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漩涡中的“小明”父亲：我们已做了选择，想要回台湾
「疫情隔离政策之下，武汉包机争议与滞留大陆的陆配子女返台问题，引爆了“小明”风波。我们专访了“小明”本人与爸爸，回顾这段被卡在两岸之间无法“回家”的旅程。而“小明”的家族故事，本身亦是一部近代两岸战争史的缩影。」
端传媒记者 陈莉雅 发自台北
如果这疫情未曾发生，今年七月，张旭已经顺利取得台湾身份证。但在2019冠状病毒（COVID-19）的肆虐下，张旭不仅没能顺利拿到身分证，甚至成为了台湾舆论口中的“小明”。
所谓的小明，原本只是台湾社会对男孩的普遍昵称，如同香港的“家明”一般。但在这次的疫情风波后，小明成了特定人群的代名词：领取中国大陆籍户籍，但目前正申请台湾身份证的一群人。在等待身份期间，小明来台所持有的证件为“长期探亲证”或“专案长期居留证”。这群人之所以获得了“小明”这个新名词，源自于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二月时召开的一场记者会。
时序回到二月初，正值病毒疫情自武汉为中心快速扩散之际，台湾政府也开始颁布严格的边境管制措施。由于事出突然，大批因春节前往大陆探亲的台湾人与其子女被困在那里。当时，一共有两个群体向台湾政府请求入境，一个是困在湖北省的台商与其子女，他们大多持有中华民国国籍；另一个则是“小明们”，因还未拿到中华民国籍，无法跟着台湾父母回来台湾。
在陈明通讲述“小明”故事时，现年 52 岁的许志强看着新闻，一脸错愕。前一天，他才将陈情书辗转交给政府，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困境让政府知道，里头写着就是自己的故事，没想到，隔天就看到自家的遭遇成为陆委会口中的“小明”范本。他有点无奈地告诉端传媒：“我就是『小明』的爸爸。”
对于困在湖北的台商与家人，台湾政府与中国政府历经多次来回协商之后，决议以“春节包机”形式返台。2 月 3 日午夜，第一班载着 247 名滞留武汉的台胞，顺利降落至桃园机场。没想到，机上一名乘客被检验出确诊，引发民众恐慌。后续更爆出机上乘客名单与台湾政府提供的不符等争议，让台湾社会对于“自对岸返台”的国民，多了不少疑虑与警戒，让许多台湾民众发出“为什么要放中国疫区班机回台？”的质问。
面对这样的气氛，陆委会虽试图安抚民心，却引发更大的风暴。 2 月 11 日下午两点，陆委会法政处处长蔡志儒在记者会上表示，基于家庭团聚与人道考量之下，公布“中配子女返台措施”，准许拥有“长期居留证”或“长期探亲证”的国人或陆配子女入境，入境之后需要居家检疫 14 天。
政策一出，引发各方抨击，“不要让『他们』回来”、“台湾医疗量能不足”，类似的言论开始在网上流传。过了几小时，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再度召开记者会，试图以“小明”故事解释政策，替火爆的舆论降温，他说，“有台湾人在大陆经商、娶了中国配偶后，生了一个孩子叫『小明』，后来一家人回台，小明也在台湾受教育、使用健保，并利用专案长期居留或居留探亲在台生活，这次过年小明回中国，因为禁止进来，但这些小孩本来就长期在台居住，只是没有户籍不能回来，只针对这部分让他们回来。”
陈明通的说法，产生了提油浇火的效果。接下来的 24 小时之内，陆委会改了四次说法，改到最后连移民署都不知道“现在到底能放谁进来？”隔日，陈时中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撤回前一天陆委会所颁布的政策，表示“现行状态”，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士（包含长期居留证）皆不得入境。当天，他说出一句足以标志台湾抗疫时期精神状态的名言：“当初国籍没选台湾，现在应该自己承担”。
接着，随着三月中旬，台湾疫情因旅外人士回来造成一波疫情高峰，“小明”争议就这样被搁置，长达半年之久。一直到 6 月 7 日 ，台湾疫情趋缓，陈时中宣布国内大解封、边境政策也逐渐松开，外籍与港澳的商务人士皆可入境，但“小明”还不行。
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目前符合“小明”案例的人数大约有两千人左右。眼看着一个学期已经过去，小明的家长们开始按耐不住焦急的心情，分别前往指挥中心与总统府陈情，他们想知道，随着边境政策松绑，何时会轮到他们的孩子回家？
