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黑人抗议，撑民众还是撑国家？一个“民族国家”的陷阱
「现实的刀悬在勇士的头顶，逼他们按照游戏规则互相厮杀。」
李大猫 韩大狗
自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跪压非裔男子 George Floyd 致死以来，示威游行和暴动在美国全境逐渐升温，警民对峙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国民的威胁也日益严峻。是否应该支持非裔的基本人权诉求、是否应该对警察使用暴力加以限制、在广泛的民意诉求和被独夫赶上街头“战场”的武装之间如何选边——这些问题无论在通常的左或右、平等或自由、激进或保守的框架之中本来都不该是问题。
但是，美、中、港的很多论者自动地首先把问题放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框架中理解，让它成为了相当大的问题——非裔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高于其作为自然人的身份，因此他们基本的生命权力放在美国复杂的对外冲突语境中，就变得暧昧不明了。
撑民众还是撑国家？民族国家框架下不是问题的问题
全球化的确让“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但联系“他们”和“我们”的不是共同的苦难，而是各自所属国家之间的冲突，素不相识的“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不是休戚与共，而是你死我活。
中国大陆的官媒自然选择在新冷战的语境里讨论这个问题，迫不及待地接住美国“递过的刀”。胡锡进、华春莹等代表官家声音的个人和《人民日报》等官媒，均不遗余力地讽刺美国“双重标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官媒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醉翁之意显然不在美国本土的歧视，而在美国就香港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另一方面，颇为自相矛盾的是，官媒也“祝贺”美国部分示威者和趁火打劫的路人抢掠纵火的行为形成了“亮丽的风景线”，渲染治安混乱，试图合理化警察暴力。胡锡进更是对港人提出了他自认为的“送命题”：香港示威者是和抗议警察暴力的美国示威者站在一起，还是和扬言暴力镇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站在一起？
的确，部分港人同样首先把反歧视暴动放在国家博弈的框架中理解，或者由于视美国制度（而非美国人民）为“自由灯塔”而同情美国政府，或者希望共和党政府连任，以便继续对华的鹰派政策，总之出于种种功利目的而选择不支持和自己有类似命运的美国人民，于是也就难免让自己的运动被北京指责为“虚伪”。
但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大陆主导公共话语的国家主义民众，尤其是“小粉红”来说才是真正的“送命题”——如果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则显然认同“对家”胜利就是让“自家”吃亏；如果他们支持美国抗议群众，则在根本上违背了为中国强硬的国家主义提供合法性的国家主义原则，尤其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一条。
于是，既憎恨美国也憎恨“暴徒”的小粉红们在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几天的混乱后，最后达成的一致态度是吃瓜看戏，希望对方两败俱伤。微博超话#美国暴乱#中，诸如“美国警察不要停，继续浇油”、“美国风景真挺好”、“超级大国不是吹的……传染病毒也能搞个世界第一，暴乱再来世界第一！哈哈。”这样的嘲讽基本占一半比例，确是“一片欢呼”。甚至有少数华人在社交媒体展示自己趁火打劫商铺的成果。至此，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是基于某种具体的或对或错的政治原则，而根本就是基于毫无原则的犬儒主义之恶。
这些讨论中的悖谬，尤其是悖谬孕育出的纯粹邪恶，让善于反思、尤其是关注香港斗争的人进一步意识到国界线内部、人民追求基本权利的斗争和国家之间的博弈之间痛苦的关系：全球化的确让“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但联系“他们”和“我们”的不是共同的苦难，而是各自所属国家之间的冲突，素不相识的“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不是休戚与共，而是你死我活。
民族国家和其人民的利益时常是不一致的——这原本是句废话，但在现行框架中，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成为了国家、机构、和民众思考和行动的前提。
在美国这次示威暴动中，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相悖和相关被鲜明地暴露了出来，然而这绝非偶然情况。几乎在警察暴力发生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鉴于香港已失去独立地位，美国应停止给予香港特殊经济待遇，并同时强调“我们和香港站在一起”。虽然这种“站在一起”的方式十分讽刺，对于香港民众的生活实际上更是打击，但亦有揽炒派认为这种“同归于尽”式牺牲是大国角力之下香港唯一胜算。1989年的“六四”运动代表了“揽炒”的另一种可能。在政府铁腕镇压群众后，包括美、加、日和欧共体成员在内，以西方为主的大量国家对中国实施冻结贷款、停止出口、中断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乃至一切外交往来等制裁，使本已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快速陷入滞胀。大量原本抗议政府鱼肉百姓的民众在国家宣传部门的强力鼓动下，转而仇恨“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势力，结果中共的统治非但没有被动摇，反而更牢固了。
这种调转人民枪口“一致对外”的做法在政治学领域叫做“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大致译作“团结在国旗周围”效应），大意是通过将国内矛盾上升为国际矛盾，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与国家利益的被动绑定，来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转变为拥护。历史上，大部分针对某国暴政的国际制裁，都被这个“rally' round the flag”化解，只有在极少数毫无民族认同的国家，如实行异族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南非等，这一策略才不会成功。
