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后的记忆战场
• 端传媒
「人们如何才配得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如何防止文革“借尸还魂”？除了彻底的反思和追问，没有更好的答案。」
端传媒
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歷史仍在延續，還可能「借屍還魂」。而人們如何才配得上自己所經歷的苦難？除了反思和追問，可能沒有更好的答案。
這是幾億人生命中真實的十年，這十年在他們身上刻下的傷痕，改變了他們的心靈、性格、人生選擇，這些改變透過每一個家庭，又傳遞給下一代，無論他們是已入中南海，還是已遷徙到天涯。這十年不是一聲歎息的命運，而是事出有因、演化有形，有罪惡、有責任，有需要後世承擔和反省的真相。但即使到了50年後的2016，在中國公開談論文革，還成為一種實在的禁忌。
歷史仍在延續，記憶成了戰場，還可能「借屍還魂」。我們如何才配得上自己所經歷的苦難？除了反思與追問，也許沒有更好的答案。
十張報紙 十年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一個超級領袖擁有絕對權力的國家，沒有什麼比觀察領袖本人積極的意志表達，以及表達的呈現和傳達方式，更令人直觀地感受到事態變化。我們選擇了這十年裏《人民日報》的十張元旦頭版，從版面設計和社論宣言，感受十年變化的水溫。
頭版上的毛澤東，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此後直至1970，巨幅毛像、四個「偉大」和「毛主席萬歲！」成為固定搭配。
社論中，「毛澤東思想」出現井噴，「大民主」驟然歸零，「鬥批改」猛增，個人崇拜達到頂峰。
前一年的中蘇邊境衝突，催生警惕戰爭的口號，助燃「大躍進」的極左思潮。
社論一邊猛烈抨擊「劉少奇一類騙子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活動」，一邊16次強調「團結」，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並且認真改正錯誤的人」，釋放整頓信號。
前一年，「批鄧」之風吹起，「全面專政」、「階級鬥爭」回潮，社論忙著引導「正確」評價文革和毛的歷史功績。10年文革，就此在領袖虛妄的回憶與展望中走入尾聲。
- 1967年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1968年 《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 1969年 《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 1970年 《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 1971年 《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 1972年 《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 1973年 《新年獻詞》
- 1974年 《元旦獻詞》
- 1975年 《新年獻詞》
- 1976年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黨報的十個頭版，如何設定了十年文革的議程？
文革在今天被刻意迴避，而歷史上的《人民日報》卻是官方留存的資料。瘋狂、荒誕、鬥爭、陰謀都在版面、社論的明喻暗諷中有跡可循。
紅太陽下 無人倖免
一面是超級領袖自我造神，另一面是官僚批判官僚，群眾鬥倒群眾，群眾造反官僚，官僚鎮壓群眾……毛澤東開啟的官民互鬥模式，令超級領袖的權力空前鞏固，而大民主的烏托邦理想則完全變形，也令文革十年，人人自危，社會基礎幾近崩塌。
造神工程
萬眾愛戴就可以把一個人變成神嗎？當然不是。造神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系統工程。
毛主席像章
今天出現在週末舊貨市集上的毛主席像章，50年前是中國人和內衣內褲一樣的必備物件。像章以毛頭像為主體，頭像向左，多為紅底金身。第一枚毛澤東像章早在1942年就出現，但文革中才形成狂熱， 除了「黑五類」等被打倒者，所有人都必須配戴。毛像章是文革最重要的象徵物件，也因此，2016年在中國部分地區出現習近平像章，引發熱議。
錢鋼：個人崇拜是怎樣愈演愈烈的？ 20世紀60年代造神話語的興起
頌聖，是頌者與被頌者的共舞。他們各懷心思，彼此利用。當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與共產黨的命運被扣連在一起，當毛要奪回和鞏固權力，當歌頌者試圖自保……在愚民與蒙昧有深厚基礎的土壤裏，頌聖氣候一來，諛辭應時孳生。
接班人難題
中共執政之後，面臨著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難以解決的難題：誰來接班？誰有權決定接班人？
文革中激烈的高層權力洗牌，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出自於此。劉少奇、林彪、王洪文、江青、華國鋒、鄧小平，他們都曾是接班人，卻也因為這一身份，經歷了政治命運的大起大落，生死考驗。
舉朝皆罪人
接班人以外的官僚系統，在超級領袖的「剝筍政策」之下，一層層被清理，受害者曾經是他人的施害者，施害者轉頭就成了別人手下的受害者。以下舉出的，只是副國級以上官員。
陸定一
造反也奉旨
底層的革命風暴，從學校刮起。「紅衛兵」和「紅小兵」們舉著領袖語錄四處「造反」，所到之處，天下大亂，傷人更傷己。這一切從何開始，又為何在短短兩年時間裏畫上休止符？每一個時間點裏，都有領袖若隱若現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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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造反派」組織一般有兩個或以上，因此他們往往需進行殘酷的武鬥，最終的勝利者方能取代政府組織，成立「革命委員會」領導地方事務。這個過程就是「奪權」。奪權運動始於1967年初開始的上海「一月革命」，擴展到全國。當時全國的29個省市都經歷了這一過程。
黑暗年代的思想者
這是獨立思考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年代，這也是夫妻父子互相檢舉、友朋愛侶告密揭發的黑暗年代。思想者仍在嗎？他們如何活下來？他們提出過不同意見嗎？他們是黑暗裏的微弱光亮，引領了黎明的到來。
張志新
回望文革 八個問題
文革是什麼？文革可以成功發動，並持續十年，意味著什麼？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談論文革？為什麼文革並沒有真正過去？歷史不只是「發生了什麼」的知識，更是「為什麼會發生」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經充分反思，會在當下不斷延續、迴響，正如我們在50年後的今天看到的那樣。以下這八個問題，是我們回望文革的核心困惑。或許沒有標準答案，但仍須努力追索。
攝影：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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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李振盛
攝影：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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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憶照進現實
當我們談論文革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1978年人們在談平反，80年代民間訴說傷痕，官方蓋棺定論，90年代文革變成了商業符號，到了21世紀，互聯網年代令文革記憶留下了更多元的樣貌，但同時，又在各種現實政治矛盾中借屍還魂。我們檢視記憶，記憶也檢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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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文革史實研究傷痕文學、事實重建多部歷史反思著作出版，形成理性反思的思潮出版多部個人口述史 -
1996文革成因研究，文革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方法論、個人崇拜的研究、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和演變、世界範圍的政治實驗官方及大學舉行多個研討會；多部歷史文稿出版；但媒體文革專題遭撤銷和停刊大量文革研究在港出版，外媒出版文革專題，美國等地舉行文革研討會，部分大陸學者禁止出席 -
2006記憶政治文革中的異端思潮，更多史料真相的曝光民間舉行研討會，但規模小，時遇困難。出版書籍以官方論述為主。不少親歷者回憶錄等在香港出版，海外媒體專題報道，香港及海外有多個研討會 -
2016幽靈再現的隱憂文革是否會重來？沒有公開的研討會，出版遭遇寒冬，學者緘默海外有極少量研討會，書籍出版也受大環境限制
十年文革記憶，如何檢驗後文革時代的我們？
文革結束後的這四十年，中國社會劇烈變遷。在不同的時期，人們回憶、觀照、反思這段歷史，也同時真切折射出其所處的政治文化現實。
- 記者/編輯鄒思聰 | 蘇昕琪 | 王菡
- 特約記者/研究員周煒樂 | 王一葦 | 韓笑 | 張雯
- 特約撰稿錢鋼 | 曉郡
- 插圖Wilson Tsang | Happy Monday
- 攝影李振盛
- 圖片編輯Anthony Kwan
- 視頻製作葉家豪
- 網頁開發金秋楓
- 監製張潔平
黨報的十個頭版，如何設定了十年文革的議程？
文革10年，毛澤東的意志透過《人民日報》的文字和版面，傳達至全國各界。《人民日報》的元旦頭版和社論，是總結過去一年形勢、部署新一年任務的宣言書。解讀這套話語系統，便是探索文革脈絡的入口。
文/周煒樂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元旦頭版吹響號角
1967年的元旦，文革的暴雨已經襲來。過去幾年內，撤職、調離、批鬥、迫害，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衝擊黨內高層、知識界。全國各地千萬餘年輕紅衛兵加入「大串聯」入京，只為見一眼鼓動他們造反的毛主席。
元旦頭版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的毛身著綠色軍服，頭頂紅星軍帽，望向遠方。1967年8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完整提出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配以標題字號的「毛主席萬歲！」用紅色框貼於右上角。此後直至1970年的元旦頭版，巨幅毛澤東像、「四個偉大」和「毛主席萬歲！」都是固定搭配。
毛澤東已在前一天的報紙藏下風暴的按語。當天頭版刊出毛澤東的《滿江紅· 和郭沫若同志》（手書於1963年），嘲諷似碰壁蒼蠅、撼樹蚍蜉的蘇修（蘇聯修正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場面正如「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即西風卷落葉，射響箭（鳴鏑）殺敵，橫掃千軍。文革中眾多紅衛兵成立以「飛鳴鏑」為名的戰鬥隊，正源於此意。
對外批判蘇聯，黨內鬥爭戲碼也已經在1966年8月上演。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批評劉少奇，劉從黨內第2號人物驟然跌至第8，繼而被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2月底，造反派（文革時期以「造反」自稱、標榜的一種群眾組織）領袖蒯大富率五千余人在天安門遊行，將「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傳遍全國。元旦那天，劉少奇和鄧小平被北京20幾所大學的師生批鬥，家人受牽連，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
6年前就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回北京，和彭真、羅瑞卿一起被批鬥，蒼白驚恐的臉、脖頸上的罪名牌、被迫低頭屈從使他們尊嚴全無。他們共同的罪名，便是「修正主義」。
與此同時，1967年至1970年頭版上的毛形象，眼含笑意，容光煥發。
「大民主」還是鬥爭？個人崇拜與黨內團結的矛盾
在毛的眼中，「文革」的理想方式是通過以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形式內容的「大民主」、文革《十六條》提出的「鬥、批、改」（鬥爭、批判、改革）達到「天下大治」。所謂「大鳴大放」就是大量提出各種意見。這些意見在文革中成為攻擊的利器，遭批鬥的罪證。
兩組詞的多寡，聯系著毛式民主的熱度。若檢視詞頻，可看出 「大民主」的提及次數在67至69年間從峰頂驟降為零，「鬥、批、改」的數量在這期間先上升，後逐年下降，至1976年消失。
1967年的元旦社論18次提到「大民主」，大談「自己解放自己」，鼓動群眾發聲，從而使「鬥、批、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在此號召下，上海在當年2月首創的「革命委員會」將奪權之風刮往全國，1年零7個月內各地原有的政府都變成名義上由革命幹部、軍隊代表和群眾代表共同管理的新機關，毛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的大民主」、「人民民主專政」有了得以實現的土壤。
1968年的社論以「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為題，引用了毛澤東前一年7月至9月在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視察情況時的預測：「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奪權後卻好景不長。全國各地鬥爭中暴力頻出，社會秩序大亂，甚至還出現了像武漢「720事件」這樣反對文革指示的極端案例，光搞「大民主」沒法鬥敵通關了。
在毛眼中，「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的「民主」，是制造民眾與官僚對立，以便操縱的手段，而黨報鼓吹的「造反」，是「奉旨造反」。
于是，1968年的社論一邊鼓勵奪權群眾繼續造反，一面卻指示幹部和群眾整頓隊伍、軍隊維護穩定。在9月各地革委會建立後，中央認為文革進入「鬥、批、改」階段，將重點放在了大批判、清理隊伍、整黨、精簡機構和改制上。文革自始至終「鼓動造反又強調服從」的悖論凸顯。
在1969年，天平徹底倒向「服從」一邊。「大民主」驟然歸零，社論轉而強調「民主集中制」，它的前提，是要有「統一」的認識，要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彪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周圍」。
「毛澤東思想」在1969年社論出現井噴，七千人大會上提出的五個「統一」（即「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重現。尊毛成為穩固中央、維護文革的政治正確之舉。
同年，中共九大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入黨章，「無產階級專政」在1970年的社論中的熱度回升，毛曾經受挫的「大躍進」極左思潮也借此還魂。
當時的中共副主席林彪是為毛澤東歌功頌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推紅了不少頌神表達，其中就有手書「四個偉大」、「四個念念不忘」、「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在此氣氛下，民間充斥著「忠字舞」、「語錄操」和「早請示晚匯報」等向毛表忠心的荒誕儀式。
林換來了回報，中共九大將「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新修訂的黨章。
但二人「蜜月」不久告結。在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和毛漸生嫌隙。1971年的元旦頭版上，林所發明、连续四年出现的「四個偉大」消失，毛和林並肩而立的照片出现——這是文革時期元旦頭版惟一一次刊出二人合照，仿佛欲盖弥彰。
