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诞生60年 “神药”推动性解放
2020-08-19T13:42:43.626Z
（德国之声中文网）药片虽小，然而作用巨大。1960年8月18日第一批避孕药在美国上市时，曾经轰动一时。一年后，避孕药在西德上市，又过了四年之后，前东德也有了避孕药。制药工业最初是将其作为作为一种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物，而且仅适用于已婚妇女。仅在包装盒内服用说明的末尾标明其最重要的功能：也可以防止受孕。字体很小，小得很容易被忽略。
避孕药的另一个"副作用"远远超出了其医学作用，也就是它所带来的社会爆炸力。从长远来看，这种新的避孕方法第一次使性生活与繁衍后代分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欢女乐。这种药比此前的任何辅助避孕手段都更简单和更可靠。它使妇女新有了一种可以掌控自己身体的能力，使她们能够更独立地享受性生活，而且彻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
作家和女权活动家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在第二德国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当年，人们对意外怀孕的担忧伴随着整个性生活。
施瓦泽说，对于一位有责任心的妇女来说，在这方面她会非常谨慎。 "人们都知道堕胎本是不允许的，而且也听说过有关妇女因大出血而死的传言。"因此，即便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仅因害怕也人们也不会去堕胎。" 60年代上半叶避孕药上市时，正值我的青春年华。避孕药让人们彻底获得性解放。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相信，所有人都为此感到兴奋，愿意尝试这种神奇的药。"
医生警告 教宗禁止
在此之前，所谓的"三K"，既孩子（kinder）、厨房（küche）和教堂（Kriche）决定了德国妇女的社会角色。在战后保守的德国社会，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决权。要想改变命运，阻力极大，甚至就连医生都坚决反对。医学史学家罗伯特·尤特（RobertJütte）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回顾了1964年的《乌尔默宣言》。当时约有200位医生通过该宣言发出警告说："如果做爱不要结果，将带来严重后果"。这位前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Stiftung）医学史研究所所长强调："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很专制的意见，就是要限制避孕。"
避孕药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 1968年7月25日，当时的教宗保罗六世在《人类生命》通谕中谴责了通过人工避孕进行节育的做法。教皇指出，这些行为将促进婚外性生活，导致"道德约束普遍减弱"。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这是禁忌。
"要爱不要战争"
然而时代不同了。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加了人们实现自我和个人自由的愿望。性革命取代了旧的传统意识。"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的自由性观念是导致西方学生和年轻人1968年掀起抗争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此公开和频繁的更换伴侣，这一现象前所未有。当时学生反抗运动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你和同一个人睡过两次，就已经是传统派啦。"不过医学史学家尤特不希望高估避孕药的作用。他认为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不是避孕药，"而是时代的潮流"。
渴望无激素避孕
在德国，避孕药一直是最广泛使用和最安全的避孕方法。虽然要由医生开处方，但是对22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医疗保险公司承担这笔费用。对于22岁以上的妇女来说，药费也不成问题，服用半年的避孕药，缴费还不到30欧元。
但是现在，避孕药又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不再希望干预自身的荷尔蒙分泌。妇科医生施托克（Gabrielle Stöcker）向德国之声证实，最近五、六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使用无激素的避孕方式。"她说，避孕药虽然有很好的避孕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副作用。
因此，施托克反对制药公司将避孕药美化为生活时尚品和美容产品，比如称避孕药有减肥润肤等作用。但是对可能形成血栓的危险通常只字不提。这位妇科专家说，如果仅看广告，得到的印象是，"避孕药是一种美容产品，没有风险"。 "显然易见，避孕药的副作用或并发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并非首选
2018年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BZgA）对成人避孕行为的一项调查报证实了施托克的观察结果。调查结果表明显示，避孕药和避孕套仍然是最重要的避孕工具，分别占47％和46％。与2011年以前的调查相比，避孕药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避孕套使用率却增加了9个百分点。当然，预防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在其中当然也起了作用。
和德国一样，避孕药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受到欢迎。然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统计数字，在全球范围内最常用的避孕方法是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尽管从医学上讲，男性做避孕手术要容易得多。去年，23.7％（2.19亿）女性做了绝育手术。男人使用了1.89亿个避孕套位居第二，1.59亿妇女使用子宫内置避孕器排名第三。1.51亿妇女服用避孕药，仅排名第四位。
贫穷国家依靠绝育手术
