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乌托邦

多年前，马拉巴塔角的尽头矗立着一座高塔；基督徒称Torre Blanquilla，穆斯林则称El-Minar。这座塔终日眺望大海；夜里，风在水面上的低语声使它安眠。这是一座古老的塔，塔壁上覆盖着多节的藤蔓；蝎子躲在她的石头中间，邪恶的精灵在黄昏时聚集在附近。无所不知的吉普赛人说这座塔是葡萄牙人为了对抗穆斯林而建造的。安杰拉的登山者知道的更多；他们说这座塔是由海盗拉斯.贝哈尔建造的，目的是把他的财宝藏在塔内。

拉斯.贝哈尔来自拉巴特。他是一位技术娴熟的航海家；而且擅长一门更难的艺术——指挥的艺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对他的名字再熟悉不过了。贝哈尔的护卫舰像燕子一样纤细轻盈；一百名基督教奴隶的桨使它在海浪上迅速掠过。这艘船非常可怕，因为它勇敢的水手和许多门大炮，每一门炮都不一样，都是海盗们从不同国家的基督教船只上缴获的。

拉斯.贝哈尔年轻、英俊、勇敢。许多被俘虏的基督教女性深深地爱上了他，如同那些富有而有权势的穆斯林的女儿一样。但他拒绝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爱，因为他的船对他来说比女人的美貌更重要。他爱他的船，爱他英勇的战士们的陪伴，爱那些后来在歌曲和诗歌中被颂扬的光荣战役。最重要的是，他爱大海；他深爱着她，他对她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无法离开她而生活。他对她说话就像男人对他们的爱人说话一样。他的战士们说，在祈祷的时候，他会把眼睛从麦加的方向移开，以便凝视大海。

在羊祭的那天，拉斯.贝哈尔和他的战友们在El-Minar村，他拒绝去丹吉尔听法官的布道并在虔诚信徒的陪伴下祈祷。

“如果你必须去的话那就去吧！”他对手下说，“至于我要在这里休息。”

他把自己关在塔里；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大海和船只在地平线上缓慢移动。微风中比风还多的沙，使水在温暖的夏日阳光下翩翩起舞。贝哈尔心想：“法官最好的布道，也永远比不上这景色的美丽。哪怕是再完美不过的祈祷，又怎么能与水波荡漾的甜美淙淙声相比呢？在世间有什么比从世界的一边延伸到另一边的大海更强大有力呢？哦，但愿海浪是一个女人，那我就可以娶她；但愿大海是一座清真寺，这样我可以在里面祈祷。”

当这些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过时，一场风暴正在西方集聚；它席卷了平原和山脉，并在塔周围咆哮。海鸥惊恐地叫着飞走了；成群的羊疯狂地跑向它们的围栏。这场暴风雨持续了一天一夜。

当风停了下来，大海不再像数千头牛一齐咆哮时，贝哈尔从塔上下来。在岩石和水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沙带上，他看见一个女人躺着，脸色苍白，浑身冰冷。他走近了一些。

“她一定是基督徒，”他对自己说，“因为她的头发是新出土的黄金色。”他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也许她还活着。

那个女人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绿色的眼睛，像生长在岩石缝隙中的海藻一样绿。她是一个bahria，一个海中的精灵。她的美貌如同具有魔力一样以至于贝哈尔疯狂地爱上了她。他不顾他的战士；忘记了他的快船，他的荣耀，甚至他对真主的祈祷。“我爱你胜过这世间的一切，”他对她说，“胜过我的生命和我的救赎。”

在春分期间，愤怒的大海再次袭击了塔楼，威胁着附近的村庄。她的水与查夫河的水混合在一起，甚至到达了丹吉尔巴利亚的花园。

“大海要冲垮我们的塔，”海盗对他的爱人说，“让我们逃到山上去吧。”“为什么害怕大海？”她笑着问。“你不是爱她胜过一切吗？你不是不断赞美她的力量和她的权力吗？难道你不是把头从麦加的方向转过来，以便注视着大海吗？我是海的女儿。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回报你对她的爱。现在，大海召唤我回去。再见了，拉斯.贝哈尔，你将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不要离开我，”海盗恳求道，“不要离开我，我求你了。没有你，我将会永远不会知道幸福是什么。”“幸福，”她回答说，“只属于那些敬畏真主和尊重他的人。我必须离开你。我不敢违抗召唤我的声音，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精灵随潮水漂流而去，拉斯·贝哈尔跟随她进入大海阴暗的深处。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他沉睡在塔里克山（直布罗陀）和特雷斯-福尔卡斯角之间的波涛之下。他将永远不会醒来，直到人类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审判，地球将成为最终消失的阴影的影子那一天。

这一切都是因为全能的真主。

变成土耳其人的基督徒

基督徒变成了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是魔鬼之子。

Newwes from Sea of WARD THE PIRATE (1609)

大约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成千上万的欧洲男人和女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和摩洛哥的拉巴特-萨里地区——即所谓的巴巴里海岸生活和工作。大多数妇女在嫁给穆斯林男子后成为穆斯林。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过如果我们能追踪其中一些人的生活，寻找17世纪的伊莎贝尔·埃伯哈特，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伊莎贝尔·埃伯哈特，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在阿尔及尔旅行和生活，有时打扮成男人，皈依伊斯兰教，并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她以浪漫的笔触写下了她离奇的情色冒险，英年早逝，悲惨无比。见Bowles（1975）和de Voogd（1987））。但那些男人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改变了信仰？

欧洲基督教徒对这些人有一个特殊的称呼：Renegadoes，“叛逆者”：叛教者、异教徒、叛贼。基督徒有理由产生这些情绪，因为欧洲基督教仍然在对伊斯兰教发动战争。十字军东征从未真正结束。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摩尔人王国格林纳达直到1492年才被加入到重新征服计划中，而西班牙最后一次摩尔人起义发生在1610年。充满活力、声明赫赫、武装到牙齿的奥斯曼帝国（就像其当代的伊丽莎白/雅各布英国一样），在两条战线上对欧洲发起进攻，陆路上向维也纳进发，海上则向西穿过地中海。

在欧洲的方言中，“土耳其人”可以用来指任何穆斯林，包括北非的摩尔人。据说Renegadoes有“Turn’d Turke”的意思（1612年在伦敦演出的罗伯特·达伯恩的戏剧《A Christian Turn’d Turke》的标题）。[Ewen，1939：3；Lloyd，1981：48。据Lloyd说，剧作家的名字是罗伯特·奥斯本]。好色的土耳其人和邪恶的士兵形象充斥着流行文学——“mussulmano！”在威尼斯仍然是一种致命的侮辱。

想一想最近和伊拉克进行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媒体，也许就能理解欧洲的这种无知和偏见。自19世纪以来，欧洲对伊斯兰教的反应变得复杂得多，因为19世纪的欧洲实际上征服并殖民了穆斯林居住区的大部分。但在17世纪，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交融点，不管是怎样的交融。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憎恨并误解了伊斯兰教。至于伊斯兰教这边，“圣战”一词概括了它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存在文化鸿沟的两边几乎都不会有宽容和理解。

因此，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叛逆者似乎是地狱一般神秘的生物。他们不仅“背叛了我们的主”，还走得更远，加入了圣战。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雇用为“巴巴里海盗”。他们袭击并掠夺欧洲船只，将基督徒俘虏带回巴巴里，然后被赎回或以奴隶身份出售。当然基督教的“海盗”，包括马耳他骑士团在内，对穆斯林的船只和船员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很少有穆斯林俘虏“变成基督徒”。叛逆者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

欧洲人认为叛逆者是人渣，并认为他们皈依的动机是能想象到的里最低级的：贪婪、怨恨、报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皈依时已经是海盗了——显然，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借口进行更多的海盗活动。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俘虏了，并被提供了一个选择，即皈依或当奴隶。但他们像懦夫一样，选择了叛教和犯罪。显然，至少有一些叛逆者相当渴望改变信仰。一位名叫莱昂·德兰的傲慢的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1731-1732），“他曾在坎迪亚（克里特岛）担任法国领事，并因其傲慢和对土耳其人的蔑视而引起许多麻烦，他阻止了一名来自圣特罗佩的水手试图变节的行为，尽管两国之间的条约明确规定（第19条），如果一个法国人连续三天坚持其变节的想法，这一行为就应该被承认。”德兰被尴尬的法国政府调离克里特岛[Spencer，1976：159]。叛逆者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应被当场击毙，而在西班牙则是被烧死（至少在理论上），即使他们想重新皈依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教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瘟疫，而不仅仅是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

在伊斯兰王国内部，对皈依的态度可以说更为开放。西班牙人强迫犹太人和穆斯林皈依基督教，但随后还是将他们驱逐出境。然而，伊斯兰教仍然保留着自己作为一个新宗教的形象，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特别是通过改变信仰来扩张。“新穆斯林”仍然被认为是受祝福的，甚至是“幸运的”，特别是在伊斯兰教的边境地区。这些对皈依的不同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更多的基督徒转变为“土耳其人”，而不是反过来——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一位名叫汉密尔顿的上尉说明了诱使一些叛逃者留在巴巴里的动机：“他们受到诱惑，因为爱上土耳其（穆斯林）的女人而放弃了他们的上帝，这些女人一般都非常漂亮。”他表示能够谅解了这些可怜虫，因为这些女人“精通巫术…被俘虏的人永远不会有自由”。[Wolfe, 1979: 237]]也许我们可以首先假设，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土耳其人”对叛逆者的解释，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一方面可以怀疑这些人都是单纯的恶魔，另一方面也可以怀疑他们都是圣战的天使。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答案——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比这两种17世纪的理论都要复杂得多。

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现代历史学家真正尝试去了解叛逆者。在欧洲历史学家中，“恶魔理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尽管它已经被合理化和详细论述，甚至被颠倒成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假设。这一理论是这样的：

为什么各个欧洲大国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未能消灭巴巴里海盗？不言而喻，伊斯兰人的军事水平和海军技术都不如欧洲。众所周知，穆斯林们是糟糕的水手。如何解释这个明显的难题呢？很明显，原因就在于叛逆者。他们作为欧洲人，把欧洲的技术介绍给了穆斯林，并且为他们而战。因此，巴巴里的海盗行为似乎是“一种外来者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些叛逆者，它就不可能发生[Coindreau, 1948]。他们是最坏的叛徒，但他们的才华在粗鲁和狂暴中展露无疑。海盗行为是卑鄙的，但它却足够浪漫!

至于伊斯兰教历史学家这里，他们自然对任何伊斯兰教低人一等的说法感到反感。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拉巴特-萨里地方史清楚表明，从长远来看该国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对“海上圣战”历史的贡献远远超过几千个皈依者。至于皈依者本身，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拉巴特-萨里，不管出身如何他们最后都成为了摩尔人。海盗的历史不是“外国人的事”，而是马格里布、伊斯兰居住区远西地区和新兴的摩洛哥民族历史的一部分。[Hesperis, 1971]

这些对叛逆者的“解释”都没有让我们更接近他们拥抱伊斯兰教并与巴巴里海盗一起生活的可能动机。狡猾的叛徒，或是被同化的英雄——这两种刻板印象都不具有任何真正的深度，即使这两者都包含部分真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叛逆者们确实为巴巴里带来了某种技术和战略上的创新。他们确实也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了伊斯兰教，而不仅仅是作为受雇的打手或“专家”，我们也将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对整个现象的“原因”仍然没有头绪。我们早应该注意到，尽管一些叛逆者精通多种语言，但没有人是文人。我们没有关于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叛逆者们自己写下的文本。他们的社会出身使他们不适合进行自我分析的写作；这种奢侈品仍然为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所垄断。书写历史的笔在叛逆者们的敌人手中；他们自己只能沉默不语。

因此，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揭开他们的动机，也许我们只能得出一些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感想和猜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比那些新殖民主义欧洲历史学家或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做得更好，因为他们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待叛逆者。我们可以尝试去欣赏叛逆者们，作为个人（如果可能的话）和团体，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规划，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可以尝试（在证据允许的情况下）从现象的内部看清楚，而不是依赖外部诠释的视角。

相比从全局考察整个现象，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历史（或者说“微观历史”，如C.金茨堡所说）能使我们更为轻松地完善对叛逆者的看法。[这篇文章并不构成真正的微观历史，因为它主要基于二手资料。我只是想表达对C.金茨堡和他的学派的方法论上的亏欠，但我并不强求自己在任何方面与他们的严谨性和原创性相提并论。］这里使用的方法包括根据“宗教史”的视角来阅读历史/民族志文本。我更愿意把这一框架称为宗教史的原因有二：首先，为了避免我追随埃利亚德学派方针的指责，该学派几乎已经把自己同“宗教史”的标签绑定在一起。我采用了埃利亚德和亨利·科尔宾开发的一些策略，但随后发现它们在处理“抵抗”或“叛乱欲望”等概念时不太有用。这就引出了我更喜欢宗教史这个术语的第二个原因，任何自称为“任何东西的历史”的学术学科，都必须被怀疑是在可疑的绝对性基础上先验地构建了一个虚假的整体，而这只会掩盖和加强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因此，这篇文章的第三个主要方法论成分来自尼采式的思想史、图像史、情感史、审美符号史等等。它们是由巴什拉、本雅明、巴塔耶、福柯等人所发展，这些历史学科并不将自身视作一种具有自己历史的观念，而是以质疑和批判历史的绝对性作为出发点。最后，这里主要的方法论工具实际上是海盗学。众所周知，这完全是热情的业余爱好者的领域。

综上所述，我们将以一个短暂时期（约50年）内的一个社区为中心进行研究。拉巴特-萨里，在17世纪上半叶的所有的巴巴里国家中唯一一个依靠海盗取得独立的国家。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都处于“高墙”（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之下，但萨里在这数十年间由“Divan”（土耳其人的国务会议）或是称之为“海盗船长委员会”管理。这是一个真正的“海盗乌托邦”，也就是说，我们有希望在布赖格共和国，或者说是摩尔人的萨里海盗共和国中找到叛逆者最先进的形式，最成熟的政治和精神形态。

不过首先，我们先尝试做一些历史学家（据我所知）还没有为叛逆者做过的事情。我们可以问，欧洲是否真的是铁板一块地反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否在欧洲文化中有着潜在的积极影响，并且这一影响甚至在叛逆者逃到巴巴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获得了某种收益，而不是简单地认为他们的皈依动机都是卑鄙的，没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可能会想，伊斯兰教本身（而不仅仅是对海盗黄金的希望）是否会吸引他们来到北非——或者，如果不是伊斯兰教本身，而是有关伊斯兰教的一些形象、谣言、神话或误解。那么，一个17世纪的工人阶级水手又会以何种方式对伊斯兰教产生兴趣，甚至被其所吸引？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神秘的伊斯兰教”的思想开始跟随着所有的香料、丝绸和书籍——基督的圣战士们设法将它们从圣地“解放”出来——被带回欧洲。伊斯玛仪派的“刺客”，们是否将一些绝密的知识传授给了圣殿骑士团？这就是为什么圣殿骑士团成员们被禁闭、拷打、处决，最终以看起来如此疯狂的仇恨被消灭的原因吗？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是否是通过西班牙的摩尔人传入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圣方济各和罗杰·培根以及其他前往撒拉逊人居住地的神秘主义传教士是否带回了一些伊斯兰教的神学、密教科学和苏菲主义的教义的内容？

无论如何，不管这些接触是否真的发生过，到了17世纪初时，一些欧洲知识分子认为它们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实际上一些真正绝密知识的传播也在进行。（这种接触的真实与否是另一个研究课题；在这里，我们只关注图像、信仰和思想的历史，无论它们是否基于“历史现实”，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晚期的赫尔墨斯主义学者开始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喜爱。大约1610年左右（西班牙最后一次摩尔人，或称之为摩里斯科人起义的日期），一些德国神秘主义者公开了一系列文件，它们概述了一个秘密组织——玫瑰十字会的历史。根据文件描述，14世纪时该组织的创始人，据说是传说中的克里斯蒂安·罗森克洛兹，曾在伊斯兰世界（大马士革、阿拉伯半岛、一个名为达姆卡的神话城市和摩洛哥城市非斯）大范围周游，并在那里接受了完整的赫尔墨斯主义课程学习。他的坟墓据说最近才重现世间，里面有大量加密过的文献，教团也因此重新振兴。有关玫瑰十字会的文件在博学而虔诚的基督徒中引发了巨大的轰动，他们对天主教和新教的争吵和战争相当反感，对一种基于知识而非信仰的普世宗教充满渴望。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科学和智慧被热切期待对这个最终的密宗启示有所贡献。玫瑰十字会公开宣称“即使对犹太人和土耳其人也要宽容”；他们可能会暗地里承认没有一种宗教拥有对真理的垄断。尽管他们仍然是基督教徒，但不是“宗派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只是另一个教派，拥有一些真理（甚至包括关于耶稣的某些真理），但不比天主教或路德教多，也不比其少。因此，虽然玫瑰十字会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表现出的抗拒和仇视远少于大多数基督徒，他们甚至还对伊斯兰教的深奥和神秘传统赞赏有加。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伊斯兰教可能对一些单纯反宗教，或是至少反教会的欧洲人有一种模糊的吸引力（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夜校”，以及马洛“摩西是个魔术师”的俏皮话）。伊斯兰教不受任何神学权威甚至教条束缚的印象已经渗透到欧洲文化，或者很快就会渗透到其中。一大批喜爱伊斯兰教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出现。

玫瑰十字会影响了共济会，而共济会影响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影响了尼采。他们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但在多数时候这只是一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问题：牧师们讨厌伊斯兰教；而我讨厌牧师；因此我喜欢伊斯兰教。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尼采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仍然是相当片面的，他似乎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一个贵族战士和僧侣的修道会，但他对伊斯兰教的印象已经是自由思想家传统的顶峰了，因为他们主要把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单纯反基督教的宗教。

赫尔墨斯主义反过来又影响了新教中某些非理性的倾向。许多将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发动英国革命的极端分子都受到了雅各布·勃姆，以及其他倾向于赫尔墨斯主义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影响。即使是工人阶级中的“平等派”、“掘地派”和“喧嚣派”也对赫尔墨斯主义的思想和理想有所了解——比如对圣经深奥的阐释、普遍的宽容、“泛神论的一元论”、不以牧师或教会为中介而是直接与神灵接触、反律法主义倾向、对物质本质的神圣性的信仰、将上帝视为“普遍理性”（或心灵）的倾向、相信想象力能够改变现实、社会平等主义、千禧年或“天翻地覆”等等。

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喧嚣派分子对伊斯兰教有兴趣。不过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喧嚣派主义和海盗之间的联系。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喧嚣湾”在17世纪晚期庇护了一个海盗乌托邦。在加勒比海的“海盗黄金时代”，一些喧嚣派分子被流放到那里。伊斯兰思想的某些方面很可能会吸引极端的新教徒——比如反三位一体、有人性又有神奇本质的耶稣、圣经解释学、“精神民主”，甚至是圣战的概念。喧嚣派（或其他类似的教派）专门研究大胆而又骇人听闻的精神悖论和反传统的极端主义，他们可能对那些注定要在阿尔及尔或萨里度过余生的被边缘化和反叛的人产生了一些影响。[除了Hill（1978）和Cohn（1970）的正规资料，也见Friedman（1987）；Morton（1970）；Smith（1983）。关于喧嚣派与海盗的联系，见Hill（1985：161-187）]

一个喜欢“光荣地渎神”，一边喝酒抽烟一边在酒馆里说教，膝盖上坐着一个妓女的喧嚣派分子或原喧嚣派分子，可能也会被欧洲人对伊斯兰的性感印象所吸引。实际上，伊斯兰教是一种比基督教更支持性的宗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把快乐视为神的恩惠。《古兰经》中的天堂中的美女、执酒人、花园和葡萄酒喷泉，在那些对自己的传统强调贞操、处女和自我毁灭不满的基督徒中一直是臭名昭著。在大众层面上，“性欲旺盛的土耳其人”的刻板印象维持了对这一神圣又感性的伊斯兰教的讽刺。东方开始被视为（通常是秘密的）一个可以满足禁忌欲望的地方

最后，伊斯兰教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敌人。正如M. Rediker（1987）所指出的，到了17世纪，海洋世界已经揭示了工业时代的某些特性，它们在未来的地平线上显得如此之近。船只在某些方面就像漂浮的工厂，海员形成了一种原始无产阶级。欧洲商船的劳动条件呈现出一幅新兴资本主义的悲惨景象，欧洲海军的条件更加可怕。水手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所有欧洲经济和政府中最低级和最被排斥的人物，他们无权无势，报酬低下，被残酷对待，惨遭折磨，在海上随时可能被坏血病和风暴消灭，他们实际上是富商和船主们的奴隶，是吝啬的国王和贪婪的王子们的奴隶。C.Hill和Rediker以J.Lemisch早期研究为基础，相继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将海盗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反抗的形式来研究。海盗（用笛福的一位受访者的话说）“与全世界为敌”，他首先是自己文明的敌人。而且，“我的敌人的敌人”再一次可能证明是我的朋友。我恨欧洲，而欧洲憎恨伊斯兰教。因此…我也许会喜欢伊斯兰教？在1637年，一个有文化但未受专门教育的英语读者可能对伊斯兰教了解多少？在那一年，摩尔人海盗共和国的一位大使访问了伦敦，一些专业记者就这一奇迹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说到：

就他们的宗教而言，他们严格遵守穆罕默德的律法；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生来就是世界的救世主（但不是道成肉身），他是上帝之息，是由一个处女所生，犹太人本应该相信他，但他们不愿意相信。因此他们要谋杀他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离开了他们，从他们那里升到了天堂，然后他们把另一个人代替他处死，他们折磨那个人并残忍地钉死了他。因此，这些伊斯兰教徒认为犹太人是最坏的人，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奴隶。

他们宗教中唯一的书籍被称为“古兰经”，是由他们的假先知穆罕默德编写的，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不得在任何其他书籍上投入时间；即使在失去生命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敢审查或质疑其中的任何部分；但如果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或者任何观点或句子复杂难懂，那么询问一个贫穷又缺乏学识牧师的意义是合法的。他们都受了割礼。他们使用一种洗礼，但不是在教堂，而是在他们家里。

他们的四旬斋和我们的差不多，他们的四旬斋只持续30天；但在黎明和黄昏之间的任何一天他们都不吃饭或喝酒，而当星星出来的时候，他们整夜禁食。牧师或神职人员如果不能在耶稣受难日当晚把《古兰经》（或《穆罕默德法》）一书读完，就会被认为不配担任这一职务。他们从早到晚祈祷六次，并经常清洗自己的全身。他们没有钟声来通知他们前往教堂，但担任牧师的人大多有一个大嗓门，因而由他走到尖塔的顶端，在那里发出通告，让人们来参加礼拜。任何人都不得穿鞋子进入教堂。他们的教士或牧师只要愿意，都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妻子。普通人可以占有被俘虏的妇女，但他们不能在夜间与她们同床共枕，因为那是属于妻子们的权利，如果任何妻子被引诱离开她的丈夫，她可以通过向行政长官投诉来满足她的要求。有四个妻子的人一定是有钱人；因为穷人也可以有这么多妻子，但他的钱太少了，无法养活她们；因此必须有一两个妻子轮流陪他。新娘和新郎在他们洞房前不得见面，如果他发现她是个处女，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是，他可以把她赶走，并可以不退还她带来的财产。

他们的教徒不贪婪，不爱钱财，为此他们每天都在各城镇开庭审理和裁决案件，这些案件必须由那些没有被发现或已知被诽谤酗酒、通奸、遗孤及其他丑闻的证人来作证（因为得知他们如此行事过后，他们的证词就不会被接受）同样，如果被告能证明指控他的人没有在24小时内做六次祈祷，他或他们将完全失去指控的权利，或在任何情况下提供证词的权利。在公正和诚实的指正后，最繁琐的诉讼也会在一周或最多八天内结束。

他们言而有信；故而他们中很少有人使用票据、债券或债务（这就是在摩洛哥、菲塞或苏斯几乎没有一个富有的文士的原因），因为违背诺言在他们中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挽回的耻辱。用假秤或假量具的人，会被没收家里所有的器物供穷人使用，同时做为一个罪人，他会遭受残酷的鞭打。他们的死刑处决通常是由刽子手割断被判决死刑的人的喉咙。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与幻想的混合体，而且总的来说是相当积极的。我们将回到所有这些猜测的主题，并试图在萨里的海盗共和国的具体环境中更集中地弄清它们。但在我们行动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共和国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主要经济来源——海盗行为。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整个巴巴里海岸的历史，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些受保护地。

