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变得模糊之前,端传媒走访多地,以声音和影像留住一片记忆的虚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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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年 | 走进他们的记忆隧道

1989年,他们怀抱希望,与广场连结。30年一眨眼,物是人非。他们有的身体抱恙,有的永别人世,有的背着记忆匍匐前进,也有人日渐淡忘,开始怀疑坚守的意义。

端传媒走访世界多地,寻访9名亲历者,重拾微小且重要的历史碎片。个人的记忆或许并不全面,却以无可取代的方式代表着六月四日的广场。在一切变得模煳之前,我们以声音、影像,留住一片记忆的虚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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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后悔我那句话,可能是我说不会开枪。他也许认为真的不会开枪了。唉。」

张先玲

82岁,6月4日凌晨,她在家裡,
不知道儿子王楠已经溜去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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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楠的死亡证明,你看看,这裡有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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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医院盖章的死亡报告单,王楠死于1989年6月3日,诊断为「枪伤在外死亡」。北京公安局发出的尸体火化证明,王楠「尸体业经我局检验,经查证系在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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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6月14号,接到电话说他可能在护国寺中医院,我去了,但陪我去的学生不让我看遗体,怕我难过。

医生告诉我,这尸体头部有绷带,最初被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第28中学的草坪,但开始有味道了,又被挖出来,估计王楠当时在军训身穿军服,被误以为是军人,才送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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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那时才19岁,是高中生,喜欢照相。有一次他跟我讲,妈妈你多给我零用钱,我说你干嘛,他说要买胶巻,到天安门去照相。刚开始他告诉我,他们讲的,我不太懂,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妈妈,我现在懂他们讲的是什麽了,他们是对的,我们应该要多支持这个运动。

王楠还说,他们是希望社会往好的方向转化,希望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好起来,不要误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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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千叮万嘱他不要出去。他答应了,还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臺上去!」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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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当时住在我们对面的一座楼。3号晚上10点多,我看到他房间还亮着灯,想他肯定在家,但第二天清晨6点,我看到他房间灯还是亮的,他肯定出去了。

我赶紧过去,看到他留了一张纸条给我「我去找同学,六月三号晚上。」他的床也是没睡过的样子。我给学校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到学校去,我找他的同学,问有没有见过他,同学都说没见到。我一直很希望他还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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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髮自六四以后开始白了,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人就快死了。我本来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也没有去工作了。孩子都被你们打死了,我还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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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左上额,子弹从左上额射入,从左耳后穿出,头盔后面留有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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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时间,我就慢慢恢復,应该是说比较理智吧。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为什麽王楠头上包了绷带、但不在医院?为什麽尸体被埋起来了?但是什麽线索都没有。

我只好逢人就说,就像祥林嫂一样。坐公车也好,买东西也好,任何场合任何地点,就是除了我以外,只要有两、三个人,我就说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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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真相期间,知道很多人遇难,认识了另一个母亲丁子霖。政府一直没有公佈死难者名单,还说是我们家属觉得不好看不让他讲。我就跟丁子霖一齐商量去寻访,想要揭穿这个谎言。

丁是老师,认识很多学生,我也不停去问,去核对,也会有人上门提供线索,但即使知道一个难属住在哪里,去寻访的时候也要很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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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慢慢找到更多人,在1995年还开始发公开信,要求政府交代真相,当时签名的只有27人,后来高峰期有190多人,就成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其实里头不仅有母亲,也有父亲,有遇难者的兄弟姊妹和孩子,还有因六四而致残的人。

这些年来,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一份死难者名单,那上头已有202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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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难属说,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园的湖裡,以后家人每次去公园,便是去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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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孩子也是不自由的,这些年,我们被看得越来越紧。两会、清明、六四,电梯口和楼下都有人,买菜还跟着帮我拉东西,也会监视我们一切通讯工具。今年两会,境外好像也打不进来了。这麽多年也不能公开悼念,还得乘搭他安排的专车前往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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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过去了,我们年纪大了,56位难属已经离世,现在还有126名成员。

