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资讯相关的工作任务可由 AI 执行的比例。

3月5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发布研究报告，估计22种不同职业类别在大型语言模型下的“曝险程度”（exposure）。研究结果以雷达图呈现，其中“资讯与数学”（computer & math）曝险程度最高，理论上 94% 的工作任务可由 AI 代劳，实际上已有 33% 的任务受 AI 影响。

网上讨论随即炸开：程式设计师的末日似乎（又）要来了。

94%：資訊相關的工作任務可由 AI 執行的比例。

3月5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發布研究報告，估計22種不同職業類別在大型語言模型下的「曝險程度」（exposure）。研究結果以雷達圖呈現，其中「資訊與數學」（computer & math）曝險程度最高，理論上 94% 的工作任務可由 AI 代勞，實際上已有 33% 的任務受 AI 影響。

網上討論隨即炸開：程式設計師的末日似乎（又）要來了。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引发后者的报复，其中就包括扰乱重要的航运通道——荷姆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这里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的运输命脉，从这里，每天经过的船只将波斯湾产出的化石燃料输送到世界各地，或转化为电能点亮千家万户，驱动工厂开工；或者被制成化肥，保证农田产量；又或者成为成千上万车辆的燃料。而随着这一重要航路的中断，这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都不再确定。

尽管战前经由荷姆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中，只有约10%输往欧洲，但欧洲的真正脆弱性在于其对天然气进口的系统性依赖。由于大宗商品定价的全球化，任何地区性冲突都会引发全球市场的恐慌性抢购，从而直接推高欧盟的进口价格。

更棘手的是，在现行欧盟电力市场定价机制下，即便欧洲本土能源供应并未中断，电价仍然会被全球天然气市场所牵动。在会议前发给与会能源部长的一封信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强调，在中东爆发的冲突已经让欧盟在进口化石能源上多付出了60亿欧元（编按：此为3月中旬数据）。她在信中写道：「这就是我们对化石能源依赖的代价。」

近四年前的2022年9月，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以及随之带来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涨，冯德莱恩曾宣称：「我们要终结天然气价格对电力价格的决定性影响。」而在2026年3月11日公开讲话中，她只能再次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减少天然气对电价的影响。」四年时间，政策表述几乎未变，而危机却以不同形式再度上演。

在欧盟层面，冯德莱恩表示将会采取「有针对性且临时性的措施」来「处理能源冲击并保护我们的经济」。有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开始陆续出台纾困措施：葡萄牙下调了燃油税以缓解价格压力；希腊决定限制加油站利润空间；法国则宣布对农业和公路运输业等受冲击最深的行业提供补助。

面对几乎是重播回放的场景，这种近乎重复的表述，并非修辞贫乏，而是一种现实写照：欧洲的能源问题，从未真正获得解决。

危机再次回归：从「供应冲击」到「价格冲击」

2022年能源危机是一场典型的供应危机。当时欧盟将近一半的天然气经由管道从俄罗斯进口，一旦俄罗斯出于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而决定中断供给，欧洲立刻面临「断气」的现实风险。相较之下，2026年这场危机，更为隐蔽，也更难控制。

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迅速推高全球油气价格。欧洲虽然在实体供应上并未出现严重短缺，却不得不承受全球市场价格上涨的冲击。这种变化意味着，欧洲的脆弱性已经从「依赖单一供应国」，转向「暴露于全球市场波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9日提到荷姆兹海峡局势时警告，航运安全问题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并表示法国正考虑与欧洲及其他伙伴协调，组成「志愿者联盟」，来确保航行自由。但他也同时强调，这一举措只有在「冲突最激烈的阶段结束后」才会实施，防止法国被直接卷入冲突。

如果说外部冲击难以避免，那么欧洲内部的电价定价制度则放大了冲击的影响。欧盟统一电力市场采「边际定价机制」，电价由满足需求时最后接入电网的发电站成本决定，以此促进电能在成员国间自由流通。在需求高峰时，这一角色通常由灵活性较强的天然气电厂承担，使得天然气价格与电价形成强连动。

