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台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陆生经验反思两岸间的互相“怨恨”
「部分旅台陆生与台湾社会的心理隔阂，不仅体现在双方对彼此缺乏理解式的同情，同时还包括日常生活中强烈的复仇意识和报复冲动。」
张可
【编者按】在新冷战局势成形、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此刻，端传媒推出“新冷战下的两岸关系”系列专题，回顾两岸停火四十年来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件。以“陆生十年”为主题，我们此前已推出深度报导〈我们的青春，到不了台湾〉，以及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汪宏伦关于陆生研究的专访。今日的文章以基于深度访谈的最新陆生研究为基础，探讨旅台陆生政治观念认同的变化、国族情感与意义建构等问题。
空间与心理“铁幕”之下的怨恨之情（注一）
引言：“怨恨”是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波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感；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成。这种自我毒害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其中所涉及的情感波动和激动情绪包括：报复感和报复冲动、仇恨、恶意、羡慕、忌妒、阴毒。 （Max Scheler，2014，第四页）
2020庚子年，世界注定难以平静，对于正在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而言，也注定难逃这场疫情的旋涡。正是在疫情之下，过去看似畅通的两岸交通往来，一夕间成为一道天堑，同时也最终成为压垮陆生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除了地理上的阻隔，另一种心理上的隔阂，却也伴随着疫情意外的被放大了。
这种心理隔阂，从湖北台商返乡所引发的争议开始，渐渐的在新闻媒体和论坛中蔓延扩散。很快，疫情舆论的矛头便从台商转向陆配，恐惧的气氛中夹杂着怨恨的情绪。不仅如此，在一系列假新闻的助推之下，更加点燃了台湾人的怒火，除了加深本已深具隔阂的心理，还激起了嘲讽和揶揄之情（注：此文成稿于今年初，当时两岸正为台商和陆配是否返台大打口水仗，其中一些从言论性本“恶”的角度，将台商和陆配返台视为大陆政府有意而为之的“生化武器”。台湾的政治新闻和热点更新迭代极快，也更容易健忘，如今再重新审视这一段，或许更值得玩味）。作为一名旅台八年的大陆学生，和许多陆生一样，我深切的感受到两岸民间正渐行渐远。这种从认识论到价值观的分道扬镳，不仅体现在双方对彼此缺乏理解式的同情，同时还表现在日常生活实作中，双方强烈的复仇意识和报复冲动，其中就包括了旅台陆生。
作为两岸互动的重要群体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陆生旅台经验的叙事，较多是以一种“受霸凌者”的形象出现在媒体的笔触之下，而这种“受害的经验”虽然并非虚言，但是却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首先，它仍旧是从自我的生命经验出发，来理解自身所收到的伤害。可是这种伤害的发生，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换言之，仅仅凭借受伤害的叙事，并不能帮我们完全厘清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其次，人们选择如何诠释自己的生命经验，与其国族认同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陆生国族认同越是强烈，对旅台经验所遭受伤害的敏感程度就越高，也更容易感受到伤害，由此所带来的报复心态也就愈发强烈。
面对两岸民间日渐减少的共同语言，以及日益炽烈的报复心态，我们是否有什么办法缓解这样的趋势，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全面性冲突，笔者在此以一些陆生群体的旅台经验为例“反求诸己”，对涉及两岸民间交往中的核心——“族群认同”问题进行审视，来理解造成两岸民间心理“铁幕”的原因，以及从自身角度出发，如何来拆解自己内心的铁幕。
壹、台湾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今天当我们重新检视全球性的族群与认同问题时，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两岸这样兼具复杂与特殊的情况。在一般大陆人看来，双方拥有共同的历史经验，但是却又对历史存在不同的诠释和理解；在文化上，大家共享相似的文化惯习，但是往往却又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政治上，双方在制度条文中都宣称对彼此疆域拥有治理的渴望，可是却都从未能够达成实际意义上的治理，对于大陆而言，台湾的特殊性即在于此。
