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底下，我已经污糟邋遢”—— 解读戴耀廷的六个关键字
「“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会将香港法庭放在一个威权社会之下，但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已进入威权时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像过的。”」
特约撰稿人 郑美姿 发自香港
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对戴耀廷尤甚。他读书很多，写字更多。自从四年前的“占领中环”上演之后，每次他一在报章发表涉及特殊定义的文章，似乎就引出了一个威力难以预计的炸弹。如此多事的人物，惟有从简了解，即管用六个词汇来说明一下戴耀廷：“去饮”(喝酒聚餐)、“违法”、“负资产”、“套路”、“威权”、“未来”。
去饮
今年七月初，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离开了薄扶林的地头，也没往中环区，却走到城门河畔的沙田画舫，订了一张八人大枱“去饮”。长方形的大厅、没有梁柱、明亮的射灯，把席上众人的脸，照得印堂有光。横看竖看，他们都不似福薄的人，不过自从占中之后，就成了香港政府头号防范的政治之士。戴耀廷早前甚至因为到台湾演讲，而遭新华社、《环球时报》等点名批评，扣上了港独帽子，十恶难赦。
这个四男四女的聚餐组合，其实由外号“村长”的黄浩铭发起。他是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刚三十出头。三个月前，他就占旺案的刑事藐视法庭罪刑满出狱，但仍是带罪之身，正就东北案保释上诉，至于另一宗缠身的雨伞运动公众防扰案，则于今年11月开庭。
度过了几个月铁窗生涯的阿铭，出狱后这样向戴耀廷提议：“不如这样，约一次饭局，大家好好倾一倾。”他口中的“大家”，是指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和太太们，还有他与未婚妻Helen。
醉翁之意不在酒。阿铭跟记者说：“当时我入狱，一点不担心Helen。但今天，我却好担心三子的另一半。”别有心思的饭局，最后用上更好的名义成行。戴耀廷特别挑了黄浩铭有意摆婚宴的沙田画舫，让一行八人一起为他的大日子“试菜”，阿铭说：“本来是我发起，后来变成他们为我试菜，试了其中两道。”
八人一席，太太们向黄浩铭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全部如实相告。身为过来人，他感受至深，“让另一半有心理准备，有画面在心中。如果老婆的心能安定，不慌不怯，丈夫没理由不定，领袖更须如此。”
问戴耀廷，饭局之后，太太们的心情比较笃定了吗？他还能大笑几声回应：“Helen也分享了她当时的感受，起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到时要执拾什么来探监啊！”今年54岁的学者老实承认，协助他人准备心情，比准备自己更难，“尤其是亲人。”接著他再喃喃补充几句，是回答记者的提问，也似是一种自我实验预言：“入去没事的，健吓身、休吓息，减到肥，身体还会更健壮⋯⋯阿铭还说，囚友对我们也会好好的。”
2014年928凌晨，戴耀廷就是在台上宣布“去饮”，作为启动占中的代号。
违法
记者上一次访问戴耀廷，是五年半之前。当时他刚向《信报》投稿了一篇1500的文章，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在里面首次提出占领中环的概念，用了八点归纳。很多人以为，就是这篇文章改变了世界，其实不。戴耀廷本是一介学者，半生研究宪法、宪政、人权法等，纵使在法律界广为人识，但本身极为低调，而且被归类为非激进人士。而对巿民来说，这个名字甚至没介入过你我他的生活圈中，要不是有一个叫Melody Chan的“贵人”为他接通地气，之后的故事大概都要改写。他自己也不讳言，把其占中想法真正引爆成大众舆论的，其实是时为见习律师兼民间记者的Melody。她读〈公〉文后觉得有意思，向戴耀廷邀约访问，写下另一篇易读得多的文章在网络发布，“占中”的构想才引起了传媒的注意。
记者当年请戴耀廷做访问，也是因为在网上读了Melody的文章之故。既然他说要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瘫痪中环违法以达义，争取真普选权利；记者彼时便以牛头角顺嫂的思维，从家里拿了一张木折櫈，带去中环电车路，趁交通灯转灯的几十秒间，请戴耀廷冲出马路端坐，拍一张开版相片。
五年半前他在街上听到记者这个要求，是那么的犹豫，还提醒我道：“可能违法㖞。”谁知生命为他安排了更棘手的违法在后，就是今年11月19日将开庭审理的三宗罪：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