结果是，即便欧洲电力结构已经达到显著去碳化——2025年欧盟约48%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比2020年的37.4%显著提升，但天然气的价格仍然左右着电价水平。西班牙经济学家、能源专家法布拉（Natalia Fabra）直言：「我们什么都没学到。欧盟文件里写满了（天然气价格和电价）要『脱钩』，但成员国没有真正执行。」她的批评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制度改革滞后于能源转型。

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电力中约三分之二来自非化石能源（含核能），价格却依然被化石能源「绑架」。在德国和义大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2026年3月，电价分别达到每兆瓦时约100欧元和136欧元，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明显更低。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能源结构与政策选择的直接结果。

「去俄罗斯」之后：新的依赖与新的风险

欧洲并非没有行动。自2022年以来，欧盟大幅削减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且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俄罗斯天然气在欧盟天然气进口的占比已从45%降至约13%，这一转变堪称历史性。

问题在于，这数字背后并非是「摆脱依赖」，而是「重新分配依赖」。如今，美国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方之一，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挪威、阿尔及利亚等国也成为关键供应来源。这种多元化确实降低了单一风险，却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专家卡达斯（Szymon Kardas）指出，欧洲「只是用一种依赖替代了另一种依赖」，在这种结构下，每一次地缘政治冲击都会迅速传导至欧洲经济。

新的依赖带来了新的战略风险。美国驻欧盟大使普兹德（Andrew Puzder）近期公开提出要求：欧洲议会必须尽快批准去年夏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冯德莱恩达成的贸易协议，否则不会为欧洲购买美国天然气提供优惠。根据该协议，欧盟承诺在未来数年内采购约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此前对欧盟加征的关税违法，但美方仍利用欧洲在能源危机中的弱势地位，以贸易协议作为筹码，强推采购承诺。（注：截至发稿时，欧洲议会已经通过美欧贸易协定）

更重要的是，液化天然气的成本显著高于管道气。运输、液化和再气化的成本，使得欧洲能源价格长期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一结构性劣势正在侵蚀欧洲工业竞争力。德国的情况尤为典型。作为欧洲最大工业国，其能源密集型产业长期依赖廉价能源。在当前高价环境下，政府每年需要投入约310亿欧元用于支持企业能源成本，这一规模接近2022年危机时期水平。

难以达成的欧盟能源三角：价格低廉、减碳、不对俄罗斯依赖

面对新一轮危机，欧盟内部的裂痕迅速显现。义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公开呼吁「紧急暂停碳市场（ETS）」，认为碳排放交易体系「人为抬高电价」。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立场。

长期在对俄政策上持相对温和立场的匈牙利则更进一步主张恢复获取俄罗斯的能源。比利时首相德韦弗（Bart De Wever）也在能源危机背景之下做出类似表态，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应「重新正常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以重新获得廉价能源。

但在俄罗斯仍于乌克兰作战的背景下，重新恢复能源联系隐含着高度不确定的战略风险。德国能源部长赖歇（Katherina Reiche）明确表示：「重新从俄罗斯获取天然气，意味着回到一种完全不安全的状态，等同于支持一个发动战争的政权。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冯德莱恩也指出，恢复俄罗斯能源供应是「战略错误」，因为任何能源交易都可能转化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资源与能力。

此外，欧盟委员会表示愿意在短期内适度调整碳配额机制，但仍拒绝因应能源危机而放弃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是欧盟实现气候目标的核心制度之一。该体系通过设定「排放总量上限」并允许企业之间「交易」排放配额，将碳成本内生化到电力与工业生产之中，在价格层面激励企业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投资可再生能源与低碳技术。一旦这一机制在政治压力下被削弱甚至暂停，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动摇欧洲能源转型的制度基础，使资源本就匮乏的欧洲大陆重新滑向对外部化石能源的依赖，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这使欧盟陷入一个难以同时满足的「能源三角困局」：一方面，企业与居民需要可负担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欧盟必须推进减碳目标；与此同时，一些成员国则坚持在能源上彻底与俄罗斯脱钩。这三重目标之间的张力，正成为欧洲能源政策最难解的核心矛盾。

转型困境：核能争议与可再生能源的局限

在长期路径上，欧洲仍寄望于能源转型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可再生能源中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太阳能发电）在一天和一年范围内都有一定的间歇性，难以完全替代天然气在电力调峰中的作用。在缺乏大规模储能和跨国电网协同的情况下，天然气仍然是「系统稳定器」。

