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朗是自由的

正在为“女人、生活、自由”而战的一代人，是过去几年广泛的族群、性别、环境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代伊朗人为推翻伊斯兰共和国而斗争。可怎样推翻当前的政府呢？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自由的伊朗是什么样的？

本文呈现运动内部各派系——自由主义反对派、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斗争。

自由主义反对派

自由主义反对派通过一系列受众广泛的新闻与娱乐卫星电视频道（如Manoto、VOA Farsi、BBC Farsi和Iran International）来传播自己的信息。伊朗大多数人都看这些频道。比如，伊朗国际（Iran International）是伊朗最受欢迎的外国新闻渠道，它在电报（Telegram）上的订阅人数超过了六十万，在Instagram上的粉丝数超过了八百五十万。

根据自由主义反对派，今日政权随时会垮台；我们只需要继续上街就行。我们不需要太担心领导层、组织形式或释放政治犯这些问题；不久之后，人民就会推翻政府，所有问题都会解决。人民想要的也非常明确：自由，运作良好的（西式）民主，和稳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倒台后将由一个临时政府来民主选出一个制宪会议，后者将在新宪法中体现人民的意志。亚哈赫·莫拉迪（Yahah Moradi）在批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时候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总结为以下五个原则：

1. 运动就是一切。

2. 无需经济或政治理论。

3. 日常抗议就够。

4. 同舟共济，不搞政治之分。

5. 现有工会组织和联盟不适于革命运动。在此关头，采取明确的左翼（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立场没有意义。

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反对派一直在给礼萨·巴列维提供平台，后者在保皇派那里取得一定程度的支持。比如，他们会对街上流行的口号之一——“处死压迫者，无论是沙王还是最高领袖”——进行审查，而更强调有浓烈爱国主义色彩的口号——比如，“我们为伊朗献身！”“我们会斗争并夺回伊朗！”不过，自由主义反对派并不迷恋巴列维，时机恰当的时候，他们也乐于为在柏林召集集会的哈米德·斯梅里安（Hamed Esmaeilion）那样的人而抛弃巴列维。在巴列维最近的演说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拒绝领导

“我只相信民主的世俗政府，我不认为自己要当什么……我从未追求过权力，在未来的选举中，我也不会捍卫任何形式的政府。我尊重所有形式的民主政府。”

这个例子说明了自由主义反对派为挖空民主过程而采用的那种极为有效的修辞。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制度来为民主参与提供空间。没有必要为不同党派和观点的形成提供制度空间。时候到了，人民自然会选。自由主义反对派不想统治，但是，考虑到没有其他选择，它还是会勉强接受王位！

强调统一

“我强调，任何想在人民统一战线中播种不和的人，都只会给伊斯兰共和国续命，并有意无意地帮助这个血腥的政权夺走更多的生命。”

这样的话术，也起到了有效地利用修辞来压制不同看法，特别是来自左翼的不同看法的作用。任何政治讨论、辩论和分歧都会分化运动。我们都在同一边，都想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没什么好讨论的！

物质支持

“设立基金会来支持抗议、罢工并保障通讯自由……我今天就可以宣布，已经有几个这样的基金会做好了准备，它们的组织者正在努力克服一些最后的法律障碍，之后，它们就能把资金送入伊朗。”

1979年霍梅尼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清真寺的作用：清真寺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物质支持。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商人的资助下，清真寺变成被压迫者的独立机构，为工人阶级提供食物、经济援助和教育资源。清真寺也变成讨论中心，在这里，伊斯兰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来讨论被压迫者夺回世界的权利。从很多方面来看，清真寺和俄国革命期间的苏维埃很像。今天的伊朗没有这样的制度机构。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机构的情况下，承诺物质支持肯定会吸引到不少工人阶级，虽然后者总体上对保皇派持谨慎态度。这说到底和伊斯兰共和国当前使用的策略也没什么区别，后者在10月16日的时候才刚宣布要给退休人员和政府雇员涨工资。

意识形态口号

“我们谁也不是，我们是你，我们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压制的声音，我们是#玛莎·阿米尼的延续。我们不隶属于任何团体或党派，我们将一直在街头，直到伊朗自由。”

一个名为德黑兰社区青年（جوانان محلات تهران）的群体发布的许多声明中，也可瞥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这些修辞。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但他们在传播声明、口号和行动号召上非常有效。他们的Instagram和推特账号自10月初建立后关注量一直稳步增长，现在的粉丝数分别达到了五万和十二万五千。

10月17日，在他们的第十二个声明中，他们发布了一个说明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Q&A。从中我们读到，他们是伊朗境内一群独立于任何党派的爱国青年；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他们的价值是人道、人权、民主和爱国主义；除街头抗议外，他们的计划将由人民来塑造；在推翻政府后，他们的目标是举行全民公投并服从人民的意志；他们不要求领导权，只希望为抗议助力。