在全球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或财政困难等原因，避孕药供应难以保障。因此，每天需要服用的避孕药达不到效果也就不足为奇。
医学史学者尤特认为在这些国家妇女通常处于从属地位也是避孕药不普及的原因之一。她说："同时，也不能忘记伊斯兰国家对女性的压制。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反对避孕的。这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综合反应。"
尤特指出，在这些国民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中，"有28%的妇女使用避孕药"。鉴于这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妇女进行结扎或放置宫内避孕器等长期避孕方法比避孕药占的比例更大"。
相关图集：“来吧，亲爱的”——性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变迁
允许调情：疯狂的60年代是性道德实现最大突破的时代。狂野的性爱电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Twen”、“Bravo”这样的青年杂志也开始公开讨论性事。年轻的德国导演如斯皮尔斯（May Spils）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大胆尝试床戏。图为1967年这位女导演（中）与男女主演恩克（Werner Enke）和格拉斯（Uschi Glas）在电影《来吧，亲爱的》（Zur Sache, Schätzchen）的拍摄现场。
贤妻良母是女性天职：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世界似乎还一切井然有序——至少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那些卫道士眼中是如此。厨房是女性的专属天地，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天职。而男性则是在劳动第一线拼搏。当时一切有关性和爱情的话题都是公众场合的禁忌，甚至在大街上接吻也是不允许的。人们的生活模式被教会和国家打上了深刻烙印。
罪恶的女人：1951年这部由年轻的女演员柯奈夫（Hildegard Knef）主演的黑白电影《罪恶的女人》（Die Sünderin）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以性丑闻为主题的电影。在阿登纳保守派政府主政的年代，这样的电影在多数联邦德国公民看来是应该被禁的。为了照顾卫道士们的感受，电影中的裸体镜头时间很短，尽管如此，它还是引发了一场有关道德礼仪的疯狂辩论。
妇女解放：1961年，当德国制药公司先灵（Schering，拜耳制药的前身）推出避孕药的时候，立刻引起了道德信徒们的炮轰。他们在教堂的布道坛前破口大骂“年轻人道德败坏”，报纸杂志也对那些服用避孕药的“性爱上瘾”女性进行报道。尽管如此，避孕用品所赋予女性的新自由，使她们有了更多决定自我命运的机会。
性爱革命：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不仅使联邦德国的政治体系受到动摇，在私生活领域也是如此。“谁要是和同一个女性睡两次，那他就是统治阶层走狗”，这是当时“性爱革命”的流行口号之一。在西柏林成立的“1号社区”（Kommune 1）就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里面的男男女女都睡在同一间大厅里。图为“1号社区”的代表人物朗汉斯（Rainer Langhans）和模特出身的美女“玩伴”奥伯迈耶尔（Uschi Obermaier）。
反权威教育：学生运动所引起的政治变革也给联邦德国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童用品商店开始风靡，年轻的父母开始让孩子对自己直呼其名。1969年，中小学也开始在生物课上教授性知识。性教育电影《赫尔嘉》（Helga）问世，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去电影院观看专场。
性用品商店的兴起：年龄稍长的德国人都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Beate Uhse”是性爱玩具和情趣用品商店的代名词。98%的成年人都听说过它，至于有多少人真正进去光顾过，就没有统计数据了。如今这家性用品连锁店已经壮大成为一个企业王国，但它的起家却是凭借1948年推出的一本女性生理期避孕日历。后来，该公司通过秘密地寄送性爱用品的产品邮购目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东德女性更解放：而前民主德国，性解放比在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要来得更早，这主要表现在性别角色的平等方面，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天体浴场（FKK）和妇女穿裤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变态的并不是同性恋者……”：思想激进的同性恋导演冯普劳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是第一批公开展示同性恋的电影人之一。他在1971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变态的并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为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开辟了道路。
足球场观众席上的呐喊：在60年代的德国，同性恋是一块政界始终不敢碰触的烫手山芋。直到1969年，联邦德国将“男性之间性行为”列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才被加以缓和处理，1994年才正式撤销。在足球场上人们举起的反对“同性恋恐惧症”的标语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
男人还是女人？傻傻分不清楚：这如今已经不再是问题：2014届欧洲歌唱大赛（ESC）冠军、奥地利易装丽人孔奇塔·武斯特（Conchita Wurst，本名托马斯·诺伊维尔特）的走红就证明了这一点。波浪卷长发、络腮小胡子加晚装长裙的奇特组合出现在2015年的电视荧屏上已经不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2020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