7 月 15 日，防疫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将分阶段开放边境政策，自 16 日起，2 岁以下（2018 年 7 月 7 日以后出生的小孩）持长期居留证的陆籍子女可以入境。根据统计，符合这样规定的人士，共有 100 多人。也就是说，还有近 1900 人必须持续等待。
7 月 11 日，端传媒与许志强第一次见面。这是“小明争议”延烧半年之后，许志强第一次开口向外界完整说明“小明”本人的故事。
“小明”的起点：两岸婚姻
2019 年夏天，13 岁的张旭跟着母亲张晴，从北京搬来与台湾的父亲许志强住，他们一家人决定在台湾展开新生活。自从 2019 年 7 月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自由行之后，大陆籍人士入台变得困难重重，但即便入境手续繁复，他们还是按部就班申请国人亲生子女的“专案长期居留证”，为的是不久之后，让张旭取得一张台湾身分证。
许志强出生在台湾高雄市，张晴则出生在北京市海淀区。17 年前，许志强通过即时通讯软体认识张晴，为了一起生活，许志强特别找了一家位于北京的台资塑胶厂职缺，并搬至北京，与张晴共同生活，于 2006 年生下儿子。许志强在搬至北京之前，在台湾曾有过一段婚姻，并且育有一儿。而张晴与妹妹的家中完全没有男丁，两人商讨之后，许志强决定让第二个儿子从母姓姓张，就是张旭。
自 2005 年开始，许志强前后共在北京工作十年，“当时我人在北京工作，又跟公司签长期约，一年之内回台湾不到十五天。如果小孩立刻报上中华民国户籍的话，接下来就医、就学、住宿都必须到涉外机构。我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太太是北京人，那小儿子就先跟着她的身份比较方便。”许志强解释。
起先， 许志强以为自己会在北京待得更久，但随着年纪渐长，他难掩思念故乡台湾的念头，加上北京的工厂准备迁至浙江，于是他决定将北京的房子交给房仲业者托管，并在五年前自行回台安顿工作、住所以及张旭未来的中学，待一切安排妥当，全家人的新生活就有了着落。
相较于在北京时，因为工作距离，与家人只能周末见面，许志强回忆，全家搬到台湾之后，相处时间变长了，家庭感情也比以往更好，“我儿子上国中的第一天，穿上新的制服，他的领带是我哭着替他打上的，我跟他说，你爸就为你做这么一次。当时我真的好为他骄傲。”
但在2019年末，新生活被疫情打乱。今年 1 月 21 日张旭与张晴一起回到北京探视外公、外婆，两人原先预计待 15 天，但中间却遇上疫情与入境证件的问题，没想到就此分隔兩地。许志强无法预料到一家人分离的时间，会超越在台湾团聚的时间，更无法接受明明张旭是“台湾人许志强”的亲生儿子，却因“身份别”关系，被迫分离半年之久。
根据中华民国《国籍法》规定，凡父母一方为台湾人，其亲生子女一出生即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不过由于两岸特殊政治情势，两边虽非“国籍”之别，而是“户籍”之分，但依然不被允许拥有“双重户籍”。只要申请其中一边的户籍，就会失去另一边的身份，此外，不同年龄也会有不同规定，以张旭来说，他因为超过 12 岁才回台，必须先领长期居留证两年，接着才可以拿到台湾户籍。
换言之，张旭与家人并不是“没有选择国籍”，而是在“取得户籍”的空窗期当中。
7 月 14 日中午，许志强跟着近 30 位有着相同困境的人，顶着烈阳前往总统府陈情。他们手拿着标牌，上头写着“蔡总统，孩子要念书，让我孩子回来吧！”
意料之外的远距教学，让各级学校的教学品质都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那怕是在大学校园内，师生双方都有察觉到教学品质下降，更何况仍在念国中的张旭？作为母亲的张晴，很明显感觉到，儿子这一年的的学习成果并不好。
在记者会现场，张旭—也就是“小明”本人—在电话的那一端告诉端传媒记者，他真的“很想念爸爸”，在这半年之间，张旭一直待在北京的外公、外婆家，让同学、老师用微信视频的方式替他转播上课，“如果能尽快回台湾，我最想跟老师和同学们说，我很想念他们。但如果真的回不去，我只能休学，留在北京念书。”
到了六月，张晴已经在考虑，是否替张旭在北京找个中学，从国一重新读起？
提起这件事，许志强忍不住哽咽流泪，“我已经把家人带来台湾了，如果要选择在北京继续过下去，那我当初何必白走这一遭呢？我老婆说，如果你能的话，就过来；不能的话，我也没办法。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家要散了啊。”