上述现象，无论是港人“务实”地支持美国政府、小粉红在“送命题”面前左右支绌、还是抗议本国政府的人民面临在外国制裁时被迫（从思想或至少从实际利益上）和本国站在一起⋯⋯都反映出一个事实：民族国家和其人民的利益时常是不一致的——这原本是句废话，但在现行框架中，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成为了国家、机构、和民众思考和行动的前提。无论民众是支持还是反抗国家，都逃不出这一前提的五指山，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受益的只有国家，可能受害的只有人民。
民族国家：唯一的主体？
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被迫无限期绑定，其深层次原因，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民族国家是唯一合法政治单位和行动主体，而人民缺乏任何主体性位置。
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被迫无限期绑定，其深层次原因，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民族国家是唯一合法政治单位和行动主体，而人民缺乏任何主体性位置。这一点，学者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论述已经获得各界（尽管基于不同立场）的承认。目前最重要、最有力的、关乎关税、贸易、人口、资金、武器等重要“资源”的国际行动，例如援助、借贷、制裁等，实施主体是国家，接受对象也是国家。同时，人们的政治立场、经济利益、文化认同也首先依附于国家。问题在于，“国家”这个庞大、成份复杂、定义含混的机构是如何拥有主体性（agency）的？
首先，不消说国家是没有意识的。大陆的读者应该都很熟悉“中央决定了，你去xxx”或者“组织上认为xxx”这种话术，也肯定明白这些发出动作的主语大抵就是某个或某几个领导意见的综合之意。
其次，民族国家不是，至少不单纯是成员意志的总和。它不仅在客观层面不是——否则就不会出现前述所有矛盾、不会出现主宰大半个地球的强权，所谓“民主”国家中也不会有操纵选举、绑架民意的现象出现；并且在人们的主观认识中也不是——尽管很多小粉红会未经反思地认为“祖国爸爸”一定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他们管祖国叫爸爸的行为本身，已经说明他们感知到了祖国对自己的外在性和权力关系，只不过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外在的、有权力的父亲一定会为孩子付出一切。
尽管在2020年人们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还是众说纷纭，但几乎没有学者仍旧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无论源自宗教战争、资本原始积累还是海外殖民，国家都鲜明地表现为边界的建立和权力的集中，并且前者服务于后者。立场不同的学者（如盖尔纳Ernest Geller、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大都承认：现代的民族想像依附在国家秩序之上，民族认同搭建在国家造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壁垒上。无论具体的个人是否有相应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都会降临在他的头上。
在此情况下，人民无法让自己的利益和行动与国家脱钩，因此也很难有和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只能在客观上与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不只是无权无钱的普通人，即便大资本都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如今资本主义和国家日渐密切的关系，已经演化为国家政策为资本运营设置门槛。新冷战对全球市场的区隔整体上违背了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既让华为步履维艰，也让脸书屡次入华失败，让贸易战中顶风在中国设厂的特斯拉左右为难。当“国家”成为世界绝对的话事人，曾经积极促成这一局面的资产阶级就的确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那么，到底是谁在驱动国家主体意志，谁从国家争端中获利呢？当然，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各国的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同时，从争端中获利的还有整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以及国家这个抽象概念——不抽象地说就是各国目前政权的存续。
“Rally‘ round the flag”能屡试不爽，这就提示我们国家民族主义在国际对抗的话语中才是最有效的。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国家在平稳发展和国际合作中获得的 GDP 一定能让共同体人民“一荣俱荣”，可是国际对抗带来的损失，一定会让共同体人民“一损俱损”。
“Rally‘ round the flag”能屡试不爽，这就提示我们国家民族主义在国际对抗的话语中才是最有效的。既然国家并不代表人民意志，也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国家在平稳发展和国际合作中获得的 GDP 一定能让共同体人民“一荣俱荣”，换言之进步不容易展现国家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可是国际对抗带来的损失，所有赔款、禁令、退单、制裁，一定会让共同体人民“一损俱损”，损失的迫在眉睫更能让危机显示出强大国家存在并为国民减少损失的必要性，从而迎来它的高光时刻。因此，大陆“必须”要有“百年国耻”教育、要有“多难兴邦”、要有仇恨动员和战争威胁，“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以便为国家的存在输血，让它在面临共同威胁的国民面前呈现出正义的保护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靠冲突维持自身合法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大陆企业破冰、高校O'CAMP时常玩的“修长城”游戏（一种信任游戏）：若干人围成一圈坐在椅子上，每个人都把上半身倒放在身后人的大腿上，这时撤走所有椅子，这些人就完全靠身体的相互支撑悬在了原有位置上。与之类似，国家就是靠相互的敌意、冲突维持着共享的体系。这个体系尽管最初可能建立在某种普遍利益基础上，但现在这个利益基础已经愈发空虚。中国政府指责的“双重标准”当然并不是美国特色，小粉红答不出“送命题”也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一切自相矛盾都是“国家”题中应有之义——互相为敌，本身就是对共同的生存体系的维护。
