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忆・归国以后

私运违禁书报进俄国——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的真诚——“到民间去”——柴可夫斯基团——政治斗争之必要——对改革之绝望——俄国青年保全沙皇的生命

我在这次旅行中买了不少书籍和许多社会主义报纸的合订本。这样的书籍在俄国是被检查官“无条件地禁止的”；有几种报纸的合订本与国际工人协会大会的报告书甚至在比利时出了任何的代价也买不到。我问自己道：“难道我要和它们分手吗？我的哥哥和朋友要能在圣彼得堡读到它们不知有多高兴呢！”我便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们带回俄国去。

我经过维也纳与华沙回到圣彼得堡。当时正有成千的犹太人在波兰国境线上靠走私谋生，我想如果我能找着一个那样的人，我的书就可以安然偷运过国境。然而，在所有别的乘客都继续前进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在国境线上的小站下车，寻找走私商人，这样的办法未免不妥；所以我改乘了一条铁道支线的车，到了克拉科夫。我想：“古波兰的首都离国境很近，我在那里会遇到一个犹太人带我去找走私商人的。”

我在傍晚到了那个昔日繁华的名都，住在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去找寻我需要的人。然而使我大为困惑的是我在每个街角以及在这个荒凉的市场中我的眼光转向哪里，哪里便看见一个穿着祖传的长袍，留着长发的犹太人在等候给波兰的贵族或商人跑腿，挣几个铜板。我本想找一个犹太人；但是现在这里的犹太人太多了。我究竟找哪一个呢？我在城里走了一圈，随后在绝望中就决定和那一个站在我的旅馆大门口的犹太人说话。这个旅馆从前本是一座旧的大宫殿，当初它的每一间厅堂里都挤满了衣装华丽的跳舞者，可是如今成了只给少数偶尔过往的旅客供给膳宿的地方了。

我向那个人说明我想把一大包书报私运进俄国。他回答道：“先生，很好办。我去把万国破烂骨殖交易公司的代表给你找来。这个公司专门经营全世界最大的走私业务，他一定会给你效力。”半小时以后，他真把那公司的代表带来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青年绅士，说得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德国话和波兰话。

他把我的这一包东西打量了一番，用手称了一下它的份量，又问我里面是些什么书。

“全都是俄国检查官严禁的：所以它们只能偷运进去。”

“书籍并不是我们干的这一行，我们的生意是高价丝。如果我按照我们规定的丝的运价付钱给我的手下人，我非得向你要高价不可。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大愿意运什么书籍。万一出了一点麻烦，‘他们’就会闹成一个政治案件，那时候，万国破烂骨殖交易公司必须花费一大笔款子才可以免掉这场官司。”

也许我当时露出了丧气的样子，那位青年绅士接着说：“不要着急。他（指旅馆中那个扛客）会替你想另外的办法。”

“啊，不错。有几十种办法来给这位先生办妥这件小事。”那个扛客快活地说着，便出去了。

过了一点钟，他又带了一个年轻人来。这个人拿起我的包，放在门边，说：“很好。如果你明天动身，你便可以在俄国某某车站收到你的书籍。”他又向我说明事情怎么安排。

“你要多少手续费呢？”我问。

“你预备出多少？”他这样回答。

我把钱袋里的钱全倒在桌上，一面说：“这一些是我的旅费。其余的都是你们的。我坐三等车走。”

“怎么！”这两个人同时惊叫起来。“先生，你说的什么话？像你这样的绅士坐三等车！决不能！不，不，这不行。……我们只要八个卢布就够了。如果你答应，另外再给一个卢布给这扛客——你随便给多少都可以。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诚实的买卖人。”他们直截了当不肯要更多的钱。

我从前常常听人说起国境线上犹太走私商人的诚实；然而我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证据。后来我们的团体从外国私运进来许多书报，更后，又有许多革命家和亡命者偷越国境，出入俄国，从没有一次上过走私商人的当，他们也从不曾乘机提高价钱。

第二天，我离开了克拉科夫，到了指定的那个俄国车站。一个搬运夫走进我的车厢向我说：“这是殿下前天留在这里的行李袋。”他的声音很高，为的要使那个在月台上巡查的宪兵听见。他说毕便把我的这一包贵重的东西交给我。

我得着这一包东西，心里快活极了，连在华沙也不停留，便一直往圣彼得堡，把我的战利品送给我的哥哥看。

这时候，在俄国的知识青年中间正有一个重大的运动在开展。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然而农奴制度存在的二百五十年间，养成了一系列的风俗习惯，如家庭奴隶制、蔑视个人人格、父亲的专制、妻子与子女的虚伪的服从之类。固然在十九世纪初期，家庭专制盛行于欧洲各国——我们从萨克雷与狄更斯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俄国，这种专制竟然如此兴旺发达，却为全欧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全部俄国人的生活：在家庭中，在上司与属下，长官与士卒，主人与雇佣等等之间的关系都带有这种专制的烙印。一大套的风俗、思想方式、成见以及道义上的怯懦和由怠惰养成的习惯滋长起来了；便是当时最好的人都颂扬这些农奴制时代的产物。

法律管不了这些事情。只有一个以旨在对付这邪恶的根源的强劲的社会运动才能改造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在俄国，这个运动（这种个人的反叛）具有一种远更为强有力的性质，在它的批判方面，远更为彻底，为西欧与美洲各国所不及。屠格涅夫在他的划时代的创作《父与子》中曾给了这个运动一个名字：“虚无主义”。

在西欧，这个运动常常被人误解。例如在西欧的报纸上，人们就爱把虚无主义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将近结束时爆发而以沙皇的惨死为收场的俄国革命性的骚乱，总是被人说成是虚无主义。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将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犹之乎将像斯多噶学派与实证主义之类的哲学运动和共和主义之类的政治运动混为一谈，是同样的大错。恐怖主义乃是由某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斗争之特定条件产生的。它存在过，它也消亡过。它也许会复活，会再次消亡。然而虚无主义却在整个俄国知识阶层的生活上打下了它的印记，在将来许多年都不会消失。如果撇开虚无主义在那一类青年运动中某些难以避免的缺点不论，我们可以说，虚无主义给了俄国今日的知识阶层的大部分的生活以一种特性，可惜，我们俄国人在西欧生活中见不到这种特性。而且虚无主义在它的种种表现中又给了俄国作家以异常的真诚和把想的都说出来的习惯，这习惯使西欧的读者为之惊异。

首先，虚无主义者向那些可以称为“文明社会里说惯了的谎话”宣战。他的鲜明特点乃是绝对的真诚，为了这真诚的缘故，他放弃了而且要求别人也放弃自己的理性所解释不通的迷信、偏见、风俗、习惯等等。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他决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之下；在分析所有的社会礼教与习惯时，他又反抗任何多多少少伪装起来的诡辩。

自然，他和他的祖先的迷信断绝了关系，在他的哲学概念中，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斯宾塞派进化论者，或一个科学的唯物论者；他并不攻击单纯而真诚的宗教信仰，他知道这是一个感情上的心理的必然，但是他猛烈反对那种自己明知宗教是无用的东西却又戴起宗教的假面具来骗人的伪善。

文明人的生活中充满了小小的习俗的虚伪。互相嫌厌的人在街中相遇，脸上总要装出春风满面的笑容；虚无主义者则漠然无动于衷，他只对他真正高兴见到的人微笑。他所深恶的是虚伪的形式上的礼节，他表面上故意做出粗暴的样子以抗议他的祖先的圆滑的和气。他看见那些人谈吐有如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愁善感，而一到家里对妻儿和奴隶又是真正的野蛮；所以他起来反对那种无非是刻意迎合毫无理想的生活状态的感伤主义。

艺术也在他彻底否定的对象之列。人们不绝地放言高论，时而谈美，谈理想，时而谈为艺术的艺术，谈美学；而所有的艺术品都是用从饥饿的农民和工资微薄的工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买来的，而所谓“崇拜美的一切”不过是掩饰极鄙俗的荒淫的假面具。这种状态自然激起他的厌恶。现代最大艺术家之一，托尔斯泰的有力的艺术批评，虚无主义者在当时用下面这句直截了当的话就完全表示出来了：“一双靴子也要比所有你们的《圣母像》和所有你们的关于莎士比亚的高雅的谈论贵重得多。”

没有爱情的结婚和没有友情的亲密都是虚无主义者所反对的。女虚无主义者，若被父母强迫去作一个“玩偶之家”中的玩偶，为财产的缘故与人结婚，那么她宁肯舍弃她的家庭和锦衣美食，穿上最朴素的黑羊毛衣服，剪了发，到高等学校去求得自己的独立。女方如果看见她的婚姻已经不能算是婚姻，在法律承认的夫妇关系中已没有爱情与友情来维系了，那么她宁愿断绝这种没有实质的表面关系。因此她常常带着她的儿女去过贫困的生活，甘愿忍受孤寂与贫苦，不肯在那种习俗状态下过欺骗自己良心的生活。