与此同时，核能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冯德莱恩3月10日于法国巴黎举行的核能峰会上直言，欧洲削减对核能的投入是「一个战略错误」。但核电无论建造的周期还是技术储备都需要长期投入，哪怕是最微小的政策转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决定停止核电，并于2023年关停了最后一座核电站。在大规模建设可再生能源后，德国不得不保留大量的天然气发电厂，而面对此次的天然气价格危机，德国不排除将会扩展煤电的使用，但对核能的态度依然坚决。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德国退出核能的决定「不可逆转」。

在莱茵河对岸的法国一直积极推动核电，但马克龙早在2022年明确提出要继续修建核电，至今依旧都未有项目开工，足见此类工程的周期之长。

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之外，欧洲还试图通过将能源消费电力化，从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交通领域。来自智库Ember的能源分析师罗斯维（Chris Rosslowe）在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表示，「在欧洲，石油消费最大的领域就是交通。发展电动汽车因此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唯一能在这次以及未来石油危机中保护欧洲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开展电气化。」

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引發後者的報復，其中就包括擾亂重要的航運通道——荷姆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這裡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供應的運輸命脈，從這裡，每天經過的船隻將波斯灣產出的化石燃料輸送到世界各地，或轉化為電能點亮千家萬戶，驅動工廠開工；或者被製成化肥，保證農田產量；又或者成為成千上萬車輛的燃料。而隨著這一重要航路的中斷，這一切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情，都不再確定。

儘管戰前經由荷姆茲海峽運輸的液化天然氣中，只有約10%輸往歐洲，但歐洲的真正脆弱性在於其對天然氣進口的系統性依賴。由於大宗商品定價的全球化，任何地區性衝突都會引發全球市場的恐慌性搶購，從而直接推高歐盟的進口價格。

更棘手的是，在現行歐盟電力市場定價機制下，即便歐洲本土能源供應並未中斷，電價仍然會被全球天然氣市場所牽動。在會議前發給與會能源部長的一封信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強調，在中東爆發的衝突已經讓歐盟在進口化石能源上多付出了60億歐元（編按：此為3月中旬數據）。她在信中寫道：「這就是我們對化石能源依賴的代價。」

近四年前的2022年9月，隨著俄烏戰爭持續，以及隨之帶來的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上漲，馮德萊恩曾宣稱：「我們要終結天然氣價格對電力價格的決定性影響。」而在2026年3月11日公開講話中，她只能再次強調：「至關重要的是減少天然氣對電價的影響。」四年時間，政策表述幾乎未變，而危機卻以不同形式再度上演。

在歐盟層面，馮德萊恩表示將會採取「有針對性且臨時性的措施」來「處理能源衝擊並保護我們的經濟」。有一些歐盟國家已經開始陸續出台紓困措施：葡萄牙下調了燃油稅以緩解價格壓力；希臘決定限制加油站利潤空間；法國則宣佈對農業和公路運輸業等受衝擊最深的行業提供補助。

面對幾乎是重播回放的場景，這種近乎重複的表述，並非修辭貧乏，而是一種現實寫照：歐洲的能源問題，從未真正獲得解決。

危機再次回歸：從「供應衝擊」到「價格衝擊」

2022年能源危機是一場典型的供應危機。當時歐盟將近一半的天然氣經由管道從俄羅斯進口，一旦俄羅斯出於歐盟對烏克蘭的援助而決定中斷供給，歐洲立刻面臨「斷氣」的現實風險。相較之下，2026年這場危機，更為隱蔽，也更難控制。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迅速推高全球油氣價格。歐洲雖然在實體供應上並未出現嚴重短缺，卻不得不承受全球市場價格上漲的衝擊。這種變化意味著，歐洲的脆弱性已經從「依賴單一供應國」，轉向「暴露於全球市場波動」。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3月9日提到荷姆茲海峽局勢時警告，航運安全問題可能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並表示法國正考慮與歐洲及其他夥伴協調，組成「志願者聯盟」，來確保航行自由。但他也同時強調，這一舉措只有在「衝突最激烈的階段結束後」才會實施，防止法國被直接捲入衝突。

