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之间的互助

鸟类的迁居 繁殖的结合 秋季的群居 哺乳动物 少数不喜欢群居的种群 狼、狮子等的猎食结合 啮齿动物、反刍动物、猿类的群居 生存竞争中的互助 达尔文关于物种内部生存竞争的论点 对过分繁殖的自然遏制 中间环节的假定的绝灭 自然界中竞争的消除

当春天回到温带的时候，散布在南方较暖地区的千千万万的鸟类便结成无数的群，精力饱满、活泼愉快地赶到北方去生育它们的子孙。散布在北美、北欧和亚洲北部的每一个篱笆、每一个小树林、每一个海洋的悬崖峭壁以及每一个湖泊和池沼，在一年的这个时节都在向我们表明互助对鸟类有什么意义，它给每一个生物（无论它本来是多么柔弱和没有自卫能力）以怎样的力量、能力和保护。以俄罗斯和西伯利亚草原的无数湖泊当中的一个为例吧，它的岸边至少栖居着分属二十来种成千上万的水鸟，它们全都相安无事地一起生活，互相保护。

“离湖边几百码远，空中飞满了海鸥和燕鸥，好似冬天纷飞的雪片。千万只鹬鸟和呼潮鸟在滩上跑来跑去、寻找食物、啼叫和干脆在享受生活。再向外看，几乎在每一个波浪上都有一只鸭子在浮动，往上看去，你会发现成群结队的卡沙奇野鸭。到处充满了活跃的生命。”

在这儿也有强盗——最强壮和最狡猾的、在“机体构造上理想地适于抢掠”的鸟类。当它们接连几个钟头等候机会要从这些成群的活鸟当中攫走一只单独没有保护的鸟儿时，你便会听见它们发出饥饿、愤怒和凄厉的叫声。可是，每当强盗飞近时，便有几十个志愿的哨兵发出信号，成百的海鸥和燕鸥便出动去驱逐它。由于饿得发疯，强盗不久就失去了它平时的谨慎：它猛然冲进那活泼的鸟山；可是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又不得不退走。由于极度失望，它便去袭击野鸭；但这种聪明合群的鸟类，看见敌方是一只鹰时，便迅速结成队伍飞走；看见敌方是一只隼时，便潜入湖水，看见敌方是一只鸢时，便拍起一阵水沫去迷惑它。无数的鸟依然在湖上成群地生活，强盗只好愤怒地叫着，飞去寻找腐肉，或者去寻找一只尚未习于及时听从同伴报警的小鸟或田鼠。面对那样多活跃的生命，有着理想的武装的强盗也只好满足于仅仅吃到生命消失以后的腐肉。

再向北方，在北极的各群岛中：

“你可以沿着海岸航行许多英里，来看所有的岩礁、悬崖和山边的每一个角落，从两百到五百英尺的高处都被海鸟所遮盖，它们那白色的胸脯陪衬着暗色的岩石，好像岩石上密密地洒满了白粉的斑点似的。远方和近处的空中可以说充满了野禽。”

每一座这样的“鸟山”，都生动地说明了互助的意义，也说明了从合群生活中产生的个体和种的特性的无穷变化。蛎鹬以动辄攻击猛禽而出名。大家都知道，塍鹬是以谨慎著称，所以它往往成为比较温和的鸟类的领袖。当鸫鸻的周围飞集着一些比它更加精悍的鸟类时，它就显得十分胆怯，但是，当它周围都是比它更小的鸟类时，它就会担负起警戒集体安全的职责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超群出众的天鹅；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极其合群的三趾鸥，它们中间很少发生争吵，即使有也是简短的争吵，还有可爱的北极海鸠，它们彼此间总是那么互相爱护，也有自私的母鹅，它抛弃了被杀害的同伴的孤雏，可是在它旁边就有一只收养着所有同伴的孤儿的母鹅，它扑着水，身边浮着五、六十只小鹅，把它们当作自己亲生的小鹅来照护。企鹅常常互相偷窃鸟卵，但在它旁边你就可以看到小𣆦鸻，这种鸟儿的家庭关系是那样的“美好和感人”，甚至喜爱打猎的人也不忍射击翼护着幼雕的母𣆦鸻；还可以看见棉凫——和美国南部大草原的绒凫很相像——它们是几只棉凫在同一个巢中孵卵，还有⿰畏鳥鴗，它们轮流共同孵一个巢中的蛋。大自然是变化无穷的，它提供了从最低极到最高级的各种各样的一切可能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以任何笼统的论断来描述它的原因。更不能用道德家的观点来判断自然，因为道德家的观点其本身大多数就是无意识地观察自然的结果。

大多数鸟类在繁殖期间聚在一块儿生活，这种现象是极其普遍的，所以几乎不用再举更多的实例。我们的树厦上筑有许多鸦巢，我们的篱笆上也到处是较小的鸟的窠，我们的农舍庇护着成群的燕子，我们的古塔成了千百只夜鸟的避难所，所有这些繁殖结合中的安宁与和谐的动人情景，要是描述的话，将占满许多篇页。至于力量最弱的雀鸟，由于它们的团结而获得的保卫，那是很明显的。例如，出色的观察者库斯博士曾经看见小岩燕就筑巢在草原隼（Falco polyargus）的近旁。隼把它们的巢筑在科罗拉多峡谷常见的粘土的尖塔顶上，而它的下边就是一群燕子的窠。这些和平的小鸟并不俱怕它们贪婪的邻居，它们从不让它接近它们的住处。它们会立刻把它包围起来，驱逐它，使它不得不马上飞走。

过了伏巢期以后，群居生活也并不终止；它开始采取一种新的形式。一窝窝的小雏自己集聚在一起，而一个群里的雏鸟通常是属于好几个不同的种的。其所以在这个时候实行群居生活，主要是为了群居生活的本身———部分是为了安全，但主要是为了从这种生活中获得乐趣。所以，我们在森林中常常可以看见小五十雀（Sitta cæsia）和山雀、鶸鸟、鹪鹩、旋木雀或一些啄木鸟结合成群。在西班牙，人们曾看到燕子同茶隼、京燕甚至野鸽聚在一起。在美洲的极西部，大群的小缨鹨同另外一种鹨类（Sprague’s lark）、云雀、大草原麻雀、几种颊白鸟和秧鸡一块儿生活。事实上，列举秋天群居的小鸟的种名要比描写单独生活的鸟类困难得多，这些鸟所以群居，不是为了猎食或伏巢，而干脆是为了在每天花几个小时寻找食物之后，一块儿享受群居生活以及嬉戏和运动。