虚无主义者便在日常生活琐事上也依着他的爱诚实之心而行。他讨厌老一套的应酬话，他喜欢用简明而露骨的话语来表示自己的意见，有时候还爱做出外貌粗暴的样子。

在伊尔库次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照例要在一个俱乐部里聚会一次，还要在那里跳舞。有一个时期内我也是这些晚会中每次必到的参加者；然而后来因为事忙，我便不去了。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一天晚上，其中的一位女士便向我的一个年轻朋友询问为什么我不再去参加她们的聚会。他却颇为无礼地回答道：“如今他想借运动来消遣，便去骑马。”一位女士便鼓起勇气说：“他可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过上两个小时，用不着跳舞。”“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和你谈论时装，谈论打扮吗？这些无聊的玩意，他已经受够了。”这就是我的那位虚无主义的朋友的回答。“然而他有时候还和某女士见面英里？”另一位年轻女士羞涩地说。“不错，然而她是一个好学的姑娘，他教她读德文，”我的朋友不客气地回答说。这种无疑是无礼的责备，其后果是不久大部分伊尔库次克的姑娘们开始围住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和我问：依我们看，她们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学习。

虚无主义者还以同样坦白的态度和他的相识谈话，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还是靠着平民的受剥削的劳动生活，只要他们还是在陈设富丽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谈着可怜平民的话，那么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十足的伪善。而且虚无主义者还同样明白地向一个高级官吏说，他（指这官吏）一点也不顾念到他们所统治的人的福利，只能算是个贼。

遇上那班爱谈鸡零狗碎，爱夸耀她们的“女性”的举止和讲究的装束的女人，他也要不客气地斥责她们。他会毫无顾忌地对一个美丽的少女说：“你谈这些无聊话，戴着假发髻，怎么就不觉得羞耻呢？”他的心目中的女子是一个同志，一个有人格的人，不是一个玩偶，也不是一具人体模型。她决不肯行一般男人喜欢称之为“娇弱的异性”所行的种种礼节。虚无主义者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屋里来的时候，如果她并不带着疲倦的样子，而房里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座位，那么他绝不会跳起来让座位给她。他对待她的态度和对待一个同性的同志一样；然而如果一位女士（也许还是他所完全不认识的）向他表示愿意从他学习他所知道而她却不知的学问，他会在每天夜晚从一个大城市的这一头步行到那一头去给她上课。这样的青年不肯动手给一位女士送一杯茶，然而他肯把自己赖以为生的家庭教师的位置让给一个新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读书的姑娘。他只向她简单说：“找工作男人比女人要容易些。我这么做不是要显得自己有侠义心肠，这不过是讲平等。”

俄国两大小说家，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曾有意在他们的小说里描写这种新人物的典型。冈察洛夫在他的《悬崖》里取了这种人中一个真实的、然而不足为代表的人物画了一幅虚无主义的漫画。屠格涅夫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对这种新人物又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因此他不可能将他们漫画化；但是他的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也不能使他们满意。我们觉得巴扎洛夫是过于严峻了，尤其是在他对他的年老双亲的关系上；而且我们特别要责备他似乎忽略了他的公民责任。俄国青年决不能以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的英雄的单纯消极的态度为满足。肯定个人的权利、否认一切伪善的虚无主义，不过是走向一种更崇高的男女新典型的第一步罢了。那些新男女是同等地自由，都为着一个伟大理想而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在艺术上虽然差得多，然而从他所描写的虚无主义者却可以看到他们的更真实的肖像。

“奴隶做的面包是苦的，”我们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写道。年轻的一代真的不肯吃那种面包，他们也不肯享用他们的祖先利用奴隶劳动而积累起来的财产，不管这些奴隶是真正的农奴或是现今工业制度的奴隶。

法庭控告加拉考左夫及其友人的公诉状使全俄的读者皆为之惊愕不已。公诉状上说这些拥有巨大家产的青年常常三四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人每月花销还不到十个卢布（一金镑），同时却把他们的产业捐来创办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他们自己也在里面做工）之类的事业。五年以后，成千上万的俄国青年（俄国青年中的精英）做着这类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口号是“到民间去”。

在1860年到1865年间，几乎每户富贵人家都有父子两代间的激烈斗争：做父亲的要维护旧的传统；做子女的要维护他们的按自己的理想安排生活的权利。青年人都离开了军职、柜台、工场，而群集在有大学的城市里。出身绝顶高贵的姑娘身无分文就跑到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去，急于学得一门专业，以便脱离家庭的束缚，他日也许还可脱离丈夫的束缚。经过了辛苦艰难的斗争之后，她们中许多人都获得了个人的自由。如今她们想利用它来不是谋她们自己的个人享受，而是把解放了她们的知识送给民众。

在俄国每个城市里，在圣彼得堡每一区里，都有专为自修的目的而成立的小团体；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与俄国新历史学派的研究资料都在这些团体中被仔细阅读，继之以反复的讨论。这一切读书与讨论的目的是要解决他们面临的大问题：他们怎样才能做一点有益于民众的事呢？他们渐渐明白了：唯一的方法是到民众中去，过民众所过的生活。青年们去到乡间做医生、医生助理、小学教师、乡村文牍，甚或做农工、铁匠、伐木工人等等，力求在那里和农民密切地接触。姑娘们通过了小学教师的测试，学会了接生或看护便成百地跑到乡村去，尽力帮助极贫苦的农民。

这些人去到民间时并不曾怀着任何社会改造的理想，也没有煽起革命的念头。他们只想教农民识字，给农民以知识，替农民诊病，而且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脱离无知与贫困的苦境，同时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理想中究竟什么是较好的社会生活。

我从瑞士回国的时候，这个运动正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我自然急忙把我从国际工人协会得来的印象和我带回来的书报分给我的朋友。认真地说，我在大学里没有一个朋友；我比我的大多数同学年纪大，而在青年人中间相差几年就足以成为作知心朋友的障碍。而且自从1861年大学入学新规则实行以来，青年中最优秀的分子，即是在思想上最先进最独立的青年都被中学校淘汰干净，更不能进大学。因此我的同学大半都是一些安分守己、勤学苦读只顾考试成绩的学生。

在我的同学中，只有一个算是我的朋友，我就称他为狄米特里·克尔尼支罢。他生于南俄，虽然他有德国的姓，却很少说德国话；他的面貌也不像条顿人，倒像南俄人。他很聪明，读书极多，读后又肯用心思索。他喜欢科学，又极尊重科学，然而他和我们许多人相同，不久就断定，一个科学家的生涯简直与加入庸俗小市民的队伍无异，而事实上他另有别种更紧急的工作可做。他在大学听了两年的课，随后便离开大学，专心从事社会工作。

我不知道他怎样过活。我恐怕他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他有时来看我，一见面就问道：“你有纸吗？”他拿了一叠纸，便坐在桌子一角奋力作一两点钟的翻译工作。他这样得来的微少生活费竟然超过了他的有限的需要而有余。于是他便跑到城内一个僻远地方去看一个同志，或者帮助一个贫困的朋友；有时他又会步行到很远的郊区去替他的同志们所关切的一个少年谋一个免费入学名额。他确实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在西欧，天分比他差得多的人都能一步步爬到政治或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的地位。然而克尔尼支从来不曾有过做领袖的念头。他绝无领导他人的野心，而且事无大小他都自己动手去做。这个特征并非他一人所独有；凡是在当时的学生团体中间生活过几年的人都保持着这种特征达到很高的程度。

我回国以后不久，克尔尼支就约我加入当时在青年中很出名的柴可夫斯基团。这个团体在俄国社会运动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它将名垂青史。克尔尼支告诉我说：“这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至今还是立宪主义者；不过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物，对任何正直的想法采取开放的态度；在俄国各处都有很多他们的朋友，过些时候，就会知道你能做些什么。”我早已认得柴可夫斯基和另外几个团员。柴可夫斯基和我首次见面时，他就赢得了我的心，我们两人的友情二十七年来从不曾有过动摇。