如果說外部衝擊難以避免，那麼歐洲內部的電價定價制度則放大了衝擊的影響。歐盟統一電力市場採「邊際定價機制」，電價由滿足需求時最後接入電網的發電站成本決定，以此促進電能在成員國間自由流通。在需求高峰時，這一角色通常由靈活性較強的天然氣電廠承擔，使得天然氣價格與電價形成強連動。

結果是，即便歐洲電力結構已經達到顯著去碳化——2025年歐盟約48%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比2020年的37.4%顯著提升，但天然氣的價格仍然左右著電價水平。西班牙經濟學家、能源專家法布拉（Natalia Fabra）直言：「我們什麼都沒學到。歐盟文件裡寫滿了（天然氣價格和電價）要『脫鈎』，但成員國沒有真正執行。」她的批評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制度改革滯後於能源轉型。

數據顯示，2025年歐盟電力中約三分之二來自非化石能源（含核能），價格卻依然被化石能源「綁架」。在德國和義大利，這種現象尤為明顯——2026年3月，電價分別達到每兆瓦時約100歐元和136歐元，而法國和西班牙則明顯更低。這種差異並非偶然，而是能源結構與政策選擇的直接結果。

「去俄羅斯」之後：新的依賴與新的風險

歐洲並非沒有行動。自2022年以來，歐盟大幅削減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並且推動能源來源多元化。俄羅斯天然氣在歐盟天然氣進口的佔比已從45%降至約13%，這一轉變堪稱歷史性。

問題在於，這數字背後並非是「擺脫依賴」，而是「重新分配依賴」。如今，美國已成為歐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氣供應方之一，佔比超過四分之一；挪威、阿爾及利亞等國也成為關鍵供應來源。這種多元化確實降低了單一風險，卻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專家卡達斯（Szymon Kardas）指出，歐洲「只是用一種依賴替代了另一種依賴」，在這種結構下，每一次地緣政治衝擊都會迅速傳導至歐洲經濟。

新的依賴帶來了新的戰略風險。美國駐歐盟大使普茲德（Andrew Puzder）近期公開提出要求：歐洲議會必須盡快批准去年夏季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馮德萊恩達成的貿易協議，否則不會為歐洲購買美國天然氣提供優惠。根據該協議，歐盟承諾在未來數年內採購約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儘管美國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此前對歐盟加徵的關稅違法，但美方仍利用歐洲在能源危機中的弱勢地位，以貿易協議作為籌碼，強推採購承諾。（注：截至發稿時，歐洲議會已經通過美歐貿易協定）

更重要的是，液化天然氣的成本顯著高於管道氣。運輸、液化和再氣化的成本，使得歐洲能源價格長期高於其他主要經濟體。這一結構性劣勢正在侵蝕歐洲工業競爭力。德國的情況尤為典型。作為歐洲最大工業國，其能源密集型產業長期依賴廉價能源。在當前高價環境下，政府每年需要投入約310億歐元用於支持企業能源成本，這一規模接近2022年危機時期水平。

難以達成的歐盟能源三角：價格低廉、減碳、不對俄羅斯依賴

面對新一輪危機，歐盟內部的裂痕迅速顯現。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公開呼籲「緊急暫停碳市場（ETS）」，認為碳排放交易體系「人為抬高電價」。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也表達了類似立場。

長期在對俄政策上持相對溫和立場的匈牙利則更進一步主張恢復獲取俄羅斯的能源。比利時首相德韋弗（Bart De Wever）也在能源危機背景之下做出類似表態，他在接受採訪時提出，應「重新正常化與俄羅斯的關係」，以重新獲得廉價能源。

但在俄羅斯仍於烏克蘭作戰的背景下，重新恢復能源聯繫隱含著高度不確定的戰略風險。德國能源部長賴歇（Katherina Reiche）明確表示：「重新從俄羅斯獲取天然氣，意味著回到一種完全不安全的狀態，等同於支持一個發動戰爭的政權。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馮德萊恩也指出，恢復俄羅斯能源供應是「戰略錯誤」，因為任何能源交易都可能轉化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資源與能力。

