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炎黄子孙”开始“认识台湾”？
「台湾自1997年开始让学生使用“认识台湾”教材后，从数据上看来，新世代的国族认同与世界观确实开始起了变化。」
特约撰稿人 曹曼资、端传媒实习记者 林庭苇 发自台北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两岸三地历史课”专题的第四篇报道。我们仔细阅读两岸三地的历史教科书，拆解内容与史观的演变，走近在黑板前挣扎和坚守的老师，重新咀嚼历史教育的真味。第一篇报导剖析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调整，教材强调“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直接扣连《基本法》。第二篇关注在匿名举报、红线威吓阴云下的香港中史老师。第三篇报导移步中国大陆，聚焦文革相关内容在课本中的不断“缩水”，并梳理历史教科书70年来的变化。本篇报导以数据方式，挖掘“认识台湾”以降的教材本土化运动，如何影响新世代台湾人的认同，一路又与中华民国史观产生了怎样的冲突。
“这三国志为什么要抽掉啊，我觉得小朋友多读一些历史，不是很好吗？”2020年9月，艺人小S一句受访的发言，将台湾的“三国之乱”推向新高峰，网红陈沂吐槽小S的历史知识“都是电视剧教给妳的”，各家媒体更开始以此讨论“历史教科书该不该教三国”的议题。
新时代“三国之乱”的起源，始自九月新学期开始，有许多媒体报导历史课本的三国时代被删除、中国上古史篇幅缩水等消息。根据国家教育研究院的说法，最新的历史课本之所以会删减上古史（大约是商周到秦汉三国），是因为新的108课纲（民国108年，即西元2019年）秉持“略古详今”的原则。根据国教院的说法，所谓的略古详今，即是“国中及普高必修历史课程的规划从人民的主体观点出发，主题安排略古详今，空间推移由近及远，采动态分域架构，各以台湾、中国和世界为重点，强调分域间的互动。”
“在过去，我们都是单独去看中国的历史，但是在新课纲里面，我们是要从东亚史的脉络来看中国。看历史，我们不只要由内而外，也可以由外而内，这样才完整。”长期关心台湾历史课纲修正的政大台史所教授薛化元，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如此说明课纲的精神。薛化元更进一步说明，“课纲是这样，它有规定的你课本一定要写，不代表它没规定的你不可以写呀！”
已经替台湾编纂了二十多年历史教科书的薛化元，回顾自己替出版社写教材时，“我也不会完全按照课纲来写，一定会写一些课纲上没有的史实，不然要如何做到（教材）一贯？学生会看不懂呀！”
事实上，“略古详今”的原则不只适用于中国史。若检视引起争议的108课纲（十二年国教课纲）里台湾史及世界史各时期的篇幅，会发现两者的上古、中古史也都被缩略在一个主题，近代一个主题，现代与当代则各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无论台湾史、中国史或世界史，古今各时期的篇幅比例是一样的。
三国史删减争议，再次凸显台湾的中学历史课纲，一直是国族意识型态与各方政治角力的战场。增加台湾史的篇幅就是“去中国化”？使用“日治”而非“日据”就是美化日本殖民？每一次更动课纲的内容架构，或“微调”用语措辞，反映的不只是历史教育从“填鸭背诵历史事件及人物”走向“理解事件的因果关系”，更涉及不同意识型态之间的斗争。
解严后不可避免的战场：中学历史课纲之争
1997年以前，台湾的地理课教的是中国地理，历史课教的是中国历史，谈的是长江、黄河，欲培养新一代中华民国国民作为“炎黄子孙”的身分认同。在当时的历史课本里，有关台湾的知识，不过是五千年中国史里，最后五十年才出场的零碎片段。
戒严时期，台湾的教科书一直是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辑、印刷和发行，教材内容由国家垄断，各级中小学无法自行选书。解严后，随着集会游行逐渐普遍，教育改革团体也在1994年走上街头，诉求之一便是开放民间编写教科书，让教材内容多元化。
此时期一连串教育改革措施，就是“一纲多本”政策的起始：政府只负责拟订原则性的课程纲要，由民间出版社按照课纲编写教科书内容，最后交给国立编译馆审定。这也是为什么，薛化元会说“教科书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课纲来写”。
台湾政府自此开始着手拟订新的国小、国中和高中课程标准；其中，国中、高中课程标准与新教科书分别于1997年、1999年9月正式实施。有别于高中课纲将台湾史插入中国史的最后几个章节，国中课纲将台湾历史独立成册、列为国一课程，并采用国立编译馆编辑出版的《认识台湾》教材。