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王范地前年底去世了,我今年也82岁了,不希望走的时候,这事情还不解决;万一还未解决,希望活着的人,继续坚持,奋斗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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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刚走完这位母亲30年以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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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不一定要在那个天安门广场,不一定要在那个长安街,民主运动应该是在每一个有公权力的地方。」

陈云飞

52岁,6月3日深夜前往挡军车,被警察打晕了,不知道广场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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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21岁,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大三学生,参与过游行、绝食;6月3日晚上,刚好在学校值班室接到高自联的电话,说颐和园有装甲部队,要赶快增援。我空手就去了,也没有害怕,因为没有想到会这样,人民警察、军队怎麽可能对付学生嘛?

当时一片黑,防暴警察一手拿盾牌一手拿警棒,然后我头就被打破了,打晕了。同学送我到医院,缝了7针才醒过来,没有看到开枪,也不知道死那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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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学校养伤,翌年毕业就回四川工作。一直到2005年赵紫阳去世,我的触动很大,就赶去北京拜祭,在那裡看到天安门母亲的留言,才知道有这样的群体,也直接去拜访他们了。因为消息封锁,我之前没怀疑过政府的说法,以为没有死多少人,看到这些母亲很艰苦追求真相,我很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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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晚报》的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广告

我觉得母亲都是没错的,包括戒严部队那些军人的母亲都是没错的,真正错的是下手屠杀学生、军人的人,真正错的是制度,是那些权力不受限的人。2007年,我就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广告,作为一种纪念,后来被指涉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处以监视居住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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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安门母亲得知,四川有死难者吴国锋和肖杰,我开始每年去扫墓。我们本来不认识的,但都是同一个时间去北京读书。他们为国家、为民主走了,我便亲自上门看看他们的家人,中秋节买点月饼去,当他们是自己的亲人,还成为了他们的义子。

后来辗转得到一名死难者的资料,我转交至天安门母亲,那就成了他们名册上第202名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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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维权了。公权力就是勐兽,我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内,我就是驯兽师。这些年,我去过各省市逾40个派出所协助,穿川过省的话会搭硬座,睡网吧,有需要的时候就从袋子裡拿出纸板来製作牌子。一、二百元的衣服我捨不得,东西能用就好,剩下来的钱就给良心犯做饭,例如六四酒案那几位。有人从监狱出来也会发红包,就是89.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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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清明前夕,我和朋友又去扫墓,结果被「寻衅滋事罪」起诉。我穿了一身灰白睡衣出席审讯,就是为了方便做「中国梦」,最终判刑4年。我快乐啊,我坐监狱,在裡面也是维权。刚刚3月底才出来,四川很多维权朋友都被抓了,我还是悄悄去拜祭了,没有什麽害怕的,因为纪念自己的同胞。

早阵子,我有事打110报警,对方问我的电话尾号是否8964,我说是啊,你知不知道8964什麽事情?你不知道的话,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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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这名学生怎样成为「驯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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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害怕,但是害怕也不能走。因为太多的民众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保护我们这些坚持不走的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吴仁华

63岁,全程参与八九民运,6月4日凌晨,他在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想,死在这裡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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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那日起,研究六四成了我一生的主题。30年过去了,但六四仍是现实,不是历史。我亲身经历,写了3本书,长年面对血淋淋的资料,令我悲伤、痛苦、愤怒。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常深更半夜写着写着,就趴在键盘上失声痛哭。因为那些都是屠杀的场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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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后,我说必须做一个大花圈送去天安门。我是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从校门出发,一路呼喊着「耀邦千古、新闻自由、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法治万岁」的口号,游行3个多小时到天安门。这是1989年4月17日,八九民运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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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我开始绝食,和学生共进退,之后3次被送到医院急救。北京几乎所有医院都住满了因绝食而送医的学生,我甦醒后稍微调整体力,马上就会回广场。我在院内总觉得怎麽那麽好睡,睡得那麽香甜,后来才知道是医生好意在输液裡注入安眠成分,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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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下午,我负责带特别纠察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保护绝食的刘晓波等四人。戒严部队的车子前一天就已开进北京。当天上午,又有千多名军警在六部口发射催泪瓦斯,用警棍和木棍驱散民众。我感觉镇压随时会发生。

