的关系（友好／敌对）和实力对比（悬殊／对等）两个变量，在不同组合下会对边区民族产生什么效果；国族建构方面，作者主要观察特定少数民族跨境分布形态（有／无外部同族国）和甲、乙两国实力对比（悬殊／对等），会否影响该民族对居住国的满意程度（p.38-42）。

作者在《强邻》第三至七篇章采用比较历史的方法，追溯中国、泰国（暹罗）、缅甸如何分别吞并傣族政体（景栋、景洪、兰纳），到冷战期间三国管理民族问题的手段。宏观而言，三国与边境民族的互动主要可以分为三段关键时期：一）朝贡制度（或东南亚的曼荼罗体系）下，宗主国因为现实环境制肘，只要傣族王国臣服君威，多数时候容许王国统治者保留高度自治权，甚至同时向两个宗主国朝贡；二）西方殖民主义不但对缅甸实施直接统治，分隔缅甸本土地区与“边疆行政区”的民族关系，更引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制度到东亚，以排他性边界、独占领土、中央集权规范，彻底颠覆古代亚洲的政治秩序；三）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下，为了解除内部威胁，巩固边境安全，中、泰两国分别以激进（如中国在文革时期对云南省实行的政治边防运动）及同化政策（如三十年代已在泰国推行的泰化政策）改变边境地区的民族生态；相反，缅甸殖民时代民族之间的遗绪、国民党残军的入侵、中共对缅共的撑腰，变成了缅甸国族建构的绊脚石。

国境破碎的经济面向

“邻域效应”也具有经济面向，不但会削弱弱国的经济主权，更会加剧缅甸边境地区的破碎化状态。缅甸自六十年代起几乎闭关锁国，实行“全面”国有化经济的“缅甸社会主义道路”。1988年后缅甸军队镇压8888民运和打压公民社会，遭受欧美国家经济制裁孤立，“被动地”坚持闭关锁国（主要针对欧美国家）。冷战时代受惠于美国开发援助的泰国，与九十年代受惠于“西部大开发”及大湄公河经济合作计划的云南省，摇身一变成为缅甸边境地区的主要投资者。一方面，泰国经济崛起吸引大量文化相近的缅甸掸邦人口移民打工，有些更不惜犯险非法居留；另一方面，中国急需玉石、木材、天然气等天然资源，缅甸边境地区致力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利，迎合强邻需求。

这种经济脉络让缅甸边境民族承受大量环境成本，刺激边境民族与缅族政府之间的对峙，导致2011年出现突然中止兴建克钦省密松大坝的尴尬场面。缅甸缺乏能力和动机推动边境地区转型，也延续了民地武对鸦片及非法贸易的依赖，甚至连缅军也觊觎黑市，更激化了缅族和民地武的矛盾。

国家建构的矛盾，也很自然的在国族建构过程中呈现。套用作者的说法，中国的国族主义大体上是基于“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的信念”支撑（p.167），而泰国相对强调“泰国公民性的三大原则：忠于国家、忠于国教、忠于国王”，以“泰化”作为核心（p.171）。缅甸被殖民过程中，笃信佛教的缅族饱受印度人与部份改信基督教的克钦族和克伦族排挤，故此以缅族人提倡的缅甸国族主义相对排斥异族。这种思潮让缅族人更讲求血脉传承，只承认英殖时代前已定居当地的“土著”国定民族，推崇缅族文化作为“缅甸人”的核心。

缅族高压式民族主义，更变相助长边境民族的离心力：跨境分布中缅边境的克钦族、佤族、果敢族，与泰人同宗的掸族，各自利用其族群网络保护生存空间，部分更换取外部同族国“心照不宣”的政治和军事支持（p.177）。《强邻》第八章提及的“果敢冲突”和在缅北及掸邦北部一带重燃的武装冲突，与昂山素姬在2016年召开的“21世纪彬龙会议”，同样带出中国参与缅甸民族和解的关键角色。

什么才是缅甸的常态？

《强邻》的脉络清晰易明，在爬梳中泰缅三国彼此互动过程中，“邻域效应”是如何产生效果，干预弱国国族及国家建构过程，导致缅甸边境民族一直不愿臣服于中央政府。尽管《强邻》作者屡次强调“邻域效应”的效果并非完全决定性，但其叙述方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庄家颖教授的《建国与国际政治》互相呼应：即外力干预对弱国建国过程的作用。

