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漫话中共党史术语系列之九

null 徐庆全
2020-10-14T12:13:04.216Z

资深媒体人徐庆全：“新时期”明确地将“文革”前和“文革”后予以严格区分，而从历史的延续性来说，“文革”前从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就应当是“旧时期”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时期”语出何时？很少有人考察。我把那几年的《人民日报》和有关文献翻来翻去，查到最早出现这个词，大概——只敢用“大概”这个词——是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1977年8月12日做的，1977年8月18日全会通过后发表的。在这个报告中，华国锋说：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与华国锋讲话相衔接，在十一大上，不管是叶剑英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的闭幕词，还是大会的公报决议，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叶剑英的表述为“新的时期”，邓小平表述为“新的发展时期”，公报表述为“新的发展时期”。华、叶、邓及公报都没有用“新时期”这样一个固定的词组——华国锋虽然用到“新时期”这个词组，但前面是有铺垫的，是指“新的发展时期”，与叶、邓及公报的表述相一致。

大概这次会议以后，就有了将“新的时期”或“新的发展时期”概括为“新时期”的概念了。

至于是谁首先做了这样的概括，要给出答案，必须翻遍那个时期所有的资料，这里只能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来说话。在我看到的资料中，似乎“新时期”这个概念首先是在文学界使用的。

197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召开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用了“新时期文艺”的概念。这年12月，“文革”前文艺界的“巨头”、刚刚复出的周扬，在广东省文艺座谈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后来整理成文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之后，在文艺界人士的文章中，“新时期”成为一个固定概念。推而广之，或许可以说，“新时期”一词由此滥斛。

可是，细细地推究起来，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用“新时期”这个概念来定位，是很成问题的：第一，这个概念不符合十一大报告表述的原意。华、叶、邓及大会公报的表述，用意很明显，所谓“新的时期”或“新的发展时期”，是相对于“文革”前而言的，是相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言的，并不是明确地将“文革”前和“文革”后予以严格区分；而用“新时期”这个概念，则对“文革”前、后做了严格的区分——前者为“旧”后者为“新”，似乎1949年以来的历史由此分野。这从一贯用词考究的周扬的说法也可以得到印证。周扬在广东的讲话中用了“新时期”的提法，但前面有个“社会主义”的定语，用意很明显：所谓“新时期”，是“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新”。似乎周扬刻意在避免给人造成历史要由此分野的印象，或可说是准确地理解了华国锋等人或十一大公报表述的原意。当然，后来“新时期”被广泛运用，周扬用词也不那么考究了。

第二，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对于一个时期的命名，要与此前或此后的历史相对应，不能孤立地乱命名。后来“新时期”被广泛运用，显然没有考虑到历史延续性这个问题。“新时期”明确地将“文革”前和“文革”后予以严格区分，而从历史的延续性来说，“文革”前从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就应当是“旧时期”了；再往前推，1949年以前就是“旧旧时期”了。这样一细究，“新时期”这个词就有可能引起历史书写的混乱。因为谁也不会说毛泽东时代是“旧时期”，1949年以前是“旧旧时期”。我想，当年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在讲话中用“新的时期”或“新的发展时期”，周扬在“新时期”前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不明确地用“新时期”这个词，不敢说他们当时就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的问题，至少可以说，他们用词是相当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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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渡长江： “大跃进”的结束对毛泽东来说意味着政治上的一大挫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力主实现农业自主经营，并逐渐将毛泽东排挤出政治核心。73岁的毛泽东并不甘示弱，1966年7月16日，他在武汉附近横渡长江。

向文化开战：早在1966年4月，毛泽东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就为开始文化大革命发出第一个信号：必须彻底消灭“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一场摧毁破坏文化的恐怖运动开始。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小将：毛泽东发动“政变”的打击目标实际上是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为了打击这些改革派官员，毛泽东将全国数千万青少年动员起来。1966年夏末，千万红卫兵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在全中国各地，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教育体制以及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大量家破人亡的惨剧。