明明就是小心翼翼的学者，只是笔杆不顾后果，生命开的玩笑委实锐利。记者不由得问道：“相对占中前，你是否改变了很多？”
这个问题，他自己应该思考过几千遍了，稍为提高声线就说出重点：“当然，整个人都变了！那时候人还在安舒圈，安全地做一些自己觉得正义的事情，静静坐著等候民主的来临。现在于大风大雨中行走，连坐牢都能豁出去，自然是又跌又撞污糟邋遢。”半晌，他再说：“是一个more challenging life（更有挑战的生命）。”
负资产
占中之后，他曾经历一段沉郁的黑暗期，“由2013年初那篇文章刊登后，就一直构想占中行动，如此长时间去推动，最后的结果，是连一个目标也没有达到。”占中发生在初秋，完结于深冬，事后他一个人离港，把自己放逐往剑桥、耶鲁和哈佛。2015年6月回港后，安静度过了半年，始又听到他传来另一个行动的代号，叫“雷动计划”。
2016年2月，他往《苹果日报》投稿，题为〈直选23席、全体达半雷动立会〉。他期望“雷动计划”能于同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为非建制派取得半数议席，带动选民策略性投票。但这里想说的，是“雷动”后遗，“推动雷动的过程本身都很多挫折，最后更爆到周围的人全部受伤，包括自己相熟的人。那一晚见到李卓人输了，自己也不开心。陈淑庄也是险胜，就知道是有问题，所以当时的感受上，就是负面多过正面。”话说当日新界西的四个泛民候选人李卓人、郭家麒、黄浩铭和黄润达，都位处边缘，“雷动”本呼吁策略选民投票予郭家麒和黄浩铭，于票站关门前个半小时，则呼吁改投李卓人。最后四人中仅郭家麒入选，李卓人则是廿一年来首次出局，各方皆批雷动信息混乱、配票出错，拖累李卓人落马。
选举后翌日戴耀廷接受商业一台访问，被主持问及是否下一届选举仍然会“雷动”时，他直言未必，因为“自己已成为负资产”，即使他相信策略投票可行，但由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去带领，似乎比由“戴耀廷”去做更好。“负资产”这个形容词的威力很强，不少选民对他生出的一股怨怼，突然又转化成同情。
戴耀廷说，“负资产”的确是当时对自己的评价，但这次的打击，原来不消一个星期，他就重新恢复。“就似是你做了一个炸药，爆炸力太大，而你不能够控制，但起码证明这个炸弹是真的具有爆炸力。”因此，他旋即又埋头研究另一个计划，即是2017年3月的特首民投，而进行特首民投的同时，他原来已在计区议会那盘数，亦即是以2019年区议会选举为试点的“风云计划”。说好的“负资产”呢？他打了一个哈哈，略带腼腆的说：“其实雷动后一星期，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负资产了。”
套路
戴耀廷开始发现，自己的生命曲线，可能有套路可循。
例如去年的特首民投，最后有六万几人参与，他自评行动“不成功”，“后来在程序设上出了问题，涉及个人资料私隐，突然被私隐专员召见，也是很大冲击。”出事后不够十天，占中三子接到警方通知，正式就占中事件被落案起诉。“当时的确想过，占中一事拖了这么久，可能不了了之，但不是，刚处理完特首民投，就收到电话被拘捕了。是以前太天真，以为他们或许放你一马。”
他形容自己有如开动的汽车，猛然又被煞停，“心情很差啊”。不过他恢复也更快，“我立刻又在想风云了”。“风云计划”是觑准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而进行，去年4月，他以〈2019区选风云计划〉为题，又是投稿报纸，初次抛出整个行动的构想。
然后，他想说的套路就出现了。“原来我做事总是如此，先有意念，变成建议，然后做推销员去sell（卖）。sell完后吸引一班人来推动，推动后所产生的结果，未必是开始时预见的，但就把事情再推前一个状态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对戴耀廷尤甚。按他的说法，其生命的套路，由占中开始，都是先写了文字，然后就不能避免地吸引众人落水，最后发酵成不容易预计的境地。既然如此，那有想过低调一点吗？他说：“倒没有，我真的不死心。香港应该有民主制度，那经济、社会、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重新再进入一次黄金时代。但有东西却卡住了，就要爆开它、爆一次不行、爆两次，爆两次不行、爆三次。所谓的非暴力抗争，从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都是两个字：坚持。学术角度就是如此明言，那难道不坚持？”
况且，他觉得自己已够节制了，“我没组成一个新政党，又没有组织，自己单独做事，把不同的人吸引过来，只是因为他们的意识被改变了。至于改变人的意识，本来就是教育应做的事情，而我的本行明明就是教育。”
威权
