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台湾文学，他给德国人说说解严三十年的故事
「解严30周年前夕，我们和德国「戒严台湾文学选集」编者Thilo Diefenbach（蒋永学）谈了谈。他说：“这世上少有比台湾遭遇更大外在威胁的民主国家”。」
特约撰稿人 邵允钟 发自德国
2017年7月15日，台湾解严30周年。此时此刻，转型正义议题在台湾社会引起讨论，对于威权时期的反思、台湾民主发展30年的回顾，也在世界另个角落以出乎意料的形式出现。
今年1月，一本以“戒严”为题、厚达400多页的台湾文学选集在德国出版，为德国汉学界相对沈寂的台湾文学翻译领域挹注了新能量。短短一个月，首刷300本就宣告售罄。我们访问了编者兼主要译者提洛・蒂芬巴赫（Thilo Diefenbach，汉名蒋永学），谈谈他与台湾文学相识的过程、台湾文学在德国的能见度，编辑文学选集的甘苦。
在这么小的岛屿上居然有一片如此巨大、充满能量而且多元歧异的文学地景，而且不存在任何审查制度、不存在任何来自国家对文学的干预或指导。
以下为访谈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谈谈你学习中文、认识台湾、进一步爱上台湾的因缘？
Thilo Diefenbach（以下简称“T.D.”）：我从20年前进入汉学系就读，到完成博士论文为止，研究课题都围绕著中国文学，但从10年前开始，中国文学研究不再能满足我。因为感觉有些倦怠，我决定来仔细看看台湾——结果我马上就被深深吸引。
在这么小的岛屿上居然有一片如此巨大、充满能量而且多元歧异的文学地景，而且不存在任何审查制度、不存在任何来自国家对文学的干预或指导。
不仅如此，随著时间经过，我也对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处事模式越来越熟悉。台湾人思想开放、友善、乐于助人而且不粗鲁，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基于这些原因，我很快就把我的文学研究重心转向台湾。某程度可以说，我从汉学家改宗成为一个“台湾学”家了。
端：戒严是一个相当“硬”的主题，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发想，以此主题为核心，将台湾文学介绍给德国读者？
T.D.：大约四年前我就决定要编辑一本新的台湾散文选集。在我看来，也是时候该有一本新的了——上次德国出版这个类型的台湾文学选，已经是1982与1986年的事，当时根本都还没解严。
正因如此，我决定把戒严与解严设定为新选集的核心主题：我想向德国读者展示，八零年代至今，台湾已经有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对一本文学选集而言，“戒严”的确是很不寻常的主题，但这完全是我的刻意选择，我希望这本书有个简短而且不寻常的名字。“解除戒严”或“戒严法之解除”或其他类似的书名，在德文里头，都显得太冗长、太笨重了。
端：你为了挑选适合收录的作品，阅读大量的台湾小说，其写作年份横跨30年，你在为本选集所撰写的长篇导言中，详述你所观察到的台湾文学流变。对你来说，台湾文学从戒严时期到民主年代，最明显或最有意思的转变是什么？
T.D.：我所观察到最明显的改变，是九零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变得越来越不政治。到1987年为止，许多台湾知识份子利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这当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六七零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
刚解严的那几年，文坛一下子涌现大量政治短篇小说，那货真价实是一段政治小说爆发期，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本文学选中所收录1988年创作的作品就高达5篇。这5篇文章分别是李潼的《铜像店韩老爹》、黄凡的《示威》、东年的《初旅》、王湘琦的《政治白痴》，以及萧飒的《爱情的颜色》。
九零年代之后，文学与政治议题渐渐分道扬镳，文学处理的主题也显著多元化。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台湾作家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重新梳理台湾历史。
这些作品通常以中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而非短篇小说，但其中一个例外是这次这本新文选所收录柯裕棻的《淡水风月》。
我选择作品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我喜欢这篇作品的故事与书写风格。只有当我看完小说，喜欢这篇小说到“我想要把他翻译成德文”的程度，才开始搜寻作者信息。
端：你挑选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在作者组成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本省籍、外省籍、女性、原住民，知名作家如黄春明，新生代作家如Lamuru Pakawyan（汉名林岚欣）的作品皆在列。你有刻意考虑作者性别或其他背景的平衡吗？