从《认识台湾》开始，台湾的历史、地理、社会，才首度成为中学课程的主题之一。
然而，台湾史脱离中国史自成系统，却让不少支持两岸统一的学者专家十分反感。学界以“台湾史研究会”的王仲孚、王晓波等学者为首，批评《认识台湾》带有台独与日本皇民意识；新党立委李庆华则多次公开质疑《认识台湾》历史课本过于美化日本、吹捧李登辉，是“为台独铺路”。
《认识台湾》这套教科书，也开启了延烧多年的“中学历史课纲之争”：2001年至今，台湾经历三任总统、无数任教育部长，期间课纲修订的争议从未停歇。
2001年，为配合台湾教育改革的主要政策之一“九年一贯课程”，时任教育部长黄荣村着手修订课纲，重新整合中、小学的科目与学习内容。2003年，九年一贯课纲首度公开，国、高中台湾史皆独立成册，中国史晚清以降则并入世界史，引来国民党立委大力抨击，导致课纲暂停修订、召集人张元辞职下台。由于未能完成修改程序，此版课纲只能在2006年（民国95年）至2009年间作为过渡使用，被称为“95暂纲”。
2004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杜正胜重启课纲修订工程，以95暂纲为基础进行补强；2008年，新课纲终于在与会学者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预定2009年9月（民国98学年度）实行，称为98课纲。
本土史观的萌芽：“中国大陆”太远、台湾才是脚下所踏土地
过去有50年的时间，国中历史课的结构都是本国史3册、世界史3册。旧版历史课本大量使用“我国”来叙事：从神话中的黄帝建国乃至于清朝、民国时期，这些在中国大陆领土上国号不一、曾经兴盛又被颠覆的不同政权，都被视为万世一系的“我国”。
“中国政权统治台湾超过两百年，益（按：亦）使汉文化成为优势的文化，直到今日，台湾的民情礼俗、人生价值和宗教信仰都带有明显中国汉文化的特质，这也不必刻意回避。”曾担任台湾教育部长的历史学者杜正胜，在他的著作《新史学之路》中如此写道。
不过，随着1949年来台的外省军民以及其后裔在台湾落地生根，两岸分治超过半世纪，历史课与受教育者生活经验断裂的问题，逐渐难以掩盖。
“虽脚下所踏是台湾，眼所眺望则是中国，心中萦怀也是中国。在这种布局中，台湾就像烛台底座，虽是基础，却也最幽暗。”杜正胜在《新史学之路》中，点出了台湾历史教育长年以来的困境。
2004年5月，在《新史学之路》出版后的二十天，杜正胜成为陈水扁政府的第二位教育部长，而他过去所提出的“本土──中国──世界”的同心圆史观，也被挖出来成为攻击课纲修订的箭靶。
虽然杜正胜的观点，在当时引起重大争议，但却越来越能得到台湾新世代的支持。毕竟，自1949年中华民国“丢失大陆”、退守台澎金马之后，就越来越难说服新一代传承“大中华”情怀。1998年出生的许冠泽，便十分认同台湾必须以本土史纲来撰写历史课本，他认为，台湾不能再“用中国史观去谈台湾历史”。
“我们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就是在这块岛屿上。而且，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逐渐可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的敌意，对岸这个国家对台湾明显是不友善的，可是竟然还有一群人想要用大中国史观来谈台湾，试图把台湾并吞为中国的一部分，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为了反对这个“不对”的史观，许冠泽在2015年选择以徒步环岛的方式宣传自己对“反课纲”的信念，台湾环岛公路超过 1,000 公里，堪称苦行，沿途引起许多民众沿路替他加油、打气。
对于许冠泽这一代人来说，如果历史课本只细数“三皇五帝、明朝末年流寇作乱、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但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荷兰、郑氏政权以及日本统治下的社会生活，甚至是台湾中、老年人仍记忆犹新的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却在台湾的中学历史课本里缺席，这对于新世代来说，是与他们真实生活经验不符合的。
“本土历史课本”进一步强化“台湾认同”
事实上，早在许冠泽出生之前，台湾历史课纲就已经渐渐朝着群岛上人们的“生命经验”微幅挪移，也进一步酝酿了新世代的“本土意识”茁壮。换句话说，台湾社会的“本土意识”推动了历史课纲的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历史课纲，又进一步让使用课本的新世代“台湾认同”越来越强烈，两者进入相互强化的循环。