在當年9月13日，林死於原因不詳的空難，2年後被中共十大開除黨籍。劉少奇、林彪相繼被整，黨內外開始認清文革摻雜權力鬥爭的實質，毛頓覺高處不勝寒。《人民日報》的用字、文章，也更加強調黨內團結，為個人崇拜降温。
從1972年開始，林彪從1972年元旦頭版上消失，變為毛的單人巨幅頭像和毛語錄的組合，語錄開始強調「路線」正確的重要性。72年社論上16次提及「團結」二字，為十年最多，還特別提出團結的「大多數人」也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並且認真改正錯誤的人」，釋放出為文革初期錯整的幹部平反的信號。
由此，政治平反和生產調整工作開始展開。以北京市為例，1969年，被下放、解職的處級幹部官員共有6627名，到1972年3月，他們中的百分之九十得到了解放。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反對小集團”、“反對兩面派”被寫入黨章，鄧小平等一批被排斥在九大之外的老幹部重歸中央委員之列。壓縮基建規模、重視農業後，1973年也成為文革以來經濟形勢最好的一年。
在標題上，在73年至75年的社論從革命口號變成了「元旦獻詞」、「新年獻詞」。此前結尾裏必提的「毛主席萬歲」，就變成相對平實的「讓我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自此，「毛澤東思想」的次數跌入低谷，直至文革結束。
與此同時，「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肅殺之氣卻再度變濃。毛繼續通過「批林整風」（1972-1973）、「批林批孔」（1974）將林彪貶為極右路線分子、修正主義代表，維護極左思潮，為文革正名。1974年底，毛澤東提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次年2月開始學習運動。1975年4月，張春橋切中毛澤東理論的重磅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更是將階級鬥爭重新拉回主線。
為了迎接推遲了6年的四屆人大，1975年的元旦頭版以彩色示人，還在第四版整版刊印題為《祖國大地欣欣向榮》的彩色美術作品畫刊，成為1949年後首張彩色報紙。但是頭版選用的毛澤東語錄，卻熱烈吹捧「全面專政」，提醒人們「階級鬥爭」遠未結束。
到1976年，文革大勢已去的現實和重燃鬥爭的呼號反差凸顯。元旦頭版登出了毛澤東接見尼克松的女兒的照片，毛的蒼老、衰弱，加上筆鋒顫抖的簽名，讓世人感到超級領袖已入遲暮的信號。
底部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仍然躊躇滿志。前一首寫「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第二首則極力諷刺蘇修。毛用「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戲謔赫魯曉夫實行的是「假共產主義」（赫魯曉夫曾總結「共產主義」是「需要有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蘇共是私自結盟、目光短淺的小雀，中共則是扶搖直上九萬裏的大鵬，而自己是大鵬的引領者。
1975年7月，主持整頓工作的鄧小平總結毛澤東的指示，提出重點為「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口號，被毛視為對文革「撥亂反正」，此話成為再次批判鄧的罪證，於是1976年的社論再次將「階級鬥爭」推至高點。
社論既想引導人們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肯定文革作用，又號召團結、穩定，不少人猜測，這是否是遲暮的毛澤東在交代「身後事」。
沒有永遠的敵人
標誌著文革擴大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文革視為「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縱覽10年社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蘇修」這幾個詞軌跡相似，均在1970年和1972年猛增，如熔巖四泄。
中蘇邊境在1969年发生武裝沖突後，1970年元旦社論猛攻代指蘇聯、譴責其肆意侵略的「社會帝國主義」，稱其在勃列日涅夫執政下「實行法西斯專政」。社論還預言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走上極其深刻的、新的總危機」，只有社會主義中國和亞非拉地區的鬥爭前景光明。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眾多國家促成聯大通過印巴雙方停火撤軍的決議，使72年社論有理由重提《五·二零聲明》的結論：「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美蘇在同年達成兩個主要的核武限制條約，和英法為了解決飛地問題簽訂《西柏林協定》等行為，也被社論上綱成「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罪證」。
但隨著中美、中日關係在1972年實現正常化，對帝國主義的攻擊也從1973年的社論中銳減，對資本主義國家也一反常態地友善。
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為這四個詞降了溫。原本打擊面廣大的「反帝反修」，變成了「建立聯合反霸」的方針。隨後，中國和日本、西德開展外貿合作，與第三世界國家廣泛建交。到1976年，與美國交好的中國已經不再提反美帝，只是一再筆伐蘇聯。
文革後，「美帝」和「蘇修」這樣的詞語，銷聲匿跡。
10年文革，從起初宣揚階級鬥爭、構造大民主，到極力造神、提倡全面專政，再到強調團結、釋放整頓信號，通過批林批孔批鄧高談鬥爭合理論，這場政治運動生發、狂熱、轉向、詭辯、落幕，今日仍發人深省，不可遺忘。
錢鋼：個人崇拜是怎樣愈演愈烈的？ 20世紀60年代造神話語的興起
頌聖，是頌者與被頌者的共舞。他們各懷心思，彼此利用。當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與共產黨的命運被扣連在一起，當毛要奪回和鞏固權力，當歌頌者試圖自保……在愚民與蒙昧有深厚基礎的土壤裏，頌聖氣候一來，諛辭應時孳生。
文/錢鋼
傳媒頌聖有其歷史過程。下列文革熱詞，在1956年創刊之初的《解放軍報》無蹤可尋：「高舉」、「緊跟」、「戰無不勝」、「萬壽無疆」、「無限忠於」、「以毛主席為首」等；更不用說「頂峰」、「光焰無際」、「大樹特樹」、「親手締造」和「無限崇拜，無限信仰」。
1956年的中國大陸，對領袖的稱謂相對審慎。中共「八大」對黨內政治生活的規範，蘇共20大對個人崇拜的清算，影響到政治話語的傳播。
作為雙日刊的《解放軍報》,1956年共刊登圖文6912篇（幅），對毛澤東使用了「偉大領袖」稱謂的僅有6篇，例如彭德懷在國慶閱兵式宣讀的「國防部命令」。劉少奇的「八大」政治報告稱毛澤東為「偉大的舵手」，卻同時讚揚毛堅持「黨的民主原則和集體領導原則」。
對毛澤東的頌揚性語詞的升溫，從「高舉」一詞開始。1956年「八大」通過的黨章和1945年「七大」黨章引人註目的不同，是未提「毛澤東思想」。1956年和1957年的《解放軍報》甚至根本沒有「毛澤東思想」一詞。但是隨著「八大」路線的被修正、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遭批判，「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1960年後頓成語詞高峰。
「廬山會議」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林彪，在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的文章。可以註意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這個完整語句當時尚未問世。林文的結尾是：
「讓我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為鞏固國防、解放台灣、維護和平、建設祖國而奮勇前進！」
頌聖，是頌者與被頌者的共舞。他們各懷心思，彼此利用。因大躍進失敗而威望受損的毛，亟需奪回權力。非常時期倉促上任的林，為護毛更為自保，號召全軍「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
1960年秋軍委擴大會議後，他歸納出「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急用先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立竿見影」的方針。在1961年的政策調整期，諸多紅詞降溫，「活學活用」的傳播強度反而上升，解放軍報也從這年五一開始在報眼位置每日刊登毛主席語錄。
1962年，中共中央對毛的激進戰略進行調整，糾正各地的左傾錯誤，同時又全力維護毛的威望。在年初的「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林彪是在譴責「左」、右兩種「錯誤思想」的時候讚揚了毛澤東的正確，說：「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會小得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其他領導人也對毛表示了擁護和尊敬。鄧小平的講話總結了黨的五個優點，第一點就是「有好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想。」
中共高層領導長期來把毛澤東的個人威望看成與中國革命（也與他們自己的命運）生死攸關的大局。在這樣的氛圍下，1962年秋，當毛結束「退卻」開始「反擊」，對他的頌揚性詞語的傳播強度全面上揚。
從政治傳播角度分析，這是一次重要的話語轉換：「大饑荒」時期的「渡難關」（其口號主要有「勤儉節約」、「艱苦奮鬥」），在1962年秋八屆十中全會後轉換為「鬥敵人」（主要口號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愛領袖」。
通過媒體灌輸，一種強勢話語被確立：中國的困難，是三年自然災害和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造成的。各地發生的問題，是不聽毛主席話的地方官員造成的。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緊跟毛主席。懷疑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警惕中國變色，警惕中國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警惕資本主義復辟……
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解放軍報》元旦社論成為一年一度傳達最高層政治理念的重要管道，每年的元旦社論都要印成大張，張貼在軍營的每個連隊。從1963年到1966年，每年元旦社論的大標題都有「高舉」的字樣，其中1965年元旦社論的標題是康生親手擬訂的：
1963：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 把四好連隊運動推向新的高峰
1964：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創造四好連隊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1965：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高舉更高舉 使創造四好連隊運動落實再落實
1966：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為繼續突出政治、堅決執行五項原則而鬥爭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元旦社論。「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語第一次在人民日報標題上出現。文革前，極左意識形態從軍隊輸出。1965年10月1日，人民日報依照軍報的調門，發表國慶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1964年，在周恩來的直接組織下，由各文藝團體聯合創作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台規模空前的大歌舞，中心是對毛澤東的讚頌。
通過信息封鎖和意識形態操弄，「話語轉換」奏效。在所謂災害頻仍、外敵威脅、資本主義覆辟危險日深的逼人形勢下，在紅色歌曲和紅色口號的聲浪中，中國人陷入集體悲情和領袖崇拜。「高舉」和「活學活用」這兩個紅色詞語1959-1965年的傳播強度指數，顯示了向政治懸崖攀升的危險趨勢。
1965年，「最高指示」首次見諸報章。《解放軍報》1965年11月22日1版《毛主席怎樣教導 我們就怎樣戰鬥》報道：
「參加崇武海戰的海軍艦艇部隊，把毛主席著作作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在激烈的戰鬥中，堅持學，堅持用。毛主席怎樣教導，他們就怎樣戰鬥。……」
該詞由林彪原創。1965年11月18日，林彪聽了總政治部關於即將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準備情況的匯報以後，對一九六六年全軍工作作了指示。他強調，「明年工作總的要求還是要繼續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樣。具體有以下五項：第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這裏的「政治」，即權力；「突出政治」，即突出對最高權力的效忠。
人民日報這一次沒有掉隊。1966年1月22日，它在頭版用通欄大標題傳達了林彪的指示精神。林彪的話也成為1966年3月2日解放軍報社論標題。
在同一指示中，林彪還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五項原則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作為1966年全軍工作的方針。「最高指示」和「頂峰」，在文革爆發前夕的報紙上已俯拾即是。
1966年夏天後，「紅辭」的傳播軌跡由漸變而至突變。在愚民與蒙昧有深厚基礎的土壤裏，頌聖氣候一來，諛辭應時孳生。
以下列詞語的傳播軌跡為例：
萬壽無疆
帝制時代用語。中共執政後使用慎重。從1958年起，報紙上出現了對毛澤東的「萬壽無疆」一詞，但數量極少，1965年前每年僅數次，而且多為少數民族使用（如西藏的班禪）。1965年全年《解放軍報》出現過8次，較為引人注目的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回憶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劉少奇「暢游十三陵水庫」的文章，文中有「讓我們為毛主席的健康高聲歡呼，祝主席萬壽無疆！」句。1966年6月6日前，「萬壽無疆」在《解放軍報》僅出現4次，全部是外國人對毛澤東的祝福。它突然變成全民磅礴的祝福聲浪，引發點在毛澤東「暢游長江」。
從東方太陽升起的江面上，一艘快艇破浪駛來。這時，不知是游泳健兒中的哪一個，第一眼看見了快艇上的毛主席，立即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來了！毛主席萬歲！」緊接著，游泳大軍高舉百面紅旗，朝著毛主席的方向游了過去。在旗幟映紅的江面上，在兩岸江堤上，千千萬萬人的目光向著毛主席！千千萬萬人表達著同一 個祝願：偉大的毛主席萬壽無疆！千千萬萬人發出了同一個心聲：毛主席萬歲！與此同時，停港的船舶，汽笛齊聲長鳴，向偉大的領袖表示敬意。歡呼聲、汽笛聲匯成一片，震撼著武漢上空。……（新華社：《毛主席暢游長江》，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頭版）
73歲的毛澤東暢游長江，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稱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澤東這一次「政治之泳」，在新聞媒體引發無數「萬壽無疆」的歡呼。學生中立刻出現了以維吾爾族歌曲《萬歲，毛主席！》和藏族歌曲《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伴唱的流行舞蹈。
「四個偉大」
