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婚姻四十年：敌对阴影下，人们相恋成家
「在台海四十年来的风浪起伏中，我们访问了四对跨越两岸结为夫妇、成家生子的恋人。他们在大时代中各自驶着自己的小家小船，冷暖自知。」
端传媒记者 陈莉雅 发自台北
【编者按】在新冷战局势成形、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此刻，端传媒推出“新冷战下的两岸关系”系列专题，回顾两岸停火四十年来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件。上周刊出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十周年深度追踪报导，今日刊出的是四对“两岸婚姻 / 家庭”故事。后续将有陆生十年、两岸官方交流等报导，回顾这四十年来“和平的假期”中，两岸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甚或两相冷对的旅程。
1992 年 5 月，在福建省泉州市围头村，洪双飞与陈应超举行了一场不太寻常的婚礼。
在婚礼之前，洪双飞不像其他人家结婚时，收到一面倒的祝福。村民们带着疑惑的口吻询问她的父亲洪建财，怎么敢把女儿嫁到“那里”；不光是村民，洪双飞的母亲也反对这门婚事，她说，这门亲事在未来会很麻烦。
作为父亲的洪建财，选择不太理会这些质疑、全力支持女儿的婚事。但他也承认，自己当初见到“台湾人”陈应超来提亲时，心中满是惊讶。毕竟，这在围头村可是绝无仅有的事。再说了，洪健财 16 岁的时候，曾参与八二三炮战，当时的共军炮口连年对准陈应超的家乡金门炮击，誓言解放台湾。当年担任民兵营营长的洪建财从没预料到，自己的二女儿竟会在未来嫁给“敌人”。
“万一两岸再交火的话，女儿被困在那边回不来了怎么办？”双方谈亲事的过程，洪健财不免也闪过这个念头。
“我就想，一只海鸟分分钟就可以从这里飞到那里，但为什么我还要周转两天才能抵达？”
围头村与金门的直线距离仅 5.2 海哩，是台湾与大陆之间距离最近的两个点。由于距离相近，在两岸开放民间交流后，不时就会有金门人到围头村谈生意。而洪双飞的家里正好是“对台小额贸易所”（注：台湾居民在大陆沿海指定口岸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的货物交易的地方），才与陈应超认识、相恋，没多久，陈应超就前往洪家提亲。
围头村民与洪家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此时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不到五年，两岸之间充满谜团与未知。而且，两岸之间不像现在有直航与小三通，洪双飞出嫁当天，为了要去婆家，得先从福建飞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台湾本岛、接着再从本岛飞到金门县，才抵达婆家。
“我就想，一只海鸟分分钟就可以从这里飞到那里，但为什么我还要周转两天才能抵达？”洪双飞说。
即便感受到村民疑惑的眼光，但洪双飞依然不后悔， 此前她在媒体上说 ，“有些累，但想想也很开心，大家都把我看作围头村的明星人物，谁让我是第一个敢嫁到台湾的围头新娘呢？”
久别重逢：老夫少妻，自由恋爱
1990 年代初始，像洪双飞与陈应超这种“自由恋爱”的婚姻故事，其实是相对稀少的，多数的两岸婚姻，没有这样浪漫的色彩。2013年，台湾内政部户政司的资料显示，在 2011 年之前，台湾的陆配人数约有 2.7 万人，大部分陸配结婚对象是老年荣民，比例高达 67 %，这数字比洪双飞“围头新娘”的恋爱故事，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两岸婚姻状况。
1949 年后，两岸处于军事紧张状态，三年后，台湾政府颁布《戡乱时期军人婚姻条例》，俗称“禁婚令”，限制部分军人不得结婚，别说与大陆女孩来往、连跟台湾女子都不能成婚，七年后，则因现实需求放宽限制。不过，多年来很多军人受限于生活圈与文化差异，到老年依旧是孤家寡人。