T.D.：不，我没有考虑这些事。我选择作品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我喜欢这篇作品的故事与书写风格。只有当我看完小说，喜欢这篇小说到“我想要把他翻译成德文”的程度，才开始搜寻作者信息。
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也不免会遇到像黄春明这样早就已经太有名的作者，不但我知道这位作家，而且他的短篇小说也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了。不过我依然找到几篇他尚未被翻译到德文世界而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完成了德文翻译并收录在这次的新书中。
我之所以收录Lamuru Pakawyan的《不是，她是我vuvu！》，也并非考量她的原住民身份，而是单纯因为我觉得这篇作品很优秀而且引人入胜。
端：本书所收录作品的德文译者除了你以外，还包括Wolf Baus（汉名包惠夫）、Lutz Bieg（毕鲁直）、Hans Peter Hoffmann（何致瀚）与Katharina Markgraf（马嘉琳），但超过半数作品由你亲自翻译。谈谈你的翻译原则？
T.D.：我不是翻译理论学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没办法给出很深刻的答案。我自己的翻译原则很简单，我想避免两个常出现在“德译中”作品的问题：第一，是古怪不顺的文句。这个现象会发生，时常是因为译者过度拘泥于中文的文法，结果德文文句会给读者很笨拙而且不自然的感觉。
第二，是内容上的错误。这是因为译者对故事所描述的事实不熟悉，或者没有读出原文中的双关或文字游戏。我很庆幸我有足够多的台湾朋友，他们协助我避免了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许多作者也伸出援手，为我解释了他们作品中我不甚理解的段落。我十分感谢。
端：依照你对德国本地的爱好者的理解，当他们翻开这本书，你觉得最可能引发他们兴趣或与他们产生共鸣的故事会是哪一篇？
T.D.：这本书的读者大多是原本就已经对台湾有兴趣，因而对台湾本来就有一定理解的德国人。我希望我的这本新选集可以为他们提供观看台湾的新视角，并且让他们更熟悉台湾。
到目前为止，对这本新选集的书评，例如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或者柏林《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的书评中，引起特别多关注的故事是像作家舒畅的《传说》这类的作品。理由可能是，这类小说用超现实、寓言式的手法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态度。
有时候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作者的时候，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德国人想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德文。
端：在编选、翻译本书各篇作品的过程中，你与多位台湾作家成为好友。在互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T.D.：那些我亲手翻译的作品，除非是像已故作家李潼等，我都尽量想办法去认识作者本人。与作者的互动总是让我非常愉快，所有这些作家都很慷慨地允许我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德文，而且不向我收取费用。
互动中比较有趣的事情可能是，有时候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作者的时候，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德国人想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德文。我得要花费许多时间说服他们我是认真的，而且我也不想从他们那里得到钱，更不是诈骗集团的成员。而当所有这些最初的困惑获得澄清之后，我接收到的就是典型台湾人的好客热情。
这世上少有比台湾遭遇更大外在威胁的民主国家，我希望更多德国人与欧洲人能够关心台湾并进而愿意费心出力保护台湾的民主与独特的文化风景，台湾绝对需要这类的国际支持。
端：分享一下你接下来的台湾文学翻译计划？
T.D.：我手头上当然还有许多相关计划，而且不仅是台湾文学的翻译，还包括台湾文学的相关研究。目前，我正著手于两篇翻译以及一本新书。
我期盼，目前完成的工作不仅能为台湾文学作宣传，还能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目前困难的政治处境。
这世上少有比台湾遭遇更大外在威胁的民主国家，我希望更多德国人与欧洲人能够关心台湾并进而愿意费心出力保护台湾的民主与独特的文化风景，台湾绝对需要这类的国际支持。如果就此我能做出一点贡献，我会非常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