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牛街：改造后，穆斯林聚居区已快变成小吃街
「有感情的地方都被拆了。」
特约撰稿人 赵晗 发自北京
编者按：中国有超过1000万回族人口，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分布在宁夏、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各个省市。这是一个1949年后才被政府确立的民族，由唐朝以来入华的中亚穆斯林和本土民族通婚繁衍而成。但是，在时代的演进中，不少城市里的回族——和当今世上所有的少数族裔一样，正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习惯、风俗和信仰。
端传媒试图刻写这些独特性被时间一点点剥落的过程。在昨天的报道中，撰稿人通过记叙一个北京回族家庭长达90年的光阴，展现了祖孙三代信仰逐渐剥落的内心历程。而今天这篇，将以北京城西最知名的回族聚居地——牛街为样本，记录这一地理空间所蕴藏的文化、历史和人情被逐渐拆除的过程。
九十岁的穆娜已经很久没去过牛街了。
“去了觉得没劲，”穆娜说。牛街早已拆得面目全非，她的很多朋友都四散北京五环外了。
牛街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段街道，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整条街最有名的是礼拜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穆斯林自古有聚寺而居的习惯，由此衍生了一片围绕寺庙的聚居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牛街经历一系列改造，自元代开始形成的三十多条胡同全部消失，大量古迹化作乌有，不少世代居住在此的穆斯林家族搬迁至城郊。曾经热闹的穆斯林聚居地，变成了一条单薄的民族小吃街。这一切让穆娜感到难过。
牛街记忆：肉铺、牙行、玉器店
穆娜生长于河北清东陵附近的回族聚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丈夫来到北京，居住在前门附近的胡同。他们常去牛街走亲访友。看到熟人，穆娜会用阿拉伯语和对方互相问候“阿色俩目”（意即“平安”）。她说牛街以前有一百多处文物，能人很多，经商的多，好吃的也特别多。
过去，穆娜经常带外孙女玛玉去牛街买牛羊肉。买肉是有讲究的：交易双方只说是牛肉还是羊肉，绝不问“什么肉”。曾有汉民去牛街肉铺，因问“这是什么肉”而犯了大忌，被卖肉的赶走了。
买完肉，祖孙俩通常会去牛街宝记豆汁店来碗豆汁。豆汁不是豆浆，是经绿豆发酵出的灰白色浓稠浆汁，通常还冒着泡沫，味道酸臭。除了老北京人，极少有人喜欢这口儿。喝了豆汁，去羊肉胡同来个香喷喷的羊肉大包子，再一拐弯儿，买块儿甑儿糕。回家之后，穆娜炖上一锅牛尾，炸上一盘松肉（一种混合了牛肉馅和土豆泥的食品），玛玉大快朵颐，堪称“童年完美一日”。
那时回民主要从事餐饮业，俗称“两把刀”——切肉的刀和切年糕的刀，又称“红案”、“白案”。其实回民经营的内容远不只两把刀，还包括充当蔬菜水果、骡马饲料、皮革油脂批发的中间商，也就是“牙人”。
牙人所在的“牙行”是被官方批准的、代收批发税的机构。“私牙”得到官方认证的牙帖后，可以开始批发业务，为商贩提供货源，并抽取十分之一的佣金。一种观点认为，统治者把贴赏赐给回民，是出于统治目的，使其“不文、不武、非农、非商，从而不事生产、不求仕进。”
1949年以前，北京有好多牙行被回民垄断，包括果行、菜牙行、骡马行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牛街附近的菜市、广安菜市、阜外月坛菜市，这些地方的牙店主人几乎都是回民。
此外，回民对玉器情有独钟，能工巧匠特别多。1949年前，牛街的玉器商户就有110多家。
回民对人的称呼也很特别，相比北京人喜欢称呼“老刘头儿”、“老张家”，回民则喜欢使用“官衔/职业+姓氏”的称呼，比如：皇亲马家、钦天监吴家、清真老字号“烤肉宛”、平民食品“切糕马”、艺术品“玉器沈”等。这种在姓氏之前冠以说明的习俗，又被回民称作“小说”。
玛玉从小就很喜欢去牛街。这里能听到奇怪的外来语，头戴白色礼帽的行人很多，他们长得多少和汉民不一样，饮食也更有特色。每次去，玛玉总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地图上，牛街是北京市西城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街，东至输入胡同，西至牛街大街四条。但人们提到牛街时，指的并不是一条街，而是附近的一大片区域。