可以看到，他们的修辞和巴列维的几乎一样。迄今为止他们一共发布了十五个声明，所有声明都在赞美伊朗人民的勇敢，呼吁继续（每周两次）上街，强调统一并为街头抗议提出策略性的建议。核心的信息是，胜利就在眼前，只要统一、勇敢、坚持就行了。其他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Instagram和推特账号，所有这些账号的自述和声明都差不多。比如，可以拿他们的修辞，来萨南达季社区革命青年（Revolutionary Youth of Sanandaj Neighborhoods，萨南达季是库尔德斯坦首都，有着丰富的革命历史）10月20日发布的第六个声明比较，后者是这么说的：

“在一个月的街头抗议后，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取得的成就并为未来的进步准备。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斗争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我们的组织能力。只有通过在工作场所内外组织我们的势力，我们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力量成为现实。是时候巩固我们在街头、大学和学校建立的联系，把这些联系变成更高形式的组织了。我们必须考虑在社区、大学和学校建立委员会。我们呼吁工作场所内外的人也建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形成有助于协调我们的抗议并使之更加有效。清晰的组织和领导也会增强社会其他阶层（指工人）对运动的信心，鼓励他们加入我们。”

领导和组织

他们还继续谈到了领导和组织的重要性。当然，像伊朗国际那样受众广泛的渠道发布了德黑兰社区青年的每一个声明，但它们却一次也没提到萨南达季社区革命青年！

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

社会主义左派有三个主要刊物，分别是《批判》（Naghd）、《政治经济学批判》（Naghd e Eghtesade Siasi，简称NES）和《投石机》（Manjanigh）（Slingers Collective是他们发起的英文版）。流行的左翼新闻渠道有“每日新闻”（Akhbar Rooz）和“时间广播”（Radio Zamane）（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在电报和Instagram上活跃的社会主义团体有“叫喊”（Sarkhat）、“替代选择”（Alternative）、“黑鱼声”（BlackFishVoice）和“98集体”（Collective 98）。“叫喊”的订阅人数最高，在Instagram和电报上的粉丝数分别超过了九万五千和一万一千，但和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都设有账号的伊朗国际相比规模不算大。

伊朗没有社会主义组织，但在过去十年里，许多工人和学生都受到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在大学和工作场所都很活跃，并在特定阶层发展激进意识上起到重要作用。在9月16日抗议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中有很多都进了监狱。在过去六周特别是抗议初期，政府系统地针对这些活动人士，在他们能够在正在发展的事件中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抢先到家里逮捕了他们。在埃文监狱着火的时候，许多人就在里面，他们被卫兵击中，到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社会主义左派的反应有点慢。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敬畏运动，并用理论的黑话来赞美它。第一篇勇敢打破沉默的文章发表于9月23日的《批判》。作者在强调“女人、生活、自由”口号的爆炸性和解放性的同时，认为它未必就“揭露了独裁的阶级属性。它挑战独裁，却没有挑战资本的独裁。”不过，如果

“社会主义革命的倡导者理解这场革命的民主的方面和社会主义的方面之间的深刻关联……如果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不限于欧洲式的议会民主，而是超越那种形式，把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直接的激进民主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从运动内部起到推动社会根本变革的重要作用。”

作者表明，是库尔德政党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使其能够快速召集人民、呼吁总罢工。《投石机》9月26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也持同样观点。这篇文章强调现有的抵抗基础设施和库尔德团体的领导能力在统一社会不同阶层和抵抗政府镇压上的重要性。次日，9月27日，NES上的一篇文章警告说：

“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叫嚣决战是一个错误，它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决战时刻不会从天而降，它是在先前斗争奠定的基础上出现的。”

这些文章为更加批判地考察抗议开启了空间，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第二波文章具化了领导的意义并试图提出切实可行的后续步骤。10月4日，纳赛尔·皮什罗（Naser Pishro）清楚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领导观：

“领导是一场运动为协调和统一活动，使之致力于某个特定目标所需要具备的自上而下的、集体的、民主的能力……社会主义的领导意味着努力把一场运动推向通过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动来实现的解放。”

在10月6日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著名作家、以关于伊朗工人阶级之境况的作品而著称的法兰吉斯·巴赫蒂亚里（Farangis Bakhtiari）直接攻击了自由主义媒体和老左派（后者号称从外部领导运动）。她认为斗争的重点应该是释放政治犯，这也应是此刻运动的直接目标：

“‘没有领导的革命’和‘快速推翻’的意识形态，通过否定组织和领导的需要，只会滋生现代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填补领导空缺的，是那些在过去二十年里，虽然受到威胁、监禁和酷刑折磨，却依然站在人民这边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机构（如联盟和工会组织）的活动人士。在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已经了解他们、信任他们，并且人们也只会听他们的话。而如今，这些活动人士大多在狱中。”

一周后，10月14日，伊朗流亡在国外的活动人士和前政治犯在《批判》上联合发表了一个呼吁释放政治犯的声明。次日，10月15日，埃文监狱起火，卫兵向囚犯开枪。真实的伤亡情况如何尚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人士情况危急，可能无法幸存下来。