最初这个团体只是一个以修学励行为目的的青年男女的小组织。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是团员之一。柴可夫斯基本人也是团员之一。1869年，涅查叶夫曾经试图在那些有着“到民间去”工作愿望的青年中间组织一个秘密革命团体，然而他用的是旧式阴谋造反者的方法，为了强迫社员追随他时，他竟不惜用欺骗的手段。这样的方法在俄国是不会成功的，他的团体不久便瓦解了。社员全体被捕，一些最优秀、最纯洁的俄国青年在他们未能作出一点成就以前就被送去西伯利亚。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自学团体的组织方法与涅查叶夫的相反。这几个朋友十分正确地断定道，一个团体，不问其以后具有什么政治性质，也不问其未来会采取何种行动纲领，它必须以道德上成熟的个人品格为基础。柴可夫斯基团后来能够逐渐扩充其纲领，在俄国扩展其势力，而产生如此重大成果，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且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后来政府的残酷迫害激起革命斗争时，这个团体又产生了一批英勇的男女，在与贵族政治的恶斗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然而在当时（1872年），这个团体毫无革命色彩。但是如果它始终只是一个单纯的修身团体，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得像修道院一样僵化。幸而团员们找到了一项适当的工作。他们开始传布一些优良书籍。他们把拉萨尔、别尔维（论俄国劳工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的著作，以及俄国的历史书籍等等全套买来，在各省的学生中间传布。几年以后，在“俄罗斯帝国三十八省”（借用官场习语）中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柴可夫斯基团的小组在散布这类书报的。后来逐渐随着大势所趋，又受了西欧劳工运动的急速发展的消息的鼓舞，柴可夫斯基团越来越成为知识青年中间社会主义宣传的中心，同时又是各省团体的成员之间的一个自然的中介。终于有一天，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坚冰打破了，柴可夫斯基团与圣彼得堡和别的几个城市里的工人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我就在这个过渡期内加入了柴可夫斯基团，这是在1872年春天。

一切的秘密结社在俄国都不免受着极其残酷的迫害，因此西欧的读者也许盼望着我把我加入柴可夫斯基团时所行的入会仪式与宣誓仪式详细描写出来。如果真是这样，我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并没有那一类仪式，而且也不可能有。我们将是首先笑话这类仪式的人，而克尔尼支也一定不肯放过这个机会，说上一两句挖苦话，而这就会葬送任何要举行的仪式。柴可夫斯基团连章程也没有。它只肯要它所深知而且经过各种考验，认为是绝对可靠的人入团。在接纳新团员之前，团体必先以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坦白与认真把他的品格仔细讨论一番。如果发觉那个人稍有点不真诚与自负的表现或行为，它便不许他加入。它并不愿以团员数目之众多来炫耀，也不想把当时青年中的一切活动集中在它的手里，更无意把新旧两都以及各省的几十个不同的团体包括在一个大组织里面。自然它和这些团体的大多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彼此互相帮助，但是这不侵害它们的主权。

柴可夫斯基团宁愿保持现在的性质——一个紧紧团结的人的集体。在我所参加的第一次该团聚会中我结识了二十多个男女青年；我敢说我从不曾在别处见过这么多道德高尚的人的聚会。我至今还以被接纳入这个家族而自豪。

我加入柴可夫斯基团的时候，看见它的团员们正在热心讨论他们的活动应取的方向。有的主张继续在知识青年中间宣传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然而另一些人却以为这个工作的唯一目的只是在于造就一些能够唤起沉睡的劳工大众的人才，他们的主要活动应该在农民与城市工人中间。当时在圣彼得堡与各省成立的各种团体也正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第二个纲领压倒第一个。

如果我们的青年只把社会主义当作抽象的东西来接受，那么他们单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包括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当作一个遥远的目标，也许就会以此为满足了；同时，他们又可进行某种政治鼓动。实际上，西欧和美洲的许多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就走着这样的路。然而俄国青年之倾向于社会主义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者，过着不比工人优裕的生活，他们在团体内并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区别，而且自己个人拒绝享用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所做的事，恰和托尔斯泰劝人对战争应做的事一样；托尔斯泰劝告人民不要一面抨击战争，一面依旧穿军服；他说，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拒绝当兵，不拿枪。俄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中间每个人自己都应该拒绝使用父亲的收益。这样的青年只有和民众共同生活才行。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府邸，靠着他们自己已学会的专业，在乡间或工业城市里谋生。这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它是人类良知突然觉醒的时代中产生的一种民众运动。现今有组织的小团体已经成立，准备进行有系统的努力以传播自由与反抗的思想于全俄。他们不得不在愚昧的农民与工人中间进行这种宣传。

著作家们曾企图用国外的影响来说明“到民间去”的运动——“外国煽动者”成为他们到处喜欢用的一个解释。诚然，俄国青年倾听着巴枯宁的有力的呼声，而国际工人协会的鼓动对我们也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然而“到民间去”却有一个更深的源头：在“外国煽动者”还未向俄国青年宣传之时，甚至在国际工人协会尚未成立之时，这个运动便已经开始了。它起源于1866年的加拉考左夫的团体中；屠格涅夫看到了它的来临，在1859年就已经隐约地把它指点出来了。我尽力在柴可夫斯基团里提倡这个运动；但我也只是顺着那比较任何个人努力更强大得无比的潮流而行罢了。

自然我们也常常谈起反对我们的专制政府的政治鼓动的必要性。我们已经看出那种无理的苛税和卖掉牛马以交足欠税之更加无理的做法必然会使农民无可补救或避免地倾家荡产。我们这些“幻想家”又看到整个居民的彻底破产即将到来，这在俄国中部已经以惊人之势在发展，俄国政府自己也已公然承认。我们也知道俄国在各方面被掠夺的丑恶程度真令人发指。我们天天听到更多的官吏的枉法事件，其中有许多更是暴露了难以置信的兽性。而且我们每天总要听到几件新的这类事情。我们时时听说一个朋友的家晚间被警察搜查，另一个朋友在监牢里失踪，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未经审讯就被放逐到僻远省份的一个小村落去了。因此我们觉得对任意蹂躏民族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可怖势力，实有用政治斗争之必要。然而要进行这种斗争，我们却找不到可能的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根据。

我们的兄长们并不赞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热望，而我们又不能和他们分道扬镳。不，纵使我们中间有人这样做了，那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青年全体被视作“可疑人物”，父辈的人绝不肯和我们发生一点关系。每个有民主倾向的青年，每个进高等学校的女子在政治警察的眼里都是“可疑人物”，在加特科夫的文章里，都是国家之敌。一个姑娘的短发和蓝色眼镜，一个学生在冬季当作大衣穿的苏格兰绒布袍，都是虚无主义者的朴素与民主精神之证据，因此就被人认为“政治上可疑人物”的标志。如果一个学生的家里常有同学来拜访，那么他的家便不免为那些政治警察所光顾。在某一些学生的家里深夜搜查的事是极其常见的，所以有一次，克尔尼支就对那个来搜查房间的警官用他的温和的讽刺话说道：“为什么你每次来搜查时定要把我们的书本都翻过呢？你大可以先弄一张书目，然后每月来一次，看看是否所有的书都在书架上；如果有了新书，你可以随时添进书目里去。岂不是好？”稍微有一点政治上不可靠的嫌疑，就成为足够的根据，使一个青年从学校里被抓走，被关上好几个月，被放逐到乌拉尔一带僻远省份去，而且还是“期限不定”（借用一句官场习语）。甚至在柴可夫斯基团只散布检查官准许出版的书籍，不作别事时，柴可夫斯基本人就被捕了两次，在监牢里住了五、六个月；第二次正是他能不能当上化学家的紧要关头。他的研究论文刚在《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他正准备他的大学毕业考试。后来他终于被释放了，因为警察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可以把他放逐到乌拉尔去！“然而如果你下一次再被捕，我们便要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这样向他说。把所有俄国的危险青年送到草原上一个最好能有一两万居民的特别城市里，再由哥萨克兵日夜看守着，——这确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一个得意的梦想。然而他又怕这个城市有一天也会造成威胁，所以他到底不曾实行这个计划。

我们的团体中有一个团员是军官，他曾经加入一个旨在服务于地方议会的青年人团体。这些青年以为这方面的工作乃是一个崇高的使命，为此他们认真研究了俄国中部的经济状况。许多青年都在一定时间内怀着同样的希望；然而一和实际的政府机关接触，这一切的希望便破灭了。

在允许国内某几省有极其有限形式的自治并通过有关法律之后，中央政府马上又用全力剥夺这一改革的一切意义与活力，使之名存实亡。地方“自治政府”只能满足于执行政府官吏的单纯职能：征收地方附加税，用于本地方的政府之必要开支上。地方议会的一切采取主动改善学校、师范学院、卫生措施、农事改良之类皆为中央政府所猜疑以至嫉视，而《莫斯科报》则痛斥此等企图为“分离主义”，为创建“国中之国”，为对于君主政治的反叛。

如果有人想讲一讲，比如说，特威尔师范学院的真实故事，或把当年一个地方议会的任何类似行动，以及把一切细小的迫害、封禁、强迫停刊和政府用以压迫这类机构的其他手法原原本本说出来，那么没有一个西欧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相信的。他一定会把书扔到一边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这太愚蠢了，不可能是真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许多地方议会里当选的议员全体被迫停职，离开本省和自己的领地，或者被放逐到他处，只因为他们敢于以最忠诚的态度请求皇帝把法定的地方议会的权限给他们。