牛街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名字。因为地势较高，曾被称为“冈上”。又因为曾有一片美丽的湖水，被称为“柳河村”。还有一种说法，称“牛街”是“榴街”的谐音。相传牛街最早是个石榴园，附近有许多果园。至今，牛街还有几条用水果命名的街道，比如枣林前街、樱桃三条等。
而牛街最有名的，就是礼拜寺了。
穆斯林，北京城最古老的居民之一
礼拜寺在阿拉伯语里叫做“买思志代”，意思是“叩拜真主的地方”。穆娜的父亲曾经教导她，“礼拜寺是穆斯林的意志”，“要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礼拜寺”。穆娜自幼在清真女寺接受教育，由当地阿訇亲自用阿拉伯语授课。礼拜寺不仅是她上学的地方，也是婚丧嫁娶、庆祝节日等重大礼仪场所，更是为穆斯林断公平、解纷争、周济穷人、抵抗压迫的地方。
玛玉小时候，没少听外婆穆娜讲有关礼拜寺的神奇故事，比如某礼拜寺不幸失了一场大火，但“很奇怪，四十多本经书完好无损，一本没烧着，这是为主的保佑着呢”。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在一千多年前。公元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阿拉伯政权元首）欧思曼，派遣使者来华，选址广州建了怀圣寺，标志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唐肃宗至德元年，大食国（《旧唐书》称阿拉伯为“西域大食国”）应邀派兵平定安史之乱，后留居中国。之后，一些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由天山南路来到中国定居、通婚。此外还有从事琥珀、象牙、珠宝等生意的阿拉伯人，从东部海路进入中国，在广州、杭州等地建礼拜寺。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在伊斯兰国家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史称“色目人”，他们被送往中国定居，并将天文、医药、建筑等知识带到中国。
这些自唐代以来移民中国的后裔，被统称为回族。他们的共同点之一，是信仰伊斯兰教。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14年统计，全国经过相关登记的礼拜寺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共有3.9万余座。中国的伊斯兰建筑主要有三种风格：传统穹顶廊柱的阿拉伯式；飞檐翘角、绿瓦红柱、融合了中国儒释道元素的古典式；以及中阿结合式。礼拜寺通常由大门、院落、大殿和尖尖的宣礼塔等建筑组成，礼拜大殿一般呈“凸”字型，朝向麦加。
牛街礼拜寺就是典型的中国殿堂楼亭和阿拉伯建筑的融合。整座寺面积约6000平方米，有42间礼拜殿，可同时容纳1000多人礼拜。
玛玉从小就喜欢牛街礼拜寺里清净素雅的氛围。寺庙建筑严整朴实，广崇壮丽，不设任何偶像或形象景物，内部装置简单。中国的礼拜寺通常有许多植物和盆栽。回民素有“会养花”的美誉，这也许是沿袭了西域风俗，喜欢种枣树、石榴树等。
牛街礼拜寺建于哪一年呢？
一种观点认为寺庙建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因为殿内的窑殿（阿訇讲经的地方）是最典型的宋代建筑，北京其他礼拜寺均未发现类似建筑风格。据《北京牛街冈儿上礼拜寺志》记载，公元960元，一位名为革瓦默定的阿拉伯传教士来到北京。他的儿子纳苏鲁丁拒绝皇上的赐官，只求准予在“榴街”——今日牛街礼拜寺原址建礼拜寺。寺庙最初面积不大，经明清两朝扩建，方有今日规模。明成化十年（1474年），寺庙被赐名“礼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8年）又获赐横额“敕赐礼拜寺”。
另一种看法认为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元代初年，因为寺内至今存有两块墓碑，碑文日期按照伊斯兰教历，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和至元二十年（1283年），安葬的分别是来自阿富汗伽色尼王朝和今日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位穆斯林。
不过，无论始建于元代还是宋代，牛街礼拜寺都是北京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古寺。穆斯林亦是北京城最古老的居民之一。
中亚穆斯林大量入住牛街，很可能发生在宋末元初，被蒙古军队胁迫东迁至此。此外，考察《辽史》可知，公元1021年，大食国王与辽圣宗联姻，两国关系非常要好，通商频繁，很多西域穆斯林来到今天北京的西南地区定居，很可能就在今日的牛街附近。