暗杀式民主

阿尔及利亚人是一群流氓，而我是他们的首领。

阿尔及尔某位欧洲领事[Spencer，1976:58]

对突尼斯、的黎波里，尤其是阿尔及尔的研究要比萨里更加透彻；感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大量的参考书目，所以我们在这里无需花太多时间来细致地关注地中海沿岸国家，这是徒劳无功的。几乎任何一本关于海盗历史的书都会讲述阿尔及尔的状况，更不用说有许多作品专门讲述阿尔及尔的历史。而萨里规模较小，离欧洲人的视线更遥远。我们对它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它不够出名，而且还是因为它的政治独立性。即便如此，萨里依然是一幅巨型画卷的一部分，我们至少需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大英百科全书》（1953年版）在其关于“巴巴拉海盗”的条目中甚至没有提到萨里，但它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

北非沿海的海盗势力兴起于16世纪，在17世纪达到了顶峰，在18世纪逐渐衰落，直到19世纪才被彻底消灭。从1659年起，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沿海城市，虽然名义上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无政府的军事共和国，它们自己选择统治者，靠掠夺为生。而在海上这一长期存在的舰队则是由船长（Reises）指挥。他们形成了一个阶级，甚至是一个公司。巡洋舰由资本家赞助建造，由船长们指挥。帕夏或其继任者（他们拥有Agha或Dey或Bey的头衔）的国库可以获得战利品的10%…直到17世纪，海盗们还在使用桨帆船，是弗拉芒叛逆者西蒙·丹泽（Simon Danser）让他们明白了大型帆船的优点所在。在17世纪上半叶，据说仅在阿尔及尔就有超过2万人被俘虏。富人们可以赎身，而穷人只能成为奴隶。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人不允许他们通过改信“穆罕默德主义”来获得自由。在19世纪初，的黎波里塔尼亚（今利比亚西北部地区）由于其海盗行径，曾多次与美国发生战争。在1815年的全面和平之后，英国曾两次试图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但都是徒劳无功，直到1830年法国征服阿尔及尔才宣告结束。

（请注意，这里伊斯兰教被称为“穆罕默德主义”，这些海盗式的“穆罕默德人”拒绝“在多数情况下”允许奴隶们皈依；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允许这样做，但作者倾向于避免这种结论，而只用负面的语言来谈论“穆罕默德人”和海盗。）

这里使用了两个有趣的政治术语——“无政府主义”和“资本家”——这可能不太合适。“资本家”听起来太过于18-19世纪，无法描述那些为海盗国家的经济提供支持的商人和拥有船只的船长。此外，我认为作者在使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时，并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而只是用这个词来表示暴力骚乱。阿尔及尔受制于奥斯曼帝国，因此，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讲，阿尔及尔都不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至于“暴力骚乱”的指控，一些学者会问，如果没有某种内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阿尔及尔作为一个“海盗国家”如何能存活几个世纪。早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学家和关于海盗问题的耸人听闻的作家给我们描述的印象是，阿尔及尔是一个处于永久亢奋状态的掠夺部落；而威廉·斯宾塞（William Spencer，1976）等年代较近且不那么沙文主义的学者倾向于强调阿尔及尔的稳定性，并寻求对其成功存活那么久做出可能的解释。像“无政府主义”这样的术语被应用在描述北非时，其所蕴含的准道德主义的恐惧往往掩盖了一个秘密事实，即历史学家经常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18-19世纪欧洲真正可怕的掠夺行为——提供回溯性的理论依据。如果阿尔及尔被证明为一个没有丝毫体面人类价值观的污水坑，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相信欧洲随后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殖民冒险的“文明化使命”。因此，有必要对欧洲（和美州）伪理性主义者所写的历史进行大面积修改，从而揭露不是仅仅由摩尔人“无政府主义者”实施，同时还有白人基督教民族国家实施的海盗行为。[对于海盗的飞地来说，一个有用的术语——也许不是很恰当——可能是“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最初是由E. Evans-Pritchard用于努尔人的部落组织，并被Richard Drinnon引用，用来描述理切罗基酋长查德·菲尔兹（Richard Fields）和迷人的约翰·邓恩·亨特（John Dunn Hunter）在德克萨斯州建立的“弗雷德尼亚红白共和国”（Red-White Republic of Fredonia）。亨特是一个在还是婴儿时就被印第安人俘虏的白人，后来在伦敦遇到了罗伯特·欧文和其他激进分子，并于1824年返回美国。亨特是另一种叛逆者——他皈依“印地安主义”——因此受到憎恨和谴责。弗雷多尼亚最终失败了，而亨特也于1827年被谋杀[Drinnon，1972:208]]

事实上，阿尔及尔似乎既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统治，而是以一种奇怪而出人意料的民主形式存在着。与逐渐屈服于君主专制主义的欧洲国家不同，阿尔及尔表现出更“扁平化”和平等的结构的迹象。当然，在理论上，它始终服从土耳其帝国的政策和指导，但在实践中，这个城邦是由各种各样的“议院”组成的，这些“议院”由禁卫军士兵和海盗中的精英组成，他们制定了自己的政策，有时他们甚至会把苏丹的代表赶回伊斯坦布尔，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执行“高墙”的意愿。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受保护国或“摄政国”确实是“外国人的事务”，甚至可以称为准殖民地。在阿尔及尔，奥卡克（Ocak，禁卫军下属部门）或禁卫军（Janissaries）的统治根据法律不是由当地人（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担任，而是由“土耳其人”担任。当然，更复杂的是，禁卫军的来源最初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安纳托利亚人，甚至不是天生的穆斯林，而是苏丹的奴隶，他们在小时候就因奥斯曼帝国的“男孩税”被招募，该税在帝国的外围地区，如信奉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进行征收；他们接受训练，皈依伊斯兰教，起初被用作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建立阿尔及尔摄政国的巴巴罗萨兄弟是阿尔巴尼亚人，也有说法是希腊岛民出身。然而他们得到许可，开始招募本地安纳托利亚人加入禁卫军团的阿尔及利亚分部，最后甚至连欧洲的叛逆者也一并接纳。奥卡克，就像马耳他的医院骑士团一样，由一场圣战中的军事组织、占领军和政府人员组成。似乎没有一个奥卡克成员出生在北非——事实上，如果一个禁卫军娶了一个本地妇女并生了孩子，这些孩子无法加入奥卡克（这种情况导致了这群“混血儿”的几次失败的叛乱）。阿尔及利亚本地人也有机会获得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作为海盗，但从未能成为军事管理者。哈米达.雷斯（Hamida Reis），9世纪阿尔及利亚最后一位伟大的船长（Ar. ra’is）。在奥斯曼帝国，雷斯（Reis）原意是“船长”，后来变为对海军高级将领的尊称。但在阿尔及尔，他只是一个例外。无论如何，奥卡克的“民主”都排斥本地的阿尔及利亚人——但它也越来越倾向于独立于土耳其。如果它是某种“殖民地”，那么它与祖国的联系只是松散的，与后来法国人的“省”不同。而且，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土耳其人”始终比任何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更接近当地人。无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多么憎恨土耳其人，当西班牙或法国的舰队在地平线上出现时，他们都会与土耳其人联手。

我们将阿尔及尔政府与萨里政府进行比较的话，萨里政府可能部分模仿了阿尔及尔政府。但阿尔及尔和萨里的比较对我们来说用处有限，这是由于前者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阿尔及尔吸收了大量土耳其文化。禁卫军主要信仰拜克塔什·苏菲（Bektashi Sufi）教派，这是一种相当异端的信仰，有时会在仪式上使用葡萄酒，并表现出许多突厥萨满教的特征[Birge，1937]。著名的禁卫军行进曲最初是苏菲派创作的。

佩雷·丹（Pere Dan）是一位牧师，他于1630年来到阿尔及尔为俘虏交赎金，并留下来创作了一部重要的摄政国史。他描述了1634年阿卜杜勒·哈桑·阿里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抵达这里后作为任职三年的新帕夏的授职仪式：城市派出了两艘装备精良的大帆船向他致敬。御前议会（Divan）的军官团共500人在港口迎接他。当他走出帆船上岸时，他受到城中的堡垒和海盗船约有1500门炮的欢迎，其中约有40艘船在海上航行。随后，禁卫军的统帅在两名鼓手（Cavus）的陪同下行进，随后是首席秘书和24名Ayabashis，他们是国家的主要顾问。紧接着是两个戴着巨大头巾的布卢克巴希人，然后是奥达巴希人的队伍；在他们之后是六个土耳其双簧管演奏者，另外还有一些摩尔人在演奏长笛和其他铙钹，整个合奏的声音非常奇怪，在我们心中引起更多是恐惧而非快乐。最后来的是新帕夏，他身穿一件巨大的白袍，以示和平。他骑着一匹上等的巴巴里马，银马鞍上镶满了宝石、马刺和马镫，丝质的缰绳上挂满了绿松石，马鞍上的绣花布也非常精致。游行队伍按照这个顺序进入了城市，帕夏被带到了为他准备的住所。[Spencer，1976]

有趣的是，佩雷·丹提到了音乐在“我们”欧洲人心中激起的恐惧。禁卫军似乎是历史上第一支使用军乐进行曲的军队，据说当他们的乐队在维也纳城门前喧闹、轰鸣时，基督教士兵一听到声音就扔下武器逃跑了。很有意思的是，奥卡克是否曾在海盗船上运送过乐队（阿尔及利亚禁卫军作为武装人员跟随海盗出海时，只有在运送战利品的船被强行登上并占领时才出手动武）。17-18世纪在加勒比海和印度洋活动的欧洲海盗据说非常喜欢音乐，并在他们有能力的时候雇佣全职人员演奏，但显然这是做为了他们自己取乐，而不是作为一种心理战！[Spencer对阿尔及尔可以听到的各种音乐作了如下注释：阿尔及利亚音乐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反映了其奥斯曼渊源。奥卡克军乐队由27个演奏者组成：八个大鼓，称为davul，用手指演奏；五个壶鼓（nakkare）；10个军号；2个小号；以及2对铙钹。音乐类型为mehter，这是一种强烈的重音节奏风格，在奥斯曼帝国由禁卫军推广，在奥斯曼帝国中和军事盛宴，权力为同义词。第二种流行的音乐类型是安达卢西亚音乐，由来自西班牙的摩里斯科难民带来，采用了半音阶的东方乐器，如安纳托利亚梅夫莱维的苦行僧作品中的乌德琴、塔尔琴、雷贝布（一种双弦小提琴）和奈伊（一种芦笛）。在摄政国时期，阿尔及利亚的咖啡馆里经常可以听到二三十人的安达卢西亚管弦乐队演奏，正如Renaudot告诉我们的，“他们随机应变地演奏，匆匆忙忙地从一个乐章转到另一个乐章，但同时又以最统一和准确的方式演奏了一整夜”。]

在萨里，苏菲派和土耳其军乐不为人知，但安达卢西亚音乐综合体，包括波斯、阿拉伯、摩尔、伊比利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音乐，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区发展了几个世纪后突然传到北非，这一定是由西班牙的摩尔人和摩里斯科人迁徙的浪潮带入萨里；而新的柏柏尔人及其他非洲人的影响也会被加入到这个组合中，从而催生出今天演奏的古典北摩洛哥音乐，不过它仍然归属于安达卢西亚音乐。

与其他巴巴里国家相比，萨里不受奥斯曼帝国的控制，甚至没受到什么影响。阿尔及利亚和萨里特海盗之间的密切联系（下文将讨论）可能是导致萨里土耳其文化影响的原因。例如，萨里用土耳其古老的烛光游行习俗来庆祝一个特殊的节日。但萨里在任何时候都是摩洛哥的属地或自由的摩尔人海盗国家，没有“外国人”以外国政府的名义在那里夺取权力。

从结构上看，阿尔及利亚奥卡克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按资排辈”的民主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新兵理论上能以每三年一个军阶的速度在军队中晋升。如果他活得够久，他就能担任两个月的总司令，或称之为“两月的Agha”。然后他将退休，进入政府的御前议会或议院，对所有重要议题和人事任命有投票权。所有这些都与“功绩”无关，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管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的最低贱的阿尔巴尼亚奴隶男孩或农村青年，又或是被俘后遭遗弃的改信的欧洲水手，只要他活着并为“海盗共和国”服务，都同样有希望在某一天进入政府，这就是奥斯曼被保护国的真正权力结构。正如佩雷.丹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只是空有一个王国的名称，因为实际上他们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共和国。”难怪奥卡克在招募新成员方面似乎从未遇到过困难。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实现这种“向上的流动”吗？

御前议会使用的是有史以来所有团体所能设计的最奇怪的“秩序规则”之一。议会进行会议时的规则非常简单。任何成员都不允许携带任何形式的武器，由武装警卫维持秩序。任何成员都不得使用拳头做出任何攻击性动作，否则将被处死。但他可以用脚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是跺脚或踢脚。曾有一位法国领事在会议厅内被“脚踢”时差点死去。所有的讲话都是用土耳其语进行的；必要时翻译（dragomen）会将其翻译成柏柏尔语，阿拉伯语以及欧洲的语言。“发言”是按资历或重要性顺序进行的，其中最常见的程序是由演讲者组织参会人员齐声喊叫。由于这种程序，这些会议显得异常混乱。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往往相信他们是在与狂野、暴力、非理性的人打交道；有证据表明演讲人通过利用这一程序来强调他们的计划，并将任何反对意见压制下去。然而对一个英国人来说，这种程序似乎是不合理的；例如，弗朗西斯·奈特（Francis Knight）在17世纪的第四分之二个世纪时作为奴隶在阿尔及尔呆了几年，他显然能够亲眼目睹这一会议。他对这一程序的描述值得引用。“他们站成一排，通过官使（chouse，疑为choush）或从者（suchivant）传话，用手臂或肘部互相挤撞，高声叫喊，仿佛怒不可遏，或者说像一个加大了火的锅在沸腾…他们显然对可能的祸患早有防备，因为[他们]被命令在来之前不要饮任何烈酒…或带刀前往…这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府…”

[Wolfe，1979:78]在为金钱而长期努力发展的过程中，阿尔及尔目睹了各种人类已知的欺诈、暴乱、叛乱、腐败、政治谋杀和混乱。但不知何故，阿尔及尔得以幸存和繁荣发展。有些人甚至将其政府形式定义为“暗杀民主”。但它是否比17世纪（或任何其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腐败或充斥暴力？它是否比欧洲君主制更混乱，更狂野，以至于它可以吹嘘一种只有通过混乱才能获得的自由——至少对少数成功者来说是这样？又或者说，这些描述（由欧洲游客撰写，请记住）过度强调了负面因素，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阿尔及尔的邪恶漫画？我的怀疑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暴力程度与其他人类群体的相比并无多少差别。阿尔及尔之所以不同的是它的经济依赖于其在边界以外的暴力——海盗。而它却比欧洲或伊斯兰君主国更加民主。这两个特点是否有某种联系？我更乐意把它先留作问题。

在船长们当中，相当于御前议会的是Taiffe reisi，或称之为船长议会。不幸的是，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少于对御前议会的了解，因为海盗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官僚和博学的抄写员来担任记录者。船长议会被比作中世纪的公会，但这是一种误导性说法，因为海盗的原始工会也是摄政国内一个事实上的统治（或至少是协商）机构。在权力斗争中，御前议会和船长议会不时会相互竞争或起冲突，但我们可以肯定二者都不会轻易冒疏远对方的风险。海盗依靠奥卡克获得政治保护以及资金和兵力供应。而御前议会的经济命脉，亦或说摄政国的经济繁荣，主要依靠海盗的战利品和赎金来维持。很明显，萨里的御前议会是基于阿尔及尔的船长议会的结构（而不是奥卡克的御前议会），因此遗憾的是，我们对船长议会组织知之甚少。与奥卡克不同，资历显然无法作为晋升的资本。船长（reis）之所以成为船长，要么是因为他的功绩（大多数海盗称之为“运气”），要么是因为他拥有一两艘船。当然，同样地，一个地位低下的船舱水手男孩（比如哈米达·雷斯）可能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舰队的海军上将，不管他的阶级或出身如何——这与英国海军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知道，船长议会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民主投票，并选举了领导人。总的来说，16-17世纪阿尔及利亚的“Divan-Taiffe”形式的“两院制”很可能被看作是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府的先驱，而这些政府是在几个世纪后才出现的；至于真正的萨里共和国，它甚至早于革命时期英国的受保护国/联邦结构（1640年代和50年代）。一个奇怪的想法：欧洲民主制度是否真的欠了“海盗”的债？当然，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巴巴里海盗是异教徒——但正如Rediker指出的那样，水手是17世纪的无产阶级，我们可以想象在海盗船间流传的窃窃私语（英国在1637年向萨里派遣了一支舰队！），关于“海盗和叛逆者”令人羡慕的自由。[1659年，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帕夏要求从海盗的战利品中获得更多的分成。这引发了一场革命，并终结了阿尔及尔的帕夏的统治。一位名叫哈利勒的Boulouk-bachi（奥斯曼军阶）号召议会发动叛乱以“恢复祖制”。据称，这些“祖制”是一部宪法，它将所有实权收于禁卫军首领和议会的手中。当然，这纯属妄想，但就像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法国、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者一样，这位阿尔及利亚议员坚持认为自己只想回归古代。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者”，然而其结果是革命性的。几年后，达兰达可以写道：“帕夏…在口头上承认对大领主的服从，但很少在意他的命令…士兵们对他来说比大领主更可怕。”他们已经成为阿尔及尔的实际统治者，而帕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首领，支付着固定的薪水，却没有权力。[Wolfe，1979：84]]

群侠

我们必须跳过阿尔及尔之后历史中政治结构的有趣发展，这仅仅是因为它不能为我们理解我们主要兴趣所在——萨里提供多少帮助。至于那些我们称之为阿尔及利亚海盗的人种学或社会史，后面我们在讨论诸如摩洛哥布赖格的海盗的色情风俗或经济政策时还会回到它以作比较。但是，在我们前往远东之前，还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主题仍在吸引着我们——叛逆者。

阿尔及利亚的船长和船员中有一部分——有人说是大多数——确实是某种形式的“外国人”。来自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摩尔人和摩里斯科人带来了新式盔甲和大炮，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证明是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来自东地中海的“黎凡特人”（指东地中海地区的人）——包括希腊人、埃及人、叙利亚人、某些岛民，以及每个港口都能见到的流氓和人渣——在阿尔及尔为圣战服务。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巴尔干/奥斯曼的山地人和强盗，与土耳其人的队伍也一齐涌入了这里。当然还有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叛逆者，无论是他是自愿的还是被俘的。

1621年至1627年间，据说有两万名基督徒在海盗之都被俘，其中包括“葡萄牙人、佛兰芒人、苏格兰人、英国人、丹麦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有叙利亚人、埃及人、日本人、中国人、南美洲人、埃塞俄比亚人”，这证明了当时航海事业的多民族性。“被救赎者”保存的关于叛教的记录同样具有启示性，尽管这对叛教者自己来说是痛苦的。据Gramaye观察，在1609年至1619年间，由于伊斯兰教的舒适而自愿放弃信仰的叛逆者包括“857名德国人、138名汉堡人、300名英国人、130名荷兰人和弗莱明人、160名丹麦人和东方人、250名波兰人、匈牙利人和莫斯科人”。[Spencer，1976：127]

曾经有过整支西班牙人军队为了避免被俘都改信伊斯兰教，而且显然被完全吸收了，甚至还有一些被奴隶商队带着北上的非洲黑人，他们赎回了自己的自由，加入了伟大的海盗淘金热活动。犹太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包括来自西班牙的马拉诺人和皈依者）均指那些被怀疑秘密信奉犹太教的受洗犹太人的后代），以及其他西班牙犹太人团体），都以商人和金融家的身份服务于所有的巴巴拉城市，并经常在政府中获得巨大权力。欧洲商人、领事、救赎论修士和牧师，他们成为这个异国风情又丰富多彩的侠盗联盟的一部分受惊的见证者，幸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因为海盗们自己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

海盗们的英雄和憧憬人物是Khizr Redbeard（Khaireddin Barbarossa，即巴巴罗萨·海雷丁），他是一个海员家族（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人，但居住在莱斯博斯）最伟大的后裔，他作为埃及日渐衰落的马穆鲁克政权的代理人首次来到了西地中海。从突尼斯出发，他和他的兄弟们以及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开始袭击西班牙海岸。

他们组建了自己的舰队，并向各个北非政权兜售他们的服务；在必要时他们会刺杀当地的统治者并接管城镇（贝贾亚，1512；吉杰勒，1514；阿尔及尔，1515）；杰尔巴岛曾一度成为他们的总部。1518年左右，在西班牙的重压之下，海雷丁向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冷酷者”）求援，并被任命为阿尔及尔的副总督（或说为总督）。他在1529年将西班牙人赶出了他们在阿尔及尔海湾的岛上堡垒，并在1534年占领了突尼斯。[当海雷丁大约50岁时，他俘虏了一位年轻的意大利贵族玛丽·德·加埃塔诺，并娶了她。Wolfe还提到，后来阿尔及尔的一位总督的妻子是“一个英国叛逆者”。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并不是所有这样的妻子都是不情愿的俘虏，而是其中有些人很享受这种冒险。]之后苏丹任命他为整个土耳其舰队的海军司令。当时奥斯曼人与法国签订了条约，巴巴罗萨作为盟友出现在普罗旺斯海岸。他是如此强大以至当他的舰队停泊在港口时，他有权禁止教堂敲响钟声（在伊斯兰传统中钟声是一种冒犯性的声音）。他死在君士坦丁堡宫殿的床上，他的儿子哈桑·巴巴罗萨（Hassan Barbarossa）继任了阿尔及尔的总督。这是一部真正的海盗史诗，从贫穷到富有：这是所有叛逆者的梦想。[Spencer，1976：18]

在下一代叛逆者英雄中，另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莫拉特·雷斯，因俘获一位西西里公爵和掠夺一艘教皇的船而声名鹊起。然而，他最大胆的冒险是带着一个由四艘半帆船组成的中队穿过海峡前往萨里，在那里他与三名海盗船长会合，然后一起前往加纳利群岛。海盗们洗劫了兰萨罗特岛，抓走了总督的妻子和女儿以及数百名俘虏。在绕岛游弋一圈，又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利品和俘虏而多次登陆后，他们挂起了旗帜开始谈判，允许重要人物被赎回，其余的人则被运回阿尔及尔作为奴隶出售。西班牙人在得到警告后试图在海峡拦截他们，但莫拉特·雷斯在一场风暴中成功地躲过了马丁·德·帕迪利亚的舰队，并将他的船队带回了阿尔及尔。这是一次大胆的突袭，因为半帆船并不是真正适合在大西洋航行的船只，所以这一行为更为显得大胆。基督徒喜欢相信是上帝惩罚了莫拉特·雷斯，致使他的儿子在他回来之前就死了，但在宗教裁判所里所述关于这次突袭的证词中的故事应该并不可信。[Wolfe，1979：146-7]莫拉特·雷斯似乎在阿尔及尔开启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关系”，这催生了一个使两个城市（指阿尔及尔和萨里，见下文）受益的独特计划。当阿尔及尔与某个欧洲国家签署和平条约后——这在地中海周围复杂的外交背刺网络中经常发生——阿尔及尔同意不袭击该国的船只——比如英国。同时，比方说，萨里暂时与法国和平相处，因此法国船只是“萨里海盗”的禁区。所以…当一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接近一艘法国船时，它挂着萨里的旗帜，因此不会引起怀疑。在扣押了法国船之后，它又恢复了阿尔及利亚的旗帜，并返回阿尔及尔（那里允许法国的战利品），出售货物和俘虏。而一艘来自萨里的船可以对一艘来自英国的船施展同样的伎俩。随后的不难想象，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萨里的船只可以自由地使用对方的母港设施进行维修、以及出售战利品和休整。

