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一部分”—— 香港历史新课程，中史科变国教科？
「中史旧课程强调的是“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新课程则是以法律和国家加强包裹的民族主义。」
端传媒记者 李慧筠 实习记者 余颕彤 发自香港
编者按：所有的历史都在呼应当下，又被当下的不同力量所拉锯。面对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受教育，意味著接收到不同的叙事和阐释，翻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当下的世界日夜加速、激烈变动，我们决定静下来，仔细翻开两岸三地的历史课，拆解各地历史教科书的演变，走近在黑板前挣扎和坚守的老师，重新咀嚼历史教育的真味。从今天起，“两岸三地历史课”每周推出中港台多地的系列报导，敬请关注。在下一篇报导，我们访问了在举报潮和红线前挣扎的香港历史老师。
钟齐方（化名）在香港一所中学教中国历史科，教书近40年。今年春夏间，他一如既往和同事一起为新学年选教材，各大出版社寄来7本全新的初中中史教科书，钟齐方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特别吸引他注意的是，龄记出版社的教科书的正文新增内容：“香港自秦代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旁边新增《基本法》条文“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在唐朝则提及曾派兵驻守屯门，一旁指出《基本法》第14条关于中国政府在港驻军，是“其来有自，有历史根据”。
在数十年教学经验中，钟齐方用过不同出版社的教科书，但从来没有在书上读到过关于《基本法》的内容，而“香港自秦代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过去最多出现在一些教科书的补充资料里。“新教材就是要打从盘古初开、一直到2020年，都要传递这个精神，就是香港是不可分割的土地。”这是他读毕新教材后的第一念头。
新学年在即， 现时不同出版社的2020学年新书，正陆续出售予中一学生。端传媒较早前取得5个出版社送往各大学校的7本中史教材样板书，和前线老师、历史学者细阅其中曾被媒体提及，引发争议较大的教科书，包括：龄记出版社的《亮点中国史》、《新探索中国史》、《香港史专题工作纸》；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现代初中中国历史》。目前，这批新教材仅限中一学习的古代史，至于中二、中三级学习的近代、当代史，将在随后的新学年逐步推出。
比较新旧教材，我们目前发现三大重要改动：一、加入中国视角的香港史及《基本法》教育；二、新增兴盛中国及减少灭亡篇幅；三、强调国家概念及减少公民德育。
钟齐方表示，他并不认同这些改动。考虑到近来教师被针对投诉的风气，他不敢具名，选择用化名受访。“‘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议题，它现在是一个fact（事实），但是这个fact于3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极为轻微，你并不需要在每个章节都强调这一点。这个做法背后的政治目的，才最令我们反感和不舒服。”
经历动荡政局，香港教育界也正遭遇波涛骇浪。在高等教育，一批涉及社运的教授被相继解雇或清退，而在基础教育中，继早前涉及中日关系的历史科文凭试试题被取消之后，近来传媒亦发现新学年的通识科课本遭遇大改动，删走“三权分立”、“公民抗命”的讨论等等。到底香港的学生们正面对怎样的未来？我们试从一本中史教材说起。
增《基本法》、重统一盛世、“国家”词频大增
有别于台湾、中国内地的教学设计，香港中学的历史教育一直分为两科——中国历史科与历史科，坊间称前者为“中史”，后者为“西史”。自上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制订两史分家，一路延用至今。两史分家之下，香港史一直是西史的教学内容，而在中史科较少出现。
新版中史教科书打破了上述做法，自秦代以来，香港的不同史事就贯穿中国历史的不同篇章。
其中，龄记新书《亮点中国史》，在“秦始皇统治措施的影响”一节正文内，提到秦室派兵南征、确立中国版图，并在岭南设置诸郡，“当时香港地区隶属于南海郡下的番禺县，自此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接受中央政府的管治”，并在地图中指出香港的位置。龄记另一本《新探索中国史》，另辟一段写“香港地区归入秦朝版图”，说明秦朝在南海郡设立治所。
对比由同一批作者编著、2013年的旧书，上述的一些内容仅仅是附录中的补充资料，例如在附录“回想香港当年”时，提及秦朝时“香港开始划入祖国版图”、在香港发现与汉代中原文化相关的李郑屋汉墓等，大多一页起两页止。
其余五本教科书的正文，都在秦汉部分新增了“香港自秦代以来是中国版图一部分”的内容。对教师来说，以往的补充资料被划入正文，意味著被正式划入教学时数，成为一定要教的内容。
此外，两本新书都在课文旁新增“基本法连线”，将一两千年前的史事扣连香港特区《基本法》。