“地方议会里当选议员应为内务部之普通官吏，有服从内务大臣之义务。”这就是圣彼得堡中央政府的理论。至于等而下之的小人物如小学教师、医生之类，只要有了司法部所属的万能的第三科的一纸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便可以由政治警察撤职而放逐到远地去。就在去年（1896年）一个在地方议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地主的太太，作为一个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她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邀请了八个小学校长。她跟自己说：“可怜的人儿，他们从没有机会看见农民以外的人。”第二天，乡村警察便来拜访这位太太，一定要她说出那八个教师的姓名，以便呈报上峰。她坚决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警察回答道：“那好，反正我总有法子打听出来，好写我的报告。教师们不得聚在一处，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就得报告。”这位太太凭着她的高位算把八个教师庇护下来了。如果他们是聚在一个同事的家里，那么警察就会来拜访他们，其中总会有一半人被教育部免职。要是警察来搜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偶然吐出一句愤怒的话，这个人一定免不了要被放逐到乌拉尔一带的远地去。这是地方议会成立以来三十三年后的今天的事，至于七十年代中，那光景更要坏得多。这样的机构怎么能够作为政治斗争的基础呢？

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他的坦波夫省领地时，我有一个时期真想定居在那里，用我的全副精力在地方议会里工作。有些农民和邻村的穷教士也要求我这样做。至于我自己，只要能提高农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福利，那么事无大小，我都愿意做。然而有一天，几个给我提意见的人聚在一起，我便问他们道：“假使我要办一所学校，一所农事试验场，一个合作社，同时又要保护我们村里最近含冤受屈的农民——你们想，官厅会让我这样做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决不会！”

几天以后，在近邻一带极得人望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教士带了两个有势力的非国教派的领袖到我家来。他对我说：“你和这两位谈谈看。如果你行，那么便和他们同去，拿上《圣经》去向农民讲道。……嗯，你当然晓得要讲些什么。……只要他们肯隐藏你，那么全世界的警察都不会把你找出来。……此外，就没有事可做了；我这个老头子要向你说的就这么多。”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不能扮演威克里夫这样的角色。然而这老人是对的。一个和罗拉德派运动相似的运动正在俄国农民中间迅速流行。像不肯参加战争的东正教的反仪式派所受的压迫，以及1897年南俄非国教派农民所受的迫害（他们的小孩被人诱拐去受正教寺院教育），也并不能阻止这个运动，只会给它以二十五年前它所不能得到的力量。

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继续不断地提到立宪运动的问题，我有一次便在团体里提议把这个问题认真考究一番，挑选出一个适当的行动方案。我始终认为：在团体一致决定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各团员都应该抛开自己的个人感情，用全力去做那项工作。我说：“如果你们决定从事立宪运动，那么我的计划是：我在表面上脱离这个团体，只和一个团员——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罢——保持关系，以便与团体通消息，我从他那里可以知道你们的工作进行得如何，他也可以把我的行动大略告诉你们。我的工作是在廷臣与高级官僚中间活动。这班人里面，我有不少的相识，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极不满意现状的。如果做得到的话，我要使他们结合起来，组织成一个团体，那么以后总有一天有机会用所有这些力量来强迫亚历山大二世公布一个宪法。我相信有一个时候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危险，便会为自身的利害关系实行决断的处置。如果这是必需的话，我们中间几个做过军官的人就可以去到陆军军官中广为宣传，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这个运动虽是与你们的运动同时并行不悖，但它应该与你们的运动完全分开。我已经把这事认真考虑了一番。我深知我的关系，我明白哪一些人可靠，我相信已经有一些不满现状的人把我当作可以进行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其实如果由我自己选择，我是不会采取这个方针的；不过只要你们以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我会全力来从事这件事。”

团体不肯接纳我的提议。我们彼此相知甚深，我的同志们也许以为如果我走这条路，我便不再忠实于自己。为了我自己的个人幸福，为了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不能不感谢他们不曾接受我的提议。因为如果他们接受了，我就会走一条与我的天性要求我走的相反的路，而且在这条路上也找不着我在别的路上所能找到的个人幸福。

然而六、七年以后，恐怖主义者进行反亚历山大二世的可怕斗争时，我又深惜我从前建议的那种运动没有人付诸实行。要是事先有了这样的运动而且分布到全俄各地，那么牺牲者所受的无比苦难就不会是白费。无论如何，执行委员会的地下工作总应该有一个在冬宫内的平行运动来支持才是。

进行一番政治努力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们的小团体曾反复讨论过，但均无结果。富裕阶级之麻木不仁已是无可救药。而被迫害的青年中间的愤激情绪也还不曾达到六年以后产生执行委员会指导下恐怖主义者的斗争那种高潮。事实上，亚历山大二世后来在他的盲目的愤怒与恐怖中下令放逐成百青年到冰天雪地里去作苦工，在流亡中慢慢死去；而正是这些青年在1871年到1878年间保护了他——这岂不是历史上一个天大的悲剧性讽刺？社会主义团体的主张正是要防止加拉考左夫暗杀沙皇事件之重演。当时的口号是“准备在俄国工农中间发动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民众运动。”“不要去担心沙皇和他的顾问官罢。如果这样的大运动发生，如果农民加入民众运动，主张占有土地，废除农奴赎金，那么，沙皇便会第一个去求富有阶级与大地主的帮助，召集一个国会——正如1789年法国的农民暴动强迫王权召集国民议会；所以在俄国，情形也会是这样。”

然而事情不止于此。有些单独的个人和团体看见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已经注定要一天深似一天地陷入反动的泥沼，同时还希望皇储会怀着“自由主义”（每个年轻的皇储总不免被人假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思想，所以他们便坚决主张应该遵从加拉考左夫的先例。但有组织的各团体却极力反对这种打算，并且劝告同志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方针。如今我可以把下面这件至今不为人所知的事讲出来。有一个青年从南部来到圣彼得堡，具有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坚定决心，柴可夫斯基团中有几个团员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们据理力陈，劝他不要那样做，但是他不听劝，于是大家告诉他要轮流值班看住他，而且要用武力来制止他实行任何暗杀计划。我深知当时冬宫的防卫多么疏忽大意，所以我可以断言他们这是救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性命。

这班青年当时曾如此坚决地反对这种战争，然而到了后来，当杯中的苦酒满溢出来的时候，他们终于参加了这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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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亚——我们团体中的其他的女同志——我和斯捷普尼亚克的交情——农民中间的宣传——圣彼得堡织工中间的宣传——1874年的元旦日

在我被捕以前，我在柴可夫斯基团中工作的两年光阴，给我后来的生活与思想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两年中，在强大的压力下，我生活之丰富使我每一刻都觉得：我的内在的自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活动，而且觉得生活真是值得这样生活下去。

我是这个新家族的一分子，这家的男男女女都被一个共同目的紧密地联在一起，他们的相互关系既广泛而又微妙地充满人情味，所以我至今想不起来有任何瞬间发生过足以损害我们的组织的哪怕是暂时的磨擦。那些多少有过一点政治活动经验的人会了解我这么说的价值。

在我完全舍弃科学生涯之前，我以为应该把芬兰旅行归来对地理学协会的报告写成，同时我为该会做的另一些工作也必须完成；我的新朋友首先鼓励我这样做。他们说不这样做说不过去。因此我拼命工作以期早日写完我的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著作。

我们的团体时常开会，我不曾缺席过一次。会所多半是在圣彼得堡郊外的一所小屋，这是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用假名和伪造的工匠的妻子的护照租来的。她生于极为显要的贵族的家庭，父亲做过圣彼得堡总督。然而她得到爱护她的母亲的赞许，离开家庭进了高等学校；她和富有的工业家科尔尼洛夫的三个女儿共同组织了一个自修的团体，后来就成为我们的团体。现在她扮作工匠的妻子，穿着棉衣和男人的长靴，头上包一块棉布头巾，肩挑两只水桶，从涅瓦河里挑水。谁见了她还能认出她就是几年前在首都最时髦的客厅里出尽风头的那位千金小姐呢？我们大家都喜欢她，谁一走进房子，不由得会对她露出特别友爱的微笑；她要求把屋子尽量搞整洁，而我们有时候走过城外泥泞的道路，穿着农家的靴子和羊皮袄走进屋里，把屋子弄得很脏，她常常为此和我们争吵。但是我们仍然对她微笑。这时她便极力在她的天真烂漫的、聪明的、小姑娘似的小脸上装出最严厉的表情。在她的道德观念上，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但丝毫没有教训人的态度。当她不满意某人的行为时，她便从眉下投以一瞥严厉的眼光。然而从这眼光里谁都可以看出她的理解人性的一切方面的开明和慷慨大度的天性。只有在一点上她是严厉的。她有一次说到某人时，加了一个“围着女人转的男人”的评语，她一面说，一面仍不停止手里的工作；她说那一句话时的表情与态度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柏罗夫斯加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同时又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地道的钢铁般的战士。她并不以为工人与农民有想象中的美德，才来爱他们，为他们工作。他们是怎样，她便把他们当作怎样；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也许两代人都要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这件事必须办好。”我们团体中的女同志没有一个会在断头台上死的面前皱一皱眉头。每个人都敢于直面死亡。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在和平宣传时期中想到过这样的命运。柏罗夫斯加亚的那张有名的肖像照拍得非常之好，它很能表现出她的认真的勇气，出色的智慧和仁爱的性情。在她上绞刑台以前几小时她写给她母亲的信乃是一颗挚爱的灵魂和女人的心的最优美的表露。

