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明天被取消了

一场革命的所有理由都在这里。什么都不缺。

政治性的毁灭、权力的傲慢、统治的虚伪、富人的粗鄙、工业的大灾难、迎头而来的悲惨遭遇、赤裸裸的剥削、生态的启示——我们失去了一切，但没人把这些告诉我们。“气候播报：2016年打破了高温记录，”《世界报》每年此时都像这样宣布。所有这样的理由都集齐了，但这些不是革命的理由，而是尸体的理由。屏幕前的尸体的理由。

人们能看到，一场总统选举像一块石头那样沉了。“法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时刻”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被改编成不能再动人心魄的连续剧。凭一个人的想象力已经无法触及这坨屎的全貌了，如此令人头晕目眩又离奇曲折的情节，如此严酷的考验以及如此全方位的奇耻大辱。政治的景观以政治的腐烂分解为生。怀疑，它美美地与这片肮脏不堪的风景携手并进。民族阵线，即对政治的政治否定，即在政治层面上对政治的否定，占据了这面狼烟四起、化为废墟的棋盘的“中心”。人类乘客像脑残粉观赏一场顶级走秀那样入迷地看着他们的船只失事。他们如此神魂颠倒，以至于对海水没过大腿这件事没有丝毫知觉。最后，整艘船不免会沦为大海上的一个小浮标。非得等到抓住什么都当成救生圈，否则他们就不会知道什么叫溺水。

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解释、批判和谴责了。我们生活在评论和对评论的评论的雾霾中，生活在批判和对批判的批判的再批判的包围中，生活在不触及任何东西的揭露中，毋宁说，生活在关于揭露的揭露中。这片迷雾夺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机会。唐纳德·特朗普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什么是最糟糕不堪的？那就把他说到最糟糕不堪。可他早就被最糟糕不堪吸收、包含了。他本人体现了这个。他表现为一条集所有抱怨于一身的黄金链条，他作为抱怨之链而存在；而这些抱怨又是反对他的人们曾向他发出的抱怨。他是他自己的漫画，而他为此感到自豪。《南方公园》的创作者终于认输了：“这也太难办了，讽刺都在现实中实现了。”我们真的尝试笑对发生着的一切，但我们掌握不好这个节奏。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比能够想象到的事情滑稽得多的多。所以我们决定任它去，就让他们搞他们的喜剧，而我们要去做自己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建立于任何理由之外的世界。在这里，批评不起作用，正如讽刺作品也不起作用。两者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让人去谴责歧视、压迫和不公并期待从中收获果实吧，这是让时代精神失常。认为可以通过提升道德水平来让事情变得愉快的左翼分子犯了可悲的错误。他们可以在公众面前撕开他们的伤疤、敞亮他们的冤情，寄希望于如其所愿地唤起同情心；然而他们只会唤起蔑视，激发人对他们的摧毁欲。“受害者”在世界各地都已成为一种侮辱。

语言的功用是社会性的。没有人再相信它。它的兑换率下跌为零。这是一场言语的通货膨胀，是闲谈的经济泡沫。一切社会性的都是虚假的，谁都懂。不是政府当局，不是时事评论员也不是公众人物在上传下达地“执行沟通”，而是社会将每个人都变成自我营销去实践一种“公共关系的艺术”。语言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它不再是它自己的现实，而是一种在现实中运作的工具，它是根据或多或少的有意识的策略来获得其效果的。文字不再做交流之用，除非是为了歪曲事物。一切都在虚假的旗帜下航行。这已经成为普遍的篡夺。任何矛盾都不足以让人们退缩。紧急状态就是法制。战争在和平的名义下进行。而老板们则负责“提供工作”。监控摄像头是“视频-保护装置”。侩子手抱怨他们受迫害。叛徒公开表明他们的忠诚贞烈。平庸之辈到处被引为典范。一方面，这就是实践；另一方面，话语，作为纠缠不休的对位法，对所有观念进行曲解，对他人也对自己行骗。从所有方面看，这都只是一个维护或扩大个人利益的问题。与此同时伴随着的是，世界充满了沉默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某些人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疯狂行为的发作，在时间间隔上一次比一次短。这有什么好惊讶的？说什么“年轻人不相信任何东西。”还不如说直接说“该死！他们再也不吞咽我们的谎话了。”说什么“年轻人是虚无的”还不如说“主啊，就算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他们这伙人都会在世界的崩溃中坚持到底的。”

语言的交换价值降为零了，但人们继续写作。这是因为语言还有另一个用途。一个人谈论生活，另一个人就从生活的立场出发谈论生活。一个人谈论冲突，另一个人就从冲突当中谈论冲突。这不是同一种语言，也不是同一种风格。更加不是同一种真理观。有一种“说真话的勇气”，它躲藏在客观中立的“事实”的庇护之后说话。也不乏一种与之不同的考虑：发言不承担任何责任，它不站自己的立场，也不拿自己的地位冒险，它不付任何代价，同时也微不足道。对金融资本的整个批判，无异于挨着疲沓的银行的窗口贴一个标志性的苍白剪影，“看这里，这里有你的保险费！”。这不是“年轻人”出于无知，作为说唱歌手为他们的政治口号适当性地冲击一下边线，它是所谓哲学家的座右铭。而且，出于正派的作风，他们并不抢占打算撤出一切的好战分子的这句呼声，“我们一寸都不退让”。因为后者在谈论世界，而前者不过是在世界内部谈论。

真正的谎言不是对别人撒的谎，而是对自己撒的谎。相比而言，第一种谎言比第二种谎言还要好一些。最大的谎言是拒绝去看已经看到的事，在看到的时候拒绝看到。真正的谎言是所有的屏幕、所有的图像、所有的解释，它们允许一个人站在自己和世界之间。这就是一个人如何习惯性抛弃自己的感知的。以至于在不成为真理的问题的地方，那它就不构成任何问题了。什么都不会有了。除了一座地球精神病院。真理不是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东西，而是与在那里的东西之间的一种坦诚的关系。只有对那些已经将生活视为问题的人而言，它才是个“问题”。它不存在于一个人的表态声明中，它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它不能被持有，因此，也无法被积累。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它将自己显现在一个情境当中。谁能感觉到一种虚假的存在、一种代理人角色的毒性，或者一种运行在图像的戏剧之下的势力，谁就释放了那些被抓住的东西。真理对人和世界而言是完整的在场，是与现实的重要联系，是对存在着的事物的敏锐知觉。在一个人人都玩世不恭的世界上，人人都粉墨登场的世界上，在更多交流的都等同于什么都没说的世界上，“真理”这个词就不过是个寒颤，或者是对令人愤怒之事的致意，是一阵窃笑。这个时代的所有善人都如此依赖于谎言的拐杖，再也离不开这根拐杖。因此，“宣扬真理”一点都不值得推荐。对那些连一丁点真话都不能接受的人谈论真相，那只会将你暴露在他们的报复之下。在下文中，我们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传达“真相”，而是要谈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觉、我们关心什么，以及什么使我们保持清醒和活跃。这种定见必须被拒绝：真理是多重的，但假象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对浮出表面的最微小的真理的普遍反对。

一整年我们都被关于包围着我们的成千上百的威胁的词语所袭击——恐怖主义、移民、内部干扰、法西斯主义、失业率。以这种方式，雷打不动的资本主义例行程序就得以永存了——一千次失败的阴谋和一百次被避免的灾难构成了它的背景。日复一日，他们努力地将焦虑移植到我们头上，通过武装巡逻、突发新闻、政府公告。人们不得不相信暴动，借由那种据说能将我们从中解放出来的模棱两可的价值观。这是那些被称之为“示威游行”的送葬队伍的爱好者、所有那些从一小瓶脂粉中尝出被击溃的好时光的苦涩的人、所有那些在爬回他们的车子之前都夸张地叫喊着“否则就爆炸吧”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街头对抗中，敌人总是有一张轮廓鲜明的脸，不管他是穿着便服还是穿着盔甲。他的方法都是人尽皆知的。他有一个名字，还要履行一种职责。事实上，他是一个“公务员”，正如他所明确宣布的那样。至于朋友，他们也有自己的姿势、活动，以及一种可以辨认的面貌。在暴动中，他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他身上有一股共和国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的清晰可感的友爱。有组织的暴动能够产生这个社会所不能创造的东西：充满活力和牢不可破的纽带。那些仅仅热衷于暴力形象的人错过了每个在一起进行冒险，当面暴揍、打击警察的机会。一个人永远不会从第一次那个无可改变的暴动中走出来。观众不想看到的正是这种暴动的积极性，它对他们的惊吓远比破坏、指控和反指控要深。在暴动中，有友谊的诞生和肯定，有一种对世界结构的聚焦，清晰的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近在手边的斗争方法。局面具有一种形式，而人们能够在其中行动。这种风险是极度明确的，而不像当局喜欢悬在我们头上的那种模糊的“风险”。作为一个真理的时刻，暴动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混乱的暂时中止。在催泪瓦斯中，事物出奇的清晰，真实的东西是易读的。很难不看到谁是谁。提到1927年7月15日的维也纳起义，埃利亚斯·卡内蒂说：“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接近革命的事件。几百页都不足以描述我看到的一切。”他从那一天的经历为他的名著《群众与权力》汲取了灵感。暴动是由将其变得可见的能力所塑造的。

在皇家海军中流传着一句古老的祝酒辞：“迷惑我们的敌人！”混乱具有战略价值。这不是偶然现象。它驱散了目的，防止它们再次聚合。当战斗还没有发生并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时，它有一种失败的灰色味道。法国最近的袭击都跟随一辆火车的混乱，这恰好激发了政府对于他们的更多讨论。那些向袭击者索赔的人，以及那些对向袭击索赔的人宣战的人，都对我们的混乱感兴趣。至于那些发动袭击者本人，他们经常都是些孩子——困惑的孩子。

这个说了太多的世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要说的：它缺乏积极的陈述。也许它相信能通过这种不断说话的方式使自己免受攻击。然而，它最想要的是，将自己置于任何严肃的指认的宽容怜悯之下。一个建立在如此之多的悲伤之上的世界，理应得到生命的肯定，以毁坏、破坏、暴乱的形式。他们总是试图把我们描述成绝望的个体，因为我们行动、我们建设、我们不抱希望地攻击。希望。现在，总算至少还有这样一种疾病不是由这个文明传染给我们的。我们对这一切并不绝望。从来就没有人展现出过希望。希望是等待的一种形式，处于拒绝看到存在的东西，处于害怕猛然地打破现状，出于对生活的恐惧。希望就是预先声明对可期待的事情不做任何坚持。这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过程，避免与结果产生任何关系。这是想在不采取任何实现手段的前提下让事情有所改观。这是一种怯懦。一个人必须知道该承诺什么，然后作出承诺。即便这意味着树立敌人。也有可能是结交朋友。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便不再孤独，世界便重新充实起来。到处都是联盟、亲密性和友谊之可能的无限的梯度。浮夸的人什么都不能接近。希望，那种日复一日传达给我们的，非常微小但持续不断地朝向明天的动力，是维护秩序的最佳代理。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一些我们对其无能为力，但是明天肯定会有解决它们的办法的问题。社会组织在每个人身身上培育起这种沉重的无力感，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等待教育学。这是一种对现在的逃避。但是，除了现在，从来都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即使过去能够作用于现在，这也是因为它自身除了现在之外便什么都不是。就像我们的明天一样。理解过去的事情的唯一办法是将其当作一个现在来理解。这是为了感受昨天生活过的人所呼吸的那种微弱的空气。如果我们现在如此倾向于逃离，那是因为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它是“我拒绝”或“我接受”发生的场所，是“我会把它传递出去”或“我会与之同行”的场所。它是紧跟着知觉的逻辑行为的场所。它是现在，因此就是存在的场所。它是一个无穷地更新的时刻，是采取立场的时刻。以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总是更加舒畅。“最后”，事情就会改变；“最后”，人将会改变。与此同时，让我们继续走下去，让我们保持我们现在的样子。以未来为条件而思考的人无法在当下行动。这不是寻求变革，而是回避变革。当前的灾难就像是所有过去的可怕的延期积累，在一组连续的时间幻灯片上对每一天每一刻进行补充。但是生活总是由现在，现在，以及现在决定。

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文明就像一列冲向深渊的火车在不断加速。火车开得越快，越是能听到迪斯科舞厅车厢里豪饮者的歇斯底里的欢呼。在这里，你要仔细地去听，去分辨出那些让理智瘫痪在沉默之中、对什么都无能作出理解的人，那些忧心忡忡地咬着他们的指甲盖的人，还有那些以虚假的沉着口吻喊人们与之一起打牌的人。在内心深处，很多人都选择了跳火车，但他们的脚仍然在踏板上犹豫。他们仍然受制于那么多的事情。他们感受到了阻力，因为他们作出了选择，但这个选择仍然是空白的。决定是目前的行动方式和可能性的轨迹，要作出一个飞跃，而不是进入虚空。我们的决定意味着沙漠，意味着进入沙漠的行列，去组织和承担一种分裂，在不知不觉中，但无论如何都是现在。

时代属于下定决心的人。

崩坏的五十重阴影

“都不对头了，”可怜的失败者如是说。“没错，世界正处于兵荒马乱的冬天，”老气横秋的聪明人发表见解道。我们宁可说世界正在分裂。我们被允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事实恰恰相反。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推广，但推广的结果是“选举骚乱”反映了它的可推广性之虚伪，正如自由主义者强烈抱怨的那样。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世界毫不客气地、不间断地继续分裂。世界的分裂是每一领域的分裂，在每一领域，统一都成了问题。今天，存在于“社会”中的统一和科学中的统一一样少。工资工作制正在分裂成理想工作、例外情况、必要条件。“不稳定”这种说法很方便地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再有共同的工作经验，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工作。结果是，也不再有罢工的共同经验，总罢工的旧神话必须被放在无用的附属品的架子上。类似的，西方医学已经被简化为修补技术，它的统一教义被打碎为针灸、催眠、磁疗等等。政治上，“大多数”只围绕着通常的议会混乱存在。在2016年春季的冲突中，最精明的新闻评论指出：两个少数派，政府少数派和示威者少数派在一群观众面前互相冲撞。我们的自我是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连贯的谜，若要使它团结在一起，除了药片和疗程，算法现在也是必要的了。讽刺的是，“墙”这个词被用来描述图像、信息和评论的固定流量，Facebook试图以此给出自我。在一个由捕捉我们兴趣的社交、电信、网络、滚动的实时信息和图像组成的世界中，当代的生活经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连续的。尺度是完全不同的，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越来越难以被认定为“普遍利益”。从苏萨谷（Susa Valley）到立岩（Standing Rock），人们只需看看各地实施基础项目有多么困难，就可以意识到它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他们必须准备把军队及其特种部队带进国家领土以保护任何重要的建筑和场所，这一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是黑手党式的操作。

共和国的统一、科学的统一、人格的统一、国家领土的统一、文化的统一等等，除了是虚构的什么都不是。哦，但它们是有效的。可以肯定的是，统一的幻觉在愚弄人民、团结人民和规训人民方面再也没用了。在每一领域，霸权滚粗，奇点正变得狂野：它们在自己之中承载自己的意义，而不再寄期望于一个普遍秩序。允许任何有点权威的人向他人谈论如何评判、分类、划分级别，以及进行道德说教，告诉每个人他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怎样做，这样一种细微的监督之声是人们不再听取的了。所有的“需要”都躺倒在地。知道必须做什么的激进分子，知道你需要思考什么的教授，告诉你国家需要什么的政治家，都是在沙漠中发言。事实上，在奇异体验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能与之匹配。人们重新发现向世界敞开自己并不意味着向地球的四角敞开自己，世界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向世界敞开自己就是向此时此地我们的存在敞开自己。每个碎片都携带着它自己的完美的可能性。如果“世界”有待拯救，那么这就在于它的每个碎片。至于整体性，它只能被管理。

时代走了一条惊人的捷径。真正的民主随同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1974年7月28日–，希腊左翼政治家，希腊议会成员，左翼激进联盟党主席，曾任希腊总理）几乎不经选举的当选方式以及谈判投降被埋葬在它两千五百年前的诞生地。讽刺地说，“我们不能让选举改变任何事情”——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可以把他这句话刻上他的墓碑供后人瞻仰了。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碎片化世界的地缘政治的震中是五千年前统一在“文明”之名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如果某种地缘政治的混乱似乎控制了世界，那么正好处在文明开始的地方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就是最具戏剧性的。写作、会计、历史、皇家司法、议会、综合农业、科学、计量、政治宗教、宫廷阴谋和牧师权力——声称“为了臣民的利益”、为了羊群和它的幸福的这一整个统治方式——一切可以归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的东西，在耶稣基督之前三千年，已经是阿卡德和苏美尔王国的鲜明标志。当然，有人会试图拼贴出一个新教派的伊拉克国家。当然，国际利益最终会在叙利亚导致以国家建设为目标的愚蠢行动的增多。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家主导的人类都已经死亡。冲突的激烈上升到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的程度。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我们心知肚明的那种支持下对其人民发动的反-暴动战争已经达到极端，任何谈判都不会通往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叙利亚国”。在1953年工人起义反对东德的新苏维埃政权后，人们不再试图把布莱希特的讽刺诗血腥地付诸实践：“人民因自己的过错／失去了政府的信任／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将其赢回／到那时，对政府来说／要解散人民并选举一个新的政府，岂不更加轻松？”积极的影响已荡然无存；而死者的鬼魂却还没有让自己屈服于炸药桶。任何一个曾经心系欧洲国家在其“辉煌”时期的样子的人，如今除了它的失败已经看不到任何能以“国家”之名出现的东西。与跨国势力相比，国家再也不能维持自己，除了继续以一张全息图的形式存在。希腊政府不过就是个没有发言权的指令传送者。英国政府被迫和“退欧”一起走钢丝。墨西哥不再掌管任何事情。意大利、西班牙或巴西没有任何活动，只是一味在丑闻的雪崩中求生存。无论是以“改革”为托辞，还是以“现代化”为突破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有条不紊地自我解体。更不用说横扫欧洲的“分离主义诱惑”的成倍增加。不难识别，在世界许多国家恢复独裁统治的背后，一种形式的内战将不会结束。无论是以反恐、缉毒还是消除贫困为名义，各国都在分崩离析。门面依然存在，但只是用来掩盖一堆瓦砾。全球混乱现在已经超过了秩序恢复的能力。正如一位中国古代圣人所言：“当秩序统治天下，愚人一人不能将其扰乱；当混乱控制世界，智者一人难以平定乾坤。”（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语出《文子·道德》）

