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危机与罗姆人：被遗忘的风险群体
2020-04-05T08:22:09.806Z
（德国之声中文网）老年人、病人、医护人员--他们是冠状病毒危机中风险最大的群体。然而，在欧洲，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风险群体，公众对之鲜少关注：超过百万的贫穷罗姆人。对他们当中尤其是生活在东欧、中欧地区的很多人而言，很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卫生及人道灾难。
他们中间，多数人生存条件恶劣，通常没有卫生设备。此外，很多人目前还无法继续从事其非正式职业：例如，捡破烂、食品、日用品或花卉的路边交易。
罗姆人组织发出警报
然而，问题并不仅这一个。除本就普遍存在的反茨冈人主义外，很多罗姆人还被打上特殊的标签。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在一般的限制手段外，还对罗姆人定居点增加了管制措施，对其实施封闭，或动用警察予以隔离。
为此，在欧洲的罗姆人组织发出了警报。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担心，"中欧、东南欧的极右翼的和民族主义的政客们利用当前的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将其种族主义的立场作为政府行动而合法化并予以贯彻"。
尤其危险：贫困定居点
罗姆人是欧洲最大的少数族群，约有1000万至1200万人，其中近一半生活在７个中欧及东南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欧洲一些最不堪的贫民区也在那里。
这些贫民区的一大共同点是，人们居住空间极小，很多家庭常常是三、四代人挤住在一室或二室住宅里。除了在马路上的少数几个公用水龙头外，大多数定居点内没有自来水、没有排污系统。对COVID-19新冠肺炎一类疾病的传播来说，这正是理想条件。
尽管在所有中欧、东南欧国家贫民区的罗姆人的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状况广为人知，面临当前的新冠病毒危机，任何地方却都没有中央措施，预防发生新冠病毒的快速、广泛传播。
亟需制定社会计划
在斯洛伐克，新上台的右翼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却采用了不恰当的行动方式。本周，政府总理莫托维奇（Igor Matovič）宣布，从本周五起，在首批33个定居点对罗姆人，尤其是对他们当中新近从境外返回的人，作新冠病毒检测。检测由军人看管，由军医主持。根据检测结果，或者将个别居民送入政府开设的隔离点，或者隔离整个定居点。
本周遭解职的今年２月落选的斯洛伐克政府罗姆人事务专员；罗瓦斯（Ábel Ravasz）通过媒体对此提出严厉抨击。他指出，动用军队本身就是对罗姆人的一种歧视，而不是让他们感觉到国家是自己的伙伴。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若干较大规模的罗姆人定居点被警方和宪兵队封锁，原因是，这些天，众多居民从境外返回，其中一些人明显违反了隔离规定。在此类军警措施外，贫穷而尤其受到威胁的罗姆人只在例外情况下才会得到国家的特殊帮助。
在匈牙利，尤其是在该国东部地区，很多罗姆人生活在赤贫条件下。该国罗姆人议会主席、罗姆活动人士霍瓦特（Aladár Horváth）要求为这些定居点住民制定一份专项社会计划。他致函政府和国家总统，提出一项帮助贫穷罗姆人的《九点危机管理计划》。他在信函中写道："在这些隔离住区，居民们没有余钱、没有储备，没有医疗服务，父母们担心，不再有食品给孩子。"迄今，他未收到任何回复。
相关图集：被遗忘的悲剧：对辛提和罗姆人的大屠杀
军中清洗：1941年，德军最高统帅部指示，出于“种族政治理由”，“从现役部队开除罗姆人及罗姆混血军人”。朗姆佩特（Alfons Lampert）和妻子埃尔泽（Else）被送往奥斯威辛，后来双双死亡。
种族研究对象：护士贾斯廷（Eva Justin）学习罗姆语，以获得这个少数民族人士的信任。她随种族研究专家利特尔（Robert Ritter）走遍全国各地，测量相关人群，以求精准登记所有“罗姆人”和“罗姆混血人”。这一调查是民族大屠杀的基础。
遭囚禁、被剥夺权利：像此图所示德国西南地区的拉文斯堡（Ravensburg）一样，在1930年代末，辛提和罗姆家庭在德国很多地方被强迫集中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营地里，四周围着铁丝网。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居住地。所有人都被强制劳动，很多人被强行作结扎手术。
公开遭驱遣：1940年5月，德国西南部阿斯佩格（Asperg）大街上的辛提和罗姆家庭排列而行。他们被送往当地火车站，然后从那里直接被送至被占领的波兰。对其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死亡之旅。他们以后死在了劳动营和犹太隔离区。
从教室直送奥斯威辛：克林（Karl Kling）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小学上学时全班摄于1930年代末期的一张照片上。1943年春季，他在课堂上被人带走，直接送往奥斯威辛—比尔肯瑙（Auschwitz-Birkenau）的“辛提罗姆人营地”。幸存者报告说，还在被遣送前，他们在学校就遭排斥，有时已不允许上课。
一名市长的责任：1942年，赫尔伯尔茨海姆（Herbolzheim）市长申请“带走”辛提人施宾德勒（Spindler）全家。一家16口人被送往奥斯威辛。只有两人存活。60年后，时任市长席林（Ernst Schilling）将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众。从那时起，该市每年举行仪式，悼念罹难者。
谋杀和迫害遍及全欧洲：纳粹德国的统治魔爪所到之处，少数族群都受到迫害。辛提和罗姆人在所谓的“吉普赛人营地”、犹太人在华沙的隔离区被圈禁，被送入“灭绝营”杀害。
解放姗姗来迟：当红军于1945年1月27日抵达奥斯威辛时，也看到了被囚禁的儿童。对辛提和罗姆人来说，解放者来得太晚了。还在1944年８月3日夜里，营地头目就驱赶“吉普赛人营地”剩下的囚徒进入毒气室。
出于种族主义理由迫害：从集中营获解放后，盟军或德国有关当局给幸存者们出具受种族主义迫害和集中营囚徒身份证明。后来，很多人却被指责，他们当时只是因为犯有刑事罪而受到追究的。他们申请赔偿的要求遭拒。赖因哈德（Hildegard Reinhardt）在奥斯威辛失去了3个幼女。
绝食抗议：1980年代初期，辛提和罗姆人的代表不得不孤注一掷。在前达豪集中营地内，集中营的幸存者们举行绝食抗议活动，抗议对辛提和罗姆人的刑事化，要求承认他们曾遭受纳粹的迫害。1982年，联邦政府总理斯密特正式认定，辛提和罗姆人是种族大屠杀的牺牲品。
柏林的纪念地：2012年，在联邦议院大厦近旁的柏林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建起了纪念纳粹时代被杀害的辛提和罗姆人纪念地。尤其在世界辛提和罗姆人日，相关组织呼吁开展拒绝反茨冈主义的斗争。直到今天，这个少数族群的很多人在德国和全欧洲依然还感受到多数社会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