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翘：世界城市与国家领土性——香港，面对著怎样的中国？
「一来中国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跃跃欲试，它将以怎样的领土性示人？二来，新冷战下香港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处境和前路将会如何？」
香港历来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将至半年、仍未止息，换来的却是北京更严厉的对港政策，中港矛盾更激化，一国两制前路堪忧。我想，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好好梳理一下中国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它背后的主权和领土观念，对其“治国技艺” （statecraft）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思考香港的处境以及它的前路。两年多前我在《端传媒》提到中国和香港，有如“国家和城市的探戈”，我也在最近《端》的一个专访中提到对于一国两制的想法，本文想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讨论。
这是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近年较受关注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global city）与国家领土 (state territory) 的课题。相关理论分析在中国仍未见著作，以之思考中国与香港关系更是新尝试。以下我提出的衹是一些初步想法或假设，旨在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找出一点脉络和方向。
这探讨有学术和现实意义，一来中国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跃跃欲试，它将以怎样的领土性示人？二来，新冷战下香港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处境和前路将会如何？思考香港前途，需对这两问题有更透彻的理解。
香港：夹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世界城市”
一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理解无法摆脱两个传统，一是中共的爱国主义论述，一是英国殖民者史观的论述。
一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理解无法摆脱两个传统，一是中共的爱国主义论述，一是英国殖民者史观的论述。爱国主义观点把香港置于中国国家民族论述系统之下，在这套论说逻辑下，中国于鸦片战争战败割让香港，是它近代民族屈辱的开始，香港长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自成为英国殖民地，西方更以香港为踏脚石侵扰中国，香港既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也是襄助外敌加害中国的帮凶。中共眼里的香港，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也是吃里扒外的忤逆子，情感复杂。最后，香港因得到祖国的关怀、爱护，终于结束了殖民时期的沧桑回归母体步向光明。中共关于香港问题的书写，始终离不开“天朝主义”中央/边陲的观点：位处边陲的香港时刻得到中央的关怀爱护，但它总要听命于中央受其摆布。
殖民者史观的基础是“文明使命论”（civilizing mission），它著墨于英国对香港文明进化过程中的贡献，无非是为殖民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香港由小渔村蜕变为国际大都会”，就是最为港人所熟知的一种“文明使命论”的说法。这说法仿佛认为，香港在英国人“开埠”以前并不存在；“香港”由英国人创造再按其计划把想像变成真实。然而在殖民者视野中，殖民地衹是其属土，并不具备独立的性格和意志，帝国中心（metropole）与殖民地之间始终高低有序，殖民地得服从帝国的秩序。这两套主流论说或都无法准确描绘香港的特质。论说中的中国和英国，都是香港所无法摆脱的“帝国”。思考香港，我们一直所缺的，是世界体系中“线”汇聚为“点”的世界城市理解视角。
关于帝国的讨论，近年有了一些新理解，或能让我们开拓对香港“世界城市”属性的想象。这里我简要介绍两个观点。近年就帝国现象的讨论，始于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广受关注的《帝国》（Empire）一书。首先，帝国所指，是一个能有效统驭全球的体制，今日而言，是美国。美帝国是一种崭新的主权模式，它已背离现代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一方面，这帝国并不以领土占有为其权力基础，其权力也不依仗于国界及任何形式的屏障。它建立的是“去中心”和“去领土”的统治机制，把全球都纳入其开放且不断膨胀的前沿之内：“帝国主权的根本特质，在于其空间的开放”。这种新的统治机制，乃以其在全球范围内交相错节的“网络”（networks）构筑起。网络传输之有效，使帝国对全球的支配不受国界所阻。透过网路，“帝国”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都纳入其经济文化政治体系内。此其一。
此后，新的殖民主义研究者如 Alan Lester 和 David Lambert 指出，“网络”是更适合描述英国所构建的资本主义帝国的概念。所谓网络，就是“多元轨迹具体的并列和集结”，即人、资本、资源、知识、文化、信仰等在某一地点的集合。帝国由这些轨迹交集组成；帝国体系，随轨迹的切换、集或散而变。换言之，帝国并非结构紧密的稳定存在，人的能动性在帝国形成的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言，因帝国由独特的轨迹集结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独特的。甚至，殖民地并非简单的帝国中心的复制。此其二。
