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瑟芬：台湾，要拒绝在一场不对称的信息战里成为武器
「梳理这种大家都不想面对、不想承认的情绪，是很不讨喜，但却也是此刻很必要的过程。」
谈到信息战，多数人会自动与“假新闻”画上等号。用虚假信息混淆人心可能从人类有战争开始已经存在，假新闻也非全新的现象。然而社群工具的出现，却让信息战脱离过去所有我们了解的战争形式，成为可以精准到针对个人量身定做、打击的奈米级武器，也彻底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本质。
在大数据出现之前，操作者并不真的知道投放出去的信息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能多有效，直到搜寻引擎和社群工具为了解人类的向往与欲望、如何形成价值取向和选择意向这个暗房，点起了一盏高瓦数日光灯。
在这场战争中，敌人并不（只）是特定国家的政府，而是握有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和任何能花得起钱去购买它们服务的人。理解这场战争如何直接在你脑海中开打，才能完整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找到解方。
假客户，真商品
广告主面对的也不再是“三十岁经济独立的都会女性”这种面貌模糊的假想消费者，而是这样的帐号：“OOO，三十五岁、台北人、外商业务、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间、希望与伴侣各自财务独立，宁可养宠物而不是小孩，未与父母同住，每周上健身房两次。”
社群平台的服务几乎都是免费的，使用者并不是他们的真正客户，广告主、剑桥分析、政治公关公司、政治人物竞选总部才是，而我们，其实是被贩卖的产品。社群界面里每一个按键、每一个功能，不只串连著你的人际关系，成为你与工作伙伴、亲友最重要的连络方式，同时也扮演著改变惯性甚至想法的作用，包括将原本你并没有的念头灌输给你。
脸书用户已超过24亿，等于中国与印度的人口总合，YouTube 的使用者超过10亿，推特活跃用户数超过一亿，谷歌的 Gmail 活跃用户数超过15亿，还握有全世界最大搜索引擎，累积了22年人类意向的数据库。这早已不是单纯贩卖你的个资（个人资料）给诈骗集团或是银行业务，广告主面对的也不再是“三十岁经济独立的都会女性”这种面貌模糊的假想消费者，像脸书这样的社群工具能透过收集到的数据，能明确找到这样的帐号：“OOO，三十五岁、台北人、外商业务、交往中但保有交友空间、希望与伴侣各自财务独立，宁可养宠物而不是小孩，未与父母同住，每周上健身房两次。”
是的，你每天使用的社群工具，就是这么了解你，Google地图比你的主管更能掌握你的行踪，Uber Eats 比你的伴侣更了解你的饮食喜好，脸书比你更知道自己是否口是心非。所有信息，都是我们或自愿、或毫无察觉时透露的。这些公司不只知道你是谁，还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甚至能进一步透过对你的理解，创造原本并不存在的“需求”、改变你的想法。
或许有人觉得跟所换得的便利相比，这么一点小小的信息交换根本微不足道，但当这些被运用在选举上呢？运用在政治宣传上呢？我们仍觉得无所谓吗？这些“数据点”，远比过去任何极权政府对人民的政治监控档案更细微。
这使“沟通”一词变得极其讽刺，因为任何在社群平台上进行的沟通，都难逃由演算法与出钱的广告主共谱一场大型操弄的命运。我们或许有博士学位，或许是律师、医生、核子工程师，会设计半导体，却不一定知道身为一个人类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而这正是这些科技巨头得以掌握重大财富的关键：将所有说服、改变人类行为的心理知识，融入进他们的设计。
被偷走的选举与民主
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早已超越“跨出同温层”的呼吁，不是小心填写个人隐私就能解决的。
从2016年起，已经有学者、独立记者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社群平台起初的目的是将人串连起来，然而面对“如何营利”这个问题时，几间巨头不约而同走向利用手中数据、透过设计来垄断人的注意力的路线，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愿为其劳动、生产。
