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治主义观察

1905-1930年间，中国无治主义人士广泛影响了当时中国文化和政治领域。他们是这时期兴起的社会激进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活动为后来几十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德力克（Arif Dirlik）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无治主义运动的英文论著学者之一。他在报章专栏和许多著作中发表过这方面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有《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无治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他还写过文章就激进政治和理论的现代困惑进行了探索。

1997年5月19日，我采访了德力克先生。我的提问主要包括中国的无治主义，作为高校激进社会理论家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今后的研究工作计划。

问：大多数无治主义历史论著通常是先阐述无治主义思想原则，然后介绍身体力行这些原则的人的实践经历。您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无治主义》一文中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您认为中国无治主义人士集主体和客体于一身，他们既是广义中国革命运动进程的产物，又扮演雕琢缔造者的角色。您在论文中追溯了无治主义人士和革命运动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演绎？是否中国无治主义人士确有其特点？还是它反映了您个人在广义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取向？

答：是后面一个原因。我认为应该从历史的高度观察各种理念，思想论说或政治立场。在研究某个论说时，如果事先用理论原则设定框架，有可能会导致违反历史过程的推断。换句话说，你确定了理论原则，好像它们具有四海古今皆准的可行性，然后套用它们来分析具体个人。我认为这种方法使人们得出违反历史客观的判断，导致了我们都熟悉的“谁是谁不是真正的无治主义者”，或者“谁是谁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说法。

用这种方法，人们不可避免会想到“原教旨”这个极负面的问题。对知识界和政治界，它都是一个负面作用的概念。它还导致了某些宗派的产生。因为它提出了一个“真伪”的问题，却忽视了客观历史的演变。所以说，我这样演绎和中国的无治主义运动特征并无关系，而是我个人对历史和理论的知识取向。

问：与察尔（Peter Zarrow）先生写的《无治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一文不同的是，您并不强调道教和佛教对中国的无治主义思想建设的影响。为什么？

答：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把中国发生的所有新事物归功于中国传统的偏向，我更倾向于称之为“东方主义倾向”。这等于说中国从未发生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事物，那里所有的现象都可以从中国传统中找到解释。

我对这种中国历史论的观点是持怀疑态度的。不管大家承认与否，我认为中国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不愿意盲目地将中国兴起的无治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或任何新理论归因于这个或那个中国传统。

问题是中国传统过往以来被用来解释一切，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无治主义。近来还流行用传统来解释中国发生的资本主义现象。当传统作为一种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如此众多不同而且相互矛盾的现象时，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

我是在研究社会革命理念的起源时开始接触到中国无治主义的。我认为它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激进和全新的概念。或许它中间有道教、佛教甚至通过托尔斯泰带去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子。然而我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知识界通过对无治主义理论的认识得到的各种新观念，其中主要就有社会革命的理念。因此，我觉得强调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它的某些特征。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区分的是，历史对于现时的规定性（或限定性）作用并不等于把历史视作一个思想宝库可以从中抽提现成东西对付任何现今的问题。毫无疑问，某些中国无治主义人士确实受到过道学和佛学的启示，比如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刘师培以及石富（Shi Fu）。但这并不是说道教和佛教奠定和构筑了中国的无治主义，它应该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换句话说，无治主义理念有助于他们从新解读中国的传统思想，相反地，也有一个从道教和佛教理念视角解读无治主义的事实。对我来讲重要的是这种互动作用。我不赞同一种观点说中国人多少无意识地受到这个或那个传统思想的支配然后形成了他们对无治主义的认识。

问：您说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实际上为无治主义引入中国创造了很多理论和政治条件。这个观点乍看来似乎有些矛盾。您如何解释？

答：其实这是我个人对民族主义的特殊理解。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负面问题显然是令人担忧的，但实际上最初时它却是一个相对比较激进的理念。当时它提出了全新的国家概念，全新的国家舆社会关系的概念，以及公民政治角色的新构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彻底抛弃了早先那种认同王权合法性甘愿接受消极政治子民角色的觉悟形式，反其行之要求公民积极地参预政治。除了公民问题之外，民族主义还就国家和社会关系提出了一套社会规则的新观念，谁应该参预政治，符合怎样条件的人可以参预政治，哪些因素会抗拒阻碍政治参预等等。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改变直接引入了社会革命的问题。