帝国由独特的轨迹集结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独特的。甚至，殖民地并非简单的帝国中心的复制。
这里说的帝国都没有强大、颐指气使的帝国中心，它们是松散、扁平的组织，经营、维系著全球性的网络；而网络，就是由无数条“线”和无数个“点”编织而成，本身是动态（dynamic）、流变（fluid）的。“线”是人类跨地域活动、交往、关系的轨迹，可长可短；“点”是“线”汇聚而成，有大有小。
鸦片战争是古老中国与新兴的海权国家英国之间第一场主要战争，因此香港的开埠之际便已是现代世界史的一个章节，在世界史舞台中有它的角色。香港开埠至今已愈170年，期间中国历晚清至民国而至共和国三朝。香港历来与它的母国（中、英皆然）若即若离。它是世界体系中重要的纽带，它的身份归属于世界，自然不过。一条国际边界把香港区隔于中国，开埠之初英国把它定为自由港，至十九世纪后期它已是远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枢纽港口。因制度优势和接近中国及位处东亚中心的地利之便，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组织很快聚集香港，以之为据点开展对华的往来。西方利用香港作踏脚石进入中国：香港是西方对华贸易的重镇，开拓中国市场、资源；西方传教士东来活跃于香港，并踏足中国开展对华传教工作；西学东渐，西方在香港设立各级教育机构，以在文化层面对中国产生影响。
作为世界城市，香港是众多的“线”汇合而成的“点”，在长时期里沟通于新的世界体系与古老中国之间。
同时，中国也以香港为其国门与世界各国沟通：利用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与法律制度融资、与外国订立商业合同，甚至作仲裁；香港乃西方商业势力聚集之处，可取其便与西方作商业交易，且引入西方先进知识、技术；香港的学校栽培出中西学兼通的人才，被中国政府延揽到其新设的洋部门并任高职者，人数以百计。因国际边界的区隔，自晚清以降香港以其特有地位，方方面面牵线，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作贡献。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一众在香港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带领，国父孙中山是其中表表者。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中共的成立，也见香港人身影，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的袁振英，在北大就学期间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合作，为《新青年》杂志主持俄罗斯栏目，为国人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因他通外语，他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联络人。袁也是共青团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位共同发起人之一（关于香港人与现代中国的建立，可参看黄振威著《番书与黄龙：香港皇仁书院、华人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共建国，与西方关系势成水火，香港成为它与西方沟通、接触的门户。及至改革开放，香港又拉线促进中国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香港作为连通中西的据点，百多年来没有根本转变。简单讲，作为世界城市，香港是众多的“线”汇合而成的“点”，在长时期里沟通于新的世界体系与古老中国之间。
香港二：置于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城市
政治地理学者所说的世界城市的种种特质，均能见于香港。
若我们转换一下思考模式，暂且把图像记忆中地图上弹丸之地的香港抽离于中国版图，并把它置放于全球城市体系中去察看，香港作为世界城市的特质就更加明显。过去三十年在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香港跻身为全球顶尖世界城市，在香港聚合的“线”，比过往就更长更密集了。政治地理学者所说的世界城市的种种特质，均能见于香港。
首先，自七十年代开始，城市体系（world inter-urban network）已取代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缘经济引擎，在这层级分明的城市体系中，香港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同处于最上层，支配著数目众多的中下层城市，而上中下层的城市则支配著大片的腹地（hinterland），共同构建著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具体讲，香港最直接支配的城市群，显然是中国及东南亚一带的城市，在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随时指挥设在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分公司的业务，这就是世界城市一些“线”的辐射范围。
其次、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不少跨国公司甚至新兴的“独角兽”初创企业都在香港筹集资金，并作相应的财务策划。香港有大量的金融、法律、会计、保险、公关、广告等人才为它们提供所需的专业服务。其三、商品交易价格的厘定、商业上的种种决策，皆需要适时准确的市场信息。香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信息中心，信息科技、通讯基建完善，其股票、商品、期货等市场，对全球而言皆有指标作用。其四、对外交通发达，人、货、财的流通便捷。香港的航空、陆路、海运交通发达，这是它长年保持全球性枢纽港地位的重要原因。