直到 1987 年两岸开放探亲，才给了老兵们成家的机会。根据研究，当年嫁给老兵的陆配，许多是农村女子、下岗工人（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对国营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其中包含推动国企人事精简，造成 1990 年代一大批退下国企工作岗位的工人失业，简称“下岗工人”）或有离婚经验的女性，她们处于社经地位的弱势，意图改善经济状况。以老兵为主的两岸婚姻，于焉以“老夫少妻”居多。
从早期的新闻资料，确实能发现一些大陆女性会把嫁给台湾人视为提升经济资本的机会：“人家说台湾那边比较好，就去了”、“去台湾以前，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一个月工资只有七百元左右，嫁过去后，做钟点工一个月会赚三万多（新台币） ，换算人民币大概七千。”
不过，怀抱这些梦想嫁来台湾的大陆女性，生活并没有这么顺利。2001 年以前，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限制，陆配无法在台合法工作，为了生计，只能非法打工。有些不肖业者以“假结婚”名义把大陆女性带来台湾，从事非法工作，使得台湾社会对“大陆新娘”产生负面意涵。这种由婚姻仲介主导的情况持续多年，在福建沿海地区特别明显。
不过，随着 90 年代，大批台商西进大陆多年后，情况逐渐改变。
1987 年，台湾政府除了开放探亲，也解除外汇管制，允许台湾企业对外投资。这一年，台湾社会历经解严，人均 GDP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达到一万美元，整个社会流传着“台湾钱淹脚目”（注：闽南语，形容地上钱很多）的说法。与此同时，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中国大陆，则张开双手拥抱着来大陆投资的台资、港资。
往后几年，“台商西进”成了一个两岸交流的时代标签。
初代台商与“二奶”现象
伴随台企抵达大陆的，还有大批拥有专业技能的台干，这些人以男性为主，在大陆生活期间，他们认识当地的女性，进而交往，使得婚姻市场逐渐摆脱婚姻仲介，迈向常态化。不过，也因为部分台商在大陆找第三者的事件频传，使得早年的大陆新娘，也不时会与包二奶、婚外情等词汇扣连。
台商总爱“包二奶”的负面形象，差一点就影响惠嘉楠与石潇阳的婚事。
“小心当人家的小三。”
惠嘉楠第一次见到石潇阳，是在 2000 年的春天。虽说是谈公事，但惠嘉楠心底也是充满好奇心，毕竟石潇阳是她第一个认识的台湾人。过去她对台湾的认识仅由零碎片段组成，譬如教科书里“宝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尽管在这一年，台湾的流行文化开始进入大陆市场，但惠嘉楠对此还是了解有限。
大学修习新闻的惠嘉楠，因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毕业后开始从事广播工作。至于石潇阳则是他当时节目的来宾，一个在大陆经商的台干。两人很快就陷入热恋，虽偶有摩擦，却因兴趣相投，交往不到两年就论及婚嫁。
不过，当时台湾人在大陆娶妻，还是受到“台商包二奶”的负面新闻影响。“不要被骗了”、“小心当人家的小三。”惠嘉楠不时会收到来自亲友的告诫。为了消除周边亲友疑虑，石潇阳特地请台湾的父母来大陆一趟，当时，两岸间仍然没有直航，这舟车劳顿纯粹为了证明自己在台湾没有婚姻关系。“验明正身”之后，两人顺利结婚，并于 2003 年生下儿子石宇航。
一开始，惠嘉楠和石潇阳因为在大陆有工作的关系，没打算搬回台湾。但却发现儿子患有儿童性癫痫，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搬到台湾长居。在此之前，惠嘉楠没来过台湾几次。一住就是十几年。
而当第一代“台干”石潇阳终于证明自己未婚，成功与惠嘉楠结婚，并生下石宇航，组成三人小家庭的那一年， 1980 年生的湖北女孩许佩琪，在即时通讯软体 QQ 上遇见台湾男孩张楷翔。
“这段恋情就跟台湾偶像剧一样浪漫、美好。”
80后的恋爱：温柔的台湾腔
“他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台湾男生，”许佩琪回忆，两人一认识，她就被张楷翔一口温柔的“台湾腔”吸引住了。
许佩琪就读大学期间，恰好遇上中国互联网产业崛起的时代。1997 年，许佩琪刚上大学时，中国的上网用户数只有 62 万，但接下来的几年，却以倍数高速成长。如今，有不少中国科技巨头，都在当时成立，像是阿里巴巴、腾讯等。在这荣景之下，许佩琪一毕业就赶上了好时光，从湖北搬到深圳，在科技公司工作。