我们是赶上了文明的进程逆转为碎片化的进程的一代人。文明越是渴望一个普遍的完成式，它在根基上就产生越多的内爆。这个世界越是追求统一就越是分裂。它在何时转移它的坐标轴的？是“9·11”恐怖袭击带来的世界变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失败？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峰会标志着这一转变的不可逆转性。大气和地球的麻烦为文明的完成提供了理想的借口。以物种及其拯救的名义，以全球化的名义，以地球统一的名义，一个人将能够控制地球上每个居民的每个行为，以及它在其表面容纳的每个实体。主持会议的当局在不到一英寸的地方宣布了一个世界性的生态帝国的诞生。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人类的大多数、自然环境、风俗、生活形式、每种存在的大地特征，所有这些都会在人类物种的团结必要性前面屈服，而最终，经由那些知道什么是理事会的人，一个人将达到对它的管理。自从一小群智人逃离东非大裂谷以来，统一的进程这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就一直在激发“人类的伟大冒险”。时候一到，人们就希望“责任方”能达成一个合理的协议，也就是说，“责任方”要负起责任。要给个惊喜！在哥本哈根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把它给忘了。没有皇帝，即使是大学里的那种。该物种的发言人没有作出决策。从那时起，在“经济危机”的推波助澜下，走向统一的动力逆转为全球范围内的“人人为己”。既然没有普遍的解救途径，那么每个人就要靠自己达到一定规模的解救，要么就放弃所有关于解救的念头。带着灵魂的焦虑，人们打算在技术、利润、政党、毒品和心碎中迷失自我。

所有的政治团结的瓦解正在我们同时代人中引起明显的恐慌。“国家认同”问题充斥了公共辩论的原则的情况正说明了这点。“法国”，现代国家的一个典范，已经走到了考虑把自己运送到废品站的一个空前艰难的时期。很明显，由于“法国感”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空洞，我们在雄心勃勃的政治家面前所有的东西都沦为无休无止的“国家认同”上的花边绣品。而且，尽管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那个辉煌的“1500年的历史”，但似乎没有人清楚地知道“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们滚落到了基层：葡萄酒和伟人，人行道露台和警察。这些还不单单是古代政权和基督教的根本。九年级课本中国家统一的黄色图形。

“统一”中只有怀旧残存，但它的声音越来越大。候选人表现出想要恢复伟大国家的热忱，“让美国再次强大”或“让法国重归秩序”。与此同时，当有人仍对法属阿尔及利亚充满渴望时，还有什么是不能令我们产生怀旧感的？因此，世界各地都有以武力重建国家团结的承诺。但是，他们越是通过“归属感”来进行“划分”，就越是不能切实地感到自己属于他们头脑中那个整体的一部分。为了恢复秩序而煽动恐慌，是假装看不见恐慌中所包含的实质上只是分散的东西。普遍分裂的进程是如此地不可阻挡，以至于所有用来重组失去的统一的残暴行为最终只会加速和加深分裂，使之更加不可逆转。当除了在屏幕前再次相聚外不再有任何共同经验时，人们就可以在袭击后通过部署一种伤感、虚假和空洞的情调来创造一段短暂的国家融合的时光，可以宣扬各种“反恐战争”，可以承诺收回所有“非法区域”的控制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BFM-TV在一间烤肉串屋子后播放的新闻快报，而且还是关了声音的。这种胡说八道就像药物一样：为了保持疗效，总是需要增加剂量，直到最后的神经衰弱开始。那些不介意在一个狭小和超级军事化的堡垒中展望他们的终结的人，那些简直像“法兰西”一样伟大的人，在周围抬升的水域和水面携带着的不幸尸体面前，极有可能会宣布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是“叛国者”。在他们的狂吠声中，人们只听到了他们的无力。从长远来看，灭绝并不是解决办法。

我们决不能被公共领域的辩论的恶化状态搞的灰心丧气。如果他们大声嚷嚷，那是因为没人再听了。在表面之下真正发生的是，一切都是多元的，一切都是局部的，一切都在揭示自身的处境，一切都在逃逸。这不仅仅是因为阙如的人民正在扮演缺席的订户的角色，不给任何消息并且对民意调查撒谎；还因为他们已经收拾好行装，朝着许多出乎意料的方向出走了。他们不是简单地弃权、退缩、不被发现：他们在飞翔，即使他们的飞翔是内在的或不动的。他们已经在别处了。这不会是极左翼的伟大的打谷机、把自己当成卡斯特罗的第三共和国类型的社会主义参议员、一个将把人民带回社会的梅伦钦。所谓“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人民失踪的公然症状，这是要抓住在痛苦和迷失中剩下来的东西的绝望努力。公众的喧嚣总是试图掩盖这点：一旦一个真正的政治形势呈现出自身，就像2016年春天的冲突那样，智慧的共享、敏锐与决心以一种扩散的方式表现出来。由The cortège de tête（一种游行方式，可以称之为自主游行，区别于以往游行的地方在于，这类游行的最前线不再是xx工会代表或领袖，而是不愿意被代表的人，大概是这样）的出现所构成的事件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个社会身体正准备接手包括旧的工会框架在内的各个方面，那么对每个仍然活着的示威者来说，拖拖拉拉的游行显然就是一种通过抗议来安抚的形式。因此，从一个示威游行到另一个示威游行，那些要抛弃社会这具尸体、避免承包它的微不足道的死亡的人被看到冲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方。高中生打头阵。接下来，由各种年轻和不那年轻的示威者、斗士和无组织分子壮大队伍。最重要的是，在6月14日的示威中，整个工会部门，包括勒阿弗尔的码头工人，都加入了一支由10000人组成的失控的队伍。认为主导这些示威活动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自治主义者”，或其他那些传统上让自己置身于游行队伍的尾部和迷人的小规模冲突中然后在示威结束后被视为可疑者的人，那么这将是一个错误。在那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定数量的逃亡者创造了一个产生了某些异质性的东西的政治空间，一个组织得不够充分但可以重新结合的空间，在春天的冲突期间这是真实存在的。The cortège de tête成为了一种普遍分裂的容器。几乎可以说，正是由于失去了所有的凝聚力量，这个“社会”沿着各个方向从那些自治的小中心解放出来——领土的、宗派的或政治的——让这些中心找到了一次组合的机会、一种聚集的方式。如果说The cortège de tête最终成功地磁化了在“劳工法改革”中战斗的大部分人，那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人都突然变得“自治”——其组成部分的异质性反驳了这点——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一种存在的好处，一种活力，一种在其他地方缺乏的真实性。

The cortège detête显然不是从别的示范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体，而是一种姿势，警察从来没有像他们一贯所为的那样对这种姿势进行管控。那么，为了结束其存在的丑闻然后重新树立劳工联盟的老板们之间的传统的联合形象，为了中和由对抗警察的年轻人及其年长的支持者和打破防暴警察的防线的自由工作者所组成的队伍，最后就需要对整个游行实行“围困”（Kettling）。因此，六月末，在阿森纳盆地，伟大的警察围观了一场羞辱——由劳工联盟和政府公同安排的漂亮的道德滑坡。那一天，人类会在头版报道一次非凡的“胜利”，一种代表性的示范——斯大林主义者用一连串的胜利掩饰撤退，这正是他们的传统。2016年法国漫长的春季确立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暴动、封锁和占领形成了这个时代基本的政治语法。

“围困”并不简单地是法国秩序从英国进口的一种心理战技巧。“围困”是当前政治权力的辩证形象。这是一个可鄙的形象，屎一样的权力除了将人口控制在它的网中再也做不了任何事情。如果这是再也不能承诺任何东西的一种权力的形象，那么除了封锁外就没有任何其他活动。一种没有人能以积极的方式提供支持的权力，所有人都尽力逃开，除了呆在它那限制的怀抱、除了围着它的边缘打转，再没有别的视角。“围困”的形象是辩证性的，它被设计用来控制我们，也把我们带到一起。这是一个尝试互相抛弃的人们之间会有相遇发生的地方。新歌，充满讽刺的发明。共同的经历在它的封闭圈中发展。警方的设备不能跟踪那些垂直性的逃脱，它们以标签的形式装饰每面墙壁、每辆公共汽车的遮挡物、每一宗生意。即使身体被困住，也能证明思想依然自由。“在混乱中取得胜利”，“在灰烬中一切成为可能”，“法国，它的酒，它的革命”，“向窗玻璃破碎的家庭致敬”，“接吻接吻，银行银行”（或“亲银行，亲银行”），“我思，故我破”：自1968年以来，墙壁上还没见过这样的精神自由。“从这里，从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难呼吸到变得越来越稀薄的空气的国家，从这个我们感到自己越来越像外国人的国家，只有以空虚和欺骗的方式侵蚀着我们的疲劳走了过来。由于缺少任何更好的东西，我们用词语互相支付，冒险是文学的，承诺是柏拉图式的。至于明天的革命，一场可能的革命，我们中有谁还会相信它？”这是皮埃尔・培丘莫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地描述的曾被1968年5月一扫而光的气氛。已经开始的碎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影响了那个对社会团结的维护作出思考的东西：法律。随着反恐怖主义立法、劳工法的制定、司法管辖权和起诉法院的增加，法律再也不存在了。以刑法为例。在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目标下，一年一年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两部截然不同的法律：一部是为“公民”制定的法律，另一部是“针对敌人的刑法”。这是由一位受到过南美独裁政权赞赏的德国法学家形成的理论。他叫冈瑟·雅各布斯。考虑到流氓地痞、激进的反对分子、“暴徒”、“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简而言之：涉及到所有那些对现行民主秩序不够尊重，对“社会规范结构”构成“危险”的人，冈瑟·雅各布斯指出，越来越多地对他们保留一种特殊待遇就是对正常的刑法的减损，以至于使他们不再尊重宪法权利。某种意义上说，把那些表现为“社会敌人”的人当作敌人，这难道不符合逻辑吗？他们不是正在做“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的事情吗？对他们来说，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承认“敌人刑法”的存在恰恰包含着法律的完全缺席吗？举例来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禁毒战争”中通过运送到停尸房的“毒贩”尸体的数量来衡量菲律宾政府的效力，那些尸体是由敢死队或普通公民“生产”的。在我们写作的当口，死亡数字超过了7000。我们仍在谈论法律的一种形式，这得到了法学家协会的实证，他们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偏离了“法治”。“敌人刑法”是刑事法的终结。所以这不是一点小事。这里的诀窍是是让人们相信它适用于以前定义的犯罪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人是在被电话窃听、逮捕、关押、性骚扰、索要赎金、折磨，最后被杀害后，被宣布为“敌人”。有点像警察以“藐视和妨碍”的罪名起诉那些刚刚被他们打得有点太显眼的人。

我们生活在废除法律的时代。法律的转移性增殖只是废除法律的一个方面。如果不是每一部法律在洛可可式的当代法律大厦中都变得微不足道，那么有必要产生这么多这样的法律吗？是否有必要通过颁布一条新法规来应对每一个将出现的小新闻事件？法国过去几年的主要法案目标可以归结为废除现行法律，以及逐步收回所有法律保障措施。如此之多的法律，原本是为了保护人们应对变幻莫测的世界，现在却成了增加他们不安全感的东西。当代主要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把这种或那种制度或权力置于法律之上。《情报法》取消了与情报部门打交道的一切手段。未能确立商业机密的The loi Macron仅仅被一则奇怪的病毒式新闻叫做“法律”：它包括撤销员工在周日工作、裁员或解雇以及受监管职业等方面享有的一整套保障。劳工法改革本身只是这场运动的延续，而这场运动开始得非常好：著名“规范等级倒置”确切来说不就是每个公司的例外状态取代了任何一般的法律框架？如果说在2015年11月的袭击之后，一个社会民主政府受到宣布例外状态的极端权力的激励是如此自然，那是因为例外状态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统治了。

接受世界的分裂，即便在法律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法国，我们继承了近千年的“正义原则”——在橡树下伸张正义的好国王圣路易斯，等等。归根结底，当我们提出：要么是国家、权利、法律、警察、司法系统，要么是内战、复仇、无政府状态和庆祝——敲诈就不断地刷新它的条件。这种信念，这种司法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渗透在从极左翼到极右翼的所有政治上可接受、可听见的情感之中。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固定的轴线上，工人投票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国民阵线的投票，这并没有给任何相关人士带来任何重大生存危机。这也解释了人们对层出不穷的“事务”的愤怒反应，这些“事务”现在构成了当代政治生活的日常事务。我们对事物提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方式。制定法律的人显然不尊重它们。那些想向我们灌输“职业道德”的人做的是一份儿虚构的工作。众所周知，缉毒队是法国最大的毒品贩子。每当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例如一个地方法官被窃听，人们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高尚的判决、上诉或不予受理背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谈判。在这个世界上，呼吁正义就是让一个怪物来照顾你的孩子。任何知道权力的阴暗面的人都会立即停止对它的尊重。在内心深处，大师们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者，老板们也总有一颗土匪的心，只是他们不能容忍别人那样。可正是这种可敬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直激励着清醒的工作者去实践偷窃、暗中兼职甚至破坏。如果一个人相信无产阶级曾真正地讲过道德、讲过法律，那他就真该被称为先知米该亚。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自己的人民中，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他们的伦理道德，而不是与“社会”的关系。与社会及其虚伪性的关系只能是一场战争，无论是否公开。

也正是这条推论线激发了2016年春季冲突中最坚定的一部示威者。因为这场冲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发生在紧急状态的中间。在巴黎的有组织的力量促成了cortège de tête，同样的力量也在共和国广场和第21届世界杯时反对紧急状态，这并不是偶然的。采取紧急状态有两种途径。人们可以在口头谴责中呼吁恢复“法治”，但据我们所知，在“暂缓”期之前，这似乎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人们也可以说：“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自认为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声称这种权威来自法律！好吧，我们也是。想象一下。有抗议幻影，即抗议紧急状态的人；也有适当地注意到这一点，因而部署自己的例外状态的人。旧左翼的条件反射让我们在民主政体那虚假的例外状态前不寒而栗，这和2016年春季冲突中街上的真实例外状态、它自己对世界的存在、它的自由的独特形式形成了对照。

世界的分裂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为此痛惜，试着游回时间之河，但也可以从那里开始，看看如何继续下去。将怀旧的、反动的、保守的“右翼”的影响和“左翼”的混沌-变形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一下对比会很简单。站在左边或右边，就是在无数种让人类变得低能的方式中作出选择。事实上，从政治光谱的一端到另一端，统一的支持者是均匀分布的。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从索拉尔到拉芬，到处都是对民族伟大的怀念。我们往往会忘记，还在一个多世纪前，一位候选人曾把自己描述为是为一种团结的生活形式——工人——服务的。如果他能够做此宣称，那只是他为自己在感受、依恋、品味或情感方面做了大量截肢。这就让他看起来很奇怪。以至于陪审团一看到他就逃走了，从此他到处游荡，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痛苦地用他那过时的荣耀拖累着这个世界。在他的辉煌时期，他拥有各种各样的团体，民族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甚至民族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正在观察人之形象的爆炸。“人性”作为一个话题已经没有了容貌。在有组织的主观性的贫乏的边缘，我们见证了顽强的坚持和奇异的生命形式正追寻它们的道路。例如他们想在丛林游击战中把加来城的丑闻捣碎。这种生命形式在这一时代的复苏，也是来自工人普遍性的分裂。它实现了工人作为一个人物的哀悼期。但对墨西哥的觉醒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悲哀。

想想看，在2016年春季的冲突中，我们看到了几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即法国总工会（CGT）本身的分裂。当马赛CGT会用它的音调针对“年轻人”时，杜埃·阿姆蒂耶斯CGT和“不受控制的人”联合起来，与里尔CGT的安全人员发生了冲突，后者更多的是不可救药的斯大林主义者。CGT能源公司号召破坏银行和电话运营商在上卢瓦尔省使用的光缆。在整个冲突期间，勒阿弗尔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示威的日期、地方CGT的立场、对警察的警告：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外在于/独立于整个国家的。勒阿弗尔的CGT通过了这项动议，并打电话给警察队和长官，通知他们：“只要一有学生被你们传唤到警察总部，事情也并不复杂，不过就是把港口都关闭而已！”勒阿弗尔有一个愉快的分裂。“cortège de tête”与工会安全人员的摩擦导致了一种显著的改善：从那时起，CGT的许多安全部门都只处于严格的防御地位。他们不再在示威游行中扮演警察的角色，不再殴打“自治主义者”并把“疯子”交给警察，而只是关注游行队伍中他们自己那一部分。一个可观的，也许是持久的转变，谁知道呢？尽管公报谴责“暴力行为”，这却是2017年2月25日南特反对国民阵线示威后必须采取的行动，CGT 44与扎迪斯和其他不受控制的人一起组织了这次示威。这是2016年春季冲突带来的幸运影响之一，而且肯定会让政府方面以及工会内部的一些人感到担忧。