中国的情况还有一个因素。历史巧合让民族主义意识和且称之为超国家的新型乌托邦主义同时出现在中国。这样就好象是说，国家建设成为首要任务，但却不是最终目的；建立国家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后，将来还要有一个超越民族主义的问题。

说来确实有些诡秘。我记得在书中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反衬点。假如你还记得，书中关于刘师培的一段明显反映了无治主义人士之间的分歧。当时有人就感觉到民族主义提出的新问题虽然为无治主义铺垫了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比如说，刘师培等人就准确看到了一点：相对皇权社会的专制君主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对于社会的渗透性要有力和强烈的多。就这一点说，无治主义却是反对渗透性民族主义社会而宣称坚持社会自治的。

虽然我不希望过于推而广之，但如此认识民族主义可能为我们研究另外一些现象时提供一个有效的思考方法。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曾经代表了新的政治形式，提出了新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办法，以及它对社会主义和无治主义的兴起有过一定推动作用。也许不仅仅在中国是这样。

问：克鲁泡特金（Kroptkin）的理论被认为是与其他无治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是什么特殊原因使得克鲁泡特金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显得特别有感召力或影响力？

答：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整个克氏无治主义理论围绕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关于变革社会的工程计划，而社会革命问题正是中国激进人士当时最关注的焦点。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会感到克氏理论比较其它无治主义理论更加贴切相关。另外一个有趣的原因是中国知识界在世纪转换初时极其重视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几乎全盘接纳了欧美关于所谓循进发展社会的思想，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循进发展，是因为在生存的冲突中它是胜者，从而进一步得出，在这样一个竞争和冲突的新世界里，谁失败了，谁就要灭亡。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遭遇使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担忧。有些中国人坚信这两个被他们称之为黑种人和红种人的族群注定要完全消失。

因此，面对这场新世界的斗争，中国必需强盛起来，可是这个基于冲突论的世界认识观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展现的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这时他们发现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提出，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并不是冲突和竞争，而是社团互助。这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反论，同时它也应合了我上面提到的他们对乌托邦的内心趋向。

问：克鲁泡特金和瑞可勒斯（Reclus）对中国无治主义人士来说非常重要，但他们两位同时也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至少表现在他们的世界历史认识观上。中国无治主义人士是否注意到这点，或者有意试图开辟另一条途径？

答：我不认为是这样。当时在巴黎的中国无治主义人士对这点并没有太在意。从克氏和瑞氏二人和东京人的来往方式上看不到他们提到亚洲或中国时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表述。

虽然现时我们对欧洲中心主义非常敏感，但巴黎的中国无治主义人士比任何当时在欧洲的人都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传统。有人提出要进行一场反孔革命。可以说，对欧洲的认识提高了他们拒绝和否定中国传统落后于欧洲现状的激情。

我觉得刘师培的情况有些不同，他对中国历史的评价是很高的。而且托尔斯太对他可能有重大影响。刘师培反对的并不是欧洲，他的论点主要是针对欧洲人代表的新型政治观和经济发展思想提出的。

问：反对满清政府的革命大联盟曾暗示过一种反满州人的种族主义立场。中国的无治主义人士对此的反对态度非常坚决。这是否反映了他们有意建立一个无治主义的种族观念？

答：我没有观察到任何这方面的意向。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反对这种反满族主义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偏离了重要的政治主题。换一句说话，问题不在于满州，而在集权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在这个前提下，种族歧视作为一个议题的提出本身偏离了国家这个根本性问题。

问：在欧美，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不很融洽和复杂的，但中国的无治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和女权主义和谐相容的，而且从来没有成为无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争议性问题。女权主义如此轻易地融合于中国的无治主义运动，这是为什么？

答：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澄清一下女性问题和女权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中国无治主义人士，包括何珍（He Zhen）等人，描述成女权主义者是多少有些误导的：很符合当前的时髦，但我的观点是，当时的关注焦点与其说是某项明确的女权主义议程，不如说是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这么说吧，无治主义人士在涉及妇女问题时，话题几乎总是由家庭这个压迫机制引起。他们始终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切，由此我认为是家庭问题的检讨带入了这个在1920年代受到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妇女问题。