工作不过几年，她心底就画好未来的蓝图：努力工作、存钱买房、结婚生子。闲暇时，许佩琪与许多同年纪的大陆女孩一样，看了不少台湾偶像剧，“整个大陆应该都对台湾印象很好，毕竟很多厉害的音乐和偶像剧。”
虽然许佩琪在当时不能预知，但如今回看，她与张楷翔相遇的 2003 年，正是两岸一步步走向黄金交叉的关键时刻。
自 2000 年开始，不只互联网产业，整个中国大陆都进入高速发展期。2008 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此时的台湾，正自 1980 年代的“经济奇迹”中离开，进入成长速度趋缓的艰难转型期。
这些两岸经济与社会实力的变化，让台湾社会对“两岸婚姻”的看法出现转变。尤其是几对名人的婚姻，使得社会对两岸婚姻的观感，由早年“大陆新娘”负面叙事转成“自由恋爱”正面叙事，比如说，2010 年的大S与汪小菲；2014年的赵又廷与高圆圆；2016 年的陈妍希与陈晓，以及吴奇隆与刘诗诗。
许佩琪与张楷翔的关系，同样也充满了自由恋爱的浪漫氛围。然而，张楷翔与石潇阳不同，他并非长驻大陆的台商，只是偶尔到当地出差。因此，两人一交往就是异地恋，张楷翔一个月飞一次深圳，只为跟许佩琪见面。许佩琪被张楷翔的深情打动。交往不到一年，张楷翔就向许佩琪求婚。
回忆起求婚往事，许佩琪说，当时觉得“这段恋情就跟台湾偶像剧一样浪漫、美好。”
1991 年出生于上海的王雄，也对台湾有过这样的偶像剧印象。他说，过往自己对台湾理解不多，“记得古老的节目《宝岛台湾》、还有《流星花园》。”
当然，《流星花园》在 2001 年首次播出时，王雄只有十岁大。当他懵懂地看着荧幕上大S与言承旭上演着戏剧化十足、刻骨铭心的恋情时，并没有想过，自己长大后会与台湾女孩李语晴交往、结婚。
流星花园不再：台北只是“小城”
王雄和李语晴是大学同班同学，他对她第一印象是：“这人感觉很多课都不用上。”
90 后的李语晴，虽然与石潇阳同样是“与大陆人恋爱结婚的台湾人”，却已经必须叫石潇阳一声“叔叔”或“伯伯”。李语晴的父亲是赴陆台商，大约在 2000 年来到上海。她就是外界所称“台商二代”。
为了不要分隔两地，李父决定把妻小一起接到上海生活，年仅 11 岁的李语晴，小学都还没毕业，就跟着家人搬到上海居住。
有别于许多台商让子女就读台商学校，李父早已预期会在上海久待，希望李语晴能更“接地气”，因此让她就读本地学校。为了衔接课程，李语晴一来到上海就降了两级，“一开始，我连拼音（注：台湾学习注音系统、大陆学习拼音）都看不懂。”
李语晴回忆，刚到上海时，班上有很多同学会围在她身边转、对她与台湾充满好奇。在成长过程中，李语晴也会清楚意识到，无论在上海生活多久，自己的台湾身份都让她与同学很“不一样的”：“譬如说，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港澳台的学生不用上体育课、政治课、军训课。”这是王雄之所以觉得李语晴“很多课都不用上”的原因。
不过，在上海生活久了，李语晴早已融入当地。若非主动提起自己是台湾人，她的口音已与当地人无异，也早已习惯使用简体字书写，而非繁体字。因此，她与王雄在大学毕业后重逢相恋时，压根没感受到两人有文化差异，直到要结婚的时候，两人才感受到，原来两岸之间的距离，还是如此地遥远。
由于两岸政府迄今仍“互不承认对方主权”，因此，根据现行规定，两人想要在两地都成为合法夫妻，必须先在中国大陆结婚，拿到了中国政府核发的结婚证，再前往台湾海基会验证。
验证完毕之后，再回台湾向移民署申请“跨国团聚”，移民署会发给陆配一张“单次许可”。这是一张为期一个月的签证，拿着这张签证，才能办理结婚相关事宜，若以旅游、就学等其他名义申请的签证，无法办理结婚相关手续。
接下来，双方就再拿着这张单次许可证，一同自台湾离境、飞往中国大陆、再一同入境台湾，迎来“机场面谈”的环节。
所谓的机场面谈，意指两岸婚姻的伴侣双方必须一同入境台湾，在台湾机场与移民署官员面谈。面谈过后，移民署若判断双方并无假结婚之嫌，便会当场加开一张为期六个月的签证，双方直到此时才能合法以“办理婚姻手续”名义入境，正式开始办理结婚居留等相关事宜。
程序进行至此，仍未必保证陆籍配偶便可以顺利取得居留资格。假设在“机场面谈”这关便没有通过，将会有两种情形：其一，是为期一个月的“单次许可”仍然有效，陆借伴侣仍可在台湾停留一个月，但不能着手办理居留证，之后仍须返回大陆，重跑一次程序；其二，通常是被认定“假结婚”嫌疑重大者，将直接被原机遣返。必须再等待三个月，重头跑起以上程序。
2017年，台湾监察院曾经就此进行调查，质疑移民署对陆配采取如此严格的面谈制度，或有损“家庭团聚权”，有侵害人权之疑虑。
