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一梦：邓小平遗产的终结，由党天下到习天下
「习近平在今日的中国政坛，权力基础已很稳固，就算日后想要继续掌权，也可以彷效普京或是邓小平，为何他会挑选这种直接粗暴的延任模式？这点值得思考。」
中共中央建议，在中国宪法中删去有关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字眼。消息一出，微信朋友圈和脸书上简直炸开了锅。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倒退性质太过明显，令朋友圈出现较一致的反弹情绪。
今次的修宪是为习近平度身订造的，这点几无异议。然而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最简单的调侃式说法，当然是直指习近平想要“称帝”，但只要想深一层，就可以明白这种批评未必有错，可是意义不大。
在现代政治中，掌控权力的方法非常多，以中共而言，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向来没必要把所有名义最高领导的实职都拿在手上。以往的惯例显示，甚至只要拿着中央军委主席就够了，如邓小平；亦有拿着所有要职但权力基础不稳的，如华国锋。
习近平在今日的中国政坛，权力基础已很稳固，就算日后想要继续掌权，也可以彷效普京（普丁）或是邓小平，为何他会挑选这种直接粗暴的延任模式？这点值得思考。
中共建政至今，出现过的政治强人有毛、邓二人，之后的领导人都没法建立相同的威信。这当然和时代相关，但亦和领导人出身的背景相关。初代的两位强人领导，都参与及领导了开国过程，威信无可置疑，亦能完全掌握军队。这种优势，在江、胡身上都不存在。
而更重要的是，中共经历文革浩劫后，组织内部亦出现反弹。二代强人邓小平，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邓明显不希望再出现一个毛泽东，于是矢志于内部行政改革，建立出一个有较强内部制约的权力分布体制。中共不少人事安排的“惯例”，事实上都形成于邓小平年代末期。被邓小平钦点接班的两代领导人，亦延续了这些惯例──在江、胡年代，他们也只能担任协商政治中的较大持份者，而非领袖。
在这种脉络下，习要挑战的，已不是某一位党内对手，而是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党内共识政治。免除任期限制，不是这个过程的第一轮，而是其中一环。
相对江、胡，习并非由邓小平指任，没有不能推翻邓小平的历史包袱，加上文革殷鉴渐远等种种因素，都有利于习近平挑战党内的共识政治。可是，这个政治工程的难度仍然甚大，习近平的对手，并不是另一位党内成员，而是一种已形成的惯性。
有谓政治本身就是共识，共识则透过规章和默契来达致。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属于重要而正面的人物，而邓的政治共识建设，经过两代领导实行之后，已被党内外广为认识和接受。习近平面对的，其实是邓小平对他的无形约束。
打破连任限制，是终结邓小平构想的一环。
在毛、邓时期，领袖自带统治权威，个人大于组织，甚至可以漠视组织任何设定，无人敢有半句不是，亦没有太大必要以体制上的职位去为自己增加合法性，但习近平始终没有毛、邓的“神性”。至少在现阶段，他仍需依赖组织上的职位，因此才需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可是，打破组织原有的共识，仍然是有风险的。习近平从执政开始，一步步操作过来，手段既稳且狠，当中有不少效法中国宫庭斗争的故智。
早在2013年上任初期，习便架设了新的党内决策组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名，建立多个小组，由他自己一把抓，架空了原有的体制，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他任内，亦出现了一种政治风向：捧毛抑邓。虽然他不能公开否定邓小平，但仍然尽力把他的政治遗产影响降低；中共自江泽民年代开始逐步成行的接班人机制亦被他打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明显的继承人，而前任胡锦涛培养的接班人之一孙政才也在去年7月落马，这亦反映出，反贪可以如何作为内部竞争的工具之一。
习近平把中共转型的政治工程，似乎已完成了一大半，接下来他有什么招数可出，将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大看点。
（梁一梦，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