此外，歐盟委員會表示願意在短期內適度調整碳配額機制，但仍拒絕因應能源危機而放棄其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長期目標。碳排放交易體系（ETS）是歐盟實現氣候目標的核心制度之一。該體系通過設定「排放總量上限」並允許企業之間「交易」排放配額，將碳成本內生化到電力與工業生產之中，在價格層面激勵企業減少化石能源使用、投資可再生能源與低碳技術。一旦這一機制在政治壓力下被削弱甚至暫停，短期內或許能夠緩解能源價格壓力，但從中長期來看，則可能動搖歐洲能源轉型的制度基礎，使資源本就匱乏的歐洲大陸重新滑向對外部化石能源的依賴，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這使歐盟陷入一個難以同時滿足的「能源三角困局」：一方面，企業與居民需要可負擔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歐盟必須推進減碳目標；與此同時，一些成員國則堅持在能源上徹底與俄羅斯脫鈎。這三重目標之間的張力，正成為歐洲能源政策最難解的核心矛盾。

轉型困境：核能爭議與可再生能源的侷限

在長期路徑上，歐洲仍寄望於能源轉型來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可再生能源中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太陽能發電）在一天和一年範圍內都有一定的間歇性，難以完全替代天然氣在電力調峰中的作用。在缺乏大規模儲能和跨國電網協同的情況下，天然氣仍然是「系統穩定器」。

與此同時，核能問題再次成為爭議焦點。馮德萊恩3月10日於法國巴黎舉行的核能峰會上直言，歐洲削減對核能的投入是「一個戰略錯誤」。但核電無論建造的週期還是技術儲備都需要長期投入，哪怕是最微小的政策轉向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德國在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決定停止核電，並於2023年關停了最後一座核電站。在大規模建設可再生能源後，德國不得不保留大量的天然氣發電廠，而面對此次的天然氣價格危機，德國不排除將會擴展煤電的使用，但對核能的態度依然堅決。德國總理默茨明確表示，德國退出核能的決定「不可逆轉」。

在萊茵河對岸的法國一直積極推動核電，但馬克龍早在2022年明確提出要繼續修建核電，至今依舊都未有項目開工，足見此類工程的週期之長。

在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之外，歐洲還試圖通過將能源消費電力化，從而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交通領域。來自智庫Ember的能源分析師羅斯維（Chris Rosslowe）在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採訪時表示，「在歐洲，石油消費最大的領域就是交通。發展電動汽車因此非常重要」。在他看來，「唯一能在這次以及未來石油危機中保護歐洲的解決方案，就是在發展清潔能源的同時開展電氣化。」

美伊各說各話：特朗普揚言佔島，伊朗批無誠意

同時，特朗普還揚言「奪走伊朗的石油」，並考慮派兵佔領伊朗九成石油出口的樞紐：哈格島（Kharg Island）。美軍3月上旬已對該島的水雷儲存及導彈掩體等軍事設施發動大規模空襲。《Axios》更引述白宮消息人士稱，美方有意見認為應該繼續削弱伊朗實力，「然後佔領該島，用以當成談判籌碼」。

面對地面入侵傳言，伊朗國會議長加利巴夫（Mohammad-Bagher Ghalibaf）在社群發文斥責美方沒有誠意，「公開發出談判信號，私下卻秘密策劃地面入侵」，他並聲稱伊朗部隊已準備全力應對。

一個月來，戰事導致中東地區傷亡人數持續上升。關注伊朗人權的組織HRANA統計，截至3月29日，伊朗境內因空襲死亡人數約3,461人，包括1,700多名平民；紅十字會國際聯合會報告則紀錄至少1,900人死亡、2萬人受傷。美軍方面確認有13名士兵陣亡，逾300人受傷。黎巴嫩有至少1,189人在以色列空襲中死亡；伊拉克亦有至少100人罹難，包含民兵組織成員成員。以色列本土有19人因伊朗導彈攻擊死亡。另外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有10人死於空襲，卡塔爾、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敘利亞與巴勒斯坦西岸地區皆有個位數死亡。

海灣能源設施遭連番攻擊

鑑於情勢遲未降溫，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及埃及四國外長29日與30日在伊斯蘭馬巴德會談。巴基斯坦宣布，準備好在近期調停，敦促美伊直接對話。巴基斯坦也與伊朗達成協議，同意此後每日每日放行2艘懸掛巴基斯坦國旗的油輪通過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總數為20艘。