说到底，这些大时代里的小家庭团聚的权利，还是难逃两岸关系起落远近的阴影。
层层关卡为哪桩？两岸关系牵动婚恋关系
2020 年 6 月，台湾移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1987 年台湾政府开放探亲以来，至今历时 33 年，共有约 35 万对两岸婚姻，平均一年一万对。单就总数而言，这算不上多，但若看历年趋势会发现，自从 1992 年开放陆籍配偶来台，整体数字缓步爬升，2003 年达到高峰，一直到 2004 年移民署为防止“假结婚”而颁布“面谈政策”，隔年人数减半。
此后，随着两岸局势变化，每年增加人数不停减少。2017 年，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谈话，两岸婚姻数量降到最低点，单年增加仅 2456 对，隔年才又逐渐爬升。
根据陆委会资料显示，1993 年至 2019 年期间，陆配来台办法修过多次，大致可分成四个阶段，最初的十年间，受到“防谍”等敌对意识的影响，陆配来台“探亲”一年最多仅能待半年，但随着通婚人数越来越多，居留资格也逐步放宽，并且让陆配享用更多应有的权利，譬如全民健保或工作权等。
尽管近年，规范不如以往严苛，但中国政府对两岸问题的态度日趋强硬，使得两岸敌对氛围越来越浓，间接影响到台湾社会对两岸婚姻的看法。
在台湾，谈及“外籍配偶”或“新住民”，一般是指涉陆港澳之外的配偶。受限于两岸特殊政治情势，“陆配”既不属于“外籍配偶”也不算是“本地配偶”，按照台湾现行《宪法》架构来说，其实处于相当模糊空间。某种程度而言，台湾社会对于国家认同的摸索与焦虑，便反映在这些管控的矛盾当中：陆配究竟是台湾的“什么人”？
反过来说，大陆政府则将两岸婚姻视为统战利器，也影响了双方社会看待彼此的眼光。 2012 年，当时的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说道：“每一位两岸配偶亲人都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坚定推动者，是对『两岸一家亲』最准确、最生动的注解。”
“围头新娘”洪双飞，也没有想到，自己在 90 年代恋爱成婚的决定，会成为官方的宣传样板。一直到 2018年，《人民日报》报导这则婚事时，以“两岸本是一家人，吾心安处是故乡。”作为开场，他们的故事成了政府宣传“两岸一家亲”的范本故事。
在围头村里，有面墙上就写着“海峡第一村”。多年来，不少两岸交流活动会在围头村举行。过去三十几年间，洪双飞也持续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年复一年讲述“从冤家变亲家”的故事。
时光流逝，有人从冤家变亲家，自然也有人从亲家变冤家。如偶像剧般浪漫成婚的许佩琪与张楷翔，就未能一同梦幻到老。
“如果现在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是大陆人。”
偶像剧的许诺与失落
2009 年，许佩琪跟着张楷翔搬来台湾居住。很快的，她对婚姻的幻想，开始破灭，“没想到结婚之后，我们俩的差异才开始出现，不管是金钱观、两边家庭、生活方式等等。”
在深圳，许佩琪以工作为生活重心，但在台湾，变成以先生、家庭为主。这种落差让她非常不适应，“我是个需要工作成就感的人。”此外，因为张楷翔花了太多钱在线上游戏、甚至发生外遇，争执不断。多年之后，两人越走越远，最终没有生子，走向离婚一途。
尽管许佩琪从不后悔来到台湾，但在言谈中，她不免会透露出遗憾：遗憾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离开中国。她想知道，如果当初没来台湾，是不是有个不同的人生？最近，她说一些在大陆的工作机会又找上了她，她说自己还在评估，一方面很心动可以回到大市场，另一方面又舍不得台湾。
“如果现在别人问我是哪里人”，许佩琪说，“我会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是大陆人。”
在台湾待了十几年，许佩琪已经拿到台湾身分证。今年一月的总统大选，是许佩琪第一次投票。她走进投开票所，投下此生的第一张选票。
尽管在采访期间，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首次投票”的经验，但投票当天，她还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写下自己对民主社会的看法：“尽公民义务，排队投票中，第十五届总统大选”“今天会很精采。”