最后，我们还可举出鸟类中的互助的巨大表现——迁居，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甚至不敢多说。我只消谈一谈以下的情况就够了：在广大的地区上结成一小群一小群地散居了几个月的鸟儿，现在成千上万地集结起来，它们在出发之前，接连几天聚集在一个确定的地方，它们显然是在商讨旅行的细节。有些种的鸟在每天下午勤加练习飞翔，准备长途旅行。所有的鸟都等待着它们姗姗来迟的同类，最后，它们向着一个选择得十分恰当的方向——集体经验积累的结果——出发，最强的鸟飞在队伍的前头，它们轮流担任这项困难的任务，大鸟和小鸟一起，一批批地飞过海洋，在第二年春天，它们又飞回它们原来的那个地方，而且大都正是占用它们去年所筑的或修补的那个窝巢。

这个问题很广大，而且还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它提供了那么多关于互助习惯的生动事例，补充说明了迁居这一主要事实，但每一个习惯都需要特殊研究，所以，在这里我就不更详细地谈了。我只能概略地谈一下鸟类的聚集：在向北方或南方开始长途旅行之前，许多活跃的鸟群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地点，正如我们在北方见到的情况一样，它们在到达它们在叶尼塞河或英国北部诸郡的繁殖地以后，也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的。在接连许多天（有时候是一个月）里，它们每天早晨在飞去寻找食物之前要聚会一个钟头，也许是讨论它们将在哪里营巢。在迁居途中，如果它们的纵队遇到了暴风雨的袭击，那么，各种不同的鸟将因共同的灾难而紧密团结，一起。有些鸟严格说来不是在迁居，而是随着季节的转移在慢慢地向北方或南方移动，但它们也是成群结队地旅行的。它们决不是为了每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另一地区可以获得更好的食物或住所而单独地迁居，它们总要互相等候，结合成群，然后才随着季节的不同而移向北方或南方。

现在来谈谈哺乳动物。首先给我们很深印象的是，合群的种比少数不合群的食肉动物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在高原、高山地区以及旧大陆和新大陆的草原上，生活着成群的鹿、羚羊、小羚羊、𪊥、水牛、野山羊和绵羊，它们都是合群的动物。当欧洲人到美洲去殖民的时候，他们发现那儿的水牛是那么多，以致拓荒者们在遇到一群移居的水牛拦着他们前进的道路时，不得不停下来；他们有时候要走两、三天才能穿过那密密的牛群。当俄国人占领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们发现那儿有那么多的鹿、羚羊、松鼠和其他的合群动物，以致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成了一场延续了两百年的打猎远征。现在，在非洲东部的草原上依然遍地是成群的斑马、狷羚和其他羚羊。

不久以前，在北美和西伯利亚北部的小河里，成群地栖息着海狸，在俄国北部，直到十七世纪也还有大批这样的海狸群。在四大洲的平地上，至今还有数不清的鼷鼠、金花鼠、土拨鼠和其他啮齿动物的群体。在亚洲和非洲的低纬度地方，在森林中依然栖息着许多种象、犀牛和数不清的猴群。在遥远的北方，驯鹿结成无数的群，再向北去，我们又发现成群的麝香牛和数不清的北极狐。在大西洋岸边活跃着成群的海豹和海象，在水里是一群群的合群的鲸鱼，甚至在中亚细亚的大高原的深处也有成群的野马、野驴、野骆驼和野绵羊。所有这些哺乳动物都是成群聚族而居的，有时候它们的数目达数十万之多，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从前的巨大集体在经过了三个世纪的火药文明以后的残余罢了。同它们比起来，食肉动物的数目是多么微不足道！因此可以看出，认为在动物界里除了用血淋淋的牙齿吞吃牺牲者的狮子和鬣狗以外便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如果可以那样想的话，那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整个人类生活想象成只不过是一场接连不断的战争屠杀了。

联合和互助是哺乳动物中的通例。甚至在食肉动物中我们也可找到群居生活的习惯，我们只能举出猫科的动物（狮、虎、豹等）的确是宁愿单独生活而不喜群居的，甚至结成很小的群也是极少见的。然而，即使在狮子中间，“结伴猎食的情形也是十分寻常的”。麝猫（Vverridæ）和鼬鼠（Mustelidæ）这两种动物也可以说具有单独生活的特性，但在上个世纪里，普通的鼬鼠确实要比现在合群些，那时候，人们看到它们较大群地出现在苏格兰和瑞士的恩特瓦登州。至于狗这个大类，那是特别合群的，为猎食而联合一起，可以说是许多种狗的突出特征。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狼是结伙猎食的，舒迪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叙述它们怎样围成一个半圆圈，把在山坡上吃草的一只母牛包围起来，然后大声嗥叫，猛然出现，使牛滚入深渊。在三十年代，奥杜邦也看见过拉布拉多狼成群猎食，有一群狼跟着一个人到了他的小屋，把狗咬死了。每当严寒的冬季，狼群多得成了人们居住地区的一种危害。大约四十五年前的法国情况就是如此。在俄国的草原上，它们一向成群地袭击马群；但是，它们也需要进行艰苦的战斗，在战斗中，有时候马也采取攻势（据考尔的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狼不迅速撤退，它们也有被马包围起来踏死的危险。据说，草原狼（Canis latrans）常常是二、三十只地结成一群去追逐偶尔离群的野牛。最大胆的鬣狗，可以说是狗类中最聪明的代表之一，它们总是成群猎食；它们联合到一起，就不怕比它们更大的食肉动物了。至于亚洲的野狗（Kholzuns或Dhofes），威廉森看见过它们成群结队地攻击除了象和犀牛以外的一切大于它们的动物，并且能够战胜熊和老虎。鬣狗往往是成群生活和结对猎食的，狗的猎食组织受到康敏的赞叹。不仅仅是这些，甚至在我们文明国家中一般是过着单独生活的狐类，也有人曾经看见它们为了猎食而结合起来。北极狐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斯特勒时代曾是）最合群的动物之一；当我们阅萨斯特勒关于白令所率领的不幸的船员和这些聪明的小动物作斗争的描写时，不知道哪一点最可惊讶的：是北极狐在掘出藏在石堆下或摘取挂在柱子上的食物时所表现的特出智慧（一只狐狸爬上柱顶去把食物扔给下面的伙伴），还是海员们被大队的北极狐搞得实在没有办法时所表现的残忍。甚至有些熊在不受人类侵扰的地方，也是过群居生活的。所以，斯特勒看见堪察加的黑熊结成大群，而人们有时也看到北极熊结成小群。甚至愚蠢的食虫动物，也常常不轻视联合。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实行大规模互助的事例，特别是在啮齿动物、有蹄动物和反刍动物之中。松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主义者。它们各筑各的舒适的窠，各积各的食物。它们有家庭生活的倾向，但布利姆发现在两窝同年生的小松鼠在森林中的偏僻角落里和它们的父母在一起时，是一个松鼠家庭最快乐的时候。然而，它们还是保持着群居的关系。各窠中的松鼠彼此间依然有密切来往，当它们所居住的森林中的松果稀少时，它们就成群地向别处迁移。至于极西部的黑松鼠，它们是特别合群的。它们每天除了用几个钟头的时间寻找食物以外，就结成一大群地游戏。当它们在一个地区繁殖得太迅速的时候，它们便成群地（差不多像蝗虫那样多）向南移动，沿途糟蹋森林、田野和花园；而狐狸、臭猫、隼和食肉的夜鸟便跟随着它们密集的队伍，吃那些落在队伍后面的个别的松鼠。和松鼠极相近似的金花鼠，更为合群。它们性喜储蓄食物，在它们的地下厅内屯积着大量的可食根类和坚果，这些东西在秋天常常被人们所夺。据有些观察者说，这种鼠必然是或多或少地能够领赂守财奴的乐趣的。然而，它们依然是合群的。它们的窠往往联。成一大片，奥杜邦曾在冬天掘开过几个金花鼠的住处，他发现在同一个窠里有几只鼠，它们一定是以共同努力来屯积它们的食物的。