可是，假如进一步观察，我们又可以发现，与“中国”这个意符有关的当代认同政治，台湾又并非异例。近年来，香港社会所发生的认同分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反中、抗中的情绪，正是所谓“中国因素”作为议题不断发酵而产生的连锁反应。曾几何时，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那些不曾视之为问题的“问题”，不但没有随着“中国崛起”的话语而逐渐消弭，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更成为我们今天在对外交往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越是开放交流，越是遭遇来自外部的戒备、区隔甚至是敌意？问题的症结何在？除了被长期渲染的偏见以及“中国威胁论”等外部因素的解释，还有什么内生性因素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当我们将那些被忽略的因素重新带入思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示？作为第一批旅台的大陆学生，笔者以一位陆生的身份，自2014年3月起，对33位在台超过一年以上的陆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进行了社会学式的分析（注二）。作为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而不可多得的样本，陆生的旅台经验或许可以见微知著，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今天在周边不断发生的问题。
贰、离开同温层 回归现实感
对于大部分陆生而言，在赴台攻读学位之前，对台湾是缺乏现实感的，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少有亲临台湾的经历，即便去过，也只是以旅行、交换学习的身份，少则几天，多则数月。而除了一般性的政论新闻之外，大多数陆生对台湾人文社会的了解，除了从小到大，课本中“祖国的宝岛”、“东南海上的明珠”、“祖国的阿里山”，就是来自电视媒体有限的几个节目，这样的结果导致陆生对台湾历史文化以及认同的想象都呈现出高度的均质化和单一化。
例如，有的福建籍陆生在访谈时就表示，家乡与台湾在语言、生活、习俗方面都比较接近，从地理上隔海相望，甚至觉得与大陆北方地区相比，对台湾还要更加亲近。而其他一些沿海开放地区的陆生也对旅台求学多抱持一种“取经”的心态，有的甚至表示，在赴台前，其父曾经一再叮嘱，台湾是“中华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所以一定要他来台湾走走看看。在“国粉”文化大行其道的那些年，套用一位陆生的话来说，想当然的以为台湾就是一个“比中国更中国，一个比中国更像中国的地方”。而2011年，在两岸关系缓和的趋势下，陆生赴台求学的机会结构被开启，使得他们得以跨越海峡，不小心搅动了历史，曾有陆生表示：
我那个时候来之前还特别去找电影《海角七号》，看完之后没看懂，我还莫名其妙的，台湾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日本，就感觉那种情愫，那种我们不了解的情感，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觉得是中华文明的保存地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基本的想法，（来之前）没有变过。
这位陆生对于台湾的想象，不仅在陆生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同时也可谓是今天大陆民众的一般性常识，而常识正是透过制度化的历史教育得以实现，它具体被反映在人们日常习焉不察的生活中，在访谈中有不少的陆生都提及类似的经验，认为“中国”的意符之下包含台湾，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集体的潜意识，这种东西就是，像是深入骨髓的吧，就是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是很向往一个大一统的这种东西的，就是这种大一统下，这种训练出来的，我觉得跟天天看这个地图很有关系，从小学地理，这里有一个地方。
可是很快，当陆生踏足台湾，与当地社会长期接触，特别是遭遇到年青一代的台湾人，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使得他们在搅动历史的同时，也与过去传统的认知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不可谓不大。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认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做的追踪性调查，今天超过五成五的台湾民众在选择自身的身份认同时，选择了本土认同，即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则由最初的两成五，下降至百分之三左右。
正因如此，对一些陆生而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甚至构成了一种认知上的颠覆，有的陆生在开学第一次小组讨论，被台湾同学问及是如何看待台湾的时候，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果却引发在场台湾同学的哄笑。有陆生亦表达了类似的尴尬遭遇，在新生第一堂课向老师介绍来自大陆，结果却被老师故意反问什么大陆，“非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这种有关名称与命名的冲突，不仅反映在日常的社交互动，甚至还延伸到语言文字中。
而反观今天的台湾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追求台湾主体性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与“中国”这个意义符号及其所伴生的民族主义，在历史、文化、政治等领域存在激烈冲突。根据既有的访谈和日常观察，陆生旅台之后最大的发现，首当其冲便是颠覆了对台湾人认同的刻板印象，有陆生在来到台湾第一个月就在博客上写到，台湾跟你们没来过的大陆人想的不一样，不要老是抱着幻想做梦。也有的陆生说，没想到年轻人里面，支持泛蓝的比例会那么低。甚至有陆生直言不讳又不无悲观的表示，来台湾之后最大的失望就是，没想到支持统一的人竟然这么少。
