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IN日本】因夏目漱石而结缘杭州的“丹治文库”
《漱石の思ひ出》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
二年前，我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委托，开始着手翻译《漱石の思ひ出》。这是一本由夏目漱石的夫人、夏目镜子口述，长女婿松冈让负责笔录整理而成的夏目漱石回忆录，是这位著名的文豪之妻，在晚年时对逝去的丈夫漱石的点滴回忆。书的中文译名为《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从镜子与漱石两人第一次见面相亲、到漱石因病去世，按时间顺序共分为六十四个章节，记录了两人婚后二十年的家庭生活。
在翻译这本回忆录之前，大文豪夏目漱石在我心目中一直有如神一般的存在。而通过翻译这部超过20万字的回忆录，漱石先生其人，在我心目中开始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亲切而有温度。这样的夏目漱石更令我心生尊敬，令我渴望对其作品与人生趣事想要了解更多。我因此很想加入到某个与夏目漱石相关的读书会---以我对日本的了解，我相信在日本各地一定有类似的读书会。
大约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指引，我果然很快就在网上找到了“京都漱石会”，当即难掩激动地给该会发起人、茶道家丹治伊津子女史写了一封申请入会的邮件。邮件里除了自我介绍，还认真说明了我想入会的理由。不过，邮件发出去之后，我内心有过一阵子的不安：没有任何可信的中间人的介绍和推荐，我这样冒冒失失地就写邮件，会不会被拒绝呢？又或者邮件有如石沉大海无人理会？毕竟现在网络上骗子也很多，对方不回复不理睬也是情理当中。
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了丹治伊津子女史的回信。不仅热情欢迎我入会，还在信里写：“漱石先生非常喜欢中国，生前倾倒于中国文化，为此你加入漱石会更具意义，经商讨决定，免除你的入会费。”
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日本这么多年，经常会因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受到特别照顾。记得有一年去鸟取县的“水木茂纪念馆”时也是，购买入场券时，听说我是中国人，莫名其妙地坚决只肯收半价，说“这是水木先生希望的！要对中国人好一点。”回想多年的日本生活，我常常会因为这些点滴小事，而被日本人感动到。
那次我不仅很快收到了回信，还同时收到了丹治伊津子女史的研究著作《夏目漱石的京都》以及“京都漱石会”的会报。《夏目漱石的京都》一书，封面采用了漱石先生所喜爱的琳派画家・酒井抱一“夏秋草图屏风”。伊津子女史在信里告诉我，这本书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均有收藏。
伊津子女史在她的漱石研究著作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漱石与京都的种种渊源，还收录了漱石的“京都日记”。这对于漱石文学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资料。在拜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从心里期待有一天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也能收藏这本书。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二年之后，中国的浙江大学要为伊津子女史和她的先生丹治昭义教授成立一个“丹治文库”，专门用来收藏丹治家的私人藏书。
这其中的缘由，要追溯到2018年底。
2018年的圣诞节前夕，伊津子女史在Line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告诉我说，她的先生、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佛教学者丹治昭义教授，想将自己毕生收藏的佛教研究书籍捐赠给需要的相关机构，因日本国内相关的机构空间不足，所以来问我中国是否有相关的机构能够接受？
我当即将伊津子女史的这条line短信翻译成中文转发去了中国的微信朋友圈。并很快收到了多条回复。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多所名校老师都迅速私信给我，表示非常希望能认领这批藏书。老教授的毕生藏书如此受关注，令人倍感欣慰。但希望接受捐赠的大学一下子出现好几家，这反倒让我犹豫起来：我想自己应该替丹治教授好好挑选一下，不辜负两位老人家的信任才对。
后来，在历史作家张明杨老师和澎拜新闻总监黄晓峰老师的推荐下，我和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浙大佛教中心”）的负责人何欢欢教授取得了联系，并初步达成藏书捐赠协议。
浙大佛教中心的何欢欢教授是一位极为年轻温婉的江南女子，北京大学毕业的才女，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学、印度哲学。欢欢教授不仅精通英文、日文与梵文，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欢欢教授来过日本多次，并前后共有六年时间都在东京大学做佛学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齐藤明教授。因此对日本的佛学研究界极为熟悉，多年前便久仰丹治昭义教授高名。只是因为丹治教授从来深居简出，无缘会晤。因此，这次因书籍捐赠取得联系，自然喜出望外，很快便给丹治教授和夫人写了一封日文长信，信中对丹治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大乘佛教与中观思想研究表达了内心的敬意，又详细介绍了她所负责的浙大佛教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在籍人员状况，热情邀请丹治教授夫妇前往浙江大学考察。并在信中表示：将为丹治教授所捐赠的藏书建立“丹治文库”以便妥善保存。
丹治教授和夫人伊津子女史收到欢欢教授的第一封来信时，是在2018年年底。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商讨书籍捐赠的相关事宜，并计划在2019年5月黄金周前后，邀请丹治教授和夫人伊津子女史前往杭州，为浙大佛教中心的“丹治文库”举办一个捐赠仪式。
但没想到我们的计划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中国政府的出版物审查。中国原本就对于海外引进的出版物审查严格，尤其宗教相关的书籍，必须上报北京相关部门，获得特别许可才能引进。面对来自政府的严格审查制度，原定2019年5月前往杭州的计划完全搁浅。因为在没有拿到中国政府的许可之前，国际货运公司根本无法制定船期，当然也无法装船。为此，几乎有好几个月时间，捐赠计划都毫无进展。前往杭州的日程也变得遥遥无期。我现在还记得去年初夏，伊津子女史给我打来电话时，声音里所流露的担忧和不安：当时丹治教授已经将几千册藏书全部整理出来，堆放在廊下与玄关处，以方便上门取书的货运公司可以随时搬走。可是货运公司的人迟迟不来。而京都的梅雨季节马上快到了，那么多宝贵的藏书，若受潮了可怎么办？
最后，还是欢欢教授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将丹治教授的藏书从京都搬运到东京所租赁的仓库，一旦拿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就马上制定船期装船运至杭州。正好这年暑假的时候，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有13名师生赴日本学术考察兼夏令营研学，在欢欢教授的委托下，由日本籍博士后堀内俊郎先生带队，浙大的几位男生在到达京都之后，利用自由时间，前往丹治教授家中给书籍捆包，并搬运到邮局寄往东京的仓库。三千多册藏书，浙大的男生们靠着一双手，花了二三天时间才全部搬运完。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一段等待……。
今年6月11日，我终于在“微信”收到欢欢教授发来的消息：
“到啦！”
短短两个字，透出无尽的欣喜。从2018年年底到2020年6月，历时一年半之后，丹治教授的赠书，终于在历经各种繁琐的手续之后，长途跋涉，从京都到达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收到赠书之后，迅速制定了“日本佛学赠书验收加工规则”，从如何按顺序贴条码、藏书盖章应该在什么位置、破损书籍应该如何修复，全都极为专业地拟定了详细的规则。一批来自日本京都的私人藏书，在中国杭州得到如此细心的照顾。对于藏书的原主人---丹治教授夫妇来说，恐怕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了。
日本佛教源于中国，而杭州自古又是中国佛教的中心胜地。丹治教授的毕生佛学藏书，能从此保存在位于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这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而带来这份机缘的缘起物，是夏目漱石的回忆录。神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天地宇宙之间，或许真的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令人不由得虔诚合掌，心生感恩。
“丹治文库”将在今年秋或明年春在浙江大学宣告成立。祈愿疫情早日退散，丹治教授和夫人伊津子女史届时能如约前往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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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唐辛子／旅日作家、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