下面一件事则可以描画出我们团体中其他的女同志的面影。一天晚上，库普烈扬诺夫和我同往瓦尔华拉·B的住所去通知一个紧急的信息。时候已过中夜，然而我们看到她的窗里还有灯光，便走上楼去。她在她的小屋里，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抄写我们团体的一项计划。我们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刚毅的人。忽然我们想和她开一个男子们有时以为有趣的愚蠢的玩笑。我便说：“瓦尔华拉，我们来带你一起去做一件发疯的事，去援救要塞里的朋友。”她不问一句话。她很镇静地放下笔，从椅子上站起来，只说了一句“我们走罢。”她说得如此简单，她的声音如此沉着，使我立刻觉得自己的举动是多么莫名其妙；我于是把真话告诉她。她倒在椅子上，眼里含着泪珠，用绝望的声音问道：“这原来是个玩笑？你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呢？”我这时才完全明白我的举动是何等的残酷。

我们的团体中还有一个大家喜爱的人就是塞尔该·克拉夫钦斯基，他后来用斯捷普尼亚克这个名字在英美两国很出名。我们大家常常称他为“娃娃”，因为他完全不顾到自己一身的安全；然而这种对于自身的不注意，乃是他心中毫无畏惧的结果。对于被警察追踪的人来说，不存畏惧往往反是最好的策略。他用了他的真名塞尔该在工人中间作宣传，不久就出了名，因此警察缉拿他的心也很切。他自己却毫不在意；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记得有一天，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中，大家狠狠责备他太不谨慎。原来他看见时间已经迟了，到我们的会所还有很远的路程，恐怕赶不上参加会议（他常常是如此），便穿着农民的羊皮袄在四通八达的大街中间拼命地跑，一直跑完这条街。我们责问他：“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会引起疑心，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小偷抓起来。”可是在要牵连到别人的事情上，我真希望别人也能像他一般小心。

我初次和他发生亲密关系是靠了斯坦利的著作《利文斯通发现记》。一天晚上，我们的会议继续到十二点钟为止，当我们预备散会的时候，柯尔尼洛夫姊妹中的一个拿了一本书走进来，问我们中间谁能在明早八点钟以前把斯坦利的书的前十六页译好。我看了篇幅的长短，便说如果有一个人肯给我帮忙，我可以在今夜做完这工作。塞尔该自愿帮忙，到了早晨四点钟，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们校读彼此的译稿：一个人读译稿时，另一个人便比照英文原书；过后我们又把给我们留在桌上的一罐粥喝光了，一同出门，各回各人的家。从这一夜起，我们便成了亲近的朋友。

我总是喜欢那种能干活儿并且干得很认真的人。因此塞尔该的翻译和他的高速工作的能力使我对他有了偏爱。然而当我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对他的诚实坦白的性情，他的青年的精力和健全的识见，对他的超人的智力，他的质朴和真诚，对他的勇敢和坚忍产生了真正的爱。他多读书，多思索；在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之革命性一点上他的见解和我的类似。他比我年轻十岁，也许他还不十分明白将来的革命会是一场何等激烈的斗争。他后来诙谐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时候在乡间农民中间工作的情形。他说：“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志在路上走，一个坐着雪橇的农民追上了我们。我便向他说：他不应该纳税，官吏如何掠夺平民，我从《圣经》里引了话来说服他，说他们应该起来反抗。那个农民鞭着马前进，然而我们很快跟上。他赶马小跑，我们也在后面急走；一路上，我还不停地和他谈抗税与反叛的事。最后他打起马飞跑，但是那个畜生（一匹不曾喂饱的农家小马）没有什么大用，所以我们两人依然并不落后，继续作我们的宣传工作，直到我们跑得喘不过气来。”

塞尔该在喀山住了一些时候，我不得不和他通信。他平时总不高兴写暗号信，我便提议采用从前在密谋人中常用的一种通信方法。在一封普通信里可以写各类事情，然而真正的意义却在某一些字上面，比如说每第五个字罢：“来信收到，明天来看你，晚间当偕你去观剧。并约N姊妹来你家。我家跳舞会已由家人议定延期。友K白。”把每第五个字挑出来连在一处，就是：“明晚去N家会议，K。”我们常常不得不写了六七页信纸来传达一页的信息，我们不得不培养想象力，想出各种事情，好把我们要写的字嵌进去。那个从不肯写暗号信的塞尔该很喜欢这种通信方法。他写给我的信里常常含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富于戏剧性的结局。他后来对我说：这种通信对于他的文学才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一个人只要有才能，样样事情都可以促使它发展。

1874年1月或2月，我在莫斯科的一所幼时住过的府邸里住。一天早晨，时候还很早，仆人来告诉我说：一个农民要见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塞尔该，他刚从特威尔省逃出来。他是个身体壮实的人。他和另一个有同样体力的退伍军官洛加巧夫乔装为锯木工，旅行乡间，宣传革命。锯木匠的工作辛苦，尤其因为他们并不熟习这门手艺，但是两人很爱这工作。没有人能认出这两个强壮的锯木工是军官乔装的。他们靠着这手艺旅行了两个星期左右，不曾引起一点疑心；他们毫无顾忌地到处宣传革命。塞尔该差不多把《新约》记得很熟，他有时像传教士那样对农民说教，从《圣经》里引一些话来说明他们应该起来革命。他有时又引证经济学家的著作来形成他的论据。农民把他们两人当作真正的使徒，一户又一户请他们去说教，不要他们付饭钱。在这两个星期里，他们两人果然在一些乡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的声名传布得很广很远。老少的农民彼此在谷仓里秘密谈起这两个“代表”；他们开始比往常放大了嗓门说，他们不久就要把土地从地主的手里拿过来，沙皇会给地主以年金的。年轻的农民对待警官更不客气，他们说：“等着罢，快轮到我们当家啦。你们这些活阎王掌权的日子也不会长啦。”然而锯木工的声名终于传到了一个警长的耳里，这两个人便被逮捕了。上面下命令把他们送到十英里外的一个警长那里去。

当局派了几个农民押送他们，途中经过一个正在过节的村子。“什么？犯人？很好！大叔到这里来”，那些喝节日酒的农民对看守人这样说。

农民把他们留在村中差不多过了一整天，一家又一家都请他们去喝几碗家酿的啤酒。那些看守人是用不着邀第二次的。他们大口喝酒，而且一定要犯人也喝酒。据塞尔该自己叙述道：“幸而他们传递的酒是盛在一只大木碗里，所以我可以把嘴放在碗边装出喝酒的样子，可是没有人能看清究竟我喝了多少酒。”到了晚间，看守人都喝醉了，不愿意醉醺醺地去见警官，所以决定在这村里歇一夜，第二天早晨再动身。塞尔该不断地和他们聊；大家都静听他一个人说，可惜这样一个好人竟遭逮捕。当他们预备睡觉的时候，一个青年农人对塞尔该耳语道：“我关大门时不上闩。”塞尔该和他的另一个同志明白这个暗示，等众人睡熟了，他们马上就走到街上。他们拼命急走，到早晨五点钟，已走出村子二十英里以外，到了一个小火车站，在那里搭第一班车到莫斯科。塞尔该留在莫斯科，后来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同志全体被捕的时候，莫斯科的组织在他的鼓舞之下就成了运动的主要中心。

在各村镇里，我们的宣传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组成了小团体。铁匠铺、小农场之类也设立了这类团体，较为富裕的阶级的青年也在那里面工作，每日与劳动群众接触。在莫斯科，有一些曾在苏黎世大学里读过书的富家少女单独组织了一个团体，竟然进纱厂去做女工，每天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的工，住在工厂寄宿舍里，过俄国女工那种困苦的生活。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运动，积极参加的人至少有两三千，而且还有多至两三倍的同情者与支持者从各方面给那些活跃的先驱者以帮助。我们的圣彼得堡团体和这支大军的半数以上的人经常通信——自然是用暗号通信。