土拨鼠这个大类（包括Arctomys、Cynomys和Spermophilus三大属），是更为合群和更为聪明的动物。它们也喜欢各有各的住处，但它们的住处是联成一大片的。这一种俄国南部庄稼的大敌——Souslik（它们每年单是被人类消灭的就有上千万只），是结成无数的群体生活的；当俄国的各省议会郑重地讨论着如何消灭这个社会的敌人时，它们却成千上万的在极快活地享受着它们的生活。它们的游戏是那么有趣，使所有观察的人都不免要称赞一番，先谈论一下由雄鼠的尖锐叫声和雌鼠的忧郁悲鸣所组成的优美和声，然后——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公民职责——才开始寻求最狠毒的办法来消灭这些小盗贼。在对它们的斗争中，所有各种猛禽和食肉动物都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科学的最后办法是使它们感染霍乱！在美洲的土拨鼠所居住的地方，是最好看的景象之一。在草原上，极目望去可以看到许多土堆，每一个土堆上都有一只场拨鼠用短短的叫声和它的邻居交谈。每当发出有人来了的信号时，它们一下子就都钻进它们的窠穴，所有的场拨鼠都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在危险过去以后，这些小东西不久又出现了。全家都从它们的地道中走出来，尽情游玩。小鼠们互相抓挠，互相捉弄，立起身子表现出优美的姿势，这时候，老场拨鼠就在一旁守护着。它们互相拜访，各个土堆之间的道路都被它们踏平了，这就表明它们的拜访是多么频繁。总之，优秀的博物学家在描写美洲的场拨鼠、旧大陆的土拨鼠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的白土拨鼠的联合时，写下了一些最出色的文章。然而，在谈到土拨鼠时，我必须提到我在谈到蜜蜂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它们保存了它们的斗争本能，这种本能在被捕捉到以后便表现出来。但是，在它们的大联合中，面对着自由的大自然，不合群的本能没有发展的机会，而一般总是和平与和谐的。

像家鼠这样粗鲁的动物，虽然在我们的地窖中不断地打架，但也总算解事，懂得在抢劫我们的食物储藏室时，不但不争吵，反而在劫掠和迁移中要互相帮助，甚至还喂养有伤病的同伴。至于加拿大的海狸鼠，即麝香鼠，它们是极端合群的。奥杜邦不得不称赞“它们和平的社会，这是只求在和平中享受快乐的社会”。像所有合群的动物一样，它们十分活跃，爱好游戏，它们容易和他种动物相联合，它们的智力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它们的群居处经常是排列在湖边和河岸，但它们在修筑时就考虑到了水位的变化；它们用捣碎的陶土掺和着芦苇修的拱顶屋子，留出几个角落以储放有机物的废物，它们的厅房在冬天是铺垫得很舒适的；它们的屋子很暖和，而空气也很流通。至于说到人们都知道最富有同情心的海狸，凡是对动物生活威兴趣的人都十分熟习它们的生活，因为它们那命人惊奇的堤防和群居地，是那么好地说明了互助对物种的安全、合群习惯的发展以及智力的进化有多大作用，它们世世代代在这种群居地生活，在其中死亡，除了水獭和人以外，不会遇到其他敌人。让我只这样说一句：我们在海狸、麝香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中间已经找到了也是人类社会的特征的东西——那就是共同劳动。

在这里，我就不叙述包括jerboa、chinchilla、biscacha和tushkan（即俄国南部的地下兔）的两大属动物了，虽然从所有这些小啮齿动物都可以找到动物在群居生活中所得的愉快的最好例证。确切地就，真是自得其乐，也许要说明是什么原因——是需要互相保护，还是单单由于周围有同种而感到愉快——才使动物聚集在一起，是极其困难的。至少普通野兔是不聚集成群来过共同生活的，甚至连浓厚的父母感情也不具备，但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不聚在一块儿游玩。戴利奇·德·温克尔被认为是最熟知野兔习惯的人之一，他说野兔是热爱玩耍的，它们玩得那么入迷，以致人们知道有一只野兔竟把一只走过来的狐狸当成了游伴。至于家兔，它们是过群居生活的，它们的家庭生活和古时的家长制的家庭完全相像；小兔对它的父亲，甚至对它的祖父，必须绝对服从。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个非常近似但互相不能容忍的种的例子——其原因并不像许多人对这类情况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它们的食物相同，而十有八九是由于热情的、极端个体主义的野兔不能和平静、安闲、柔顺的动物——家兔——作朋友。它们的脾气极不相同，所以不能不妨碍它们的友谊。

对马这一大科动物来说，合群生活也是通例。这一个大科包括亚洲的野马和驴、斑马、美国草原的半野马、亚马孙河以南帕巴斯大草原的野马以及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半野马。它们都是结合许多马群、组成结合体一起生活的，每一个群都有一匹雄马率领着一批雌马。总的说来，栖息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上的无数的马，在机体方面都不适于抵抗许许多多的敌人和不利的气候条件，要不是它们还有合群的精神，它们早就会从地球上消灭了。当一只猛兽走近它们的时候，几个马群便联合起来击退猛兽，有时候还去追赶；一匹马或一匹斑马，只要不脱离它们的群，那么，无论是狼或熊，甚至狮子，都不能伤害它。当天气干旱而草原上的草枯焦的时候，它们有时便结成达一万匹之多的队伍迁移到其他的地方去。当草原上有大风雪的时候，每一群中的马都挤得紧紧的，走到可避风雪的深谷去。但是，如果失去了信心，或者一群马都惊惶起来，四散奔跑，那么它们就会死亡，幸存的马在暴风雪过去以后也将累得半死。在生存竞争中，团结是它们的主要武器，而人类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由于人类的迅速增长，家马的祖先（波利亚可夫称之为Equus Przewalskii）便退居到西藏边缘最无路可通的、最荒凉的高原上，在那里，虽然周围都是食肉动物，气候又像北极地区那样恶劣，然而是人迹不到的地区，因而它们就继续生活下去。