自许冠泽出生的前一年、 1997年开始，国中历史课的结构则改为《认识台湾》全一册，本国史（即中国史）2册，世界史2册。对照新、旧版历史课本，会发现课本的用词有了微妙的变化：“我国”的出现次数减少，而“中国”及“台湾”的使用频率增加了。
在旧版的台湾历史课本中，每千字便会出现27次“我国”，新版教科书的“我国”则降到每千字20次；而旧版中提及“中国”的频率是每千字11次，新版教科书的频率则增为四倍，来到每千字40次。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台湾”出现的频率，同样出现了无法忽视的增长：由旧版的每千字出现9次，增加为每千字出现34次。
除了大幅增加关于台湾的历史书写，新版课本对近代中国史的描绘也与旧版不同。旧版课本多为简要事件叙述，并以一两个短句评论，文字使用较精简，每句文字较短，新版课本的用词较为平易近人，会用较长的语句描述事件与评论，也在正文加入了历史人物的背景介绍。
以 1920-1928 年间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历史为例，旧版只用一段带过，新版增为一节，将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命名放入课文中，并加入了毛泽东的故事。
在历史评价上，对于日本，旧版以战后国民政府妥善遣送日俘日侨回到日本，对比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以德报怨的宽大胸怀，和日军的血腥屠杀相较，真有天壤之别。”同时，台湾同胞也积极“反抗日本残暴统治”。
旧版课本以“共党分子”称中共，指其在对日抗战时期进行“非法活动”，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其后中共统治下，人民“被屠杀”，许多政策“不顾人民生计”，使人民活在“落后的生活”中；新版课本虽然也以国民政府作为正统，但正邪对立的二元叙事消失，较多地引用历史事实，评论以讨论历史事件的后续影响为主，直接的价值判断较少。
随着使用“新课本”的少年少女慢慢长大，台湾新一代的认同“远离大中国、贴近本土”的趋势已是开弓没有回头路。即便马英九上台、国民党二次执政，试图将历史课纲再“微调”回另一个方向，也不容易成功。
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同年，新任教育部长郑瑞城召开课程发展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无人反对历史课纲的情况下，郑瑞城直接宣布搁置（民进党时期修正的）国文、历史二科，其余科目通过；尽管历史科召集人周梁楷以及学者林富士立即表达抗议，仍无法改变会议结果。原定2009年实行、耗费多年时间修订才无异议通过的98课纲，就这样被暂缓一年实施。
紧接着，教育部组成“研商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专案小组”，着手修改历史课纲。根据专案小组成员周婉窈事后记录，专案小组委员除了多次参与课纲修订的历史学者和高中历史教师外，还有担任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的哲学系教授王晓波。
会中，王晓波提议调整课程比例，将原先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1:1:2”，改为“1:2:1”。不过，由于多数学者主张98课纲争议不大，微幅修改缺失部分即可，因此这个于2012年公布、2013年实施的“101课纲”，与上一版本并没有结构上的差异。
然而，101课纲上路后，马英九政府对于此一版本仍不甚满意。2013年中，教育部进一步以“错字勘误、内容补正及符合宪法之检核”为由，组成“课纲检核小组”，“微调”国文与社会科课纲。
根据当年媒体披露，这个检核小组成员包括：世新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王晓波、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大宁、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云鹏、台大中文系教授陈昭瑛、政大中文系名誉教授董金裕、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教授潘朝阳、高师大地理系教授吴连赏、海洋大学海洋文化所教授黄丽生、世新大学通识中心教授李功勤，并由王晓波担任召集人。