问：您写过这样的话：您希望重温和检讨中国无治主义的历史能够有利于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或者说重现。您是否有意参预无治主义运动的再次振兴或卷土重来？

答：当我开始研究中国无治主义运动时，我已感觉到无治主义从广泛意义上说有重新兴起的迹象。当时我希望把书写这本书作为对它的一种贡献。到80年代中国革命目标承诺的告终失败越来越明显时，我发现无治主义为它的错失为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批判性透视景象。而且，无治主义思想实在充满了珍贵而深刻的观点理念，让它重放光彩并将它引入论坛前台自然是极有意义的事。

问：您毫不隐讳自己是中国革命运动研究的激进学者，而且在美国一间资本主义高等学府的世界帝国主义研究中心任全职教授。您如何会被这样环境接受？您是否受到过任何压力让您的工作比较非政治化或者非激进化？如果没有，这种学府和激进社会批判人士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

答：矛盾重重啊（笑）……没有，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要我中和政治倾向。如果说有什么压力的话，那也是间接的；您知道，当有人问你：“你在研究什么？”如果我回答：“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无治主义的书”，这时他们通常会说的只有：“哦”。让你感到你在做一件边缘性工作或是在玩游戏。这种压力我不在乎。

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你知道，我的一些朋友因为是激进人士吃过苦。在薪水或类似事情上会有微小的歧视迹象，但我不肯定是应该把它归咎于我是一个激进学者，还是由于我来自第三世界的原因。也许有多种原因。

人们常常忘记精英学府格外需要激进人士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精英学府致力于传播给学生尽可能广博的知识面，使得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运作，不允许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是学识狭隘不知马克思主义或无治主义为何物的无知二流人物。这也许是为什么精英学府比无名大学更能容忍激进人士的原因。这就是我在说“矛盾重重”时脑海里想到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美国教育制度的强势所在。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制度把一切政治不利的东西拒于门外，导致的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大批人除了填塞给他们的思想意识之外对世界一无所知。我们这里的控制方法要巧妙得多，在目前的情势下，只要你不是活动分子，不会有严重的处罚。

我们这里的权力架构非常机智。比如十年前，中央情报局有人来找我。他们是来学校招募人员的，而且特别对我的学生感兴趣，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无治主义等等，如果你需要精辟明智的分析人员，他们必需博学多才，对这些问题有认识。我想这是这里的权力机构和中国或前苏联机构的不同之处，他们那里不受认可的知识就被仍到一边，而不是被利用起来全面地了解世界。

问：您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后殖民主义的书叫做《后殖民主义气氛》（The Postcolonial Aura）。这本书和你的中国无治主义研究有什么联系？还有，请您解释一下您关于后殖民主义和后革命时代的讨论。

答：在《后殖民主义气氛》中，我试图讨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问题。近来有很多关于欧洲中心论以及欧美对其它世界压迫的关注，却忽略了塑造今日世界过程中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忽略了这些受到质疑的欧美价值观很多实际上是通过资本主义被传输到世界各地的事实。在我看来，就资本主义被全球化来说，这个全球化过程得以实现的帮凶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国家等等，因此对权力和权威的批判仅仅局限于批判欧洲中心论或欧美对世界的操控是不完全的，还应该包括检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国家，权力机构等等。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至于后革命时代问题，它源于我对后殖民主义概念的历史好奇：世界进入后殖民主义至今已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到1980年代末期它变得对我们如此具有时代感？说到底，在60年代激进运动风起云涌时，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是后殖民了，或摆脱殖民统治胜利在望了，可当时出现了持续的激进主义运动，而1980或1990年代却没有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差别在哪里？现时如今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突然大家都在讨论后殖民主义？而不是殖民主义，操控或资本主义等等？

最受大众瞩目的流行倾向，尤其在美国，是对种族，对种族内部关系，政治身份特性等等概念的专注焦虑，并趋于质疑甚至拒绝团体身份的可能性。对我来说，没有团体身份意识的政治活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尤其是革命运动。正是团体身份概念的削弱丧失，以及上面提到的环境，使我坚信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后殖民时代，而且是一个后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