参、认同与情感的摧毁引发日常的反击和报复
假如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动态稳定的集体制造与再现，它反映出社会结构中那些具有协调、平衡与可持续性的意义行动。而情感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过程的表现，与文化的认同或否定具有密切关系。假如用更加通俗的话来说，文化可以被分为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和个人文化（personal culture），而个人文化又可被进一步细分为表述性文化（declarative）和默会性文化（non-declarative）。所谓公共文化，就是今天我们社会日常生活实作中诸如对模式、分类、语汇等认识所形成的一套互动方式，个人的表述性文化是那些我们日常可以在短时间学习而建立的价值观、态度以及意识形态，而默会性文化则是那些需要透过长期实践，潜移默化所领悟的，例如技巧、认知图式等。
在陆生看来，今天台湾在公共文化领域，不但将“中国”的象征性符号予以切割（例如，“中国人”vs“大陆人”，“中华文化”vs“台湾文化”），在个人实践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表述性文化（“台湾—自由先进”vs“中国—专制落后”），久而久之更形塑出默会的文化技艺，特别反映在某些政治的领域，例如选举口号（爱台湾、反中、仇中）。由此可见，今天台湾社会的文化在实践过程中，无论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与大陆都大相径庭，构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
这也无怪乎有陆生表示，旅台经验的挫折，对其是一种“世界观的摧毁”，而世界观的摧毁实际上所反映出的，也是一种认同的摧毁，继而由此引发了负面的情感，其结果必然带来反击报复的心态。有一位陆生就直言自己的民族主义心态是“挑战—回应”式的，在来台之前特别看了《亚细亚的孤儿》和《悲情城市》，希望能够理解台湾人，并且自认为假如出生在台湾，也会变成“深绿”，但是来了之后，遇到种种偏见和语言上的挑衅，使他的国族情感受到很大的伤害，结果反而使他变得在言行上与台湾更加对立。对这些陆生而言，受伤害的情感不仅让他们不再视台湾为值得学习的对象，还促使他们产生了防卫性的民族主义，重新回归了对“中国”的认同。久而久之，一些陆生也慢慢会学了用同样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
图书馆后面有个吸烟的地方，有一次我就跟班上的日本人在那里吸烟聊天，就有一个台湾人过来，他就问，啊那你们哪里人，然后我就说我是大陆人，然后他就跟边上的朋友说，快来快来这边有外国人，来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就很不爽了，然后他问了第一句话：你觉得台湾怎么样？然后我就想，反正我也不认识，你刚才让我不爽，我让你也不爽，就说不错啊，不错啊，不愧是中国最先进的省。
这样的故事，乍一看来，颇为过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我们的一般认知当中，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之所谓敌不犯我我不犯人，敌若犯我我必犯人。无论从族群还是个体自身的角度来看，它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因果循环”。可是这样的故事，如同哈姆雷特一般，既是个人复仇的结束，也是另一场更大规模报复的开始。事实上，陆生在台湾一开始就受到种种歧视性政策的限制，例如不能申请公立奖学金、不能打工、不能在台就业，无法参加公立健康保险等等，这些政策被统称为“三限六不”。面对政策上的不友善，日常生活实作中突如其来的偏见甚至言语攻击，一位行将毕业离台的陆生在脸书上，留下了这样一番话：
说真的，我来这里呢，就是念个书，然后走人；从来没有想要在这里留下来，未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打算。我很庆幸自己在这里认识了许多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师，值得交往一生的朋友，但我无法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下去。他们一边肆无忌惮地辱骂着你的出身，一边又以文明与先进自居……我会很真诚地告诉想来台湾求学的学弟妹两个字：别来。
很快，就有一位同系的台湾同学，在媒体投书反呛，向其隔空喊话，虽然字里行间针锋相对，但是却道出了今天台湾人眼中的另一番世界：
我想让你(陆生)知道，在维护台湾人民医疗权益这部份，有个历史伤痕，是你们祖国造成的。因为，你们祖国对于台湾“医疗保障权”，曾经有过无情的打压，狠心的伤害过，这个历史伤口，我不能不让你（陆生）知道！……你们祖国当年是怎么对待台湾的，而台湾当时是多么希望“能够融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共同体”，就像你现在的文章写的，你们对于加入台湾健保问题，是多么期待“能融入台湾这个生活共同体”一样。
这样的结果，使得最初理想“丰满”的陆生政策，产生了背道而驰的政策后果，随着在台时间的增加，陆生群体越来越多的人对台湾产生疏离、厌恶甚至怨恨之情。而随着两岸之间局势丕变，双方社会戾气更是不断加深，也更加深了对立，陆生群体也愈发对台湾社会变得冷漠、消沉。
肆、为什么“友台派”变成了“仇台派”？
透过旅台陆生的经验现象，我们发现在全球化的今天，族群意识及其认同并没有随之而消亡，反而在彼此交往过程中不断强化，并借由日常生活实作被再现。对中国大陆而言，国家自始至终能够透过国内与国际层次强而有力的制度运作，清晰而明确的定义、指认以及授权包含陆生在内的人民辨识出自己国家的认同，并使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种认同包含了诸如“台湾自古以来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宣称。