我们不久就觉得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能在俄国出版的书报不够用，而且稍微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书报都被禁止。我们便在国外开办了一所自己的印刷所。我们需要写一些为工农们阅读的小册子，而小小的“写作委员会”（我也是一个委员）的工作又太忙。塞尔该写成了两本这类小册子：一本是模仿拉梅内的体裁，另一本是一篇说明社会主义的精义的童话。这两本小册子流传甚广。在国外印好的书籍小册子私运入俄国的以千计，先集中在某些指定地点，然后分配给各地方团体，在工农中间流传。所有这些活动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还需要许多次旅行，以及大规模的通信，特别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同情者和书报贮藏所，使之免遭警察的毒手。我们为各外省团体制定不同的暗号；女同志总不肯相信我们男子在用暗号通信时能正确无误，所以暗号通信常由她们担任，往往在把一切详情讨论了六七小时以后，她们还要花费整夜的功夫写许多页神秘的数字和分数符号。

在我们的会上，大家都是非常融洽的。本来俄国人就讨厌主席和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完全不要；虽然我们的争论有时异常激烈，尤其在讨论“纲领问题”的时候更是激烈，然而我们总能够安排得很好，不用西方那套形式，绝对的真诚，全体都怀有困难能得着最完满的解决的善意，对于哪怕是任何一点点的哗众取宠的故意卖弄的行为都表示出坦诚的蔑视；只要举出这几点就很够了。如果我们中间有什么人想用演说以求雄辩的效果，那么众人马上会友好地嘲笑他说，这不是演说的地方。我们时常不得不在开会时吃饭，食品永远是黑面包、黄瓜、一块乳酪、几杯止渴的淡茶。这并不是没有钱；钱并不缺，不过印刷费、隐匿被警察缉捕的同志的费用，以及开办新事业的费用，一天天地增加，现有的钱虽多也并无富余。

在圣彼得堡，我们不多久就结识了不少的工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塞杜科夫在工程师中间交了一些朋友，大多数在国立火炮厂中服务，他组织了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团体，时时聚会读书、讨论。在圣彼得堡，工程师的薪水是颇丰厚的；至于那些没有结婚的人，他们的境况当然更好。他们不久就熟知流行的、激进的与社会主义的文献——巴克尔，拉萨尔，穆勒，德雷伯，施皮尔哈根都是他们熟知的姓氏；而且在思想上他们也和大学生无大区别。当克尔尼支、塞尔该和我三人加入柴可夫斯基团时，我们常去参观他们的小团体，作即兴的各种题目的演讲。我们希望他们会成为普通工人中间的热心的宣传家；然而这个希望并不曾完全实现。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内，他们会成为公共集会中的常例的演说者；但是他们却像日内瓦的钟表匠那样喜欢摆特权工人的架子，看不起普通的工厂工人，而且也不想马上为社会主义运动牺牲什么。只有在因敢于像社会主义者那样思想而被捕下狱三四年，又摸清了俄国专制政治何等严酷之后，他们中间才有几个人变成了热心的宣传家，但所宣传的主要是政治革命的思想。

我特别同情织工和纱厂工人。在圣彼得堡有几千这样的工人，他们冬天里在这里工作，在夏季的三个月中又要回到故乡去耕田。他们是半农半城市工人，因此一般保存着俄国乡下人的社会精神。在他们中间，我们的运动传播之速有若野火之燎原。我们不得不抑制着这些新朋友的热忱，否则他们一次会带了成百个老老少少的人到我们的住所来。他们大半都生活在小团体，即“劳动组合”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租一所公寓，共同做饭，全部费用由各人分担，按月支付。我们起先常常到这些地方去，后来织工们又引我们去和石匠、木匠之类的“劳动组合”接触。在几个这样的“劳动组合”中，塞尔该、克尔尼支和另外两三个同志非常习惯，无拘无束。他们常常整夜地在那里畅谈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在圣彼得堡各处还有特别的公寓由几个同志出面租下，每晚总有十多个工人到那里去学习读书写字，功课完毕又继之以自由谈话。不时又有我们的一个同志到这些城市朋友的故乡去住几个星期，在农民中间作几乎是公开的宣传。

不用说，我们里面要和这类工人往来的人都要穿得和他们一样；就是说，要穿农民的衣服。在俄国，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非常之深，他们之间的接触的机会又非常之少，所以不仅一个都市打扮的人在乡间会引起大众的注意，而且便是在城里，如果有一个言语服装不像工人的人和工人来往，警察看见了，马上就会起疑心。“如果他不存坏心思，那为什么要和‘下等人’来往呢？”我屡屡在富丽的府邸用过午饭以后或者在冬宫拜访了友人以后，便坐一部马车，赶到郊外僻远地方一个穷学生的家里，脱下华丽的衣服，穿上棉布衬衣、农家长靴和羊皮袄走出去，一路上和农民们开着玩笑，到贫民窟去会我的工人朋友。我向他们讲我在外国看到的劳工运动。他们恳切地听着，一个词也不放过；过后，他们便发问道：“我们在俄国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鼓动，组织起来；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于是我们给他们讲一个法国革命的通俗故事，这是根据艾克曼-夏特良两人的名著《一个农民的故事》改编成的。人人都赞美那个到乡间旅行宣传、散布禁书的萧威尔先生的行为，恨不得踩着他的脚印走。我们便说：“把这些话讲给别人听；把他们捏到一块儿；人多了，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来了。”他们完全明白；我们呢，只需要抑制他们的热情就行了。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这些人里面度过的。1874年的元旦是我在俄国以自由之身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日。这一天在我是特别可纪念的。前一晚上，我还跻身名门望族之间。人们说了不少关于公民义务、国家福祉一类的响亮动人的话语。然而在这一切扣人心弦的演说下面总潜伏着一个声音：每个演说者如何才能照顾好自己的个人幸福。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坦率地说，他只打算做不致于危及自己的小窝的事。

诡辩，没完没了的诡辩；说什么进化的迟缓，下层阶级的惰性，牺牲的无益——这一切诡辩被他们拿来为他们所不曾说出的话辩解；同时各人始终还要保证自己愿意作出牺牲。听了这些言辞回家，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忧郁。

第二天早晨，我去赴一次织工的会议。会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举行。我穿着农民衣服，挤在织工们中间，那个工人们认识的同志简单地介绍我说：“鲍罗丁，一个朋友。”过后对我说：“鲍罗丁，把你在外国看见的情形告诉我们罢。”我便讲西欧的劳工运动，它的斗争，它的困难和希望。

听众大半是中年人。他们感到强烈的兴趣。他们问了许多问题，都很中肯，比如关于劳工团体的详情，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及其成功的机会之类。随后又有人问：在俄国能做些什么，还问到我们的宣传的前途。我从不大事化小地讲我们运动的危险，我很坦白地说出我的意见：“我们大概会有一天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你们因为听了我们的谈话，你们——你们中间一些人也会在监牢里蹲许多个月。”这种悲惨的前景并不使他们害怕。“在西伯利亚，除了熊以外，毕竟还有人”。“只要人能住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住”。“魔鬼并不像人们形容的那样可怕”。我们分别的时候，他们还说：“如果你怕狼，便决不要进树林。”后来他们中间有好几个果然被捕了，他们差不多全都表现得很勇敢；他们庇护我们，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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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的大拘捕——我出席地理学协会报告芬兰探险之经过——我被捕——第一次审讯——说谎的官——我被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中

在这两年中间，在圣彼得堡和各省，捕人的事屡屡发生。每月不是有一两个同志被捕，就是听说某个地方团体的成员失踪。到了1873年年终光景，逮捕事件越来越频繁。11月，我们的一个郊区聚居地被抄；警察捉去了柏罗夫斯加亚和另三个朋友。我们和这一区工人的一切关系都不得不因之而中断。我们又在城外很远的地方找到一个新住处，但不久又不能不把它放弃了。警察现在是非常警惕，偶尔有一个学生去到工人区域，马上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工人中间布满了密探，严密监视着工人的行动。至于克尔尼支、塞尔该和我，我们三人穿着农民的羊皮袄，装作农民的样子，便逃过了警察的眼目，依旧照常到这些受监视的地方去。然而克尔尼支与塞尔该在工人区里很出名，警察缉拿他们甚急；如果警察深夜到他们的友人家中搜查时偶尔在那里遇见了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被捕的。有一个时期，克尔尼支不得不每天去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夜。他常常在晚间十点钟走进一个同志的房间便问：“我可以在你这里过夜吗？”他得到的回答多半是：“不行！我的住所近来被警察监视得非常厉害。最好还是到N那里去。”——“我刚从N那里来，他说他的附近有很多密探。”——“那么就到M处去罢；他是我的好友，而且他是不被警察怀疑的人物。不过离这里很远，你得坐马车去。钱这里有。”然而克尔尼支素来不坐马车，路虽然远，他也会徒步走到城市的另一头去寻一个隐匿的地方；再不然，他终于会冒险到一个时刻都有被搜查之虞的友人家里过一夜。