深谙人类心理机制的设计师们，透过操作著间歇性增强、从众、渴望被认同等效应，让我们无法自拔的深陷在滑动与各类通知中，谁家的 app 可以让用户停留的时间更长，也就越有商业价值，因此设计者努力让你得到更多正向反馈、觉得被认同，你开心了，就会付出更多时间和注意力。以心理健康的观点来说，这就是一种数位毒品。
剑桥分析的离职员工所曝光的文件指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建立分析模型和演算法，将10,000种不同的广告精准地投放到不同的族群当中。而脸书至少涉嫌泄露5000万笔个资，且最晚2015年已知情，却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导致大西洋两岸的两场重要投票遭到了外力的不当介入。
剑桥分析在2016年历经英、美国会的听证会与司法调查后，已自行停业，脸书也在消息曝光、股价大跌后，保证会修改其隐私政策。然而根据英国《卫报》、《Channel 4》与美国《纽约时报》合作持续进行的调查报导指出，除了川普和脱欧阵营外，至少还有十几个国家的政权和候选人，与剑桥分析有过接触，曾试图或已经购买过类似的服务，并且透过这类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将大笔资金投入社群广告，其中有阵营或政府涉及煽动暴力与种族迫害。在他们所列出的信息地图里，台湾也赫然在列。当任何竞选阵营透过购买这些数据，或委托社群平台进行透过数据分析的精准投放时，等于是在民主制度里作弊。
除了川普和脱欧阵营外，至少还有十几个国家的政权和候选人，与剑桥分析有过接触，曾试图或已经购买过类似的服务，并且透过这类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将大笔资金投入社群广告，其中有阵营或政府涉及煽动暴力与种族迫害。
即使科技巨头们承诺改进隐私政策，也增加打击、查核假新闻的力道，此刻却少有国家的法规，能跟上新科技的发展趋势。况且，当脸书开始禁止或要求政治文宣有一定透明度，有需求的人们就转往难以追查来源的 Line，以及尚未有明确管制政策的 YouTube 平台上。因此，数据权是此刻最迫切需要被明确纳入保障的基本人权，民主国家也需尽快补强与选举相关的法律，强制科技巨头们在设计与开发流程中，建立如同医药类实验的伦理规章与监察机制，才能扭转这场不对称战争的局面。
但法令能防范的毕竟有限，只能还给我们一个公平的抵抗基础。社群平台誓言对抗假新闻的行动也不算顺利，一来人工通报、查核，远比不上透过既有人脉网络往外扩散的速度，二来查核的基准也经常为人所诟病，甚至因为缺乏复核和制衡机制，还可能演变成新型态的言论箝制，或激起更严重的对立，例如推特或脸书删除特定立场的帐号和贴文。
对于公共讨论里那些“被伤害的情感”和仇恨，我们甚至必须追问这些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是属于自己内在的，还是被操弄暗示的？或者是原本确实存在，却被更挑起放大，到我们不愿也无法跟差异者共存的地步？
因此，在法律未竟之处，需要更多人愿意透过不断练习，去察觉、破解这些操弄手段，彼此提醒，让公共性与公民社会重新成为可能，包括直视那些最困难的提问、辨识自己在其中的反应，是基于政治理念与原则的辩论，还是“被伤害的情感”。这并非否定情绪在公共领域出现的资格，但情绪不会自动让你的主张有正当性。我们甚至必须追问这些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是属于自己内在的，还是被操弄暗示的？或者是原本确实存在，却被更挑起放大，到我们不愿也无法跟差异者共存的地步？
台湾公共讨论的毁灭
新兴的各方意见领袖们，或许至今都不曾明白各家演算法，却早就从经验中体会到越是简化二分、激烈指责、选边表态的言论，特别是读完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群情激愤的图文，就能获得越多的按赞、转发。
我们由此进入另一个阶段：认清这场战争完全不对称的本质，和它发生的场域。当演算法打造了无数分裂版本的“真实”，原本已经因为大众媒体各拥立场的信息轰炸而濒临崩溃的公共讨论，和民主社会仰赖的不同社群相互理解、协商的公共性，直接被这场土石流冲毁。
过去，我们尚能抓住事实作为辩论基础，例如气候变迁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但各方对于是否改变生活方式（茹素、少用油与电）、限制碳排放与开发绿能各自的比重之间有不同看法。然而，现在我们却要争吵“气候变迁只是自由派伤害经济发展的阴谋”。当我们因此而失去辨识事实的能力，甚至否定事实的存在，“公共”也不复存在。