因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断言：如果中美的新冷战持续升级，中美两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民众、企业都不会获得什么好处，只有两边的“国家”概念，和实际上承担这一概念的现存证券能够从中渔利。
国家兴亡，永远的输家是人民
去殖民地斗争中国家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是首先建立在反抗既有“命运共同体”而非构建新“命运共同体”上的——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的人民并没如约当家作主。
必须承认，民族国家和驱动其建立的国家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确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觉醒让统治者不再毫不负责地将民众仅仅视为剥削税收的对象，而开始和自己的领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9世纪一系列拉美国家独立、一战后小国的独立地位和殖民地的人权在文理上获得“威尔逊十四点”承认、二战后期殖民地纷纷摆脱奴役，独立建国……这些显著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成果，背后亦有民族主义的热情支撑。“只有建成国家，才能保护人民”，一定程度上也曾经成立。
然而，去殖民地斗争中国家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是首先建立在反抗既有“命运共同体”而非构建新“命运共同体”上的——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的人民并没如约当家作主。新成立的主权国家中，和旧社会一样的权力秩序仍在滋长，新晋“独立”的人民仍然会被民族主义抽空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权利。新的共同体对国际体系的依赖、对争端与对抗的依赖和来路不同的欧洲民族主义并无本质区别。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先驱，弗朗兹·法农在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曾经提醒后来者，民族主义的意义在于“破”，而若要实现“立”，则需要超越性的新精神。民族主义的最后阶段应当是超越民族主义、超越劳苦大众互相的敌对和隔膜。然而很遗憾，这一阶段至今未能发生。
国家民族主义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抵达了自身逻辑的极限——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占满了整个地理空间、伦理空间和思维空间。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人们无论被绑架得多么痛苦，都难以想像（更别说追求）超出国家利益之外的利益、超出对抗正义之外的正义。最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就是：只有敌我，没有对错。个人和团体都必须在邪恶的敌人和正义的我方之间选边或被动选边。用毛泽东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预言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互相对抗的民族国家体系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以及民族国家的唯一主体性，最直接（但不是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国际主义援助无论对于被援助者还是援助者都不可能。一方面，援助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时常隔着后者的国家，针对国家层面之下对象的援助会被视为对该国主权的侵犯。大陆一贯喜用“接受境外势力资助”来污名化国内的民间社团，屡试不爽，如今美国的一些共和党官员也有样学样地用同一理由给示威民众泼脏水。
在国家间白热化的对抗中，国民利益实际上消失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最后都被整合为国防利益，在无尽之战中减少损失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种污名之所以有效，不止因为它穿透了被援助国的国界，还因为援助者的确不能超越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行援助，而在对抗模式中，敌人拥护的就是我们反对的。例如1992-1993年，美国和联合国曾试图对索马里内战中的饥民进行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然而援助行动遭到当地军阀抵抗，美国部队损失20人（史称“黑鹰坠落”事件）。美国本来在索马里地区的利益就不多，在本国舆论的压力下立刻撤出军队，维和行动旋即失败，索马里人民的境况至今未能缓解。次年，当卢旺达大屠杀在前殖民者的鼓动下疯狂蔓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吸收了索马里教训”，加之考虑到卢旺达一无战略地位、二无稀缺资源，因此未加干涉，致使100万人在三个月内丧生。
如果说国际援助及其失败仍是非常态事件，建立于对抗上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更严重的后果，则根植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中。对于国家，道理很简单：只有“多难”才能“兴邦”。如果不发生冲突国家就不能彰显其合法性，它必然会制造永远的危机、永远的紧急状态、永远的战争。在此意义上，各个版本的“大国均势”恐怕既难以达到，也并非所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曾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以“American First”为宗旨，早已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如果说当年六四期间滞留美国的中国公民尚能拿到“六四绿卡”，被捕的学生也能被美国高校录取，如今陆港两地的抗争民众则不应该寄希望于类似承诺会兑现。