六部口发射催泪弹照片

出发前我接到了弟弟从温州打来的电话,我心裡清楚,是母亲让他问的,就请他转告:我没事,还是在学校读书做研究,请她放心。校园内是一片生离死别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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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气氛非常恐怖,四周佈满戒严部队,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手持枪枝,还有很多装甲车。广场上空不断有发射子弹划出的弹道,就像节日放礼花一样。

我遇到一个老乡,说帮我拍张照,我想那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张照片,请她一定帮我寄回温州老家给我母亲,至今也没有收到,我担心她已经遇难。许多遇难者因照相被射杀,是因为中国官方最不愿意看到有人把屠杀纪录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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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平理性非暴力,我们就让你杀,杀完以后就让世界可以看到这个政权的残酷。实际上也害怕,但是害怕也不能走。因为太多民众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坚持不走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清场了,最先冲上来的是27集团军特勤先队。他们端着枪喊:「走啊!往开走啊!」有的用枪托、木棍捅你,用脚踢你,逼你走。我们被推下去,又坐回去,又推下去,又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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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点半,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走到六部口附近时,三辆坦克从后面追来,发射军用毒气弹,一些学生晕倒在地。其中一辆坦克编号106,突然转弯从背后冲入队伍,追轧学生。现场有5具遗体,看形状就肯定已经没救了,其中一具是自行车车把从后背刺进去,从前胸透出来。

我在现场亲眼目睹,只是我的队伍位置靠前,捡回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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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研究得知,当时死了11个学生,包括北京商学院的女学生龚纪芳,她吸入毒气弹气体过多,送到医院时呼吸系统已经糜烂,当时只有19岁。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林仁富半边身子都被压扁了。后来有个运输个体户开着小卡车把5具遗体送到中国政法大学,卡车到的时候,校门内外真是哭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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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我带着同事逃离北京。屠杀发生之后,火车站根本不需要验票上车,可能也同情学生,让大家离开。我在温州躲避到9月,悄悄回过北京一趟,和朋友讨论后,终决定由我去海外为受难者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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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冬天,我南下偷渡,先到佛山找蛇头,哪知六四屠杀后,他们怕受牵连,等了很久都没有人肯带。后来有个蛇头收了3倍价钱带我到珠海,我再游泳去澳门。

那天夜裡摄氏7度,风浪很大,茫茫的海湾,看不到灯光,我差不多要冻死在海裡。前后花了4个小时,终于游到澳门,再往香港,最后辗转去了美国,开始以研究六四作为毕生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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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正常作息。因为我搜集资料的方法很特殊,经常通宵达旦地盯着电脑,追踪戒严部队退役军人的聊天纪录。研究佔据了我太多的时间,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平日只会简单为自己煮个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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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回温州了。近年寄居台湾,这是我拍的照片。漫步街头,车流人流交替,雨丝拂面,让我彷彿置身于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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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闯关成功,回到温州,踏进22年没进过的家门。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待了45天。我本以为我母亲对我的事一无所知,她从来不问。她是寡妇,一人养大5个子女。直到有天,她不在家,我在她枕头边发现我写的两本书。

其中一本显然翻得太多,损伤非常严重。大概是因为我把前言的最后一段写给了母亲,我说忠孝不能两全,我是不孝子。你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做个孝子,其他都不做,就侍奉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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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这个学者为何毕生研究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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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一天不昭雪,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理由进入这个广场,这里边都是冤魂的,我们不能去踩。」

孙立勇

58岁,曾在北京当过8年警察,八九学运时与市民围着军车,教育军人不要伤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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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4年出逃到澳洲,曾以回收塑料瓶、当搬家工人维生,现在是一名推灰工。我还成立了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支援国内受难同道。

我的女儿也在澳洲扎根,成了澳洲公民。她政治理念跟我一致,我们俩关係可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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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6月3日晚,在家吃过晚饭后,我牵着两岁多的女儿,往天安门广场走去。