「偉大的領袖」的尊稱在文革前已日漸密集，「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的提法也曾零星出現。1966年「8.18」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林彪的講話分別提到「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統帥」，周恩來的講話提到「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舵手」，陳伯達提到「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但8月19日各報出現的是不含「偉大的導師」的「三個偉大」的通欄標語：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8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並列的「四個偉大」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規範的排列，是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決定的。當時康生拿來幾本外語詞典，經翻查、考究、推敲，認為「偉大的導師」最重要，應放在最前面。
1967年5月1日，林彪手書「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該題詞流傳甚廣，以至於長期來林彪被認為是「四個偉大」的發明者。
「三忠於、四無限」
「三忠於」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四無限」是（對毛主席）「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其中「無限信仰，無限崇拜」屬共青團中央原創。1966年4月1日至20日，不知禍之將至（4個月後即告垮台）的團中央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會議公報稱：
「對毛澤東思想採取什麼態度，是真革命同假革命的試金石。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我國青年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全團對毛澤東思想要無限信仰，無限崇拜，這就是信仰真理，崇拜革命。」
1966年7月27日《解放軍報》第一次出現「四無限。」1967年2月14日《解放軍報》刊登的新華社電訊第一次使用完整的「三忠於」。1968年，它們和「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紅海洋」一起，構成特有的時代景觀。
天才
文革前的人民日報上，「天才」一詞有多重用法。列寧、斯大林曾被稱為天才，一些世界著名的科學家、藝術家被稱為天才。1957、1958，「天才」曾被負面使用（批評一些知識分子自命天才），正面的「天才」一詞則賦予群眾。以「天才」頌毛，始於林彪。1966年3月31日，林在「就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寫的一封信」中指頌揚毛「天才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人民日報1966年6月19日）。
1966年12月16日，林為《毛主席語錄》再版撰寫前言。「再版前言」被譜成歌曲，廣泛傳唱，下列句子成為當年的金句：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67年，讚頌毛的「天才」一詞盛行。「海外友人」也加入頌聖合唱。
以毛主席為首
「以……為……」是紅色詞典中至關重要的句型，它所凸顯的，是黨魁的至尊地位。文革前報紙上有少量「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文革初毛提出「炮打司令部」，遂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1967年，「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並用，全年三者使用篇數達757。1968年4月19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兩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熱烈祝賀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第一次使用了「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提法。新提法立刻風靡。有意思的是，「以……為核心」的提法在文革中也出現過，不過與毛林無關。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鼓吹「大樹特樹」時，人民日報曾使用「以楊成武同志為核心的總參黨委」的說法。
四個「念念不忘」
全文為「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林彪原創。出自1966年5月18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名言」也同出一源。上述「紅辭」在文革時期隨處可見。
大樹特樹
該詞空前絕後，僅在1967年出現。第一次見諸報端，在紀念「5.16通知」一周年時，原創者是清華大學造反組織「井岡山」兵團。影響最大的是代總參謀長楊成武1967年11月3日的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然而僅一個月後的12月17日，毛澤東說了句「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大樹特樹」隨之絕跡。1968年4月楊成武被打倒。
親手締造……直接指揮
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說法，在1966年開始增多。1967年慶祝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的講話中使用了前所未有的語句：
「毛主席所締造的、林彪副統帥直接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是戰鬥隊，又是宣傳隊，又是工作隊，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
該說法的進一步發展，就「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語句的最後一次出現是在1971年8月23日《解放軍報》，林彪死前21天。
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
此句在「三忠於」、「四無限」時期十分流行，「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是「早請示，晚匯報」（文革中一種近乎祈禱、課誦的頌聖程序）的規定祝詞。但因被林彪禁止，在《解放軍報》出現次數極少。
從1965年到1967年，個人崇拜以規模浩大的「學習」（著作、思想）、「歌唱」（頌歌、語錄歌）、「佩戴與懸掛」（像章、畫像）構成特定的中國儀式。如同服用了迷幻藥的人們，開啟狂熱的話語競賽，讚美口號隨時升級，頌聖詞語不斷翻新。對解放軍報的詞頻統計可見，1965-1967，「高舉」、「緊跟」、「最高指示」、「四個偉大」、「戰無不勝」、「萬壽無疆」、「四個無限」、「以毛主席為首」等，呈井噴狀。
這是造神運動在中國媒體上留下的恥辱印記。神出現之日，也是造神者們接踵成鬼之時。他們是高級將領，是開國元勳，是國家主席，是寫入黨章的接班人。
（以上文字摘自《紅色政治詞語的勃興和流變》。此文寫於2001年，編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2015年出版的《語象詭譎》一書，本圖文版有修訂。文中人民日報版面來自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解放軍報版面來自解放軍報光盤年度檢索系統）
文/鄒思聰 端傳媒記者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為什麼毛澤東這位魅力型領袖，會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發動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五十年後，巨大疑問仍懸而未決，而答案可能永遠成謎。
諸多長期研究文革的史家，答案各不相同，回答端傳媒時也通常以「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爭論」開端。而有的學者則更加乾脆，直言「我不會去回答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意義」。
中央黨校教授、文革歷史研究專家卜偉華所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受認可的專業文革史。面對這個問題，他對端傳媒說，「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澤東自己才清楚。別人都是根據現象推測分析。所以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只能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和現象推論。」
民間和學界關於文革動因的推論，一直圍繞在「烏托邦社會理想說」和「權力鬥爭說」之間。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以「超極權」超越斯大林體制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毛想要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
這源於他深深不滿於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體制往往被視為官僚極權主義體制，而毛澤東直接不滿於官僚極權主義體制。
「毛看到了中共體制與斯大林體制一樣，已經完全走向了群眾反面，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早晚有一天會被推翻，」歷史學家吳思提供了一種可能。
在吳思眼裏，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緊張微妙。而毛澤東想要超越斯大林的蘇聯，有中共革命傳統的底氣支撐——
歷史上，中共按斯大林意圖進行的革命，屢次失敗，並因此犧牲巨大。直到國共內戰快要結束之際，斯大林仍然建議國共劃江而治——但在毛澤東意志領導下的革命，卻最終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另一方面，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否定斯大林，改變斯大林路線——在毛眼中，蘇聯變色了。
「變色」後的蘇聯，不再是標準的官僚極權主義體制。魅力型領袖消失；嚴峻現實澆滅了意識形態理想，社會動員能力大幅下降，民眾以冷漠取代熱情，因此蘇聯進入「後極權」時代。
在「後極權」局面中，「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而赫魯曉夫則更是形象比喻道，蘇聯要帶領人民追求「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旁觀蘇聯朝向物質化的後極權「墮落」，毛澤東深感焦慮。他同時驚訝發現，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穩定性極差，接班人問題更是這一體制的「癌症」。
此時在中國，毛本人正面臨同樣危機：他信心十足發動的「大躍進」，已被證明為大失敗——1959至1961年大饑荒導致了至少2000萬中國人死亡。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遭遇官僚集團全面抵制，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脱離官方報告，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自我檢討。這次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的大會，被開成了官僚集團的「出氣會」，至此毛澤東的政治經濟主張，都被邊緣化。
此後，第一線中央領導人在全國範圍內調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在國際範圍內則提出「三和一少」，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都和平相處，儘量減少援助「世界革命」。
諸多政策與毛澤東引為社會主義正統的「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直接對抗，南轅北轍。「物質化墮落」似乎正在變得不可避免。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掃清原有的權勢庭院，權力調整也註定要伴隨整個過程。
在與端傳媒的訪談中，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權力鬥爭說：重奪權力才是真相
與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不同，權力鬥爭說始終將權力爭奪、而非烏托邦理想置於最核心位置。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在黨內大權旁落，居於少數。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我們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運動方式多有分歧。在劉少奇對江青說「不能教條理解毛澤東思想」之後，江青向毛哭訴。她特意提及赫魯曉夫這個讓毛澤東敏感觸痛的名字，「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了作報告。如今你還活着，他就作報告了」。在此以前，毛澤東對江青從政有所約束，而從此以後，江青高調走上政治舞台。
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準備反攻，此後數年，毛澤東及其團隊做了諸多準備，而其中最大的準備，便是「造神」。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在此期間，毛澤東有很多意識形態鬥爭、批判鬥爭的輿論準備，通過林彪、劉少奇等鼓吹個人崇拜。到1965年時，全國上下的個人崇拜已經非常厲害。而個人崇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毛澤東大展身手。」
到了1966年，反攻時機終於成熟。
持權力鬥爭說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凌空蹈虛」，而權力鬥爭則「腳踏實地」。
在這場黨內最高權力的角逐中，毛澤東宣稱的「抓黨內的赫魯曉夫」，「防止修正主義」等口號，看上去都難以成立。卜偉華反駁道，「所謂抓黨內的赫魯曉夫，一個反修，一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空洞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央一線。毛給他們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觀的。劉少奇在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到哪一步呢？中國實行過多少資本主義？這些『帽子』很荒唐。」
而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而接班人制度，正是共產主義國家從未解決過的制度難題。
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認為這才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中央主席應該由中央委員選舉產生，否則中央委員會有何用？直到今天，中共都沒有進行制度化改革，這一體制仍然潛伏着深刻危機。而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接班危機造成的。這一難題在共產主義體制下，沒辦法取得程序性的解決方法。」在受到相關部門警告後，他要求匿名。
綜合權力鬥爭說與烏托邦理想社會說，文革研究專家、《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丁東認為，權力鬥爭與實驗理想社會，事實上對毛澤東是同一件事。
「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是更換接班人；他對林彪的『五七指示』，則是他理想社會的藍圖。他既要解決換接班人問題，拿下劉少奇，同時也要進行烏托邦實驗，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學校」，丁東告訴端傳媒。