从驯鹿的生活中，特别是从反刍动物这个大类中可以找到许多说明群居生活的动人实例，这个类包括麞、𪊥、羚羊、瞪羚和阿尔卑斯山羊，事实上，所有属于羚羊科、山羊科和绵羊科的众多动物都包括在内。它们那防备食肉兽攻击以保护群的安全的警惕性；以及当一群臆羚通过一个悬崖绝壁的难行道路，在全队未通过以前各个臆羚所表现的不安；对孤零零的小羊的哺育；当一只瞪羚的配偶或甚至同性的同伴被杀时所表现的悲伤；小羚羊的嬉戏及其他特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叙述的。但最能说明互助事例的，也许是𪊥的偶然性移居，我在黑龙江曾看到一次。当我从外贝加里亚到麦尔根，经过高原和高原边上的峻岭——大兴安岭，再向前走过高地的草原到黑龙江时，我可以肯定，在这些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地区，𪊥是十分稀少的。两年以后，我上溯黑龙江，于10月底到达黑龙江和松花江汇合前在小兴安岭所穿过的风景如画的峡谷。我发现住在这个峡谷中的村子里的哥萨克人是那样兴奋，因为有成千上万的𪊥正越过黑龙江上江面最窄的地方到低地去。当那些𪊥渡过黑龙江（水上已经有许多浮冰）时，哥萨克人一连好几天沿着黑龙江四十英里左右的地方猎杀它们。它们每天被捕的有好几千，但是仍然继续前进。类似这样的迁移在以往和以后都未曾见过，这一次一定是由于大兴安岭提前下了大雪，所以才迫使那些𪊥拼着性命，想到小兴安岭东部的低地去。果然，几天以后小兴安岭上也复满了两、三英尺厚的大雪。现在，当我们设想分散在那么广大的地区（差不多有英国那样大）上的𪊥群由于遭遇到例外环境的压力才必须集合起来向其他地方迁移，设想所有的𪊥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取得在水面最窄的地方渡过黑龙江更向南行的共同意见。我们便不能不深深佩服这些聪明的动物所表现的巨大合群性。即使我们记起北美洲的水牛也表现过同样大的团结力，这件事实仍是一样的惊人。我们看见大批的水牛在草原上吃草，但这一大群水牛是由不针其数的小群组合成的，而这些小群是从来不混淆在一起的。但在必要时，所有的群不管在辽阔的地区上是多么分散。全都聚集起来，结成我在前一页上所说的为数以千万计的庞大水牛队伍。

关于象的“复合家庭”，我至少也应该说几句括，谈一谈它们的互相亲爱，它们的布置警卫的深思熟虑方法和由密切互助生活所培养成的同情。我也要提一提野猪这个声名不好的动物的合群感，对它们在遭遇猛兽袭击时所表现的团结称赞一两句。在一本论述动物合群性的著作中，河马和犀牛也应占有一个地位。对海豹和海象的合群和互相亲爱，也可以写几页动人的文章；最后，我们要提一提存在于合群的鲸类中的极其良好的情威。对猴子的群居生活，我必须说几句，由于它们是把我们引向原始人社会的环节，所以谈起来特别有趣。

在动物界中居于首位，并且在体格和智慧方面最接近于人类的这种哺乳动物，不用说是异常合群的。显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动物世界的一个如此广大的类别（它包括几百个种）中，一定会看到性格和习惯方面的种种变化。尽管有这些情况，我们仍旧必须说，合群、共同行动、互相保护和从合群生活中必然产生的那些情感的高度发展，是大多数猴子和猿的特征。从最小的种到最大的种，合群性都是它们的通例，据我们所知道的，这种通例只有很少例外。夜猿是喜欢过单独生活的，戴帽猿（Cebus capucinus）、⿰犭磨⿰犭拿猴和吼猿是只过小家庭生活的；据华莱士所看到的，狒狒不是单独的便只是组成三只或四只的很小的群，而大猩猩则似乎是从不结群的。但是，其余的猿猴类——黑猩猩、卷尾猿、狐尾猴、猅猅和黄狒等——都是有最高度合祥性的。它们结成很大的群而生活，甚至和不是它们同种的猿猴也联合在一起。它们在单独的时候大多感到十分忧郁。猴群中每一个猴子在遇险时的叫声，都能把整个一群猴子立即召唤来，勇敢地击退大多数猛兽和猛禽的袭击。甚至鹰也不敢攻击它们。它们永远是成群结队地来劫掠我们的田野——在这个时候，老猴子便照护大家的安全。小小的青猴（它那可爱的孩子般的脸庞曾给汉波德那样深的印象）在下雨的时候互相拥抱在一起，彼此保护，把尾巴缠绕在它们哆嗦的同伴的脖子上。有几种猴对它们受伤的同伴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在撤退的时候，不到它们断定一个受伤的同伴确已死亡和它们没有使它再活的希望，它们决不抛弃它。例如詹姆斯·福伯斯在他的《东方回忆录》（Oriental Memoirs）中谈到它们是那么顽强地想从他的打猎队中夺回一个母猴的尸体，因而能使我们充分理解到为什么“目睹这一奇特情景的人们都决心永不再向任何一个猴子开枪”。有几种猴子能几只几只地联合起来，搬开一块石头，寻找下面的蚂蚁卵。阿比西尼亚猩猩不仅安排放哨，有人还看见过它们像链子一样地连结起来，把抢掠的东西传送到安全的地方；而且它们也是以勇敢著名的。布利姆所描写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篇经典性描述，他说，他的车队在阿比西尼亚的门沙谷中和这种猩猩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后，它们才让他们继续前进。有尾猿的爱好嬉戏和黑猩猩家族中的友爱，也是一般读者所熟知的。虽然我们在最高级的猿类中，发现狒狒和大猩猩这两种是不合群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两种猿只限于很小的地区（一种在非洲中部，一种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两岛上）才有，并且它们都很像是一种过去数目远远要多些的猿类的最后残余。如果《伯里浦鲁斯游记》（Periplus）中所说的猿类确实是大猩猩的话，那么看来大猩猩至少在古代是合群的。

所以，我们从以上的简短总述中也可以看出，群居生活在动物界中并不是个别的例外；它是通例，自然的通例，而且，它在更高极的脊椎动物中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过单独生活或只过小家族生活的那几种动物是较少的，它们的数目有限。不但如此，看来十有八九是：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现在不喜欢群居生活的那些鸟类和哺乳动物，很可能在人类在地球上迅速增长和对它们进行长期斗争或毁灭它们以前的食物来源之前，它们也是过群居生活的。“不是为了死亡而联合”，这句话是伊士比纳的至理名言；巫梭是熟悉美洲某几个地区的动物在未受人类影响以前的情形的，他也说过意思相同的话。