阿里比钦（化名Picenino）在同一时期（1630年至1960年）也在阿尔及尔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摩洛哥布赖格共和国的建立，这似乎是巴巴拉海盗真正的黄金时代。他是意大利人，也有人说是威尼斯人，原名叫皮奇尼奥，他指挥一艘海盗船从亚得里亚海出发抵达阿尔及尔；随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凭借他的勇气迅速在船长议会中崭露头角。他的战利品使他变得富有，他将所得重新投资于新的海盗船，直到他凭借自己的舰队为他赢得阿尔及尔海军司令的头衔。他在城里有两座宫殿，在郊区有一座别墅，有几千名奴隶、大量的珠宝、板材和财富。他在阿尔及尔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公共浴室和一座大清真寺，作为对这座城市的回馈。他有自己的步兵和骑兵保镖，主要从库库部落招募，库库部落的苏丹是他的岳父。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阿尔及尔的救赎论神父们将他，而不是帕夏视为这座城市的真正统治者。弗朗西斯·奈特是他的奴隶之一，他称其为伟大的“暴君”，不尊重任何人，甚至连大领主也不尊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奴隶都认为他们的命运“极其悲惨”，也不是所有奴隶都认为他们主人是暴君。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伊斯兰狂热分子，他希望通过杀害一名基督徒来进入天堂，并乞求比钦给予他杀害一名奴隶的特权。海盗同意了，但实际上是给了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人一把剑，然后邀请那人在果园里与他会面；当那人吓得逃跑时，比钦放声嘲笑他。另一名奴隶归还了他“发现”的钻石；比钦对此评论说，不利用机会使自己获得自由是多么愚蠢！

比钦可能有篡权的野心。他与库库苏丹的结盟、数百名士兵的保镖、私人海军，以及他与库鲁格利领导人的关系都表明了他的政治野心。然而他在法罗拉遭遇了惨败，在那里他损失了八艘战舰（弗朗西斯·奈特在那场战斗中从他手中获得了自由；他是一艘被俘船只上的奴隶）和两千名奴隶。几年后，当苏丹计划进攻马耳他时，比钦拒绝让阿尔及利亚海军前往，除非苏丹预先支付一笔补贴。苏丹派了一名“chaouch”（信使或使者）前往阿尔及尔为质；使者和帕夏都不得不到清真寺暂避，以躲避这位海盗与其手下的怒火。然而此时，帕夏拒绝支付禁卫军的工资，士兵们要求比钦提供这笔钱。显然，他还没有为政变做好准备。他逃到了岳父的领地，禁卫军则洗劫了他的城区和犹太人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苏丹显然担心比钦可能带着军队返回阿尔及尔；于是给他送来了钱、赦免和荣誉，只差没让他成为帕夏。但当他带着苏丹的使者回到阿尔及尔后，他很快就生病去世了。他的葬礼隆重得近乎皇室，但许多人怀疑他是在苏丹的授意下被毒死的。

[Wolfe，1979：1489][比钦的清真寺建于1622年，以奥斯曼的模型为基础，“一个八角形的圆顶设在一个中央拱廊式的广场庭院上，拱廊的屋顶是较小的八角形圆顶。”[Spencer，1976：77]修建清真寺当然不能证明他是真诚的皈依者，但它确实表明比钦至少希望表面上显得虔诚。]

西蒙·丹瑟（Simon Danser），“老舞蹈家”或“暗黑破坏神船长”（Diablo Reis），是著名的海盗。他（至少根据传说）首先教导北非人放弃他们陈旧的地中海式桨帆船，改乘“圆船”，即欧洲式的前后帆船（如哥伦布著名的caravel）。丹瑟和他的战友沃德船长（稍后将再次出现）赢得了足够的声誉，以至于在托马斯·德克尔的戏剧《如果这不是一出好戏，迪韦尔就在其中》（1612）中出现。[Ewen，p.3]

丹瑟最初是荷兰多德雷赫特人，从马赛来到阿尔及尔，在那里定居、结婚并从事造船业。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叛变并在不到20岁就开始从事海盗生涯，但在随后三年内他就成为了船长议会的头号船长，并因其大胆的冒险行为而获得了Deli-Reis（Captain Devil，“魔鬼船长”）的绰号。丹瑟用缴获的战利品作为奖赏，教他的同伴们如何管理和驾驶配备了高甲板、风帆和大炮的圆船。他亲手俘获了40艘船，它们被并入了海盗舰队。从丹瑟时代起，阿尔及利亚人学会依靠被俘船只和他们自己的造船厂中弥补了他们的损失。丹瑟还带领阿尔及利亚人到了前所未有的更远的地方。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深入大西洋，向北一直远至冰岛，1616年，还有一支海盗中队在冰岛沿岸掠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秘密保留了基督教信仰的丹瑟利用在巴伦西亚附近俘获一的艘载有十名耶稣会牧师的西班牙船只，秘密地向亨利四世的法国宫廷通报他打算返回马赛，他在那里还有妻子和孩子。法国人同意的条件是让耶稣会牧师安全返回，这一点已经做到了。1609年，丹瑟与家人团聚，并被马赛市议会恢复了正式公民身份。1610年，丹瑟向国王和马赛市议会提交了一份对阿尔及尔进行远征的大胆提议，考虑到他对该城市内部详细的了解，这很可能会推翻摄政政府。不幸的是，法国人不信任这位前海盗的忠诚，拒绝接受他的计划。[Spencer，pp.125-6]然而，老丹瑟最后还是成为法国和阿尔及尔之间战争的罪魁祸首。看来丹瑟对法国政府的慷慨对待心存感激，他向该省省长吉斯公爵赠送了两门铜炮，不幸的是，这两门铜炮是阿尔及尔政府借给他的。自然，阿尔及利亚人对丹瑟的“叛国行为”感到震惊，要求归还这两门大炮。这场政治危机发展缓慢却又似乎早已注定。吉斯拒绝放弃他的大炮，而此时丹瑟无关的事件推迟了行动：亨利四世被谋杀了，而摄政王玛丽·德·美第奇在莱茵地区和巴黎都有麻烦要担心，因而他们最终什么都没做。这正是阿尔及利亚的叛逆者们所等待的危机。法国在地中海的商业活动富足而富有诱惑力，加上法国国王拒绝给予补偿，这对海盗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Wolfe，1979：181-2]这些大炮最终被送回了阿尔及尔——这也许是法国在其未来殖民地手中遭受过的最严重的耻辱。

我们还可以继续挖掘许多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叛逆者的名字，甚至他们的一些船只和战利品，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更多地了解关于他们的生活，更不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不用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充其量只是名义上的穆斯林，而且被虔诚的信徒所鄙视，因为他们在皈依之后仍然继续喝酒、大骂和“像基督徒一样唱歌”。但是，那个来自圣特罗佩的水手，因为法国领事试图阻止他转向土耳其人而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又是怎么回事？他的动机是什么？阿里比钦的清真寺和澡堂又是怎么回事？一个玩世不恭的伪君子的建筑？或者是标志着一种更模糊的情感，一半是自我利益，一半是其他东西？真正的虚伪毕竟在人性的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大多数人倾向于通过对某些观念和理想来证明他们的选择和行为的合理性——首先是证明这些行为的合理性。当个人利益和自我形象，与意识形态的修辞和指向目标相吻合时，意识形态就很容易被内化。假设叛逆者都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家和装腔作势者，那只能怪是我们给予他们太多信任。想象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是“相信”他们声称相信的东西，这样在心理学上会更有说服力。

叛逆者的模糊性甚至在语言上也有所反应。阿尔及尔人的多民族混杂，肯定造成了一场多语言误译的噩梦。这种状况呼唤着一种通用语言，事实上，这种语言被称为“佛朗哥”，是“法兰克人”（以及所有欧洲外国人）的语言，或萨比尔语（来自西班牙语的“了解”）。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和普罗旺斯语混合在这种典型的海港隐语中。如果在萨里发展出了一种平行的方言，它可能利用了阿拉伯语、柏柏尔语、西班牙式阿拉伯语（摩里斯科语）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新”语言反映了新的，独特的和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它们不仅仅是交流的手段，也是思考的模式，是说话人的内外经验的载体，是他们新的交流方式和他们新的（或新采用的）意识形态。佛朗哥与海盗们一起消亡了，但它的隐约的存在表明，叛逆者已经成为——无论这一说法多么勉强——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社群。在合适的历史环境下，一种通用语言可以成为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如乌尔都语或马来语。佛朗哥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知道它的存在后我们必须改变对叛逆者的看法。我们不能再把他们看作是四散的迷途叛徒。一种语言（无论多么简陋，多么杂乱无章）就是一种文化，或者至少是一种新兴文化的可靠标志。

突尼斯的雪花石膏宫殿

在我们最终启程向萨里出发之前，我们应该再作一次短暂的地中海航行：寻找叛逆者。没有这些男人（或女人）的真实地理信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记忆中仅剩下一两件轶事，或许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海战，而这些都没有揭示出叛逆者的心理、思想和动机。但是，偶尔会有一丝点燃的硫磺般的洞察力照亮纯粹猜测的阴霾。例如，英国叛逆者彼得·埃斯顿（Peter Eston）：

他以萨默塞特农场工人的身份起家，到1611年时指挥一支由40艘船组成的舰队。1612年，他袭击了纽芬兰岸边的捕鱼船队，正如西印度群岛的海盗在他之后所做的那样。在那里，他修理了船只，掠夺了所需的物资和弹药，并招募100人加入他的舰队。无论他出现在哪里，无论是在地中海西部还是在爱尔兰海岸，所到之处他都留下一片狼藉。最终，他厌倦了叛逆者的生活，加入萨伏伊公爵的麾下，买下了萨伏伊侯爵府，并娶了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士。[Lucie-Smith，1978：83]

有一次，埃斯顿被告知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赦免了他。“既然我自己也是国王，我为什么要服从国王的命令呢？”他这句俏皮话让我们想起了笛福在《海盗通史》中记录的无数演讲，这些演讲暗示了海盗的“意识形态”（如果这不是一个太宏大的术语的话）的存在，一种原始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态度。尽管不带哲学色彩，但它似乎启发了更聪明和更具阶级意识的海盗。笛福描述说，一个名叫贝拉米船长的海盗向他俘虏，并且刚刚拒绝加入海盗的邀请的商船船长发表了这番讲话：

我很遗憾他们让你不再拥有你的单桅船，因为我不屑于在对我不利的情况下给任何人带来麻烦；该死的单桅船，我们必须击沉它，而它可能对你有用。虽然你是一只鬼鬼祟祟的小狗，所有那些愿意服从富人为自己的安全而制定的法律的人也是如此；因为这些懦弱的幼崽们没有勇气捍卫他们通过被奴役得到的东西；但你们都该死：他们是一群狡猾的流氓，而你们，为他们服务的人，是一群胆小的傻瓜。他们诋毁我们，这些无赖，而其实我们和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在法律的掩护下抢劫穷人，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勇气的保护下掠夺富人。难道你不应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跟在些坏蛋后面工作吗？

当船长回答说他的良心不会让他违反上帝和人类的法律时，海盗贝拉米继续说道：

你是一个邪恶的良心恶棍，我是一个自由的王子，我有权力向全世界宣战，就像在海上有一百艘船，在战场上有十万人的军队一样；这是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但是和这种哭哭啼啼的小狗没什么好说的，毕竟他们会忍受上级在甲板上随意踢他们。

将拥有君主之心胸的“农场工人”埃斯顿与亨利·梅因沃宁（Henry Mainwaring）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后者是一位绅士海盗，他确实接受了英国的赦免，并且像若干年后的亨利·摩根（Henry Morgan）一样背叛了他以前卑鄙的伙伴。或者考虑一下唯一一个变成土耳其人的贵族（据我所知），弗朗西斯·弗尼爵士（Sir Francis Verney）。弗尼是个不安分的青年，在与继母就遗产问题的争吵中败下阵来后，于1608年秋充满厌恶地离开了英国。他来到了阿尔及尔，在频繁的继承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海盗。1609年，据英国驻西班牙大使报告，他掠夺了“三四艘普尔船和一艘普利茅斯船”。1610年12月，威尼斯驻突尼斯大使说他已经叛教了。在这个时期，他是约翰·沃德的助手。但他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久。1615年，根据Lithgow的说法，他在西西里大帆船上被囚禁了两年之后，在墨西拿病入膏肓。他在重新皈依基督教后被一名英国耶稣会士赎回。虽然他获得了自由，但他的命运也变得残破。为了生存，他被迫入伍成为一名普通士兵。Lithgow找到他时他已濒临死亡，“在极端痛苦的灾厄中”已经失去求生的意志。[Lucie-Smith，1978：84]。四年后（1615年），他死在墨西拿的圣母怜悯医院[Senior，1976年：98]。他确实“死于非命”，就像旧时代的编年史家对海盗的评价一样——无论这是否属实。

另一位英国“绅士”叛逆者（来自康沃尔）是安布罗斯·塞耶（Ambrose Sayer）[同上，p.83]。1613年，塞耶是一艘阿尔及利亚船的船长，该船在萨里被一艘英国船俘获，该船船长决定将这位海盗送回伦敦受审。托比·格兰维尔（Toby Glanville），塞耶的一名战友，意识到“游戏结束了，几次试图自杀，最终成功地从船尾跳了下去”。[同上，p.97]据推测，像大多数水手一样，他从未学会游泳。塞耶被送回国，并被判犯有海盗罪，但不知何故，他设法逃脱了，而且很可能就此隐退，因为我们没有听到他的更多消息。

我们了解最多的海盗可能是约翰·沃德。沃德享有“主演”1612年在伦敦西区风靡一时的《一个变成土耳其人的基督徒》中反派角色的殊荣；沃德至少还出版了两本可怕的黑字小册子和两首流行民谣——旧时代的超市小报——它们可能充满错误和赤裸裸的谎言，尽管它们描绘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关于沃德，见Ewen，1939]

沃德大约于生于1553年，是肯特郡法弗舍姆的“一个贫穷的渔民的孩子”。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一年和詹姆斯统治的第一年，我们可以得知他在普利茅斯身无分文，显然在这之前他有过相当长久的私掠生涯——50岁，“肥胖、秃头、白发”。[Norris，1990：63]。1603年，他倒霉透顶，因海军“鼓励服役”而感动，被迫在托马斯·索克韦尔船长（后来他也成了海盗）手下的“狮吼号”上服役。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极低或干脆不存在的工资、令人筋疲力竭的劳役和暴力体罚构成了当时的海军生活，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身上的最糟糕命运之一”。[Senior，p.87。约翰逊博士在某处说过，任何明智的人都宁愿选择监狱而不是英国海军；至少可以保证有更好的食物和同伴！]。据说沃德曾感叹他从事私掠时的日子，“那时我们可以像你们的蛋糕师一样自由地唱歌、打炮[即做爱]、骂人和杀人；那时整个大海是我们的王国，我们在那里随意抢劫，世界是我们的花园，我们在那里散步。”仅仅经过两周的海军军纪训练后，沃德就重新振作起来，组织了30名水手跳船，在普利茅斯港偷了一艘小船，[他本来只打算抢劫船上的财宝，那是属于一个逃往西班牙的英国天主教徒的，但显然他的情报有误，发现“金翅雀都从它们的巢里飞走了”——所以他改偷了这艘船]，最后出海重获自由。50岁的沃德开始了崭新的、令人震惊的海盗生涯。

沃德驶往爱尔兰南部，可能是比勒哈文或巴尔的摩，都是以接待海盗而闻名的偏僻无名的小港口。[六年后，1609年，沃德和他的同伴毕晓普船长（Captain Bishop）再次造访了芒斯特（爱尔兰南部一省）。当地官员因与海盗打交道而被监禁，毕竟海盗有10或11艘船，约1000人。芒斯特的英国“副总督”无法用武力击退他们，于是试图赦免他们，但这一权宜之计也失败了。那年晚些时候，英国海军上将派一艘船到巴巴拉，由佩普韦尔船长带领，劝说沃德和他的同伙“放弃他们邪恶的人生道路”。不仅他的任务失败了，而且所有的水手都抛弃了他，加入了沃德。佩普韦尔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将他的小船卖给土耳其人”，然后回到伦敦，这看上去很愚蠢。毕晓普船长（1609年）后来因沃德投靠土耳其而声称鄙视沃德，他收受贿赂而去谋杀沃德，但没有成功。毕晓普恳请赦免，并低声下气地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做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死去，也不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海盗。”[Ewen，1939：20-21]。而沃德显然另有计划]。1603年11月，他在当地某个地方遇到了“伦敦紫罗兰”号，并俘获了它。

当他们到达锡利群岛时，海盗们很幸运地遇到了一艘法国船，但由于那艘船很坚固，他们只能寄希望用诡计来俘获。因此，大多数海盗都躲在舱口下面，而其他同伴则在甲板上与对方进行交谈。他们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诡计最终得逞，他们接近并制服了他们的猎物。[Senior，p.88]。沃德将这艘船改名为“小约翰”（Little John，传说中罗宾汉的同伙），这让我们对他的想法和他的自我形象有了宝贵的了解：显然他认为自己是海上的罗宾汉。我们有证据表明，他向穷人施舍，而他显然只打算从富人那里偷东西。[大约在1604年，沃德到达萨里，“为他的船筹集物资，并将他们的货物全部卖掉”；他在那里与其他海盗一起筹集并“支付了100英镑，赎回了一个被俘的同胞”[Ewen，1939：3]。沃德在其他几个已知的场合用自己的钱来赎回俘虏；也许这是他“施舍给穷人”的方法]沃德对普利茅斯进行了最后一次秘密访问，他在那里为旗舰招募了一批船员，然后出发去东南方——再也没有回来。在南下的航程中，沃德乘坐一艘100吨的快船来到里斯本以北，然后进入（直布罗陀）海峡。他驶向阿尔及尔，但在那里受到了敌意的接待，因为为托斯卡纳公爵服务的英国冒险家理查德·吉福德最近试图烧毁港口的战舰。因此，他继续在地中海游弋，而他的实力和财富一直在增加。1604年12月，他在赞提（Zante，希腊港口）海域俘获了一艘满载葡萄干和丝绸的威尼斯船只“Santa Afaria号”，同年圣诞节，他洗劫了一艘载有胡椒、蜡和靛蓝的佛兰德船。

沃德在地中海的各个港口处理了他的战利品，然后再次穿过海峡，修整他的船并准备补给。当在他在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萨里（Sale）时，又有23名英国人加入了他。这些人乘印着荷兰文的“祝福”号起航，但由于受到西班牙军舰的粗暴对待，他们的处境很糟糕。当他们看到沃德和他的伙伴们“货真价实，满载而归”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离开他们的船，加入到沃德他们之中。在拉拉谢，沃德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另一名英国船员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这些人的船长迈克尔很快就返回英国，但副手安东尼·约翰逊留在沃德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人之一。

到1605年，沃德已经成功地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他的战船被恰当地命名为“礼物号”，是一艘200吨以上的快船，装有32门炮，船员约100人。除了“礼物号”之外，他还有他的手下，能够陪伴他掠夺任何他认为适合他的战利品。他们以英国人为主，也包括相当数量的荷兰人。当然也不乏有能力的海员急于加入他的队伍。沃德的小册子的作者安德鲁·巴克，对这些海盗的能力有更高的评价，他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的决心是为了在海上或岸上的光荣行为…他们可能会因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王子服务而受到青睐和赞扬。”

1603年，沃德是一名普通海员，生活贫困，在国王一艘条件恶劣的船上工作。在50岁的时候，他最好的年华似乎已经过去了。而现在仅仅不到两年后，他就成了一个有钱人，成了一艘精良又坚固的船的指挥官，成了受一大群走投无路的人尊敬的领袖。

沃德的海盗行为在横跨1605和1606年的整个冬季持续进行。1605年11月，他在塞浦路斯附近的海域抢劫了一艘来自墨西拿的船只上的丝绸、天鹅绒和绫罗绸缎，金额达5500英镑。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还在莫东的码头上劫走了一艘满载香料、药品和棉花的法国船，随后在1606年4月，他在撒丁岛附近劫走了一艘载有纺织品的佛兰德船。这些劫掠行动使海盗们对一个安全的行动基地的需求日益增加，这样他们可以在那里出售战利品和暂存财富。到1606年，他们在突尼斯的土耳其人那里找到了这样一个避难所。这一年的8月，据说沃德住在该城市，并帮助了一些暂时陷入困境的英国海员。

沃德在突尼斯的保护者是卡拉·奥斯曼，他作为禁卫军的首领，自1594年以来一直对该城有着绝对控制权。两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奥斯曼对海盗带回突尼斯的所有货物有优先购买权。在这之后这些货物被存放在突尼斯的仓库里，并转卖给基督教商人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一切都表明，沃德和奥斯曼间维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们甚至可能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因为海盗称土耳其人为“兄弟”。然而，人们怀疑奥斯曼在交易中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然而，有人怀疑奥斯曼在交易中占了上风，而海盗们完全依赖奥斯曼的友谊，因为如果没有友谊，他们很可能无法将突尼斯作为基地。托马斯·米顿（Thomas Mitton）在突尼斯居住了三年，与沃德一起出海，他在海事法院作证时证实了这一点：

…上述卡拉·奥斯曼是沃德进行海盗活动和掠夺的唯一助手、顾问和支持者，因为被指控的沃德除了在突尼斯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提供住宿，而在突尼斯，他无法自己解决食宿，只能通过卡拉·奥斯曼的手段。他授权沃德可以在突尼斯和周围地区购买补给。之所以让被告的卡拉·奥斯曼这样做，是因为当沃德获得战利品时，卡拉·奥斯曼以他自己的价格向他购买货物。

沃德在发现新基地后开始的第一次航行是在1606年10月。卡拉·奥斯曼为沃德的老式战舰“礼物号”支付了四分之一的补给费。这艘船的船员除了奥斯曼派来的，费用自理的12名土耳其人外全是英国人。沃德并没有为他的第一个战利品等待太久。11月1日，在科罗内附近，他劫获了重90吨的“施洗者约翰号”，这是一艘属于伦敦商人的船只，在当地从事沿海贸易。在这次行动中，随行的有一艘由安东尼·约翰逊（Anthony Johnson）指挥的50吨级的小船，似乎有理由认为这两艘船是一起从突尼斯出发的。

下一个落入海盗手中的是一艘更富有的船，即“鲁比号”，这是一艘超过300吨的威尼斯帆船，它正从亚历山大港返回，满载着香料和3,000块黄金。1607年1月28日，悬挂荷兰国旗的“礼物号”在距离摩利亚海岸40英里的地方看到了“鲁比号”，沃德和他的手下无疑充分利用了出其不意的优势，通过“非常谨慎和无畏”的登船作战俘获了她。在这次大获成功之后，沃德又拿下了另一艘威尼斯船“卡尔米纳蒂号”，这艘船在航行到纳夫普里翁和雅典之后正往回走。沃德对这次航行非常满意，他带着他的两艘威尼斯战利品胜利地回到了突尼斯。与本世纪初一样，威尼斯人不得不再次遭受英国人的掠夺。然而，他们还没有遭受最惨痛的损失。

1607年初，沃德整修好了他的船，再次出海。这一次他乘坐的是“鲁比号”，他的威尼斯战利品。他把它改装成了一艘战舰，配备了140名船员，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卡拉·奥斯曼再次从土耳其军械库中为海盗们提供了枪支、火药、火柴和子弹，从而买下了这次冒险战利品的四分之一份额。然而，这一次，探险队中没有土耳其人。

震撼整个威尼斯共和国并使海盗们发财的事件是劫获“Reneira e Soderina号”，一艘重达600吨的古船。这艘大船在塞浦路斯附近被两艘由沃德指挥的海盗船劫走，据说每艘船都有40门炮，至少有100名全副武装的船员。在”Reneira e Soderina号”的惊人货物中，有价值至少10万英镑的靛蓝、丝绸、肉桂和棉花（一份夸张的英国报告称其价值“至少200万”）。在里亚尔托岛上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不仅仅是经济损失的规模，而是俘获这艘船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威尼斯共和国的一种羞辱。从一个搬运工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商船的船员被海盗的凶猛攻击吓坏了以致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抵抗：

船长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战斗，他把所有的船员和乘客分开，一些人驻扎在后甲板，另一些人驻扎在主甲板和船尾，这样，他们看起来都是英勇的士兵，手里拿着武器。前来攻击的两艘船，即使有人向他们开了两三枪，也毫不犹豫地努力让自己靠近，并在进入射程范围后开枪12轮，每轮6发，始终瞄准船员和船帆，没有向水中开过一次枪。他们旨在恐吓的计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有两个守卫后甲板的人被他们击中，当他们受伤后其余的人都吓得逃走了，把他们所有的武器丢在后甲板上。即使在两艘船靠近时，所有的人都只顾着跑向自己的财产。尽管船长竭尽全力，但他不仅无法迫使船员返回后甲板，甚至无法让他们从甲板下或艏楼里出来。事实上，船上的木匠和其他一些人拿着武器与他对峙，并告诉他不应该再指挥这艘船了。