世界城市的冒起，对国家领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为世界城市也还是处于主权国领土之内，受其主权所规管。
其五、因香港是集资、财务策划的中心，它自然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组织纽带”（organizing nodes），协调地区、国家、国际间的商品流通。这很容易理解，在港企业会因应市场需要、生产成本、经济周期等因素，灵活调配资源策划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例如把生产线从中国迁移到柬埔寨，或把生产合约授予越南的分包商，并开辟缅甸的新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全球空间格局的一种新形态，香港在当中担当著大脑的角色。其六、世界城市对外网络连接全球，使资本、人才、技术、知识、文化得以汇聚，因此它们本身就有著开放、流动、多元的特质。同理，在文化层面世界城市的市民所展现的是世界性精神，他们没有太强的领土、边界观念，视野开阔兼容并蓄不排拒外来新事物，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他们最具创造力，带领著文明进步。香港不中不西，身份多元难以定义，正就是多种文化积累、共融的结果。其七、世界城市因面向世界，都难免面对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处境，各方势力各方利益云集盘踞，它们表面的平静难掩暗地里的群雄逐鹿、波谲云诡。香港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处境我已在多个场合讲过（例如见：亚然，“从地缘政治思考香港”（李家翘、蔡俊威专访），《明报》，2018-9-23），这里不再啰嗦。
世界城市的冒起，对国家领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为世界城市也还是处于主权国领土之内，受其主权所规管。香港这世界城市，面对著怎样的中国领土性？
世界城市与国家的领土性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世界城市体系冒起，西方各国更订立了与世界城市空间性质兼容的领土治理方案。
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很主要题材。现代国家有四个主要特质，分别是领土、人口、政府与主权。过去一段很长时期，主流政治学者似乎都不太热衷于研究领土和人口问题。主权问题政治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有涉猎，但他们都抽离于领土和人口因素谈国家主权，容易流于抽象和苍白。政治学最关心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国家的形成，但国家建设（state-/nation building）与领土治理、人口治理密切有关，政治学者们可有留意到？对国家领土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是政治地理学。有关讨论已热闹了逾十年，为人们对国家领土的思考大大扩阔了空间。简单讲，政治地理学的国家领土研究不视领土为国家固有（given）——即国家不证自明的组成部分，而更关注当代空间研究鼻祖 Henry Lefebvre 所说的国家与领土之间的“相互构建”（mutually constitutive）关系：国家如何“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即营建其领土？反过来，国家营建领土，如何促进其国家建设？领土性是这讨论中的重点，它是指国家为政治、经济、社会目的而用领土的行为和背后的一套想法。
1648年欧洲国家间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奠下了现代领土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尤重其领土之完整，视领土为其主权的最重要体现。为适应资本主义“流动”的需要，即人、货、财，甚至知识、观念等的自由流通，国家的领土治理有了新思维，城门敞开、城墙拆去，国界也更开放。法国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指出，18世纪的欧洲，人口已替代土地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最重要基础，所以国家治理的重点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领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转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考量。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国家不能再处处强调领土主权，领土治理要服从于经济运行。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世界城市体系冒起，西方各国更订立了与世界城市空间性质兼容的领土治理方案。不同政治地理学者如 John Agnew 、 Neil Brenner 的说法，我综合如下：一、国家会“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通过重整领土和“再层域化”（rescaling）以建立起更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领土组织和管理体系。这种由主权国演化而来的新空间组织形式包括区域性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组织，它们成立的基础是国家让出部分主权予该组织，成员国就跨越国界或国家利益的事务达成决策。最佳例子是欧盟。另一种空间形态是国家领土内主权下（subnational）的世界城市，国家下放更大权力予这些用以对外沟通的城市，使之更开放管理制度更具弹性以适应变化多端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蜕变成今日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是重要一例。二、建立网络式，而非领土式的主权行使方式，从而更有效的理顺“点”与“点”之间“线”的流动。如此，国家权力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转为国家权力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国家由治理成“块”的领土，转为治理“点”、“线”所构成的网络。