文革到底是權力鬥爭還是烏托邦追求？或許真正答案，只有毛澤東的孤獨幽靈知曉。
在訪談中，卜偉華甚至認真講述了另一種可能——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很有可能是因為「有病」。
「晚年毛澤東的腦子，很可能有毛病，可能間歇性發作。但是我們沒有很多第一手材料，證明他到底病到什麼程度，對他影響有多大。」
這一判斷看上去荒謬，卻合乎邏輯。沒有任何力量約束的獨裁者，必然恣意妄為。「病夫治國」，恰恰是獨裁體制常態。因此，一位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告訴端傳媒，「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也因此，或許更值得探尋的問題是，毛澤東何以成功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文革能被成功發動？
（本節由郭子健與鄒思聰合寫）
儘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形態，但是文革的成功發動，卻有着普遍的邏輯：歷史的傳統與時局的累積。
中國是否已經走出帝制？這個問題言人人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能夠爆發，卻是帝制中國無法企及的目標——它需要一個遠勝於皇帝的「超凡領袖」。
在帝制時代，皇帝足夠專斷，可以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但皇帝專斷並不上通下達，足令眾生畏懼。皇帝與民眾相距遙遠，對皇帝的正負評價，只存在於士大夫的史書中。
民眾生活從不與皇帝緊密聯繫，對皇帝缺乏感情，很難狂熱。並且，傳統中國有成熟的道德體系──皇帝所以祭孔，是因為皇帝本身無法發明道德，只能繼承道德，無法跳出儒家的話語結構和倫理規範，這成為皇權的界限。
毛澤東卻完全不同。
他發明新道德，對中國傳統不屑一顧，藉助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反傳統的思潮，變叛逆為正統。同時，他借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真共產主義者（留蘇派的王明、博古）打上教條主義標籤，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全新道德。
除此以外，他通過民族主義，以及蘇聯共同帶來的反西方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大破大立，成為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超凡領袖」。
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崇拜」，領袖變得可視可感，他與人民直接對話。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這是東亞激進「西方化」所帶來的附屬品，並被打上深深的皇權烙印。
然而，領袖何時變得「超凡」？
延安時期，紅太陽已然升起
文革史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又譯馬若德）將文革起源追溯至1956年——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蘇共二十大。
麥氏認為，1956年之後，毛澤東走上激進路線，而後遭遇挫敗；同時在蘇聯，斯大林遭受批判，毛感到空前危機。此後，尤其是1957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使中共黨內民主不再，毛澤東從此成為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左」傾錯誤至此暢通無阻。
麥氏盛讚中共延安時代，他認為中共在延安開創了集體領導的「延安圓桌」制度，毛與其他中共領袖在圓桌上關係平等。中國大陸官方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同樣認為1957年之後的左傾，才是毛時代錯誤的發端。
歷史學家高華並不讚同麥克法夸爾，他的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根源恰恰始於1940年代中共延安時期。正是此時，毛澤東作為「紅太陽」迅速崛起。
全面梳理1940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1941年5月﹣1945年4月）之後，歷史學家高華認為，毛澤東個人權力在延安整風之後，與其他政治局成員已然高下立判。1943年，毛澤東有了新的稱號：「政治局主席」。自此之後，中共中央的決定，都需要毛澤東本人親自批准，方能傳達下發。上至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文件，下至《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都擁有不可駁回的最終決策權。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從此對毛澤東也再沒有過「對抗」，他們完全成為毛澤東陣營中人，並服從毛的意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都沒有與毛產生過路線鬥爭，抑或平等談判。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皆因毛澤東的神聖權力，早已超越正常決策體制。
有了古老傳統和穩固「制度」，接下來的事情便順理成章。經歷了「大躍進」後深感挫敗的毛澤東，在1960年代全面開始自我神化：
廬山會議之後，被寄予厚望的林彪不負領袖期待，率先在軍隊裏發起「學毛著」運動，迅速推出兩個「英雄模範」雷鋒和歐陽海，在無私奉獻的動人故事中加入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頭戲；縣委書記焦裕祿則被冠以「毛澤東的好學生」光榮稱號……
此時，「朱毛紅軍」早被拋之腦後，「毛主席、劉主席」銷聲匿跡，「超凡領袖」只待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官僚極權體制的超級動員能力
在毛澤東獲得空前聲望的背後，是一整套國家機器的支撐運轉。文化大革命雖然形態特殊，其發動方式卻毫不獨特，仍然仰賴於斯大林建立的官僚極權主義制度——在這套體制下，人人都要參與政治運動，無法逃脫。儘管對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一種解讀恰恰是，毛不滿這種官僚極權主義制度。
1949年以來，除了著名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以外，實際上，在中共建政頭三十年中，中國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一共發動過五十五次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頻率達到一年兩次。每次運動，都是舉國動員，全民參加，社會驟然緊繃。
中共沿襲斯大林極權體制，製造了一個政經高度重合、國家社會高度一元的體制。國人被編入「單位」，鎖定戶籍、確立崗位、建立人事檔案，人人難逃政治運動中的審查與批鬥，成為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社會。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黨國體制用計劃經濟等方式，將每個人都納入黨領導的機構與單位裏，在此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的鬥爭，必然會變成一個全社會的運動。」
而這一體制，在發生在重大失誤的情況下，毫無及時糾錯的能力。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文革前，很多黨員和高級幹部已經看到問題，但沒有辦法具體糾正這些錯誤，沒有途徑和制度去提出反對意見。」
因此，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17年的怨氣，導致了「奉旨造反」
文革之所以成功發動，民間憤怒綿延不絕，也離不開斯大林極權體制導致的巨大基層怨氣與仇恨。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基層幹部和民眾遭受數次政治輪替，在整人與被整中不斷轉換。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很有可能成為四清運動的審查對象。因此，新老幹部之間的仇恨、基層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仇恨，醞釀於歷次政治運動中，在「文革」前積累到了頂點。
除此以外，文革前17年的教育體制、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政治批判運動，都讓整個民間思想高度一致，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給文化大革命的失控，積累了亟待燃燒的薪柴。
1966年，處於黨國體制頂端、備受人民崇拜的「超凡領袖」毛澤東，看起來要一手毀掉斯大林極權體制，給人民真正的「民主」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一呼百應，文革成功發動。
此後，毛澤東批判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更是讓「造反」變得不設上限，文革於是迅速演變為難以控制的群眾運動。藉助「天下大亂」把昔日鬥過自己的官僚打翻在地，「造反有理」不啻為一道免死金牌。「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但毛澤東從沒想過要給中國人民真正的民主。他不放心中國人民，他覺得放開群眾，就會產生修正主義、經濟主義。他不像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吉拉斯，發現自己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敢於面對自己。毛澤東一直不能真正面對馬列主義的真正問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
看起來，毛澤東既不滿於高度不穩定的斯大林極權體制，又懼怕中共走向赫魯曉夫時代的「後極權」社會，但同時，他也從來不打算給人民真正的民主。
那麼，他理想中的社會到底是一副怎樣的面孔？
如果是理想，文革的初衷，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當文革正式開始，毛澤東發佈「五一六」通知時，他已表達了心中理想。
在毛澤東眼裏，文革前17年所建立的國家機器，階級分明，與「舊時代」相差無幾。他於是動員怨氣十足的群眾，將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去衝擊其中的「走資派」。而他試圖建立的政權形式，是某種程度巴黎公社原型的再現：在經典的巴黎公社試驗中，民眾選拔官員，官員工資與地位與技術工人高度平等，因此可以隨時撤換。
一個在毛澤東之下的巴黎公社？
然而，毛所試圖建立的理想體制，和巴黎公社有本質差別。巴黎公社中，從來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神，而只是地位平行的官與民相互制衡——在更精確的意義上，巴黎公社中，人民在上面，官員反而隨時調整。
「但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原則條件而存在，這是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毛沒有包括自己」，吳思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解釋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他不斷把民眾往上拉，把官僚往下壓，想要在自己之下，複製一個巴黎公社原則。」
作為足以發動文革的超凡領袖，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置身於民主制度之中。成為「神」是他的自我需求，正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如果說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打破舊官僚極權制度，從而在自己之下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麼在這一原則之下，他將如何塑造整個社會？
東漢與日本經驗啟發的小農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描繪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藍圖。
在這封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提到鮮為人知的東漢五斗米教，這一理想國顯然與現代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商品交換，工人種地，軍人做工，農民學軍。這一理想社會同樣沒有貨幣與市場──毛澤東一直認為文革之前17年所建立的體制「與資本主義差不多」，這樣的理想則正中下懷。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直到1975年文革快要結束之際，「毛又發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認為八級工人有八級工資制，按照技術的好壞、工齡長短，工資有高有低，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
於是，毛澤東異想天開地試圖通過不要分工、不要市場、不要交換的方式，來消滅社會差別、官民差別以及其他各種差別，讓每個人都成為「全能」而自足的人。
東漢五斗米教的具體做法，幾乎不為人知。而毛澤東的最高理想，在文革史專家丁東眼中，則是一種地道的「小農社會主義」。
「他無非就是讓大家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也不用分工，也不要去交換」，丁東告訴端傳媒，「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毛澤東在此前「大躍進」運動中，已經部分試驗了他的理想，結果以慘敗告終。丁東提到，毛澤東在其年輕之時，曾受日本「新村主義」影響，因而對農業社會主義充滿興趣，這也構成了毛澤東改革的思想根源。
只嚮往革命，卻不懂治國？
在訪談中，漢學家潘鳴嘯則回溯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你詳細讀這篇文章，就了解毛澤東想要什麼」。
在潘鳴嘯眼裏，毛澤東在文革中重複了其年輕時代的革命經驗。
「他非常崇拜農民暴力革命，殺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要打殺，只是讓你丟臉、侮辱你，讓你不再威風。只有革命者才有威風，他基本上一輩子都在這樣做。另一方面，他也很喜歡在延安當一個革命軍隊的領袖。在軍隊裏面沒有人反對，很多人都有共同目標，願意犧牲。毛一直都懷念這種氣氛，但是和平年代，不可能有這個氣氛。」
也因此，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我在一些全是歷史學家的微信群中說，毛澤東的治國才能很低。他們很驚訝，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我的意思是，他對於發展國家，對於經濟根本沒有理解，他完全反對現代化」，潘鳴嘯對端傳媒解釋。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潘鳴嘯承認毛澤東看到了斯大林主義極權制度的嚴重問題，但毛澤東窮其一生，也無法找到出路。
毛澤東對民主沒有真正理解，他早年讀過幾本來自蘇聯的著作，但僅此而已。他從未接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在年輕時代受到革命家李大釗的影響——而李大釗則深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
「李大釗第一個提出，中國青年要學俄國青年。俄國青年在1874年夏天都下鄉去和農民結合，這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所以我在《失落的一代》一書裏也談到，俄國民粹主義，就是毛澤東搞上山下鄉的根本原因，毛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潘鳴嘯進而給出統計學證據——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那幾年，中國城市反而一直在向農村招工。這直接證明並非城市無法提供就業崗位，而純然源於毛澤東的政治理想。