反之，恰恰受到历史与国族问题的影响，使得台湾在许多基本制度（命名法则、分类体系、规范体系等）方面皆无法得到有效运作甚至彼此冲突，以至于无法使用一种权威的姿态来授权居住在台湾的人清楚地说出，甚至是不能说出自己的认同。
关于认同，韦伯曾经在著作《经济与社会》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相同族群的信念往往来自于那些共同的政治经验而非共同的血缘。中国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受到近代历史的影响，其感情长期沉浸在国破家亡与民族复兴的两种历史叙事当中，而“统一”作为一种主导性话语，巧妙地桥接了这两种历史叙事。因此，对于大部分的旅台陆生而言，受到其国族与认同教育的影响，难以从台湾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历史悲情，这种悲情在历史、情感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之下，成为一种台湾人对于主体性的渴望与追求。有鉴于此，作为一种认同与情感的对撞，当台湾越是抗拒统一，大陆的反感就越是强烈，在这种观点看来，台湾如同逆子，数典忘祖。
反之，既有研究业已指出，对于台湾而言，正是因为在国际间失去了对“中国”象征性符号的代表性，而与此同时“台湾”这个意符又长期以来在国际间窒碍难行，外部的制度困境，使得台湾人有一种在世界国族政治的舞台受到系统性排除的感受，当他们越是意识到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残酷，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对大陆的怨恨心态也就愈炽。
恰恰是台湾作为一个客观制度和政治上的“它者”，无法体会到今天中国大陆所建构的“国耻意识”，导致了其对“中国”意符的冷漠和无感，更无法理解由此所衍生出中国人发奋图强的集体话语，在双方紧张的关系之下，甚至形成了对“中国”意符的抵抗。以至于有的人借此嘲讽大陆人为“强国人”，结果更加剧了双方的龃龉和隔阂。
简言之，截然不同的世界观，造成了两种相反的国族认同，继而使得双方无法跳脱出自身的认知看见他者，在一些陆生看来，今日的台湾只不过是对抗中国崛起的大国附庸，而不少台湾人也觉得陆生就是被“洗脑”的青年。这样的结果最终导致两岸不断扩大的交流，反而带来的是更具有冲突和张力的画面。
伍、寻找新认同：摆脱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借由旅台陆生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在今天大陆的年轻一代中，正获得广泛的认可，并为不断酝酿加温中的国族意识提供动力。国族主义的情感虽然锚定于过去的历史记忆，可是却为今日的族群与国家认同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怨恨和受伤害的情感不会因为国家的崛起而自行消弭，由认同政治所引发，喷薄而出的国族情感更容易导致基于报复心态所导致的斗争、清算甚至战争。在此，面对近年来两岸以及内地和香港不断激化的关系，民间在“认同矛盾”的化解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反而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首先应避免情感的相互伤害
长期以来，“伤害了中国/台湾人民的感情”这句话经常可被见诸于两岸官方的谈话、声明，甚至市井小民的对话当中。同样是被伤害的情感，却在不同意义的诠释下，成为各自正当化己方宣称的依据。由此可见，物质利益和理性选择之外的情感（emotion），在两岸之间的互动中，长期以来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情感并不一定局限在个人的层面，而是同整个社会有着更广泛的联系，它作为一种自身主观经验的传递，连接了自己与他人，并且存在于社会关系当中。因此，从民间角度来看，如何避免相互之间的言语挑衅，伤害彼此的感情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语言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在话语中照顾彼此的感受，避免侵犯基本的人格尊严，应该是两岸民间可持续交往首先需要达成的目标。在今天的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双方互呛甚至是对骂，往往更容易搏取眼球，获得更多的能见度。在冲突性的场合，无论是“皇民”、“支那人”、“台巴子”、“426”（注：“426”台语是台语中“死阿陆”的音译，用白话来说就是死大陆人）诸如此类矮化、侮辱性词汇的使用，只会徒增彼此的嫌隙和憎恶，使得敌意不断螺旋上升，而一时的口舌之快所换来的，只会使得同胞在它处受到更多的人格侮辱。
其次，从文字的角度出发，中心性的历史书写，是否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超越族群与国家认同的纠葛，陆生和台生的经验无疑已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正如两岸的历史教科书，对于相同的历史，往往有着不同的诠释，南辕北辙的历史教育所导致的结果，使得双方在互动伊始虽然语言几无障碍，但是却时常有一种缺少共鸣的感觉。今天两岸青年的相互龃龉甚至对骂，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于南辕北辙的历史观。