从元代开始，北京陆续出现回族聚居点，除牛街外，还有大量回族住在东城区东四礼拜寺和西城区锦什坊街礼拜寺附近。但这些聚居点日后都衰落了，因為处在城市核心地区，更容易受到政治文化和城市规划变革的冲击。相反，“偏离大城市核心的回族聚居区生命力较强”。
只有牛街一直保持着活力，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毁灭式拆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就被割断了
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改造北京”计划，曾冀望通过旧城改造，把北京打造成“理想的社会主义首都”——注重生产效率，由工人组成，亦服务于工人。当中的代表作是龙须沟（编注：北京城南的一条臭水沟、棚户区，1951年启动改造）。但改造旧城的难度远超想象，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编注：仅龙须沟改造工程就占到当时全市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的近1/5），原本被规划为城市次干道的牛街未能排上改造议程，“因祸得福”，多存留了几十年。
北京城内的其他回族聚居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位于今天北三环附近的马甸社区，形成于康熙年间，居民八成以上为回民。九十年代“危改拆迁”（编注：危房改造、拆迁）后，原来的回民社区变成了当时看起来颇为高档的小区冠城园，由于回购房价太高，几乎没有原住回民回迁。今天，这里的二手房均价已达到约十万元一平方米。但马甸等地失败的拆迁经验并没有对牛街危改敲响警钟。
那时牛街街巷完整，东边人口稠密，大院子很多，其中不乏美轮美奂的四合院，但主人大多在文革时期被赶走，本来一家人居住的四合院，被分给十几户居住，变成了大杂院。水、电、下水均成问题，绿化面积仅占全区的1.5%。
进入九十年代，北京人口暴涨，牛街的居住空间明显不够，房屋年久失修，私搭乱建严重。牛街危改一期时的统计数据显示，牛街的“危旧”房屋已经超过3.4万平方米，居民自建房屋数量几乎接近在册房屋。
1988年，北京市对牛街的春风胡同开展危房改造试点。1993年完成，解决了411户的住房问题，回迁率接近九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杨贺在其论文中统计，“牛街春风危改小区”回迁户的平均住房面积仅31.5平方米，其中不乏“四世同堂”。杨贺写道，“在改造之初，就已经成为了新的贫民窟”。
更令杨贺惋惜的是，新春风小区“一意孤行地采取了最平庸的手法，用围合的几栋楼房构建了一个与其他街坊毫无‘对话’关系的独立体”，也“几乎没有考虑到牛街社会结构的延续问题”。原来，当时政府鼓励拆迁居民外迁，但很多回族并不愿离开牛街，不愿打破时代聚寺而居的传统。
如果说春风小区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997年的改造就是“动真格”了。当年10月，北京启动“最大危改项目——牛街危改小区工程”，项目东起教子胡同，西至白广路东，南起南横西街、枣林前街北侧，北至广安门内大街南侧。总占地35.91公顷，动迁牛街原住民7500户，约2.6万人。
牛街自元代开始形成的三十多条胡同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40米宽的大马路。除了牛街礼拜寺，大量古迹化作乌有，老牛街的一切荡然无存。杨贺称这种改造是“毁灭性的”，“用最简单、最便宜的办法来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同时也让开发商尝到了甜头”。
在大规模拆迁前，本已规划为重点保护的“牛街保护区”被悄悄修改，这意味着开发商可以在这块丰厚的城区尽情“下刀”。
得知牛街清真女寺一夜之间被夷平，穆娜很生气。女寺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男性普遍忙于经商而疏于照顾子女，针对女性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应运而生，以助女性在家庭中为儿女树立榜样、教导信仰知识。
牛街曾有许多回民自办的教育场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牛街礼拜寺教长、阿訇王浩然创办了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这是一所汉阿双语学校，与穆娜在清真女寺的学习经历不同，经课之外，这里还教授其他学科和文化知识。 1912年，学校由督学局与牛街穆斯林商定后接办，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三十一两等小学校。商定的三原则是：校长必须是回族、从二年级起每周增加阿拉伯语教义一小时、主麻日（每周五）下午放假半天。1931年，学校改名为北平市市立第二十小学。1949年后，再次更名为北京市牛街第一小学。