当某种东西被忍受时，世界的分裂过程会使人们陷入痛苦、孤立、精神分裂。它可以被认为是人类生命中毫无意义的损失。是被怀旧所侵扰。归属感是那些不再拥有任何东西的人所剩下的一切。把分裂作为出发点接，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导致构成我们的纽带的强化和多元化。那么分裂并不意味着分离，而是世界的闪光。从正确的距离来看，它更像是“融入社会”的过程，揭示了存在的缓慢耗损、持续的分离、越来越脆弱的滑向，以及越来越被掩盖的脆弱。Notre-Dame-des-Landes的ZAD说明了领土分裂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与法国国家一样古老的领土国家，一部分土地被从国家连续体撕开并持久地分裂出去，充分证明了连续体不再像过去那样存在。在戴高乐、克莱门索或拿破仑的统治下，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那时，他们会派步兵去解决这事。现在，警察的行动被称为“凯撒”，它迎面击败了一支撤退的林地游击队。事实上，在该地区的郊区，国民阵线的公共汽车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遭到stage-coach式的袭击，或多或少像是一辆警车，被派到郊区交叉路口检查一个用于监视“毒贩”的摄像机时，自己被燃烧弹烧着了，这表明事情确实变得有点像这个国家的遥远西部。在Notre-Dame-des-Landes，国家领土的分离进程非但没有脱离世界，反而增加了最意想不到的循环，有些波及范围很广，有些则发生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以至于一个人告诉自己，外星人不存在的最好证据是他们还没有接触到ZAD。再说那块土地的流失导致了它自己内部的分裂，它的分裂也是它内部世界的增殖，并因此导致了共存的领土叠加其上。新的集体现实、新的结构、新的遭遇、新的思想、新的习俗、各种意义上的新来者，以及从各个世界的摩擦和存在方式中产生的必要的对抗。随之而来的是，生活的极大强化、观念的加深、友谊的增进、敌意、经验、视野、接触、距离——以及伟大的战略手腕的扩散。随着世界的无休止的分裂，生活的丰富形式及其质量的提高变得令人眩晕——对于一个想到它所包含的共产主义承诺的人来说。

在分裂中，有一些东西指向了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回归地球、任何对等的终结、所有奇点的恢复、包容的失败和抽象的失败、某些时刻的事实、地点、事物、存在和动物——都获得了它们自己的名字，清白无辜的名字。每一种创造都是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正如胚胎学所显示的，一旦一个个体适应了即刻包围它的环境，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物种。如果地球的自然环境如此丰富，这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统一性。要实现共产主义在世界分裂中的承诺，就需要一种姿势，一种反复表现的姿势，一种生命本身的姿势：在碎片之间创造路径，让它们接触，组织它们的邂逅，开辟从一个友好地区通往另一个友好地区的道路，而不经过敌对的领土，这是建立世界间距离的良好艺术。诚然，世界的分裂让一切继承来的确定性感到迷失和不安，动摇了我们所有的政治和存在的范畴，它消除了革命传统本身的基础：它挑战了我们。我们还记得托斯奎尔斯向弗朗西斯·帕因解释西班牙内战的原因。在那场冲突中，有些人是民兵，托斯奎尔斯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他观察到，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往往很少，因为战争打破了社会谎言的束缚，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比精神病院强。“内战与自我的非同质性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是由并列的碎片组成的，里面有似是而非的结合和分裂。个性不是来自于一个政治利益一致的集团。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一尊雕像。我们必须承认这件自相矛盾的事情：战争不会产生新的精神病人。相反，战争期间的神经症比公民生活中的少，甚至还可以治愈精神病。”好吧，这是一个悖论：被束缚在统一中会使我们毁灭，社会生活的谎言会使我们精神错乱，而拥抱分裂可以让我们重获这个世界的平静。在某种精神状态下，这个事实不再以矛盾的方式被感知。这就是我们的位置。

反对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反对任何幸福的可能性，这里站着一条有两个头的九头蛇。在公共舞台上，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他们是对方的死敌。一方面，有法西斯恢复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有基础设施商人的全球力量——谷歌与芬奇，亚马逊与威立雅。那些只相信两者其一的人也是落进了它们两个的坑。因为基础设施的伟大建设者所拥有的手段是只有法西斯才拥有的民间话语手段。对前者来说，旧统一的危机正是新统一的机会。在当前的混乱中，在机构的崩溃中，在政治的消亡中，对于基础设施强国和互联网巨头来说，都有一个完全盈利的市场。一个完全四分五裂的世界在控制论上仍然是完全可控的。一个破碎的世界甚至是那些管理沟通渠道的人的无所不能的先决条件。这些权力的计划是在旧霸权破碎的外墙后面部署一种新的、纯粹可操作的统一形式，这种统一形式不会陷入总是摇摇欲坠的归属感的沉重生产中，而是直接在“真实”上运行，重新配置它。一种没有限制没有借口的统一形式，目的是在绝对分裂的情况下建立绝对秩序。一种秩序，它无意制造一种新的虚幻的归属感，但满足于通过其网络、服务器、高速公路向每个人提供一种无需提出任何问题的重要性。除了界面、城市、景观的标准化，没有其他的统一；除了信息的连续性，没有其他的连续性。硅谷和基础设施巨贾的假设是，不再需要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门面来让自己疲惫不堪：它打算建立的统一将与世界融为一体，融入到它的网络中，注入到它的混凝土中。显然，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属于“谷歌人”，但只要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属于谷歌，谷歌就问题不大。基本上，假设被简化到“用户”的悲惨等级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那就什么都不说了，我们都属于云。换言之，分裂本身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明天的统治者”试图统一世界的企图：分裂甚至是这种主动行动的先决条件和理想结构。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世界的象征性分裂为世界的具体统一开辟了空间；隔离与最终的网络化并不矛盾。相反，它给了它存在的理由。

GAFA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世界上的存在、地点、碎片仍然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在GAFA声称要“连接整个世界”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努力实现每个人的真正孤立。通过固定化尸体。把每个人都关在他们所象征的泡沫里。控制论的权力游戏，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当他们实际上越来越分离的时候，他们可以接触到整个世界；当他们越来越自闭的时候，他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公共交通的一连串拥堵人群始终是一个独孤的人群，但人们并没有像智能手机出现以来那样，将自己的个人泡沫随身携带。一种对任何接触都免疫的泡沫，也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告密者。这种由控制论所设计的分离以一种非偶然的方式使每个碎片朝着一个偏执实体的方向推进，朝着不存在的大陆漂移，对这个“社会”中有着既定隔阂的个体进行集体化整合，这迅速导致了一千个神志不清的小聚合体。面对这一切，我们要做的事情，看起来就是离开家，出发上路去和其他人见面，努力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建立联系，无论是冲突的、谨慎的还是快乐的。把我们组织起来的从来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相爱。

政治去死

如果政治只是政客们的政治，那就把电视和收音机关掉好了，用不着听它在那里夸夸其谈。法国这个地地道道的权力国家偏偏以“人权国家”的面目示人。法国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没被社会化？以至于每个层面都存在政治。在社团和集体中。在乡村和城市。在黑夜的每个角落。它的运作、策略和操纵无处不在，不断蔓延。它从不坦诚地说话，因为它害怕。在法国，政治是一种文化疾病。任何时候人们聚在一起，无论带着何种问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总会在眨眼之间形成一个社会法庭的结构，总有人把自己当成太阳。那些责备福柯的人发展出一套令人窒息的权力本体论，站在善、邻人之爱和基督教美德的立场上对福柯进行艰难的质疑，不是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而是以过于法国化的方式进行思考。法国因此仍然是一个法庭社会——尽管国家首脑会议和社会环境都宣布了它的彻底灭亡。作为一种道德体系，它就像从未死去的古老政权（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就好像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维护无所不在的古老政权的反常策略，在后者就要被废除的时候，大革命换了个措辞，保护它免受攻击。那些主张一种当地政治的人，即主张“接近领土和人民”，声称这能把我们从国家政治的恶臭中解救出来的人，只能捂着鼻子来保卫他们的这种疯狂了，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毫无专业性的、粗野的，总而言之，当下的一个退化的版本。对我们而言，这根本不是一个“以不同的方式搞政治”的问题，而是要做一些不同于政治的事情。政治使人空虚、贪婪。

这种民族主义并发症显然少不了好斗的激进分子。每个小团体都想从最近的竞争对手那里抢占一部分激进市场，竭尽所能地诽谤对方。贪恋别人的蛋糕，最终结果是让蛋糕变质，闻起来像屎。一个头脑清醒、不屈不挠的激进分子最近提供了这样一份证词：“公平的战斗在今天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教养，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还有整个社会，几乎不能使我们具有一种全面而沉静的人格。我们背负着“内在的包袱”进入的战斗生活充满伤痛，充满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和对关系的期待。借由斗争，我们都在寻求“别的东西”，寻求满足、认可、社会和朋友关系、人性的温暖、生命的意义。在大多数激进分子那里，对满足感的追求仍然相当慎重，它并不占据所有空间。然而在某些人那里，可以说，它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空间。我们都能想到不断占据话题并试图控制一切的激进分子的例子，自我表演和表演他人情感的例子，极度敏感的例子，以侵犯和专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例子，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认可、满足或权力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激进组织中的大多数冲突……我认为，许多表面上的政治冲突掩盖的是自负的冲突。一个推测，不一定对。但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强烈感觉到有别的东西在会议、动员和激进组织中作祟，那种并不是斗争的“别的东西”，确切说是一种人类悲喜剧，一种通畅的马里沃文体（马里沃，法国戏剧家，小说家），它的政治目标通常是将我们拉进相同的背景。这是个令真诚的灵魂感到悲哀的国家。

巴黎的“黑夜站立”（Nuit debout）问题很多。这里是各种匪夷所思的行动集结和开起的地方。这里是奇葩邂逅和非正式谈话的地点，是游行后的聚会场所。工会联合会感激Nuit debout为游行示威提供的日期上的连续性，这使由游行示威引发的冲突完全走了样，比经典的“社会运动”好不到哪里去。Nuit debout有可能阻挠政府的常规行动，包括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将它的对手置于无能为力或互相掣肘的境地，于是它再次充当了“地方公社”，但共和国广场并没有孕育出西班牙或希腊广场运动中的那种公社雏形，更别说解放广场了，仅仅因为我们在警察面前没有强行占领广场的力量。然而，如果说Nuit debout一开始就有个根本性的缺陷，那就是它以超越古典政治为借口来再现和重演后者的主要公理，即认为政治是一个与“生活”分离的特定领域，是一种由演讲、辩论和投票构成的活动。结果，NuIT Dead变得像一个虚拟议会，一种没有行政职能的立法机关，表现相当无力，而这肯定会令媒体和当局开心。一位参与者总结了在Nuit debout所发生或毋宁说所没有发生的事情：“唯一的共同立场就是无休无止地争论的欲望……含混不清和言语搪塞无损于职位的特权，既然它是按一种据说是非包容性的规定选举出来的。”另一位参与者则对其做了如下评价：“轮流演讲的时间被限制在两分钟以内，后面避免了任何令人厌烦的讨论。

看到这么多人激动地表达自己，一开始还会感到惊讶，一旦惊讶消褪，危机感的缺席就让会议的氛围空洞起来，如果他们有一个会议的话……我们聚在一起，但被规则分开。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驱散各自孤独的诅咒，但集会给了诅咒一种耀眼的能见度。对我来说，集会应该是集体被经历、被感受、被探索和确认的地方，最后，如果可能的话，也是它被准时宣布的方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真正的讨论。问题是，我们并不互相交谈，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最糟糕的是，我们在一种普遍理解中避免展开：这是一种集体的阳痿，错误地把孤独的景观当作集体的发明……封闭的咒语终于让我忍无可忍。毫无疑问，我们委员会的关键人物没有任何蓄意谋划的病态意志，她的独特天赋在于让人垂头丧气，用各种各样的逻辑和程序对每种态度吹毛求疵，将一些赌注重新引入集会的运作之中。”最后，“像许多人一样，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存在一种不透明的权力结构在左右运动的方向……还有比普通集会更高层次的决策。”巴黎Nuit debout的小官僚机构是一种真正的微观政治操作，之所以陷入这种令人不安的境地，是因为它将垂直策略隐藏在水平状态的表象之后，每天下午6点钟由一个无能的领导者召开一个跑龙套演员组成的集会。这就是为什么说那里基本没有事情发生，特别是对组织者来说。他们的野心和策略在别处而不是广场上，换句话说，这些犬儒主义者只能在嬉皮士咖啡馆的阳台上获得自由支配权，位于最下面的台阶上的是陶醉，居于中间的是帮凶。Nuit debout是“直接民主”、“集体智慧”和“水平状态”的典型案例，超形式主义可能成为控制手段和破坏方式。看上去就非常可怕，但Nuit debout在法国各地开展的所谓“广场运动”渗透了我们的朋友，许多激进分子可算抓住了我们的丑闻，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大书特书。以至于，自2016年夏天以来，每次集会都成了左派的独角戏，除了漫无边际地扯淡，除了高喊：“对Nuit debout说NO！”他们什么都没说。这笔账务必要记到Nuit debout头上：它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经验分享上制造了集会的不幸。但在集会和决策的幻想中，显然有某种东西逃避了任何争论。

这与幻想深深地植根于生活有关，而不是与表面上的“政治信仰”有关。在底部，政治决策的问题仅仅是集体规模的翻倍和位移，而且这种集体规模已经是个人幻觉：对我们的行动、思想、姿势、话语的信仰，对决定是行为的原因的信仰，这些都源自一个中心，一个意识，以及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自我。（译者注：非常尼采）对“集会权”的幻想是仅仅是自主权在集体平面上的重复。既然所有的君主政体都归功于“主权”概念的发展，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自我的神话是否仅仅是主体理论，它将王权施加于各处的实践。实际上，为了确保国王对国家的中心统治地位，自我就要成为世界的统治中心。这样人们就能理解Nuit debout集会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恋是来自何处了。此外，那也是杀死他们的东西，即是说，建立场地、一场接一场地演讲、个人自恋的频频爆发，或者说无能的爆发，最终杀死了他们。

从“恐怖”袭击到“德国之翼”的坠毁，人们忘记了新世纪法国第一个“大规模杀手”——理查德·杜恩，2002年，在楠泰尔，他已经是个对政治忍无可忍的人。在加入绿党之前，他已经加入过社会党。他是人权联盟的活动家。2001年7月，他促成了热那亚“全球转变”。最后，在2002年3月27日，他挟持了格洛克，在楠泰尔市议会开枪打死八位候选官员，导致另外19人受伤。在他的私人日记中，他写道：“我厌倦了在我脑子里不断重复的这句话：‘我没有生活过，在我3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生活过’……为什么继续假装活着？我只能在杀戮中感受到片刻活着的感觉。”迪伦·克莱伯德，哥伦比亚的大学的两位共谋者之一，在笔记本中倾诉道：“温顺的人被践踏，混蛋占上风，上帝在行骗……越行越远……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我，以及毫无生气的僵尸们所认为的一切真实事物……只是图像，并非生活……僵尸和他们的社会团结在一起，试图摧毁一切优越的、为他们所不理解的和令他们所害怕的事物。”有些人明确地选择了报复，而不是继续在怨恨中煎熬。他们经营死亡和毁灭，因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生活。就连存在主义也不再适用于私人生活了。每一次袭击都提醒我们：存在主义具有政治爆发的力量。

把政治放在一边，把生活放在另一边；在那边，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在这边，活人不能开口说话。一个巨大的谎言，一个天大的政治灾难。一个世纪以来，首相的演讲就是鸭叫般的尖刻讽刺；而伟大的激进分子用长篇演说的方式折磨他的同胞，也以这种方式更加严酷地引导自己，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无可指摘。一边是流利的话语，一边是无声的、孤零的、残缺不全的生活。这需要哭出来，因为说话不再有任何目的。真正的地狱就是说话变得毫无意义的地方。今天，所谓的“辩论”就是语言的文明谋杀。官方政治明显是个骗局，那里唯一仍然还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看似非常矛盾的对政治的仇恨。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真是一个仇恨的形象，那是因为他首先是个仇恨政治的人物。正是这种仇恨将他带进了权力。政治不是暴徒，而是国民阵线手中的玩物。

媒体、打卡的激进分子以及政府不能原谅“暴徒”和其它“黑块”的是：1、他们证明无力不是一种命运，这对那些满足于抱怨和更喜欢旁观暴乱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侮辱，因为反过来看，这些人更像是“领着银行的薪水去资助政府”。2、表明一个人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有不搞政治而作出政治行动的勇气。“暴徒”通过他们的行动所展示的是，政治上的行动不是话语的问题，而是姿势的问题，这可见于他们在城市墙壁上喷涂的词句。

“政治”永远不应该成为一个名词。它应该一直是形容词。一个属性，而不是一种内容。有抵抗，有冲突，有行动，有“政治性”的话语干预，因为它们发明的特定情境反对一个给定的情境中的事物，也因为它们是对世界的欲望和肯定。政治是面向未来的爆发性，它形成一个事件，在灾难性的秩序中冲出一个洞。这造成极化，划出界限，选定立场。但是不存在作为“政治”的事物。没有一个特别的领域能够聚集所有这些事件，所有这些火山爆发都独立于它们出现的时刻和地点。没有一个特别的领域事关所有的人问题。没有一个特别的领域是从总体中分离出来的。这样想问题就足以揭露欺诈行为。一切政治的事物都与冲突、摩擦有关，与生命形式、感知的组织方式、识别力之间的对抗有关，与一旦互相接触就获得某种强度阈限的不同世界之间的对抗有关。跨过这个阈值马上就会产生效果：前线被勾勒，友谊和敌意被确定，社会的统一表面出现裂痕，分裂的部分重新交错在一起，不同碎片之间的地下交流。