1874年的初春，另一个聚居地也就是我们在织工中间宣传的主要据点，突然被查抄了。我们的几个最好的宣传家被捉进神秘的第三科里去了。我们的团员愈来愈少，大会很难举行，我们极力想组织新的青年团体，以便在我们全体被捕的时候可以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柴可夫斯基当时在南方，我们强迫狄米特里·克尔尼支与塞尔该离开圣彼得堡——我们真是下死命令让他们离开。只有我们五六个人留在圣彼得堡执行团体的一切事务。我打算等把我的报告写成交给地理学协会以后，便马上到俄国西南部去组织一种土地同盟，与七十年代末在爱尔兰极有势力的那种同盟相似。

我们过了两个月比较安静的生活，忽然在3月中旬得到消息说工程师团体的团员几乎全体被捕。还有一个叫做尼佐夫金的青年也牵连在内。他是一个休学的大学生，不幸居然得着工程师们的信任，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替他自己开脱。他认识克尔尼支与塞尔该，此外，他还认识塞杜科夫（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和我，如果官厅一再追问起来，他肯定是会说出我们的姓名来。几天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两个织工被捕了。这两个织工本来是极不可靠的，甚至曾诈取过他们的同志的钱财。他们两人必定会立刻告诉警察如何追踪鲍罗丁：此人穿着农民衣服，常在织工会上演说。在一个星期以内，我们团体的团员除了我和塞杜科夫两人以外全都被捕了。

这时候，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飞也似的逃出圣彼得堡；然而这正是我们不肯做的事。我们在外国印刷书报，然后秘密输入俄国的巨大组织是千辛万苦地建成的；在欧俄五十省之中有将近四十个省的团体与我们有通信联络的；农场、乡间会所等等组织，也是这两年来慢慢地建成的；我们在圣彼得堡有许多工人团体，还有四个首都工人宣传中心——在找到人来维持我们的关系和通信之前，怎能毅然把这一切弃置不顾呢？塞杜科夫和我商定接纳两个可靠的新团员进来，以便把我们的工作交代给他们。我们每晚会面一次，地址晚晚不同。我们从来不曾把任何人的地址和姓名记录下来（只有私运商人的地址是用暗号记下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因此我们得把几百个地址和姓名以及十多种暗号教给这两个新团员。我们反复对他们重说，一直到他们完全熟记在心上。每天晚上，我们在俄国全国地图上指指点点，特别是在西部国境和东部各省，因为许多负责从私运商人那里取书的男女同志都分散在西部国境，而我们的宣传家的主要会所则多在东部各省。随后，我们照例乔装改扮带了新团员去见城里的同情者，还把他们介绍给那些尚未被捕的人。

事已至此，最后的一着自然就是：秘密离开自己的寓所，改了姓名以后再在他处出现。塞杜科夫舍弃了他的住所，不过因为没有护照他只得藏在友人的家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然而一件奇异的事阻止了我。原来我刚刚写完关于芬兰与俄国两处冰冻形成期的报告，这个报告应该在地理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念。请帖已经发出去了，但是预定的日子恰恰和圣彼得堡的两个地质学协会的联席会议的日期冲突，它们便请求地理学协会将念我的报告的时间延迟一个星期。一般人都知道我会发表冰堆曾广延至俄国中部的主张，俄国的地质学者除了我的友人兼老师腓特烈·席米特以外，都以为我的见解影响过于深远，预备把它详细讨论一番。这样一来，我还得在圣彼得堡多留一个星期。

陌生人在我住所周围来去，借着种种莫名其妙的口实到我的家里来看我：有一个人要买我的坦波夫省领地上的一个树林，其实那里只有无树的草原。我注意到在我住的这条繁华的莫尔斯加街中站着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两个被捕织工中的一个，我知道我的住所已经受到监视。然而我还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下星期五我要出席地理学协会的会议。

会期到了。争论非常激烈，至少有一点，我是胜利者。大家承认关于俄国洪水时代的一切旧学说都是毫无根据的，要从一个新的出发点来考察整个问题。我们的地质学泰斗巴波·得·马尔尼说：“各位，不管有没有冰堆，我们总应该承认我们以前关于浮冰运动的一切议论都是毫无实际探险之根据的。”这很使我满意。这次会议并推举我为地文地理部部长，而我自己这时候却暗想，我今夜是否会在第三科监牢里过夜。

我本来完全不应该回到我的住所去，然而因为最近几天非常劳累，人已筋疲力尽，所以终于走回家了。这天夜晚警察并不曾来搜查。我便清理我的文件，把所有可以牵连到别人的东西全部毁掉，收拾好我的行李，预备走了。我知道我的住所受着监视，不过我想警察不会在深夜以前来找我，只要天色一旦昏暗，我就可以溜出去，不致被他们看见。天色果然昏暗了，我正要往外时，一个女仆对我说：“你最好还是从便梯下去罢。”我明白她的意思，便快快地走下楼出去了。门口只有一部马车，我马上跳进去。叫车夫往涅瓦大街走。起初并没有人追我，我以为我是安全了；然而不久，我便看见后面有一部马车全速向我们追来；我们的马走得慢一点，那另一部马车走到了前面。

出乎我的意料，我看见那车里坐着前面说过的被捕的织工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织工向我招手，好像有话要和我说。我叫我的马车夫停住。我想：“也许他新被释放出来，有什么重要消息告诉我。”然而我们刚刚停了车，织工身边坐的那人（他是一个密探）便马上高声叫道：“鲍罗丁先生，克鲁泡特金亲王，我奉命逮捕你！”这条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有一群警察，他一面招呼警察来，一面跳进我的马车，拿一张圣彼得堡警察署的公文给我看。他说：“我奉命把你带到总督那里去传问。”已经有几个警察到了近旁，拒捕是不可能的事，我只得回车到总督府去。织工依然坐在他的车里，跟着我们。

如今我才知道警察为着逮捕我的事，已经犹豫了十天，因为他们还不能确定鲍罗丁是否就是我。不幸我那一天冒昧地答应了织工的招呼，这么一来，就解答了他们的疑惑。

当我离开住所的时候，一个青年正从莫斯科来，交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沃伊纳拉尔斯基写给我的；另一封是狄米特里·克尔尼支写给我们的朋友波拉科夫的。沃伊纳拉尔斯基的信报告莫斯科新近成立一所秘密印刷所的事，里面同时还有许多关于莫斯科运动的好消息。我读过便把它毁了。狄米特里的信内不过几句朋友间的闲话，所以我便留着。我如今既然被捕，我想还不如把这信毁了好些。我要求侦探把命令再拿给我看一遍，我趁他摸衣袋的时候，把信丢在马路上，他倒不曾看见。然而我们到了总督府时，织工却把那信交给密探说：“我看见那位先生把这信丢在马路上，所以我拾了起来。”

现在我又要长期等候那位司法当局的代表人——检察官来执行法律手续了。这种官吏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职务只是掩饰政治警察的活动，使它有一个合法的手续而已。要找到这一个人来执行他的伪司法代表的职务，是要花费长久的时间的。所以我被带回我的家中，同时警察又把我的文件仔细搜查了一遍；他们一直搜查到早晨三点钟，但连一张于我或于他人不利的纸条也找不出来。

从我的家里他们又把我押送到第三科；这个第三科乃是自尼古拉一世以来直到今天统治着全俄的万能机关——真正是一个“国中之国”。彼得大帝最初设立了一个“秘密局”，一切反对这个俄罗斯军事帝国创立者的人都不免在那里受种种酷刑呻吟憔悴而死；到了女皇时代又改设“秘密法院”，当时的那个权势煊赫的米尼奇的“拷问室”使得全俄罗斯战栗震恐。传到铁腕暴君尼古拉一世又改成了现今的“第三科”这种形式，并将宪兵队归属于它，于是宪兵总监在俄罗斯帝国以内就成了比皇帝本人还要可怕的人物。

在俄国各行省，各大城市，甚至各火车站都有宪兵直接向他们所属的将军或校官报告一切，而将军校官们又转报宪兵总监，宪兵总监每日觐见皇上时就呈报他所认为必须报告的一切。俄国所有大小官僚无不受宪兵的监视。宪兵队各将军、各校官的职务便是监视沙皇的全体臣民的公私生活——甚至于总督、大臣、大公也不能免。皇上本人也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宫中事无大小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目，皇上在宫外的一举一动皆有人向他们报告，因此宪兵总监真可以说是俄国统治者的心腹，贴心的事都交给他办。

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这个时期，第三科是绝对万能的。宪兵队长可以随意搜查成千户人家，无须丝毫担心俄国尚有法律与法庭存在。他们要逮捕谁就逮捕谁，要把谁监禁多久就监禁多久；宪兵队将军或校官一时兴起就可以把几百人放逐到俄国极北地方或西伯利亚去。内务大臣的签字不过是一个手续，因为他没有权管辖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