其中，王晓波、陈昭瑛、潘朝阳和黄丽生等人，都是曾经大力抨击《认识台湾》教材涉及“台独意识”及“日本皇民史观”的学者。
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经检核小组改写过的课纲，预定于2015年8月实施，称为“104课纲”。但是，“微调”版课纲一公布，便引发不小争议。
首要争议是修改程序遭民间团体质疑“黑箱”，修改内容也并非“微调”。检核小组并非由课纲修订委员组成，却能对历史课纲进行幅度不小的内容增减：
例如，在大航海时代的章节中加入“汉人来台”的内容、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迁台”改为“光复台湾与制宪”，并打散“民主政治的道路”此一小节，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解严民主化等政治变迁事件，按照时序插入各章节。此外，国民党戒严时期的政经政策，如土地改革、十大建设等等细节，也被详细增列在课纲之中。
早在2013年，学界就有质疑课纲微调的声音，但不久后，2014年初的318学运占据了新闻媒体和舆论焦点。有关高中历史课纲微调的争议，要等到2015年5月全台高中生开始借由社群媒体串联、公开发声，才真正获得声量。2015年7月，反课纲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抗议；7月23日，反课纲高中生于深夜占领教育部。
新世代学生对于反课纲的强烈意志，震惊了许多大人。许多人开始问：新世代是否因为读“新课本”长大，所以对本土史观特别有感、甚至愿意起身抗争？
历史课本是否改变世代的国族认同？
根据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经济学博士生陈炜林、台大经济系教授林明仁、中研院研究员杨子霆利用台湾社会变迁资料库所做的研究，中学历史课本，确实会对受教育的学生造成影响。
1997年“认识台湾”首度进入中学教材，因此当年入学、也就是1984年9月以后出生的人，成为首批在国中课堂上学习台湾史的中学生。
而在2003至2005年间的社会变迁调查显示，第一个透过国中课本“认识台湾”的世代，比起最后学习旧课纲的世代（1982年9月至1984年8月出生者），回答“我是台湾人”的比例高出18个百分点。同样是18至23岁的年轻人，其国族认同却因为生日落在1984年9月这个断点前后，而有了显著的差异。
此外，教育的路径也对认同有影响。同一份研究发现，认识台湾教科书对那些比较会“背书”的人，可能更有效果。本研究把四届学生分成学术体系（高中大学）与技职体系（高职专科科大），以断点回归法分别分析进入这两种体系的学生。他们发现学术体系中， 1984 年九月以前或以后出生的人们，国族认同有明显的差异。但技职体系中的学生的国族认同则没有明显差异。
这个研究还指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认识台湾”课纲对国族认同的影响，有地域性的差异：在闽南裔台湾人较少的乡镇里，1984年9月后出生的“认识台湾”世代，其台湾人认同增加较显著。
不过，这群“旧课纲的最后一代”，到了2009至2015年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已经追上“认识台湾世代”，两者没有太大差异。
不管教科书怎么改，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整体社会趋势的影响比起教科书的效果更为深远。
根据他们的研究，1990 年代整体的“台湾人认同”比例逐年上升，但在闽南人较多的乡镇（闽南人比例高于所有乡镇中位数77.1%），其台湾人认同却比起其他乡镇多了10到15个百分点。研究者认为，闽南裔台湾人的“台湾认同”比例，本来就比其他族群来得高，成长在这些乡镇的人，也更容易接触到与台湾相关的知识，因此《认识台湾》对他们的刺激，可能不如成长在其他乡镇的学子来得大。
总体而言，在 2000 年初期，即使在在1996年经历首次总统直选（并导致台海飞弹危机）、2000年完成首次政党轮替、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等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之间，历史课本对台湾18-23岁青年的国族认同影响仍然十分显著。
但在 2009年 之后，影响便不如此突出了。生活环境与外在政治情势转变，都是影响国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不管教科书怎么改，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整体社会趋势的影响比起教科书的效果更为深远。