除了第一小学外，牛街还有过许多回民自办的私立学校，伊斯兰信仰教育占比很大。1949年后，北京市接管了所有私立小学，一律变为公立，且不再设立和宗教信仰相关的课堂。
“平庸”——是杨贺对新牛街的评价。他也看到，街巷格局消失后，牛街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商品楼和回迁楼建筑面积相当，回族人口比例大幅下降，民族风情荡然无存。
玛玉喜欢的洪记小吃店变成了松下移动电话，礼拜寺服务部变成了西门子移动电话，韦记牛羊肉店变成了美发店……牛街改造后，大量私营商铺都不在了，如今整条街甚至找不到一家玉器店。只有礼拜寺独自突兀地站在那里，被隔离一般。
杨贺写道：“对牛街的大规模改造，将原有的街巷空间破坏殆尽，也就自然地割裂了牛街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而这种损失则不是短期内靠物质建设能弥补的……原先街道对于礼拜寺的‘向心性’失去之后，礼拜寺与街巷、居民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就被割断了。”
相比“社区”这个说法，牛街的回族更熟悉来源于阿拉伯语的“jamaat”，意思是“共同体、聚集”，一般用作表示大城市的回族聚居区。但这项北京最大危改项目，终结了jamaat和他们的民族心理认同。从此，习惯聚寺而居的他们，四散在北京五环外。改造后的牛街小区的商品房，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承担得起，很多老人不情愿地搬去五环外的大兴区。而搬到汉民为主的小区后，他们再也找不到适合的空间，延续祭奠亡人的宰牲仪式和其他民族习惯。“所有这些影响，都可能会削弱居民对民族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良警宇在《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中总结道。
穆娜很久没去过牛街了，90岁的她仍心心念念想去麦加城中心的“克尔白”（意即“立方体”）天房。几年前，穆娜的妹妹替家人圆了麦加朝拜梦。回到北京后，心潮澎湃的她穿着黑色罩袍并佩戴黑色头巾出门，没走两步就被居委会的大妈火速拦下，告诉她全国明令禁止穆斯林穿“一身黑”。穆娜也劝她：“快别穿了，人家还以为你是恐怖分子呢！”
穆娜的女儿佩华也不愿再去牛街，因为“有感情的地方都拆了”。从小在前门长大的佩华眼见北京城在粗暴的拆迁中变了模样，总觉得很痛心。她曾经非常喜欢去逛中国美术馆周围的胡同和名人故居，可惜到今日已所剩无几。璀璨的北京金融街背后，是永远消失的六十多条胡同。十几年前，前门附近的胡同在另一项“改造”运动中被夷为平地。原址上建起的仿古建筑，粗糙鄙陋，佩华吐槽：“何苦拆呢？好东西拆了，盖这些粗制滥造的破玩意，开上商店，专骗外地游客的钱！”
至于玛玉这一代人，如今去牛街只是为了解馋，并不会在礼拜寺逗留。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牛街回民卖掉了手中的房子。买卖双方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牛街所在学区的学校在西城区排名不好，不少人卖掉房子是为了买西城区核心学区的房。
买方则通常是北京周边远郊区的家长，为了孩子进城上学，选择购买牛街的回迁房——在名校扎堆、房价高企的西城区，牛街的房价并不算高。这样一来，牛街东里和西里的回族原住民，所剩无几。
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回族聚居区，眼看就要消逝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名字皆为化名）
本文參考材料： 1. 《北京牛街》，刘东声、刘盛林，1990 2. 《北京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料汇编》，彭年，1996 3. 《历史上的牛街》，杨少甫、穆祥云，1985 4. 周尚意，《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持繁荣》，北京社会科学，1997 5. 《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 6. 杨贺，Jamaat:都市中的亚社会研究——以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更新改造为例，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