例如在秦征岭南历史旁，提及“在此后二千年，香港大体受中原王朝统治，所以基本法序言首段就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新探索中国史》在书末编有两版“基本法连线”工作纸，请学生依资料印证相关说法。教师用书提到，教学时可让学生了解“香港与国家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另一边，《亮点中国史》中唐朝对外海路交通的部分，有三版提到“屯门镇是当时中外海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唐政府派数以千计的士兵驻守屯门”，一旁则指出“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唐代之后，宋、元各朝都有在香港设防，而“基本法第14条列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驻军，也可算是其来有自，有历史的根据”。
在旧书，唐代在屯门驻军的内容也是附录内容，但并未有提到《基本法》。
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变动，源自于2019年7月香港教育局颁布的初中中史新课程指引；这份指引中的课纲，用以取代1997年启用的中史旧课纲。在香港，政府并不直接出版教科书，而是由市场上不同出版社根据教育局课纲，设计及出版教材。不过，教材必须送教育局审批，并需要根据审批意见以作修改。
在旧课纲，香港史被形容为“教学上的参考”，而在23年后的新课纲里，被界定为“确立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的重要内容。
在学习目标一项中，新课纲新增了一点——“了解香港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并建议用初中三年10%的课时，教授“香港发展”。具体内容上，在秦汉、隋唐、宋元、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时期，均有涵盖香港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新课程的确能够堵塞过去一些教学的漏洞。”钟齐方认为，过往，香港史事大多出现在西方历史科而非中史科，“学中史，不能不知香港史。香港史是要教的，但问题是怎样教？”
除了新增香港史外，新课纲进一步略古详今，压缩古代史，要求老师在初中一二年级教完史前至清末，以腾出整年中三学年，来教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细阅新教材，年资约10多年的郑可立（化名）发现，有关中国历代兴盛的篇幅多了，而国家分裂、朝代灭亡的内容少了。“比起旧课程的‘螺旋式教育’，新课程是‘专题式教育’”。郑老师说，螺旋式教育即要求学生在初中、以及高中选修中史时，均要各自顺著朝代，从夏商周到近代史，修读一次中国历代的兴衰进程。专题式教育，即抽出不同朝代的特点作为单元重点，比如秦汉的统一国家、宋元的经济和民族关系。
钟齐方记得，2016年他参与了教育局修订中史课纲的咨询会时，会上也有同工质询，为何新课纲删走许多朝代的败亡历史？“明代有民变出现，清再去攻陷它，但是那时课纲没有这些败亡，只读兴盛。”
新课纲亦抽出几个历代宏伟建设的内容独立成章，例如龄记出版社讲述隋代大运河统一作用的六版内容，亦在新教材初次登场。
此外，整体对比新旧课纲，不难发现，1997年新课纲的行文之间，强调“公民”及“德育”意识，但2019年新课纲里相关字词大幅下降，“国家”的字词出现次数翻倍。
例如，旧课纲建议教学内容时，会列出公民及德育教育的事例举隅——当老师教及“秦朝焚书坑儒”，便可以教学生“尊重言论自由”；读到东汉士人力斥弄权宦官和外戚的时候，学生应该学习到“不畏强权”的情操；孙中山事迹里则有“公尔忘私的精神”。
相较之下，新课纲没有再罗列学生要从中史学习到公民及德育精神，而更著重“国家”的概念。端传媒统计发现，“国家”这一词频在新课纲中新增了一倍至35次，在旧课纲出现较多的“公民”和“品德”词频则都大幅下降。
“自古以来”：包含了历史内容的政治宣言？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揭开新教材一刻，钟齐方起初惊讶，但是旋即回想到更早之前的1997年，他当时就觉得政府会大刀阔斧，改革中国历史的课程——教导学生更加认同国家，亦不会鼓励学生挑战教科书上的观点。结果97来了，政权易手，中史课程一度维持原样。
“1997年静幽幽的就过了，此后也没有什么大变动。”钟齐方说。
就像主权移交后的香港，中史科度过了20多年来相对的平静。“我真有点庆幸，觉得这20多年是赚回来的。”钟老师说。这个平静的状态，直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科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而完结。他形容，政府终于开始“执手尾”、要“拨乱反正”。
近年，各种教科书的修订一直发生。2018年，同样由龄记出版社交往教育局审批的高中西史教科书，因为写有“香港位于中国南方”、“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内地”等内容，被课本委员会评为措辞不恰当。出版社修订书稿后在2019年出版新书，新书最后以“香港位于华南沿岸”形容香港地理位置；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解释香港主权移交；又将“中共一党专政”改为“中共一党执政”，版图和主权一时成为敏感话题。
香港一家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黎梓翘（化名）指出，这些中史教科书的转变，背后是一套中国民族主义历史观。“这很明显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史观——历史是为民族国家服务，为了证明民族和国家一直存在，在某些民族论述中，版图甚至是固定的。”因为担忧卷入香港近来针对教育工作者的举报投诉浪潮之中，这名教授千叮万嘱记者，切勿具名。