訪談中，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形容毛澤東，「他講話特點就是大而化之，很浪漫，很空泛」，而「毛的設想，是根據人民公社，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等很粗放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式理論，從來沒有系統、嚴格、規範的理想。」
「毛澤東不懂如何治國」，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也說。
毛澤東終其一生，只善於革命，卻對外部世界缺乏正確理解，與此同時，又極其傲慢。他從沒現代國家理念，又不願造訪外部世界，始終在一個封閉體制內接受頂禮膜拜。
「五十年代中期後，這一代領導人不懂如何治理現代國家，一系列錯誤導致對國家治理的問題愈發嚴重。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這位匿名的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在毫無現代治國能力的基礎上，卜偉華認為，正因為毛澤東大而化之的理想，導致文革中，中共體制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
「從1966年到1976年，他沒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很多情況下，都是走着瞧的態度。對於文革進程來說，他也完全沒有把握。很多情況他沒有想到。所以文革原來是要搞一年半，後來是兩年、三年，最終老也結束不了。」
巴黎公社、東漢五斗米教、日本新村主義、湖南農民革命經驗、俄國民粹主義，這些零碎思潮構成了毛澤東的知識體系，形成了他的浪漫想象——那麼，「詩人治國」的結果，究竟如何？
文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套怎樣的新世界？這一個世界與文革之前的體制，有何不同？
但實際上，文革到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浪漫新世界，並用文革的方式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創新」。
憑藉青年時代的知識積累，與革命年代的戰爭經驗，這位「超凡領袖」顛覆整個斯大林極權體制，期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以實現其最高理想——
實際上，經過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亂和「重建秩序」後，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他有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嗎？文革有實現他的平等理想嗎？
「超極權」成為「大失敗」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歷史學家吳思將文革體制概括為「超極權」體制——一個為了超越極權而建立的體制。
吳思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試圖改變經典極權體制的上中下（領袖、官僚體系、群眾）的三層結構，而強行下壓官僚體系，抬升群眾地位，從而建立了一個近似於三角形的結構——毛高高在上，群眾與官僚分居其下。
毛澤東將官民都變作牽線木偶，或提民鬥官，或提官壓民，使其相互制衡，相互鬥爭，「七八年再來一次」，進而永遠純潔，永無止歇。
而新的三角結構，其具體制度設計，便是1968年全國奪權成功而設立的革命委員會。
革命委員會由「三結合」組成：解放軍代表、「革命」的黨政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
這一結構中，在林彪大權在握之時，解放軍代表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先後成立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中，一半以上「一把手」由部隊代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要得到軍隊領導機關批准。正在籌備革委會的地區，都必須由軍隊審查批准。
而革命幹部的引入，則意味着毛澤東需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但在林彪時期，黨政幹部無法發揮真正治理作用。
群眾組織代表，也完全不依靠選舉產生——而是在「廣大革命群眾行動」中產生。因此，沒有正常制度程序產生的「群眾代表」，並沒有任何現代民主可言。
至此，毛澤東看上去成功建立了一個自己高高在上的三角結構——而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而在此期間，新體制會保持穩定。
「到穩定期差不多到頭，體制顯出越來越多問題，三角形的頂端——毛作為領袖就會調動官民邊長。邊長隔七八年變化，通過這種方式，保持制度活力，從而防止體制墮落，也讓群眾熟悉這套做法，漸漸適應，形成傳統。就好像五年一次選舉，中國七年來一場運動」，吳思如此闡釋毛所理想的「超極權」體制。
在毛的美好幻想中，這一完美體制下，最高領袖穩如泰山，群眾不受「經濟主義」、「物質掛帥」誘惑——同時毛又能夠通過發動群眾，在必要時衝擊官僚體系，使得官僚難以走向修正主義，官民都在毛澤東牽線之下，永遠保持年輕的共產主義心靈。
然而事實上，作為群眾代表的「造反派」對這一體制並不滿意，他們的「造反有理」並未徹底實現，而是在革委會裏，繼續感到來自軍隊與舊官僚的持續壓制——因此繼續造反，才是他們的訴求。
而軍隊與舊官僚同樣不滿，他們要求復辟經典斯大林官僚極權體制，以作為統治階層存在，而不用隨時警惕「革命左派」的衝擊。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這一極端體制。
如此一來，毛澤東為了解決斯大林體制極不穩定劣勢、而創新的「超極權」制度，反而成為更加不堪一擊的極端體制。如果不是毛澤東這位「超凡」領袖的神聖地位，文革早已宣告事實的失敗。
正因如此，整個中國在此十年間，積蓄了大量推翻「超極權」體制的能量。由於毛澤東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事實上也不可能找到——於是他一死，變革便毫無阻力的到來。
吳思告訴端傳媒，「毛試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選擇的道路，實際結果和毛的構想正好相反。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在戰略選擇上，文革是一個大失敗。」
平等目標沒有實質改善
由於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中，群眾代表只是虛職，軍隊領導和革命幹部相繼掌握大局，這場以反官僚體制開始的群眾運動，最終也沒完成它的平等理想。
平等化有所「改善」。由於取消「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十年裏，工農不漲一分工資。民眾對於這一強調精神、而非物質的制度安排，也做出了基於人性的正常反應，他們普遍怠工，因而獲得了普遍貧窮意義上的平等。
文革期間，群眾寫大字報批判領導成為可能，被打壓風險略有下降。黨政幹部必須插隊勞動，並強制去五七幹校學習，整個官僚群體與群眾之間，在地位上逐漸趨近，但根本結構並未真正變化。
歷史學者雷頤對端傳媒舉例，「當薄一波被打倒後，他在北京八中旁邊的胡同有88間房，因為在文革前，按級別分配房子。他家被抄走之後，姚文元（注：『四人幫』之一）住了進去。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姚文元甚至更過分，因為他工作需要，又擴充幾間，把旁邊的居民住宅擴充了進來。」
而在文革後期，恢復大學招生過程中，「工農兵大學生」因為不再考試，而滋生了更多腐敗。這些入學資格通常被分配給「可教子女」，而「可教子女」恰恰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當權派子女。
除了官僚體制「新酒入舊瓶」以外，建立在整個體制之上的變化，則是毛從半人半神，徹底變成唯一之神。與之相應，林彪也一度變成半神，被寫入黨章，成為「紅太陽」接班人。
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現行反革命」便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於是，在社會內部層級有所縮短時，毛與國人之間極大地拉開了絕對差別，變成人神之別——這一個人崇拜，使「平等」在文革期間，不可避免淪為空洞幻象。
極不穩定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最終仍沒有超越斯大林極權體制，也未能實現毛澤東的平等理想——而更進一步，這一體制黨政軍高度合一，成立過程既無黨章依據，也無憲法依據，完全來自「超凡領袖」的任意決斷。
新體制極權程度更高
而更加嚴重的事實是，林彪大權在握之際，軍隊基本控制全國革委會，而軍隊政權的極權與暴力程度，更勝於官僚極權，「三支兩軍」——軍隊的「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變成了這一體制的「新常態」，毛澤東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更具壓迫感的極權制度。
「軍隊幹部掌權有很多弊病，比如軍隊不瞭解地方情況。軍隊只強調服從和強迫命令，簡單粗暴的現象更嚴重，這一點比文革前還厲害」，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中共九大前後，毛澤東需要建立新秩序，因此他依靠軍隊，革委會也成為實際上的軍政府。軍隊控制大量地方政權，然而，潘鳴嘯對端傳媒分析，「共產黨國家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存在，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就在這裏。林彪死後，毛澤東最終還是恢復了共產黨原來的體制，他沒有真正創造新的模式。」
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全國上下，又馬不停蹄開始清理軍隊幹部。軍管狀態終於解除，而重獲信任的革命官僚再度掌權，中國基本又恢復至文革前的官僚極權體制。
晚年毛澤東已倍感無奈。最終，毛澤東仍不得不依靠他試圖超越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來掌控全局。但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人民懷念從前，他又再度發動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反回潮」、「反復舊」的口號，鋪天蓋地宣傳開來，以批判「今不如昔」的社會思潮，保持體制的純潔如初——但實際上，官方的激烈舉動，更從反面印證了民間的不再跟隨。
「毛澤東重新建立的體制，從來沒有自己的規劃，他一直都是邊進行邊看。而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而其本質上，和文革前都是一樣的」，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人並沒有完成他不受壓迫的，平等的理想。在這種中國特色的種姓製度下，普通人的地位根本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
臨死前，毛澤東評價文革「三分錯誤，七分功績」。但顯然，他已無可奈何的發現，他找不到自己所打造的體制能夠持續的任何辦法。
從1966年，他親手打倒劉少奇這位接班人開始，林彪、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他已經嘗試了太多人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這些人要麼能力不濟，不能服眾，要麼反對文革，可能復辟——最終，山窮水盡的孤獨領袖看中了毫無權威的華國鋒，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選到華國鋒時，毛澤東已很難給他戴高帽子了。華國鋒說自己能力不行，毛只好說，『我就要自認為能力不行的人』」，丁東細數毛澤東的每一個接班人後，得出結論，「這個接班制度是一個怪胎」。
在生命最後十年，毛澤東試圖去建立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烏托邦，以超越脆弱不安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但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
1966年，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信心十足，精神矍鑠，游過長江，萬眾擁戴。十年後，天安門爆發「四五運動」後，毛澤東深感震驚。此時他已行將就木，也明白人們不是單純悼念死去的周恩來，還在反對他和四人幫。毛澤東不可避免意識到，他並未建立全新體制。
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毛澤東酷愛《枯樹賦》、《恨賦》、《別賦》等悲傷痛絕的詩賦，憂傷失意，無可奈何，成為徹底的孤家寡人。
「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推測道。
被忽視的文革真相：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
追溯這場以失敗終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它至少顯露出三張面孔。
造反：最為人熟知，暴力事件最少
最為人熟知的文革面孔，是文革初期（1966年）的大規模造反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不同種類的紅衛兵造反派，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知識分子、學校領導、反動家庭及個人，進行大規模批鬥侮辱。
文革的這一面孔，官方「反思」最為眾多，也默許民間談論，並在黨的決議框架之下，允許出版。
主張以「宜粗不宜細」來「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他作為黨內最大「走資派」之一，就在這一時期被打倒，成為最早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因此鄧小平對文革中「翻天」的一切人都毫無好感。這一點上，他與同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陳雲不同，陳雲仍然看重紅二代子女，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孩子」。
因此，「體制內否定文革」一派眼中的文革簡單直接，亦即「造反派」打擊「當權派」。於是對於重奪權力者來說，自然必須徹底否定。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一面孔的文革印象深刻，即便從未經歷，也能通過官方結論加以想象。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武鬥：群眾鬥群眾的暴力
此後，文革開始顯露它最張狂暴戾的第二張面孔。大規模派系武鬥在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間持續發生。這一面孔下，「群眾鬥群眾」成為基本特徵。
參與武鬥的每一派，都聲稱自己是革命正統，在「保衛紅太陽」。這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它們成為了駭人聽聞、血腥殘忍的傳說往事——「紅八月」、大興縣屠殺、重慶大武鬥、武漢720事件、清華百日大武鬥……種種事件，無不成為後人聞之色變的全面混亂，徹底失序。
混亂與暴力是這張面孔的核心表情，它往往被官方當成民主化對中國有害的直接證據，也被視為文革暴力最為嚴重的時期。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文革的第三張面孔猙獰畢現。
「恢復秩序」的革委會：由上而下的超大規模暴力
官方對恢復秩序從未提及細節，也從來正面敘述。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一「重建秩序」之路，和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體制，其暴力程度與暴力規模，遠遠高於看上去「天下大亂」的派性武鬥階段。