走到燕京饭店附近,女儿远远看见正在焚烧的车辆,说:「爸爸,你看那边那麽亮。」这时,我们身边突然响起阵阵急促的子弹声,孩子不懂危险,反而兴奋起来:「爸爸,发炮了,过年了!」旁边有人喊「快跑」,我本来揹着孩子,马上转而抱住她,往边上的胡同里飞奔逃命。

那会儿年轻气盛啊,现在想来真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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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榜之后,我进公安局做了8年警察,但在87年离开了。我不喜欢公安局里的腐败,领导互相拍马屁,他们希望我是一隻绵羊,但我是一个爱顶牛的人。

到了学运期间,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公司当保安。每天下班后就骑车到广场,捐款、送物资,隔着纠察队围栏与学生对话:「北京市民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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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5月20日,当局颁布戒严令。深夜,我跟一群北京市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围住30辆军车,整夜教育军人不要伤害学生。有人把一隻喇叭递给了指挥车中的中校,要求他表态。

「各位北京市民好。我是中校,我是副团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绝不会镇压北京市民,更不会镇压我们的大学生。」

「人民解放军万岁!」大伙儿齐呼。

我不知道,这位中校和他手下的部队最终有没有参与六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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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以后,我就思考,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我现在应该干什麽?我是像所有人一样沉默吗?我想我不是,我应该反抗。怎麽反抗呢?我没有武器,我们只有笔和纸,就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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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警察嘛,反侦查能力可好了。我们在一座居民楼里印刷民主刊物,专选在晚餐时间邻居炒菜、电视新闻播放时打印,那样邻居就不会闻到油墨味、不会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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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后,我没有再进过天安门广场。在90年6月3日晚,我和一起做民主刊物的朋友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台阶上,我们约定:一天六四不昭雪,一天不踏入这个广场。这里面都是冤魂啊,我们不能去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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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我因为製作民主刊物,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监禁7年。与女儿分离一年半后,我们第一次在狱中相见。

她完全不认识我了。我穿着囚服,剃着小寸头。我硬给她抱过来,她哇哇地哭。当时我眼泪哗哗地流,我觉得对不起孩子……真对不起……我不想想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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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女儿第二次来探监,我事先不知道,直到狱警队长来跟我说:「孙哥,你女儿也来了。」我太激动了。

我们隔着玻璃说话。我一看,孩子长高了,都长1米5了,四年级了。我问她,还认识爸爸吗?

她说,认识,老看你照片。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下来。我说,你好好读书,你不要再来了,爸爸还要一年多就回家了。

我出狱的时候,女儿11岁,自此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无话不说。她喜欢哪个男生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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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我先后开过两家书店。2003年,第二家书店开在北京大红门,租金很贵,我跟朋友借了好几万。但开店不到3个月,我参与组织了一个民运人士的私人聚会。第二天,两辆警车直接开到我店门口了。

我说,你们什麽意思?他们那带头的说:「孙大哥,没事儿,想您了,看看您来了,想找您下盘棋。」结果他下完围棋杀象棋,杀完象棋下跳棋,从早上8点下到晚上8点,我一天一单生意都没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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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跟我说,上级要切断我的经济来源,书店不关门的话,他们就天天来捣乱。一旦共产党认定你是敌人,那麽你终生都是他的敌人。

女儿当时跟我说,你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跟他们斗智斗勇!我女儿很聪明。

让我下定决心离开中国到澳洲去的,就是书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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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一个由北京逃到海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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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麽多年,我们没法和这件事和解的。是和解不了的,我跟朋友、同学、病人聊起天,要不没话聊,要不无法做朋友。」

林亦子

现为香港医生,30年前曾赴京支援八九学运。
1989年6月3日晚,她躲在西单的胡同里,听着外面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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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几乎所有学生都在关心北京学运。我是社会学系四年级学生,也是中大「国是学会」的成员,平日十分关心中国事务,到了八九民运期间,更加整日讨论学运。我几乎无心考试,5月24日,我和同学一齐自费飞到北京,带着香港市民的捐款和10部对讲机,去支援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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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中至少10个同学来北京了,和香港记者一起住在北京饭店,经常有记者来告诉我们,谁的父母又打电话来找你啦。我也收到家人电话,谎称父亲病重,催我回港。我一直拖着,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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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我发现北京学生的膳食由他们学校的食堂供应,但外地学生的膳食就没有人理。我感觉外高连组织鬆散,似乎不理广场上同学的死活。我有点不喜欢广场上的指挥部,觉得他们把大家分了阶级。