不过，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理事、兼资深中史老师陈仁启提醒，其实从殖民地政府时期开始，中史教育就一直以民族主义史观看待历史，受国学大师钱穆等人影响颇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批学人为避走共产党南来香港。1953年，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情况底下，港英政府的《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提到当年的中国历史书充满了排外情绪和政治宣传的内容，香港急需不偏不倚的教科书，又建议处理义和团之乱、鸦片战争等容易引起反殖情绪的事情上保持客观中立，甚至不建议教授争议的近代史。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班南来文人反而有空间为学校编写教科书。1960年代，人人书局出版教科书《中国历史》，由史学家孙国栋编写，国学大师钱穆审订，奠定了往后香港中史教科书的视野和框架——历史的“完整性”、传统中史史观的“汉人中心”论、对历史教化作用的重视等等。人人书局总经理田文忠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提到当时约有7成中学选用他们的中史教科书。
“钱穆那一代南来文人觉得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要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殖民地统治下强调中国人身分。”陈仁启对端传媒反复强调，从殖民地以来，中史科从来都讲求国民身分认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香港历史科是一个读知识的科目。”
黎梓翘认为，初中中史的新旧课程同样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史观为基础，并无太大分别。不同的是，“新课程将两者——中华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之间放上等号，而这个State的法律变成这个民族的集体意志。”
他进一步指出，中史旧课程强调的是“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新课程则是以法律和国家加强包裹的民族主义。
不过，黎梓翘亦提醒，民族主义史观最初以解放色彩登场，“19世纪的历史书写就是民族主义的书写，人们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寻溯德国历史。民族主义史观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坏人，那为什么会变成压逼的角色？就是当多民族国家，要做一个unitary（集权、单一）的史观。”
在黎梓翘看来，读历史是为了解放思想，不应局限于一种历史观；他并不认同历史书写只有为民族和国家服务的意义。他强调，国际史学界的共识是以多元视角书写历史，这也是他希望专研的、一种解放的史观。
“历史教育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培养学生对历史资料的诚实处理和敏感度，先对时代里不同事物有所理解，并学会empathy（移情）；最重要是对历史、资料和过去诚实。第二，是学生应该理解历史书写有不同版本，而随著时间变化——因为都是人造出来的东西。”他说道。
新教科书强调，“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不过，历史学界对于“自古以来”的说法，一直有不少争议。中国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在其1990年著作《统一与分裂》中提到，“自古以来”的说法经常用之于官方文件、外交照会，但仔细分析下并不严密，“‘自古’是指什么时候，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如果真是指几千年前，那时的中国又在哪里？那时的‘中国’又指什么？”
“‘自古以来’这个字眼，一直都被挑战，甚至内地学者如葛兆光、王柯都会挑战。”黎梓翘指出。
埋头细阅，新教材又是如何叙述中港两地交织的历史？龄记的《香港史专题工作纸》，列举了李郑屋汉墓的陶器、大屿山出土的五铢钱等等，请学生印证“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到有文化交流，有人和资金往来、思想交流。但是，你在上海黄埔滩找到江海关的钟楼，不会说由此证明那是英国领土。”
现时历史教育或研究面对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某种史观。这不是给学生看这么简单，是给全社会看的——用法律固化和优待某些历史论述。
课本正文亦强调当时秦朝在百越设立的行政治所。“如果计百越，为何不计越南是神圣不可分裂的领土？（越南曾是明初一个布政使司、即行省）”黎梓翘认为，整个论述的基础假设了两点：秦是中华民族芸芸中的一个政权，以及中华民族的行政机构从没有中断过。“秦国已经亡了。从中史书的字本去看，中间发生很多治乱兴衰，这么多政权控制过这些地区，又怎样计算？”