這一階段始於1968年5月。毛澤東在當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從現在開始，要「清理階級隊伍」了。
「清理階級隊伍」的矛頭，並非指向文革中的「造反派」，這一次，毛澤東將利刃對準一切人。
「主要清的也不是『黑五類』（注：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人群是確定的。主要清的是歷史問題，清叛徒、特務，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些是不確定的。開始範圍很大，然後再慢慢甄別、慢慢平反」，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正是這一過程中，冤假頻仍，錯案紛至，打死、殺害、自殺事件不絕如縷。
「文化大革命中，你看前三年打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死了很多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很多死難者，都是在武鬥以後。『清理階級隊伍』，『清理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在後續運動中，發生的冤假錯案，受到的迫害更多」，卜偉華分析。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8年5月開始）、「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0日）、「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970年1月31日全國清查）等大規模官方組織的運動，也因此構成了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陰沉有序，鐵腕無情，勢若覆巢，無人倖免。
正是這張面孔，幫助毛澤東恢復並打造了新建制。然而事實上，它並不新鮮，就是毛澤東所要超越的官僚極權體制，在重建秩序中，毛澤東拾回了這把利刃。
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共產黨重新控制全局。當它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不了解情況的人，看前面非常亂，非常轟轟烈烈。文革中的『紅八月』（注：1966年8月），你看打死了多少人？一共一千七百個人。遠遠不如後頭，搞『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這些運動厲害」，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而後面，雖然在很多地方看上去悄無聲息，但只是一個單位自己，整『五一六』，整叛徒、特務，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一個小單位就能整死好幾十個人。有的一個地方，雲南一個滇挺案（注：抓『滇西挺進縱隊』）整反革命集團，一下子就整死好幾千人。內蒙古『內人黨』案，鎮壓死好幾萬人」，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道。
不特如此，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新體制建立，維穩成為首要目標，軍隊、公檢法等部門開始進行更加嚴厲的專政。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高潮時，全國各地懸掛着林彪的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鎮壓需要指標，也需要足夠的威懾——所以短期內殺人必須足夠多。於是中央政府將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至省級，省級只需把殺人人數在中央備案即可。有些省份將權力再度下放，導致最後，縣級都有權宣佈對鎮壓對象執行死刑，並且被判處者一律立即執行。
大規模殘忍清洗與鎮壓，主要發生在林彪如日中天，軍隊控制全國革委會之時。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台之後，軍隊代表逐漸被清理，黨政舊官僚重新回歸主導地位，體制暴力程度才開始稍微減弱。
在此以後，雖然運動仍然連綿不絕，但「批林批孔」運動、「反回潮」、「反復舊」運動則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肉體暴力已大大降低。
最新研究數據：政府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
對於文革第三張面孔的暴力程度，海外最新文革研究已有數據庫支持。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於2015年秋季在權威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 History》發表論文《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魏昂德的研究團隊用近二十年時間，搜集了中國2213個市縣的年鑒，並且將這類原始出版物信息編入計算機數據庫，記錄了中國1966年6月至1971年12月的相關數據，其中包括這一時期因為政治運動而導致的「傷亡」數據，也包括「非自然」死亡和其他受害者（如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監禁、公共毆打、抄家、指控進行反革命活動等）。
魏昂德通過數據庫分析，認為「政府行為的破壞性，遠遠高於叛亂分子的破壞性」，「政府鎮壓導致了大部分的死亡和受難者。」而數據庫的挖掘結果顯示，在176226人死亡記錄中，聯繫到特定事件，近四分之三的死亡（130378）源於當局行動。而在超過1000萬記錄在案的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人中，受到當局鎮壓者，則超過90%。
這些特定事件──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除製造了至少三倍於派系武鬥的死亡人數，也同時製造了大多數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除此以外，在這些官方運動中，受害者除了遭遇暴力以外，還被進行針對性的長期調查，遭遇監禁、逼問、抄家、失業，與親人長期失去聯繫等災難。
這些官方行動主要由革命委員會執行——而此時的革命委員會，主要有軍隊負責人掌控。
魏昂德在論文裏得出結論，「簡而言之，叛亂分子確實應該為大量死亡負責，但他們基本上只是殺死了其他叛亂分子。相比之下，政府的行為是更加殘忍和有效的破壞，他們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以及90%的政治迫害。」
所以在魏昂德看來，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決不能僅僅概括為一個「恢復秩序」的過程，它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魏昂德認為，這一場「全新運動」如同1930年代末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所引發的「大恐怖」一樣，並且還刺激了「紅色高棉」幾年之後在柬埔寨的極端行動——在訪談中，文革研究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得出了同樣結論。
只有理解在文革中，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才能理解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被長期塗抹，冷靜有序，卻鮮血淋漓——而這才是更完整的文革圖景。
（注：「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
有人說，文革有兩個版本：毛澤東的文革、人民的文革，真的嗎？
在所有關於文革的討論中，「人民文革說」另類突兀，又引人注目。
這套主張反對毛澤東的文革，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他們也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毛派」。但同時，他們認為毛的文革，在民間客觀地製造了一個與「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人民文革」。
「天下大亂」導致的「自由空間」
而在「人民文革」的故事中，人民擁有言論、結社、辦報等自由，並且人民通過文革，既能夠衝擊官僚體系，又在主動自發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在一片「大鳴大放」中，現代民主政治因素正在悄然生長。
「人民文革說」在文革剛結束時，在觀點市場裏無人問津。它更像是一次時隔多年的後來想象和創造回憶，在「改革開放」遭遇嚴重分歧的年代裏，從小範圍開始流傳，卻逐漸難以被人忽視。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始終堅持「人民文革說」。他的文革名著《牛鬼蛇神錄》剛剛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其中記錄了許多「人民的文革」——也因此，他的講述被批評者認為，「處處為造反派張目」。
他的故事裏，有許多在文革中另類思考與行動的政治犯。即便拋開那些無姓之人的虛實經歷，至少楊小凱本人，無愧於是文革中的另類——他確實獨立於毛澤東的命令，而主動去農村調研。在調研中，他認識到農民普遍對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並告知造反派同伴，不要為毛澤東權威所限，並真的得出了與官方截然相反的結論，提出了另一種文化大革命的主張。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很可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打倒政敵，建立一個自己的理想國。但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因為那篇著名的《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入獄十年，並在牢獄中，接觸到他後來書寫的各路「牛鬼蛇神」。另一名文革中的思想青年劉國凱，他曾在文革中受楊小凱文章啓發，寫下了《文化大革命簡析》，也持類似觀點。
也因此，他們肯定「文革」與否定毛澤東是一體兩面，並不矛盾。至少在楊小凱等人真實經歷的文革中，他們確實思考並行動，與主流意見對文革的單向認識並不相同，提供了文革鮮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歷史學家朱學勤也曾深情描繪過思想者村落，文革史專家印紅標則在《失蹤者的足跡》中，記錄了青年精英的自我啓蒙與讀書過程。
在文革中，與楊小凱有類似行動的有遇羅克、張志新等人。他們都有不同於關於官方結論的見解與主張。
遇羅克在文革早期寫下《血統論》，但其中並沒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只是提出了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張志新則是對當局打倒劉少奇感到不滿──在文革期間，像張志新這般為劉少奇打抱不平者不在少數，而因此受到司法處理的人，多達數萬人。
在端傳媒的採訪過程中，眾研究者對「人民文革說」仍然爭議頗大。
文革專家丁東少年時代親身經歷文革，他當時懷抱理想主義，渴望建立巴黎公社，並且參與民間組織，學習《法蘭西內戰》，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理想。「但從上頭來講，毛澤東並沒有這個意思」，五十年後，丁東對端傳媒說。
丁東也承認，遇羅克等人的行為，在文革前17年的極權體制下，絕不可能出現。而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
「遇羅克和幾個中學生一塊，辦了一張小報，而且還存在了好幾個月。他這張報紙在經濟上盈利，挺受歡迎，發行量大，還刊登了像《出身論》這樣的文章，是明顯的利益受損群體的利益訴求，明確表達自己的理念。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雖然說遇羅克最後也很慘，被槍斃，但是他活動了好幾個月時間」，丁東說。
很大程度上，遇羅克的文章是為了受到不公對待的整個階層，甚至是為了「人人平等」的抽象理想，這在文革前不可能出現。
另一方面，在文革天下大亂中，也有「為自己代言」的群體出現。許多臨時合同工建立組織，公開要求與體制內工人待遇平等，並一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這類底層自發的群眾組織，很多遵循着「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領袖，民主實踐真實存在着。
「奉旨造反」的局限
然而，在一切可能導致民主的實踐中，毛澤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掛當頭，這讓可能的民主變得虛無縹緲。事實上，在整個文革造反運動中，除了極少數人在「獨立思考」以外，所有人都對「超凡領袖」毛澤東極度崇拜，沒有任何懷疑。
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目前大量『造反派』頭頭的回憶錄，講述自己造反經歷時，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造反派都完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搞『文化大革命』。」
「現在有一些人，尤其是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胡說八道，比如鄭毅，他是我們一個中學的。他說我們當時就想反共產黨，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他的事誰不知道，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肉上，在胸前留個大疤。你都這樣表白了，當時是什麼樣？你現在說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你說誰相信你的話？」，卜偉華說。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曾嚮往巴黎公社的丁東也承認，「哪怕這個組織內部再民主，中央文革小組一句話，說大方向錯了，那這個組織馬上就土崩瓦解。」
「造反」不能觸碰的底線
除對毛澤東高度迷信外，即便在短暫一年多的有限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中，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也規定了許多不能觸碰的底線。
文革一開始時，由於禁止「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許多全國組織被全部取締，並且受到「反革命組織」對待，遭遇鎮壓。
另一方面，毛澤東始終要保證軍隊保持安定，所以他在文革中反復強調，「不許反軍亂軍」。
而對於公安、司法等部門，雖然毛一度號召「砸爛公檢法」，「但仍然不是誰都能去砸爛的，許多人在這上面吃了苦頭」。
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公佈的「公安六條」，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條就是人們熟知的「惡毒攻擊罪」。
這一條款明確規定，反對毛主席與林彪者都是現行反革命，而在具體施行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被劃入「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容不得「造反派」半點反對。
而在這一臭名昭著的條款下，許多人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楊小凱、張志新、遇羅克等人，都因此被判重刑，甚至處以極刑。
對於這些人的遭遇，卜偉華質問，「他們沒有去反毛澤東吧？他們寫了一篇文章，發在小報上。張志新是後來精神出了問題，才說了些攻擊毛的話……所以，文革是全民族的一個恥辱，很多事情達到了一個非常瘋狂，沒有理智的地步。」
「毛澤東的文革，大家都經歷過，看得到，實實在在。而所謂人民的文革，是很虛幻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爭取個人利益，這些人肯定有。但這些人的行為，很難形成與毛澤東的文革並行的另一個文革」，卜偉華說。