对于不少民众与第一线教育工作者来说，多次的“课纲战争”似乎是不同政党上台、就会重新引发一次的拉锯。“我不管政府怎么改，反正那些有争议的部份，我就不出（题），以免被家长投诉。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你不用去管那些争议，有争议的地方，真正的大考都不会考。”一名已经任教十年的中学历史老师告诉端传媒，在他看来，每一次的历史课纲修正，都只是“意识形态之争”，对于第一线教学现场来说，其实有点困扰。
而对于认同中国史观的台湾民众来说，新课纲的修正方向，其实形同抹杀他们的记忆与身世。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王甫昌曾经在〈民族想像、族群意识与历史：“认识台湾”教科书争议风波的内容与脉络分析〉论文中指出，参与教科书争议的民众，许多人都担心自己“族群文化与历史记忆灭绝”，历史课本的战争，其实更像台湾内部族群冲突的显影。
但多次参与课纲修正的薛化元认为，当前台湾历史课纲的修正方向，其实可以与意识形态无关：“早在解严前后，我和朋友讨论课纲合理修正方向的时候，就主张一个很简单的原则：『由近而远，由具体而抽象』，然后课纲的设计，要符合『螺旋状学习』的原则，不要重复学一样的东西，国中已经上过中国现代史、高中就不必再上，而是要针对中国现代史特定的领域去做深化。”
薛化元说，这次的课纲修正，是历次课纲中“最接近这些理想原则”的一次，“而且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时数要够，现在国、高中的历史授课时数太少了，现在还在吵要放哪段历史？根本很有可能都教不完。”薛化元认为，如果大家真的如此重视历史课程，就应该将历史课的时数延长，让学生接受更完整的教育体系。
曾经在中学时热血环岛反课纲的许冠泽，如今已经是硕士班学生，“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有历史？我觉得就是要一直从过去反省、建立起未来希望发展的方向，这是历史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看完之后会去思考、反省历史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然后怎么影响建筑、法律、人的道德观念、政治结构各种样子。如果一直有这样反省、变动、思考的过程，台湾就不会被既有的结构约束。”
对于历经“课纲运动”二十余年的薛化元来说，许冠泽这样的思索，正是他所希望看见的。当端传媒记者问他，一本最理想的历史课本，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其实，跟一般人民生活有真实关联的教育，那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育。”薛化元如是说。
（图表部分资料来源：台湾社会变迁调查2004、2005、2009、2010、2012、2013、2014、2015年资料。作者并利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2004、2005使用断点回归模型计算）
（研究方法说明：本文直接使用研究内断点回归法图表，数字并非直接平均，而是用模型估计。断点回归法：新旧课本影响台湾人认同差异，使用断点回归法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估计。RDD 方法检测指定的切点前后的资料趋势是否一致，并可进一步衡量趋势变化的程度。在符合 RDD 假设的架构下，接近切点的资料可视为其余条件皆相似，只有与切点相关的变数 d，接近随机被分配到切点前或后的群组。借由观察切点附近我们关心的结果变数 y 的变化，可推测 d 对 y 的影响。）
（另，图上“调查年固定效果”，即由于不同时间的社会氛围与外在环境，可能会影响调查的受访者的答案倾向，例如在两岸关系较紧张时，会比较容易意识到彼此的差异，而在两岸交流频繁时，可能比较能感受到双方的类似之处。研究上利用名为“控制调查年的固定效果”的方法，来去除这类因时间断面不同产生的差异，使多个年份的调查，得以放在同一个基准上比较。调整后的每一组调查年资料，台湾人认同这个变数的平均都挪移到 0，相对的，原先小于平均的资料点就会被调整为负值。因此，在除去调查年影响的 RDD 图表上，会出现 y 轴为负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