“共享主权”（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国家面对的现实。
三、打破国内与国际的藩篱，使领土内的城市体系与国际的城市体系有最大程度的结连，从而使国家领土融入全球体系当中。四、国家领土治理，转化为国家空间（state space）治理，国家把其权力远距离的延伸至海外的“点”，以期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治理国家领土所用的是“集权式的权力”（centralized power），讲求命令与服从，治理国家国界以外的空间，讲究的是“分散式的权力”（diffused power）运用。前者是“硬力”，后者是“阴力”，即柔劲。五、基于以上，国家在认识的层面不再认为它在其领土内仍拥有绝对主权。全球化下城市、城市网络、国家领土等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反之，“共享主权”（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国家面对的现实。
中国对香港：逆世界潮流的领土性
北京没有独立的对港政策，其对港政策是对西方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北京官员们看似眼望香港，但他们在意的是（他们想象出来）在香港背后的西方国家。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是它对西方政策的缩影。我很多年前为学生讲课时已说，北京没有独立的对港政策，其对港政策是对西方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北京官员们看似眼望香港，但他们在意的是（他们想象出来）在香港背后的西方国家。从北京对港的领土性，我们或能窥视它将如何走向世界，展现其领土性。
今日所见，中国的领土性充满矛盾，有点乱了套。它一方面希望更多的参与全球事务，但另方面它更强调其领土的不可侵犯，不断的重申国家主权、安全。当别国都放下了对领土主权的一些坚持，设法加入全球化；中国却反其道而行，再强调主权、安全原则。领土治理上中国未能为适应外在秩序的剧烈转变做好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呼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列根（雷根，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助建立起新的国际资本主义格局。从1979至1989年，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蜜月阶段，中国虽仍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最高领导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是真诚相信西方制度的优越，向西方学习以融入以西方为首的国际秩序中，外交上采取韬光养晦政策，不争出头。香港前途问题在这时期得以解决，是中国与西方互信与中国领土性的展现：收回香港的领土主权，但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原有的整套制度得以保留，香港仍留在西方的体系之内，中国可通过香港这领土内的“境外”世界城市与西方世界有更密切的交往。邓更豪言要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邓对香港的领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毛泽东1949年时不挥军香港，让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作为新中国对外交往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工作的“窗口”。香港就在这历史背景中逐步成为一个世界城市。香港是新中国对全球“点”、“线”网络施展权力的初尝试，在毛、邓时期，它表现还算不错，懂得使柔劲。
今天，很多论者都留意到中国已舍弃了韬光养晦政策。习近平虽辩称“中国梦”不是为称霸而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但邻国和西方国家如何解读则是另一回事。一带一路继续推进，中国在海外营建“租借”甚至军事基地的新闻时有所闻。有中国官方智囊学者提倡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多的参与染指更多全球事务。有人甚至指出人类历史本是几个区域帝国（东亚的儒家文明区、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区、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区、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区）之间的不断争逐的历史，以主权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衹是欧洲文明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组织形态，与帝国形成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并不相符。在世界帝国的竞逐中，中国要把“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互相促进的整体来思考”。这些人都很有雄心壮志，问题是，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