歷史學家雷頤對端傳媒分析，經過延安整風之後，黨的官僚都明白——「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在雷頤看來，即便在最天下大亂的時期，文革仍然在統一部署下進行，而類似於楊小凱、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短暫脫離部署的極少數，並不能改變這一大背景。
「納粹運動時期，也有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你能說有兩個納粹運動嗎？」在訪談最後，雷頤反問。
文革對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破壞？
文革給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災難？
它曾讓中國全面貧窮，徹底迷失方向。
國際迅速富裕，國內一片赤貧
將中國置於戰後國際中， 整個1960年代，二戰後的世界經過1950年代的調整，一個大發展時期開始了。「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調整之後，抓住全球化的機會，在經濟上迅速發展，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轉型。
美國在1975年的GDP總額是1957年的3.2倍。西德在1951年到1971年間，GDP增加5倍。日本則更是在1955到1970年間，GDP增長了7.2倍。
而中國則在「繼續革命」，並因此永遠失去不復到來的機遇。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綜合國力，都大大降低。
文革期間經濟上的大失敗，即便是官方數據也從不諱言。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裏，國民收入損失超過5000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共建國30年全部基礎建設投資的80%，超過30年來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纂的《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記載，文革中，中國經濟增長率5年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負增長年份分別是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
1978年，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僅1974-197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損失1000億人民幣，鋼產量損失2800萬噸，財政收入損失400億人民幣，「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結束時，城市居民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時間內沒有漲過工資。據曾培炎主編的《新中國經濟50年》記載，城市居民年人均工資反而從624元下降到575元。而直到1978年，全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只有74.67元——相當多農民辛苦一年，不僅分文沒有，反倒欠生產隊錢。
「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文革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回憶，「本來這個國家不需要鬧到這步田地，因為這麼一場文革，毛澤東一個人搞了他的實驗，弄得幾億人，温飽都得不到保證，就別說發展了。」
一位社科院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回顧——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全球前五的國家。而到1970年代，毛澤東則劃分了三個世界，把中國劃為第三世界國家，「他也知道中國落後了」。
「1949年後，我們沒有在大國崛起的基礎上，繼續崛起。中國從農業往工業文明轉移過程中，確實充滿了戰爭，有衰落過程。但1860年之後，中國在逐步上升。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攀升到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五常。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但之後我們把國門封閉自娛自樂，也就二十年的時間，就處於崩潰的邊緣。」
而文革結束後，由於全面落後，中國人彷彿回到初開國門的1860年，鄧小平面臨和晚清恭親王一樣的「後發焦慮」。這樣的焦慮迫使他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此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在並不擁有現代法治的國家背景下，整個體制過度釋放貪慾，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國家治理徹底失敗
除了經濟以外，在政治制度上，文革對中國的傷害同樣巨大。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隨意性，導致他任意改變國家，打亂秩序。而任意治罪的結果，則讓整個社會毫無原則，穩定性與安全感極差。原有道德習俗，也因此敗壞不堪。
文革時期，毛澤東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根本無法治理現代國家，實際上，它構成問題本身，其暴力程度遠遠高於紅衞兵造反派運動和派性武鬥。因此進入1980年代，這一體制被當局徹底廢棄。
除此以外，一大批知識分子、技術官僚遭到長期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先後列為打倒與審查對象……凡此種種，不可勝數。知識青年沒能獲得應有的教育，現代教育制度徹底崩壞，而十年沒有正式高考、知情上山下鄉的結局則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與半文盲多達2億3千萬人。長此以往，人才遭遇大規模斷層。
在這位社科院歷史學家眼裏，整個文革結束前，「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文革導致更加嚴重的權力腐敗
文革同樣讓國家體制滋生了大量腐敗，在這一點上，漢學家潘鳴嘯與其他人看法不同。
在訪談中，潘鳴嘯直言中國人最大的幻覺，便是覺得文革期間沒有腐敗。但事實上，「最大的腐敗是從70年代開始的」。潘鳴嘯長期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他發現彼時的腐敗無關金錢，而純粹是權力的巨大腐敗。
「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想回到城市，他們用各種辦法，討好各種幹部，所以腐敗從這時候開始。比方一個農場幹部，他們可以決定哪個知青可以回城，那些不能回城，他們對女知青甚至有各種性交易……所以那個時候錢不重要，而純粹是權力的腐敗。」
「把文革放到大的歷史脈絡去檢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從來不是常態國家。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都在很温和地講，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所有東西都應該有規範有秩序。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這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文革導致的人倫傷害，后共產主義時代才能修復
而文革中不可勝數的倫理悲劇、家庭悲劇，對中國人倫理價值的傷害，比經濟政治傷害更加隱蔽，也更加難以恢復。
「它傷害了中國人的靈魂」，潘鳴嘯說。
一位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分析，「從傳統社會直到近代，中國人的倫理價值觀，一直很温和。所有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師道尊嚴，都處於有秩序的狀態。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一直處於很温馨、不焦慮的狀態。」
而文革恰恰製造了最極端的倫理悲劇，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率獸食人，人倫顛倒。更荒謬的是，這一切在文革期間，被作為正義歌頌。
在訪談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樣的人倫傷害，或許只有等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才能徹底修復。只有那時候，人們才可能告別一切政治厲害的算計——因為文革遠非文革本身，它由這一體制一手塑造。
在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看來，文革沒有產生新制度，而只是將斯大林主義推向極端。雖然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在意識形態與宣傳上盡可能迴避淡化文革，在出版物中嚴格控制文革題材，實際上對文革從未進行真正徹底的反思，因此，「文革當中很多的『左』的思想，『左』的理論，現在仍然處處能夠看到它的影子。」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卜偉華說。
「文革思維」真的並未遠去嗎？卜偉華提出了一個關鍵疑問——
在五十年之後，文革還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嗎？
50年過去了，文革還會重來嗎？
2016年5月16日，距離那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
儘管它仍然有太多謎團懸而未決，杞人憂天者亦曾憂心文革再度到來，但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因為官方早就認定，文革是一場浩劫，應該徹底否定。
直到2016年，波譎雲詭的事情在這片大陸不斷發生。
從2016年春晚的「回到過去」，到任志強事件的「十日批判」，再到「五二紅歌會」直接在人民大會堂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每一件事都包含太多可疑之處：
春晚在民間惡評如潮，央視卻連續數天大肆讚揚，歌功頌德，這在此前從未有過；
微博大V、中共黨員任志強不滿「黨媒姓黨」，被官媒集中批判。在其大有被「鬥倒批臭」之勢時，中紀委官網突然發表文章，認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任志強隨即被冷處理，數月之後，才被「留黨察看」；
而「五二紅歌會」更是以中宣部下屬機構旗號，在人民大會堂裏，堂而皇之地表演諸多文革歌曲。事後中宣部、主辦方中國歌劇院紛紛撇清關係，紅二代馬曉力則寫公開信，並接受鳳凰網專訪，認為這是違反黨的歷史決議，「給黨中央挖坑」，要求徹查此事背後的勢力……
諸多怪事撲朔迷離，變化多端。文革重來的論調，似乎突然成為公眾關注熱點。因此，一個巨大疑問是，「新文革」會發生嗎？
文革不會再來，但會「借屍還魂」
「已經發生了，叫『十日文革』」，當端傳媒提出問題時，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迅速回答。
卜偉華意指官媒針對任志強的集中批判──這一批判持續十天之久，而其中殺氣騰騰的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用語言辭與文革話語十分相似。」
然而，這樣的官媒批判，很難讓人認定，真正的文革復辟了。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如果是一場發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它在中國永遠不可能再發生了——
「以同一種形式，同一種內容，同一種方法回到文革，完全不會。因為沒有毛澤東了，這個情況非常不一樣了。然後文革再來批判京劇的文章，發動幾個大運動，這個也不可能了。具體的形式、具體的方法，完全跟過去文革一樣，是不會的。」
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所謂「十日文革」與真正文革並無關係，而「最多是一次反右」——「毛澤東是公開的，找群眾來打你，現在——特別是六四以後——沒人敢這樣做。」
「如果你讓老百姓自己搞運動，他們很可能以後要打你自己，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十日文革』這個說法。打擊大V，上中央電視台，這很像斯大林的公開審判，都經過了全面控制。毛澤東敢讓群眾起來，可以讓他們幾個月不用聽話，群眾還可以把想做的事部分給做了。世界歷史上，沒有多少領袖可以這樣做」，潘鳴嘯很肯定，中國不會再發生文革。
如果將1966-1976年發生的文革成為「經典文革」，毫無疑問，這樣的純粹文革幾乎不再可能重現。
然而，「十日文革，並非真是文革。但起碼，你採取了文革的做法，文革的口號，文革的思維方式，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遺風啊。你搞大批判，不讓人家感到有回到文革的危險嗎？」卜偉華質問。
完全以經典方式再現，雖然已完全不可能，但「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徹底否定文革」
因此，防止文革以各種方式「借屍還魂」，可能是文革五十年之際，我們反思文革的原因所在。
端傳媒前後與十幾位文革研究專家和歷史學家交談，他們在歷史問題上觀點各異，但在這一問題上，觀點驚人一致——
防止文革「借屍還魂」，只有「徹底反思文革」，而非簡單化約的「徹底否定文革」。
文革研究在今日中國仍然衰落，「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仍然是中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
這一切都始於1980年代初的「徹底否定文革」。當時它具有現實意義，既可以「團結一切力量向前看」，也有現實的政治因素——鄧小平要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取代華國鋒，而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鄧小平做出決定，文革反思「宜粗不宜細」——這同樣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因為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受害者同時是施害者，施害者也同時是受害者。
鄧小平在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但他所要團結使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卻並非如此。毛澤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採用「剝筍政策」，他並非一次打倒所有官僚，而是如同剝筍，一層一層清理。因此，批判彭真時，劉少奇、鄧小平一起參與。批判劉少奇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擁護毛主席，積極參與其中。
因此，這場浩劫中，幾乎沒人無辜——於是，「徹底否定文革」只能「宜粗不宜細」。
在這一抽象政治決議下，鄧小平要團結運用的對象，其支持參與文革的一面不再提及，而重點強調其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抵制文革的一面。
於是，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其餘「老一輩革命家」，要麼被迫害衝擊，要麼堅決抵制。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則備受蒙蔽——
一個「徹底否定」的文革譜系，按照官方政治需求就此寫成。此後的文革歷史作品、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在這一框架之下完成。也因此，它們很難更深一步反思文革，而不可避免成為官方文革譜系的註腳。