2016年春天发生在法国的不是一场社会运动，而是一场政治冲突，正如1968年。它的影响、它产生的不可逆转性、它所选择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它所坚决抛弃的东西、从那时起在一部分青年中和更远的地方形成的可共享的感性，都表明了这一点。一代人很可能变得难以驾驭。甚至社会党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它存在于由当时的极端分化导致的分歧之间，这种裂隙注定了最终的内爆。社会运动都有一个结构，一种礼拜仪式，一个对不在它的界限之内的事物定义过多的协议。而现在，这场冲突不但没有停止打破各种政治的、工会的和警察方面的限制，而且是且仅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激增。陈旧过时的政治形式是绝无希望追赶上这一系列激增的。2016年3月9日的所谓的第一次示威游行不过是YouTube名人联合起来走过场，这就是为什么不得不进行后面的游行。随后的游行见证了队伍的不断壮大，远远不是几个将自己置于引领地位的“青年”。Nuit debout倡议超越任何既有的动员框架。共和国广场的自由游行，例如“aperitif at [Prime Minister] Valls’ house”等等，都是Nuit debout的一次外溢。废除劳工法改革，并不是唯一的“运动要求”，也不是真正的要求，既然它没有任何讨论和“对话”的余地。如果仅仅要求废除劳工法改革，那它就完全是负面性的，鉴于那仍然只是一个拒绝统治的姿态——以这种方式继续被统治。没有人愿意进行最少的谈判，无论是政府还是示威者。回顾辩证法的社会时代，冲突总有一个对话的时刻。但在这里，对话只是名义上的：在国家官僚机构，同样也在工会官僚机构面前的，是一个边缘化政党永远不上谈判桌的问题——大街上的政党，这就是全部。这是当前的两种力量——政府和示威者，两种世界和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当面对峙：一个是由几个主要的投机者把持的投机者组成的世界，一个是由众多世界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可以呼吸、舞蹈和生活。一开始的时候，“全世界或一无所有”这个标语就表明了实际情况：劳工法改革从来都不在斗争范围之内，毋宁说它是导火索。永远都不会有最终和解。只有一个临时的赢家和一个渴望复仇的失败者。

每一次的政治爆发所揭示的都是不可削减的人类多样性，不会沉没的存在方式的异质性，以及——哪怕最小程度的求和都是不可能的。求和对每个被驱动的文明来说，都将永远是个丑闻。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用语或政治语言。只有一种在特定情境之中、面对确切的灾难时的对语言的政治运用。对一个防暴警察扔石头，并不会让这块石头成为一块“政治的石头”。也不存在任何的政治实体——诸如法国，某个政党或某个人。政治事关困扰着人们的内在冲突，它是统一体的美好形象在破碎的瞬间产生的对抗性张力。我们需要摒弃这种观点：在有一个梦想、程序、计划和蓝图的地方才有政治，在有一个目标、决策和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的地方才有政治。真正的政只能是生活中出现的东西，是对现实的明确。它是从附近的地方诞生的，而不是来自远方的投射。附近并不意味着限制，它不是受限的、狭小的、画地为牢的。毋宁说，它意味着什么是协调的、充满活力的、充足的、在场的、可感的、发光的以及熟悉的——可把握，可理解。附近，它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伦理概念。地理距离无法把我们与我们感觉与之接近的东西分开。相反，邻居也无法把我们拉近。只有通过接触才能发现朋友和敌人。政治局面不是由一次决定造成的，而是由多次决定之间的会议和震撼造成的。从附近出发的人并没有放弃遥远的事物，他们只是给了自己一个到达那里的机会。因为远方是被此时此地给出的。我们所关心的远方总是在这里触动我们。无论有着怎样的控制论和社会隔阂，这一点仍然成立。

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只能从一个附近到另一个附近、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地形成，而不是通过陈述一个目的而形成。此外，确定终点仍然是一种手段。一个人只有在某种情况下使用手段。即使马拉松也要一步一步地跑。这种将政治置于附近而不是置于家庭中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自治主义的女权主义最宝贵的贡献。在这个时代，它把整个左派政党的意识形态抛进了危机之中。然而，女权主义则再次抛弃了附近，“日常”通过将其意识形态化、外表的政治化，东拉西扯地让它成了女权主义遗产的一部分，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接受。当然，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有计划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同样离我们非常近。“日常”倾向于顽固地待在一个免受冲突的地方，倾向于避免过于强烈的影响。正是这种怯懦拉低了一切，最终让日常和我们的关系变成了浆糊。如果我们更加平静，对自己更加确定，如果我们对冲突和对抗带来的破坏少一点恐惧，那它们的后果就不那么令人讨厌了。也许根本就不令人讨厌。

让我们废除世界

虽然80%的法国人声称他们再也不对政治家抱任何期待，这同一拨人对国家及其制度却充满信心。无论是丑闻、证据，还是个人经验，都丝毫未能减损对这个国家制度的尊敬。人们总是归咎于体现了这一制度的那批人。制度酿下大错，滥用权力，陷入过超常的瘫痪，但是，和意识形态一样，无论多少次反复被事实打脸，它都风雨不动。国民阵线（注：玛丽勒庞的法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2018.6后改名国民联盟）单单许诺要恢复制度，就从引人烦恼变成了令人安心。这种事并不稀奇。真实世界含有一种内禀的混乱，为了平息那种混乱，人类必须让真实世界变得可以解读，进而可以预测。而所有体制恰恰提供了一种对真实世界的静态解读，将现象凝固下来。体制之所以如此适合我们，主要是因为它所担保的那种解读让我们每个人不用再做任何肯定，不用再去冒险独自辨读生活和事物，不用再共同生产我们所独有且共享的对世界的理解。问题在于，选择不作为就相当于选择不存在，等于弃绝了生活。现实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制度，而是形式。事实上，无论是生物的、单个的还是集体的生命，都恰恰在连续不断地创造各种形式。感知它们、接受它们的出现、给它们腾点地方、和它们一同变形，这就够了。一个习惯是一种形式；一缕思绪是一种形式；一段友谊是一种形式；一部作品是一种形式；一段声明是一种形式。所有生命都只是形式和形式间的互动。

只不过，你看，咱们是在法国。在这个国家里，连大革命都已成了一种制度。这种矛盾性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假如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谈论革命，甚或再次创造革命，那我们就得解决这种特别法国式的对制度的迷恋。在这里，最自由至上的精神疗法学派自我标榜为“制度性精神疗法”，最具批判性的社会学自称“制度分析”（注：两者注重研究外在制度对精神和行为的影响）。如果说制度的原则源自古罗马，那对它的深厚感情显然源于基督教。法国人对制度的激情是受长期基督教浸染的明显症状，这个国家相信自己已摆脱了基督教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这种影响才绵延不绝。我们不该忘记，第一个设想出制度的现代思想家是那个疯人加尔文，他出生在法国皮卡第，是所有鄙视生命者的楷模。法国人对制度的激情正是来自于基督教对生命的怀疑。制度这一理念的大恶就在于，它主张把我们从激情那里解脱出来，从存在的不可控危机中解放出来；它主张自己超越了激情，但实际上它也只是激情之一种，还属于最病态的那一类。制度声称自己是针对人类的良方，声称没一个人值得信任，不管是人民还是领袖、邻人还是兄弟还是陌生人。它声称主宰人类的一直是人性之恶、屈从欲望、自私自利、贪婪渴望等愚行，人类不应爱世上任何事物、不该遵从自己的意愿，它们全都是邪恶的。如果说像Frederic Lordon这样的经济学家无法描绘一场不成为新制度的革命，那也不是他的问题。因为整个经济学——不仅是“制度性经济学”这一派——就奠基在圣奥古斯丁的学说上。制度通过其名称和语言许诺，在尘世中，有一样东西能超越时间，能从生成的不可预测之流中抽身，能建立一点儿有形的永恒，一种不模棱两可的意义，不被人类的束缚和境况影响——也就是决定性地固化了真实世界，就像死亡那样。

这整座海市蜃楼在革命爆发时烟消云散。突然间，看似永恒者在时间中轰然坍塌，仿佛跌入无底深坑；看似根植人心者原来不过是痴人说梦。宫殿人去楼空，人们在王子的废纸堆里发现，他再也不相信这一切，也许从未相信过。在制度的假象背后发生的事情，总和它声称的那一套不同，而且恰恰是制度声称能让人们摆脱的东西：人脉、忠诚、宗派、利益、血统，甚至王朝等一出出人间喜剧，残忍争夺领地、资源、可鄙头衔以及影响力的逻辑——还有性征服和纯粹疯狂、古老友谊和重燃仇恨的种种故事。每种制度基本都是一大通临时修补工作的结果，然后它又否定了那次临时修补，否则就不成其为制度。它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从而掩盖了它饕餮般吸收、控制、制度化它边缘所弥留的一点点生命的面目。教会是制度在现实中的普遍模型。正如教会的目标显然并非带领它的人群得救，而是让它自己及时得救，制度自称具有的功能只是它存在下去的借口。“宗教大法官”（注：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剧本）在一切制度中年复一年地上演。它的真实目的就是持续存在下去。为了保护这一成果，需要压迫多少灵魂和肉体——甚至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灵魂和肉体——已不必详述。要成为领头人，就得被压迫到极致，成为受压迫者之王。减少犯罪和“保护社会”只是这一监禁性制度所用的借口。即使它持续上几百年，也从未成功做到过这些——实际上总是失败，因为它根本志不在此；它只想继续存在，择机生长，也就意味着它得照料犯罪的温床，经营不法的行为。医疗制度的目的并非关怀人们的健康，而是生产病人和定义健康，以此合理化自己的存在。自从伊万·伊里奇写作《医学报应》（medical nemesis）以来，尚无新事发生。我们生活的世界被毒素浸透，把所有人弄出病，这倒不是医疗制度的失败。正相反，我们见证了医疗制度的胜利。一般来说，体制明显失败之处正是它们的实际功能。学校阻碍了孩子学习，并不是出于偶然：这是因为有学习欲望的孩子会让学校无用武之地。工会也一样，其作用明显不是为了解放工人，而是维持他们目前的境况。事实上，如果工人们真动了解放自己的念头，工会的官僚们又能干什么呢？当然，一切体制内部总有些诚实的人，真以为自己在实现目标。但假如他们发现自己总在那些乖乖闭嘴的“现实主义者”的共谋之下被阻碍、孤立、惩罚、霸陵甚至驱逐，那也不是什么意外。这些被精挑细选过的受害者们难以理解体制的谎言，没明白体制实际上要他们干什么。他们注定被当作扫兴者、反叛者来对待，而且永远对此措手不及。

每当法国起了一丝最微茫的革命苗头，我们总会在其中发现“自我”的制度和制度的自我。因为“作为某人”总是归结为承认和忠于某种制度，因为“成功”就意味着顺从你在社交游戏的镜厅中映出的重重影像。体制通过“自我”控制每一个人。体制对与之竞争的运动保持关注，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僵死，否则这一切都无法存续，因为太死板、不够有活力。在体制和运动之间有种不合常理的辩证关系，证实了前者的不懈求生欲。像这样古老、庞大、僧侣式的、自法国成立几百年来一直镌刻在人民身心中的实际存在，假如不是一直在容忍、监控、和弥补批评者和革命者，也不可能持续至今。社会运动的狂欢仪式在其中运作，是一道安全阀，也是管理社会和更新体制的工具。它们给体制带来它所急需的柔韧性和新血肉。一代又一代，国家明智地招安了想被买通的，镇压了不能变通的。那么多学生运动的领袖都自然而然地晋升到内阁职位，并非出于偶然；他们当然对国家颇为同情，并以对制度的欣赏作为掩饰。

要打破用抗争驱动统治工具的循环，要破除让革命再现它所祛除事物的宿命，要粉碎反对革命的铁笼——这正是废除的目标所在。为了把革命的图景从压垮了它的制宪梦幻和整个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提出废除的概念。必须介入革命的逻辑，在暴动的理念当中划出派别。因为有着制宪式的暴动，它们的结局和迄今为止一切革命相同：回到它们的对立面，回到“以……的名义”构建的东西——以谁的名义？人民，工人阶级，还是上帝，区别不大。也有废除式的暴动，例如六八年五月，意大利的“蹒跚五月”（creeping May），以及许多发起暴动的公社。虽然Nuit debout展现出了许多又酷又有活力、出乎意料的事物，它仍然被陈旧的制宪渴望所困扰，一如之前的西班牙广场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过去那套革命论调自动出现，把“既成（执法）权力”和人们占领公共空间的“创构（制宪）权力”对立起来。Nuit debout最初的三个星期里，共和广场上出现了不少于三个团体，都立志要撰写一部新宪法。1792年起，同一场古老的辩论就在法国不断重演，场内总是座无虚席，观众总是不厌其烦。这是一项国民体育。甚至都不用翻新内装来迎合当下的趣味。不得不说，宪法改革有两重优势，既能满足翻天覆地的欲望，又能满足一成不变的欲望——到最后，只是改几行文字，象征性地修正一番。只要人们还在做词句之争，只要革命还是根据权利和法律的语言设想出来的，那么平息这场革命的方式也已经是众所周知、昭然若揭。

赤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一份工会小册子里宣称：“我们是真正的力量！”这个说法中，起作用的仍是制宪的谎言，它使我们疏远了战略性的思考。这类旧逻辑的革命光环下，最令人迷惑的概念也能假扮成不言而喻的真理。“谈论制宪权力就是谈论民主。”托尼·奈格里在他以此为题材的著作的开头写下这句可笑的谎言，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在鼓吹这类藐视理智的废话。只要翻开卡尔·施密特的《宪法学说》——他甚至不能算是民主的朋友——就能意识到事情恰恰相反。制宪的谎言既适合独裁，也适合君主。那句挺漂亮的总统口号，“以人民的名义”，难道不说明问题吗？西哀士神父（注：法兰西大革命、法兰西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发明了制宪和执法权力这一极其失败的分类，一套聪明的花招，但遗憾的是，他从来不是什么民主人士。他在1789年9月7日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如是说：“指派代表的人民将避免，而且必须避免亲自立法：因为他们没有要施加的特定意志。如果他们能下达某种意志，那法兰西就不再是代议制国家，而是民主制国家。人民，我重复一遍，在一个不是民主国家的国度里——法兰西不能成为民主国家——人民不能发言，不能行动，除非是通过其代表。”谈论制宪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谈论民主，不过这两个概念都会把革命带进死胡同。

拉丁语的destituere一词意指：孤立，独自站起；抛弃；放在一边，任由放弃，击垮；使沮丧，欺骗。当制宪的、创构的逻辑被它本想驾驭的权力机器撞毁，废除的潜能就被纳入考虑。它逃开权力机器，避开权力机器可能对它进行的一切控制，同时慢慢掌握它所形成的独立空间内的世界。其标志性姿势是“撤离”，而典型的制宪的姿态是“迅速占领”。在废除的逻辑下，对国家及资本的斗争之所以有价值，首先因为这样就能从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中撤离，并抛开与自我、他人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恶心联系。因此，“制宪派”把自己绕进了一种和统治权威斗争、以便取而代之的辩证关系中，在同一情况下，废除的逻辑则服从生死攸关的需要，摆脱统治权威。它并不放弃斗争；它坚持站在斗争的积极一面。它并不根据敌人的动向调整自身，而是根据增长自我潜能的需要。所以它对批判作用甚微：“要么毫不迟疑地跳出去，不费一点批判的工夫，只因为身处敌人控制区外；要么留下来批判，一只脚踏进敌区，一只脚在外。我们需要跳出圈子，在其上方舞蹈，”让-弗朗索瓦·利奧塔解释说，通过辨认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的姿势。德勒兹则评论道：“一般来说，人们是通过这些话认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说社会自相矛盾，被矛盾所定义，尤其是阶级矛盾。而我们会说，社会中所有事物都在逃逸，社会为逃逸线所定义[…]逃逸，但一边逃一边寻找武器。”问题并不在于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关键是在斗争中过上一种共产主义生活。一次行动的丰富性蕴含于其自身。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观察行动的效用，而是说，一次行动的潜在影响力并不存在于其结果中，而在于它直接表达出的内容。基于苦劳建立的成果总是毁于疲惫。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cortege de tete这类游行让工会游行的列队行进遭到了废除。cortege de tete表现出蓬勃的喜悦、姿态公正、充满决心，既积极又富有侵略性，它以此把所有活跃的人们吸引到斗士的行列中，并废除了示威的制度。它对其余的游行不置一词，但它不止是象征性地“占领了街道”。从制度中撤退绝不是留下一片空虚，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去镇压制度。

废除首先并不是攻击制度，而是攻击我们对制度的需要。不是去批判它——国家的首要批判者是公务员本身；至于战士们，越是批判权力，就会越渴求权力，也越是不肯承认这种渴求——而是跳出局外，身体力行地实践体制原本的目的。废除大学意味着在远处建立用于研究、教育和思考的更有活力也更严格（应该不会太难）的场所，以此迎接仅剩的活跃头脑，他们已经厌倦了和学术僵尸打交道；到那时，才能给大学致命的一击。废除司法系统意味着学会有条有理地自行协商纷争，让审判机关瘫痪，把他们的打手赶出我们的生活。废除医药意味着去了解什么对我们有益、什么使我们生病，从制度中抢救出那些处于视野之外的具有激情的知识，再也不用一个人去医院、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傲慢外科大夫的权威技艺了。废除政府意味着把我们自己变得不可统治。没人说要“赢过”，征服才是一切。

废除的姿势并不反抗制度。它甚至不打正面战，而是让制度无效化，抽空其实质，然后走到一边去，目送制度成为过眼云烟。它把制度简化为一组互不相干的实践，并对此做出决策。举一个正面例子：2016年夏天，当时的执政党社会党不得不取消其在南特举办的年度夏校（注：夏校的作用是复盘和争论重要社会问题）。六月，在名为“攻击”（Attack [A l’abordage]）的集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取得了cortege de tete在整个春季冲突期间都没能达到的效果：它使斗争中的不同成员得以在运动之外汇聚和组织在一起。工会主义者，Nuit-debout的参加者，大学生，ZAD主义者（注：ZAD是近年兴起的、出于环保目的保护一块土地不被征用的运动），高中生，退休人员，社区志愿者和其他艺术家为社会党准备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欢迎委员会。对政府来说，在整个春季中毁掉它生活的小小废除性潜能有极大风险重生为更高层次的组织。用联邦，警察和休假来掩盖冲突的共同努力将成徒劳。所以社会党撤退了，不打算和“Attack!”集会中形成的积极纽带与表现出的决心正面交战。同样，保护ZAD的是ZAD周围形成的连接的潜力，而不是其军事力量。最为精妙的废除式的胜利通常是不战而胜的。