新兴的各方意见领袖们，或许至今都不曾明白各家演算法，却早就从经验中体会到越是简化二分、激烈指责、选边表态的言论，特别是读完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群情激愤的图文，就能获得越多的按赞、转发，看到他们的成功经验，不少政治人物和议题性粉专也纷纷跟进，忘却身为民选政治人物或被任命政务官的责任，开心当起带风向的旗手，为自己“社群行销”成功而沾沾自喜。
一旦情绪被挑起，特别是在恐惧和愤怒这两种情绪下，多数人已没有心理的余裕，不论是去看见他者的苦难，或是思考恐惧的成因。在进入媒体识读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愤怒、为什么恐惧，而在这种愤怒与恐惧中，我们放弃了哪些，忘记了哪些，否定了哪些，又为什么改变了想法。
我不同意将这股底层的情绪简化为狭义的国族主义，但我们确实必须正视这股集体的情绪，这情绪已在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蔓延许久
举一个近期在台湾极具争议的例子：公视晚间新闻制作了一则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报导，内容是中共官媒拍了一部记录片试图改变外界对此事的看法，也转述了美国国会和相关人权组织对其的批判。官方粉丝页在分享这则新闻的文字稿时（有附该则新闻完整影片），仅截取了一段文中中共官方对外宣称的说词，并未加注谴责字眼，此举引来网友的误读，并在相关社群传开，公视粉专瞬间被洗版，也有KOL下场参战，指责公视的报导手法，是“在邪恶纳粹政权面前假中立”。
批评公视的论点大约可归纳为三个面向：一、新闻标题让人以为是在为中共宣传；二、公视接受大笔政府补助，怎可播放敌对国家为惨无人道的种族迫害行为洗白的记录片；三、内文只有并陈双方说法，没有批判中共，是假中立，有违媒体道德。
事实是，公视的新闻下标使用“官媒”、“续宣扬”已清楚点出批判中共的立场。公视也仅于该则新闻使用一小段记录片画面，不足一分钟，事发数天之后，却仍有不断涌入的留言指称公视播放“整部”影片。而第三点看似有理，却搞错了“呈现报导”和倡议报导或评论的差异，前者是叙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后者是“我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记者在此篇用字谴词的细微差异，也显示“并陈”不等于没有立场，不等于“平衡报导”，且长期且揭露新疆集中营惨况，只要往前翻几则报导，立刻都能知道。
唯一可称为瑕疵的，是公视小编的政治敏感度不足，但读者的误读，并不是该篇记者或公视这个制作单位的错，读者“不读”就乱批，更不是公视的责任，但这个应被指正的风气，在这波争吵中反而被“正当化”了。
数日后，中央社制作了一则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线上演说内容的报导，全篇完全只有摘述讲稿内容，并无任何“平衡、谴责”，但前几天指责公视的KOL们都安安静静的，义愤填譍的网民们也都不见了。如果他们前几日所主张的“媒体伦理”为真，为何中央社不必被质疑是为帝国主义喉舌，而公视新闻就是在为极权政府“洗白”？
立法委员王定宇谴责公视的贴文：“不愿帮台湾做国际宣传、却为中国央视做大外宣”，具象的呈现了整个事件里情绪盖过事实、迫使理性让位的根源：网民真正不满的不是新闻该怎么报，而是两个月前，公视董事会拒绝文化部以专案委托执行方式，扮演国际宣传一事。在台湾急切向世界宣传防疫成绩与民主成果的此刻，此派忧虑公视因此失去公共性的意见，无疑触了主流民意的逆鳞：“身为靠纳税人（拿我的钱）制作节目、发薪水的公视，拒绝为台湾宣传这么光荣的任务，本来就欠修理，还跑去报导中国央视拍记录片的事？”这才是公视事件炎上的主因，也是这些粉专、KOL、网民们可以如此双标、滥用新闻伦理词汇的原因。
我不同意将这股底层的情绪简化为狭义的国族主义，但我们确实必须正视这股集体的情绪，这情绪已在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蔓延许久，并从两年前民进党地方选举败选后急速恶化，“韩流”所造成的恐惧、普遍笼罩的“亡国感”，在总统大选里因抗中激情而更加汇聚，然而在台湾社会里涌动的这股情绪，并为随大选落幕而逐渐递减，反而因为疫情更增添了人们对中国的愤怒，而来到新的高锋。
属于台湾的特殊性：亚细亚孤儿那受伤的情感
如果不保持自省，在团结、结盟的需求下，“民主”、“法治”、“人权”很容易被工具化，当它可以用来区隔对手或敌人时，就乐于拥抱所有进步的修词，当触碰到我们的情感边界时，还对理念的坚持就被划入“危及生存、不切实际、不顾国家安全、要害死我们”那一边了。