從文革三十年（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更是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
在中國，從1980年代嚴家其、高皋出版《文化大革命史》開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陸續有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等文革整體史著作出版，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典著作。
至此以後，國內再沒有文革整體歷史著作，而文革中的事件專題史則素來欠奉。
必須承認，這些著作有所突破，作者均在論述中，認定文革中的諸多重要決定，不可能是由林彪或「四人幫」單獨做出，而純粹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意志。因此，他們將文革的最大責任重新置位，還給了它的始作俑者——但除此以外，這些著作在體現文革的複雜性上，則付之闕如。
也因此，在文革五十年之際，為防止文革幽靈的「借屍還魂」，「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化約的徹底否定，端傳媒所採訪的十幾位學者都認為，應該「開放文革的出版與研究，將文革真實歷史說清楚。」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與動亂》一書，他詳實記載了發生在文革前三年的歷史事實，是目前最受認可的文革專門史著作。在訪談最後，他告訴端傳媒，「很多人談這談那，卻沒建立在對文革歷史真實了解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對文革真實歷史情況比較真實的了解，你的反思、否定、評論，都可能是站不住腳的。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對於官方迴避和禁止文革題材的出版發行，他反問道，「過去的東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因為你的態度而改變。」
十年文革記憶，如何檢驗後文革時代的我們？
後文革時代，文革記憶常常是建構新政治認同的重要象徵資源，甚至已經成為各路政治文化力量、歷史觀念、社會想象爭奪的重要領地。
文/曉郡 歷史學博士
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動盪不安的階段，數億人的命運捲入其中，被碾壓、消磨或者完全重塑。這也是世界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一場「革命」。
然而，儘管文革已經結束了四十年，儘管早就被官方否定，如何敘述與反思文革、如何建構文革的個體與集體記憶，這些最基本的問題，直到今天，都很難在公共空間中真正被充分自由、開放、透徹地討論。
在媒介、教育、學術研究等場域，文革議題始終受到限制。對很多文革親歷者來說，長期受到政治文化的壓抑和內心潛藏的創傷，使其普遍被沉默鉗制，對此諱莫如深。
而對文革之後出生的新一代人來說，歷史正在蜕變為無深度、平面化的娛樂景觀。當沉重的創傷遠去，公共的討論退場，這些在消費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夾縫中成長的年輕人對文革歷史的隔膜已更深。記憶的代際傳承斷裂，進一步加劇了文革的社會遺忘。
政治文化檢視記憶，記憶也檢驗政治文化。文革結束後的這四十年，中國社會劇烈變遷，在不同的時期，人們回憶、觀照、反思這段歷史，也同時真切折射出其所處的政治文化現實。
1980年代：以政治方式決議歷史，以傷痕文學修復歷史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民間社會尋回文革真相、更具體真切地反思文革的慾望與訴求，長期以「維護安定團結」為理由，予以限制或邊緣化。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文革記憶設定了官方的尺度，這個決議雖然在當時有相當的進步和思想解放意義，但它畢竟是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話語方式來敘述和反思文革，有着相當大的侷限性。
該決議將文革定性為「由毛澤東同志錯誤領導和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其中最大的侷限性在於，它不僅將毛澤東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區隔，還將「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所謂文革的錯誤性）同「毛澤東思想」（所謂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切割，把文革的責任僅僅推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由此，從意識形態的臍帶上割斷了文革與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深刻關聯，從而避免了反思文革引發的政治信仰與信任危機，維護了體制在話語層面的延續性和政權的合法性。
正如楊繼繩先生所言，「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以折衷和妥協的態度來寫文革，當然不可能忠於事實、窮究事理。」
可以說，官方的歷史決議是對文革的一場政治審判，並非一場歷史的審判。
80年代興盛一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訴說文革創傷、反思歷史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完成了「修復歷史」的任務，為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新政鳴鑼開道，重建執政黨的威信和社會凝聚力。
總體而言，正如孟悅在《歷史與敘述》中所觀察的，這一時期的文革敘述急於要克服、超越近期歷史的傷痛，一往直前地尋找希望，因而納入了某種希望和拯救的敘事模式，但在展望未來的急切中，卻沒有深入考察複雜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也忽略了更為廣闊的中國現代革命歷史。
然而，不少書寫文革的文本，依然有可能越過官方文革話語的界限，呈現歷史更為複雜、敏感並具有爭議性的細節，並觸及文革與當代中國歷史的聯繫。於是，針對某些文革題材作品的文化禁令頻頻發出。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中，有關記憶與反思文革的作品往往很容易觸礁。1986年11月，中宣部發出通知要求對專門敘述文革史實的專著文章，「未經過嚴格審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報紙、刊物和電臺不要刊登、廣播」；對已經出版的這類專著文章，「不發評論和消息」。
1988年12月，中宣部又發出《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稱根據中央「團結一致向前看，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一貫精神，以「出版此類書可能引起的反效應」為由，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類圖書的出版發行。
由此，文革在公共媒介上的記憶，及相關的學術研究便受到了較為嚴格的控制，言說與討論的空間嚴重萎縮，文革的歷史與記憶成為一個曖昧的禁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1990年代：當文革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
90 年代初，經過八九事件和蘇東劇變，執政者深感意識形態危機之嚴重，急於尋找、建構新的政治象徵符號，於是以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為契機，中國開始了文革後第一次大規模紀念毛澤東的活動，有組織地重建領袖敘事、革命意識形態，製造主流話語引導下的「毛澤東熱」。
戴錦華在《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中指出，這一次「毛澤東熱」意味着政治權力和消費主義的置換與合流，不僅折射出人們對現實的失落和不滿，對社會安全感和信託感的需求，也體現了主流話語借用毛澤東形象進行的意識形態再生產。
同時，隨着「六四」成為政治禁忌，新一輪的意識形態管控加強，反右、大饑荒、文革等一系列涉及歷史創傷和政權合法性的議題，開始被刻意地遺忘。然而，在民間普遍淡忘文革的情形下，「陽光燦爛日子」式的文革懷舊和商業化的文革物品消費，因為更容易得到官方的默許，反而成為更流行的文革記憶。文革逐漸成為一種消費對象，而不是反思對象。
在徐賁看來，這種現象最大的危險在於，文革記憶可能變成一種對歷史苦難、人性墮落和道德是非無動於衷的輕鬆隨想，市場的力量正在協助政治權力，將文革更進一步去政治化。
21世紀：在現實的矛盾中重新激辯文革
新世紀以來，文革記憶的形式和內容則更加複雜、多元。
此時的中國改革遭遇「轉型陷阱」，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鎖定了改革進程。政治體制改革被束之高閣，既得利益集團用「維穩」的理由拒絕改革、以權力尋租的方式謀取利益、扭曲改革，貧富差距、腐敗問題嚴重。不僅改革的共識在破裂，動力在喪失，而且由於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社會群體結構也已經產生深深的裂痕。
當社會轉型走到十字路口，改革年代積累的種種矛盾爆發，進一步激化了人們對歷史重新理解與評價的衝突。
一種觀點認為，文革之黑暗遠未揭出，80年代的官方否定和文學書寫只揭破了一層表皮，貼了許多「創可貼」，而大量的罪惡、創傷、苦難則被噤聲、被掩埋，無法得到自由、充分的表達。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紅衛兵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它是一場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實驗，雖然失敗了，但價值猶存。改革進程中產生的腐敗、貧富懸殊、道德滑坡以及對現代生活的不適等等，都可能導致人們以一種懷舊的情緒美化文革，將文革反過來想象為一種抗爭現實的資源。
這時的中國也進入了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時代。民間的文革記憶文本開始通過網絡論壇、電子雜誌、個人博客、微博、微信等不斷湧現的新媒體平台傳播。不少文革的回憶錄、自傳、傳記、口述史，則流向境外出版或者國內自費印刷。而普通人作為記憶行動者，因為處於較為邊緣的位置，而獲得相對更靈活的空間，其文革記憶與反思的豐富性與多元性遠遠超越了「傷痕文學」的時代，將文革歷史從官方和精英記憶的壟斷中，一定程度地解放出來。
如果說，文革是當代中國公共話語中一段被遺忘或邊緣化的歷史，那麼，普通人的文革歷史則更處於遺忘中的遺忘、邊緣中的邊緣。那些在主流歷史裏不曾被聽見，亦「不夠資格」被審視的普通人的文革記憶，要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文革記憶的興起與發展，有着直接的政治意涵，它構成了抗拒官方歷史權威的基礎。
如今，很多文革歷史的親歷者（主要指紅衛兵一代）已步入晚年，回憶與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審視文革這段特殊的歲月，並對自己的歷史無法被年輕人所理解愈發感到焦慮。越是在價值觀多元而混亂的時刻，人們越是希冀通過敘述自己的生命經驗來尋找身份認同，為個人的生命與公共的歷史賦予意義。
於是，搶救歷史、捍衛記憶的渴望，修復創傷、尋求正義的訴求，隨着一種歲月凋零的緊迫感，越來越強烈。此時，見證不只是敘述歷史，也是一種對危機的介入，介入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力圖帶來某種改變。
無法逃避的精神遺產
文革的集體記憶是當代中國人無法逃避的精神遺產，人們被歷史纏繞着，又奮力掙脫。在急劇變遷的社會中，如何處理過去，如何面對現在，如何想象未來；這種焦慮、迷茫、困惑、不安全感，深蟄在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然而，探索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始終繞不開文革。總是要把文革這一頁匆匆翻過去，文革就永遠不會結束，創傷依然在化膿，基因依然在變異，文革的歷史陰影，仍以各種方式纏繞在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
文革並不是孤立的歷史時期，它與文革前後革命的政治文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對文革的記憶和反思，必須要回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脈絡中，毛時代與後毛時代的關係之中，去理解它們之間深刻的連續性與轉型。
而今天，文革研究之所以在中國大陸難以深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現今政治文化，還不足以形成一個對文革政治文化批判性透視的空間，禁忌和避諱重重。
由於一黨專政的總體政治體制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政治體制改革較經濟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儘管局部的、積極的變革力量已不斷推動體制的轉型，但其內在的支配機制依然發揮著深刻的作用。
「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文化痼疾並未根除，即使是將專政的邏輯應用在市場經濟改革上，也依然可以窺見其中人治的邏輯、運動的邏輯、暴力的邏輯在改革時代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即使社會環境已經改變，但處於急劇轉型中的人們，尤其是紅衛兵一代，在毛時代所形塑的心智結構也往往沒有真正轉變，還無意識地維繫著那些長期被主流文化所形塑的習慣，那些在文革政治文化中，不自覺地追隨的種種感知、思維、話語和行為方式。
記憶從來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現在」和「未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也是政治文化認同產生分歧、錯置的時期。在新的認同形塑的過程中，文革記憶常常是建構認同的重要象徵資源，甚至已經成為各路政治文化力量、歷史觀念、社會想象爭奪的重要領地。
誠然，書寫文革歷史記憶的工作牽涉到許多歷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難題，因此一個社會要對其歷史記憶獲得共識並不容易。特別是處於社會遺忘加劇的「信息不對稱」中，人們對文革的歷史記憶，更加難以形成共識。
其一，文革的歷史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有不同主體、不同階段、不同形態。從路線分歧、官民對立、派系傾軋、階級博弈，到私人矛盾、歷史恩怨、理念衝突、利益「站隊」……種種偶然與必然的盤根錯節，都成為文革的底色與背景。
其二，現實政治文化認同的差異背後，是每一個記憶主體所處的社會脈絡、社會位置、社會關係，及其所積澱的信息、思想資源的差異。
如同「盲人摸象」，個體的生命經驗的不同，所建構的價值體系也不同，其對歷史的認知與情感也必然是多元的。
記憶和反思不是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在普遍的社會遺忘之中，搶救文革記憶，挖掘歷史真相，拒絕遺忘，促進反思。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建構一個關於文革的「標準答案」，而是着力拓展記憶和反思的公共空間, 爭取公民的記憶權，讓更多的人能有機會和條件將自身的歷史經驗呈現出來，相互補充、爭持、辨證、理解。只有在與不同社群相互對話的過程中，不同信息、思想資源的互動中，新的認識、情感與行動才能形成。
見證的危機亦同時孕育著生機，公民作為歷史主體見證文革的欲求雖不斷被壓抑、擱淺、阻撓，但又如野草般不懈地從記憶荒原的邊緣處反撲，生生不息地萌芽和成長。
每一個個體的歷史意識的覺醒，都蘊含着推動社會轉型的能量。記憶和反思文革絕不是一句漂亮的口號，更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它靠的正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一點一滴的行動，紮根在中國當下政治文化的土壤裏，連接着過去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