似乎这个奖品还无法满足，沃德接着又俘获另一艘威尼斯船只，最后回到了他的基地。1607年6月的一天，他和手下在突尼斯La Goleta港下锚，这次的战利品价值至少40万克朗。沃德不想失去让战利品获得好价钱的机会，他多次提出要把船和货物运到另一个港口，因为卡拉·奥斯曼不会按他的价格来，为此，沃德抗命骑马离开了城堡，并把他的说客们留在那里，直到他们达成协议。最终，沃德和卡拉·奥斯曼商定了7万克朗的价格，略高于货物实际价值的六分之一。

沃德现在正处于成功的顶峰。1608年，一位英国海员在突尼斯看到了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大海盗的描述：

头发很短，而且很白，前面是秃的；脸和胡须都很黑。说话不多，而且几乎总是骂人。从早到晚都在喝酒。最为放荡不羁，胆大妄为。睡得很多，在港口时十有八九都在船上。一个彻头彻尾的老不死。在他的那一行中是个傻瓜和白痴。[Senior，1976：8893]

无论他在那一行的中智力水平如何，沃德现在都正处于他的事业成功的巅峰。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强大的海盗。桑普森船长被任命为俘获的船的指挥官，雅茅斯的理查德·毕晓普成为沃德的第一副手，南安普顿的詹姆斯·普罗克特和普利茅斯的约翰·史密斯成为他的炮手。沃德统治了中部海域，尽管丹瑟在地中海西部仍可与他匹敌。当被问及他是否愿意像丹瑟那样加入法国时，他回答说：“我喜欢法国人？我告诉你，如果我在海上遇到我自己的父亲，我会抢劫他并把他卖掉。”当一个叫理查德·布罗姆菲尔德的海员指责他投靠土耳其并生活在这样一个异教徒国家时，沃德只是说他是“一个清教徒中的恶棍和流氓”。

然而就在这时，他开始谈判争取获得皇家赦免。他的一个熟人说，他拿出了价值200英镑的“巴巴里黄金”给英国的朋友，以打动海军大臣。威尼斯大使说，他得到了30,000克朗。但即使是詹姆士一世也对接受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的贿赂嗤之以鼻，甚至在1609年1月的逮捕海盗公告中特别提到了沃德。沃德似乎对他的请求被拒绝感到非常恼火。“告诉那些导致我被放逐的家伙，在我处理完他们之前，我会为我的赦免起诉他们。”[Lloyd，1981：50-51]

正如沃德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在一首名为“沃德船长与彩虹间的著名海战”的民谣中，“去告诉英国国王，去告诉他我的这句话/如果他在所有陆地上称王，我将在海上称王。”1607年，著名的外交官安东尼·谢利爵士“在突尼斯写信给沃德，劝说他放弃他的生活方式和罪恶的事业”。沃德被激怒了，他给他刚刚俘获的一艘船以自由，条件是船长必须找到安东尼爵士并向他转达沃德的决斗的挑衅。很相信懒散的名声与这种浮夸的姿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大约在去年（1608年）9月，沃德在海峡遇到了前往英格兰雷德里夫的费舍尔，并给了他100英镑让他带去给自己的妻子。其他同伴也为妻子和朋友捎去了钱。费舍尔践踏了他们的信任。在他们的下一次会面中，沃德掠夺了费舍尔的船，并对他放声谩骂。他把费舍尔绑在船桁上并杀死他。其他的人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都加入了海盗行列。

沃德刺伤了一名韦斯特的船长副手，他的手下发生了叛乱。在萨拉科塔海峡的一场大风暴中，朗伊斯特和其他人请他去祈祷，但他拒绝了，说“他既不害怕上帝也不害怕魔鬼”。[Ewen，1939：14。这些引文和轶事来自于关于沃德的小册子之一，《Ward, Newwes from the Sea》]

沃德似乎已经决定留在巴巴里并放弃了和平退休的希望。他把“Soderina号”改装成了他的旗舰，并为下一次航行做好了准备。她看起来确实是一艘好船：600吨的重量，在下层甲板上安装了40门铜炮，上层则安装了20门。1607年12月，他驾驶着这艘船，载着400名英国和土耳其船员出海。然而，“Soderina号”很快就被证明她并不适合作为一艘战舰。她过多的军备使她变得沉重，她的木板已经开始腐烂。沃德一俘获新的船就立即改乘，把那艘笨重的战舰留在那听天由命。1608年初，这艘大船在塞里戈（Cerigo）附近沉没，几乎所有人员——250名土耳其人和150名英格兰人都丧生了。

然而，这只是沃德在1607到1608年的冬天所遭遇的一系列灾难的开始。首先，他指挥的新船在海上沉没了，随后他在纳瓦里诺俘获并装配好的一艘大帆船被击沉。更糟糕的是，他的一位重要的船长，一位名叫扬·卡斯滕的弗莱明人，于1608年3月21日带着两艘战舰和一艘俘获的船，在莫东附近被威尼斯的大帆船袭击并战败。在这场对阵海盗所取得的罕见胜利中，威尼斯人杀死了包括卡斯滕在内的50人，俘虏了44人。

在这些挫折之后，沃德仍然继续参与在突尼斯的远征。1609年，他与两名土耳其船长一起出海前往黎凡特，并在1610年、1612年和1618年进一步出征。1622年他似乎还参与了俘获一艘威尼斯船的行动，当时他肯定已经将近七十岁了。然而，他发展出了其他的兴趣，晚年时他更多呆在岸上。他很快就融入了突尼斯社会。在1609年他已经“变成了土耳其人”，取名优素福·雷斯（Issouf Reis），而且据说他还娶了另一个叛逆者，一个人名叫Jessimina的巴勒莫女人（尽管他在英国的妻子定期给他寄钱）。[Senior，1976：93-4]

1616年，爱说长道短的苏格兰旅行家威廉·利思戈在突尼斯遇见沃德：“我在突尼斯这里遇见了一位英国船长，Waird将军[这是利思戈的苏格兰发音：达恩神父称他为爱德华]。他曾经是一名伟大的海盗和海军指挥官；尽管他在英国不受欢迎，但他变成了土耳其人，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用大量大理石和雪花石膏装饰。与他一起有15名接受过割礼的英国叛徒作家奴，他们的生活和面容都是相似的，甚至绝望和鄙夷的表情也是一致的。然而，他们的主人Waird心平气和，和我一起从陆路安全地回到阿尔及尔；是的，在我待在那里的十天里，我多次和他一起吃饭，但都是在法国船上。”他传奇般的名声仍在继续，因为几年后在突尼斯被俘的爱德华·科克塞（Edward Coxere）说，沃德一直“有一个土耳其人的习惯，他只喝水，不喝酒，在他的土耳其人的鞋子下戴着像马蹄铁一样的小铁片。”[Lloyd，1981：53]

正如一首流行的民谣所说：

在突尼斯巴巴拉

他建造了庄严的

雄伟的皇室宫殿

用最多的饰品装点

相比他更适合王子

这终将证明他的耻辱。

[Norris，1990：94]

与民谣歌手的虔诚希望相反，沃德的建筑幻想没有以耻辱告终。

利思戈还告诉我们，在晚年沃德对在骆驼粪便中孵化禽蛋的问题感兴趣。我们可以想象，他拿着一盆臭气熏天的泥土在雪花膏宫殿里闲逛，旁边还有好奇的鸡。瘟疫是所有海盗必须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厄运”，在1623年它对北非进行了一次定期访问。沃德死在床上，时年约七十岁。他被埋葬在海上，就像他一直期望的那样。

和沃德同时代的英国人在他和其他英国叛逆者身上浪费了大量尖刻的语言，他们用一种几乎是中世纪的眼光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放弃了基督教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然而，人们不能不同情海盗们为了反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教条主义而采用实用主义。当然，沃德对基督教航运发动了战争，英国船也不能例外，但关于他在海上遇到自己的父亲就会抢劫他的故事似乎只是表面上的恶意。他的本性还有另一面。据了解，他至少有两次释放了在突尼斯被奴役的英国人，而实际见到他的利思戈称他为“慷慨的Waird”。[Senior，p.94]。C.M. Senior，这篇墓志铭的作者，显然对沃德产生了同情，尽管他很残忍，很混账，很叛逆。这个想成为小约翰的家伙，这个相当愚蠢的老不死，无疑继续在餐桌上喋喋不休地谈论过去的美好时光，[1608年有一次，沃德带着一艘满载“忠诚葡萄酒”的西班牙船驶入阿尔及尔，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海盗（来自莱姆豪斯的约翰·金），他刚刚俘获了一艘载有啤酒的船。沃德用一桶葡萄酒换了一桶啤酒，这笔交易无疑亏了，这也暴露了他工人阶级的品味[Ewen，1939：9]]这与这位突尼斯绅士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配合，他有时节制，有时“慷慨”，而且——谁知道——也许甚至有点虔诚。（有意思的是，沃德在突尼斯生涯中很晚才皈依，这表明他可能完全是自愿的，甚至是真诚的）。这几乎构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人物研究；其中有着足够多的矛盾和悖论以致于让人听起来有心理上的真实感。没有其他叛逆者能在时间的鸿沟中展现如此完整的个性——唯一例外是萨里的穆拉德船长，我们以后会见到他。事实上，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上沃德——不过人们也可能像威廉·利思戈一样犹豫是否要在他的雪花石膏宫殿里过夜，因为要担心早上会不会发现自己的手表和钱包都丢了!

萨里的摩尔人共和国

萨里周围地区似乎早在智人出现前就有人居住。铜石并用时代或“卵石文化”就是很好的代表，尼安德特人也出现在那里。旧石器时代的所有阶段都有记载，当然还有新石器时代或“大西洋巨石时代”[Brown，1971]。萨里（Sala或Sla）这个名字可能非常古老，来自柏柏尔语单词asla，意思是“岩石”。萨里的古墓群被称为Chellah（实际上是同一个名字），至少可以追溯到迦太基时代（大约公元前7世纪）。罗马人把这个地方称为Sala Colonia，它是Mauritania Tingitane省的一部分。老普林尼提到它（一个满是大象的沙漠小镇）。在公元5世纪汪达尔人摧毁了这一地区，只留下了一些金发碧眼的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公元7世纪）保留了这个旧名字，并认为它源自诺亚之孙，含之子萨拉；（此处存疑，含的儿子中没有叫萨拉的）他们说萨里是柏柏尔人建造的第一座城市。

萨里在皈依伊斯兰教方面显然有些迟缓，并被穆斯林称为“边境城镇”；但到了9世纪，它肯定已经是伊斯兰地区，而边境已经变成海洋本身。在10世纪，当开罗的伊斯玛仪教派哈里发征服远西地区时，萨里显然已被当作一个军事驻地：在萨里对面布赖格河南岸建造的一个堡垒或者说“Ribat”，即是后来被称为拉巴特的定居点。这一军事行动针对的是采用哈瓦利吉派教义（一种同时反对什叶派和逊尼派正统教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当地柏柏尔人部落。到11世纪，萨里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其主要特征与现在的基本相同。

为了理解后来的事件，重要的是将地理状况和城市地形可视化，因此有了这个示意图。欧洲评论家后来用“萨里”（Sallee或Sally）这个名字来指代整个建筑群，但实际上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城市”，每个城市都将拥有独特的身份和命运：一，“旧”萨里（即今天的萨里市）；二，河南边的“Casbah”（意为要塞，城堡），一个有围墙的小飞地，自成一体；三，“新”萨里（最终发展成为拉巴特，即今天的摩洛哥首都）。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将这三个定居点称为萨里、卡斯巴和拉巴特。

11世纪，第一批西班牙穆斯林，或“安达卢西亚人”从科尔多瓦来到萨里，并带来了他们强势而精妙的摩尔人文化、建筑、音乐、精神信仰、食物、民俗等。在这一点上，萨里表现出其恒定的社会学外观——一个港口城市，在这里，城市的“阿拉伯”安达卢西亚文化和农村的柏柏尔文化相遇、交融，并变异成摩洛哥文化。

在阿尔摩拉维德（1061-1164）和阿尔摩哈德（1130-1269）时期，萨里发展成为与欧洲贸易和与非洲贸易（著名的年度黄金商队）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公认的摩尔人文化、学术、信仰的复合型中心城市之一。更多的安达卢西亚人，特别是格拉纳达人来到这里。萨里已经被称为虔诚者的避难所，一个由圣人、隐士、坟墓和神龛组成的城市。这些圣人中的一些人将在我们的历史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在他们死后（这可能更重要）。这里有两种精神信仰，与文化组合中的“城市”安达卢西亚和“农村”柏柏尔元素相当。也就是说，一些圣人是正统的，虔诚的，参与了古典苏菲派的沙兹里教团；[起源于埃及，由阿布·哈桑·沙兹里于13世纪创立，在伊斯兰世界有多个分支，尤其是埃及、北非和也门。见Douglas（1993）；az-Zirr and Durkee（1991）]。其他人则更“疯狂”，即异端、更具民族性、相信奇迹。许多重要的萨里圣人出现在13世纪左右的马林王朝（1216-1645）的“黄金时代”，当时与欧洲的大规模贸易以及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日落之地”，即非洲西北部地区）和西班牙间的相对和平与繁荣使得文化和建筑学高度繁荣。萨里著名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神学学校）仍然被认为是摩洛哥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它们是在马林王朝统治下修建的，此外还有医院、引水渠、苏菲派收容所和其他公共工程。

来自格拉纳达的流亡维齐尔，利桑·丁·伊本·哈提卜（“信仰之舌”）在14世纪中叶参观了萨里，对萨里的美丽和其集市的欢娱赞不绝口，其中包括“最精致的阿比西尼亚奴隶”；也许当他写作那首成为萨里的非官方座右铭的诗时，他正想着他们：

即使分心也无法驱除

那心头涌现的悲苦

但萨里的微风吹过

它就此随风散了

[萨里（城市名称）和萨里（阿拉伯语）的双关语，意思是“控制台”。见Brown，1971：34]

大约在同一时期，博学的正统派学者，萨里最重要的圣人之一定居在这个城市：西迪·艾哈迈德·伊本·阿希尔，“医生”，是隆达的伊本·阿巴德等著名苏菲派学者的老师，一个富有教养的人物，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珊瑚渔夫，被称为“土耳其人”。他成为当地水手的一位守护神。西迪·艾哈迈德·伊本·阿希尔本人可以保佑海洋，使风暴平静，因此他的坟墓后来成为海盗们的热门朝圣地。

1362年伊本·阿希尔去世后，萨里和马里尼德进入了漫长而缓慢的衰落期，但这是一个和平的、仍然相当繁荣的衰落期。16世纪访问该市的“非洲的列奥”（阿尔·法西，阿拉伯旅行家）留下了这样的描述：房屋是按照古代的风格建造的，多以马赛克和大理石柱装饰。此外，所有的礼拜场所都非常漂亮，装饰得很精致。位于巨大而美丽的拱廊之下的商店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经过一些商店时，人们会看到一些拱门，据说是为了将一种工艺与另一种工艺分开而建造的。

我得出的结论是，萨里拥有区别于一座文明精致城市的所有奢侈品，也是一个不同国籍基督教商人经常光顾的好港口…因为它是菲兹王国的港口。

虽然萨利很快就被[从1260年卡斯蒂利亚人的进攻中]夺回，但此后它的人口和吸引力都变得较少。特别是在城墙附近有许多空房子，有非常漂亮的圆柱和大理石及各种颜色的窗户。但人们并不能欣赏它们。

这里有许多花园，还有大量的棉花种植园。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是纺织工，他们也在制作了大量的梳子，这些梳子被送到菲兹王国的所有城市出售；在城市附近有一片森林，里面种满了黄杨树和其他种类的木材，很适合用来制作这些梳子。

无论如何，这时的人们在萨里中生活得非常舒适，有一位总督、一位法官和许多其他官员——海关和盐场的官员——因为许多热那亚商人来到这里，处理重要事务。他们的贸易是国王重要的收入来源。[引自Brown，1971：40-1]

同一时期（15世纪末16世纪初），萨里的官方守护神西迪·阿卜杜拉·伊本·哈桑（Sidi Abdullah Ibn Hassun）出现了，他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深入参与了萨里随后的独特历史展现。西迪·阿卜杜拉代表着博学和隐士传统的有趣结合。他既不是特别有学问的人，也不是先知的后裔，[先知赛义德或谢里夫后裔当然在伊斯兰世界各地都受到尊敬，尤其是什叶派和伊斯梅尔派，但他们在逊尼派摩洛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家族拥有巨大的政治威望，其中一个至今仍统治着摩洛哥。对谢里夫家族的这种崇敬可能要归功于法蒂玛的影响，这种影响仍然以著名的“法蒂玛之手”的形式存在于民间传说中，它在北非各地被用作对抗邪恶之眼的符咒。见Westermarek（1968）[1926]；参见“邪恶之眼”、“手”等下的索引]但他以写作为生。当他来到萨里时，他身后跟着一棵正在行走的棕榈树，这棵树扎根在他未来陵墓的遗址上。城里的苏菲派欣喜若狂，变成了鸟。当城里的女人来拜访他时，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这样他就可以不惧丑闻地接待她们了！为纪念他而举行的节日在先知生日（Mawlid）前夕举行，以海盗们特别喜欢的烛光游行为中心（根据土耳其的习俗）；届时他们穿着最艳丽的衣服。西迪·阿卜杜拉最有名的弟子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亚希（Muhammad al-Ayyashi）的隐士和圣战者，他在海盗的伟大时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即将开始了。

在15和16世纪，西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492年穆斯林格拉纳达的沦陷标志着摩洛哥在伊比利亚半岛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定居和扩张的结束。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所有重要海上城市，除了一个以外都沦落到了崛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手中。萨里是唯一的例外。在这一时期前来萨里的众多人之中，穆罕默德·阿亚希（Muhammad al-Ayyashi）（上文提到他是伊本·哈桑（IbnHassun）的弟子）是摩洛哥历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阿亚希生于巴努·马利克（Banu Malik），后者是希拉利阿拉伯部落之一，定居在萨里腹地的盖尔（Gharb）。据说，他在16世纪末左右在这座城市定居，在他的谢赫（阿拉伯语，老师，长者）阿卜杜拉·哈桑的指导下，致力于学习和实行禁欲主义生活，并以虔诚、沉默、持续禁食和阅读《古兰经》而闻名。据传说，有一天，一群前来拜访的部落领袖赠给西迪·阿卜杜·阿拉一匹马。他叫来了他的弟子阿亚希，并告诉他骑上马，放弃他的学业，以便在真主的帮助下，发现他在今生和来世的幸福。这位圣徒要他的门徒发誓要履行他的职责，为他祝福，并指示他骑马前往艾宰穆尔城。

在这一传奇事件发生后的几年内，阿亚希已经成为艾宰穆尔的总督，在摩洛哥南部对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保卫者，并成为16世纪上半叶上台的萨第安王朝的重要对手。1614年，阿亚希逃脱了萨第安苏丹策划的暗杀，回到了萨里。从那时起，直到1641年死于盖尔的一个阿拉伯部落之手，阿亚希一直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作战，并成为萨利北部和东部地区的独立统治者。[Hesperis，45]

在1492年之前和之后，萨利的人民一直欢迎来自西班牙的摩尔人进入他们的社区。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群新的移民开始出现：西班牙的最后一批摩尔人，无论是仍然坚持伊斯兰信仰的留守者（Mudejares），还是名义上皈依基督教的“摩里斯科人”（在萨里称为“安达卢西亚人”），都被西班牙的种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政策激怒而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并在1609至1614年间被腓力二世通过一系列法令大规模驱逐出境。萨里的一位传统历史学家[Hesperis, 47]告诉我们，当这些新难民出现并试图租住房子时，“由于他们的非穆斯林方式、西班牙的衣着、语言和礼仪，他们缺乏羞耻心和尊严，他们不被允许留下来。”[新来的人有一些听起来很陌生的名字，如Vargas、Pelafres Blanco、Rodriquez、Carasco、Santiago、Galan、Guzman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句阿拉伯语都不懂。[Caille，1949：248]]。1610年，一个叫做奥纳乔斯（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奥纳乔斯）的群体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来到这里，他们仍然是狂热的穆斯林，讲阿拉伯语，而且相当富有。不幸的是，他们的财富似乎来自于贿赂基督教官员允许他们携带武器、抢劫和造假；奥纳乔斯被认为不足以在圣徒之城老萨里定居。因此，他们向南过河，建立了卡斯巴，并在那里定居。卡斯巴包括旧的“ribat”或“t’ort”的废墟。阿布·纳赛尔称其为阿尔摩哈德建筑；它是在1150年左右建造的（或重新建造的），同时还有哈桑塔，这是一个尖塔，作海上船只的地标自用。[Coindreau，p.30-31]

然而，新来的摩里斯科人更加奇怪——他们说的是西班牙-阿拉伯语，甚至是西班牙语，有基督教的名字，却没有任何财富，看起来甚至比奥纳乔斯人更粗俗。因此，摩里斯科人只得满足于卡斯巴（今拉巴特的一部分）以下的土地，他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他们渴望对西班牙进行报复，并迅速成为充满热情的海盗。

布赖格的三个城市现在都有人居住——就在马林王朝最终完全崩溃，使整个摩洛哥陷入了动荡、内战和王朝争斗的时候。[正如一位摩洛哥历史学家所言，普遍的动荡“足以使哺乳期的婴儿头发变白！”见Caille（1949：209），引用El-Oufrani的话。]这片土地的名义统治者现在是马拉喀什的萨第安人，他们远在南方，而且缺乏组织。

与此同时，隐者阿亚希（Marabout al-Ayyashi）在反对西班牙和其他基督教国家侵占摩洛哥的圣战中声名鹊起，事实上，他作为伟大的摩洛哥民族主义英雄被铭记至今。他被他的老师西迪·阿卜杜拉·伊本·哈桑推上了圣战的道路，并设法成为艾宰穆尔的总督；他在欧洲人和马拉喀什的萨第安人中都非常不受欢迎，后者在1614年试图暗杀他，随后派军队对付他。

他回到萨里，三个城市的领导人都同意保护他。不久之后（日期尚不确定），拉巴特的摩里斯科人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总督或“大领主”任期很短——一次一年，以及一个由14位长老、顾问或船长组成的御前议会或委员会。1627年左右，卡斯巴人效仿他们，建立了奥纳乔斯共和国。两个共和国最初都同意承认由阿亚希担任“圣战指挥官”，前提是他尊重他们的自治权，但这种良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

阿亚希在老萨里居住，在城墙外正对拉巴特的方向为自己建造了两座堡垒，有一条地下隧道（至今仍在）通往他在城墙内的宫殿。旧城的独裁者是他最热情的支持者，新萨里现在也宣布自己在他的精神与政治权威下独立。现在，在布赖格河上有三个共和国，它们都参与了圣战、海盗和反抗萨第安的叛乱，并且彼此之间争吵不断。

1614年左右，当沿海城市马莫拉被西班牙人占领时，大批国际海盗逃往萨里，并受到奥纳乔斯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欢迎。[事实上，马莫拉在亨利·梅因沃宁船长的激励下，一直在扮演一个海盗共和国的角色。这个英国人显然从未皈依伊斯兰教，这表明，成为土耳其人仍然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因为尽管他与巴巴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并未这样做。后来，他通过“接受赦免”在英格兰隐退，为自己取得巨大成功的职业生涯加冕。他在那里写了一篇关于航海的重要论文，过着绅士般的生活。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如何压制海盗的论文——不要提供任何赦免，梅因沃宁在其中建议到。]他们在拉巴特定居，成为了叛逆者社区的核心。因此实际上，“萨里流浪者”是拉巴特流浪者，尽管这两个定居点通常都被称为萨里，而且所有三个共和国都参与了海盗贸易。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就像苏格兰边境游击队的三个部族，彼此之间不断争斗，但又联手对英国发动袭击。狙击、争吵、异议、诋毁荣誉和其他消遣活动不时让位于内战，特别是在1627年至1641年间，但任何东西都不允许妨碍商业活动或战利品的流通。