或许，中国正盘算著跨步式的参与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现有的世界帝国秩序并有效参与之，便已寻求重构之。
或许，中国正盘算著跨步式的参与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现有的世界帝国秩序并有效参与之，便已寻求重构之。中国的领土性是不是指向中国有更大程度参与的世界帝国重构？我无从判断。但这若属实，很令人担忧，这正是广东人说的“未学行先学走”。大约一百年前，中国才进入现代主权国家之列。孙中山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中国开始领土化的漫长过程，《中华民国约法》称“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对外它与周边国家议定边界，对内则对其领土内资源作更深度的开垦。民国时的动荡使种种国家建设与领土大计无法实践，例子有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述及的三峡大坝、矿产资源的开发、全国铁路网、北方东方南方大商港，及南京的首都计划等。
中共建政，中国领土治理踏入新的阶段。在苏联的襄助下，新中国对领土内的空间的控制、管理与改造皆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土地与海洋勘探测绘、石油和矿产等资源的钻探开采、草原与林业资源的维护与利用、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系统的铺设、水资源之调查和调度、河道水利之修治、供电网络的建设、轻重工业之规划和布局、城市营建与改造等都得到长足发展，经过几十年努力，中国的政治权力领土化的工作可谓完成。然而，正如 John Agnew 说，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仍（衹）是个典型的领土型国家，它的治国技艺主要在于经营固定范围内的领土，而未及于其国界以外的国际体系。香港是唯一例外：在英国继续治港的几十年中，香港是中国宣称的领土范围内的“境外”之地，让中国摸索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土治理方案。
观乎今日北京对香港政策，新冷战下中国的领土性实与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较诸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它反而走了回头路，和上述西方国家为适应以城市网络组构起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订定的领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远。
观乎今日北京对香港政策，新冷战下中国的领土性实与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较诸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它反而走了回头路，和上述西方国家为适应以城市网络组构起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订定的领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远。中国这领土性，我暂且称之为“块”(“块”的逻辑与“点”、“线”的逻辑相左，阻碍“点”与“线”之间的流动），它（更）有如下几个相互间有矛盾的领土观念，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中共眼中的领土，就如人们打开一本世界地图册所见，全球土地划分为一块一块，每一块是一国所占之领土，国与国之间国界清晰、严明。领土和主权一样，是固有的；主权国家即领土型国家，国家的主权行使，以领土为据；国家与领土，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国界内之领土，国家行使绝对主权；国家之主权具排他性，国家的权力有效施展于国界内每一寸领土。中共这种领土观，我不用详加解释，读者衹需要留意外交部发言人的常挂在口边的“XX中是国自古以来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的说话，便能心领神会。香港无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为其主权所披。但在一国两制下它一直被视为“境外”地区。近年，在国家主权、安全的旋律下，重一国轻两制，江泽民时代所讲的“河水”、“井水”互不侵犯的路线因“虚化一国”而被否定。香港这片“境外”领土竟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盲区，北京执意要在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逃犯条例》修订为打通中港两地法制的区隔，终告大败收场；可预见，不久之后北京将大力推动“加辣版”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香港本属中国领土内“境外”之地的例外性，正被逐渐消磨，而被纳入到国家领土的绝对主权之中。