在处于各种进化阶段的动物中，都可我到联合的事例；按照赫伯特·斯宾塞的漳大思想——在伯利那的《动物的群居》（Colonies Animales）一书中对这一思想有极其精辟的发挥——聚族群居是动物界进化的本源。但是，随着进化阶段的愈来愈高，我们便发现联合愈来愈成为有意识的了。它失去了纯粹的生理性，它已经成为理智的联合而不再只是本能的联合了。对较高级的脊椎动物来说，联合是周期性的或者是为了满足一定需要——种的繁殖、迁移、猎食和互相保护——而实行的。它有时候甚至是临时的，例如鸟类联合起来抵抗抢掠的鸟或哺乳动物在例外环境的压力下联合起来迁移，就是这种情形。在后一事例中，它是自愿地脱离了习惯的生活方式。联合有时候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阶段——首先是家庭，其次是群，最后是平时分散、情况需要时便聚集起来的群的联合，例如我们在美国野牛和其他反刍动物中所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也采取较高级的形式，在不丧失合群生活的利益的情况下，保证个体有更多的独立性。大多数啮齿动物都有它自己的住所，它高兴独居的时候便隐藏到里面去，但是，它们的住所排列成好像村庄和城市一样，这样就保证了居住在里面的动物都可得到群居生活的利益和快乐。最后，有几种动物（例如家鼠、土拨鼠和野兔等）虽然有爱吵闹打架和单独的自我中心倾向，但仍然保持着合群的生活。因此，动物的合群生活不像蚂蚁和蜜蜂那样，而是由个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所促成的；它是由互助的利益或群居的快乐培养起来的。当然，这种合群生活有所有可能多的等级，有最大的个性和特性的变化，但合群生活所采取的各种变化的本身，正是来自它的普遍性，并为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普遍性。

合群性——即动物和它的同类相联合的需要——和“对生活的享受”相结合的为了喜爱群居而群居，只是在现在才开始受到动物学家的应有注意。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从蚂蚁起直到鸟类及最高级哺乳动物）都是喜欢角力、互相追逐、互相捕捉、互相戏弄等等游戏的。许多游戏可说是教育小动物在长大时应当采取的适当行为的学校，但另一方面，也还有一些并未含有实用目的的游戏和歌舞，仅仅是过剩的精力的表现——“对生活的享受”和同种的或他种的其它个体以某种方式沟通情感的欲望——简言之，它是作为整个动物界的特征的真正合群性的表现。不管这种情感是表现为猛禽出现时的恐惧，还是动物在健壮时，特别是在年轻时所爆发的“一阵欢乐”，或仅仅是想使它多余的感触和生命力得到自由的表达——沟通情感、游戏和闲谈的需要，或仅仅是想在身旁有同种生物的需要，反正这种情感在大自然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像其他任何一种生理机能一样，是生命和感受性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需要在哺乳动物中，尤其是在幼小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中，有更高的发展和更好的表现；它普遍地存在于整个大自然中，最有成就的博物学家（包括彼埃尔·友伯）甚至在蚂蚁当中也充分地观察到这种现象，很明显，使蝴蝶集结成一大群一大群的，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本能。

关于鸟类聚集起来跳舞和装饰它们经常跳舞的地方这种习惯，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第8章）中对这一问题的那几页描述，当然已使人们熟知了。游览过伦敦动物园的人也都知道缎巢鸟的精巧的窝窠。但是，这种跳舞的习惯，其范围好像要比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广泛得多，哈得孙先生在他关于拉普拉塔的那本杰作中，对许多种鸟（例如秧鸡、美洲的热萨纳水禽、田凫等）的舞蹈所作的复杂的描述最为生动，这最好是看他的原作。

有几种鸟还有合唱的习惯，这同样是属于群居本能这个范畴的。在⿰宿鳥⿰拉鳥（Chauna chavarria）中，这种习惯最为发达，英国人给这种鸟取了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错误名称：“戴帽子的尖叫鸟”。这种鸟有时聚成极大的群，在这时它们时常全体合唱。哈得孙有一次看见数不清的⿰宿鳥⿰拉鳥很整齐地一群群（每群约五百只左右）排列在一个南美草原湖泊的周围。

“突然，”他写道，“在我近旁的一群歌唱起来，它们那嘹亮的歌声继续了三、四分钟，当它们停止的时候，第二群又接着它们的曲调唱起来，它们唱完后，下一群又接着唱下去，直到从对岸也飘过来很清晰的歌声，渐渐传下去，最后，歌声绕湖一周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还有一次，这位作者又看见数不清的一群⿰宿鳥⿰拉鳥把整个平原都盖满了，但这一次它们是成对地成分成小群地散开而不是井然有序地密集排列的，大约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在沼泽周围遮盖了若干英里的一大群，突然唱起了极其嘹亮的夜歌……这个音乐会，就是骑着马跑一百英里路去听，也是值得的”。还不妨补充一句，⿰宿鳥⿰拉鳥也像所有合群的动物一样，很容易驯养，并且对人十分依恋。据说，虽然它们具有可怕的武器，但“它们是性情温和的鸟，彼此间很少争吵”。合群生活使那些武器变得没有用处了。

合群生活是按最广义说来的生存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这在前面已经用几个例子说明了。如果还需要举例证明的话，要多少可以举出多少。合群生活使最弱的昆虫、最弱的鸟和最弱的哺乳动物能抵抗最可怕的猛禽和猛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合群生活能使动物长寿；使动物能消耗最少的精力来养育后代，并且虽在生殖率很低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它们的数目；它使合群的动物能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新居。因此，我们一方面虽然完全承认达尔文和华莱士所说的力量、敏捷、保护色、狡猾和忍饥耐寒性是在一定环境下使个体和物种成为最适者的各种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在任何环境中合群都最有利于生存竞争。那些自顾地或不自顾地放弃合群生活的物种，是注定要衰退的；而那些最懂得如何团结的动物，虽然除智力以外在达尔文和华莱士所列举的每一种能力上都低于其他动物，却仍能获得最大的生存和进一步进化的可能。最高级的脊椎动物，特别是人类，就是这个论断的最好证明。至于智力，每一个达尔文主义者虽都同意达尔文的意见，认为它是生存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和向前进化的最有力因素，他们同时也必将承认智力是一种特殊的同合群有关的能力。语言、模仿和积累的经验是智力发展中的各种因素，而不合群的动物就得不到这些智力。因此，我们发现分在各纲动物最高地位的蚂蚁、鹦鹉和猴子都兼有最大的合群性和最发达的智力。所以，最适者是最合群的动物；而合群性看来既能直接保证物种的幸福，又可减少精力的浪费，间接促进智力的增长，于是成为进化的主要因素。