Fernand Deligny说：“为了和语言及制度斗争，正确的说法或许不是‘斗争’，而是尽量远离，即使这意味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要走到墙边、紧贴墙壁？我们的计划并非占领和守住广场。”Deligny显然正是奈格里不能容忍的那类人，一个“废除主义者”。但考虑到在制宪的逻辑下、把社会运动和一个夺权政党挂钩后都发生了些什么，废除似乎正是可行之道。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间，Syriza这个“从广场运动中崛起”的政党成了欧洲工会紧缩政策的最佳接盘侠。至于Podemos，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看到它内部争权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一把手和二把手针锋相对。又怎能忘记Pablo Iglesias在2016年6月立法运动中感人肺腑的演讲：“我们是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力量[…]我们为说出祖国一词自豪。[…]因为我国的制度让孩子们能上戏院、上学。因此我们为制度辩护，为法律辩护，因为穷人手中只有法律和自己的权利。”或者来听听这段2015年3月在安达卢西亚做出的颇富启发性的长篇大论：“我想对这些人表示敬意：民主军人万岁！给腐败戴上了手铐的国民警卫队万岁！”近段时间，Podemos彻底投入可悲的政治阴谋，这让它的某些成员产生了动摇，并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想掌权；但权力掌控了他们。”至于那些意图占领巴塞罗那市长办公室、静坐示威的“公民运动”，它们只向之前参加静坐的人们呈现出一桩仍无法公开的事实：通过进入政府机构，他们确实能够“掌权”，但是在那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拆分一些酒店项目，使一两个职业合法化，或者举办盛大典礼接待巴黎市长Anne Hidalgo的到访。

废除使人们有可能重新考虑革命的意义。传统的革命计划包括夺回世界，没收剥夺者的财物，暴力侵占原属于我们但被人剥夺的财产。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资本掌握了存在的每个细节和每个方面。它以其形象创造了一个世界。它已从对生命存在形式的剥削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它已经对符合自己目标的说话、思考、进餐、工作和休假、服从和叛逆的方式进行了改造和装配，让它们变得称心如意。这样一来，它极大地缩减了人们可能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占有的份额。谁愿意夺回核电站、亚马逊仓库、高速公路、广告代理商、高速列车、达索公司、拉德芳斯商业中心、审计公司、纳米技术、超市和里面有毒的商品？谁想象得出，人们会去接管工业化农业经营？——那里，一个人在卫星导航下用巨型拖拉机的车轮犁过400公顷被侵蚀的土地。没一个理智的人会这么想。老旧的制宪立场也不再起作用了，因此革命者的任务越发繁重。结果是，最绝望也是下了最大决心拯救它的人终于找到了制胜法宝：为了和资本主义做个了断，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分配金钱本身！一名奈格里主义者从2016年春季的冲突中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的目标是：将从欧洲中央银行的水龙头流出的控制性金钱流转换成真正的金钱，转化为无条件的社会收入！将财政天堂带回地球，攻击离岸金融的堡垒，没收流动收益的矿藏，确保每个人都能进入商品世界——也就是我们真正生活的世界，不管这是否令我们高兴。”人们唯一喜欢的普世主义，就是金钱的普世主义！让任何想掌权的人首先去掌握金钱吧！任何希望建立反对力量的公社的人都应首先保障这股反对力量的物质条件！让想废除、想从中离开的人思考一下：客观来说，有没有可能从金钱所有权固有的对支配性社会关系的生产中退出！任何赞成广泛、可持续罢工的人，都应该思索：社会化收入所赋予的工资自主权的边界在哪里，能不能对得起它的名字！让任何希望下层暴动的人不要忘记“让我们掌握金钱”这句口号中包含的强大的解放承诺！一个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的革命者，会想要把这类制宪的逻辑及其背后金钱之河的图景抛到脑后。

因此，革命的姿态不再只是对这个世界的简单暴力侵占；它分成了两部分。一方面，得创造一些世界，创造脱离统治的生命形式，为此得抢救可以从目前的事物状态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攻击，摧毁资本世界。这两种姿态再次分殊：很明显，如果建造出的世界要和资本保持距离，只能在事实上攻击和密谋反对后者；很明显，如果攻击不是被一种不同寻常且由衷的有关世界的想法所激发，就不会有真正的影响力，只会耗在无果的激进主义中。在破坏中，得先构成同谋；在此基础上，破坏才有合理性。反之亦然。只有从废除的立场出发，才能理解破坏中建设性的部分。否则，就很难理解工会示威中的某群人怎么会在一家车行的窗玻璃终于被砸碎坠地、或一件家具摔成碎片时欢呼高唱。一万名cortege de tete游行者打破一切该打破的东西，甚至像2016年6月14日在巴黎那次，在整个示威游行过程中持续破坏途经的一切，似乎也不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政府机器准备的那套特别完善、一般情况下又特别有效的反对破坏的话术，这次怎么失灵了，再也没人信服了呢？撇开别的解释不谈，破坏可以被理解为公开进行一次针对所有权的开放性辩论。“他们总是破坏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类存心不良的指责需要被扭转过来。如果在破坏的那一刹那，那东西不是在你手里——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属于你——你又怎么能破坏它呢？民法典中写道：“至于家具，占有就可视为拥有。”事实上，破坏的人所做的不是一种否定的行为，而是一次矛盾的、反直觉的肯定。他们不顾一切表象，肯定道：“这是我们的！”因此，破坏就是肯定，就是掠夺。它揭示了现今主宰一切的财产制度的问题所在。或至少它就这个棘手问题展开了辩论。而且，几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启动这场辩论，假如以和平方式开始探讨，讨论马上就会终结。此外，每个人都能看到，2016年春的那场冲突是如何平息了公众辩论逐渐恶化的态势。

只有肯定才具有完成毁灭的工作之潜能。因此，废除的姿态既是当逃兵也是攻击，既是创造也是破坏，这一切都包含在同一种姿态中。它同时挑战了世所公认的异类主义（alternativism）和行动主义的逻辑。它将长时间的创造和瞬息间的干预联系起来，将享受世界一隅和将这一隅置于险境的两种倾向联合起来。假如不爱冒险，生活的理由也将消失。安逸——它遮蔽了感知，抽干了词语的意义并以重复它们为乐，宁愿陷于无知——才是真正的敌人，内在的敌人。这无关乎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而是一种新的战略性地组合世界的方式。

共产主义是废除一切事物现存状态的真正运动。

工作的结束，奇妙的生活

似乎在这场因为新劳动法而爆发的冲突中，人们谈论的问题都围绕着政府权力、民主、宪法第49条第3款、暴力、移民、恐怖主义、或者随便其他什么问题，但都不会去讨论工作本身。相比之下在1998年的“失业者运动”当中，人们只拷问工作这个问题，甚至考虑的是我们如何拒绝工作。早些时候，人们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会很自然地问：“最近在哪上班？”答案也来得很自然。当时的人们都能够说出自己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他们甚至可以打印出一张名片，来标识一下自己是什么职务的。而如今广大工薪阶层的社会地位已经分崩离析，以至于人们会回避这类容易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现在许多人的生活也就是四处寻找一些不稳定的短工，然后遭遇失业的动荡，休息一下然后重头再来。“工作”已经失去了它的光彩和曾经的中心地位，不仅是人们所处的各种社会位置不再稳定，而且工作本身也是如此。

慢慢地，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多余的人，“对世界毫无用处的人”——起码对经济世界毫无用处。60年代，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等人预言，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当前的就业困难和1930-1936年的经济危机相比不过是小场面。”最新证据来自亚马逊，他们计划在美国开设2000家完全自动化的便利店，没有收银机，因此也没有收银员，全面监控之下的顾客可以通过面部识别和实时分析的手势信号来支付。一进门，你的智能手机就会发出哔哔声，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收银了。多亏了一款应用程序，你从货架上拿取的商品会自动记录在你的账户里，而你放回货架上的东西会被重新记入商店库存。它叫Amazon Go。在这个未来的购物反乌托邦中，不再有现金、排队、盗窃，当然也不再有员工。据预测，如果这种新模式得以大规模实施，将会颠覆美国最大的工作岗位提供者——分销行业。最终，广大便利店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将消失四分之三。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更远，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左右，在“创新”的压力下，富裕国家现有岗位的40%将会消失。“我们永远不会工作”不再是诗人兰波的一句虚张声势的话。它将成为整整一代年轻人对自己人生的清晰评估。

从极左到极右，到处都有向人们信誓旦旦地保证“恢复充分就业”的屁话。那些想让我们对经典工资制度的黄金时代感到遗憾的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反对对其起源撒谎。他们声称，工资制度把我们从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和传统结构中解放出来——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进步”。但是，任何认真的历史研究都会表明，工资制度不过是奴役制度的一种延伸和强化。事实上，要使一个人成为“劳动力量的拥有者”，并使他倾向于“出卖”这种劳动力，也就是说，要使工人的形象进入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是需要相当规模的毁灭、驱逐、掠夺，大量的恐怖、纪律措施和死亡的。一个人最开始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特征一无所知，直到他们认识到，劳动与其说是生产商品，不如说是生产工人——也就是说，与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某种关系。有酬劳动是维持一定秩序的形式。但它所包含的隐藏暴力，那些被装配线上的血汗工人、死于甲烷爆炸的矿工、或在极端管理压力下精疲力竭的躯体所掩盖的暴力，都与生命的意义有关。通过出卖劳动者自己的时间，通过把他们自己变成他们被雇佣去做的事情的主体，有工资的工人把他们自身存在的意义放在那些根本不关心他们的人的手中，而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对劳动者横加统治。工资制度通过“使自己有用”、“创造事业”、“服务社会”等麻痹自己的想法，让几代人能够逃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领工资的员工总是可以自由地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以后——比方说，等到退休以后——去享受体面的社交生活。但是一个劳动者一旦退休，一切都显得“太晚”了，那些想做的事根本无力再去做，剩下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死亡。因此，我们将度过一个完全不存在意义的生活。蒙克的画作《呐喊》描绘了当代人的真实面貌，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个绝望的人在通往死亡彼岸的长桥前，还是没有找到“我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资本而言，工薪社会的解体既存在着掠夺的机会，也伴随着很大的政治风险。风险在于，人类可能会设计出一种新的对时间和生命的不可预见的使用方法，甚至可能会重新把生命意义的问题放在心上。因此，那些负责人早早的宣布，我们这些被迫空闲下来的人没有自由来随心所欲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这就好像我们作为消费者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作为生产者时却要做更少的工作。仿佛消费不再意味着一种满足，而是一种强制的社会义务。此外，休闲的技术设备越来越类似于工作。我们在互联网上冲浪时，所有的点击都会产生GAFA所转售的数据，通过引入分数、等级、奖金和其他幼稚的诱饵，工作的性质就会被娱乐的诱惑所掩盖。与其把当前大规模的政府安全计划和监控狂欢看作是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对经济上已确立的事实的回应，正是在2000年开始，技术创新开始减少就业机会，而失去工作的人需要被监视起来。现在有必要监控人们所有的活动，人们所有的交流、姿势、表情、话语。在街头巷尾布满了摄像头和传感器，因为挣工资的纪律已经不足以控制人群了。管理者认为只有完全处于控制之下的人，资本才能提供普遍的基本收入。不是工资带来秩序，而是秩序带来工资。

但秩序其实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经济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废除工资制度。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如果工作量越来越少，那么人们的生活都更多地受到金钱的影响，即使是很小的金额。由于没有工作，为了生存必须维持一个必要的工资水平。即便像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有一天建立起全民基本收入，其数额也必须维持在一个基本温饱的水平，足以让一个人免于饿死的边缘，但绝对不能让人得到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即使再怎么节俭也不行。我们正在目睹经济体制的变化。工人的勤劳崇高形象正被贫穷的投机客的渺小形象所取代——因为如果金钱控制要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就需要四处制造贫困与缺乏。从今往后，每一件事都必须遵循一系列原则：是不是能赚点小钱、是不是能提高我这个人的价值、是否有利可图。目前的技术攻势也应被理解为一种新型资产占领，如何让那些不能再通过有酬劳动被剥削的人压榨出更多价值。世界正在从两个方面被快速的“优步化（uberization）”，一方面优步（Uber）、Deliveroo等公司提供一种不需专精技术的工作机会，而是要人们把自己的旧车作为资本。每个司机/外卖员都要想尽办法自我剥削，因为他们知道，必须每周工作一定时长，才能挣到相当于最低工资的钱。另一方面然后是Airbnb,BlaBlaCar等网站，还有一些网络约会，“共同办公”，现在甚至是“拼车回家”或“共享仓储”，以及所有能使可估价范围扩展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应用程序。与“协作经济”相关的，是其无穷无尽的资产价值评估的可能性，它不仅仅是对生活方式的简单改变——它是对生活可能性的改变，对人们认知的改变。在Airbnb出现之前，人们家里的空置房间是为可能到来的客人准备的“客房”，或可供其他新用途的房间。而现在一间空置的房间是收入的巨大损失。在BlaBlaCar出现之前，一个人的驾驶旅途是做白日梦的机会、分享给朋友的搭车机会，或者诸如此类其他非功利用途，但是现在它是一个错过赚钱机会的愚蠢行为，因此，从经济上来说，任何的资产空置都是一个骇人的丑闻。人们捐赠给回收站、慈善机构或送给朋友的东西，现在统统送往了Le bon coin。从各个角度来看，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每一面能够参与到资产增值计算当中去。对“错过机会”的恐惧会激励我们在生活中前进。重要的不是怎么每小时挣一欧元，也不是通过为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扫描内容赚几个便士，而是这种参与未来可能会带来什么。从此以后，一切都必须进入赢利的领域。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有价值，即使是垃圾。我们自己也变成了贫穷的投机客，即使是无业的“人类垃圾”，也得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互相剥削。越来越多的人注定要被排除在稳定的工资体系之外，但这也不是是为了让他们有时间早上拿着手机四处玩Pokémon Go抓口袋妖怪，下午去悠闲地钓鱼。新市场的出现说明了一个很难让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解释的事实：资本主义并不只在于出售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在于对任何尚未被染指的东西负起评估的责任，在于为前一天似乎完全不受影响的东西赋予可衡量的价值，在于开拓新市场。如何去无止境的扩充市场容量。资本主义是无限的、普遍的估值扩张。

在经济学中，关于如何管理这些贫困的投机商的理论被称为“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如今将其定义为“有助于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个人知识、技能、能力和属性”。左翼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估计，“人力资本”现在占资本总额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这似乎证实了斯大林那句不带讽刺意味的话：“人是最宝贵的资本。”约翰·洛克在著作《论政府》中认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的属于他的。”在他看来，这是无关殖民和奴役的。马克思让“人”成为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当你思考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形而上学的实体。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是某物的所有者，他可以在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将该物转让给他人。一个人在自身存在形式上和他所卖的东西不一样。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类与其说是无限资本的拥有者（文化上的、人际关系的、专业能力的、金融资产上的、象征性的、性能力上的、健康方面的资本），不如说资本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资本本身。他不断地在增加自身资本和在某个市场出售资本之间进行权衡。他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产品的销售者。从逻辑上讲，足球运动员、演员、明星和受欢迎的Youtube博主是人力资本时代的英雄，他们的价值与他们的身份完全吻合。微观经济学因此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基础科学，无论是在商业、宗教还是爱情中。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企业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不断关注自我价值增长，不放过每个至关重要的自我提升机会。从本质上说，人变成了优化资产的生物——一群贫穷的投机客。

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贫穷的投机客的统治被称为资本的拟人化。正如资本认识到的那样，在这个星球上，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存在的被称为真正支配的全部殖民化模式——自我为资本——是价值贬值后资本主义采取的新形式。资本正在从内部激励每个人卖命工作，这是资本占有人的一切属性的诡计，是人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价值观支持者的诡计。资本不再仅仅决定城市的样貌、人们的休闲娱乐、人群的想象、现实生活的话语、亲密关系，时尚潮流的走向、人们的需求和满足，它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自己的新人类。它产生了自己需要的最佳人选。在这里，所有关于价值理论的老掉牙东西都被放进了博物馆。以当代夜总会的舞池为例：没有人会说自己来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玩。没有人是被迫以工作的方式去那里的。没有明显的剥削，没有明显的金钱流通。他们仍然选择在一起扭动身体。然而，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与评估、定价、自我定价、个人偏好、战略、供给和需求的理想匹配有关，都在资产优化思维的约束下——简而言之，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人力资本市场。现在的价值逻辑就是教你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经济作为一种与世界交互的关系，早已超越了经济作为一个社会部分的地位。愚蠢的价值评估显然支配着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也统治着一切逃离那个领域的事物。它甚至决定了孤独的慢跑者与自己的关系，为了提高他们的成绩，慢跑者需要详细地了解他们自己。为自己估值已经成为所有意图在社会上存在的人的义务。社交媒体也非常符合逻辑地勾勒出我们所面临的全方位评估的未来是怎样的。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相信网络剧《黑镜》的预言，也可以相信这位对当代市场充满热情的分析师的预言：“想象一下，明天，随着网络上的每一个小字眼被扣出来，不管你在网上有什么胡言乱语、交流、会面、交易、分享或行为，你都需要考虑这可能对你的声誉产生的影响。”其次，你的名声将不再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某些人只能够通过向你的朋友和专业合作伙伴打听你的名声。而是一种真正的评估你全面能力的证书，它是由复杂的算法建立的，基于网络数据中关于你的一千零一条信息的交集计算，而这些信息本身又与你所接触的人的名声相互参照！欢迎来到这个即将到来的未来，在那里，你的“声誉”将被具体地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公开的文件，所有人都可以访问。这是一个关系型的、专业的、商业的敲门砖，能够允许或阻止你在应用程序上拼车的机会，与温顺或有吸引力的男女进行浪漫约会的机会，你在eBay或亚马逊上的销售机会，以及更多：一次与医学专家的约见，一次房地产交易，或者一次银行贷款。我们在网络上的行为越来越成为我们声誉的基础。此外，我们的社会价值将成为我们经济价值的主要指标。