中苏边界冲突：文革开始3年后，血腥色彩略有减弱，然而在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两国界河乌苏里江发生严重军事冲突。起因是为争夺19世纪时沙俄侵占的珍宝岛（俄语称达曼斯基岛），史称“珍宝岛事件”。

“林副主席”的终结：文革之初，毛泽东获得权倾一时的国防部长林彪的鼎力支持。林彪下令将毛泽东言论汇编成册，即“红宝书”，并亲自撰写前言，对毛大加吹捧。1969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林彪成为毛的副手及钦定接班人。但好景不长，林彪意识到他已经开始失宠后，1971年9月同家人一道出逃。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机毁人亡，坠机内幕迄今不为外界所知。

个人崇拜：文革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无所不在。全国各地民众都要参加学“毛选”活动，并展开自我批评。

乒乓外交：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好转。1971年日本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美选手“不打不相识”。稍后，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北京（图为中国运动员杨瑞华和美国运动员迪克·迈尔斯在友谊赛前握手）。紧接着，政治层面的接触也开始了。

历史性的握手：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台湾被迫退出，这是毛泽东在外交领域的最大成功。2月21日，毛泽东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握手，标志着中国外交孤立状态的结束。

毛时代的终结：1971年，毛泽东开始被迫退居二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毛的亲密战友如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亮相频度却逐步增加。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文革浩劫和政治斗争，希望中国实现稳定的政治力量，期待着毛泽东的死会给中国带来转机。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四人帮”的毁灭：文革期间，江青曾被看作是毛泽东的“眼睛，耳朵和喉舌”。然而，毛泽东死后不久，“四人帮”即被逮捕。1977年1月，民众将做成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姚文元模样的木偶挂在树上，以庆祝“四人帮”的倒台。

第二，单纯地分析“新时期”这个概念，也讲不通。所谓“新”，是相对于以往的“旧”而言的。那么，这个“新”字，就是说，相对于1976年以前，从1976年或者说1978年以后，我们全部改弦更张了，大道维新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事实上并不如此。我们在经济上是彻底抛弃了毛泽东体制下的那一套，这应该没有问题，但政治体制的改革至今仍在“积极稳妥”地推进着，尤其是在思想意识形态的管理上，并没有大的突破。所以，通常意义上说的“新时期”，只能是局部的“新”而不是全体的“新”。既然是局部的而不是全体的“新”，怎么能统称之为“新时期”呢？

第三，“新时期”的开始时间是1976年或者说1978年，但截至时间呢？1990年代以后还是不是“新时期”？新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是“新时期”？退一步说，即使是“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得对，可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个截至时间，但目前好像官方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进入1990年代后，由于有了“三代领导人”的提法，官方和学界开始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这样说法，也有学者用“后新时期”，或“后邓小平时代”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概念的出现，说明人们觉得用“新时期”这个概念不能说明问题。但“新时期”这个概念还在用，虽然不像1980年代用得那样广泛了。或许还应该再追问一点，为什么当年“新时期”这个概念会大行其道？这恐怕既与我们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又与当年的个人崇拜意识有关。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说，历史上的皇帝登基，或改朝代或改年号，以示“大道维新”，“新时期”当为流韵犹存的表现。就当年个人崇拜意识来说，承接“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华国锋被视为“英明领袖”。既是“英明领袖”，开辟个历史“新时期”，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系列报道说明：

无论何时代，中共的宣传语言都很接地气，随时皆可因地制宜地把通俗易懂的白话纳入文件，形成一系列政治术语。历经国共内战的散文大家王鼎钧就认为，国共较量，国败共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行"文言文"，深奥难懂，政府文告难以贯彻到底层；而中共行"白话文"，以"顺口溜"宣传政策理念，则深入人心。到2021年，中共将立党百年。中国当代史学者、资深媒体人徐庆全纵观百年历程，以"名词解释"方式解读中共党史政治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