再者，合群生活如果没有相应地发达的合群感情，特别是相应地发展成为习惯的某种集体正义感，合群生活是决不能实现的，这一点十分明显。如果每一个个体经常滥用它的个体优势而没有别的个体来替受害者出面干涉，那么，合群生活就没有可能。所有的合群动物或多或少地都养成了正义感。不能燕子或鹤是从多么远的地方飞来的，它们每一个都将回到它去年建筑或修补的窠中。如果一只懒惰的麻雀企图占据同伴所筑的巢，或甚至企图从巢中偷几根草，集体都将干涉这个懒家伙；显然，如果没有这种成为规律的干涉，那么，鸟类的联合营巢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每一独立群的企鹅都有它单独的居住地和单独的捕鱼区，它们从不互相争夺这些地区。在澳大利亚，每一群牲畜都有它一定的休息地方，而且从来不超出范围，等等。对于鸟类的联合营巢，啮齿动物的群居地和食草动物群中的和平气氛直接观察到的实例，要多少有多少；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没有哪一种合群的动物会像我们地窖中的老鼠或争夺海岸上阳光充足地方的海象那样争吵不休。所以，合群性限制了体力的竞争，使更好的道德感情有发展的余地。大家都知道，在所有各纲动物中，父母对幼儿的爱护是有着高度发展的，甚至在狮子和老虎中也是一样。在始终处于联合中的幼鸟和哺乳动物中，同情——不是爱——在它们的联合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撇开已有的关于家养动物和捕到的动物之间互相友爱和同情的十分动人的事实记载不谈，我们仍然有许多经过充分证实的关于自由的野兽之间互相同情的事实。马克希米·倍尔第和彼希纳曾经举出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伍德关于一个鼬鼠如何负运受伤的伙伴的描写，是受到大家应有的称道的。达尔文所引的斯丹士伯里上尉到犹德州旅行的观察报告，也是受到人人赞许的；他看见一只企鹅到三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捕鱼来喂养它们盲目的同伴，而且喂得很好。韦德尔在到坡利维亚和秘鲁的旅途中，不止一次地看到成群的驼马在被猎人紧紧追逐时，强壮的雄驼马便跑在队伍的后面掩护退却，保护其他的驼马安全逃走。至于对受伤的同伴表示同情的事实，一再为一切现场动物学家所提到。这些事实很自然。同情是合群生活的必然产物。然而，同情也意味着在一般的智力和感情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它是向更高极的道德情操发展的第一步。它又转而成为进一步进化的一个有力因素。

如果前面所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同达尔文、华莱士和他们的信徒所主强的生存竞争这种学说，有多大程度的一致呢？现在我就来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怀疑在整个有机的自然界中进行着生存竞争的这一观点是本世纪所归纳的最伟大的概念。生活就是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但是，对于“这场竞争主要是用什么武器来进行的？”和“在竞争中谁是最适者？”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因我们在这场竞争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中注重哪一面而大有不同，这两个方面是：直接的，在各个单独个体之间为了食物和安全的竞争，以及达尔文所谓的“比喻的”竞争——往往是集体的、对逆境的斗争。谁也不否认在每种动物内部都存在有一定数量的为了食物的真正竞争——最低限度在某些时期中是有这种竞争的。但问题是，这种竞争是不是会进行到达尔文或华莱士所说的那种程度，是不是在动物的进化中起了人们所说的作用。

贯穿在达尔文著作中的观点肯定是：在每一群动物的内部，为了食物、安全和遗留后代的可能性在进行着真正的竞争。他时常说，在许多地区动物生殖过剩已到了最大的限度，他由于生殖过剩推断出竞争的必要。但是，当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寻找这种竞争的确实证据时，我们必须说，这些证据是不够令人信服的。如果我们拿“同种的个体和变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最为严酷”这一节来说，我们在其中并未发现我们在达尔文的一切著作中经常看到的那些丰富例证。在这个标题之下，用来说明同种的个体之间的竞争的例子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假定的；说明近亲动物的种之间竞争的，只有五个例子，而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关于两种鸫的）现在看来还大有疑问。而且，当我们想找到更详细的材料，以证明一个种的减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是由于另外的种的增加所造成的，达尔文以他惯有的公正态度对我们说：

“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为什么在差不多处于自然界同一个地方的近亲种之间的竞争是最严酷的；但是，我们大概在任何事例中也不能确切地说明在生存的大战争中为什么一个种战胜了另一个种。”

至于华莱士，他在稍微修改过的标题（《近缘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存竞争往往是最激烈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下，也引证了同样的事实，他发表了以下的观点，对上述的事实作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

“当然，在有些事例中，在两个种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斗争，强者杀死弱者；然而这决不是必然如此，也有这样的情况：在体力上较弱的种，由于它有更快的繁殖力，由于它更能适应气候的变化或有更大的机智以躲避同样的敌人的袭击，因此，它可以取得优胜。

这种事例中所说的竞争，也许完全不是竞争。一个种的所以失败，并不是由于它被其他的种所消灭或饿死的，而是因为它不能像其他的种那样好好地适应新环境。因此，“生存竞争”这个词在这里又是按照比喻的意义来使用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的意思。至于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干旱时期的南美洲的牲畜来解释同种的个体之间的真正竞争，由于它是从家养的动物中间取来的例子，所以减低了它的价值。在同样的情况下，美国野牛就进行迁移以避免竞争。不论植物之间的竞争是多么严重（这已经充分证明），我们不能不重复华莱士所说过的话，他的大意说，“植物在那里就在那里生长”；而动物则有很大的选择居住地的能力。因此，我们又要自问一下：在每一种动物中，竞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竞争这一假定的根据是什么？

对于每一个种内的严酷的生存竞争和生存斗争的间接论据——从达尔文经常提到的“过渡的变异种的绝灭”中产生出来的论据，我们也抱同样的看法。大家都知道，由于在近缘的种之间找不到中间形态这一个很长的环节，使达尔文苦恼了很长一个时期，后来，他假设了中间形态的绝灭，因而解决了这个困难。但是在详细地阅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论述这个问题的那几章以后，使人不久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绝灭”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指真正的绝灭；达尔文对他的“生存竞争”这个词所作的解释显然也适用于“绝灭”这个词。它必须按照“它的比喻的意义”而决不能按直接的意义来理解。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一定地区的动物数量已经达到该地区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并且所有该地区的动物因此将进行夺取纯粹生活资料的激烈竞争——每一个动物为了取得每天的食物不得不和它所有的同类进行竞争，那么，一个新的和成功的变种的出现，往往就是（虽然并非永远是）意味着能够夺取到超过它们应得的一份生活资料的个体的出现；结果，这些个体将使没有具备新的变化的祖种和未具有相同程度变化的中间种都遭到饥饿。在开始的时候，也许达尔文认为新的变种是以这种面貌出现的；至少一再使用“绝灭”这个词就给了我们这种印象。但是，他和华莱士都是十分了解大自然的，不致于看不出这决不是唯一可能的或必然的变化过程。