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有了新变化，它现在有了技术手段，可以对人类的各个方面进行概括的、实时的评估。对评级和交叉评级的热情已经逃离了教室、股市和主管的档案，侵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人们接受“使用价值”这一矛盾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商品的本体、其自然属性、多种特征的集合”，那么价值领域就被提炼到这样一个程度：它与著名的“使用价值”、地点、人的特性和事物的特性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就像与身体的第二层皮肤一样。这就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卢西安•卡皮克（Lucien Karpik）所称的“奇点经济学”。事物的价值往往与它们的具体存在难以区分。法国-黎巴嫩裔金融家伯纳德•穆拉德（Bernard Mourad）把这一说法变成了一个概念：肉体资产（Les Actifs corpo）。在成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竞选期间的特别顾问之前，伯纳德曾在摩根士丹利商业银行担任Altice传媒集团的董事。Altice是帕特里克·德拉希（Patric Drahi）的控股子公司，控制着解放报（Liberation）、快报（L’express）和i24 News等媒体。在小说中，他想象了如何将一个人进入股票市场，以对他的精神分析、专业能力以及生物学上检查作为估值依据。在“新个体经济”的背景下，将一个“社会人”插入一个交易市场的故事，在2006年出版时颇具未来主义色彩。目前，法国雇主联合会MEDEF正在提议，在每位法国公民出生时，为他们分配一个SIRET号码（企业识别号码）。人的价值成为了他们“个人特征”的集合——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幽默、他们的美貌、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社交关系、他们的“社会技能”、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创造力，等等。价值域包含了如此多的维度，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在正式意义上属于社会的价值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随着货币失去了其非个人的、匿名的、中立的特性，变得可追踪、本地化、个性化，货币也活了起来。“现代世界，”夏尔·佩吉写道，“不会因为欲望而去卖淫。它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卖淫的普遍化，因为它是普遍的，所以一切都是可以互换的。”无论我们的“社会价值”在哪里，无论我们用自己的一部分换取的报酬是多么的少，无论它是经济的、象征的、政治的、情感的还是性方面的，卖淫性质的东西都会进入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当代的交友网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助卖淫的典型案例，卖淫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在出卖自己。如今，当所有的名誉资本都可以轻易转化为性剩余价值时，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处在“工业生产的一个新阶段，在那里生产者能够要求消费者把感官享受作为一种支付方式，所有的一切都鲜活了起来。即使鲜活的肉体货币与无生气的货币市场并行，一旦它被植入人们的习惯并在经济规范中确立，它也完全有能力取代金本位的作用。”

金钱带来的眼花缭乱源于其纯粹的潜力。货币积累实际上是延后了任何其他的实际享受;因为金钱带来了等价的可能性，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呢？每一笔支出、每一笔购买首先都是一种丧失，相对于金钱所能带来的每一种具体享受而言，它首先是对金钱所包含的其他潜在享受的否定。在人力资本和活体货币的时代，生活的每一刻和每一种与客体交互的关系都被一组可能的等价物围绕着，这些等价物在啃噬着它们。生活在这里，意味着我们不能放弃这种生活到其他地方去，因为那里的生活显然更紧张，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已经担负起通知我们的责任。和一个特定的人在一起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牺牲，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和他在一起。每一种爱都被其他可能的爱预先破坏了。因此，在那里是不可能的，在那里是不合适的。普遍的不满。普遍的虐待。疾病、死亡。“绝望”，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诊断的那样。

经济不只是一个我们必须退出的系统，如果我们要停止成为贫穷的投机客。为了生存，为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逃离经济。每一件事物，每一个存在，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它们先于评估者而存在于世。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各个角度和各个方面去衡量一个事物，但它的具体存在永远是无法衡量的。如果仅仅从现在的事实来看，每一个存在都是不可简化的个体。最终，我们的现实是不可估量，不可控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多的政策措施来维持表面上的秩序、统一和平衡。“现实事物的的琢磨不透／是我的日常发现／每一件事都只是它自身而已／很难向其他人解释我有多高兴，对我来说有多满足／只有事物本身的存在就足够了／如果我把胳膊伸过去，我也只能碰到胳膊够着的地方／也就是连一厘米也碰不到／我触摸着我所触摸之物，而不是我所想之物／我坐在我所处的位置／而真正可笑的是，我们总是想着别的事情，游离于肉体之外”作为它的指导原则，经济让我们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以至于我们永远不会去揭开经济篡夺的秘密：事物本身的存在。

逃离经济就是把它所欺骗掩盖的现实平面抽离出来。商品交换和它所包含的所有东西，包括苛刻的谈判、不信任、欺骗，而且正如美拉尼西亚人所说，并不完全是西方的。在人们懂得如何生活的地方，人们只会与外来的人建立这种欺骗关系，因为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足够遥远，这样混乱就不会发展成普遍的冲突。支付，在拉丁语中，来源于pacare，“为了满足，为了平静”，例如，给士兵们分发钱，这样他们就可以给自己买一些盐——这就是工资。一个人为了和平而付出。整个经济词汇基本上是一个避免战争的词汇。“敌对关系与互惠承诺之间存在联系和连续性：交换是和平解决的战争，而战争是不成功交易的结果。”（列维—斯特劳斯）。目前经济的缺陷是把一切可能的和平关系都化约为敌对关系，它以这种方式覆盖了所有的范围，所有的层次，所有的异质性。根据人类之间的的距离，存在着某些事物的共享、互惠的交换、商业交换或完全没有交换。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有它自己的语言和表达多样性的概念。当人想让一些混蛋付出代价时发动战争。而当人们爱的时候，不会计较代价。金钱却把种种话语的可能性都消磨殆尽了。因此，逃离经济就是能够深刻地区分可能出现的分歧，并从一个分歧所在出发，部署一整套关于距离的艺术。这是把敌对关系——包括金钱、算计、估值——尽可能地推远。是将当前的经济的规范、核心和必要条件都驱逐到生活的边缘。

现在有大量的人试图逃离经济的规则。他们正在成为面包师，而不是商业顾问。他们想尽办法丢掉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成立了合作社，例如SCOPs和SCICs。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经济设计得如此之好，以至于现在有了一个完整的部门，即“社会团结经济”，它依靠那些逃避经济者的能量运行。这种经济模式成型将占法国GDP的10%。各种各样的网、话语和法律结构已经建立起来，以捕获逃犯。他们真心实意地致力于他们梦想的事情，但他们的活动被社会重新记录，这种编码最终掩盖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有些人负责维护他们村子的水源，但某一天他们发现被宣布从事“管理公共资源”。出于对公正、透明度或模范性的关注，很少有部门像社会团结经济那样，对簿记如此迷恋。相比之下，任何中小企业都是一家记账的妓院。然而，我们超过150年的合作社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从未对资本主义构成丝毫威胁。那些幸存下来的公社迟早会成为和其他公司一样的企业。没有“其他经济”，只有与经济的另一种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距离和敌意的关系。社会团结经济的错误在于相信它所采取的结构。坚持内部发生的事情符合法规，符合官方的运作模式。人们与所采用的结构之间的唯一关系，就是把它们当作保护伞，做一些与经济授权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在使用方式和距离上社会团结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同谋。一家由朋友照管的商业印刷厂，在空闲的周末就会提供机器，印刷一些不上台面的印刷物，所以没有记录。一群木匠朋友偷偷使用他们公司所有的设备建造一个小屋。一家餐馆的名字在全市都很有名，也很受人尊敬，它在工作之余会在同志之间进行讨论，而情报部门根本听不到这种讨论。我们只有在把经济结构撕开一个洞的条件下才能利用它。

作为一种经济结构，没有任何企业有任何意义，它什么也不是。它的意义只能从一个与经济无关的因素来理解。一般来说，给经济结构披上它所缺乏的含义是“沟通”的任务，而且，社会和团结经济的实体如此喜欢给自己强加模范道德意义和存在的理由，必须被视为一种陈腐的“沟通”形式，既要面向外部，也要面向内部。这使得这些实体中的一些进入了小众市场，一方面允许他们实行奇怪的昂贵的定价，另一方面以一种更加厚颜无耻的方式进行剥削，因为这是“为了一个好的理由”。至于有漏洞的结构，它的意义不是来自它所传达的，而是来自它所保守的秘密：它秘密地参与了一项比它大得多的政治计划，它的目的是在经济上中立，不是说毫无意义，而是在政治上明智的，它的目的是作为一种经济结构，它的目的是无休止地积累。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整个法律结构的反抗网络，在他们之间进行交换是可能的，但也是有风险的。除其他外，这可能为国际阴谋关系提供理想的掩护。然而，我们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威胁：重新陷入经济困境，迷失方向，看不到阴谋的存在。事实是我们必须组织我们自己，根据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来组织，并为我们提供做这件事的手段。

衡量资本危机状态的唯一标准是那些试图摧毁资本危机的人的组织程度。

人人痛恨警察

类似物理定律——社会秩序越失信就越武装警察，机构越不作为就越增订监督条例，当局激发的尊重越少就越试图通过武力逼我们就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武力从来就没有丝毫可敬之处。以至于日益纵肆的武力得到的回应就是其不断减弱的有效性。维护秩序是已经失败的秩序的主要活动。人们只需去家庭援助基金（CAF）就可以了解那些无法持续的事情。当这样一个尚且温和的机构都必须用警卫、花招和威胁来袒护自己对付客户时，人们就意识到某种理性已经走到了尽头。当示威活动超出了有序把控，警察除了使用手雷和围堵战别无他法时，被迫在“反犯罪小组”的LBD 40s绿色激光面前掉头奔逃的示威者导致其他人被误伤，这表明“社会”已经到了姑息治疗的阶段。当郊区的平静是以被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共同申报准则”为代价时，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某个（经济）数字消失了。一个民主政权养成让它的民众发火的习惯，这还从来不是什么好兆头。随着政治的缩减，一种大规模的警察操作开始日复一日地运行在每个领域，治安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让我们回到几个月前。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在接下来的《没收国籍法案》、《情报法》、《马克龙法》、雷米·弗雷泽遇害、竞争力与就业税收抵免及其对老板们的数百万补贴之后，劳工法改革的意图就是彻底扑灭据说被带到了深渊边缘的“左倾民族”的气势。权力之所是，无能于了解：失去所有希望也构成了纯粹反抗的先决条件——反抗是不再寻求否定它的事物的支持，而只从它自己那里得到它的理由。在反对劳工法改革的冲突中，被明确的并不是拒绝灾难性的改革，而是要反对大规模名誉扫地的政府机构，包括工会机构的严重失信。在华盛顿抗议唐纳德·特朗普就职时，“法国之春”那道“Soyons ingouvernable（让我们无法控制）”的横幅以“Become ungovernable（成为无法控制的）”重新呈现并不奇怪。既然在政府机构内，警察的职能是确保个人在上述情况下的服从，确保把人民制造成人口，制造成无权力者和可以治理的非政治化的群体，那么一场表达拒绝被治理的冲突将从向警察下手开始就是合乎逻辑的了，最流行的口号是：“人人痛恨警察。”逃离牧羊人的羊群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战斗口号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条标语出现在雷米·弗雷泽在西文斯遇害后的示威游行中，更是在警察强奸西奥后一路传到了博比尼，成为那里“年轻人”的标语，被扔在穿制服的畜生们面前，后者正在由一条抬高的金属管道改成的观景台上盯梢。

《世界警察报》不仅仅表达了对警察的简单仇恨。17世纪初，对第一批主权思想家来说警察只不过是国家的宪法，确切说是它的形式。当时，它还不是后者手中的工具，巴黎也没有警察中尉。因此，在17、18世纪，“警察”的含义非常宽泛：la police是“一切能够给城市带来一种装饰、一种形式和一种辉煌的东西”（Turquet de Mayerne），“一切有助于整个国家的辉煌和所有公民的幸福的手段”（Hohenthal）。据说它的作用是“引导人类走向今生能享受的最完美的幸福”（Delamare）。治安工作要负责的是街道的清洁、市场的供应、公共照明、流浪汉关押、谷物价格的公平、运河清理、城市环境健康以及强盗逮捕。福奇和维托还没有给它一张现代的、受欢迎的脸。

如果一个人想了解维持治安这一突出的政治问题中的利害关系，那就有必要搞清在治安作为手段和治安作为目的这两者之间耍了哪些花招。一方面是理想的、合法的、虚假的社会秩序——作为治安的目的——另一方面，真正的秩序其实是真正的混乱无序。治安作为一种手段，其作用则是确保所期望的那个表面秩序看似占据主导地位。它通过使用混乱这一武器，同时利用贯穿在它的难以捉摸的行动中的对可见事物的统治，来确保事物的秩序。它的日常行为——诸如绑架、殴打、间谍活动、窃取、威胁、欺诈、撒谎、杀人、武装——遍布整个非法行为的登记册，基本上停不下来。为其合法性提供证明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既然社会并不是由它自己的力量凝聚起来，那么这种秩序就不占主导地位，社会也就不会团结，治安经常被遣于阴暗处，在那里占据思维世界中的盲点之一。这对统治秩序来说就像脸部中间的胎记。每个主权国家都希望将持久和恒定的例外状态隐藏在这块胎记之下进行表达，但为了使自己感到害怕，它就要有规律地被迫展现出来。如果例外状态是通过最武断和血腥的措施暂时中止法律，从而有可能重建法治的条件，那么警察的行动在其日常中，也就是在条件得到恢复的日子里，也一直维持着例外状态。正常情况下，警察的日常行动就是他们在例外状态中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主权行动成为了主权本身这一点是如此的隐蔽。当警察对一个顽固不化的被逮捕者咆哮：“法律，我就是法律！”这话总是不在听力所能理解接收的范围内。还有，某天在示威中防爆警察无故把一个同志拖走时含讥带讽地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无政府状态。”就政治经济学和控制论来说，警察仍然是一摊不可思议的可耻遗迹，一个提醒记起秩序的纪念品，秩序想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但仍然不是自然的，而且无疑永远不会是。因此，警察所监督的表面秩序就其内部来说只是混乱无序。它是谎言世界的真理，因此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谎言。他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秩序是人造的，迟早会被摧毁。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警察所构成的这种淫秽和不透明手段被全天候曝光的时代，这不可小觑。像是去年秋天，戴着头盔的武装警察以未经授权的士兵身份在爱丽舍宫向着高呼：“腐败的工会”和“共济会成员入狱”的人平静地行进，根本没有人敢谈论煽动性活动……像是美国总统发现自己面前有个偌大的“情报界”，后者在迫使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辞职后，显然是想让他下台……被法律废除的死刑显然又被针对“恐怖分子”进行干预的警察重新制定出来。警方已经成功宣布他们最不可辩解的疯狂行动几乎完全不受司法制裁……警察机构中的某些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宣布他们与国民阵线结盟……2016年5月18日被认为有新闻价值的并不是某些警察联盟将共和国广场据为私有——“黑夜站立”正在那里集会——他们在吉尔伯特·科拉尔（劳工事务方面的代理律师）和埃里克·乔蒂（人民运动联盟代表）或玛丽昂·马雷查尔·勒庞（国民阵线的率领者？）在场的情况下开会，但一辆警车在圣马丁运河沿线起火，这些人事儿凑在一起勾勒出一个重大转变的轮廓。这正是媒体将一场小争吵提升到一桩意图被隐藏的大交易地位的本意所在。此外，为了防止警察队伍在燃烧着的车辆面前几米处放置一块写有“烤鸡，钱看着给”的小牌子作为游行的结束，用感染整个人群的一阵笑浪来回应这种令人喷饭的造作是必要的。这当儿，内政部长觉得自己有义务及时提出“杀人未遂”的指控。如此一来，他就可以用恐惧感和严肃感来代替穿越人群的那股憋不住的滑稽冲动，最终达到复仇的目的。治安行动也是以这种影响为目标的。正是由于这种行动，司法系统才一直为瓦尔米码头袭击中的被告而感到困扰。西奥被强奸后，一名警官向巴黎人坦白了这一事实：“我们属于一个帮派。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一起。”

“人人痛恨警察”的口号并不是对一种观察的表达，那将会是错误的，而是一种感情，这是至关重要的。与执政当局和社会评论家所担忧的相反，不存在“警察和民众之间的逐年加深的鸿沟”，无数人和警察之间的鸿沟已经很深了，当他们不拥抱警察的时候，他们有憎恨警察和心怀恐惧的大众中那些拥抱警察的人的极好的理由。实际上我们正在见证政府和警察关系中的一场重大转变。很长一段时间里，秩序的力量是那些无知的傀儡，被鄙视但残酷，向不安的民众挥舞而去。介于跳伞者、避雷针和吊球之间，执政当局现在已经到了严重失信的程度，以至于他们引起的蔑视已经超过了警察，警察也知道这一点。尽管迟钝，警察也慢慢了解到，自己已成为政府的先决条件，成为其救生包，其移动呼吸器。所以他们的关系已经逆转了。从今以后，管理当局在警察手中成了摆设。他们再也没有选择了，只能带着痛苦和对屈服于武力的奇想冲向最低级的警察的床边。在拿到杀人、匿名、逍遥法外、使用最新式武器的许可证后，他们还想得到什么？即便如此，警察队伍中也不乏派系，他们幻想自己长出翅膀，变成一支有自己政治议程的自治力量。俄罗斯在这方面可谓天堂，特勤局、警察和军队已经掌握了权力，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治理国家。虽然警察在物质上肯定无法实现自治，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在所有哀鸣的警笛面前拿他们的政治自治进行威胁。警察因此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之间左右为难。在他们当中，一个保守的、官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更愿意继续仅仅作为一个手段，为越来越不受尊重的秩序服务，这是肯定的。另一个则贪图一时，要“扫除乌合之众”，把不回应任何人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基本上，只有一个决心“扫除乌合之众”和百分之百支持警察机构的政党上台，才能调和这两种倾向。但这样的政府将轮到内战政府。