其次、在上述的领土观基础之上，它视国家领土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载体，国土内之经济、社会活动由国家规管。换言之，中共认为政治和经济截然区分为“本地”和“国外”或“国际”两个领域。在全球化下，“本地”和“国际”本就难以区分，上面已谈到过，最理想的“线”和“点”的连结是跨越国界的。当内外截然区分的思维模式主导了，香港便不再具有非内非外的模糊身份，接通全球，它衹能在内与外两极选一定位。可悲的是，北京似乎更希望香港向内走，有接近官方的学者这么说：“香港的一国两制不是朝着完全自治方向演变，而是朝着融入国家方式整合”。
这内外对立的思考框架必会损害香港的世界城市根基。一、当主权和安全考虑凌驾一切，香港原有保障自由的制度或多或少会受到损害，有碍这世界城市的开放性、流动性。当法律成为当权者的“武器”、当三权要合作司法独立被毁法治被削弱，香港原有的开放性流动性也难保了。二、基本法所承诺的民主制度（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加上了国家主权、安全的考虑，就变成了人大常委会 8.31 的决定，为行政长官普选设下重重关卡，变成香港人所指的“假普选”方案。对北京而言这安排或有利于阻止“港独”并维护领土完整，但它却动摇了香港制度与西方制度接轨的优越性。三、时刻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权，香港是否仍有足够的自主权推进符合全球化格局的政策？上面谈到，西方国家之所以下放权力予城市，就是要让它有最大灵活度制订并推动适应信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政策，难度香港要逆其势而行？四、我们经常听的大湾区，本意该是以香港为中心，建设对外交往、适应全球化格局的宏大城市群。然而在国家主权、安全的旋律下，莫说大湾区众城市能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连本来已是顶级世界城市的香港，其本来开放、多元、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与文化也被蹂躏得七零八落了。本来香港要带领大湾区向外走，现在却衹见大湾区把香港向内拉。
其三、在内外区分的观念下，中共一直有种国家主权获取于外（即政治地理学所讲的 sovereignty is acquired exogenously）的意识。“外争国权”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主张，乘五四而起的中共更进一步以为衹有通过对外的斗争，才能巩固其内部的统治。有学者很久前已说，中国的外交向来有很重的排外意识，近年也有论者提出中国“国难兴邦”之说。几十年来在国家教导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想法牢牢植入了中国人民脑中。想象著外部有敌人，是团结国民、维护中共领导的良方。中共领导人都深明，最有效动员中国人热情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国家民族情绪。香港这“境外”世界城市，因其百多年的殖民历史，长久以来为中国操弄民族情绪提供了“弹药”。早期说香港人处于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是要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殖民者的丑恶。2014年雨伞运动前后他们开始操作“外国势力”干政、“港独”议题；至今年夏天期间，北京对香港反修例运动定性为“外国势力”煽动的“港版颜色革命”，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其主要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国家有领土分裂的风险，国家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也从而起防火墙作用，阻止香港的抗争浪潮蔓延至内地。有趣的是，北京正一边把香港往内拉，使它融入大湾区，但另一边却对他如外在的敌人般往死理打。这也彰显了中共领土性的意识混乱和自相矛盾。香港在国家领土以内，还是以外？
香港历来是“线”汇聚成的“点”，中国准备好转换思维，面对“线”与“点”组建成的世界体系了吗？
我们大概可以肯定，香港已处于新冷战中美角力的前线。新冷战敏感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如何对待香港，也是它在全球化下领土性的一种展现与考验，可能会挑动全球神经也撼动香港脆弱的基础。以上论析所见，中国的领土性与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局相悖。在“中国梦”的发动下，国人都期许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有更多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很值得学者们用政治地理学的视野深入探究，因为它是中国领土性的外向投射。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遇上了逆境，固然有外在因素，但根本是自身领土性的问题：“一带一路”予人霸权欺凌的形象，也遭遇不小的阻力，这不单单是一句“外媒抹黑”可以解释。中国可能都锐意“再领土化”，在其境内建立起接通世界体系的世界城市，以更融入全球，也减少对香港的依赖。可是，上海2020要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宏愿恐怕要落空了；深圳前海的发展，据传媒报道似是了无起色；现在连澳门也说要建设证券交易所，但前景不乐观。香港是中国现成唯一的世界城市，它如何治理之，是它在全球化下领土性的重要彰显。香港历来是“线”汇聚成的“点”，中国准备好转换思维，面对“线”与“点”组建成的世界体系了吗？
行文到此已愈九千字。收笔前我提三点，让香港人扩阔思维，应对当下处境：一、多以“线”和“点”的视野认识香港。二、在自己所处的“点”上，感受“线”的世界脉动。三、想一下在连通“线”的“点”上，我们有什么可以做。我衹能说，思考空间很大。
（李家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讲师，政治地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