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恐怖组织绑架的日本战地记者：战地报道的意义是和平
遭遇恐怖组织绑架的日本战地记者：战地报道的意义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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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地记者安田纯平为了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行径，在2015年6月入境叙利亚后就与朋友断了联系，随后他的求救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出现。外界认为他被国际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关押，直到2018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确认安田获释。
被关押3年零4个月后，安田在2018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日本政府表示在解救安田过程中，得到了卡塔尔政府和土耳其政府的帮助。在安田被关押期间，日本舆论中出现了“自我责任论”的论调，即去危险的地方是个人的责任，不能给国家添麻烦。事实上，这种态度与日本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
被绑架的40个月：始终相信不会被杀
2018年11月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田详细介绍了在叙利亚境内被绑架的经历。在这40个月里，他经历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
2015年6月22日深夜，安田从土耳其徒步进入叙利亚西北部，计划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进行20天左右的采访。进入叙利亚境内，事先约好的导游没有出现，另外两个人叫住了安田，他跟着两人走了大约1个小时后，两人的同伙将他绑入一辆车中带走。安田开始了3年零4个月的监禁生活。
“我很后悔当时跟着他们走了，这跟约定情况完全不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跟他们走。”安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去叙利亚采访前，安田做了充分准备。在战地，找一个靠谱导游非常必要。他所找的导游是叙利亚人，曾与另一位日本战地记者后藤健二（后被IS杀害）一起工作过的，还获得过反政府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团的担保。安田认为这位导游值得信任，但他至今无法解释自己被两个陌生人叫住的原因。
面包工厂、普通人家里、宿舍的地下牢房……安田的关押地点不断被转移。在武装组织与日本政府交涉保释金期间，安田的待遇还像一位“客人”——每天可以看6-10个小时的电视，还可以享用叙利亚的零食。
2015年12月，安田从武装组织处听说，其与日本政府停止了人质交涉。安田开始遭到虐待并被关押和转移到多个地点。2016年7月，他被转移到一处大型收容建筑里，他的待遇急转直下。在一间2米长、1米宽的房间，除了经常停电，他不得不忍受很多无理规定：不能洗澡，不能洗衣服，身体处于24小时不能动的状态。
这里的管理者自称与人质“玩游戏”，每天对人质说“想回去的话今天就要好好听话”，而游戏规则就是身体不能动弹。但不管怎么努力，还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比如，睡觉时动了动身体，就会被认为是犯规。这是一场无法完成的游戏。
被虐待了持续8个月后，安田开始绝食。20天后，就在他觉得快要死时，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住处。然而，安田始终相信自己不会被杀，“这个世上有很多以虐待他人为乐的人，但也有怀抱同情之人。如果真的决定杀人的话，会出现不同意见。所以我觉得直到被虐待到死前最后一秒，也会期待有人说 ‘够了’。”安田说。
受到长时间的关押和虐待后，安田曾对武装组织说“放我回去！要不把我杀了”。在这之后不久，他被转移到了土耳其。
关押安田的武装组织的真实身份至今是一个谜。他在发布会上表示，外界都认为他被“努斯拉阵线”关押，但他自己也不确定，因为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存在很多武装组织。从安田的经历可知，进入叙利亚的很多外国人以军人身份参加各类反政府组织，并且在不同组织之间流动。
从地上5层到地下1层的收容建筑里，负责关押的管理者的年龄从17岁到40岁不等，甚至还有老年人。据安田观察，这个收容所里关着各种武装组织抓来的人质，以百人为单位管理，武装组织用他们换取对等价值的东西。同时，安田也从别人口中得知，这里的头目在2003年以义勇军身份进入伊拉克，随后被美军抓捕，2004年在伊拉克南部的美军基地做过翻译。
将安田的视频和照片放到网上的是一位住在土耳其的叙利亚人，他与多个武装组织保持联系。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安田最初是被“努斯拉阵线”所绑架，这个组织经常绑架进入叙利亚的外国记者和一些前来进行人道主义支援的人。与伊斯兰国组织不同的是，他们得到保释金后会如约放人。
不断奔赴战地的动力：让国民知道战争的危害
2017年，处于关押状态的安田获得了“纪念山本美香国际记者奖”特别奖。安田今年44岁，起初在日本信浓每日新闻社工作。2001年美国多地遭到恐怖袭击，让安田对战地新闻产生了兴趣。这一年，他曾请假前往阿富汗和伊拉克采访。2003年，安田成为一名自由记者，多次往返战地。
2003年，安田前往伊拉克采访，为了阻止美军对伊拉克的进攻，曾参与人肉盾牌计划。2004年，当他得知3名日本人被伊拉克武装组织抓捕后，再次前往伊拉克，但在采访途中被抓，不久获释。
安田在描写伊拉克战争的书中写下驱使自己不断前往战地的动力：我只是想传达武装组织的声音，并报道生活在伊拉克的人们的现状。2010年，安田以厨师身份在伊拉克军事基地生活了10个月。纪实文学作品《去战场的打工者》记录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详细描写了在战地工作人员的现状以及军事领域民营化的现象。
在新闻发布会上，安田首先表达了自己对各界的歉意和感谢。他说：“外交部为了救他一直在努力，并且照顾我的家人。”同时，他表示虽然目前没有继续去战地采访的计划，但战地采访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决定是否要发动战争时，来自战地的报道是国民做作出判断的重要参考资料。