两岸歧路四十年，个中体制差异，究竟孰优孰劣，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这些跨海峡成婚的伴侣，比一般人更有机会、也被迫与这些“差异”直面相对。
“虽然在上海念幼儿园，可能难免会接收到一些爱国歌曲、思想，这种就随他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通过家庭教育来处理。”
王雄就说，婚前他跟李语晴来台湾旅游过几次，事后心得则是，东西是很好吃没错，但台北市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对于两地未来发展，王雄也更看好大陆一点，这样的判断，展现在他对小孩的学校选择上。
“短期内，小孩的前十年生活应该都是在大陆，落户大陆是更方便的。我不否认台湾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比大陆好，但目前大陆的基础建设做得比台湾好，长远来看，大陆的整体状况只会越来越好的。肉眼可见的情况，就是台湾未来会跟不上大陆。”王雄说。
当王雄说着这些愿景时，一旁的李语静淡淡地回了句：“我跟他意见持相反，我想要我的孩子是台湾籍。”王雄打断她，问了句：“是还抱着家国情怀吗？”
李语静坦言，自己陷入矛盾。情感上她希望小孩能当“台湾人”，但只要想到回台生子，得先解决自己因太早就移居大陆，没有健保的问题，另外她在台湾没有亲友协助照顾。更重要的是，她的工作都在大陆。这些排山倒海的现实，让她无法辩驳王雄的想法。
身处在上海另一端的程飞飞与蓝天齐，就幸运地没有出现这样的争执，他们刚出生的小孩，已经选了台湾籍。同样出生在1990年代的 30 岁台湾青年蓝天齐，是解严后出生的“自由一代”，与不少同龄人相同，他们关心公共议题，对台湾的本土意识浓厚。
蓝天齐来到上海时，已经是 2017 年，中国走过了“老台商”时代、经历过互联网起飞与北京奥运的洗礼，早已晋身世界强国之列。蓝天齐会到上海工作，出自于相当务实的理由：因为这里市场大、机会大。起初，他的想法非常简单，先在上海工作几年累积经验，再去美国进修，接着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找工作，累积经济资本。
但蓝天齐的所有计划，都在遇到程飞飞之后，有了大转弯。
1987 年出生的程飞飞，是上海本地人。与王雄相比，程飞飞对台湾的了解比偶像剧更多一些。在认识蓝天齐之前，程飞飞早已去台湾“自由行”旅游好几次，也交上了台湾朋友。
“我非常喜欢台湾”，程飞飞说，“我其实觉得台北跟上海很像，是一种城市氛围。我知道 90 年代后台湾的流行文化很强盛，但我并没有很追星，所以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台湾。”
这份认识，缩短了她与蓝天齐相恋的距离。蓝天齐回忆，第一次与程飞飞说话时，立刻就察觉她是“台湾友善人士”，两人越聊越多，很快就开始交往、结婚。结婚之后，两人对于孩子未来的安排，也相当“台湾友善”：“我们的共识很简单，就是『逃离上海』。”
比如说，“上海明明有很好的妇产科医院，为什么我还是会回到台北？首先我觉得台湾的医疗、服务都比较好，所以当我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到台湾生，我会回『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能？』”程飞飞说。
不过，碍于两人还在上海工作的现实问题，短期内无法搬离上海。蓝天齐表示，目前他们的规划是给自己五、六年调整期，之后再搬回台湾。至于小孩，先在上海念幼儿园。
“我是觉得正式教育以前，家庭教育还是更重要的，虽然在上海念幼儿园，可能难免会接收到一些爱国歌曲、思想，这种就随他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通过家庭教育来处理。”蓝天齐说。
但是，随着两岸情势由开放交流走向敌对紧张，新生的孩子“该爱哪一国”，已越来越容不得每个小家庭自己关起门来决定。
时代不容暧昧：你爱哪个国？
在不少两岸家庭当中，还是有不少夫妻倾向留下“双重身份”，意即不改变原生国籍。一方面是两岸政府采行严格的边境管理，另一方面，许多人会以务实角度出发，如果家庭内有不只一个国家的护照，结合两者优势，未来有更多选择权。