除了个体去正视、觉察自己的情绪来源外，我们也必须正视如今盘据在台湾集体意识中的情绪。这是属于台湾的特殊性，身为亚细亚孤儿那受伤的情感。我们在一个又一个殖民政权中跌跌撞撞，在被人压迫、也压迫他人（原住民族、族群械斗）的历程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台湾人认同”、艰难的完成了民主转型。然而一切并未随之幸福又美好，我们仍活在中国威胁下，惶惶度日。这个“台湾人认同”，与其说是被什么号召，不如说是透过一个又一个共同敌人（日本、威权、中国），透过“讨厌什么、不要什么”而形塑出来。
即使不谈历史，在缺乏共同宗教指引，家庭、婚姻和任何社会关系都不断变动的现世，投向一个身份认同（例如女人、同志、客家人），确认一份“共同体”（台湾人）的关系，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秩序重组、外有疫情与中国威胁之下，选择成为“我们”，于一份被主流认可的认同中寻求安全感，似乎成了最当然、也最理性的选择。
然而，当公共讨论里的风气从渴望找到“我们”，渴望表达“我们是一样的”，渐渐扩张成为“指责那些不一样的人”，甚至演变成“他们竟然敢不一样”、“那些不一样的人会害死我们”的时候，我们与可怕的国族主义之间，就不存在那么遥远的距离了。
社群时代，更多人学会了的是如何用看似理性的语言，来包装自己情感先行的选择。情感先行、直觉先行不一定是错的，甚至它是人类之所以能在演化中存活胜出的关键，然而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共同体，就有必要理解并意识到自己是用什么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
如果不保持自省，在团结、结盟的需求下，“民主”、“法治”、“人权”很容易被工具化，当它可以用来区隔对手或敌人时，就乐于拥抱所有进步的修词，以表示“我们不一样”，然而当实践它或回应它本质性的需求，触碰到我们的情感边界时，还对理念的坚持就被划入“危及生存、不切实际、不顾国家安全、要害死我们”那一边了。
我们要把公共性，建立于何种根基？
数月前在台湾社群广为流传的报呱网站专文《德国研究中心分析：为何台湾防疫经验不易复制》，几乎一眼就能辨识出这是有问题的内容农场文，然而在“台湾之光”的光荣感加持下，难以计数的言论领袖、知识份子、甚至令人敬重的学者，都转贴了该文。
很多人并非真的不知道是非或自身的双标，但情绪先行、选择立场以后，“媒体识读”的技巧，只会被工具性使用。以数月前在台湾社群广为流传的报呱网站专文《德国研究中心分析：为何台湾防疫经验不易复制》为例，几乎一眼就能辨识出这是有问题的内容农场文，然而在“台湾之光”的光荣感加持下，难以计数的言论领袖、知识份子、甚至令人敬重的学者，都转贴了该文。
当疫情唤起台湾人在SARS中被世界孤立、放弃的绝望感，被中共打压的愤怒、对大型传染疾病爆发的恐惧叠加爆发，台湾人空前的团结，但公共讨论的健康度也来到近几年的最低点。
自今年一月以来，关于引入数位监控、透过手机定位找出感染者行动轨迹、将健保资料库对接口罩实名制系统、禁止特定职业离境等措施，是否有侵害人权疑虑、有足够法律授权的讨论，都成了公共舆论中的“敏感词”，就算想善意提醒、建言者，开口前也必须以“政府做很棒、支持防疫原则以保护台湾人优先”当起手式。
台湾人空前的团结，但公共讨论的健康度也来到近几年的最低点。
正因为对中国长年的不信任，台湾提早应对一切，成为疫情中少数正常运作的国家。然而，很多人在自豪于这份如先见之明的同时，也将情绪转移到个体的中国人身上。九个月来，在台湾的中生、中配、中配的孩子们，不论他们个人政治或国族认同为何，都集体承受著这股不被信任、不受欢迎的情绪，甚至被认为“那就是他们身为中国人活该承受的”。而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言论铺天盖地的程度，连新住民社群都深感恐惧，毕竟他们也属于随时可能被质疑的群体。
在中国舆论界为方方出版封城日记陷入混战，甚至有人称其是“为西方帝国主义递刀”时，台湾的社群讨论里，也有许多人被类似地质疑。提问政府为 COVID-19 提出的特别条例第7条是否真有那么大法律授权的人，被指责为人权胶、不顾台湾人生命安全，即使多年来都站在第一线对抗威权、一直是民进党最佳盟友的学者和公民团体，只要认真讨论对是否包机接台商回国，以及中配及“小明们”入境资格，也都必须承受巨大的网路言论暴力。
那段时间里，恐怕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公民或居留资格该怎么认定，也不是如何维持防疫成果，而是比赛著谁比较恨、谁比较讨厌中国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这里应该辩论的是资格，而不是他们的言行与内心认同“配不配”。在这一题，显然有为数不少的台湾人认为既然中国流氓，我们也能理所当然的拒绝辩论与承担。