事实上，日本媒体并没有很好地报道叙利亚内战，处于和平状态的日本国民对此也不太关注。针对这一情况，安田说：“难民也会对日本产生影响，战地记者的存在非常有意义。战地发生了什么？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未来我会继续关注战地新闻。”
安田不顾日本政府的劝告擅自进入战乱地区，因此，当武装组织将他作为人质向日本政府索要保释金时，日本国内舆论批评说，他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长达2小时40分的新闻发布会上，安田对此做了回应。
安田首先向大家解释了战地环境的复杂性和信息不畅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认为“在自己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被抓，是自作自受”。当发布会上有人问到“是否自己要负责”的问题时，安田回答：“去战地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我自己负责。”
至今，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了7年，各种不同立场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繁杂，外界已经很难去当地获取第一手信息。安田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和周边的环境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这是宝贵的资料。
从安田的口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深陷内战的叙利亚，各种武装组织林立，“人质经济”浮出水面。可以推测，关押安田的收容建筑是一个接收和管理各类人质的场所，那里是反阿萨德政权的据点，不同立场的武装组织同时存在，他们经常分裂或者合并，有时候作为雇佣军参战。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以管理和收容人质的商机。安田的口述无疑为外界了解这里的无政府状态提供了珍贵资料。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自我负责论”
对于安田的释放，日本外交部否认支付了保释金。日本政府认为，一旦政府支付了保释金，就会让武装组织尝到甜头，更加无法保障本国国民在海外的安全。安田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证实日本政府没有支付保释金，被抓后不久，也就是2015年7月，他向美国日本领事馆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可以付钱但拒绝提供武器。2015年12月，安田得知武装组织与日本政府停止交涉。但在2018年11月2日，日本外交部部长菅直人否定了政府停止交涉救出人质的说法。同为记者的绵井健阳是安田的朋友，他在安田被关押期间向日本政府提出解救安田的请求，他认为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做出的行动应向民众公开。
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人质，安田也表达了自己作为战地记者的态度。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根据人质的身份、进入战地前所做的准备情况以区别对待的话，便说明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还存在很大问题。”
近几年来，每当日本发生一些重大事件，舆论中总会出现“自我负责”的论调，即“受害人自己承担风险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发生儿童绑架事件时，带孩子出去的母亲要负责；困在山里的驴友被救助后要支付费用，因为给政府添了麻烦。
事实上，这种舆论的背景是小泉纯一郎主导的结构改革和安倍晋三上台后修正和持续改革。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结构改革的主导思想是：恢复经济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需要改革现存的使日本经济低迷的限制竞争的要素，让市场彻底处于竞争之中。
然而，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构改革带来了大量失业，这时“自我责任论”开始流行起来。虽然安倍政权对小泉政权的改革做了一些补救性修正，但指导方针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忽视了社会保障。
同时，新自由主义还把弱者从社会共同体中割裂出来，甚至使之与整个社会对立。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需要特殊照顾的弱者”团结起来，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一些人开始歧视“有特权的弱者”，想把他们从社会共同体中分割出去。
前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曾公开表示，安田前往战地采访是个人行为，不应由国家负责。他说“安田报道的内容，我们通过BBC、CNN的报道也能看到，他一个人跑到战地去采访不过是为了记者的自我满足感罢了。”
重视成果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网上有人评论说，“记者只要去一趟战地就能出书，然后出名，既有钱，又有荣誉。反之，一旦被抓，还要国家去救助，这太没有道理了。安田这次被抓，说明他采访失败了。”
说到这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日本的“国家观”是什么样的？
日本政治学者片山杜秀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和兵役制度都很严格，但对国民从生到死负全部责任，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国民为本的国家。但是，安倍政权距此还有一定差距。安倍政权一边用“自我责任论”将战地人质的救助责任推向个人，一边又利用该事件煽动爱国情绪修改和平宪法。
国民本位的国家应是对本国国民负责，保护国民生命，但从人质事件看，主导新自由主义的安倍政权离国民本位国家构建之路越来越远，因为他把像人质事件、贫困等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负责任地归咎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