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应该借鉴近年来中日韩民间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的经验，从民间开始，双方首先在历史基本问题上取得谅解，才能更进一步求同存异。青年们只有脉络化的了解彼此的过去，避免刺激对方认同的核心情感，继而才能逐渐形成对未来的共识，不然民间交流只能是一句形式上的空话，喊喊口号而已。
（二）跳出“同温层” 搁置旧框架
跳出同温层，实际上是让我们离开觉得舒适的社交环境，去接触那些同自己所处的“世界”存在不同认识的人或事物。在这样的接触过程中，必然充斥的是差异的观点，甚至是冲突的价值观。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学家Goffman的话来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参与到这个世界的日常实作，无论我们当下的兴趣为何，都会影响或被日常世界所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一种特定的“认识范式”（cognitive style）之中。搁置旧框架，就是让我们的思考和理解不再局限于旧的世界观与价值范畴来看待和评价对方。
在具体实践上，我们需要跳脱出日常生活所赋予的经验（例如，新闻媒体、网路论坛），搁置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正如同陆生的旅台经验一样，当他们来到台湾，发现这里的社会民情与过往媒体所说的不一样，导致许多陆生一时间难以适应，甚至有大呼上当之感。
在两岸交流日益扩大的今天，越是抱持着旧有经验中所形成的态度，彼此互动中的矛盾和冲突就越是频繁，内心最终还是被既定的认识框架所束缚，难以解脱，这样的道理对台湾而言亦复如是。而由此所带来的冲突不断升级，其结果不仅是个体情感、认同的对撞，甚至是社会的对垒与制度的对决，最后兵戎相见两败俱伤。
有鉴于此，在照顾彼此尊严的前提之下，如何使自己跳出旧框架，以一种“拟他者”的方式尝试理解对方的生命经验，这是两岸民间有效可持续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三）重新理解共同体意识，建立新的价值共鸣
虽然历史的发展并非线性的，但是今天世界的主流话语，仍然是和平取代对抗，一些超越民族/国家思维的新范式不断被提出，战争是否能够作为解决当代利益和认同之争的基本手段，越来越受到思想界的质疑。近年来，所谓“命运共同体”，更是成为一个热词。假如“共同体”它不仅仅是一个花俏的政治概念的范畴，同样也是一个实践范畴的话，我们同样可以将其应用于两岸的交往中。
借由旅台陆生的经验管中窥豹，可以发现，今天两岸之间的困境，皆肇始于国族及其认同政治所形成的冲突，进而引发了从抽象层次到实作层次一系列的矛盾。作为一种寻找新认同的可能，如果我们从两岸是共享某些语言、文化和惯习的共同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陷入以“是/非中国人”的宣称来判定敌我身份的固有范式中，超越传统国族历史的论述。或许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够为当下的两岸对垒寻找到新的出路。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说，陆生去台湾念书，受了一肚子的气不说，还要让我们超越怨恨放下我执，去理解对方，天下哪里有这般好事。更何况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和宰制，仍然是今天世界的常态。古人有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过去我们受困于国族情感的窠臼，建立新的价值共鸣，这并不是便宜对方，而是在解放自己。
也许还有人会说，笔者所言洋洋洒洒近万言，而卑之无甚高论。其实，鸠群草莽，亦有其志。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在传统的价值认同中苦苦求索，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物力。今天当两岸身处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双方更应该站在人类文明与道德智慧的高度来进行思考，转换思想跑道从民间开始，抛弃过去的偏见和怨恨，尝试修复彼此的关系，开展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就暴力与现代性进行深刻的反省，或许这样才能为我们解决当下的认同问题，找出根本的解决之道。
（张可，旅台陆生）
注一：笔者使用“怨恨之情”的说法，其观念受到指导教授汪宏伦所启发。事实上，作为一名陆生同时也是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我无法完美的将这两个身份在日常生活实作中做精准的切分。在这两种身份之下，不若更像是Ernst Kantorowicz笔下“国王的两个身体”，在自己国族认同下，我既会为了陆生的境遇而打抱不平，产生“怨恨”之情，同样亦会在“夜深人静”之时，用另一半的身份反思自己的言行，希冀摆脱怨恨的自我毒害，追求更好的自己。我不敢说，这是其他同样具有鲜明“国族认同”的学者的常态，但是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真实反映自己的想法，至少这篇文章是如此。
注二：本文其中部分访谈内容来自研究论文：汪宏伦、张可（2018），〈“RIP，426”：解析“大陆地区旅台学位生”的国族经验〉，《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65期；以及，张可（2019），〈“自由祖国”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台陆生的认同、情感与意义建构〉，《中国大陆研究》6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