相似的情绪也展现在近来对待香港政治难民的态度上，不少人坚信越严格、名额越少越好，免得中国派间谍假装政治犯混进台湾，社群风向普遍也觉得香港的前途必须靠港人自己努力，台湾并不欠他们什么。我们好像忘记了，就算没有反送中运动逆转民进党一度低迷的选情，台商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第一批大举登陆、帮中国赚进第一桶金、走向大国崛起的功臣之一，赚到人民币的，并不是只有蓝营支持者。
除了谴责民间人士的救援“没有现实感”外，KOL们宣称“救援标准不宜明确化、规模太大有违国家安全”究竟有没有事实基础？在港澳条例框架下，什么是台湾所能做到最大程度的救援？我们有否打算借此向国际展现作为民主阵营最佳盟友，台湾不只能输出防疫经验，同时也懂得承担国际责任，而不是只想把香港难民送往欧盟、北美？
我们或许没有余裕去支持、去为他们发声，但台湾的委屈和苦难，并没有给我们贬抑、轻视他人所受压迫、还为自身政治利益将其正当化的权利。
台湾人的情绪近来甚至外溢到BLM运动上，认为这是在扯“最挺台湾的总统川普”的后腿。我们可以对BLM中个别失控的暴力表达不认同，甚至确实可能有中、俄势力在其中试图激化运动，但这并不改变BLM运动的本质，是严重的种族歧视、司法、社会、经济的长年不公。你个人可以期待川普当选，可以去向有投票权的美国朋友拉票，但不该加入那些种族歧视阵营的论调，认为黑人就是暴力、活该。
我们或许没有余裕去支持、去为他们发声，但台湾的委屈和苦难，并没有给我们贬抑、轻视他人所受压迫、还为自身政治利益将其正当化的权利。
回顾过去两年，正因中国威胁的阴影面积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先对内自我审查了起来；DPP的支持者，甚至民代、幕僚开始戏称自己为“沙包党”，认为选民什么都要找他们负责、要求他们做好，是不公平的，即使多数公民团体在民进党执政时抗争力道已经非常客气，甚至是多所期许的态度，还是会被称为“中共同路人”，意思是“就算没有直接与中国勾结，但你们的批评与反对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梳理这种大家都不想面对、不想承认的情绪，是很不讨喜，但却也是此刻很必要的过程。学者 Bernard Yack 曾在《没有幻想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改写霍布斯的话：“民族主义是讨人嫌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则是讨人喜欢的民族主义”。除了修辞和程度的差异，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最后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天差地远。
不论是爱国（国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信仰的都是“我们”的信条，意思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民族主义是丢掉钥匙、封上大门，只有已经在里面并被认可的人才能拥有相关权利，爱国（国族）主义在表面上看似比较包容，更懂得怎么使用包容、多元的语言，但却把责任丢给那些要求要被接受成为“我们”的人：是“你们”要向“我们”要证明自己。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是透过上述两者的教条、资格的设定来建立的，只能透过生活里彼此尊重、互助、协商而来。此刻，我们会选择将这个国家建立在哪一种根基上呢？
究其根本，两者都不接受人们珍惜、保持、甚至发展出更多差异却仍就彼此相属，不相信人可以无感、淡然、不憎恨敌人却仍愿利益与共。然而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是透过上述两者的教条、资格的设定来建立的，只能透过生活里彼此尊重、互助、协商而来。台湾人渴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已近百年，此刻，恐怕也是我们终于能远望到终点的开端。我们会选择将这个国家建立在哪一种根基上呢？
（乔瑟芬，基督徒性别运动者，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