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1T03:55:28Z

路透北京10月21日 - 中国三季度经济转正已获共识,但在下行压力不减、不确定性增加及外部并不友好的大环境下,布局国内国际双循环无疑将是下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以及“十四五”(2021-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其核心是畅通与安全,而财政安全是根基。

资料图片:2020年4月16日,中国北京,路人眺望中央商务区天际线。REUTERS/Thomas Peter

周二参加中国财政科学院双循环发展与财政政策研讨会的专家们,对双循环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在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以及实施积极财政政后,他们也表达了对现行财政公共风险的担心,建议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

“经济复苏短期可期,长期发展隐忧值得关注。现有宏观调控措施在应对中长期风险等方面有待提升。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实现双循环发展,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称。

他长期研究并呼吁关注财政公共风险,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困境突现,结构问题突出,减税降费及扩张的财政政策边际效果正在递减,畅通双循环,宏观调控要有新思维,要避免三化:宏观调控微观化、地方化以及避免风险防范的避邻化。

他指出,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配角。但08年以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地方政府成为主角,更多的让地方去扩张。现在延续了08年的思路,地方扩张速度比中央还要大。

同时要避免地方政府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能,避免小马拉大车,因为这背后隐藏的风险很大。还要避免宏观调控本身的风险,要注意灯下黑。避免宏观调控出现盲区以及方式不当而产生的风险。

中国将于10月26-29日在北京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2021-2025年)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重大问题。

本周中国刚公布三季度经济数据,复苏态势进一步明朗。尽管三季度GDP同比增速4.9%略逊市场预期,但9月工业及消费增速双双升至年内高点、投资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都在印证经济仍在上行修复过程中;随着后续政策效应的不断显现,预计四季度GDP不改继续回暖势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等最新发布报告称,受疫情冲击,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速可能在2.3-3%,十四五期间GDP增速总体将处于5~6%区间;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低后高,全年增速或与2019年持平,“十四五”期间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双循环核心:畅通与安全**

今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看来,双循环的本质是经济安全,除了畅通国际国内经济外,核心是维系经济安全。从高层的讲话不难看出,十四五期间中国把发展与安全放在同一天平的两端。这两方面的平衡决定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很显然,在专家们看来,畅通的含义不仅仅涉及经济社会及政府管理职能方方面面的改革,也包括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还要确保经济社会的安全,而财政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的根基。

“马上进入十四五,发展与安全并重。经济安全包括很多,比如食品安全、能源安全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财政安全。财政安全是基础。在把各种安全排位时,财政安全是最重要的。”高培勇称。

财科院发布的“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0)”预计,今年财政支出增速或较2019年放缓,“十四五”期间财政支出仍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财政部周三公布,前九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9%;其中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4.7%,9月当月同比增长4.5%。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就认为,双循环外壳讨论的多,内核是什么讨论的少。中国目前面临的效率低下、风险高企的原因是不通畅。有效供给不足,需求外溢是中国供求矛盾的基本表现。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气血不通畅。财政阀门没有跟上经济大循环的节奏。供给没有跟上需求的升级。十四五新发展格局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对财政创新提出要求。”韩保江称。

他认为,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避免一方面财富过度集中,另一方面是贫穷的积累,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因此要平衡好收入的分配,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 ,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能充分反映出各自按市场评价所做的贡献。

在他看来,财税体制机制创新是畅通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双循环的本质是改革,充分就业是扩大内需的前提。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确保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畅通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循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

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出席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时指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大量新增的双创主体就像大海中的一艘艘小船。”并形象地比喻,“需要政策予以扶持。使他们不仅能够顺利出航,而且能够应对逆境,破浪前行。”

**双循环格局下财政安全是根基**

当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也不再是简单的收支管理,而是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时,也意味着双循环的大格局下财政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基,不仅对宏观调控提出更高要求,也意味着防范财政风险的警钟必须时刻长鸣。

刘尚希就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三高风险,即高风险、高杠杆、高成本。高风险状态下预期模糊,必然会带来高成本。虽然现在的高风险是宏观意义上的风险,但企业发展成本都会大大增加。

“高成本必然与高风险相伴随。整体看,中国的发展成本大大上升,针对高成本减税降负虽有效,但就是年年减税也跟不上。因此要从宏观对冲公共风险,这样微观的经济活动才不会萎缩。”刘尚希。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7-2019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分别为1万亿元人民币、1.3万亿元和2.36万亿元,今年预计再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

高培勇也表达了对财政风险的担忧,提醒“现在中国的财政安全如何?能否经得起构建双循环格局的考验?值得思考。”并建议全面评估财政扩张政策的得与失。因为政策效应即有正的也有反的,考虑任何事情都要有多个纬度,从经济安全的角度,越是开安越要注意安全。

在他看来,目前提到的财政政策都是进一步减费降税,进一步增加支出。减收增支,无疑会对已有财政安全产生新的压力。在助力双循环时要考虑到财政安全。如何为财政安全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是当务之急。因此在评价当前的财政安全时底限思维很重要。

“在减税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增加直接税。目前的税制改革是在减税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年以来财政收入的统计税种全线飘绿,只有两个税种飘红,一个是证券印花税,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因此在减税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增税的必要性,尤其是增加直接税。”高培勇建议。

中国税收收入由2015年的12.49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5.8万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基本稳定在80%以上。直接税比重从2015年的32.4%上升为2019年的34%。

“进一步的减税降费还能有多少?恐怕并不乐观。明年还能拿出2万多亿的税降费吗?拿什么支撑?把政府的紧日子变成老百姓的好日子如何实现?”高培勇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