这种情况很混乱，资料来源也同样混乱，但据我所知，情况是这样的：奥纳乔斯人资助海盗活动并建立舰队，他们既憎恨萨里的旧独裁者，也欺负拉巴特的下层摩里斯科人或安达卢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在海盗船上担任军师，有时还担任间谍（因为他们可以冒充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拉巴特市，住着国际海盗团体和欧洲商人及领事（在领事街，现在仍然存在），估计这里也是大多数酒馆和妓院的所在地。[正如佩雷·丹所描述的那样，日日夜夜都有争吵声从酒馆和摩尔人的咖啡馆中传出，这些酒馆和咖啡馆的主人大多是本土商人，“海盗把战利品卖给了他们”；随后立刻把他们的收入花在“歌舞厅和其他放荡的地方，因为他们最热衷于把他们在海上赢得的财富浪费在狂欢中”。[Coindreau，1948：41]。对这些“场景”的感受可以从有关皇家港的描述中获得，皇家港是后来牙买加的海盗城镇，它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被洪水吞没，就像水里的索多玛。[Exquemelin，1699]]。安达卢西亚人是所有三个群体中对阿亚希和圣战最缺乏热情的，尽管他们最初是基于对西班牙的同仇敌忾而接受他。他们憎恨他的独裁主义，可能还憎恨他试图干涉他们的共和政治。最后，他们气急败坏地拒绝帮助他发动任何进一步的十字军东征——于是，他把他的圣怒转向了他们，用他安装在萨里堡垒的城墙上珍贵的大炮（包括铁炮和更为高级的青铜炮）向拉巴特开火。

老萨里主要关注阿亚希的圣战和对萨第安人的反抗，但他们人绝对没有参与海盗活动，无论是作为投资者、船长、船员、武装人员，还是收购战利品、俘虏和奴隶的商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将萨里当作海盗之城，而这个浪漫的称号授予河对岸的卡斯巴/拉巴特定居点显然更为恰当。时至今日，萨里和拉巴特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正如K.Brown所说：“17世纪的斗争在时间上成为模糊的历史记忆。”旧萨里人认为拉巴特的新入侵者是an-Nasara ’l-Qashtaliyin（卡斯蒂利亚的基督教徒），后来又开始称他们为l-Mslmin d-r-Rbat（拉巴特的穆斯林），这是对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的宽松的略带幽默又苦涩的暗喻。拉巴特人以一种类似的讽刺方式，记住了萨里人的疯狂行为。他们说：kayihmaqu fi-l-asr（原话：他们在下午祈祷的时候发疯）。旧萨里人也记得。他们说，在阿亚希的时代，当拉巴特的人白天与异教徒打交道时，萨里就在工作。然而，在晚间祈祷的时候，他们拿起武器与拉巴特的叛徒作战。但是，这两座城市是同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按照兰斯伯勒上将的说法），他们彼此了成为友好的敌人。他们被称为al-aduwatayn（两岸），通过对阿拉伯语词根的发挥，使人们想起了al-aduwayn（两个敌人）。这两个民族的相互反感不过是戏谑，他们都用一句贤明的口语谚语来表达这一点：wakha ywelli l-wed hlib war-rmel zbib maykunshi r-Rbati li-s-Slawi hbib（如果河流[布赖格]变成牛奶，沙子变成葡萄干，拉巴特人就永远不会成为老萨里人的朋友）。在拉巴特的对岸，友好的敌人最差也是敌对的兄弟。尽管如此，他们都是穆斯林，并且已经融入了该国的阿拉伯文化。

[Brown，1971：50-51]拉巴特的安达卢西亚人和卡斯巴的奥纳乔斯人之间最初的争吵集中在关税收入上，奥纳乔斯人拒绝分享收入，说他们需要要将其全部用于防御和修理城墙。安达卢西亚人不相信这些论点，到1630年，“卡斯巴的骄傲主人和下层城市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居民公开处于内战状态。”[Coindreau，1948：44]老萨里站在奥纳乔斯一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在英国领事约翰·哈里森的外交干预下才恢复了和平，[哈里森肯定很受欢迎。查理一世与摩洛哥签订了条约，这位“威尔士亲王府的绅士”带着礼物来到萨里，包括六门大炮。关于哈里森的故事，见下文第七章。[Coindreau，1948：108]。他在1630年5月起草了一份协议，结束了敌对状态。该协议的三个要点是：第一，安达卢西亚人将选举他们自己的总督或领主，但他将居住在卡斯巴；[此时，奥纳乔斯人由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卡迪尔·塞龙领导，而安达卢西亚人则推举阿卜杜拉·伊本·阿里·卡塞里担任领主；他们两人在共和国时期仍然活跃各个岗位上。[Caille，1949：2171，卡塞里在1638年被暗杀。]]第二，议会将由来自卡斯巴和新萨里的16位知名人士组成；第三，收入（包括海事收入和关税）将在卡斯巴和新萨里之间平均分配。

因此，这两个城市与老萨里之间仍保持相对独立，但“实际上，卡斯巴成为摩尔人萨里共和国的中心所在地，其政府对（布赖格河）两岸的城市行使着或多或少的权力。”[Coindreau，1948：44]

新的权力平衡被证明是不稳定的，1631年阿亚希再次打破了和平。安达卢西亚人背叛了他，拒绝给他送来他在围攻马莫拉时需要的登城梯。他要求老萨里的宗教领袖们作出法特瓦（伊斯兰律法的裁决或教令），或者说裁定，允许他镇压新萨里和卡斯巴的海盗，“因为他们反对真主和他的先知，帮助异教徒并给他们提供建议…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穆斯林的财产，剥夺他们的利润并垄断贸易，使他们自己受益。”[Brown，1971：49]阿亚希用他的大炮开火，对南岸发起的围攻一直持续到1632年，在这一年的10月最终宣告失败。

和平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1636年，安达卢西亚人对卡斯巴发动了攻击并取得成功。许多奥纳乔斯人逃离了城市，任由摩里斯科人完全控制了城市。胜利的安达卢西亚人现在把他们的怒火转向了老萨里。他们在布赖格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并在北岸开始了对该城市的围攻。阿亚希立刻离开圣战的战场回来保卫他的人民。

不幸的是，对于安达卢西亚人来说，权力平衡（似乎对他们有利）现在因英国舰队的回归而被打破。在一年前（在新泽西州创始人卡特赖特勋爵的领导下）为赎回英国俘虏而访问过萨里的英国舰队，于1637年4月3日在海军上将兰斯伯勒的指挥下重新出现。一位曾在兰斯伯勒手下服役的海盗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关于这次探险的有趣报道。[Dunton，1637；卡特赖特，1638，1929年由费城的MS出版社出版。卡特赖特本人后来总结了他对萨里的印象：“…[至于]政府，就我所知，他们没有任何基本的法律！”[资料来源：Inedites III，1935：453]]。英国人决定只与艾亚希打交道，他们称他为“圣人”（无疑是典型的英国讽刺）。也许这位隐者只有在得到帮助才会释放英国俘虏，但兰斯伯勒显然带着额外的热情加入了这场战斗，他把一些强大的现代大炮从船上转移到了岸上，并开始了对新萨里的炮击。浮桥被击沉，围攻被解除。随后阿亚希在英国的帮助下，有效地切断了通往卡斯巴/拉巴特地区的所有后勤供应路线，并烧毁了城墙外的田地。

兰斯伯勒于1637年8月30日起锚，但安达卢西亚人已经受够了。他们投降了，同意修复对旧萨里造成的损害，允许奥纳乔斯人回家，并回到五五分成的关税和战利品分配。

此时摩洛哥的萨第安苏丹决定重新行动；他雇佣了一名叛逆者船长，一名名叫莫拉特·雷斯的法国人（不要与上面提到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船长混淆，也不要与荷兰叛徒穆拉德·雷斯混淆，我们将在稍后见到他）以苏丹的名义占领了卡斯巴。现在，安达卢西亚人和奥纳乔斯人解除了他们之间的仇恨，联手驱逐那些重新开始征收了令人憎恶的10%税的苏丹士兵。他们取得了成功，但和平再次证明是短暂的；几个月后，阿亚希再次决定尝试消灭拉巴特的“无父无母之人”。这一次，四面楚歌的摩尔人和海盗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盟友。阿亚希是苏菲派，所以他们向苏菲派的对手穆罕默德·哈吉·伊本·阿布·贝克尔·达拉寻求帮助。

穆罕默德·哈吉的祖父是阿特拉斯山脉中部地区的一位伟大的圣人，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苏菲派文化中心，并将当地的柏柏尔部落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宗教团体——达拉伊亚。他传授了贾祖利/沙兹里的苏菲主义生活方式，以对先知的崇拜为中心，并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工程和慈善活动，祖父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与阿亚希和萨第安苏丹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如果不是他的圣洁，那肯定是他的外交手段的证明！），但他的儿子哈吉的政治野心开始损害家族的中立的声誉。最终，哈吉接替了他的父亲，成为教团的第三任团长（1636年），并开始重组教团——作为一支军队。[1638年，萨第安苏丹从马拉喀什向阿特拉斯中部地区派出军队，试图遏制哈吉日益增长的野心，但萨第安人被哈吉的柏柏尔部队完全击溃，向南逃窜，让他控制了整个地区。他现在决定，他的新王国需要一个海港，并将他神圣的目光转向了萨里。巧合的是，就在这时，安达卢西亚人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再次被“圣人”阿亚希在拉巴特围攻。

穆罕默德·哈吉认为，阿亚希是他控制他在海洋上的出口萨里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以阿亚希对安达卢西亚人的迫害作为他参战的借口。1640年，达拉伊亚军队占领了阿亚希势力范围内的梅克内斯。随后，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阿亚希军队和达拉伊亚柏柏尔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冲突。1641年4月锡布河的交战决定了最终结果：阿亚希被杀，他的追随者四散而逃…阿亚希的失败使达拉伊亚成功占领了萨里。

在萨里被占领后的十年里，达拉伊亚酋长（他后来被称为苏丹）保障了安达卢西亚人的自治权。他们更了解如何与欧洲人打交道，与基督徒的间接接触并没有对酋长的宗教地位造成太多损害，同时也确保了他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武器。

在安达卢西亚人受名义上的达拉伊亚统治的十年（1641-1641年）里，被派去的欧洲领事主要处理海盗或商业相关的问题，并直接与他们交易。从1643年起，萨里有了一名荷兰领事，1648年，法国政府任命了一名实质性领事居住在萨里。自1629年以来，法国政府一直满足于让一名居住在马赛的商人担任领事，同时在萨里有一名代理人。1651年，穆罕默德·哈吉任命他的儿子阿卜杜拉为萨里总督。由于阿卜杜拉兼任达拉伊亚的外交事务主管，这足以表明达拉伊亚与欧洲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重要，以至于需要委托给统治家族的一名成员。但安达卢西亚人仍然可以影响外交关系的开展，他们充当口译员和秘书、起草阿卜杜拉写给外国统治者的信件，并就他与其中一些统治者谈判的条约向他提供建议。

在达拉伊亚的外交关系中，最亲密的是与荷兰人的关系。阿卜杜拉与荷兰就1651年签署、1655年和1659年修订的条约条款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这表明荷兰在1650年代与摩洛哥的贸易相当积极。这些谈判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萨里作为贸易中心和海盗基地的双重性质。荷兰人准备授权萨里海盗攻击他们共同的基督教敌人——西班牙人的船只，同时取得他们自己的船只不受骚扰的承诺。与此同时，他们反对萨里海盗和达拉伊亚酋长与阿尔及尔统治者保持友好关系。

阿尔及利亚海盗在萨里得到了便利，并被允许在那里出售他们的战利品。荷兰人试图在条约中加入一项条款，禁止安达卢西亚人与阿尔及利亚海盗合作并与阿尔及尔进行贸易，这往往使谈判陷入僵局。每当萨里总督威胁将进出口关税提高到10%以上时，荷兰的态度就会缓和下来。这也从侧面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荷兰与摩洛哥的贸易量之大。[Nasr，第221-2页]

布赖格共和国可能在达拉伊亚政权下失去了一些自治权，但也许在名义上的苏菲教团的统治下——最终——获得了一些和平与平衡。无论如何，三分共和国的最后二十年是其最辉煌的时期，至少在海盗方面是如此。三个城邦终于摆脱了自相残杀的冲突，可以把所有的敌意都向外转移到海盗圣战中。此外，如果最纯粹形式的海盗共和国（1614-1640）作为政治实体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人们只能用“人人平等”这样的多余之词来描述从1640年到1660年的海盗和苏菲派共治制度。这让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它实在太美好了以至于无法持久。对安达卢西亚人和海盗来说，达拉伊亚的首领“萨里王子”西迪·阿卜杜拉的手伸得越来越长。他们开始寻找一些方法来恢复他们完全独立的原始状态，到目前为止，这种状态已经展现出一种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传统的所有光彩。

与此同时…一位来自拉拉谢的阿拉伯人、殉道隐者阿亚希的信徒（因此也是达拉伊亚柏柏尔人的敌人，一位伊斯兰历史学家称他们为“赤膊上阵的动物”，“除了醉酒或恐惧之外，不受束缚的动物，”另一位学者以城市阿拉伯人的典型偏见这样说）拿起武器，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Coindreau，p.47；Caille，p.222]这个名叫盖兰的人看起来像是拉巴特安达卢西亚人的潜在救世主。他们发动了起义，并在卡斯巴围困了“王子”阿卜杜拉。达拉伊亚首领哈吉派军队解救他的儿子，但军队于1660年6月被盖兰击败。然而，阿卜杜拉在英国丹吉尔总督运送的一批物资的帮助下，在卡斯巴又勇敢地坚持了一年。最终在1661年6月，他弹尽粮绝，不得不移交城堡的控制权。

此时安达卢西亚人已经开始不信任盖兰，就像他们不喜欢达拉伊亚一样——事实上，他们更不信任盖兰。尽管他们刚刚把达拉伊亚赶出了镇子，但他们决定重新表达对该政权的忠诚来驱逐盖兰，以免他成为一个更糟糕的统治者。四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争取，但最终在1664年向盖兰投降，并同意付给他金额吓人的10%的收入所得。

1668年，阿拉维王朝在苏丹穆莱·拉希德（MoulayRaschid）的领导下崛起，并自1603年以来首次成功地统一了整个国家，萨里仅存的最后一丝自由也被被抹除。阿拉维苏丹无意结束布赖格对欧洲的高利润圣战，并承诺保护海盗。因此，虽然共和国消失了，但海盗活动仍存在了一段时间。不幸的是，阿拉维王朝有着巨大的胃口，一点一点地将“吞噬”的比例从10%增加到远大于一半。海盗们最终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获得可观的利润。摩尔人海盗留下来成为苏丹“海军”的船长，也许一些叛逆者也这样做了。其他人可能会想继续这一事业，去加勒比海或马达加斯加，那里的海盗活动正在蓬勃发展。后来的萨里历史已经与我们无关，巴巴拉的后来历史也与我们无关。随着共和国的消失，我们不再关注叛逆者。由于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历史，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回到共和国的全盛时期（1614-1660），并尝试研究叛逆者本身以及皈依者的日常生活。

穆拉德船长和巴尔的摩劫案

这将会是一次愉快的航行

穆拉德船长

虽然我们很想见到一整队的萨里流浪者，这些人有名字、有生平，有我们可以研究的传记，有我们可以分析的“案例”，以便更好地了解叛逆者的性格和命运，但遗憾的是，这种调查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皈依者知之甚少，那么我们对萨里的皈依者了解得更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只能说萨里一定被认为（至少被欧洲旅行者和编年史家认为）比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更偏僻，也许更难接近，甚至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地狱。即使是好心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萨里的简短描述的佩雷·丹，他显然从来没有访问过这个地方，而是根据道听途说来描述它；而且少数第一手资料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关于萨里的作家，也就是有文化的欧洲人对叛逆者没有什么兴趣，他们鄙视和害怕这些人，并尽可能以最耸人听闻的方式描述他们。与此同时，那些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的人——皈依者本身——并不是作家。我们可以了解海盗的所有范畴都是由外界的敌意和宣传预先确定的。这就是由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调查一个早已消失的非文盲社区的文化或抵抗政治的命运。当然，最近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发展了（或复活了）一些自己的范畴。像霍布斯鲍姆和科恩这样的“社会强盗”和千禧年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化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方法论，而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左派的作家（像希尔、莱米什、莱恩博和雷迪克）实际上已经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海洋激进主义的历史学。但他们都没有讨论过叛逆者。据我所知，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的历史学家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学派，尽管他们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未开发的文献资源（假设存在这样的资源）；东方学家忽略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天生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因为找不到文本；因此，这个领域就留给了我们这些业余的海盗学家。毕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Coindreau（1948：80-84）从欧洲收藏品的档案和未经编辑的原始材料中搜罗了一份关于萨里流浪者的简要名单。因此，我们有：

哈吉·阿里，可能是一个摩尔人，他于1624年10月14日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俘获了一艘由Euwout Henriexz船长驾驶的荷兰船，当时萨里应该与荷兰和平相处所以他本应停止对荷兰船只骚扰。哈吉·阿里要求船长声明自己是法国人，因而这就是合法的战利品，否则就把他扔下海。

赖斯·查弗（Ja’far），一个英国叛逆者（1630年提到），哈桑·易卜拉欣（可能是本地人，1636年），以及迈姆·莱斯，一个荷兰叛逆者（1636）。其中最后一个人指挥着一艘200吨的，装有13门炮的船，俘虏了一艘英国船，在返回萨里的路上被抓了。

查班·雷斯（Chaban Rais）葡萄牙叛逆者，在1646年指挥一艘阿尔及利亚船“克拉布号”（16门大炮，175名船员）在萨里停靠，以获取物资和武器。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后，他除了在加斯科尼湾缴获了一船英国盐船和一艘渔船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收获。这时（7月22日）他自己被荷兰海盗科内利斯·韦贝克抓走了。

艾哈迈德·科托比是来自科尔多瓦的西班牙叛徒（摩里斯科？）。1658年10月6日，他指挥着萨里船“太阳号”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与荷兰人的一支舰队相遇。同样，荷兰和萨里应该处于和平状态，艾哈迈德决定对旗舰进行友好访问。回到自己的船上后，他惊恐地看着其中一艘荷兰船，即由船长皮特·诺尔领导的卢贝克的“先知丹尼尔号”，突然袭击了他。几名海盗被杀，其余的人——包括艾哈迈德——被俘虏了。随后荷兰人洗劫了“太阳号”，放火烧毁了她并使其沉没。这一奇特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外交丑闻。萨里要求赔偿，而荷兰人（急于维护和平）对这一事件相当重视。1659年1月，海军部对“先知丹尼尔号”的船长处以9500弗罗林的罚款，并将一艘在吨位和装备上与沉没的“太阳号”相当的船只移交给了萨里，而“先知丹尼尔号”本身则归艾哈迈德·科托比所有。[Coindreau，1948：187]。

阿里·坎波斯（西班牙）、凯斯·马雷斯（英国）和库尔特比（艾哈迈德·科托比的儿子），他一定和他父亲一样“矮小”——除非他的名字只是科托比的变形）是我们名单上的另外几个名字；维尼夏是意大利叛徒，以其胆识和勇气闻名。这些人相当程度上穷尽了拉巴特-萨里共和国时期的叛逆者名册，但有一个主要例外。

穆拉德船长（又名莫拉特、约翰·巴伯、约翰船长、凯德·莫拉托），是所有萨里流浪者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荷兰的哈勒姆以扬·扬斯的名字出生，年份和生日不详。

扬·扬斯和大多数最终成为海盗的荷兰航海家一样，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国家的私掠者因对抗西班牙人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但这种准合法的战争得到更多是荣誉而非利益，扬斯很快就背叛了他的使命，找到了前往巴巴里的路。在那里，他对所有基督教国家的船只开战，荷兰的船只也不例外，只是当他攻击西班牙人时，他悬挂着奥兰治亲王的旗帜，以示对其出身的尊敬。当他攻击其他国家的船只时，他悬挂的是土耳其人的红色半月旗。

[Gosse，54-5][Coindreau认为这面旗帜是奥斯曼帝国私掠者和海盗经常悬挂的红底上有三个金新月，但它也可能是萨里的旗帜，在红底上印有一个金色的月中人。］1618年在兰萨罗特岛被巴巴里海盗俘虏后，扬斯在阿尔及斯叛教——尽管这种皈依可能是被迫的，但它似乎已经生根发芽，因为穆拉德从未乞求过赦免，也没有表现出希望回归基督教的迹象。

他在伟大的阿尔及利亚海盗苏莱曼船长（可能也是荷兰人）的领导下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但苏莱曼在第二年于1619年去世。穆拉德为我们说明阿尔及尔和萨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他现在开始在它们之间来回穿梭，就像一个拥有双重国籍的人。

Gosse对穆拉德有这样的评价：起初他作为阿尔及尔一个叫苏莱曼的著名海盗的副手出海，但在他的首领于1619年去世后，他在萨里定居。这个港口（“它的名字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臭名昭著”）对于这种新形式的海盗活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它位于大西洋沿岸，离直布罗陀只有50英里，海盗们可以在那里埋伏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并迅速冲出去迎战东印度和几内亚的商人。萨里舰队的规模并不大，大约有18艘船，而且每艘船都很小，因为港口里有一个栏杆，除非先卸货，否则吃水很深的船只无法进入。该港口名义上受摩洛哥皇帝的管辖，但在扬斯到达后不久，萨里人就宣布独立，并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海盗共和国，由他们中的十四个人管理，总督也是海军司令。这个荷兰人是第一个当选的人。为了向他的同胞表明他已经彻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娶了一个摩尔女人，尽管他在哈勒姆还有妻子和家庭。[Gosse，p.55]

有其他消息来源称，穆拉德于1624年被摩洛哥苏丹穆莱·扎伊丹任命为萨里总督，但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苏丹希望至少维持表面上的主权，只是批准了穆拉德当选的既成事实。我们可以猜测穆拉德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是一个真正有领导才能的人，他拥有海盗们所珍视的品质，远胜过其他所有人。我们可以猜测他是海盗共和国的狂热分子，也许是它的主要理论家，也是它的第一位当选的海军司令。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一个如此聪明和勇敢的人可能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热情。

在扬斯高效的管理下生意兴隆，他很快就不得不找了一个助手，他选择了一个同胞马蒂斯·范博斯特尔·奥斯特林克担任这个职位。副司令为了庆祝他的任命，效仿他的上司，变成了穆斯林，并与一个14岁的西班牙女孩结婚，尽管他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妻子和小女儿。

扬斯，由于在海上获得的战利品和他作为海军司令的津贴，包括所有的锚地费、领航费和其他港口收入，以及赃物的中介费，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然而，他偶尔也会发现例行公事令人不快，他内心的海盗情结就会显现出来，于是他就去出游了。1622年11月，他前往英吉利海峡试试运气。在其中一次航行中，他的补给品用完了，被迫停靠在荷兰的费勒港以补充库存。这似乎是一次冒险，但萨里海军司令是摩洛哥皇帝的臣民，而他最近与荷兰签订了条约；因此，扬斯可以合法地要求在该港口拥有特权，尽管他受到的欢迎是冷淡的。

第一个上船的访客是在荷兰的扬斯夫人，陪同她的是小扬斯们。“他的妻子和他所有的孩子，”一位当代作家记录道，“上船来请他离船；船员的父母也这样做了，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荷兰叛徒船员）对西班牙人过于仇恨，并渴望想得到战利品。”他的船员不仅没有离开，而且还招募了很多人，尽管地方官下了严令不许任何人上船服役。但是由于与西班牙近半个世纪的战争，荷兰的日子很难过；费勒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在打击老对手的同时获得轻松生活的机会，相比之下对地方政府不悦的恐惧就不足为道了。扬离开费勒时，船上的人比他来时多了很多。

几年后的隆冬，扬斯再次来到荷兰，这次他几乎没有躲过灾难。在海岸边，他遇到了一艘悬挂荷兰国旗的大船。扬斯一时忘记了条约，“一下子就被这艘好船迷住了，并试图俘获它”——很可能在他成功后，律师会让他重申条约的好处。但事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当他来到船边时，荷兰的旗帜被扯了下来，西班牙的旗帜在原地升起，顷刻间，西班牙军队涌上了他的甲板。海盗们寡不敌众，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才设法逃脱，许多船员死伤。他们庆幸最终安全地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港口。