作为为自己辩护的一种手段，国家被留给了伟大的民主选举的公民投票的合法性，但合法性的最后一个源泉已经枯竭。无论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从目前的情况看，哪怕是“强权”胜出，这样的选举也势必会产生一个虚弱的政权。选举好像从来没有举行过似的。少数人动员起来把他们最喜欢的东西运到胜利的地方，无异于指挥一艘正在沉没的船。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唐纳德·特朗普的情况，发誓要残酷地恢复国家统一，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旦执政，恢复秩序的候选人发现自己不仅与整个社会，而且与国家机构的整个部门冲突。重建秩序的承诺只会加剧混乱。

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个很可能是（鉴于它没有公开宣布这点）警察国家的国家，寻求军事上对警察的胜利是愚蠢的。用石头块儿瞄准穿警服的家伙，不等于用武力进行近身格斗。警察是目标而不是目的，是障碍而不是对手。以警察为对手的人阻碍了自己突破由警察构成的障碍。为了成功地把他们扫到一边，我们必须瞄准他们以外的地方。对抗警察，唯一的胜利是政治上的。解散他们的队伍，剥夺他们所有的合法性，使他们变得无能为力，与他们保持良好的距离，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给自己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就是我们如何使警察一贫如洗的。“在没有革命党的情况下，真正的革命者是那些与警察战斗的人。”人们需要听到1968年皮埃尔·佩克马尔德在这篇评论中表达的所有忧郁。

与警察相比，革命者在当前可能表现得软弱、缺乏武装、无组织，以及处于被监视的状态，然而，他们的战略优势在于，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工具，不需要有个秩序让他们去维持，而且也不需要是一支军队。我们革命者不受任何服从的约束，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同志、朋友、势力、社会背景、帮凶、同盟者都有联系。这使我们能够对某些警察干预行动施加压力，以执行命令为威胁得到的回报只会是触发无法控制的混乱。如果说，自警察的凯撒行动失败以来，没有一个政府敢尝试驱逐ZAD，那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在军事上输掉这场战争，而是因为数万计的同情者的反应可能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一句玩笑话导致的“失误”引发了数周的大范围骚乱，对专业部队的资格认证造成了羞辱，代价不可谓不大。警察的干预比重建秩序的方式引发了更多的混乱，这正是他们被质疑的原因。所以，他们要么坚持下去，最终兴起一个新的政党，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要么就滚回自己的窝。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再是有用的手段。他们一贫如洗。

警察和革命者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不对称。虽然我们的目的远远超出了他们，但他们却把我们作为其行动的目标——这是非常有组织性的，这就是我们视线范围内的一般的社会治安。警察特权的蛮横及其控制手段在技术上的惊人扩张，勾勒出一个新的战术视角。纯粹的公共存在将革命者置于立即的镇压面前或被迫选择实际的阳痿的境地。纯粹的阴谋的存在确实允许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却使人变得在政治上无害，并且易受压制。因此，这是一个结合大众传播的能力和必要的阴谋水平的问题。革命的组织意味着有形与无形、公众与私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微妙互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斗争本质上是犯罪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切都已成为犯罪的世界。即便是帮助移民的激进分子也必须使用巧妙的手段来躲避以他们为目标的监视，然后才能自由行动。革命力量只能被构建为一个网络，一步一个脚印，依靠可靠的友谊，甚至在敌机内部偷偷地建立不可预料的纽带。这就是“tanzikiyat”如何在叙利亚形成的，它是一个由革命者组成的little autonomous pockets网络，后来成了民众自我组织的骨干。同一时期的第一个法国抵抗网络也与之相似。叙利亚的情况和old maquis一样，通过成功地恢复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通过建立相对安全的区域，有可能超越不连续的、作为小组的一部分匿名活动的阶段。“Life is in the use, not in the time，”正如马努钦所说。

致即将到来的人

我们内心充满了对束缚我们的枷锁的渴念。

我们内心如此病态地依附于生存条件，尽管它们并不牢靠。

在烦恼、震惊和需求中牺牲的东西，在未来的某天会比月亮还遥不可及。

在臀部咖啡馆的丛林背景中抿着拿铁，一头扎进苹果笔记本的网络世界，渡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这是周末生活与历史终结的合金。

在这段愉快时光中期待着解决方案。城市转型，社会与团结经济，第六共和国，另类自治主义，普及基本收入，电影的明天，移民太空，一千个新监狱，驱逐所有来自地球的外国人，人机融合。

无论工程师、管理者、活动家、政治家、生态学家、演员还是单纯的杂货商，所有声称为当前的灾难提供解决方案的人都在做一件事：把他们对问题的定义强加给我们，让我们忘记他们自己在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一位朋友所说：“解决你在生活中看到的问题是一种压住问题（让问题消失）的生活方式。”

我们没有任何程序、任何解决方案出售。穷困（To destitute）这个词，在拉丁语中也指失望。所有的期望都是失望。从我们独特的经历中，从我们的遭遇、成功和失败中，我们形成了我党的世界观，它清晰地体现在朋友之间的简练对话中。任何一个有洞察力的成年人都足以从中把握重点，至少具备一种自己的方法。

不管多么压抑，共产主义问题仍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如果说，这恰好是因为与其相反的经济规则从未如此完善。每年去伦敦的马克思墓前献花的中国代表团不会蒙蔽任何人。当然，我们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问题。每天早晨，人们都可以对移民和无家可归者熟视无睹地踏上去办公室的路。人们可以实时追踪极地冰盖的融化情况，洋面的抬升，动物的恐慌迁徙以及与之相似的人类行为。人们可以继续在吞下每一口土豆泥时为癌症的到来做准备。人们可以告诉自己，只要被治愈，只要有某种权威或只要有生态女权，就能最终搞定一切。以这样一种方式继续下去是可能的，代价是，我们要压抑对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感觉，无视它本质上是个罪犯，而且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提醒自己，我们是它的恶棍中的小小一员。每次我们和它产生关系——通过使用它的任何一种设备，消费它的任何一种商品，或为它从事某份工作——我们都让自己成了它的帮凶，我们成了作为它的基础的契约中的一部分：成了剥削、侵蚀、毁灭等每种尘世存在的条件。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清白无辜的地方，我们只能在两种犯罪之间作出选择：加入它，抛弃它并把它打倒。如果对罪犯的追捕以及审判和惩罚的狂欢在当下如此流行，那是因为它们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无罪的瞬间。由于这个瞬间无法长久持续，为了维持被宽免的幻觉，那就有必要让谴责、惩罚和指控一次次重来。卡夫卡这样解释侦探小说的成功：

侦探小说往往致力于揭开隐藏在神秘事件背后的谜团。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则不然。秘密并不隐藏在背后。恰恰相反！它凝视着人脸。它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日常生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小说。每一秒钟我们都无视地经过数以千计的尸体和罪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规。但是，如果还有某种东西能让我们打破习惯感到惊奇的话，那就是（现实生活这部）侦探小说，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把生命中的每个秘密当作法律上可惩处的例外。它是一个社会的支柱，是一件遮盖着腐败的、冷酷无情的僵硬衬衫，尽管如此，它声称自己是资产阶级文明。

所以这是一件跳出杀手的循环的事情。

很少有问题像共产主义的构想那般拙劣。那不是昨天的失败；它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只要打开圣经的《诗篇》就会看到。阶级斗争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犹太先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可以在那个时代的伪经《旧约全书》中找到：

每个人都享有等量的土地，不以墙和篱笆设界……人生道路一律等同，财产不分家／永远不会有贫富之分／没有专横、奴役，没有伟大和渺小之分／没有国王和地主；普遍等同。

共产主义问题被构想得非常糟糕，因为，它首先被框定为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一个严格的人类问题。尽管如此，它从未停止给世界添麻烦。如果它继续顽固不化，那并非源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固执，而是源于一种基本的、不可追忆的生存经验：共同体——它销毁了所有的经济公理和一切良好文明的结构。从来没有一个作为实体的共同体，只有一种作为经验的连续性的共同体存在于生命和世界之间。在爱情中、友谊中，我们都有这种连续性的经历。我平静地置身于此，就是这里，就是现在，在这个熟悉的小镇上，在这棵树枝被风吹动的古老的红杉树面前，我经历了那种连续性。在这场骚乱中，我们都坚持我们决定的计划，同志们的歌声激发了我们的力量，提供援助的街头医生为头部受伤的陌生人带去安慰，我经历了那种连续性。朋友为我提供了海德堡这家仿古特色的版画商店作为印书场地，他过来帮忙整理纸张，另一个朋友负责胶装，第三个承担了切割工作，将我们共同孕育的这本地下出版物搞了出来，在这种热情和热忱中，我经历了那种连续性。不存在我自己和世界，我自己和他人，只有我和我的亲人、同类，不多不少，只有与这个我爱着的小小世界之间的直接接触。事实上不但在这里，任何地方都有充足的美。一位既不是时代的最小标志也不是嬉皮士的林务员发现树木之间“互相交谈”、“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并且能够“记住”它们曾经历什么，他的书因此大受欢迎。他称之为“树木的隐秘生活”。然而，总会有个人类学家蹦出来真诚地怀疑森林何以能够思考。一个人类学家，他还并不是植物学家。通过将人类主体与世界隔离开来，通过将生物从周围的一切生命中分离出来，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注定要走向毁灭的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遭遇了作为一个杂乱堆放的障碍，作为一个在国家的妄自尊大的底部令人不快的剩余物的农民、游牧民和“野蛮人”。它甚至看不到是谁在支撑他们的共产主义。如果现代“共产主义”能够想象它是一个普遍的兄弟会，一种实现的平等，那不过是因为它将兄弟会在战斗和友谊中获得的生活经验拿来当成自己的套装——对它来说，友谊是什么，如果不是朋友之间的平等？

我们不具备哪怕最少的共同体的经验，内心干涸衰竭，变得像沙漠一样乖戾残暴。生活成了微笑的人体模型的鬼城。我们对共同体的需求如此迫切，以至于在销毁所有现存的债务之后，资本主义只能在对“共同体”的承诺之上空洞地运转。如果社交网络和约会App不是那种承诺的永久落空，那它们会是什么？如果通信技术、爱情歌曲等等不是维持存在之间的连续性之梦——在这个梦中每种接触都会被融化掉——的方式，那么所有这些模式又是什么？巧合的是，这个令人沮丧的承诺加剧了需求，至使它歇斯底里，令操控它的那架巨大的现金机器加速运转。保持痛苦，逃避逃跑的可能性是资本主义的伟大战略。在2015年，一个名为PornHub的色情视频网站被访问了4,392,486,580小时，这相当于智人在地球上存在过的时间的2.5倍。即使是这个时代对性的痴迷和对色情文学的过度嗜好，也证明了这些迷恋者在极度匮乏中对共同体的需要。

当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市场是个神奇的机制，它使得“数百万人每天聚集在一起，不需要彼此相爱，甚至彼此交谈”，他是在描述一个将如此众多的人带入市场的过程和该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市场将人们维系在那里，不是饥饿、威胁或者利润的诱惑。他甚至不需要承认建立“一个市场”这样的东西所造成的各种破坏，并把它呈现为完全合理正常的。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罗伯特·库尔茨论证说：“在资本主义之后，疾病、死亡、爱的悲伤和混蛋们将继续收费，然而，由财富的抽象生产所造成的其与贫困之间的重大矛盾将不再存在。人们将再也看不到一个自发的、盲目的体系或一种教条主义的社会形式。”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实中，共产主义的问题同样会作为对疾病的应对，为我们的每种细微而独特的存在感受所提出。为了应对正在缓慢杀死我们的事物，应对爱的失败，应对使我们感到彼此陌生的事物，即据说使全世界患病的那种事物，我们满足了“人是混蛋”这一愚蠢的观点。拒绝看到这种愚蠢就相当于一个白痴会地把纹身当成衣服穿。这非常适合于一个经济学家的那种苍白、近视的男子气概。

对此，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生命中最小的问题时都生出了某种胆怯，而这也是一个大胡子男人的标志。甚至有人就“共产主义观念”组织专题讨论，它似乎明确旨在确保共产主义停留在一种观念上，对生活的事务并不打算多加干涉。更不用说那些要商议出一个什么是或什么不是共产主义的法令的秘密集会。

随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崩溃，列宁决定通过粉饰“共产主义”一词替换掉破旧不堪的社会主义。然而颇为滑稽的是，列宁竟然是从无政府主义那里借用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原本是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制造的这种方便的混淆为上世纪带来大量严重后果，使这个词几乎成了灾难、大屠杀、独裁和种族灭绝的同义词。自那时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围绕着个人/社会这对夫妻打乒乓，完全不考虑这对虚假的矛盾是由经济思想形成的。代表个人反对社会或代表社会主义反对个人，是走向一条死胡同。社会永远是个人的社会。三个世纪以来，个人和社会从未停止被论断为以彼此为代价，这是一套可靠的振荡机制，使得迷人的“经济”车轮年复一年地运转。与经济试图让我们想象的相反，生活中的东西不是个人被赋予的各种或实用或可变卖的财产。存在于生活中的是连接，配置，以及处于整体的关联中的生命。通过对个人的自由的虚构，现代“共产主义”必然会将财产和连接相混淆，并将这种混淆带到它与私有财产的竞技场，让自己相信它在与私有财产作斗争。它借助了一种让财产和连接难以区分的语法。我说“我的兄弟”或“属于我的城镇一角”，而沃伦·巴菲特（美国著名投资商）说“我的所有物”和“我的股份”，这两者有何语法上的区别？毫无。然而，在第一个例子中，一个人在谈他的连接，在第二个例子中一个人在说他的物主身份；第一个例子谈论某物是我的构成，第二个例子谈论某物是我所拥有的对象。只有通过这种类型的混淆，对诸如“人类”这样的课题的想象才可能存在。人类——即所有的人，剥夺了将他们在具体的存在中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把他们聚拢在一个巨大的幻觉中，一个到处都不存在的东西中。通过擦除构成这个有特殊纹理的世界的连接，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借口，现代“共产主义”成功地将一切事物造成了白板。这就是发生在经济实践中的事情，哪怕对它的批判也构成了这种经济实践。正如利奥塔所说：“经济——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走出它的道路，而不是对它进行批判。”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能更好地进行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是经济的贫困。

经济取决于两个虚构：对社会的虚构和对个人的虚构。置入这对虚假的矛盾再将其揭示出来，这就是它如何让世界陷入贫困的。这些虚构的共同点是，让我们看到孤立存在的实体、封闭的单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就去除了它们之间的纽带。社会将它自己呈现为凝聚所有孤立的个体实体的最高实体。自霍布斯《利维坦》的扉页插图诞生以来，它总是相同的形象：君主的伟大身体，构成它的是所有微小的、均质的、序列化的臣民的身体。社会虚构的操作依赖的是践踏一切形成人的个体存在的事物，擦除构成我们的连接，否认我们所进入的配置，迫使枯竭的原子被虚构出来，而幽灵般的联合被其称为“社会纽带”。因此，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人往往就意味着从外部来理解自己，把自己抽象化地看待。这就是世界经济的独特标志，除了外部一无所知。皮埃尔·尼古拉，那个对政治经济学施加了重大影响的卑鄙的冉森派教徒，在1671年就提出过这种配方：“尽管任何社会都可能在内部腐败，但在上帝眼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外部得到更好的监管，变得更文明、更公正、更和平、更体面、更慷慨。最令人钦佩的是，只有在自爱中才能充满活力和感动，自爱不会出现在别处，也不会是完全缺乏慈善的，人们将会看到，到处都是慈善的形式和标志。”这里面没能提出任何的逻辑问题，更别说解决了。一切都成了管理的问题。在法国，société一词（与人之间的关系；群居生活，群居；社交关系，社交生活；社会；协会；社团；企业）与entreprise（企业）同义并不奇怪。古罗马时情况就已经如此。如果一个人在台比留（前42-37，全名为Tiberius Claudius Nero Caesar，公元1世纪14-37年间为罗马皇帝）统治下创业，他就创办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社团，一个社会，通常就是人们根据其利益需要而自愿加入或退出的一个联盟、一个协会。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关系，一种外部的“纽带”，一种丝毫不触及我们内在的纽带，人们可以不带偏见地脱离开去的纽带，一种没有联系的纽带——因此根本就不是什么纽带。

任何社会所特有的结构都是因人类被拉入其中而产生，因分离他们的事物——个人利益——而产生。鉴于他们是作为个体、封闭的实体参与进去的，每每都是暂时性的参与，那么他们在凝聚时也是分离的。叔本华就社会关系特有的连续性、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及其作为“不爱交际的人类社交”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一群豪猪为躲避严寒挤在一起取暖。但它们很快就因为浑身的豪刺而分开。当对温暖的需求再次把它们聚拢到一起时，它们会再次被迫分开。它们在不适的摆布下来回穿梭，直到找到对彼此来说最合适的距离，使疼痛最小化、温暖最大化。在人类中，孤立自我的空虚无聊产生了对社会的需要。这让他们团结在一起，但他们的攻击性和无法容忍的缺点又把他们驱散。他们最终发现允许他们共存的最佳距离体现在礼貌礼仪上。”

经济运作的天才之处在于它在一个隐蔽的层面上是对违法犯罪的保证，是名副其实的战争，这一运作层面就是债务的层面。以这种方式，它击败了它的潜在对手，并且显得光明正大，但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毁灭对方的强烈动机。必须说，债务非常乐意于借贷。还有什么是比债务更不具实质、更微妙、更无形的？还有什么是比销毁债务更不可见、更少遭到反对但却更令人敏感的？当代人在感觉上的麻木和一贯的精神涣散，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是资本主义幸存的先决条件。我们不是苦于成为了个人，而是苦于努力去做一个个体。由于个体的实存、虚构只能来自外部，“作为个体”就需要在外部保持自己，视自己为陌生人，放弃与自己和他人的接触，同样也放弃与世界的接触。显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外部获取一切。只要他远离感觉，远离现在，从而也远离生活。我们更喜欢与共产主义模式相反的模式。这包括从内部理解事物和生命，从中间把握它们。从中间或内部来把握个体你会看到什么？今天在你面前会呈现出一片混乱。一种无组织的混乱，经验的贫乏，童年的毁灭，意义的碎片化，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没有任何交流。说这个时代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生产了人类物质，就是说它根本没有生产。它十分需要修理。我们都知道这点。破碎的世界在主体性那面破碎的镜子中得到了忠实的反映。