这是我自己选的？我们（已经选了），是正在“等”台湾身分证。
两种“小明”困境
许志强回忆，起初看到政府公布“中配子女返台措施”，激动到哭着打电话给张晴说可以回家了，“下午两点开记者会，他们两点半就订了隔天的机票，两个人很开心地收拾行李，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好开心。”
第二天上午九点，张晴与张旭就到机场准备返台，但华航的地勤人员跟他们说，因为没有移民署的正式公文，必须在现场等待。由于等待时间太长，华航地勤人员还自己打电话给移民署与陆委会询问，但还是没能等到肯定的答案。
着急的许志强，也在台湾打电话给陆委会，他说，通话当下就知道没希望了，但他却没有立即打电话给张晴。“我真的说不出口。”与此同时，张晴、张旭依然在北京机场等候，华航地勤人员告诉张晴说她的陆配身份可以回来，但张旭不行。张晴打电话给许志强，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她说因为机票是临时在淘宝上订的，退票会扣掉高额的手续费，不如她自己先回到台湾，再让外公、外婆把张旭接走。
许志强仿佛想起什么，激动地对张晴说：“我不准你把他一个人放在机场，你们要一起回家。你现在把他丢在机场，自己坐飞机走，一定会给小孩造成一辈子的阴影。我自己小时候就是被这样抛弃的。”张晴与张旭两人最后从机场一路哭着回家。
回忆起陈时中的“自己选国籍自己承担”说法，许志强还是有些忿忿不平：“这是我自己选的？我们都是正在等台湾身分证。在我国宪法里，凡我中华民国国籍的人，生出来的孩子自然是中华民国国籍，结果他们说那适用于国与国的关系，我们跟大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现在又变成不是国与国了。”
张旭作为“小明”本人，其实只是其中一种类型的“小明”。根据陆委会于记者会上所提及的身份范围，其实还有第二种“小明”，即是“来台陆配在前一段婚姻中所生子女”，他们原是中国大陆籍身份，但因为随父或母再婚来台，准备申请台湾的身份。这种“小明”的申请手续，会较前者繁复许多，必须先经过四年长期探亲证、限额抽签、两年长期居留证等漫长过程，等待期间，耗时八、九年的大有人在。
这一切的曲折与困难，都与许志强的疑问有关，“两岸之间，如果不是国与国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作为普通人，我该怎么安排我的家庭与人生？”
小明父亲：一名中华民国派的两岸矛盾
许志强一直自认是一名中华民国坚定支持者，即便曾在北京工作，皮包里却总放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国旗。他自豪地称自己是“深蓝二代”。尽管娶了一名大陆籍太太，他说自己从没改变立场，过去，他就因为两岸议题，差点毁了与张晴的婚姻。
2013 年，45 岁的许志强还属于中华民国后备军的身份。某一天，他与张晴讨论到两岸争议，他告诉张晴：“如果两岸打起来，我毫不犹豫会回家当兵，虽然我的另一半是中国人，因为我曾经宣誓要效忠中华民国，不论谁当总统，我所效忠的就是这个国家、这面国旗、这部宪法，我绝不可能投敌。”张晴为此与许志强大吵了一架。
许志强的坚定立场，来自他的家族与血缘。许志强是“外省第三代”，成长于军警家庭，他的爷爷与外公，分别以不同方式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台湾民主演变的关键时刻。而这些经历也都深刻影响许志强对于国家、两岸议题的理解。
许志强的爷爷原本在大陆担任宪兵，尔后跟随国民政府撤迁来台，此后许爷爷离开部队，转而担任警察。许志远说，军人敬忠职守，做他该做的事，就是应该的。至于许爸爸则受到爷爷影响，从事刑警工作。
其实，不光是许爸爸的家族，就连他母亲的家族，早期也是国民党坚定支持者。许志强的外公“刘老师”，则在 12 年前，为了“中华民国国旗”而在自由广场上自焚。
2008 年 11 月 11 日，台湾学生发起“野草莓运动”期间。刘老师带着一份控诉传单，走近自由广场旁的中山南路，在距离学生静坐区不远处，点火自焚。传单上写着：“我姓刘名柏烟，今年 80 岁，民国 39 年入国民党，被国民党欺侮 30 年，看不惯就退休...。最近发生这些事（注：2008 年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引爆一连串的冲突事件）行人在路上拿着小国旗，就被警察抓起来，我看，很多警察大人都没有事。听说，民众被抓起来 16 个还要判罪，那么一千多名带着警棍打民众的警察是不是要记大功。”