扬向当局申请对伤病员的救助，但被断然拒绝。这个不幸的海盗本想违反条约，结果失败并受到了惩罚，现在又因其利益被剥夺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惩罚，就好像他实际成功了一样。他甚至没有得到埋葬死者的许可，因此不得不将尸体抛到冰层下，作为处理尸体的唯一手段。

在直布罗陀海峡度过了几年相对糟糕的日子后，扬决定去巴巴拉或其他海盗从未涉足过的地方碰碰运气。1627年，他雇佣了一名自称去过冰岛的丹麦奴隶作为领航员，并指示他带路前往那个遥远的岛屿。扬斯的三艘船上除了摩尔人外还有三名英国叛逆者。这次航行在当时是一次大胆的航行壮举，但结果与风险不相称。他们掠夺了首都雷克雅未克，但只获得了一些咸鱼和一些兽皮。为了弥补他们的失望，为了弥补他们的失望，他们抓到并带回了四百个——有人说是八个——冰岛人：男人、女人和孩子。[Gosse，pp.55-7]

到1627年，萨里的政治形势变得相对温和。那一年，奥纳乔斯人在卡斯巴宣布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而阿亚希则积极地在旧萨里中建立自己的共和国。穆拉德那限制他出海的海军司令职位很可能已经尴尬地结束了。无论如何，在他从冰岛返回后，他与摩尔家庭一起搬回阿尔及尔，并立即恢复了作为海盗的活跃生涯。1631年，他组织了另一次伟大的冒险，洗劫了爱尔兰科克郡巴尔的摩镇。

关于巴尔的摩被洗劫一事，真正的、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做到的？”虽然穆拉德的航海技术显然是一流的，但和冰岛一样他决不是这方面的先驱。“小约翰”沃德去过爱尔兰好几次，而且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唯一一个沿着这条路线航行的海盗。[事实上，正如B.Quinn在其精彩的著作《亚特兰蒂斯：爱尔兰的北非和海洋遗产》中指出的那样，对巴尔的摩的袭击可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是巨石时代历史的最后一幕。有趣的是，芒斯特的前凯尔特部落被称为Hibernii，他们被认为是来自西班牙伊比利亚的一个分支；BER这个音节只是相信这两个民族与北非的柏柏尔人有关的一个理由（Quinn提供了许多其他理由）。这为研究和推测爱尔兰与摩洛哥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未开垦的领域，而奎恩只是刚开始耕耘这一领域。另见阿里和阿里（无日期）对同一主题的“非洲中心主义”的处理。]

巴尔的摩被洗劫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失落的历史迷雾似乎有一次被揭开——只是一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能动机的蛛丝马迹。

首先，当时爱尔兰南部和西部的海盗几乎与巴巴拉海岸一样猖獗。在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女海盗格雷丝·奥马利（Grace O’Malley）统治着她自己在梅奥的小王国，事实上，她曾在1593年对这位统治者进行过一次国事访问。女王对女王。[Chambers，1979。毫无疑问，伊丽莎白和格雷丝的关系非常好。]至于科克郡，我们从B.Fuller和R.LeslieMelville写的一本相当罕见的书《海盗港及其秘密》中了解到：

芒斯特副总督威廉·赫伯特爵士在1589年对该省的状况做了如下总结：“如果海盗在那里继续存在，而且这些地方的每一个港口和避风港都能接纳他们，我们就必须放弃居住在那里，因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商品都不能在海上通行，而只能听任他们的摆布。该省已成为海盗的聚集地。他们在凯里太受宠了。爱德华·丹尼爵士收到了从法国人那里抢来的嘉肯酒（梦杜斯），兰尼·丹尼收到了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货物。一位来自尤格尔的马里斯上尉是这类事务中有名的谈判专家，他不久后将搬到特拉里附近爱德华·丹尼爵士的Tawlaght城堡终，并在那里从事这种贸易。”后来被封为诺里奇伯爵的丹尼在康沃尔郡也有席位，因此是基里格鲁家族的邻居。事实上，他为爱尔兰的海盗所做的，就像基里格鲁家族和约翰·佩罗爵士为他们在康沃尔和南威尔士所做的那样。当有影响力的贵族充当“保护伞”时，海盗行为当然是一种付费游戏…由于皇家海军在本世纪后半叶詹姆斯二世为其奠定健全的基础之前几乎不存在，此时此刻，用丹弗斯勋爵富有诗意的话说，“要想让居民不与这些毛毛虫进行交易，并使其感到敬畏”几乎不可能。

海盗占上风的程度可以从以下事实表现出来：1609年初，丹弗斯勋爵本人在科克被四艘载有约300人的海盗船封锁了。总督大人甚至无法筹集到一艘足够强大的船只来抵御这些掠夺者，因此他不得不滞留在科克，而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则在海岸上来回航行，寻找食物。为了防止他们在凯里郡重新定居，从科克郡出口的玉米供应被终止。而相比海盗这似乎更让居民们感到恼火。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一支更大的海盗队伍在海岸边集结，他们有11艘船和1000人。[这是从突尼斯来的沃德船长和他的舰队。][时任芒斯特省总督的理查德·莫里森爵士无力对他们采取行动，只得采用老掉牙的赦免的办法，而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对索尔兹伯里勋爵说：“海盗们不断地前往该省的西海岸，由于该地偏远，人民野性十足，加上他们自身的力量和财富，既能作战又能坚守等待救援，我们很难阻止或补救。”

这就是贝雷港第一次引起英国政府愤怒并开始关注时的状况。这里目前是唐纳·奥沙利文·比尔的时代。这个地方过去是，现在也是理想的避风港。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知道它是英国根据1921年条约保留的海军基地之一这一点即可。它确实是一个避风港中的战斗机，因为它远在班特里湾，而班特里湾本身就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港口之一而闻名，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港口。

即使在十八世纪中期，也可以说班特里湾大得足以容纳欧洲所有的船只，这种说法绝非荒谬，因为该海湾长约21英里，平均宽度为3英里。此外，它还很深。贝雷港是由贝雷岛构成，这是一个长约七英里、宽一英里半的驼背状地带，位于班特里湾的北岸。从湾头，也就是从它的东端看去，该岛与一条晒太阳的鳄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该岛与大陆大致平行，并在其向海的一端几乎与大陆相连，当班特里湾本身处于风暴中时，该岛为航运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唐纳·奥沙利文的主要据点是邓博伊城堡，它位于大陆上，控制着通往港口的狭窄的海上入口。他是一个狂野的海上漂流者，凭借着他老巢的力量，以及该地区所属的强大的奥沙利文氏族的支持而胆大包天。即使到了今天，在岛对面大陆上的偏远小镇卡斯特莱顿·贝尔，至少有75%的居民是奥沙利文家族。这里有大大小小成群的海盗，他们愉快的做着他们的营生，因为贝雷港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邻近的巴尔的摩港，它还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名字，叫杜纳沙德（Dunashad），或宝石堡。杜纳沙德港是一个避风港湾，用托马斯·斯塔福德爵士的话来说：“在这里可以乘坐各种各样的船只，潮汐较小，水很深，是一个停靠船只的好地方。”

这个避风港由作为天然防波堤的谢金岛构成。更远的海面上是克里尔岛，它是离法斯内特岩石灯塔最近的陆地，这座灯塔极强的光亮为许多跨大西洋的旅行者照亮了航路。这个隐蔽的巢穴和周围的地区，当时是奥德里斯科尔家族，爱尔兰最大的男爵所经营的领地，他们也许应该作为爱尔兰航海家中最著名的家族被铭记。海盗们带着从可恨的英国人手中抢来的战利品在顺风前回来，而男爵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收益。因此，可以认为奥沙利文家族和奥德里斯科尔家族之间没什么感情。毫无疑问，海盗们很清楚这一事实，并凭借这一事实获得了丰厚的资本。

因此，贝雷港和巴尔的摩并不是海盗的巢穴，因为它们的主人就是自认的海盗，他们把它们作为其行动的重要基地。它们是有用的站点，任何海盗都可以驶入这些站点，为其货物争取更好的价格，或者在困难的情况下撤退到这里以获得保护。同时，毫无疑问，这两个港口的主人都亲自从事了一定的海盗活动，他们在侵犯对方的利益或任何其他爱尔兰人的利益方面并不愚蠢地讲究。例如，有一次，菲尼恩·奥德里斯科爵士——众所周知的“船王菲尼恩”——因为一船的葡萄酒而载了个大跟头。

在二月的一个暴风雨天，这位值得尊敬的人与他的私生子吉利·达夫（绰号黑小子）一起，看到一艘船在巴尔的摩湾的入口处无助地转悠着。这对体贴的人跳上一艘船，主动为这艘陌生的船引路，这使受苦的水手们松了一口气。这艘船是一艘葡萄牙船，满载着托付给沃特福德商人的100吨葡萄酒。奥德里斯科尔父子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切，他们决定把这批宝贵的货物据为己有。当这些迷人的陌生人邀请船长和他的手下在他们的避风港与他们一起用餐时，葡萄牙船长非常高兴。显然，当船员们也被邀请时，他没有怀疑。这是一个蜘蛛和苍蝇的典型案例。

水手们刚进城堡，就被抓起来并被戴上了镣铐，转移酒的工作也开始了。但沃特福德的商人们并不愿意让他们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口袋）受到这样的伤害，他们迅速装备了一艘武装船只，为他们的损失报仇。

奥德里斯科尔父子这时还在搬运酒船，他们被吓了一跳，勉强逃过一劫。沃特福德市长为这次胜利感到兴奋，几天后又派出了一支探险队，他们把巴尔的摩城堡夷为平地，并烧毁了奥德里斯科尔的所有船只，大约有50艘。他们把奥德里斯科尔的有30个船桨的船拖回沃特福德，作为他们能力的证明。不过巴尔的摩没过多久就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因为新的财富可以轻松地从与海盗的贸易中获得。

贝雷港的人们不甘落后，把注意力转向任何能使他们赚钱的计划。即使不是因为他们的自我利益，他们的自尊心也不会允许他们落后于巴尔的摩。因此，唐纳·奥沙利文通过向外国人出租捕鱼权，在他的活动中增加了大规模的“围栏”。而且奇怪的是，他出租的权利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托马斯·斯塔福德爵士写道：“沿海地区出产的海鱼之多，是基督教国家中少有的，在捕鱼的时候，各国的渔民都在这里度假，虽然他们付给奥沙利文的关税非常少，但至少对他来说，每年值得1500英镑。”今天，相等的金额至少是15,000英镑。

两个海盗窝点之间的竞争就这样持续了很多年。而贝雷港是第一个倒下的。1602年9月16日，乔治·卡鲁爵士对邓博伊城堡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次围攻是这位将军对1600-1603年叛乱的无情镇压的一部分。当时，这个避难所只有一百二十人驻守，而卡鲁的部队至少有五千人，但英勇的守军一直坚持到18日，城墙终于被攻破，攻击者冲了进来。即使在保皇党进入城堡的最后时刻，爱尔兰人也几乎取得了惨败的胜利。当士兵们冲进弹药库时，他们看到城堡里英勇的指挥官理查德·麦克吉根（Richard MacGeoghegan）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痛苦地爬向一堆火药桶。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他，虽然他已经受了致命伤，但还是以一种毫无意义和令人厌恶的残暴行为被杀死。

奥沙利文本人正在其他地方作战，他设法逃到了西班牙，但却被一个英裔爱尔兰人以奸计刺死。作为一个海盗窝点，贝雷港可能完全应该被镇压，但卡鲁并不是因此而攻击它。他惩罚海盗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对王室的不忠，而这件事根本没有被证实。因此，伴随着攻占邓博伊城堡而发生的大屠杀是英国人宁愿忘记的事情。它是不必要的，不值得的，也是没有道理的。邓波伊城堡现在只剩下一堆摇摇欲坠的废墟，而它所处的位置则已是树木丛生。就这样，贝雷港一度沦陷。[Fuller and Leslie-Melville，1935：168-173]

至于巴尔的摩，我们要感谢爱尔兰的一个资料来源，即H. Barnby的“巴尔的摩的劫难”。[Barnby（1969）] 费恩·奥德里斯科尔爵士，“船舶”，在《海盗阿尔博》中作为一个迷人的流氓出现过，而现实中他的气质不那么浪漫。他原来是英国人的合作者；他在德斯蒙德叛乱中与他们站在一起。他把几个“杀人犯”（叛乱者？）交给了当局。由于债台高筑，他开始向英国殖民者出售他的部分领地的租约，任由他的爱尔兰臣民自生自灭。

1605年，一个名叫托马斯·克鲁克的英国人提出以2000英镑的价格购买巴尔的摩镇及其周边犁地的21年租约。费恩·奥德里斯科尔爵士接受了他的提议，并起草了租约。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记录显示城镇居民有任何抱怨。有一种可能是在1605年前，许多巴尔的摩居民就已经因英国军队在该地区的驻扎而感到不快，搬到了北方或咆哮湾一个较大的岛屿上的避难所。

当托马斯·克鲁克于1605年从费恩·奥德里斯科尔爵士那里购买租约时，英国人在西科克的实际存在规模非常小，他在巴尔的摩地区安置几百名英国种植者的计划肯定是科克、都柏林和威斯敏斯特的当局都非常乐意接受的。然而，如果当局停下来问自己，这么多定居者是如何在这一地区生存的，他们可能会得出一些稍微令人不安的结论。用一句老话说，“法律在飞跃中终结。”在1606-1608年的《爱尔兰国家文件日历》中，有21次提到巴尔的摩，其中大部分提到了海盗行为。

然而，巴尔的摩英国种植园的正式建立稳步推进。1607年7月3日，巴尔的摩获得“英国高级法院大法官…的授权，在6月24日和10月28日及其随后两天举行…一场星期五集贸以及两场集市…”1612年9月26日，巴尔的摩市收到了其正式章程。任命“…托马斯·克鲁克（Esq.）为第一任君主，詹姆斯·萨尔蒙（James Salmon）、丹尼尔·利奇（Daniel Leach）、约瑟夫·卡特（Joseph Carter）、威廉·哈德森（William Hudson）、约瑟夫·霍斯金斯（Joseph Hoskins）、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托马斯·贝内特（Thomas Bennett）、年长者托马斯·贝内特（Thomas Bennett）、年轻者罗杰·贝内特（Roger Bennett）、威廉·霍尔（William Howling）、托马斯·杰尔蒙（Thomas Germon）和理查德·科米（Richard Commy）为第一批十二位议员…”这位君主每周五将对轻微犯罪和民事诉讼进行裁定，同时他和他的议会有权制定细则。他们还被赋予选举两名谨慎的人参加詹姆斯一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都柏林召集的议会的职责。托马斯·克鲁克（ThomasCrooke）被任命为第一任君主，但在未来，议员们将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专门选举他们中的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

那些留下来与新的地主打成一片的爱尔兰人似乎很愿意忍受任何形式的变化。然而事实上，本就没有多少人选择留下，一个1608年乘船进入巴尔的摩港的西班牙人被告知，现在那里的爱尔兰人很少。

托马斯·克鲁克的成就是显著的。用科克主教的话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从英国移来了一整座英国人的城镇，它比本省任何一个最近成立的城镇都更大、更文明、更有宗教秩序”。我们新西科克的种植园主成功的让这位可靠的圣公会神学使，詹姆士国王的代表忽略了托马斯·克鲁克新安置地一些不太明显的地方。托马斯·克鲁克在巴尔的摩建立安置地，似乎更有可能是为了与海盗交易。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种植者不从事其他活动，但他们是一个海港定居点，需要依靠来访的船只购买他们的产品和技能，以换取金钱或交易商品。他们的客户是如何获得金钱和贸易品的与他们无关。巴尔的摩的新种植者的行为方式与英格兰西南部许多港口几十年来的行为方式完全相同，但在一个具有法律意识的国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对海盗来说正变得不安全。托马斯·克鲁克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发展，并采取措施从中获利。

在巴尔的摩进行的官方贸易规模小得可笑。据一位消息人士称，在1614年和1615年期间，只有三船葡萄酒进港。与此同时非官方贸易一定相当可观。当然，通过巴尔的摩带入爱尔兰的海盗货物在全省范围内流通，芒斯特总督本人和科克的许多其他高等公民都是从该来源购买的。1608年，也就是英国人来巴尔的摩不到两年后，托马斯·克鲁克（Thomas Crooke）被传唤到伦敦枢密院，因他受到与海盗有交易的指控。正是这一指控促使科克主教写了推荐信，枢密院以荣誉作担保宣布他无罪；他们怎么能不这样做呢？芒斯特以前也发生过叛乱，有英国种植园主被割喉而死。如果像理查德·博伊尔（Richard Boyle）和托马斯·克鲁克（Thomas Crooke）这样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能够说服大批新教英国人前往这个不确定的地区殖民，那么英国当局怎么会因为过于善待他们的贸易方法而危及他们的事业呢？

枢密院可能会宣判托马斯·克鲁克和其他种植园主同伴无罪，但其他人则不那么顺从。1608年，威尼斯人写道，英国海盗有两个主要巢穴，其中一个位于爱尔兰海岸的巴尔的摩。1608年，一位英国消息人士表示，芒斯特的所有港口对海盗来说都是安全的，而巴尔的摩的海盗最多。同样是1608年，芒斯特总督写道，海盗罗宾逊乘坐一艘120吨并装有20门大炮的船抵达巴尔的摩。“…起初，居住在巴尔的摩的人遵守了他的严格指示…虽然弱小的居民不能拒绝给予他们一般的补济，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得了可能修复（其船）损伤的物资。直到后来他们每天都用新人来补员，他们使渔民和整个国家都变得无比恐惧，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不敢冒犯他们。为了不冒犯他们，他被迫与他们…签订了一项条约…”既然芒斯特省的首席官员已被确认与巴尔的摩的一名海盗有交易，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由于离国王最近的官员也在数英里之外，该地区仍以盖尔语为主，并腹地所包围的居民们已经准备好并愿意进行交易。

他们也有办法用合法的外表掩盖自己的行为。这一时期最成功的人之一是一个名叫亨利·梅因沃宁的人。他接受了国王的赦免，并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海岸海盗所用方法的最全面的著作。他说，当海盗需要肉类供应时，他们会派一个谨慎的人上岸，寻找一个有牲畜出售的农民。农场主会说他将把牛放在哪里，海盗会在天黑后派一队人上岸去抓它们。他们会用火枪开上几枪，就好像在进行一次陆地突袭作战。当地人已经被警告过，会躲得远远的。梅因沃宁说这项业务非常受欢迎，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出售的牛通常能卖到市价的两倍。

巴尔的摩新的英国种植园似乎很繁荣。詹姆斯国王因外国商人的抱怨感到尴尬，故而坚持采取措施镇压爱尔兰西南部的海盗。偶尔会有一艘皇家舰船沿着海岸航行巡逻。但皇家船只通常都很旧，保养得很差。海盗们的性命全依靠他们的敏捷性，他们使用荷兰制造的小型战舰，这些战船在定期清理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在海上最快的。

海盗们很少让自己被皇家船只抓到，如果被抓到，他们似乎也能经常设法与俘虏他们的人达成谅解。许多海盗在活动，但很少有人被绞死。荷兰人获得了詹姆斯国王的许可，可以在爱尔兰西南部的小溪和港口搜寻海盗，但当他们在巴尔的摩附近出现，并要求一名领航员将他们带入港口时，托马斯·克鲁克让他们离开。这似乎是对在皇家许可下的荷兰中队指挥官所采取的大胆举动；但托马斯·克鲁克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继续保持生意的繁荣。我们只能猜测他经济上繁荣的程度，但我们知道他在1624年去世前不久成为了一名男爵。

巴尔的摩的新英国社区几乎完全是巴特·托马斯·克鲁克爵士的进取心、活力和无所顾忌的产物。而奇怪的是，几乎从他去世的时候起，事情就开始出问题了。

有些作家（PivatehTa/hora）认为，克鲁克（Crooke）去世后，巴尔的摩的人民决定改过自新，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沙丁鱼渔业非常有利可图，而当局也正在慢慢加强对“无法无天”地区的控制。我们可以假设，1624年，巴尔的摩的领导人通过海盗小道消息的所有途径宣布，好客的日子已经过去，除了一些无害的走私活动外，该港口对所有非法行为都拒之门外。与此同时，无能的费恩爵士更是深陷债务泥潭。此时一个债权人出现了。

沃尔特·科平格·巴特爵士（Sir Walter Coppinger Bart.）是科克市的一名治安官，他的贪得无厌与他的祖先的挥霍行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他和理查德·博伊尔或托马斯·克鲁克一样清楚地认识到，西科克人口不足，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他是一个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不喜欢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英国新教徒。他不希望在西科克安置英国人。他的兴趣是在这一地区置办个人财产。他最初主要的收购来源是爱尔兰的老业主；有时他们的所有权十分混乱，沃尔特爵士会与其他占用者发生争议。在这些场合他的举止可能很粗暴。

1612年，伦敦东印度公司收购了班顿河的潮汐河口高处的树林。他们开始在这里建造船只。沃尔特爵士相信这块土地是属于他的，他不愿意看到英国人砍伐他的树木，所以他派武装人员去骚扰他们。这些受雇的壮汉吓跑了船厂的工人，并拆毁了为操作锤式磨坊而修建的水坝。关于邓·丹尼尔树林的纠纷平息了，但沃尔特爵士很快又出现在记录中。他接下来试图接管巴尔的摩，而这并不是一个轻率的要求。

1573年，费恩·奥德里斯科尔爵士与芒斯特的其他领主一起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了英国皇家。这是复杂的土地所有权改革的一部分，其最终结果是费恩爵士现在以个人身份拥有他的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以他作为领地当选的领导人的身份拥有。此时的费恩还是个年轻人；多年来，这一变化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他在西科克的生活继续保持原样。1583年，他访问了伦敦并接受了他的爵位。作为费恩·奥德里斯科尔爵士，他的生活标准很可能变得更为昂贵。1602年，当他被迫将三座城堡移交给英国人时，他的威望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他的政令仍能在西科克执行，同年，他拘留了在其领土上寻求庇护的杀人犯，并将其移交给英国当局。然而，他的财务状况似乎在那时急剧恶化，其直接后果之一是他于1605年将巴尔的摩的21年租约出售给托马斯·克鲁克。

大约在1616年，沃尔特·科平格爵士似乎以费恩·奥德里斯科尔爵士在巴尔的摩的种植园所占用的土地为抵押借给了他一笔钱。托马斯·克鲁克爵士只购买了巴尔的摩的租约，为期21年。该购买是在1605年进行的，这意味着在1626年，租约必须重新进行谈判，或将财产的使用权归还给费恩爵士、他的继承人或受让人。而如果费恩爵士不偿还贷款，沃尔特·科平格爵士就自动成为他的受让人，并在租约到期后成为巴尔的摩的绝对所有人。在此期间，他以各种方式骚扰英国地主，以显示其坚定的意图。起初，沃尔特爵士使用了武力，但地主似乎很快就组织起来，为自己辩护；因此，他改变了策略，开始迅速对个别地主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作为一个在科克市长期任职的地方法官，沃尔特爵士一定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对手。

托马斯·克鲁克爵士于1624年去世，巴尔的摩种植园失去了它的主要领导者和赞助者。1626年，费恩爵士的租约到期，英国人在巴尔的摩占据的土地和建筑将落入新英国人的顽固反对者沃尔特·科平格爵士的手中。种植园主们向上议院申请了援助。这是一个精明的举动，因为英国当局显然不愿意看到在爱尔兰偏远的西南部地区如此具有战略意义个的英国新教种植园，落入一个忠诚度可疑的罗马天主教绅士手中。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不知道这些谈判采取什么形式，但它一定有最终的的结果。1629年4月14日，费恩爵士和沃尔特爵士签署了一份放弃的契约。这样做的结果是，英国种植园主仍然不受干扰地拥有他们在巴尔的摩的租赁财产，而沃尔特爵士将拥有杜纳沙德城堡。[Barnby，1969]因此，总结起来就是在1629年，债权人沃尔特·科平格爵士被骗走了对巴尔的摩的所有权。

沃尔特爵士憎恨英国人，并曾多次对他们使用暴力。他憎恨巴尔的摩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抵制了他的进攻，而且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新教徒。沃尔特爵士有两个非常好的动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对那个小殖民地造成伤害是出于爱国主义和利益。两年后，巴尔的摩确实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正如律师们所说的那样。