我见过好几个同学分一个馒头,或者只食白饭。于是我与中大的同学用香港市民捐款,设立物资站,每日到天安门附近的民营工厂订购食物给学生,包括麵包、蔬果、肉类和蛋,还有帐篷,我还保留了那些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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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学生的情绪逐渐低落,局势越来越紧张。这时,交通警开始截查人力板车。如此过了一两天,开始有食品商不愿卖食物给我们。

我跑到一条胡同里,找到一家麵包厂,我和负责的女士讲明目前气氛紧张,经过详谈后,有了共识,我们互相不问对方姓名,也不留下任何联繫方式。她是小康之家,不想失去安稳生活,可又为国家前途担忧,一直为我们供应麵包,直到6月3日。

她有没有因我们而惹上麻烦呢?多年以后,我仍牵挂着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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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上,我与同学吃完晚饭,走到西单附近,只见约一百名学生,从广场方向过来,神情严肃,看来只有十几二十岁,手上只有口罩,没有任何武器。我把我身上唯一的口罩给了队伍后面一个没有口罩的学生。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去赴死的。

午夜12点,枪声响起,我们躲进胡同里,感觉到有催泪气体,眼见不断有伤者被三轮车、摩托车抬走。身边北京民众叫我藏好自己,而他们则唱着《国际歌》冲向军队。那一晚,我努力在纸上记录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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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我的专业知识判断,那些伤者不少都处于休克状态。不知道多少人后来死了。这些伤者大多不是学生,而是工人、普通市民。我努力记住他们的样子,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样子。我永远没法和这个国家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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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我坐上了香港政府派来接记者和学生的包机。起飞前的海关检查,感觉和平时很不一样,行李根本没有检查。我背囊里还有为学生买食物剩下的九千多元人民币,根本没人查问。我想检查人员在暗中帮助我们逃亡。

我感觉,我把整个北京都丢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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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后,我天天到学联整理六四报章,思绪溷乱,茫茫不知所措。一齐帮忙的几个中大同学,大家都不怎麽说话,气氛沉鬱。后来,又有义务律师和法律学生来帮我们录口供,记录六四屠杀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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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便不再碰触任何六四资料。直到25週年中大同学想集体出书,我才逼自己重新回忆一切。当年一齐上京的同学,不少渐行渐远。他们很少谈起六四,有人坚持做更多事情,比如潘毅;也有人渐渐淡忘,从未开过口。因为出书,大家才再次聚集。

现在每年圣诞,国是学会的新旧同学都会到我家中小聚。我也有无力感。为什麽30年了,这个国家都没给机会我们这些目睹的人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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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一名香港学生怎样支援北京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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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

陈哲(化名)

52岁,现为香港中学老师,1989年,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国是学会」成员,曾赴京支援北京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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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我考试结束当晚就自己飞到北京,希望支援学运。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过游行。中大学生住在北京饭店的同一个房间,我也会去大学区认识朋友,在他们的宿舍过夜。6月3日晚上,大家都叫我离开,我找了个藉口,回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想和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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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平安回香港,我去了中学当老师,一直执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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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不少六四有关的文章,对当年亲历的事件渐渐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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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一名学生成了老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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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当一些事成为日常以后,你就觉得,是这样的啦,没眼看。那如果有一天,来到你面前,你怎办?」

陈润芝

61岁,退休前为香港有线新闻直播新闻台台长。1989年5月51日到6月5日,30岁的她以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身份,到北京报道学运,目睹大型装甲车冲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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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一名香港记者如何报导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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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北京几乎失去秩序,路上也没有人盘查,虽然沿路都是解放军的车子。整条道路,我第一次看到那麽多的军车。」