我的审讯在清晨四点钟开始。问官严厉地对我说：“有人告发你隶属于一个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秘密结社，而阴谋伤害皇帝陛下的圣躬。你认不认罪。”

“我不到我可以公开发言的法庭上，我不答复你的任何问题。”

检察官便对书记说：“写罢。你写‘被告不肯认罪’。”歇了一下他又说：“不过，我必须问你某些问题。你知道一个叫做尼可拉·柴可夫斯基的人吗？”

“如果你一定要发问，那么无论你问什么，你都叫书记写上一个‘不’字好了。

“然而如果我问你认不认识，比如说，你刚才还说起的波拉科夫呢？”

“只要你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不必犹豫，写个‘不’字。如果你问我认不认识我的哥哥、我的姊妹或者我的继母，你也可以写：‘不’。我决不会给你另一种回答的：因为我要是答应一个‘是’字，不管对方是谁，你们马上就会设计陷害他，去搜查他（或她）的家，或者比这更坏的举动，过后你会说是我供出他来的。”

他问了我一长串的问题，我耐着性子一一地回答：“写‘不’字。”这样的把戏玩了一点多钟。从他的问题里，我知道所有被捕的人除了那两个织工外，都应付得非常之好。但是那两个织工也仅知道我有两次会见过十二个工人。至于宪兵呢，关于我们团体的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一个宪兵士官把我带进监房里，他对我说：“亲王，你在干什么呀？你不肯回答问题，这件事将成为对付你的可怕的武器。”

“这是我的权利，对不对？”

“对，不过——你要知道……我盼望你在这个房间里过得舒服。自从你被捕以来，我就给你把这房间弄暖热了。”

我发现房间的确舒服，竟沉沉地睡熟了。第二天早晨，一个宪兵把我叫醒，他给我送上早晨的茶点来。他去后另有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做出非常不在意的样子，在我的耳边偷偷地说：“这里有一张纸条，一支铅笔，你写信罢。”这是一个我们的同情者，我早就知道他的姓名；他时常替我们传递信件给第三科里的囚人。

四边的墙壁上都响起了叩击声，急急地接连叩着。这是囚人的叩壁通信法；我是一个新来者，完全不懂得这个方法，在我听来这些叩击声似乎是同时从这所建筑的四面八方传来的。

有一件事使我很担心。在搜查我的房间时，我听得检察官向宪兵士官耳语，说就要去搜查我的朋友波拉科夫的住所，因为狄米特里的信是写给他的。波拉科夫是一个青年学生，他是一个有天才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在西伯利亚时我曾和他同路去作微丁探险。他生在蒙古边境的一个哥萨克贫家，他克服了各种困难，到圣彼得堡进了大学，在学校里人都说他是将来最有希望的动物学家；当时他正通过毕业考试。自从那次探险的长途旅行以后，我们两人就成了知己。我们在圣彼得堡曾同住了一些时候，不过他对于我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

我向检察官说起他。我说：“我可以发誓说波拉科夫从来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明天他就要参加考试；如果你把他逮捕，你就把这个青年历尽千辛万苦快要争来的科学家的资格永远断送了。你应该知道他何等艰难地奋斗了多少年才挣到现在这个地位。我知道你不大在乎这个，但是在大学里他被人认作俄国科学界的一颗未来的明星！”

波拉科夫的住所还是被搜查了，不过留了三天给他，让他考试完毕再逮捕他。不多几时，检察官把我叫去，他得意地拿一封信给我看；信封上面的地址是我的笔迹：里面的一张字条也是我写的，内容如下：“请将此包交与V.E.，并告彼须妥为保存，候以相当手续前来领取。”字条上并未写出受信人的姓名。检察官说：“这封信是在波拉科夫先生家中搜出来的；亲王，他的命运如今悬在你的手里了。如果你告诉我V.E.是谁，我便马上释放波拉科夫；要是你不肯说，那么我们就把他永远监禁下去，不等到他自己说出那个人的姓名不放他。”

我把这封信仔细看了一番；我看出信封上的地址是用黑粉笔写的，而字条却是用普通铅笔写的。我马上记起了当时写这两件东西的情形。我便叫道：“我敢断言这两件东西决不是在一个地方发见的！是你把字条放在这个信封里面。”

检察官红了脸。我接着说下去：“难道你要我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经验的人居然看不出这两件东西不是用一种笔写的吗？如今你却极力叫人以为这两者是在一起的！好，先生，我告诉你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波拉科夫的。”

他迟疑了一会，过后又壮起胆子说：“波拉科夫已经承认你的这封信是写给他的。”

现在我知道他是在撒谎。波拉科夫可以承认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但是他宁愿自己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也决不肯连累他人。所以我正对着检察官的面孔回答：“长官，他其实并不曾说出这样的话，你明知道你说的不是真话。”

他听了这话大发其火，或者是故意装出来的。他说：“好，如果你在这里等一刻，我会把波拉科夫写的供词带来给你看。他正在隔壁受审问。”

“悉听尊命。”

我坐在沙发上抽了不知多少支烟。供词还不曾来，而且也从没有来过。

自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供词。我后来在1878年和波拉科夫在日内瓦会面，我们两个人同往亚列智冰河作愉快的探险。我用不着说他的回答和我所预料的相同：他否认他知道这封信，或者信上所说的V.E.是谁。事实上，他确实不知道，因为他时常向我借书还书，这封信就夹在我的一本书里，他把那本书借去了；至于信封呢，它是在他的一件旧衣服口袋里被搜出来的。波拉科夫被监禁了几个星期，后来因了他的科学界的友人的交涉，第三科释放了他。V.E.没有受到干扰，按时交出了我的文件。

后来我每一次见着检察官，我都要用“波拉科夫的供词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打趣他。

他们不把我带回监房去，半小时后，检察官带着一个宪兵士官进来。他向我宣布：“我们的审讯完结了；现在要把你移送到别处去。”

一辆四轮马车停在大门口。他们要我进去，一个强壮的高加索裔的宪兵军官坐在我的旁边。我向他说话，他只是鼻子里哼着。马车走过了链桥，又走过操练场，然后沿着运河而行，好像要避开热闹的大街似的。“我们到里托夫斯基监狱去吗？”我问那个军官道，因为我知道许多同志已经关在那里了。他不回答我。此后两年中我所受的绝对沉默的待遇就从这四轮马车里开始了。然而当我们走过宫桥时，我便知道我们是往彼得保罗要塞去。

我赏玩这美丽的河景，知道我在短期内不会再见到它了。太阳正在西沉。浓密的灰色的云挂在西边的天空，罩在芬兰湾上；几片薄云在我的头上飘浮，处处漏出一段段蓝天。马车向左转，进了一个圆拱门，这便是彼得保罗要塞的入口了。

“现在我得在这里呆几年了。”我对宪兵军官说。

“怎么会这样久？不会的。”这个高加索人一进了要塞便恢复了发言的能力，他这样回答。“你的案子差不多完结了，两个星期内就会被移送法庭的。”

“我的案子是很简单；然而在把它移送法庭审判之前，你们还想把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逮捕到案，他们人数很多、很多；两年以内你们决做不到。”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的这句话是何等准确的预言。

马车停在要塞司令官的办公处门前，我们走进了他的接见室。司令官科尔萨可夫将军走了进来，一脸的不高兴。他是一个瘦弱的老头子。押送我来的那个宪兵军官低声下气地把情形告诉了他，这个老头子轻蔑地看了军官一眼，答道：“好”，随后便向我看。显然对又要接收一个新囚人很不乐意，而且还有点羞愧于做这样的官；然而他似乎想说：“我是一个军人，只知道尽我的职责。”

我们立刻又走进马车，但是不久便在另一道大门前停住了，在这里等了好久，才有一小队兵士从里面开了门。我们于是步行走过一些窄的通道，到了第三道铁门，进去便是一条黑暗的拱道，进入一间又暗又潮湿的小房间。

几个要塞警备队的士官穿着毡软鞋默默地走着，不说一句话，典狱便在宪兵军官的簿子上签名，承认收容了一个新囚人。我必须脱去所有我的衣服，穿上囚衣——一件绿色法兰绒长袍，一双厚得无比的宽大的羊毛袜，一双船形的黄色拖鞋，拖鞋大得走起路来我简直难以使它留在脚上。我素来恨长袍和拖鞋，而那一双厚得无比的羊毛袜更使我讨厌。我有一件丝的内衣，在这潮湿的监狱里穿它特别相宜，但这也必须脱去。我当然开始抗议，并且争吵起来，一小时以后，科尔萨可夫下令把丝内衣给我还来了。

接着，他们又带我走过一条黑暗的通道，我看见几个武装的哨兵在那里往来巡视，最后我被送进了一间牢房。一道重重的橡木门关住了我，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我便孤零零的留在一间昏暗的房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