海盗的日历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了海盗（corsair）和海盗（pirate）这两个词，就好像它们是同义词一样，但这确实不太准确。从严格意义上讲，海盗（pirate）是海上罪犯，而海盗的运作就像私掠者一样，被一国政府授予“特许证书”或委托攻击另一国船只。从他袭击的船只的角度来看，私掠者只是一个罪犯；而从私掠者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正在进行合法的战争行为。就海盗（corsair）而言，这种情况因超越国家利益的宗教战争概念而变得复杂。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以奥斯曼的名义给私人舰船发放委托，这些港口期望海盗遵守所有奥斯曼条约，不攻击与土耳其和平相处的国家的船只。有一些几次试图违反这一规则的海盗；如果这些企图不是不认真的，那也通常都是失败的，所以说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海盗们只是在服从一个更高的权力，即永久圣战的要求。Brown引用摩洛哥历史学家的话来证明萨里行动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题为“圣战舰队或斯拉维海盗”（ustul al-jihab aw alqarsana as salawiya）的一章中，穆罕默德·哈吉（Muhammad Hajji）指出，海盗行为，阿拉伯语（qa/lvana）不能用其原始拉丁语含义的外来派生词来理解，即法语的私掠。“相反，”他写道，“我所说的斯拉维海盗是指那些战士（圣战者）、安达卢西亚人和摩洛哥人，他们勇敢地乘船在海浪中航行，以保卫祖国的领土或反抗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迫使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遭受最严重的痛苦，并不公正地让他们离开家园和抛弃财产。”

因此，对萨里的人来说，在公海或欧洲海岸上进行战斗和抢劫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既是早期王朝圣战的延续，也是阿亚希等人保卫海岸的延续。海盗中那些“品格高尚而令人骄傲的人”得到了萨里圣徒的祝福，并被城市社区接纳。然而，这并不是要否认，至少有一些海盗是叛逆者，他们来萨里的最初目的是分享“圣战”带来的遍地都是的财富，“看看哈萨尔家族的箱子，你会找到一顶旧的基督教水手帽。芬尼什家族的‘uluj’（基督教奴隶）血统并不比他们的蓝眼睛更隐蔽。”这是萨里人谈论这个城市的一些老叛逆者家庭时仍能听到的嘲讽言论。虽然在萨里有“aslamis”（同上，皈依伊斯兰教者），但他们的出身并没有成为完全同化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障碍，也没有成为他们在社会中获得权力地位的障碍。在萨里，社会和文化融合的压力使这些叛逆者海盗以宗教的名义变成了战士。[Brown，1971：53]

萨里-拉巴特共和国（Sale Rabat）在17世纪上半叶当然不受任何外部政府的约束，而只是以共和国的名义委托海盗；共和国或多或少地会考虑到海盗本身。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被称为“海盗国”，但实际上只有萨里才配得上这个名称。

要理解海盗和私掠者之间的区别，最简单的方法是研究他们分配战利品方式的不同。海盗船长经常只拿一份半或两份，船上的军官拿一份半或四分之一，船员拿一份，非战斗人员（男孩和音乐家！）拿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相比之下，一个私掠者的船长通常拿的是船员的四十倍。当然，在一次成功的私掠巡航中，一份战利品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商船队的工资——或海军的无偿预付款——但这依然与海盗的平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海盗在其正常的状态下几乎是共产主义的。那些把他们简单地视为原始资本主义的学者犯了一个大错误。海盗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强盗”（即“原始革命者”）的定义，因为海盗没有“社会”背景，也没有在农民社会中作为抵抗的焦点。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将海盗纳入他们认可的真正激进主义的“先驱”之列，因为他们认为海盗——充其量是参与抵抗的个人，只是作为一种自我扩张和原始积累的形式。他们忘记了海盗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领域，而这些群体的“政府”（如船上的“规则”所表达的）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它提供了最大的个人自由；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消除了经济等级制度。海盗的社会组织在15-18世纪的任何国家中都没有类似的情况——除了拉巴特-萨里。布赖格共和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海盗乌托邦，但它是一个建立在海盗原则之上的国家；事实上，它是唯一一个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国家。[除非是G. d’Annunzio臭名昭著的阜姆共和国（1919年），它靠海盗活动资为其短暂的存在提供资金，并且其宪法有着基于音乐作为社会组织的唯一力量的理念。见Philippe Julien，trans. D’Annunzio]

对战利品的划分再一次研究将使我们对海盗社会有一个精确的结构性认识。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巴里国家，出巡所得利润的分配比例很有启发性。1630年，帕夏在阿尔及尔拿了12%，在突尼斯拿了10%，船只的修理费是1%；隐者拿了1%。剩下的88%或86%中，一半给了船主，另一半给了船员和士兵。在后半部分中，船长得到10-12份，司令3份，领航员3份，领航员3份，帆长3份，舱口长2份，外科医生3份，水手2份；如果船上有摩尔人，他们只得到1份，“因为他们是人们不怎么指望的人。”如果这些人中有任何一个是奴隶，主人就拿走他们的份额，有时还把一部分分给奴隶。丹对分配的描述与其他信息提供者的描述大致相符。[Wolfe，1979：144，隐者们是苏菲派或圣地守护者，他为船只祈福，并为它们的成功祈祷。］

我们看到，船主在除去“税收”之后获得一半的利润，但在许多情况下，船长们都拥有自己的船只。即便如此，这种做法无疑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作为船长（而不是船主），船长的收入只是工资最差的船员的10到12倍，而欧洲私掠者船长的工资是40倍。这似乎表明了一种有那么一点平等主义的做法。

萨里的数据有点难以解释。据Coindreau说，在摩尔共和国统治下，分配战利品的通常方法如下：

• 10%给中央当局（萨里议会）；

• 剩余部分的一半，交给装备供应商[l’arnzateur]（或船长），以赔偿其在探险中遭受的损失；

• 而另一半——船员战利品总额的45%。军官、领航员、炮手长和外科医生通常获得三部分，而舵手、水手和炮手则获得两部分。[Coindreau，p.64]

没有猎物，就没有报酬。这是所有海盗都同意的——但即使是没有结果的出航，也不会向船员收取补给的费用。

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如果船长不是船舶的船东/舰装商，而是直接受议会（拥有自己的船舶）或一些股东或船东集团委托时，船长会得到什么。假设船长拥有自己的船并为其提供给养，那么他的收入为45%，与欧洲私掠船船长的收入差不多。如果不是，他的收入可能更像是10-12%的阿尔及利亚船长。拥有许多船只的船长可能会变得非常富有，就像穆拉德船长那样，这位荷兰叛逆者实际上已经升到了共和国领导的位子。

显然，拉巴特/萨里的组织形式不像一个纯粹的海盗企业，但它的组织形式也不像一个欧洲或伊斯兰的君主制国家。阿尔及尔和萨里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的“税”去了伊斯坦布尔，而后者则留在了萨里，这笔钱被用来为海盗谋福利（修理城墙、资助远征等），而不是用来养肥某个遥远的苏丹。萨里与萨第安人、隐者阿亚希和他的臣民以及阿拉维王朝等的战争都依靠着那10%，这既是海盗独立的象征，也是海盗独立的代价。萨利既不像“Libertatia”（见下文）或其他现实中的海盗乌托邦那样无政府主义，也不像共产主义，但它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有特色。它的总督和议会是选举产生的，如果他们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每年都可能被罢免。每个有能力乘船的人都有机会获得财富。即使是“战俘”也可以作为叛逆者获得自由和财富。至于加入共和国的职业海盗，我们再次看到，虽然他们失去了真正的海盗行为的纯粹自主权，但他们获得了一个家、一个社会、一个可以依靠的收入来源、一个市场和一个享受财富的地方——所有海盗可能缺乏和最渴望的东西。显然，为了获得这一切，减薪是值得的。

拉巴特-萨里的布赖格河口是一个港口，由一个地势险恶的沙洲保护着，它阻止了敌人的船只和有深龙骨的欧洲海军舰队靠近岸边进行有效的炮击，但这一特点也在某些方面限制了海盗们。首先，他们的船只——即使是“圆船”——也必须是小型的、吃水浅的，这使得长期巡航变得困难。他们在被追捕时逃到港口，可能会被低潮阻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俘，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几次。但是，无论萨里人的船只有什么不足——比如说，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也没有足够的吨位来负担大量的重炮——他们都在速度和机动性上得到了弥补，而且他们的船长也有很高超的航海技术。此外，穆斯林航海家熟悉（甚至可以说是发明了）星盘这样的科学设备，不再依赖死记硬背或沿海的战术。军官和船员们都以非常少的供给和条件差的住所勉强度日。因此，海盗的活动范围比预期的要大；对冰岛的袭击是一个例外，但即使是英吉利海峡也是不安全的（曾有一艘萨里巡逻船在泰晤士河口被俘）。

在17世纪，冬季仍然是商船、海盗，甚至是海军的淡季。海盗们遵循一种季节性模式，每年至少有三四个月在萨里的家中度过，处理政治或爱情事务、婚姻生活或四处放荡、周游或贸易、修理和造船，甚至可能根据他们的意愿和要求进行苏菲主义的实践。

到了春天，通常是在5月，海盗会在舰队中寻找一个位置，舰队可能由（在我们这个时期）40或60艘小船组成。Coindreau描绘如下：

大约一半的船队将向北航行，可能前往伊比利亚半岛附近利润丰厚的猎场，另一半将向南转向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他们将潜伏在那里等待西班牙和葡萄牙带着黄金货物从新世界返回的庞大船队中的落伍者。出于一般的巡航目的，两艘或三艘船只会一起航行；如果俘获了船只，可以派一艘船护送它回萨里，而其他船只则继续在海浪中徘徊。每艘船都没有足够的boucan（熏烤牛肉）给养[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盗们都是为船只准备boucan或熏肉干的猎人]和粗麦粉，可以维持最多两个月。如果船只需要重新补给或维修，他们可能会在几个摩洛哥沿海城镇中的任何一个停靠（至少是在这些城镇还未被欧洲列强控制的时期），如得土安、马莫拉、费达拉、艾宰穆尔或萨菲。有时，一些舰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袭击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法国航运甚至是海岸，但这里通常也被认为是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活动场所。但其他巴巴里海盗很少能像萨里海盗那样深入大西洋。1625年，他们从英国普利茅斯带走了很多俘虏；1626年，他们在威尔士海岸俘获五艘船；1627年，他们抵达冰岛，洗劫了雷克雅未克市，那里虽然战利品稀少，但金发的俘虏无疑在奴隶市场很受欢迎。大量活动集中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水域，我们因而可以假设海盗们利用爱尔兰南部和西部一些偏远的非法走私港口作为友好港口。在纽芬兰河岸，萨里船队在两年的时间内俘获了40多艘渔船，1624年，十几艘左右的萨里渔船出现在阿卡迪亚或新斯科舍海岸。1637年英国舰队来到萨里，其目的是赎回在纽芬兰被俘虏的英国船只上贫穷的渔民。

人们很难想象典型的萨里海盗或是任何明智的海盗会有暴力倾向，甚至会特别残忍。卡斯特里斯伯爵这样说：“他们宁愿猎物解除武装并与之和平相处，也不愿冒险获得战斗的荣耀。”（Coindreau，1948：133）说17世纪是“残忍的”，或者说19世纪或20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是“残忍的”，这是历史学家的陈词滥调。一旦把现代欧美沙文主义从这些言论中剥离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现代社会通过技术手段在行为和对行为的感知之间进行调解，成功地压制了自己的残酷意识。我们召唤并陶醉在暴力的画面中，这种方式对布赖格共和国最卑鄙的暴徒来说似乎也是完全邪恶的，我们以完全相同的脱离实体和疏离的方式制造死亡和毁灭：按下按钮。而在17世纪，尽管火炮技术有所进步，但大多数生死斗争都必须在肉搏战中决定，使用的技术与青铜时代相比并没有先进多少。事实上，一位容易轻信的欧洲旅行者威廉·莱姆普里尔（William Lempriere）在拍卖会上被一位幽默的“本土线人”说服，海盗的主要战术是向其他船只投掷石块，这对他来说似乎很合理，尽管有点原始。[Lempriere，1791]一些海盗，如爱德华·罗和黑胡子，从一个非常精确的临床角度来看，似乎是海上虐待狂。毫无疑问，这桩事业吸引了一些此类海盗。但事实是，战斗是危险的，也是艰苦的工作。海盗们对战利品感兴趣，而不是“荣耀”（法国人可能会这样认为）或“男子气概”（英国人可能会这样认为）；只要他们赢了，他们会很高兴被认为是“胆小鬼和恶霸”。因此，他们首先会使用诡计和伪装，最后才拿出燧石和弯刀。海盗行为可以被视为不工作心态的极端例子：在摩尔人咖啡馆闲逛五到六个月，然后在美丽的蓝海上乘坐夏季游轮，花上几个小时的努力，嘿，Presto！（变魔术般迅速而轻松地做完某事时所说），又一年的无所事事已经得到了保障。如果海盗们不懒惰，他们可能是鞋匠、领头矿工或渔夫，但就像老电影中的匪徒一样，他们认为“工作是为弱者准备的”，并利用一切权宜之计来避免。正如佩雷·丹所说，“海盗们追逐任何基督教商人时，都会相信自己是强大的；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几对几的优势，或是一支大舰队对一支小舰队的优势，他们很少发动攻击，这些臭名昭著的海盗确实是胆小鬼，在没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他们从不出战。”[Coindreau，1948：134]

当然，每艘海盗船都会携带精美的各国国旗和三角旗，并会首先试图向英国船只讲英语，或向西班牙船只讲西班牙语；他们自己的旗帜，印着月亮上的人，无疑很少见到。[萨里旗使用了伊斯兰新月形，但添加了人脸的图像，似乎以纹章的精确性象征着叛逆者的信条。这让人想起圣殿骑士崇拜巴弗灭的头像的传说，而摩尔人的头像是玫瑰十字会炼金术的象征；有趣的是，一些现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月中人是一种撒旦的象征。]至于与阿尔及利亚海盗交换旗帜的技巧在前面已经被描述过了。

亨利·梅因沃宁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萨里的漫游者们会在黎明时将所有的帆都扬起，并派人在高处巡视以寻找可能的猎物。一旦发现后，就会对潜在的受害者进行详细的检视和讨论：商人还是海军舰艇？太大而无法解决，还是太小而无法解决？采取什么策略，展开什么旗帜？诸如此类。

在决定了行动如何实施之后，海盗们希望几声炮响能让敌人的船长保持理性（特别是他的船有保险的话！），并立即投降。如果没有，他们将不得不登船。“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佩雷·丹说，“看看他们是如何狂热地攻击一艘船。他们一窝蜂地登上船舱，袖子卷到肘部，手里拿着弯刀，一起大声吵闹，以消磨受害者的勇气。”海盗们希望这种威胁的表演和疯狂的尖叫能起到作用，实战是最后的手段，也是最不受欢迎的战术。

无论船只是否载有任何价值的货物，其船员和乘客都构成了一个有保障的收入来源。“仅从1618年到1626年，就有6000名基督徒被俘，并被赎回，而战利品的价值超过1500万英镑。在1629年至1639年的十年间，摩里斯科海关共登记了2500万或2600万杜卡特。”[Caille，1949：224]1626年，“近2000名可怜的海员在巴巴里的萨里仍是最悲惨的俘虏，他们的妻子向白金汉公爵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些可怜的丈夫们“正遭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折磨，他们几乎被迫改变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Norris，1990：66]拯救2,000个灵魂免于变成土耳其人的代价，即使对一个公爵来说也很可能太高了。在伊斯兰律法中，“（神圣）战争的俘虏”不应被视为与“奴隶”同一类别，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地位更差。奴隶毕竟在法律上有独特的权利，但俘虏只是战利品。萨里通过赎回和出售人口来为其自由提供资金，这在我们眼里自然会玷污这种自由，但我们应该犹豫是否将我们的现代情感代入到萨里。马耳他骑士团实行同样的经济政策，但却没有享受到原生的民主自由——英国海军“鼓舞”了不情愿的新兵，使其成为实际的奴隶。无论如何，由于摩洛哥水手已经放弃了使用船桨驱动的大帆船，他们的俘虏中很少有人会像成千上万的人（如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或美国早期罗德岛的无政府主义者威廉·哈里斯）[威尔逊，1993]那样，在阿尔及利亚，马耳他或西班牙的船只上作为“大帆船奴隶”受苦。

被判入狱的人，首先要把脸、眉毛和头剃光（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了）。然后，被剥去腰带（就像罪犯要被鞭打时那样），被锁在坐席上，他们坐在那里划船，五个人排成一排；一个土耳其人在他们中间的走廊上转悠，尽管他们使劲地眼睛像要都快迸出来了，但他仍在喊道：“干活，干活，你们这些基督徒。”尽管没有人需要为偷懒而挨打，但他们赤裸的背部仍在流血，像水流般流淌。——摘自《土耳其人统治下阿尔及尔囚犯的哀鸣》（1624）[Norris，1990：66]

笛福用更现实的语言描述了鲁滨逊·克鲁索作为萨里俘虏的生活，而不是那些游历欧洲，用异国情调的酷刑和强奸故事来陶冶观众的募捐狂热分子，他们所讲的甚至在当时也经常被怀疑是“黄色新闻”。萨里没有像美国那样有广阔的耕地来使用奴隶，也没有任何工业来雇用强迫劳动的非熟练工。俘虏主要是商品，而且与商品一样，规则是，你破坏了它，你就买下它。没有人会为一具尸体支付赎金。

因此，海盗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俘虏的身份，或至少确定他们的品质，这在获取战利品后就会立即开始。会说他们语言的叛逆者会审问他们，用诡计而不是酷刑来获取细节。叛徒们对手有着浓厚的兴趣：贵族或商人柔软的手，普通水手长满老茧的手，某些行业和工艺的特殊标志和畸形，识字的标记性墨迹，他们甚至能确定健康、命运和性格的占卜线。某些被俘的人，因为太穷而无法得到赎金，但拥有宝贵的技能，如果他们投靠土耳其，就会得到自由——装甲师、冶金师、造船师等等都受到高度重视，而识字的人可能会成为航海抄写员（每个船有一个，负责阅读被俘船只的舱单和日志），甚至在议会、一些商那里人或领事处担任文员。

一位来自戈尔韦的年轻爱尔兰人名叫理查德·乔伊斯（或乔伊斯），1675年移民到西印度群岛时被阿尔及利亚的海盗抓住，在阿尔及尔被囚禁了14年。他到达那里后

他被一个富有的土耳其人买下，这个土耳其人从事金匠的职业，他发现他的奴隶…很好相处，而且很聪明，就指导他的手艺，他很快就成了行家。摩尔人一听说他被释放[即乔伊斯被赎回]，就立即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留下，就把他唯一的女儿嫁给他，并把他的一半财产给他，但所有这些，连同其他诱人的有利提议都被乔伊斯都坚决地拒绝了。回到戈尔韦后，他结了婚，做起了金匠的生意，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依靠丰厚的财产独立后，他得以从克伦威尔的一名老军官沃利上校那里购买了拉洪的地产…

[J. Hardiman，1820]根据戈尔韦的传说，乔伊斯成功的秘诀是他在阿尔及尔根据摩尔人的符号设计的戒指，一个由双手捧着的带皇冠的心（有时还有一朵玫瑰）——著名的克拉达戒指，爱情和友谊的象征，几乎和三叶草一样成为爱尔兰的象征。

乔伊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在被囚禁期间从事或甚至掌握某种手艺而发家的巴巴里俘虏。[关于这一点和其他迷人的传说（例如，第一枚克拉达戒指是一只鹰掉在一个年轻女孩的腿上的！），请参阅理查德·乔伊斯的后裔Gcily Joyce撰写的令人愉快的业余历史，《克拉达戒指故事》，1990]

法国俘虏热尔曼·莫埃特（Germaine Mouette）写了一份罕见的第一手交易记录，“1670年12月16日在海上被俘，在万圣节被卖出，总价值360埃居。”他的主人有四个，其中一个实际上拥有他。其他三人各自拥有莫伊特六分之一的股份，他被卖掉后马上就离开了fondouk[或bagno，奴隶区][即其他三人从第一个所有者手中购买了子股份]。

年龄最大的是政府官员穆罕默德·马拉科希（MuhammadAl-Marrakohi），第二个是羊毛和石油商人穆罕默德·利伯斯（MohammadLiebus），第三个是犹太人拉比·亚明（RabbiYamin）。马拉科希把奴隶带回家，他的妻子给了莫埃特加蜂蜜的白面包和黄油，以及一些大马士革枣和葡萄干。然后，他被送回fondouk，在那里，他接待了犹太人的来访，这位犹太人隆重地向他致意，并承诺如果他的家人愿意支付四位房主要求的赎金，他将获得自由。如果他不立即写信给法国要求这笔钱，他会被棍棒殴打，然后被扔到坑里直到死去。莫埃特立刻答应了，但他决定撒谎，假装自己不过是一个鞋匠的兄弟，因此这位为犹太人担任翻译的叛逆者宣布，出售这名奴隶不会有任何利润。第二天，莫特被送到了第三个主人，羊毛和石油商人那里，他的妻子和岳母很同情这个俘虏。起初，他们让他去磨小麦，但当这项工作被证明太累时，他们让他给商人的小儿子作伴。

当善良的妻子看到男孩对莫埃特越来越着迷时，她给了他更多的面包和黄油、蜂蜜和水果，并从他的腿上取下了他被迫戴的25磅重的链子。她恳求他改信，娶她的侄女。[莫埃特用“世界上最温柔、最动人的话”向这位女士倾诉，最终比以前更受欢迎，从而摆脱了这种局面。]

莫埃特在那里呆了一年，没有受太多苦，这要感谢他所谓的贫穷。但最后第四位主人，现任的卡斯巴总督，变得不耐烦了。他主张自己对莫埃特的所有权，并带他去马厩工作。这位奴隶现在只能吃黑面包了，与其他俘虏和可怜的阿拉伯人一起挤在狭小又嘈杂的住所。州长再次要求1000埃居的赎金，但莫埃特仍然坚持自己的贫穷，因此被派去与正在修复城堡城墙的泥瓦匠一起工作。其他工人虐待他并残酷殴打他——这些激励他筹集赎金，并最终重获自由。[Penz，1944：13-14]

与救赎论修士和其他宣传者流传的可怕的囚禁故事相比，莫埃特先生的故事具有真实性：很明显，囚徒的命运不是野餐，而是有起有落，甚至有可能的救赎或逃跑之路。因此，理查德·乔伊斯的传奇故事似乎也很可信；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对于乔伊斯和莫埃特这样的俘虏来说，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是多么诱人。这些摩尔人的“侄女”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拥有（几乎）不可抗拒的爱情魔力的东方女性！

海盗乌托邦

因此，在我们跟随海盗的日历走过社交季节——冬天——之后，我们回到了春天，渴望再次出发在公海上漫游。我不能说这些关于叛逆者文化的零散图像组成了任何假设或理论，甚至是一个非常连贯的画面。我们当然不得不比“真正的”历史学家更多地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概括性框架上建立许多假设，并加入一丝幻想（哪个海盗学家能够抵制幻想？）。我只能说至少在这个程度上，我已经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像叛逆者文化这样的东西可能存在；它的所有成分都存在，而且是连续的，是同步的。此外，这种文化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它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布赖格的摩尔人海盗共和国就是很好的间接证据。这样一个原创的概念似乎建立在只能被称为“文化”的起源的深度、社会学上的复杂性、以及被称为（和自称）不同的自我等等基础上。黑手党自称“我们的东西”；海盗们把他们的“东西”称为“萨里共和国”——不仅仅是一个海盗聚集地或安全港湾，而是一个海盗乌托邦，一个有规划的海盗社会结构。也许在萨里出现了一种佛朗哥语，就像在阿尔及尔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证据。但萨里有它自己的符号和机构、关系和思想、商品和人民的语言，它们显然凝聚成了某种可识别的社会实体。流亡者——无论是犹太人、摩里斯科人还是欧洲流氓——创造了一种跨文化的协同效应（在摩尔人的背景下），它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新的综合体，而不仅仅是各种风格的混杂。在我们的结论中，我们将尝试把这种文化分析为一种转换的模式，一种字面上的跨文化冒险，一种翻译的模式。

作为这一分析的第一步，将萨里三分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与其他政治结构进行比较可能会很有趣。我想到了两个显而易见的对比对象：第一，其他巴巴里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尔；第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盗乌托邦”。