然而，過去10天來，伊朗攻擊目標進一步擴大，持續破壞海灣各國的民用及能源基礎設施。

科威特首當其衝。早在3月20日，伊朗無人機兩度攻擊科威特最大煉油廠米納艾哈邁迪（Mina al-Ahmadi）導致廠內多處起火，該廠日產量達73萬桶油。3月30日，伊朗又攻擊科威特一座發電及海水淡化廠，導致一名印度籍工人罹難。科威特約九成飲用水依賴淡化廠供應，此類設施受損恐將直接威脅民生用水。

卡塔爾的拉斯拉凡（Ras Laffan）工業城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LNG）出口地，在19日遭到伊朗導彈連番打擊，卡塔爾損失約17%的LNG產能，預計要花3至5年才能完全修復損壞設施。沙特國營的阿美公司（Aramco）旗下多座煉油廠同樣遭無人機攻擊；阿聯酋亦被迫關閉部分天然氣生產設施。

3月29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宣稱對阿聯及巴林的鋁業設施發動攻擊，至少8人受傷，估算約影響全球4%至9％的鋁材產量。

胡塞武裝加入戰局，紅海危機陰影再現

能源危機持續之際，阿拉伯半島另一頭的紅海也不平靜。3月28日，也門（葉門）親伊朗胡塞武裝（The Houthis）首次加入這場戰局，以彈道導彈攻擊以色列南部軍事設施。胡塞軍事發言人薩里（Yahya Saree）揚言攻擊將持續，直至「所有抵抗陣線上的侵略行動停止」。以色列確認已成功攔截，以色列國防軍（IDF）發言人德夫林（Effie Defrin）表示：「我們已準備應對多線戰爭」。

胡塞武裝開火，令外界擔憂紅海航運是否將再次受阻。《美聯社》報導，自荷莫茲海峽遭伊朗有效封鎖以來，沙特已被迫將每日數百萬桶原油改道也門附近的曼德海峽（Bab el-Mandeb）輸出。這條寬約32公里的海峽承載全球約四分之一的貨櫃船以及國際貿易約12%的運量。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也門分析師納吉（Ahmed Nagi）警告：「（胡塞的攻擊）影響遠不局限於能源市場。」

自2023年10月加沙戰事爆發以來，胡塞武裝長期攻擊往來紅海船隻，造成歐亞航線成本大增，直到2025年11月胡塞武裝才因以色列與哈馬斯停火協議而宣布停止攻擊。一旦紅海航運再度受阻，歐洲所受衝擊將尤為明顯。美聯社指出，歐盟27國仰賴天然氣維持工業生產、發電及冬季供暖，LNG主要即是透過紅海運輸。

與此同時，國際能源署（IEA）指出，荷莫茲海峽封鎖已經造成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石油供應衝擊。布蘭特原油3月累計漲幅已逾50%；3月30日亞洲早市，布蘭特原油期貨一度飆升3%至每桶116美元以上。摩根大通（JPMorgan）警告，亞洲作為中東石油的首要接收地，將率先感受到庫存耗盡的壓力，非洲及歐洲預計自4月起面臨更大衝擊。

黎巴嫩戰場逾千死，3名記者喪命

同樣捲入戰事的黎巴嫩，因為真主黨與以色列的交火而傷亡慘重。根據黎巴嫩衛生部截至3月28日的統計，以色列空襲已造成至少1,142人死亡，包括至少121名兒童；另有3,315人受傷。以色列國防軍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Rafi Milo）於26日表示，以方共擊斃逾750名真主黨武裝人員，地面行動正持續推進「緩衝區」範圍。

但以色列3月28日發動的一起空襲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譴責。黎巴嫩一條公路上，一輛清晰標示「PRESS」（媒體）字樣的採訪車遭到以色列精準打擊，3名黎巴嫩記者當場罹難。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調查後確認記者們的身份。以軍承認發動了這次空襲，但指控其中一人是真主黨情報人員，但以方未提供任何佐證。黎巴嫩總統奧恩（Joseph Aoun）形容此案「公然違反所有國際法」，並宣布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申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