这部分是因为在1989年的冷战晚期格局中，“和平演变”中国有助于帮助美国打击其首要敌人：社会主义苏联，而冷战后，中国自己填补了苏联解体造成的“敌人”空缺，和平演变中国的努力就逐渐停止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曾经宣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无论其意识形态是专制的还是自由的。而在2020年6月9日，布什家族的另一位年轻政治家，布什的侄子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则高调宣布，必须支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是唯一站在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隔开两边的那个人。”
可以看出，美国国内的政党政治越来越依赖于对国家公敌的敌意展演，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打击中国远比“转化”它的民众更为讨彩。何况，作为老牌帝国，美国虽然仍有海外利益，但整体上已经不再有明确的海外（而不单是中国）的“建设”目标，只有在短期对抗中为自己续命的考量。在这种考量中，作为敌方阵营叛逃者的普通民众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更难以在民族对立中被接纳为“我们”的一员。而当续命成为唯一目标，对抗成为唯一手段，各区域霸主以民族主义的短浅目光行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其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爆发，世界实现最终“核平”。
在这场引向毁灭的无尽之战中，没能获得政治主体性的人民是永远的受害者。从他们自身来看，他们的利益跟国家利益并不一致，但在游戏规则中，他们的利益却不再可能和国家利益不一致，因为他们的利益根本就是从国家利益中反推出来的。鉴于所有问题都被放在民族国家冲突、敌我对立的框架中解释，对国家政权哪怕最善意、最轻微的批评都是服务于境外势力、都是“递刀子”。在尚未过去的肺炎疫情中，大陆公众一度对作家方方的认同、对“吹哨人”李文亮的尊敬，最后都被“递刀子”的罪名击败。
在国家间白热化的对抗中，国民利益实际上消失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最后都被整合为国防利益，在无尽之战中减少损失的“利益”。这“国防利益”如同一笔敲诈的债务，你从来未曾拥有但却可以失去。为了避免失去，你先要交付一切，为了国家不会在敌人面前后退，你先要在国家面前一退再退。
为了还有明天，必须超越民族国家框架
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抗争尝试，如支援西班牙的国际纵队、越战以来的欧美反战运动大多在内外交困中夭折，只有民族主义作为最省力、最有效的动员方式在一切斗争中屡试不爽。
沉重的现实，毫无疑问是：即便意识到了民族国家体系的敲诈本质，也很难以一人之力、一城之力，甚至一国之力与之抗衡。如同传说中会吞噬遇到的一切生物并把他们变成自己一部分的巨兽，民族国家体系会动用先制造危险再解决危险的策略，生成层层加码的自证预言。在这个预言中，所有想要摆脱压迫的人民必须用国家机器来对抗其他国家的敌意；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仇视、香港民众对大陆的仇视……一切民众之间的仇视都完全合乎他们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的敌意和本国民众的“利益”都只有在现存国家冲突的框架中才的确存在。被这些利益驱动着彼此为敌的民众，就像是大逃杀类型电影中被编队赶上角斗场的“勇士”，他们的冲突是现实性的，但不是本质性的。
现实的刀悬在勇士的头顶，逼他们按照游戏规则互相厮杀。在你死我活的紧迫战事中，试图联合他人修改或破解规则困难重重。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抗争尝试，如支援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最后被共和政府拱手送进法西斯集中营）、越战以来的欧美反战运动（难以阻止任何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最后往往沦为在战前为战后重建募资的荒诞行动）大多在内外交困中夭折，只有民族主义作为最省力、最有效的动员方式在一切斗争中屡试不爽。
这也是二十世纪至今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日益鲜明的现实困境。如盖尔纳所说：应该留给阶级的遗产最后留给了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本来应该联合在一起，然而在民族国家的主导下，工人前所未有地彼此为敌，高喊“America first!”或其他口号，从彼此手中抢夺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剥削的机会。就算抢到了这些机会，又有什么美好生活等着他们呢？
但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种话语背后的陷阱，它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二十世纪直到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自治没有帮任何国家真正实现平等、健康的发展，却的的确确维护了在充满对抗和压迫的体系中，许多统治者的位子。
我们都能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对抗体系难以超越，但它越难超越，就越有超越的必要。在目前，至少去思考和探讨超越的可能，是作为大国小民的你我对自己负责、夺回主体声音的方式。或许，在现有规则下，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能在利益上实现联合，而只能更艰难、也更自觉地寻求伦理上的联合，不让勇敢的牺牲沦为压迫者的筹码。
或许，现阶段民族/地区自治仍是团结起来反抗压迫最有效的动员话语，但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种话语背后的陷阱，它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二十世纪直到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自治没有帮任何国家真正实现平等、健康的发展，却的的确确维护了在充满对抗和压迫的体系中，许多统治者的位子。这个体系，如今已经过分庞大、无远弗届，你我都在它的腹中，实难突破，甚至连对民族主义的反抗也大多要在民族主义的架构下进行。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拿出比响应民族主义号召时更大的热情尝试突破它，去尝试、至少去想像一种民族主义之外的可能。只有如此，未来的个人才有可能不受国家胁迫地生存和发展；未来的人类才有可能比此刻更好更自由地生活。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拥有一个未来。
（李大猫，韩大狗，中国政治、舆论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