我们已经注意到，尽管阿尔及尔从未真正从奥斯曼苏丹那里获得独立，但它设法在奥卡克议会的喊叫声、海盗的船长议会的纵容、奥斯曼帝国官僚的懦弱，以及——如果一切都失败了——“暗杀式民主”中为自己构筑了一种奇怪的自由。布赖格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几乎可以肯定是以阿尔及利亚的船长议会为蓝本的——事实上，有时这两个机构甚至可能共享成员。但在萨里，“船长议会”作为一个议会单独统治，没有像阿尔及尔那样的其他权力分享机构。很明显，萨里的御前议会，甚至说御前议会，在组织上比阿尔及利亚的模式更加民主。海军司令和议会的14或16名船长都是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随后进行官僚机构的任命——海关和税务局、港口官员、和平的保卫者（人们可能会猜测，这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群体）等——但有一个明确和明显的意图，即防止政治权力僵化或甚至稳定到相当的程度。显然，安达卢西亚人和海盗们喜欢保持事情的流动性，甚至到了动荡的程度。至少在拉巴特和卡斯巴，所有建立真正控制权的尝试都会立即遭到暴力作为回击。

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这种控制权对海盗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机会？事实上，他们的“永久革命”口号真的与任何严肃的原始资本主义设计和野心相容？君主制（最好是腐败的君主制）不是更能满足简单的财政扩张的目的吗？整个布赖格现象难道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吗？除了威尼斯或荷兰的寡头共和国以及阿尔及尔的船长议会可能例外，海盗们的民主实验缺乏任何现实世界的试验模型。他们可能知道Uskoks，这些海盗居住在南斯拉夫海岸外的岛屿上，主要针对穆斯林和威尼斯人的船只，似乎有一种平等的部落形式的政府。[Bracewell，1992]

但是，共和制的想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到1640年，随着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共和制将出现在欧美历史上。所有这些都是在萨里共和国之前发生的，这只是历史的偶然吗？或者我们应该把历史顺序改写为：萨里、英国、美国、法国？萨里、英国、美国、法国？也许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想法。摩尔人海盗和皈依伊斯兰教的叛逆者是民主的隐秘祖先。我们最好不要继续追究。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独立的“海盗乌托邦”。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帕尼奥拉岛，海盗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短暂的高度无政府社会；马达加斯加的Libertatia；同样在马达加斯加的Ranter’s Bay；以及巴哈马的拿骚，最后一个古典的海盗乌托邦。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海盗的陆地飞地的重要性，只是将其视为出航之间的休息场所。海盗社会的概念在大多数历史理论中都是矛盾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理论，但伊斯帕尼奥拉（现圣多明各）的海盗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伊斯帕尼奥拉岛是一片“禁区”；原住民人口减少了，没有任何欧洲势力实现有效的控制。船只失事的水手、逃兵、逃跑的奴隶和农奴（“Maroons”，避居西印度群岛及圭亚那山中的黑人）以及其他流浪者开始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自己，摆脱了各种统治并能够作为猎人谋生。野牛和野猪，即那些建立殖民地失败后遗留的畜群的后代，与野生猎物一起在森林中漫步。Boucan或熏肉干（从本地加勒比人那里学到的技术）可以用于与过往船只交换其他商品。在这里诞生了“海岸兄弟会”，他们相当清楚自己的自由，并组织起来（以最低限度的平等主义）来保护它。后来他们又在托尔图加和新普罗维登斯建立了社区。海盗们只是逐渐转而从事海盗活动，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根据“条款”或船舶章程结成联盟，其中一些条款被埃克梅林（唯一亲眼目睹海盗“黄金时代”的记录者）所引用。这些条款几乎是现存的唯一真实的海盗文件。他们通常通过选举产生所有的官员，除了船舶军需官以及其他“艺术家”，如水手、厨师或乐师。船长也是由选举产生，其收入仅为船员份额的1.5倍或2倍。体罚是非法的，即使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分歧也会在“鼓槌法庭”上解决，或通过《决斗法》解决。有时，一些沉闷严肃的威尔士海盗（如“黑巴特”罗伯茨）会插入一个条款，禁止妇女和男孩上船，但多数人不会。酒类从未被禁止过。海盗船是真正的共和国，每艘船（或舰队）都是独立的浮动民主国家。

早期的海盗在森林中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特点是非常极端的贫穷和富足并存、残酷和慷慨并存，并以乘坐漏水的独木舟和临时装备好的单桅船出海的绝望冒险为标志。海盗的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种族间的和谐、阶级团结、不受政府约束、冒险和可能获得的荣耀。其他地区的尝试也应运而生。伯利兹最早是由海盗们定居的。牙买加的皇家港镇成为他们的跳板；其闹鬼的废墟在1692年整个淹没它的大海之下仍然可以看到。但是，即使在这一具有神圣意义的宁静之前，海盗的生活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大胆，幸运而又才华横溢的亨利·摩根成为了海盗的领导，在1671年组织了惊人的海盗入侵巴拿马的行动——然后接受了赦免，同时被英国任命为总督和高级法官，之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成为他的老战友的刽子手。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幸存的海盗们（buccaneer）在失去永久的陆地基地后，成为海盗（pirate）。

但“黄金时代”的梦想仍在继续：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田园风光既是一个最初的神话，也是一个政治目标。从现在开始，只要海盗们有机会，他们就会尝试建立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陆地飞地。飞地的理想的条件包括靠近海路、友好的原住民（和原住民妇女）、隐蔽和远离所有欧洲权力的法令和现实、宜人的热带气候，也许还要有一个可以挥霍他们的战利品的贸易站或酒馆。他们愿意在战斗中接受临时的领导，但在岸上，他们更喜欢绝对的自由，即使以暴力为代价。在追求战利品的过程中，他们愿意以激进的民主作为组织原则而出生入死；但在享受战利品的过程中，他们坚持无政府状态。一些岸上飞地只不过是一个隐蔽的港口，一个可以冲刷船体的海滩，以及一汪干净的泉水。另一些则是像皇家港或巴尔的摩这样险恶的小港口，由托马斯·克鲁克这样“体面”的骗子经营，他们只是海盗行为的寄生者。但其他飞地真的只能被称为有意向的社区——毕竟它们是有意愿的，而且是公用的，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海盗乌托邦。

17世纪初，海盗活动的主要地点从加勒比海转移到了印度洋。欧洲已经开始建立与“近东”和印度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关系，但仍有大量的领土“未被征服”。事实证明，马达加斯加是开辟飞地的最佳地点，它位于通往阿拉伯和麦加的伊斯兰朝圣海路上，非常方便。著名的艾弗里船长留下了一个传说，他在从印度去朝圣的路上撞上了莫卧儿帝国的单桅帆船，“赢得”了一颗鸡蛋大小的钻石，并“娶”了一位莫卧儿公主；据说这颗钻石和其他珠宝被埋在波士顿港附近的某个地方，至今未被找到。其他的海盗都是不愿意回到美国或欧洲，而马达加斯加看起来很有希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没有渗透到这个巨大的岛屿，这里遍地都是部落、异教徒，甚至是“数以百计的本土‘王国的巨石’”。[Mohen，1990：55-58，关于马达加斯加的巨石习俗。]一些部落，以及一些妇女被证明渴望与海盗结盟。这里气候很理想，一些贸易站也开设了起来，海盗乌托邦的概念也被恢复了。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冒险家可能会“娶国王的女儿”或以其他方式渗入当地社会；在其他情况下，一群海盗会在靠近一个友好部落的地方建立他们自己的村庄定居，并制定他们自己的社会规则。

其中一个乌托邦是在“兰特湾”建立的——正如C.Hill指出的那样，这个地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样的假设，即激进的反传统教派可能在海盗中找到了追随者。[Hill，1985]根据丹尼尔·笛福的《海盗之王》（1720），艾弗里船长本人在马达加斯加定居了一段时间，成为一名“假国王”。Hill指出，“笛福强调艾弗里定居的自由主义方面。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同上，p178]另一个马达加斯加定居点是由诺斯船长和他的船员建立的。但毫无疑问，最有趣和最著名的马达加斯加乌托邦——肯定也是最有特色的乌托邦——是“Libertatia”,自由女神（或Libertalia）。

我们关于自由女神及其创始人米松船长的唯一资料来源是丹尼尔·笛福以“查尔斯·约翰逊船长”的笔名写的一本书《海盗通史》（1724-28）。它不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其中大量内容可以得到档案材料的验证，但它显然是一部通俗作品，长于趣味和刺激性，短于文献。笛福声称他关于自由女神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他手中的一份“传教士的手稿”。

根据笛福的说法，手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米松是一个古老的普罗旺斯家庭的最小的儿子，15岁时离开家到昂热的军事学院学习，然后自愿去一艘法国在地中海的战舰服役。在罗马休假时，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卡拉乔利的“淫荡的”多米尼加牧师，后者已经抛弃了信仰，决定与米松一起出海。在与海盗的战斗中，两人都因其勇敢而脱颖而出。卡拉乔利逐渐劝说米松皈依无神论和共产主义，或者说皈依“完美自然神论”。

然后，在与一艘英国船的战斗中，法国船长和军官被杀。卡拉乔利提名米松担任船长，两人都向船员发表了长篇大论，说明他们的革命计划（并提到亚历山大大帝、英国的亨利四世和七世以及“穆罕默德”，作为灵感的来源）。他们劝说船员们建立一个“新的海洋共和国”。“每个人都生而自由，他有权得到支撑他生存的东西，就和和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水手长马修·勒通德（Mathew le Tonder）建议悬挂黑旗（所谓的Jolly Roger）作为他们的标志，但卡拉乔利反对，说“他们不是海盗，而是决心实现上帝和大自然赋予他们的自由的人”。他提到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砸碎暴政的枷锁”，“压迫和贫穷的苦难”。“海盗是没有原则的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但他们的生命是勇敢的、公正的和清白的。”他们选择了一个印有“为了上帝和自由”格言的白色旗帜作为他们的标志。（所有这些听起来更像是自然神论，而不是“无神论”，但在18世纪早期，这两个词几乎还是可以互换的）。

米松和船员们发动了一系列对船只的成功攻击，他们只拿需要的东西作为战利品，然后就把船放走。骑士精神和仁慈的情结与勇气和暴力交替出现。在非洲海岸，他们抓住了一个荷兰奴隶主；米松向船员们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用我们自己的同类做交易，在神圣的正义面前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拥有另一个人的自由；而那些声称对神性有更多了解的人却把人像野兽一样卖掉；这证明他们的宗教不过是一种耻辱！”米松接着说，他们”没有除去束缚在自己脖子上的奴隶制度，并坚称自己有奴役他人的自由”，他敦促水手们接受非洲人作为船员伙伴——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印度洋的约翰娜岛定居下来，米松在那里娶了“当地黑女王”的女儿，船员们也都找到了妻子。几年来，米松继续发表演讲，抢劫船只，偶尔——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屠杀他的敌人。正如拜伦勋爵所言，米松“是有史以来最温和的抢劫过船只或割喉的人”。[Gosse，1924：218]

米松现在决定在社区中开展一项冒险，将他的人转移到马达加斯加。根据Course（1966）的说法，自由女神位于该岛东北端的迭戈-苏亚雷斯港或安齐拉纳附近。在这里，他们开始构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中私有财产被废除，所有的财富都存放在一个共同的国库里。海盗们的地块之间没有树篱隔开。他们建造了码头和防御工事，并派两艘新船“童年号”和“自由号”去绘制海岸线。他们还建一个会议厅，米松被选为“领主”，任期三年。当选的议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没有议会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事务都不能进行。法律被印刷并分发给众人，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印刷商和制版商”。英国海盗图船长是舰队司令，卡拉乔利是国务卿，议会由最有能力的海盗组成，“不分国家和肤色”。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它是法语、英语、荷兰语、葡萄牙语等的混合体。这个进步的政权并没有满足少数极端激进分子（包括图船长）的要求，他们脱离出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以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为基础——没有法律，没有官员。在若干年内（《手稿》对时间顺序的描述似乎很模糊），海盗乌托邦蓬勃发展。当它最终失败时，并不是因为内在的矛盾，而是因为外部的侵略：他们遭到一个不友好的原住民部落的袭击，定居者们乘船出海离开，随后被一场奇怪的飓风摧毁。

笛福本人生活在海盗活动的最后一个全盛时期，他的大部分信息来源于对被囚禁在伦敦的海盗的采访。如果仅仅从新闻小册子和绞刑架民谣中，他的许多读者都会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海盗行为了解很多。然而，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当代读者质疑过米松船长的故事的真实性，尽管笛福关于米松的两章读起来像是卢梭或拜伦的作品！（他们都还没有出生）。（这两个人都还没有出生）——虽然自由女神的政治结构在某些方面比美国革命（1776年）或法国（1793年）——甚至俄国（1917年）的政治结构都要激进得多——尽管如此，1728年没有人对“约翰逊船长”吹毛求疵，也没有人指责他凭空捏造米松的故事。这个材料之所以被相信，大概是因为它本身是可信的。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莱缪尔·格列佛和闵希豪森男爵；人们无法根据普遍的信仰证明任何事情；尽管如此，米松船长的故事在1972年之前一直被视为事实。

这一年，曼努埃尔·肖恩（Manuel Schonhorn）编写了新版《通史》(1972)。在这部作品的导言中，他主要从两个方面大力抨击了米松船长的真实性。首先，是反面的证据：没有确凿的档案材料存在（当然，它可能已经消失了）。然而，更具破坏性的是图船长的问题。关于图船长的档案和历史材料很多，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材料显示，图不可能在马达加斯加呆足够长的时间来扮演他在自由女神故事中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人们得出结论，米松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一种《鲁滨逊漂流记》式的骗局，它被嵌入到其他历史（或多或少有历史）文本中。这个骗局的目的是为了用作激进的辉格党宣传品。没有“米松船长”存在过。自由女神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乌托邦：它是“不存在的”!

我们必须承认，图船长的问题使米松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然而，我认为米松不存在的裁定是被迫做出的，而且过于急躁。我们应该考虑其他几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a）米松存在，手稿也存在，但手稿包含关于图船长的错误信息。笛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些信息；（b）手稿存在并描述了真实的事件，但笛福自己出于自己的原因编造了有关图船长的情节（包括“无政府主义”的分裂），也许是为了充实过于稀少的叙述。（c）手稿从未存在，也没有任何叫米松或卡拉乔利的人——但一些像自由女神这样的实验确实发生在马达加斯加，而且被笛福简易地虚构了出来（《鲁滨逊漂流记》有一个真实的模型，就是亚历山大·塞尔柯克，一个真正的弃船幸存者）。“约翰逊”被添加了一个真正的海盗的名字，即图船长，以提高文本的真实性，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是在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下套。这些假说都无法在图氏问题的基础上得到证明或反驳。因此，修订派的驳斥假说——完全虚构——也必须保持未证实的状态。我们不应允许仅仅是揭穿真相的热情迫使我们放弃一个革命英雄或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的坚实历史性。[例如，Burroughs，1981，序言；Law，1980]。兰特湾是足够真实的，由海盗的“混血儿”在马达加斯加开辟的“王国”也是如此。[Deschamps，1949，特别是第215-229页]。海盗是真实存在的，巴哈马拿骚的野生船员也是真实存在的（包括黑胡子和“棉布杰克”莱克汉姆及他的两位海盗妻子安妮·波妮和玛丽·里德），他们在17世纪初曾繁荣过几年。自由女神可能是真实的，也应该是真实的；这一点对船长的崇拜者来说就足够了。克里斯托弗·希尔就拒绝接受米松是纯粹的虚构。希尔指出，尽管笛福年轻时是个嚣张的激进分子，但到了1720年代，他已经成为一个雇佣文人，是资产阶级财富价值观的支持者。“这就是他对自由女神的描述的公正性如此显著的原因。如果他编造了整件事，这将令人惊讶，如果他一直在听老水手的故事，看到有可能利用自由女神来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冒犯他的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同上，p.179]

然而，为了论证为假从而假设《通史》的米松部分至少和《鲁滨逊漂流记》一样是虚构的，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笛福似乎对萨里共和国有相当多的了解。在《鲁滨逊漂流记》的前几章中，主人公被“萨里流浪者”抓住，然后被带到摩洛哥卖掉。就像圣文森特·德·保罗和莫埃特一样，鲁滨逊发现他的摩尔人主人并不是一个坏蛋：他为这个英国水手提供了一个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摆脱奴役的机会。然而，克鲁索决定尝试逃跑，并最终成功地偷到了一艘小船。与他同行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摩里斯科男孩，他与他没有共同语言——这显然预示着心爱的伙伴星期五的到来。笛福似乎可以把萨里作为虚构自由女神的部分来源。

然而，这种比较不能拉得太长。萨里无疑比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巴巴里海岸国家更自由，但它的结构肯定比任何一个纯粹的海盗乌托邦要传统得多。萨里的海盗们显然决定了接受共和制的政府形式（和10%的税收），以便在（希望如此）永久的基础上保障他们的自由；萨里模式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他们似乎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尽管他们除了对欧洲阶级压迫的憎恨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至少是接受）之外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知识框架。伊斯兰教的所谓“民主”方面可能促进了萨里的独特实验的出现，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政府都是君主制）。新教的极端主义（否认所有世俗的 “神秘”或政府）可能是一个因素，但还不足以使叛逆者叛教。没有任何来自萨里的文本，我们不可能说得很肯定——但看起来，布赖格共和国可能是安达卢西亚摩里斯科人和欧洲叛逆者的自行创造，并（也许）受到某些苏菲派的启发——这是一种真正的自发的政治天才行为。

当叛逆者消失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问题”——没有明显的永久痕迹来证明他们的存在。在马达加斯加，海盗的“混血儿”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但在北非，皈依者和他们的后裔只是被吸收到普通人群中。他们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似乎是零，甚至比零还要少：就像那些让自己蒙羞的亲戚一样，他们没有被提及——不仅仅是被遗忘，而且是被故意遗忘。尽管他们进行了几个世纪的圣战，但在将伊斯兰王国的边界向西方推进方面，他们没有任何作为。他们没有创造任何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没有留下一页“文学”。除了一些名字，一些残酷的轶事…其余的都消失了。尽管他们的存在——数以千计的17世纪欧洲人皈依伊斯兰教——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神秘，但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分析性或解释性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没有引起宗教史学家的好奇；他们已经被淡化到无足轻重，以至于几乎不可见了。

海盗、叛教者、叛徒、堕落者、异教徒——这样一个可怕的组合可能会产生什么积极的意义？我们必须简单地承认这只是对变态的迷恋吗？毕竟，这构成了海盗学者的真正动机，尽管所有的抗议都是令人震惊的道德愤慨，不是吗？更何况是妓女学家呢？

为了回答这个反对意见，我只想指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坚持的那样，例如Wilson，1991，导言），异端是一种文化转移的手段。当一种文化的宗教渗透到另一种文化时，它经常（至少最初）以“异端”的形式渗透；直到后来，东正教当局才来进行整顿，让他们服从命令。因此，比如说，早期凯尔特基督教吸收了大量德鲁伊教，因而在罗马被视为“异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基督教文化被引入爱尔兰，凯尔特文化也（更隐秘地）被引入基督教，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引入欧洲基督教文化。一种文化转移发生了，这种跨文化的协同作用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凯尔经》。摩尔人时代的西班牙代表着一种基于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三方相互转移的文化，尤其是在炼金术（或诗歌！）等“异端”领域。炼金术作为一种“异端邪说”，通过伊斯兰教将希腊科学传入了文艺复兴的基督教世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叛教可以被视为“异端”的特例。就叛逆者而言，文化转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域是航海技术。我们可以假设，叛逆者不仅向伊斯兰国家引进了“圆船”和先进冶金技术，还可能向欧洲海员介绍了伊斯兰航海数学和星盘等设备。“东”和“西”之间的渗透边界在摩尔人的西班牙最为明显，在那里，相互渗透最终产生了哥伦布；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将这种技术转移解释为不包含任何精神意义——请记住，这位来自士麦那的犹太船长因其航海技能而被视为巫师。这位水手的职业是个谜，而且（就像沙漠游牧民族一样）是一个可疑的正统人士。

我们推测，17世纪的水手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一艘船只的秘密，他们可能也分享了某些秘密思想：例如，民主的思想，或者就此而言，精神自由的思想，摆脱“基督教文明”及其所有苦难的自由。如果亲伊斯兰的观念在受过教育的泥瓦匠中传播，为什么不也在“贫穷水手的共济会”中传播呢？一艘船又一艘船在窃窃私语中流传着一个谣言，这是一个关于巴巴里海岸的故事，那里的财富和“摩尔人的侄女”将由足够勇敢的人获得，这些人是少数敢于背叛基督教的自由灵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阴谋”的书面记录，我们也可能会问，口头和非文化（亚）文化中会产生了什么文件？我们不需要文本，因为我们有证据证明，在数千次宗教皈依这一令人费解的历史事实中存在阴谋，这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有强烈意愿的的；事实上，我们有大规模叛教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例子，不仅证明了异端邪说作为文化传播的手段，而且还证明了（甚至更有趣的是）异端邪说作为社会抵抗的手段。正是在这里（正如我已经暗示的那样），我找到了叛逆者和他们失去的世界的“意义”。诚然，海盗的这种理论或“愿景”一定会被怀疑是我自己特定主观性的延伸，甚至是“浪漫”的延伸。但没有任何主观性是完全独特的。如果我大胆解释了叛逆者的经历，那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每一部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一部“当下的历史”（正如福柯所说），也许更进一步地说，一部自我的历史。但“每一段历史”并不能因此被视为缺乏“客观性”，或仅仅是主观和浪漫的。

我想我认识叛逆者，因为不知何故他们也“在场”。当卡扎菲和爱尔兰共和军被指控勾结和走私军火时，提及凯尔特人和北非人之间古老的亚特兰蒂斯联系是否会产生误导？

正如17世纪的欧洲共识会谴责这种阴谋是叛国和叛教，我们的现代媒体也将其视为“恐怖主义”。我们不习惯从恐怖分子的角度看历史，也就是说，从道德斗争和革命性剥夺的角度看历史。在我们现代的共识中，杀人和偷窃（战争和税收）的道德权利只属于国家；更具体地说，是理性的、世俗的企业国家。那些非理性到相信宗教（或革命）作为在世界上采取行动的理由的人是“危险的狂热分子”。显然，自17世纪以来，变化不大。一方面，我们有社会；另一方面，还有抵抗。

17世纪没有世俗意识形态。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办法通过以科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权利”或“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诉求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几乎所有的社会建构都以宗教价值观为基础，或者（至少）以宗教语言表达。至于基督教君主-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或伊斯兰海盗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自由地将两者解释为仅仅是装点门面、虚伪的言辞、纯粹的虚伪，甚至是幻觉；但这是为了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强奸和掠夺的心理，而没有任何思想和意图。“思想”对“历史”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问题，甚至是神秘的，尤其是当我们将模糊的复杂性实体化为类别甚至是绝对性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思想或历史说任何有意义的话。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思想有历史。

历史倾向于认为叛逆者的故事毫无意义，仅仅是欧洲文化一帆风顺和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统治的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海盗们没有受过教育、贫穷、被边缘化，因此（人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想法或意图。他们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粒子，被异国的非理性的怪圈或漩涡从历史的主流中卷走。成千上万的人皈依他者的信仰毫无意义；几个世纪以来对欧洲基督教霸权的抵抗毫无意义。

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有意的和抵抗的可能性，更没有提到“海盗乌托邦”的概念。伊斯兰教的“积极影子”这一概念是我为了试图理解叛教之谜而临时构建的范畴；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据我所知）提出过玫瑰十字会和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喜爱与叛逆者的怪异现象之间的联系。没有人把他们皈依伊斯兰教解释为一种终极形式的喧嚣主义，甚至解释为一种逃离（和报复）经济和性苦难文明的手段，而这种文明是奠基于在奴隶制、压迫和精英特权之上的自鸣得意的基督教。作为自我表达的叛教——作为阶级表达的集体叛教——作为一种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叛逆者——这样的概念在本书之外是不存在的——甚至我对把它们作为古怪的假说来推进也感到犹豫。“先锋队”失败了，“叛逆者”消失了，他们刚展开的抵抗文化也随之消失了。但他们的经验并非毫无意义，他们也不应该被埋没和遗忘。应该有人向他们的叛乱热情，以及他们在摩洛哥布赖格河畔的“临时自治区”致敬。让这本书作为他们的纪念碑；并通过它让叛逆者重新进入文明的不安的梦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