高源流、
王震邦、孙扬明

三名台湾《联合报》记者,八九民运期间先后在北京现场採访,有人搭过高喊「解放军万岁」的车子入城,有人看到「打来打去」的複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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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流

北京情势陷入紧张时报社指定我去支援採访。6月3号深夜,我从首都机场僱车进城。 沿路都是解放军的车子,军车、装甲运兵车,也有坦克。我们看到有些解放军躺在军车底盘下。两个个体户开车,把手伸出车窗,沿路就喊「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我们问他为什麽要这麽喊,他们说:「这样比较容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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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扬明

6月3日晚上,我在长安大街上目睹解放军进城,有民众中枪,有尸体,也有解放军受伤。我们走进民族饭店帮大家包扎,眼前八九个人都受伤了,印象中解放军有四个,学生和民众更多一些,他们人人脸色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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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邦

我在5月中到北京採访,从运动之初在校园争取新闻自由,到绝食开始,最后经历军队镇压,写报导也兼摄影,这是我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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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採访团的现场报导,后来得了奖,但我不愿去领奖。这是场悲剧,别人坐牢、死亡,你去领奖这算什麽呢?

我这麽多年不愿受访,当然有些人很乐意反复诉说那样的经历,不过那种「乐意」对我来讲,就像鲁迅说的「吃人血馒头」,「吃人血馒头」做为一个悲剧来讲,那就变成了殡葬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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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故土上都不能说话,我想那也是一种流亡吧。」

张伦

1962年出生于渖阳,1989年为中国地质大学政治系教师,学运期间担任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长,六四当天因病在郊区休养,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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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流亡去了法国,当了大学教授。2017年,两家出版社邀请我与记者、画家合作,以亲身经历为蓝本,製作了一本漫画《天安门1989:我们被粉碎的希望》,献给六四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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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我开首便说,「我离开中国已经30年,但是每天,我都会回到天安门广场上。」这本连环画并不完全是一部自传,而是一个化身的陈述吧。这裡讲述的故事,也并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数百万在北京、在全世界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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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26岁,在中国地质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在陈子明、王军涛创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工作,那时的我们,参与多项改革,推动研究、出版刊物、举办沙龙,期待在中国展开波澜壮阔的「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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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耀邦去世,学生游行,还提出了七条要求,包括为知识分子平反、公开国家领导人收入,公开检讨政府失误,解除报禁,取消游行示威的规定等等。这条七点要求已经进入历史,但在我看来,其中大多数并未过时,对当下中国仍有现实意义,中国迟早要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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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清场时,我因病在北京郊区休养,没有亲身见证。而军队开枪之后,我已经无法回到广场。曾经的战友有些被捕,有些逃亡,我得到黄雀行动营救,经香港辗转到法国。我将许多人亲身经历的恐怖,都浓缩到画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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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学运领袖内部的争论浓缩这样一个片段,因为事后回头来看,我越发意识到,大众运动的一个弊端,就是它一定会走向激进化,温和的声音容易被激进的声音超越。现时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是如此,六四也是如此。

八九民运其实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知识界的思考有很多不足,对许多问题有简单化倾向。虽说这在当时背景是难免的,但反过来说,我们不能永远用「难免」来给八九的一些缺失做藉口。三十年之后,我们总得深入下去,有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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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一个北京学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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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页面内动画影片以漫画《天安门1989:我们被粉碎的希望》製作而成。

製作团队

记者

郑佩珊 杨子琪 雷隆 李志德

特约记者、摄影

杨平 Yuhong Pang 姚佳谶 Dan

实习记者

徐涵 郭芷甄 余美霞 梁敏琪

摄影

林振东 Stanley Leung 陈焯煇

图片

Getty Images 学联 陈清华 叶绍麒 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天安门一九八九》 《联合报》

图片编辑

林振东


影片製作

Stanley Leung


设计/插画

端传媒设计部


配乐

Kelvin Yuen


网页

Document On Ready Ltd.


策划统筹

郑佩珊 陈倩儿

监製

李志德


注:网页内文按受访者访谈及经历,以第一人称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