他形容新教材的论述，是“一个是包含了历史内容的政治宣言。”他说。“如果以‘版图、边界、人类活动是浮动’的观念看历史，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那么，将上古史连结到当今法律，是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念？“这样的话，中间那千几、二千年的历史是不相关——中间的逻辑，跳跃太大，学生佻皮一点，就会懂得问元朝（的版图）又怎计算？”
“老实说，我觉得现时历史教育或研究面对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某种史观。”他说。“这不是给学生看这么简单，是给全社会看的——用法律固化和优待某些历史论述。”
将中史教育变成国民教育？
“自从国教失败之后，总有人想中史科变成国教科。”黎梓翘说。
97政权移交以后，香港教育领域相对波澜不惊，直至2012年，香港政府尝试在中小学所推行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在社会引发极大争议。根据当时港府制订国教科的课程指引，内容强调认识“祖国”、“了解国家及香港发展的紧密联系”、“体现同根同心的情怀”；最具争议的一点，乃是教程要求评估学生的情感层面，教师要观察学生“由情感触动以至态度上的转变”。
一群中学生形成学运组织“学民思潮”，带领大量学生和家长发起“反国民教育”运动，并于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静坐绝食10天，时任特首梁振英最终宣布搁置课程指引，又说让“教育回归教育”，国教科失败告终。反国教运动成为九七后香港社会运动中少有的胜仗。
翌年年底，教育局课程发展议会成立专责委员会检讨初中中史课程，在当时，这似乎未引起与国民教育同等强烈的关注，仅有零星的新闻报道。
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香港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所以它怎样做呢？就是秦朝有南征百越，而香港是百越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做法刚好能够回应《基本法》序言。
目前正在欧洲一大学研修历史博士的杨立昕（化名）向端传媒透露，2014年他在香港某大学就读历史系，教育局曾邀请他的老师、系上一名专研香港史的教授参与饭局，请教该名教授“怎样在中史课程讲述香港史”。杨立昕表示，当时这名教授有感，教育局对于以大中国历史观涵盖香港史是事在必行，但又觉得国际视角看到的香港，可以为学生呈现更全面的历史。
“起码是中英二者揉合的角度；更多是区域史，如东亚角度、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枢纽之类。”杨立昕提到，这名教授认为，学生理解一件事不应该只有一种切入点，一度想借民间声音向教育局表达意见，但后来回响不大，不了了之。杨立昕表示，考虑到议题敏感，未有具名受访和透露教授名字。
任职中史教师20多年的陈仁启形容，现时的中史新课程呈现的是一个“中国视角的香港”。“将香港史融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用中国历代发展作一个主轴，就像一个大树干，然后将香港史加入可以扣连的历史大事件。”他说，“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香港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所以它怎样做呢？就是秦朝有南征百越，而香港是百越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做法刚好能够回应《基本法》序言。”
在陈仁启看来，中史课程的转变，明显与主权移交之后，社会有声音将香港管治问题归咎历史教育相关，他认为这些都是“断错症”。“年轻人的社会抗争，社会有人将焦点归咎于教育、归咎于学生不懂得爱国。但是，他们的不满，其实源自特区政府处理政治事件的方式很恶劣。”
2016年，在民主派取得立法会选举大捷之后，爆发了宣誓风波。“青年新政”梁颂恒、游蕙祯在就职议员宣誓时，以英语读出“支那”（指 "China"）等字眼和发音——引发内地官员及媒体指称政府应加强中史教育、国民教育回应港独思潮。特首林郑月娥后来宣布2018学年起，中史在初中正式成为独立必修科目。不过，当时近九成香港中学已经独立教授中史，约一成学校选择把中史并入“综合人文科”来教授，林郑新政策被质疑“多此一举”，隐含政治动机。
教资30多年、早前从风采中学校长一席退下来的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则认同，近年香港出现的年轻人抗争，源于历史教育的问题。去年反修例运动中，他受访指出，青年渐趋激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不认同国家；认识中史有助青年理解国情。
“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中国历史科在1997年回归后，就已经加强一国的概念——但当时没有加强，反而是削弱了。”他对端传媒表示，社会人士对于《基本法》中的“一国”和“两制”的概念并不了解。何汉权指出，以往一些学校把中史拆件并入其他科目，小学又只有常识科牵涉国家的知识，使本地学生缺乏了“国家的观念”。
何汉权近年一直推动中史成为高中必修科目，并在香港推广国史教育，不时带学生到乌兹别克等地追寻唐朝遗迹，培养下一代对国家的归属感。
国家在发展上做得不好的地方，例如是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当然有很大错误。但是，我们要看整个历史长河......
