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冠聪被DQ之后：我曾走入体制，用绳拉火车转弯
「“你在这个制度里面，制度一定会有规条，这个规条的定义和诠释都在他们那里，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整到你。”」
端传媒实习记者 甄铭 发自香港
在四名被取消资格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中，罗冠聪是最年轻的面孔。2017年7月14日，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第二天，他与姚松炎、刘小丽，梁国雄等四名泛民主派议员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意味着他们过去近三百天的议员身份和工作不再获承认。
罗冠聪曾是香港历史上年纪最轻的立法会议员，2016年9月，仍是岭南大学在读生的他手持五万张市民选票，黑马当选，坚定表示要“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当时，他已经走过颇为复杂颠簸的政治路途：从大学学生会开始接触社运，成为学联常委，迎着雨伞运动之势，迅速投入并成为组织者之一；雨伞失败之后，因成员身份和政治气候变化等原因，学民思潮和他接棒主持的学联走向溃散，学运四分五裂。几经思量，他和学运领袖黄之锋决定一同组党“香港众志”，首次尝试从街头走入议会。
如果说街头和群众运动是罗冠聪较为熟悉的战场，那么议会是几乎完全陌生的场域，他需要有别于以往的知识和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怎样以不一样的身份，尝试在体制内带来突破和改变。采访时他说，在短暂的议会生涯中，他不再是站在火车头挡火车的人，而是尝试“在这架火车旁边，拿一条绳子拉住它，令这架火车可以转弯”。他因而感受到一步步带来政策改善的可能。但如今，他连站在火车旁“陪跑”的资格都失去了，他还可以做什么？
以下为罗冠聪受访自述，端传媒整理：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立法会会议，是财委会讨论港铁南港岛线的追加拨款。当时我还没有想太多结果的事情，但我觉得要传递一个很清晰的信息，就是这次打压是不会令受到攻击的人因此萎靡和消沉的。立法会这个议席从来不会是我们的终点，也不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我仍会有自己的空间去为这个社会付出，不会因此而沉底。
而且，办公室在立法会九楼的这三位“一人党”：我、阿廸（朱凯廸）、姚松炎，加上十楼的（刘）小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一日仍在议会，就要一日认真审议。我们很少会随便给一个 item（项目）过，每一个都会找一些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去问。
作为议员，一方面要对不同的议题有涉猎，另一方面，你要学习怎样去营运一个办公室。尤其是作为“一人党”。以前可能有些事你可以自己搞定，但是来到议会层面就真的没可能，因为现在要面对的东西，阔度和深度都不一样。你要有一个很强很有默契的团队在背后。我在 office 成日都讲，我当大家都是同伴，有人想“呼吸”（编者按：抽烟）就去了，想吃饭就去吃了，没什么好限制你去做什么，但同时也有某一种纪律存在。
很明显，我没有做过老板，但现在在钱上面，其实已经有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了，很多都要重头学过。901室（编者按：罗冠聪立法会议员办公室）的全职人员有五个，地区工作有三个至四个，part time 有五至六个，是一个十几人的团队，现在还有大概十个人的 intern（实习生）。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开一次政策会，拿出接下来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的所有议程，判断哪一个议程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
而更大的转变是，我要思考的角度和面向是不同的，因为代表的人不一样。作为立法会议员，获得的授权这么广泛，也这么跨阶层，思考一个政策时出发点可能会有变化。我的政治立场一路以来都很一致，只不过有时真的当你的立场和不同持份者有冲突时，在现在这个位置就要三思。最简单的冲突就是，讲公民抗命时，很多人跟我说不好，因为害怕我会失去议席，害怕因为这样令我 perform （发挥）不到一些职能，害怕我去坐监了不能回来开会。
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包袱的人，可以随便去批评，闹遍全世界都得。但现在身份很不一样，想事情讲事情都要沉着，思考的方位也不一样。我要 step by step （一步步）去尝试给现在的政策、香港的方向有慢慢转弯的空间。我当然在立法会没权，我只有一票，政府拉票都不用理我。但市民对你是有期望的，期望你不只做一个批评者，还要有对政策的洞见，不单要批评还要想 the way out。好像一架火车，你不是说要站在一架火车前面挡住它，而是要在这架火车旁边，拿一条绳子拉住它，令这架火车可以转弯。
我现在很重视地区工作，但我们的意识很清楚，就是我们工作不只是为了填表去应付市民很日常的小问题。市民求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帮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觉在这个区里有什么问题，我们能怎样从一个推动社区运动的角度去参与。之前田湾商场改建，我们的 approach 会比较 engage 那些市民和我们一起有所行动，比如搞居民大会和示威，结果真的煞停了。我不敢讲这是新尝试，但是我们落区一定不是为了只是做服务。
在立法会的这二百几日，九楼的阿廸和姚生是令我印象比较深的议会伙伴，他们都很勤力。姚生是议政狂人，我都不敢相信在议会里会有他这样一个这么有能力、认真，又在议政方面锲而不舍的人。他好似什么东西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涉猎到。阿廸是一个有很多想法，行动力很强的人，议政上也很厉害，但他更多的是将我们觉得死板的地区工作转化，将一些新的想法带入立法会里。他会尝试挑战现在好似已经命定了的权力。
立法会议员的权力很小。如果要改正政府的政策，要由行政长官批准。投票也有缺陷，有功能组别的庇护。但这不代表我们没有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拉布去拖延恶法，用议员的身份地位从一个平台发声，能够找到数据，可以接投诉，做社区议题也会容易很多。这些事情可能不会立即给大家带来真普选，但对整个公民社会的建设是很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立法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
不过我一直都觉得，真正的改变不会在体制内发生。我可以做的就是尝试在仅有有限的空间拉出政治角力，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平台发声，能够找到数据，能够通过会议的长度让他们感受到压力。但真正会引发改变的，永远都不是议会里面，而是议会外面的压力令整个体制有变化。
我从来都不会 expect 这个政府会在你进入体制之后就放过你，因为问题不是你处于什么位置，而是你的主张和态度。你在这个制度里面，制度一定会有规条，这个规条的定义和诠释都在他们那里，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整到你。这个也是一个进入制度的人要面对的风险。在议员中，我是比较早知道宣判结果的。四人都被 DQ（Disqualify的缩写，即丧失议员资格），我非常愕然。大家都知道会有各种方式攻击你，但我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方式。
DQ 之后，有几方面都令大家忧虑。首先是901的同伴，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要去想接下来该怎么办。第二是上诉的问题。是否上诉，我们还在讨论，未有结果，因为涉及到补选策略以及钱的问题，会有很大负担。还有不少法律上的问题要厘清，比如释法追溯力的问题。以及，既然议席是人民的选择，那么选举权利在多严重的违规情况下才会被剥夺。第三是追讨薪金的问题，现在还不知道立法会决定追回多少薪金，但是如果数额很大的话我很难去负担，可能真的会破产，有赖公民社会的协助。
而另一方面，这次政府用这么大的国家机器，用这么荒谬的过程，去打压一些意见不一样的人，那么公民社会到底可以怎样反击？反击力度能有多大？这个人遭受到打击之后，他得到的社会支持是多还是少？这就是大家要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