外在所呈现的人，实际上只是力量的混杂，它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来自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泽塔尔·玛雅有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理论：每个人的情感、激情、梦想、体魄和气质都被精神的冒险和不幸所支配，这位精神的主人既居住在我们的内心又行动于群山之间。我们不是在自己的加工厂中被完美地组装起来的，而是完美统一的自我。我们由许多未完成的部分组成，我们充满了细小的生命。希伯来语中的“生命”一词是复数，“脸”一词是复数。因为生命中有许多生命，一张脸上有许多面孔。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在实体与实体之间形成的。每种联系都是从一个生命的片段到另一个生命的片段，从一个生命的片段到世界的片段，从世界的片段到世界的片段。它的尺度远远不是个人的尺度，它建立在个人尺度之下。它会立即将那些发现自己处于同等水品的人们带入到对连续性感觉的参与中。片段之间的连续性就是对“共同体”的经历。这就是配置的产生。这是我们在每种真实的遭遇中所经历的。每次邂逅都在我们之中勾画出一个特定区域，世界的元素、他人和我们自己都在那里互相融合。爱情不会将个人带入关系，它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特殊平面那样在他们之间穿插而过，于是他们去那个平面上寻找他们的共同道路，某种程度上是寻找一个特定的世界。爱情不是在一起，而是成为在一起的。如果爱情从来没有打破存在的虚构，那么“另一半”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如此之大的痛苦。如果在爱情中，另一半最终没有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我们就不必为分离的到来而悲伤。如果除了关系外一无所有，那么就没有人会互相理解。一切就会被误解淹没。所以，不存在爱的主体或客体，只存在一种爱的体验。

构成我们的片段，居于我们体内的力量，我们所进入的配置，都没有任何理由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不固定的集合，一个可移动的关节。在我们这个时代，平庸的生活经历以一连串的偶然遭遇为特征，它们一点点地作废我们，肢解我们，逐渐让我们丧失任何可确定的方向。如果共产主义必须与组织我们的集体、物质、政治相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要以奇异的、存在的和感知的方式组织起来。否则我们就得同意回到政治或经济。如果共产主义有一个目标，那它就是生命形式的伟大健康。这种伟大的健康通过病人重新接合生命中分离的部位而获得，它与生命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可以没有在没有任何经历的情况下渡过一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思考和感受。然后，他的存在将削减为一个缓慢退化的过程。它被磨损和毁坏，而不是给出形式。在相遇的奇迹之后，关系只能从一个伤口到另一个伤口地走向消费。与此相反，生活逐渐给予那些拒绝生活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人、那些允许自己去经历的人以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充分地成为了一种生命形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积极分子所继承的建筑法，当他们如此专注于建筑，它的重大缺陷令人精疲力竭。关产主义不在于自我放弃，而在于对最小的行动的关注。这是我们的感知层面的问题，因此也是我们的行事方式。一个实践的问题。实体——个体或集体——的知觉把我们的入口封锁，防止我们进入到真正的发生事件的平面，在那个平面上所发生的是集体潜力的形成或分解，是力量的获取或消散。只有在平面上，真实，包括政治的现实，才变得清晰可感。

共产主义不是为了确保我们所从属的实体的存在，而是为了部署和深化总体的关联，同时也意味着切断某些关联。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微观层次上。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世界的重大事实延伸到目力所不及之处。在真实的情境中，一个说出需要说出的话的“我”可以成为“我们”的非凡力量。因此，任何一个“公社”的独有的幸福都充分反映了它的奇特性，一种特定的关联，它所蕴藏的世界中的每个片段的辐射能——告别实体，告别个体和集体的监禁，与自我陶醉说再见。“唯一的进步，”诗人弗朗哥·弗尔蒂尼写道：“包括并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可察觉与可预见的层次，每个独特的存在的力量和品质都会在那里得到提升。”需要抛弃的并不是“社会”或“个人”，而是两者所构成的二元对立。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不同的平面上行动。

存在一种臭名昭著的“社会”解体论，当然，但也存在一种意在重塑社会的运动。通常，要想看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海峡对岸。自2010年以来，大不列颠的保守政府就在贯彻所谓的“大社会”。正如这个说法所没有表明的那样，“大社会”所包含的问题是：对最后一个制度的最终拆解是在为“福利国家”招魂。令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清单中的优先顺序：“‘赋予社会团体/经济联合体更多的权力’（地方主义和权力下放），‘鼓励个人积极参与社会团体’（志愿者工作），‘责任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当局的转移’，‘支持合作社、互助社、慈善协会和社会事业’，‘公布公开数据’（开放政府）”在当前这个再也无法掩盖它的内爆的时期，自由社会的策略是，通过小社会团体和集体数量的增殖扩散来自我复制，尽量保存它那些毫无吸引力的特殊和特别化的关系。以工作和邻里关系与基础的集体、公民的集体、活动家的集体、协会的集体、艺术家的集体，等等，每种类型的集体都是社会的未来。在平等的基础上，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兴趣/利益，以个人身份加入一个这样的集体，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选择自由离开，所以，他们分享的是社会那松散和外化的质地。它们似乎只是一个模糊的现实，但模糊性/暧昧性正是其显著特征。此外，剧团、研讨会、摇滚乐队、橄榄球队都是一些集体形式。它们是由多种多样的杂乱/非均质的元素构成的集合。它们涵盖了人类分配的不同方面、不同任务，用它们的距离、间隔、节奏组成一个特定的结构。它们同样包含各种非人类的场所、设备和材料、规矩/仪式，哭泣，克制。这就它们的具体形式。但是，这样的“集体”特征恰恰在于它是无形式的，即使在它极端的形式主义之中。形式主义，它仅仅是对形式缺失的一种弥补，是形式的诡计和面具，而且一般而言都是暂时的。申请会员资格，那只是为了被和任何人都一样的人们所接受。假设的水平和地位的平等，让它在声称维护独特性时丢尽脸面，后者是毫无意义的一纸空谈，不但如此，它还散播嫉妒，以便设定一种占优势的情绪。普通成员在里面找到了可以令他们忘掉自己那不充足的感觉的鸦片。集体特有的暴政在于它是没有结构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有一种到处扩张的倾向。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很酷，那么他就不会只是组个“乐队”，而会建立一个“音乐家集团”。对当代艺术家来说则是建立一个“艺术家集团”。既然艺术领域也经常面临所谓每个人都面临的经济状况的问题，那么听到一个管理学研究员或“集体活动的专家”说出下面这段话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以前，人们认为团队是个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其定位和目标的静态的实体。人们会谈到一个生产队，一个调解团，一个决策小组。然而现在，团队被视为一种动态的实体，因为构成它的个体不断改变角色以适应同样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今天，团队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在“创新行业”谋职的员工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结构缺失的暴政”，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剥削和自我剥削何以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尽管企业还并不是一个集体，但集体却已经是企业了——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除了自我生产外并不生产任何东西。正如一批集体能够很好地接管旧社会，恐怕社会主义也将只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集体——即一小撮强迫自己“共同居住”并形成社会的人民——幸存下来。在每个人都憎恨每个人的地方，对“共同居住”的谈论也最多。最近，一名记者撰文《反对生活膨胀：集体化》。“自我创业者同样需要一片绿洲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沙漠。但这片绿洲遭到了破坏：那些寻求避难所的人随身带来了沙漠。”

社会越是分裂，集体的吸引力就越大。他们会策划一场虚假的脱逃。当原子化的个体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生存处境的怪诞和悲惨之时，这种骗局就会更好地发挥作用。集体因此被设计为对这些被世界拒绝也拒绝世界的人的重新整合。他们甚至可能拙劣地模仿并承诺“共产主义”。这必然导致失望，使那些憎恨一切的大众群情激愤。然而，个人和集体之间的虚假矛盾是不难拆穿的。集体如此慷慨的施予个人的习惯——自私、自恋、虚妄、骄傲、嫉妒、占有欲、算计、全方位的幻想狂、虚伪——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在集体自身中有更加恶劣、更加讽刺和更加顽固的表现。与集体相比，个人从来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占有欲，如此自恋、自我中心、充满信念、信仰自己的无稽之谈。

想想那些说“法国”、“无产阶级”、“社会”或“集体”时眼睛一眨不眨的人。任何一个耳朵正常的人都受不了听他们说“我！我！我！”。为了构建真正强有力的共同事物，我们就要抛弃“集体”的观念，放弃那些对自己和他人所传达的引发灾难效果的外在性。Heiner Muller进一步说：

资本主义以提供集体协作为口号目标，但它的方式是使集体分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共产主义提供了绝对孤独。资本主义从不提供孤独，它提供的是共同点。麦当劳是提供集体的绝佳例子。世界各地的人们坐在同一个空间，吃着同样的屎，分享每个人身上那点同样的内容。因为在麦当劳他们是一个集体。甚至麦当劳餐厅的面孔也越来越相似……共产主义还不是关于集体化的陈词滥调，资本主义才是集体化……共产主义是将人放逐到孤独之中。照照镜子就会发现，共产主义什么都不曾给你。这就是它的优越性。个人被削减为他自己的存在。资本主义则总能给你点什么东西，只要它能让人们与自身疏远。

情感、听力、思想并不是政治中立的官能，也不是均等地分布在同代人之间的。感知的光谱是可变的。此外，在当代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是对他对自己的烦恼的反思。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马戏团都在遭受痛苦，那是因为，在人们应该赞同来一次在自己内部的深潜的时候、最终能接触到一些坚固之物的时候，每个人都坚持将他们的头部保持在水面之上。在与loi Travail的冲突中，“示威游行”的出现、引导进攻的可能性，都是一种视力的结果。几百个“年轻人”早在第一次游行示威时就看到，工会组织像僵尸一样行进，对他们嘴里喊着的口号，他们一个字都不相信，他们的安全保卫队向高中生挥舞棍棒。追随这只大僵尸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不惜一切代价要求人们进入示威前线。这种事情干了一次又一次，直到在对“示威游行”的重复中达到极限，这不再是一种情境中的姿态，而是一种媒体镜像，特别是另类媒体。所以，是时候让这片沙漠荒芜了，它是凝固的，而且变成了对自己的戏仿。多说几句，在充满活力的时代，

“示威游行”是事物变得清晰的地方，是才能在互相感染中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场所。斗争的存在，不同意见之间的冲突，力量的加入、凝聚和分散，战略的游戏，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街道上而不是发生在电视上的事实。现实正在回归，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人们可以不同意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用矛盾的方式阅读，但至少现状是清晰明了的。至于哪种理解是正确的哪种是错误的，迟早都会被事件的进程所决定，到那时，这将不再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对观点作出调整，那就会在警察的棍击下付出代价。我们的错误不再是观点的问题，而要被缝针的部位和肿痛的身体来衡量。

提到1968年时，德勒兹说它是一种“透视现象：一个社会突然发现它所包含的东西是不可容忍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他事物的可能性。”本雅明则说：“透视是正在形成的视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准确感知，远比对未来的了解重要。”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最终都能懂得去看，然而一旦太迟——一旦它变得不可见，再去看就于事无补了。这种能力和任何伟大的知识体系都没有关系，因为后者往往是用来忽略本质的。相反，愚昧一无所见，却能将最迂腐的主张坚持到底。比如，社会生活要求每个人闭目塞听，或至少假装什么都看不见。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观看交流的能力，那么分享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缺乏观看能力（眼力价，seeing），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就如同在绝对的黑暗中狂奔乱舞；缺乏观看能力，人们就会撞在一起，身体和灵魂都被重创，却不知道对谁发怒。提升每个领域的人的观看能力，更新观点，不断精炼它们，从而立即提升潜能，这是共产主义发展的核心目标。那些不想看到任何事情的人，不但不会提供帮助，还会制造集体灾难。为了我们自己和他人，我们必须要有先见——必须成为先知。

看，意味着能够理解形式。与一种糟糕的哲学遗产对我们的教导相反，形式不属于可见的现象，而是动态的原则。真正的个性化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形式。只要反观一下思维的形成过程就可以确信：没有什么比“我”有想法更能说明个体自我的幻觉的稳固性的了，既然意识确实在向我走来，即使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来自神经、肌肉还是如此晦暗的象征过程，既然它在我行走和睡觉时也自然地倾泻，那么自我的边界当然也就消失了。一个正在发生的观念是形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种语言环境中，在一个超个体（超人）的星座中，进入到一种对不限于个体的东西——一种感知，一个经验的碎片，一点情绪反应——的领会。一个形式是一个移动的构造，在强度和动态的统一体中，将自我和世界的异质元素保持在一起。“形式的本质，”用青年卢卡奇的理想主义行话说，“一直存在于两种绝对互相排至的原则变得无法彼此废除的过程之中。形式与物化相悖，它是真实的生活体验，是不可能的真实生活。形式不是和解，而是矛盾的原则之间的战争，转瞬即逝。”形式诞生于情境与必然的相遇。一个形式一旦诞生，就会对超出它自身的事物产生影响。在2016春天的冲突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形式从一个具有完美的独特性和完美的可识别性的点上诞生。在奥斯特利茨大桥上，一个勇敢的小团体迫使防暴警察撤退。第一排蒙面者戴着放毒面具、手持加固的横幅前进，其他蒙面者为了支援他们在后面组成一个防止逮捕的集团，在后面的后面和马路边上，有其他的蒙面者与警察直接对干。这种小小的形式一出现，视频马上就在社交网站上传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类视频不断更新涌现，到2016年6月14日已经数不胜数。因为形式就是如此，生活就是如此，真正的共产主义问题并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生活”。共产主义是旧伦理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它是“形而上学的”、“早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而不是劳动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去总体化，而不是一切事物的社会化。

因此，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终结，也不存在向它的过渡，它就是转变本身：在路上。不同的生活方式从不停止摩擦和抵触，它们互相冲撞，有时还会产生激战。一切都需重新考虑。一般意义上的列宁主义者一定会通过重申一种垂直的、清晰的斗争战略的必要性来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个内在概念，这一瞬我们听到的准是“组织的问题”这种笨拙的表达。“组织的问题”仍将是利维坦。在一个自我的统一体明显不再能够压制我们的力量、连接和行动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相信有机统一体的寓言？今天的“组织”的神话来自于古代自然心理学和基督教神学对自然官能的等级层次的描述。要说我们体内有种固有的精神器官——即是说意志，它引发了我们的其他能力——我们还不够虚无。神学家的这一巧妙发明比它看上去的更为政治化，它有一个双重的目的：首先，使人重新拥有一种“自由意志”，成为一个道德主体，以这种方式将他们交到最终审判和世纪惩罚面前；第二，基于一个“自由地”创造了世界并与他的行动相分离的上帝的神学观念，它制造了存在和行动之间的分离。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持久地标志着西方政治观念的分离，把伦理现实搞得模糊难辨——在生命形式的平面上造成了“人是什么”和“人做什么”的难以区分的混淆。所以，“组织的问题”来自近代布尔什维克和它的教堂教父们。它是教会合法化的工具，正如它后来是政党合法化的工具。反对这种机会主义问题，反对假设存在的“意志”，这就有必要强调“我们想要的”和“我们所倾向的”绝不是一回事。这个简单的结论在某些时刻至关重要，战斗在我们内部和外部通过一个由力量、影响和倾向编织起来的网络进行，导致一个临时的配置的产生，使有的力量暂时压制其他力量。这些配置的序列产生一种可能达到极限形式的连接，这是事实。但是，始终要用同样的名词来标记某种事物，例如偶然发现自己处于支配地位或给予决定性动力，例如说服自己始终是一个权威，例如说服自己每一种形式和每一个决定都依赖于一个决定性的器官，则是一种地道的诡计，这已经重复了太久。这么长时间以来，通过对器官的信仰，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想象的肌肉，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晚期后代看起来正在致命衰竭中经受最后的痛苦折磨。与此相反，我们建议密切关注居于生命和穿过生命的情境与力量，进入决定性的艺术的配置。

面对资本主义的组织，一种潜在的贫困也不能限制它的内在发展，限制它在缺少阳光的冰层下生长，限制当地建设的一切尝试，限制一系列随时爆发的攻击，即使这个小世界总是有规律地发现它自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暴动肯定不会等待每个人都起来暴动。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的低级政客的错误就在于，相信这个看到了所有政治谎言已被打倒在地的时代能继续容忍一种政治霸权，甚至能容忍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图里翁（1978年10月17日-，西班牙治学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政治家，曾任欧洲议会议员，现任西班牙我们可以党总书记）那样的党派斗争和尚塔尔·墨菲（出生于比利时，政治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幻想曲。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一个呈普遍水平状态的时期，水平本身就是垂直度。没有人还能够期待为他人组织自治。唯一的垂直度仍是可能的，它命令所有的构成要素，因为它超越于它们之上，因为现存力量的总和大于它们中的每一个。唯一能横贯所有要素的联合的事物，唯一能把这个社会抛弃给一个历史性政党的事物，是一种情境的智慧。所有这些都使局势逐渐变得可以理解，所有这些都在追踪对手的行动，所有这些都指明了可行的道路和带有系统性特征的障碍。基于这种智慧，一个在欲望的方向上倾向于某种情境的、偶发的垂直度计划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这种垂直度的策略只能出自一种持续、慷慨的讨论，真诚地进行的讨论。在这个时代，沟通的方式就是组织的形式。我们的弱点在于手段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而那些掌握手段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因此，除了展开一种艺术的对话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在与形势的接触中，必须让正确的决定扩散开来。这样的讨论可以从普遍的控制中，通过在感知平面上对敏感区域的进攻——而不是通过话语——获得一个中心。我们谈论的是身体，而不仅仅是头脑。

共产主义是一个以提出可感知、可理解的物质性为目标的物质过程，此即为精神。在时间的统治下，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之书中读到人类曾经做过和正在做着的事情——破译人类的旅程在地球上留下的踪迹，这将不留痕迹。

弗朗哥·弗尔蒂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