过去几周出现了更多批判自由主义反对派，强调组织，深化自由意义（把自由拓展至西式民主的界限之外）的文章。很难评估这些文章的影响力，但它们的确在电报频道出现，并且更有意识的工人和学生肯定也读到了这些文章。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

就像巴赫蒂亚里详细描述的那样，多数伊朗工人是非正式的、或者说被边缘化的工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工资极低，没有保险，只有临时合同（如果还签过合同的话），生活条件极差。很多工人为大商人工作——要么在家生产商品，要么在街头卖东西。其他工人则在5到10人的小型生产车间工作，听命于一个要么自主经营、要么隶属于一家更大的公司的管理者。他们生活在边缘，并且许多人就住在贫民窟。当前正在进行的抗议和血腥八月的抗议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在这一次抗议中，这些工人（特别是那些在小生产车间工作的工人）的参与度较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血腥八月期间，政府的镇压更加严厉，在一周多一点儿的时间里就造成1500人死亡。

关于伊朗工人阶级中最有组织的那部分工人近来的斗争可见纳斯林（Nasrin）和萨姆·萨鲁尔（Sam Salour）的讨论。这些工人有更稳定的合同，工资相对较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其中最有组织的是德黑兰公交车司机、哈夫特塔佩甘蔗工人、合同石油天然气工人和教师，他们都有自己的电报频道，频道的订阅数分别达到了3200、3000、2200和28000以上。这些工人非常迟疑，不知道该不该加入抗议。合同石油工人、甘蔗工人和加油车司机等组织了零星的团结罢工，但没有一场罢工超过一两天。合同石油工人遭到严厉镇压，数百人被捕，并且几乎没有受到更广泛的运动的支持。

教师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他们谴责政府的行动，特别是对学生的持续攻击。虽然他们支持抗议，但政权的野蛮迫使他们采用更加激进的语气，他们也在声明中避免使用“推翻”的语言。10月19日，作为对阿斯拉·帕纳依（Asra Panahi）之死的回应，他们宣布采取第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为期两天的全国性罢工：

“通过坚持静坐活动，教师工会（CCITTA）再次宣布自己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它也向政府宣布，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承认人民抗议的权利，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学生。”

响应这一呼吁的主要是库尔德斯坦的教师，他们中的许多在后来受到了降薪的威胁。

德黑兰公交车司机和哈夫特塔佩甘蔗工人也支持抗议，但他们的电报和Instagram渠道主要关心的还是他们的政治犯，后者中的一些在上周遭到重判。德黑兰公交车司机联盟的电报里面都是被关进监狱的工人活动家的照片，而他们发出的唯一一个重要声明，是谴责对参与罢工的石油工人的迫害：

“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自于团结、组织和独立，没有这些，它就只是统治阶级受众的受害者。伊朗政权意识到了这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用尽压迫的力量来剥夺工人的工作安全、社会-经济设施和组织能力，以实现防止工人建立独立工人组织的目的。近年来，一些像Vahed联盟那样的独立工人组织一直在处理成员被捕、受威胁问题的同时，抗议私有化、合同制雇佣和临时工作合同的扩张。在Vahed汽车公司，新入职的公交车司机原来越多地受雇于承包公司，缺乏甚至最低限度的工作安全。Vahed公司要么让资深司机退休，要么把他们派到其他部门（如汽车总站）以防止他们抗议。”

在哈夫特塔佩甘蔗工人最近发表的两个声明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对独立工人阶级机构的强调。第一个声明发表于10月3日，题为《伊朗劳工史上的一页》。这个声明解释了2008年，他们是怎样直面被开除的威胁建立独立联盟的。不过，声明也称，

“工人阶级的敌人会通过逮捕、监禁和开除我们选出的代表，来组织联盟的壮大和扩张，防止我们成立大会。”

在解释了一直以来，不能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机构都是伊朗劳工运动的一个缺陷之后，他们进而论证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的孩子和被压迫的人民走上街头，当学校、大学和街头变成了斗争的堡垒，当不同部门的教师和工人正在罢工——工人又有了创造自己独立组织的新希望。因为没有组织，工人就不能抵御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攻击。”

街头的青年正在呼吁工人加入他们一起推翻政权，而工人则把抗议看作一次把自己组织起来的机会。他们的第二个声明《我们的进步取决于组织》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点：

“当前处境下一切根本的变革都需要更有组织的抗议……工人需要工作场所的基本的、持久的组织，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工人的要求就是多数人的要求……只有组织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从这些声明和与工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和街头正在进行的抗议之间还存在距离。学生正在为结束食堂里的性别隔离而斗争，而他们的家长，却在为桌上的食物而战。另一方面，街头的青年对工人联盟和他们的组织方法没有耐心。但运动的革命潜能，就取决于它有没有能力把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和为面包而进行的斗争统一起来。

Fred Smith, “When Iran Is Free: Ideolog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Woman, Life, Freedom’ movement”, Tempest Magazine, November 16,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