2017年，教育局就中史课程修订发布咨询文件时，曾被质询新课纲为何未有提及对港人而言较为重要的“六七暴动”以及“六四事件”；会上，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以“不会把鸡毛蒜皮的事放入去”回应，引起社会热议。
“国家在发展上做得不好的地方，例如是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当然有很大错误。但是，我们要看整个历史长河，后来几年（中国）汲取教训，改革开放40年基本上让我们13亿人食得饱、穿得暖。”他认为，“中国历史科，真的是要培育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当中国历史拆件，通识则左批右判，怎么可能温情敬意呢？”他说道。“我是跟钱穆先生那一套——我们要对自己国家、民族和历史有温情和敬意。没有‘温’何来有‘情’？在这个想法下再有批判是没有问题的。”
“我担心的并不是教材”
1995年，香港作家也斯写道，“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故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未来的历史教育，会站在什么位置上说话？站立的位置，仅有一个吗？老师还可以说什么，学生可以问什么？今年6月，中学历史科的文凭试中一条必答题题目，问考生是否同意“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引起社会争议。事后，教育局指题目“伤害民族感情”，考评局最终宣布取消这一条已经进行测试的考题。
“如果有一科是不容讨论的，那是宗教。但圣经也可以解经，”黎梓翘说道，“作为历史学者，当然希望公权力维持‘所有问题都可以讨论’的态度，在尊重史料和历史背景的情况下，不应该阻止讨论。”
历史系博士生杨立昕介绍，放眼外国，中学历史教育其实有很多可能性。例如，英国的初中历史课会给学生展示不同的历史档案、日记和影片，“像邱吉尔又烟又酒、性情暴躁，但他在伦敦市中心的邱吉尔像代表了二战打胜仗的标志。那你怎样看这个历史人物？”在芬兰，中学历史教育自2000年起，除了让学生学习重要的国家史，也会探讨历史观点和知识的形式和建构的过程。
“别的国家都做到，我们不做，是不是我们的学生特别蠢？”他如此反问。
杨立昕表示，自己最初有志研究香港教材，是因为意识到教科书所承载的资料和知识是经过建构的，背后的理论和政治气候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从殖民地时期走到今天，香港的历史教材，实在依附于主权移交的命脉上不断转变。早期，香港沿用民国教科书，及至1953年殖民地政府公布《中文科目委员会》报告，中史课本便由南来学者钱穆、孙国栋等人撰写，为大多数学校通用。1980年代，课纲曾因为社会争论而加入“南京大屠杀”教材；直至1997年，“突然一个画风就转了——强调归属感、中国品行和公民意识。”杨立昕说，以往课纲只有教学重点，并不会告知著书者要达致怎样的目标，但97年课纲对于教学重点、目标和方式都巨细靡遗，“中史教育不再外判予文人或出版社，而是由政府落手落脚，告知这一科要怎样做、教什么，最后出来要有什么。”
具体到日常教学，根据教育局课纲而编写的教科书，到底多大程度影响前线的老师和学生？目前，教科书经教育局通过后，出版社把样版课本寄到学校，相关科目老师开会讨论选书，一般再由科主任拍板。钟齐方表示，选书是同一科老师的共同决定，仍有一定自由度，他的学校高层亦没有具备相关历史知识介入。
钟齐方感觉，新课程无疑会令一代人认知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对于外界有声音认为新课程将有效洗脑，他始终抱有犹豫，他认为，老师施教时看到的教育现场里，学生根本不像外界想像般，会全盘接收老师所说。
“学生真的不是一张白纸。他人坐在这里，但他的灵魂，他的心灵，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算猛叫他们早上唱国歌，他们晚上仍然会走出来的。”如果要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他说，就要从幼稚园那一代开始，培育学生成为真心拥护政权的老师，再去教他们的下一代。“那将会是以20年计的浩瀚工程，还要确保他们不受外界信息影响。”
我始终觉得课程这样写，跟你怎样教是两回事。我的隐忧是周遭环境变得敏感，施教空间，一定越来越细。
不过，长远而言，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依仗仅余的施教自由作为支点。当下，钟齐方担心的并不是课程的更改。教育界近年掀起举报风潮，投诉成风，又有指会加强重点视学，就是由教育局派员到学校视察课堂；最近，甚至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在课室装设监控镜头。
“我始终觉得课程这样写，跟你怎样教是两回事。我的隐忧是周遭环境变得敏感，施教空间，一定越来越细。”只要教室、教师被严密监控，教学自由将分崩离析。
在香港教育界遭遇各种压力的节骨眼上，钟齐方想到了在学时期的自己。他是个年轻的公开试学生，凭著死记硬背的能力考入大学历史系。后来，他窝在图书馆读完一本又一本的史书，才摸到历史研究的些许轮廓。
“你读很多史家观点，读很多史料，才大开眼界——原来许多事不是死牢牢的，教科书上的秦始皇形象不全然立体，孙中山也可以被批评。”钟齐方说，从大学时期，他才慢慢建立自己的一套历史教育的理想图景：“教导学生基本史实之后，给予他们许多空间阅读，我心中的历史教育应该是这样的。”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钟齐方、方家明、郑可立、杨立昕及黎梓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