拥有“国籍选择权”，乍听是个优势，但在经过疫情后，不少两岸婚姻的当事人则开始意识到：这在未来可能是个大麻烦。
面对棘手的两岸议题与国族认同，程飞飞说，自己从不会以“政治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身边有台湾的朋友，所以我对台湾的了解相对多一些，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完全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中国多好多好...，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我接受到的台湾文化与环境，都给我很好的印象。但我的观察是，如果有人身边完全没有台湾社群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注意到台湾议题，也不会在意这些事。”
去年底，蓝天齐与程飞飞回来台湾生子，他俩心底已经笃定让小孩拿台湾籍。不过在最近，蓝天齐对两岸议题与国族认同思考的更多。
他认为，现阶段台湾社会对于中国的敌意，可能会让很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比方说，之前陈时中的国籍说。我自己就觉得得这句话有点不公平。像我们是有选择可以在哪边生小孩，所以我们算是比较好。但有些人当下的现实状况就是没办法让他们选择。”
这个问题，对于惠嘉楠来说，更有切肤之痛。因为，她与她的孩子石宇航，就是在陈时中一句“国籍自己选自己负责”的发言下，被硬生生分隔两地长达半年。
“我到底是哪里人？”
来到台湾后，惠嘉楠过着与在大陆截然相反的生活，不是照顾孩子，就是从事志工。对此，她没有太多抱怨，她一直觉得自己很融入台湾社会，即便偶尔会在新闻当中看到两岸议题报导，觉得有些“台湾视角”的报导和她过往认知有所出入，但从没想过这样的政治争议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更不觉得“陆配”身份有什么特殊性。
直到今年疫情爆发，16 岁的儿子石宇航春节回武汉老家探亲，因为封城被困在当地。此后更卷入 “武汉包机” 与 “小明事件” 风暴。前者，是因为第一架返台的台商包机上出现确诊案例，引发台湾社会反弹，进而让后续包机延迟返台的事件；后者则是涉及“现阶段仍领取大陆籍（即已经在申请、但尚未正式取得台湾身分证）”的陆配子女是否具备回台资格的议题。
面对相关争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曾一度表示：“自己选的国籍自己负责”。一句话，让一些台湾民众拍手称是，也同时把两岸家庭推进风暴中心。连串的政治与舆论风波，影响到石宇航的回家之路，为此，惠嘉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我是最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二等公民。”一连串边境管制措施，让惠嘉楠思考了一个鲜少思考的问题：“我到底是哪里人？”
四对两岸婚姻夫妻，他们在不同时期结婚。有人刚新婚，有人已经离婚，有人跟着丈夫来到台湾住了多年，有人决定留在大陆。他们正处在婚姻的不同阶段，但却一同遇上两岸关系的“寒冬”。
若撇除官方叙事，两岸婚姻确实是民间交流的最好例证。三十多年来两岸婚姻发展，恰如“婚姻”本身的路径——从认识、交往、相恋、步入婚姻，经历误解，吵架——最终或许走向复合，也或许是离婚收场。
不过，一世人流流长，离婚之后复婚的伴侣，亦大有人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一对对结成夫妇的恋人，在当中驶着自己的跨海小船，冷暖滋味，只有自己明白。
截至今年七月，惠嘉楠在台湾居住的生活，已经超过住在武汉的时间。如今她已经拥有申请台湾身分证的资格，但她还没去办。经历了这么多风波之后，夫妻俩决定先观察两岸局势后再决定。
“我现在已经有点不知道怎么称呼自己，才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惠嘉楠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惠嘉楠与石潇阳、许佩琪与张楷翔、李语晴与王雄、程飞飞与蓝天齐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