叫戴耀廷真正难过的，原来是2017年8月，十三加三东北案的判刑，“那次是非常伤心，一来因为他们的判刑，二来也为上诉庭法官杨震权的判词，明显针对我来写。”接下来还有资深大律师石永泰对他的公开批评，他直指戴耀廷须负很大责任，批评他已成为抗命者，根本不能再以学者身份去剖析公民抗命。
对此，戴耀廷原来非常上心，他说：“石永泰的批评，我觉得更难过。欸⋯⋯原来你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以为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明白我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伤害。”相反，他更加拥抱一种Teacher、Scholar、Activist的身份互动，“进行教育，就要靠学者的研究基础，如果要在社会上进行意识改变，就要靠activist。”他更幽了石永泰一默，果然是读书比人多：“一些前卫的学术发展论，都有提及这三种身份如何融合，不过我估他应该没有看过吧。”
而从这种对杨震权和石永泰的难过中，戴耀廷更见香港法庭的危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研究方向有所改变。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会将香港法庭放在一个威权社会之下，但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已进入威权时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像过的。”他又再挥笔直书，写成几篇学术文章，在期刊发表，“就是讲香港法治将要面对的挑战，这令香港整个未来的处境，也将会改变。”
他的书架上，有一本2008年出版的书，书名是：Ruly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这本书一直搁了很久，也未开封阅读，去到那一刻，也终于是时候了。
未来
原本以为再在媒体上看到戴耀廷，准是年尾的占中案开审没错，但原来不。三月下旬，香港政府突然发出新闻稿，指对戴耀廷发表的言论感到震惊，又予以强烈谴责。随后港澳办、中联办也发谴责声明，指他企图分裂国家。新华社、《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再接力发炮，狂轰他发动颜色革命。
事源他三月曾赴台湾，出席一个由“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所举办的人权论坛，并上台发言两分钟。120秒的时间，就足以让他巡回官媒几转。他回想此事，也忍不住苦笑：“这件事还真的没预料得到，没想过只是台湾一个几十人的论坛，就会带来这个规模的攻击。”
究竟他说了何等大逆不道的话，中国官媒反而没有什么原词直述；但一如他的套路，原来统统可以在他去年10月至12月之间，一连十几个星期投稿报纸的文章中读到。可见戴耀廷实在是天下间最笨实的大贼，永远将自己肚子里的“犯法”思想，事先张扬。
那是以系列形式刊登的专栏文章，题目叫做“香港的未来”，统合起来大概有一万五千字之多。曾有记者于事后请戴耀廷整理一张书目清单，原来还涉及31本学术参考书籍。身经百战的他，当时迅速“驳嘴”回应，直指此连串攻击，属于“文革式批斗”。
说到这里，他竟然带点自豪，“那次我很快反应，士气也更快恢复。陈健民还取笑我说：‘Benny以前岂会如此迅速反击！’”
记者请离地的学者说得贴地一点，香港的未来究竟如何？戴耀廷换一个方法，重新挑选用字，“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准备好香港人，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需要装备一种能力。大风吹来，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硬挡，然后啪一声折断，或者走开逃避。最好的是能够柔韧地反弹，但这却是香港人最欠的能耐。”
假设目前刮的是三号风球，“那我觉得势将吹来的，就是十号风。未来那个危机，必定在中国里发生，然后一并影响香港，我们要准备好啊。”
至于他自己，9月的新学年，他已向港大申请了半年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目前这些日子，他想更妥善准备明年的推动的“风云计划”，“接著就是面对11月的审讯，审完后有机会立即入狱，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他的法律系学生，大概也准备了来年未必能再见教授，纷纷在学期完结前最后一课，邀请他来张合照，“以前从来没有的事。找我合照，大抵也是一种心理准备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