如果一定地区的自然和生物环境、一定的种所占有的地区范围和所有这个种的成员的习惯都未改变，那么，一个新的变种的突然出现，就可能意味着所有未具备足够程度的新变种所特有的新特征的个体已经饿死和灭绝。但是，这样一些复合条件的结合，正是我们从未在大自然中看到过的。每一个种往往都在不断扩大它们的居住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这对迟钝的蜗牛和迅捷的鸟类来说都已成为规律；每一个特定地区的自然都在不断地变化。在动物中所只有新的变种，在许多（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不在于有了新的武器可以从同种的口中夺取食物（食物只不过是成百个不同生存条件之一），而是像华莱士本人在论述“特性的分歧”（《达尔文学说》第107页）这一段出色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于新习惯的形成、向新地方的移居和新的食物种类的取得。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没有绝灭，甚至连竞争也没有——如果说对新环境的适应可以缓和竞争，曾在任何时候有过竞争的话。而且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中间的环节就会不见，正像在绝灭的假定情况下，必然没有祖先的原来形态存在下去一样，这是因为剩下来的只是那些最适合于新环境的个体了。不用说，如果我们同斯宾塞、所有的拉马克派和达尔文本人一样，承认环境对物种的变化的影响，那么，中间形态的绝灭这个假定就更显得没有必要了。

动物的迁移和随之而来的群的隔离，对莫里茨·华格纳所指出的新的变种以及最终对新种的起源的重要性，是被达尔文本人所完全承认的。后来的研究只是更加强稠了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它们说明了一定的种所占的地区的广大（达尔文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对新变种的出现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怎样可以和由于当地的地质变化或地方障碍所造成的物种的各部分的分离结合起来。在这里不可能讨论这个广泛的问题，但是，用几句话便可说明这些力量的结合作用。大家知道，在一定的种中，有些部分常常喜欢一种新的食物。例如松鼠在落叶松林中的松毬缺乏时，便迁移到枞树林去，这样一种食物的变化就对松鼠的生理产生人所熟知的一些影响。如果这种习惯的变化不长（如果第二年落叶松林中的松毬又很丰富的话），那么，显然就不会由于这个原因而产生新的松鼠的变种。但是，如果松鼠所占据的广大地区有一部分开始有了自然变化——例如气候变得更温和或干燥（这两种情况都能使松林对落叶松林成比例地增长）——以及如果还产生了某些其他情况，也诱使松鼠住居到干燥地区的边缘，那么，我们就可看到新的变种，即一种新松鼠的始种，然而这决不能说是松鼠当中的绝灭。每年都有更大比例的新的、更能适应变化的松鼠生存下去，中间的环节则在时间的进程中死亡，而不是为马尔萨斯式的竞争者所饿死的。我们在中亚细亚广大地区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那儿从冰河时期起就开始逐渐干燥，因而使这一广阔的地区发生了巨大的自然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地质学家已经证明，现今的野马在第三纪后期和第四纪进化得很慢，但在这连续的两纪里，它们的祖先不是局限在地球上的某一个地区。它们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上到处漫游，过一个时期以后，它们大概回到它们以前在迁移的过程中所离开的草地。因此，如果我们目前在亚洲找不到现今的野马和它在第三纪以后的亚洲祖先之间的一切中间环节，这决不是说中间环节已经绝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绝灭。也许甚至在祖先的种之间也没有发生过特别高的死亡率：属于中间的变种和种的个体都是在通常的事物发展过程（时常是在食物丰富的情况下）中死去的，在地球上到处都埋有它们的遗骸。

总之，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再仔细地读一下达尔文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我们便知道，即使在谈到过渡的变种需要使用“绝灭”这个词时，那么，必须要按照它的比喻的意义来使用。至于“竞争”这个词，达尔文也是经常（例如在《论绝灭》这一节）把它当作一个形象比喻或者一种比喻说法来使用的，并没有同种的两部分之间为生活资料进行真正竞争的这个意思。无论如何，缺少中间形式的变种，决不是证明这种竞争的论据。

事实上，支持在动物的某一个种内存在着为了争取生活资料的激烈竞争的主要论点，用杰德士教授的话来说，都是从马尔萨斯那儿借用来的“算术的论证”。

但是，这个论证丝毫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很可以拿俄国东南部的许多村庄为例，那儿的居民有丰富的粮食，但没有任何的卫生设备；如果看到在过去八十年间那里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六十，而现在所有的人口仍是八十年前的人口，我们也许会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说，这儿的居民中间曾经有过一场可怕的竞争。但事实是，这儿的人口所以一年年地老是不增不减，原因很简单，是由于新生的婴儿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六个月就死了，有一半此后四年间就夭折了，在每一百个新生的孩子中，只有十七个左右能活到二十岁。新出生的人还未长大成为竞争者从前就死去了。显然，如果人类都是这样的话，那动物就更是这样了。在禽类中，鸟卵的遭到破坏简直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有几种动物在初夏时节竟把鸟卵当作主要食物，更不用说暴风雨和在美洲摧毁了千百万鸟巢的洪水，以及危害雏鸟生命的气候的突然变化了。每一次风暴、每一次洪水、老鼠每到鸟巢去一次和气候的每一次突然变化，都将夺去这些在理论上显得是那么可怕的竞争者的生命。

至于美洲的马和牛，新西兰的猪和兔，甚至从欧洲运入的野兽（它们在欧洲的数目的减少是由于人类而不是由于竞争），都在极迅速地增加着，这些事实似乎和生殖过剩的学说更是相反。如果马和牛能够在美洲那么迅速地繁殖，这就是干脆证明了：新大陆的水牛和其他的反刍动物在那个时候不论是多得怎样不计其数，它的食草动物还是远远少于它的草地所能供养的数目。如果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动物都找到了丰富的食物，并且没有使原来在草地上的动物遭受饥饿，那么，我们就更可只得出结论说：欧洲人在美洲遇到的是食草动物的不足而不是过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动物数目的不足，在整个世界上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很少数的暂时例外。在一定地区中的动物的实际数量，不是由该地区的最大食物供应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一年中条件最不好时的供应量决定的。因此，仅仅是这个原因，差不多就可以说竞争并不是通常的状态；而是由于还有其他的原因出现来把动物减少到甚至比那个低标准还要低的数目。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整个冬天都在外贝加里亚地区的草原上吃草的马和牛，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在冬末时节已是很瘦弱无力了。它们所以瘦弱无力，并不是由于它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在薄薄的雪层下到处都是丰富的饲草——而是由于很难从雪层下面把草弄出来，这种困难对所有的马来说，都是一样。此外，在初春时节也常有霜冻的日子，如果一连几天都是这种日子，马就更加衰疲了。倘使这时候再来一场暴风雪，使已经很瘦弱的马又有几天得不到食物，它们之中就要有大量的死亡。在春天的损失是这么严重，如果这一季节比往常更为严寒的话，那么，新生的马甚至还弥补不了它们所损失的——如果所有的马都很衰弱，而小马又是在母马较弱的情况下出生的，那就更不能弥补它们的损失了。因此，马和牛的数目永远是少于它们本来可能达到的数目；虽然终年都有可供五倍或十倍之多的动物食用的食物，然而它们的头数却增加得极为缓慢。但是，一当布利亚特牧人在草原上存储了一些秣草，在霜冻或大雪的日子撒在草原上，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的马群有所增加。几乎亚洲和美洲的所有野生食草动物和许多啮齿动物所处的环境基本上都是与此相同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们的数目不是由于竞争而减少的，在一年之中，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至于为食物而竞争，而它们所以从未达到接近于生殖过剩的数目，其原因在于气候而不在竞争。