外公自焚的这一天，许志强人在北京，但在接到消息之后，他也马上放下所有工作，回家奔丧。“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许多矛盾，”许志强说无论是爷爷、外公的经历，几十年之间都像是台湾民主演变的缩影。许志强的亲戚也分裂成迥异的立场。有人深蓝、有人深绿。而他自己作为“蓝二代”，却与大陆女生相恋成婚，生下一个“不被中华民国允许入境”的孩子。
此前，张旭往往以同时身为台湾人与北京人为傲，但在“小明事件”发生后，他却开始思考，这样的“双重身份”，可能让自己与家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半世纪的两岸敌对压力，让普通家庭无法团聚
这半年以来，许志强历经满怀希望到希望落空的两种极端，愤怒与“不公平”的情绪，逐渐在许志强的心中浮现。许志强说，在三月之后，自己不断地打电话到移民署、陆委会以及 1922（台湾防疫专线），却得不到一个确定的回覆。
6 月 7 日，当陈时中宣布大规模解封，并坚守“边境风险严管、国内松绑”的原则，许志强看到一点希望。但再过二十天，疫情持续趋缓，人们生活常态化，指挥中心则表示将于 29 日近一步放宽外籍、港澳的商务人士入境。
面对持续放宽的边境政策，却还是轮不到“小明”。7 月 2 日陆委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陆委会相当关注“小明”的议题，但因为对中国大陆爆发的第二波疫情感到忧心，“我们有时间感，但具体开放时间我们没办法说个准，还是要看指挥中心的科学考量。”
指挥中心与陆委会的说法，让人们不禁对所谓的科学标准产生质疑。就数字而言，现阶段国际间的疫情大流行，有将近 50% 以上的案例来自欧洲、美洲国家，但外籍商务人士已不再受边境控管，反倒是总计不到 2000 人的“小明”却依然受到控管。
据指挥中心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4 日为止，台湾单日最大检验量可达 7166 件、全台负压隔离病房共有 975 床、共有 517 个空床，此外普通隔离病房共有 749 床、专责病床有 1482 床，空床率为 81%。
“台湾滞陆孩童父母自救会”会长钟锦明认为，“目前人不能回来不是两岸协商问题，是我们政府不让他们回来。武汉包机是因为他们那里封城，人根本出不来，才会有政府协商包机的问题。现在大陆各省陆续解封，他们可以移动，一旦他们回来，我们只要做好适当管理就好，不管按照规定是要核酸检测三采阴、集中隔离、住防疫旅馆，或是分批、分流回来都行。”
但是，迄今为止，自救会父母的期望仍然落空。 7 月 16 日，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将开放“两岁以下的小明”优先回台。邱垂正强调，这是政策松绑的第一步，基于防疫整体考量与弱小优先的选择，才从两岁开始放宽。邱垂正说，防疫与人伦之间，“很难做到两全其美”。
成人世界有许多“难以两全其美”的为难，但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眼看小明迟迟无法回台上学，就连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也撰文表示，希望政府赶紧让小明“全数”回家，“无论是通过分阶段、分年龄的方式，让小明们能在八月中旬以前全数回台，完成 14 天检疫过程之后，也才好赶上九月的开学。”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未获指挥中心的正面回应。
“我们的心情很复杂。”许志强说，看到“两岁以下小明可以入境”的消息，心中百感交集，“我感觉很失落，因为我的孩子还是没办法回来；但起码，台湾政府开始正视『小明』问题了，我还是觉得很欣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会抱着希望，继续等待。” 2020 年的七月，这群分明已经“选了国籍”的孩子，依然在等待他们返台的归期。
（文中所提许志强、张旭、张晴，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