讽刺的是，虽然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对主权秩序和不干预原则经常宣之于口，但民族间的血脉、意识形态的对立、商贸利益往往冲破“外力介入”的心理关口。拥有这副心态的，并不只限于书中所述“强邻”，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之间也会因时制宜，修正不干预内政原则的意涵（Jones 2013）。

《强邻》也提醒读者：一国独立不等同国家与国族建构过程的终点。虽然缅甸早在1948年正式独立，但克伦民族防卫组织翌年便发动叛乱，至今非但没有解决，更有克伦民族解放军在2021年政变后协助平行政府对抗缅军，为年青缅人提供军训，让民族冲突紧扣到民主化政治斗争之中。这种跨民族的合作对缅甸的民族关系似乎带来一丝曙光：缅军和在1989年瓦解的缅共，一样出现缅族主导的问题；但“平行政府”、“人民保卫军”、联合克钦族克伦族合作，对缅族人的国族主义论述无疑构成冲击。不过，本书未能收录2021年政变后的发展，无法捕捉个中变化。

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强邻》作者的语言天赋。作者通晓泰、缅、中、英文，能够引用广泛史料充实研究内容，还原二战后中、泰、缅的国族主义特色，亦借助中国国民党、泰国共产党、掸族国族主义运动（p.13）材料，再辅以个人实地考察的访问对谈，补足民族之间在国族建构过程的互动关系。《强邻》没有把视角完全定格于“主权国家”，而是延伸到国民党残军、泰共、缅共、民地武、跨境劳工等不受“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约束的行动体，捕捉他们在“邻域效应”下的角色及功能。

没有上述非国家实体，“邻域效应”根本不可能发挥效用。即使活在互联网及虚拟经济时代下，只要实体经济网络一息尚存，边境民族景况只要比其他外地同族差劣，“邻域效应”分析仍具备参考价值。同理，中国崛起变成东南亚国家的“强邻”，即使非接壤国家，其内部边陲族群会否因此催生出更多国族认同，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后续发展。

不过，可能因为不符“邻域效应”模型，书中无法提供清晰指标来描述边境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变化，较为可惜。尤其像掸邦人口的跨境流动，分别要面对缅族进逼，又不受泰人欢迎。这些遭遇会激发出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还是默默的被残酷现实抹杀，对缅甸国家建构都有影响。毕竟，“邻域效应”框架非常依赖民族地理分布，倘若族群出现集体迁徙或流亡，远离自古以来的栖息地，或当身份认同出现质变，那么，强邻对边境民族的影响力理应出现重大变化。

最后，无人会否认缅甸是一个“国家”，但能否用一个简化的“成功/失败”逻辑来理解主权国家的形态，则值得我们深究。本书无意抹杀边境民族的行动力，但“强邻效应”的主角仍是“国家”，作者难免代入“国家视角”作为分析切入点，把国家建设的“失败”归咎于强邻的干预，间接把边境民族贬抑成棋盘上的棋子，命途任由强邻摆布。这个“国家优先”的观点与国际关系学科传统理论不无相似之处，把“主权国家”视为天然的政治实体，把规范、边界、认知的流动性按下不表。

所幸的是，《强邻》的历史陈述补足了“强邻效应”框架的偏颇，描述了民族关系复杂的演变过程。国际社会往往假定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会拥有能力掌控国境内任何区域，但中、缅、泰的案例一致反映出国家权力巩固边疆永远是一个过程，张弛有时。对缅甸而言，本土地区对掸邦的控制更是贯彻始终的薄弱。《强邻》的描述，不禁让人疑惑：中央集权、松散管治，到底什么才是缅甸的常态？这点，或许留待读者自行分析。

参考文献

庄家颖著，邝健铭译，《建国与国际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权国家建构比较史（ 1893-1952 ）》，初版。台北：季风带文化，2020 。

Thant Myint-U, 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W.W. Norton, Co., 2019).

Lee Jones, ASEAN,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in South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Mandy Sadan, “Ethnic Armies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 Re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militarization in the Kachin Region of Burm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1, no. 4 (2013): 601-626.

Jessica Harriden, “‘Making a Name for Themselves:’ Karen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in Burma,”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7 (2002): 84-144.

Alexander Dukalsis, “Myanmar’s Double Transi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 Asian Survey 57, no. 4 (2017): 71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