自然遏制对生殖过剩的重要性，特别是它们对竞争这一假定的意义，好像从未为人们充分考虑过。这种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其中的某些遏制，是有人谈到过的，但它们的作用，就很少有人去详细研究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然遏制和竞争这两者的作用加以比较，我们必然立刻就承认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和前者相比。例如，贝茨先生提到过飞蚁在大移居时被消灭的惊人数目。被一场暴风刮到河里已死的和半死的费戈蚁（Myrmica sævissima）“堆成有一、两英寸高和同样宽的一条线，沿着水边继续不断地锦亘了若千英里”。亿万的蚂蚁在大自然中就是这样消灭的，而大自然本是能够供养百倍于现在实际存在的蚂蚁的。德国森林学家阿尔登博士写了一本关于危害我们森林的动物的很有趣的书，他在书中也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自然遏制的巨大重要性。他说，松蛾（Bombyx pini）在成群迁移时，倘使接连遇到暴风或寒冷和潮湿的天气，那么，它们被消灭的数目真是大得令人难以想象，1871年的春天，所有这些松蛾全都消失了，其原因大概是接连几个寒冷的夜晚把它们都冻死了。在欧洲的各个地区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关于各种昆虫的这种例子。阿尔登博士也谈到同松蛾为敌的鸟类，大量的松蛾的卵为狐狸所糟蹋，但是他说，周期性地危害松蛾的寄生菌，是比任何鸟类都更可怕得多的敌人，因为它们能一下子把很大一片地区上的松蛾全都消灭掉。至于各种的鼠类（Mussylvaticus、Arvicola arvalis和A. agrestis），这位作者列举了它们许许多多的敌人，但是他说：“鼠类最害怕的敌人不是其他的动物，而是几乎每一年都要发生的气候的突然变化。”下霜和温暖天气的轮流出现，消灭了数不清的鼠类；“单单一次突然的天气变化就能使成千只老鼠减少到只剩下很少的几只”。相反地，一个温暖的冬天或逐渐寒冷的冬天又将使它们以有威胁性的比例繁殖，尽管它们仍然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敌人。1876年和187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就鼠类来说，和气候比较起来，竞争就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关于松鼠也有同样结果的其他事例。

至于鸟类，大家都知道，气候的突然变化使它们受了多大的苦。像在西伯利亚一样，晚期的暴风雪毁灭了英国荒野上的许多鸟类；查尔斯·迪克生看见红松鸡在特别寒冷的冬天是那么遭受折磨，使它们只好成批地离开荒野，“我们那时听说过，真有人在设菲尔德的大街上捉到过它们，”他又说，“阴雨连绵的天气对它们差不多也是有致命危害的。”

另一方面，大多数的这种动物都不断遭受到传染病的感染，使它们大量死亡，以致即使繁殖迅速的动物在若干年内也不能弥补其损失。例如，大约六十年前，由于某些流行病的结果，使俄国东南部撒雷普塔附近的土拨鼠突然间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在这一带地方有若干年都再也看不到它们了。过了好多年以后，它们才又像从前那样的多起来。

相同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全都贬低人们所说的竞争的重要性。当然，也许有人可以用达尔文的话来回答说，尽管如此，但每一个有机的生物“在它一生的某个时期，或在一年的某个季节，以及在每一代或隔代之间，都必须为生存而竞争，并遭受巨大的损害”，而且在这种艰苦的生存竞争阶段，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但是，如果动物界的进化完全靠或甚至主要靠灾难时期中最适者生存的作用，如果自然选择只限于在特别干旱或气候突然变化或洪水时期中才发挥它的作用，那么，退化在动物界中就将成为一种通例了。像我们在缺少文明的国度中所看到的一样，那些在饥荒或严重的流行病（如霍乱、天花或白喉）中幸存未死的人，既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健康的或最聪明的。没有哪一种进步能以这些残存者为基础，尤其不能以残存者作为进步的甚础的原因是：所有的残存者在经过考验后，一般的健康都受到了损害，例如方才所说的外贝加里亚的马，或北极的海员和一个要塞的守军——他们半饥半饱地困守了几个月，结果健康受到了损害，以后会有高到不正常的死亡率。自然选择在灾难时期的唯一作用，是使最能忍耐各种匮乏的个体免于死亡。它在西伯利亚的马和牛中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们确实有忍耐性，在必要时可以吃北极桦。它们抵抗着寒冷和饥饿。但是，一匹欧洲马轻易就能负起的东西，这种西伯利亚的马却连一半也驮不动。西伯利亚的牛没有一只奶量达到一只泽西牛的一半那样多的，没有一个未开化国度的土人可同欧洲人相比。他们可能更能忍饥耐寒，但他们的体力远远不如一个营养良好的欧洲人，他们的知识的进步简直慢到令人绝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论述达尔文学说的出色文章中所说的：“恶是不能产生善的。”

十分可喜的是，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它在动物中只限于个别的时期才有，而自然选择也不需要它而另有更好的用武之地。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来消除竞争，便能创造更好的环境。在生存大竞争——花费最少的精力以取得生命的最大程度的充实和强度——中，自然选择正是在不断地寻找能尽量避免竞争的道路。蚂蚁结合成许多巢和族，它们储存食物，饲养牲畜——这样就避免了竞争，而自然选择就从蚂蚁的族中把最懂得如何避免竞争和它的必然恶果的挑选出来。大多数鸟类在冬天到来的时候都渐渐地移向南方，或者结成无数的群飞到遥远的地方——这样就避免了竞争。许多啮齿动物在难免发生竞争的时候便开始冬眠，而有些啮齿动物便储备食物风度寒冬，并且聚集在很大的群居地，以便在活动时能获得必要的保护。驯鹿在内陆的地衣干枯时便移居到海边。水牛越过辽阔的大陆去寻找丰富的食物。当海狸在一条河上繁殖过多的时候，它们便分成两部分，老海狸到河的下游，小海狸到河的上游——这样就避免了竞争。如果动物既不能冬眠，又不能移民储备食物或像蚂蚁那样自产它们的食物，那么，它们就照山雀的办法，也就是华莱士（见《达尔文学说》第5章）描写得那么动人的办法：它们乞灵于吃新的食物种类——这样，又避免了竞争。

“不要竞争！竞争永远是有害于物种的，你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避免竞争的办法！”这是自然的倾向，虽然不是永远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但它是永远存在的。这是丛山、密林、江河和海洋给我们的铭言。“所以，团结起来——实行互助吧！这是给个体和全体以最大的安全，给他们以生存、体力、智力、道德和进步的最有保征的最可靠办法。”这就是自然对我们的教导；那些在各自的纲中达到最高地位的动物就是这样作的。人类——最原始的人类——过去也是这样作的；正如我们在以后讨论人类社会中的互助的那几章中将要谈到的一样，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达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