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英国退欧、欧洲移民危机、右翼势力崛起等事件，法国知识界做出的反应是实时的。就在上个月（2017年4月），卡尔桑提和勒米约合作出版《社会主义与社会学》一书，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学理上的回答。在这本书里，卡尔桑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第二阶社会主义”。几乎与此同时（4月27-28日），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一个名为“从制度民主到社会民主”跨学科研讨会也正在进行中。顾名思义，“第二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升级版。如果说社会主义概念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概念，那么，“第二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基于“主观建构”的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因此，也许像那个研讨会那样，叫“社会民主”更能接近这个概念所想要表达的内涵。但是，即便这样称谓，仍然可能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干扰（法语中差异较大，构词法完全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用词social-démocratie，社会民主则为 démocratie-société，前者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是走向奴役之路；后者以经典自由主义为取向，是走向自由之路）。因此，我们暂时称之为“社会民主2.0”，以表示其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民主”的不同。实际上，“社会民主2.0”中的社会民主，是相对与“制度民主”所言的。两天前的法国大选，尽管马克龙高票当选，但至少有一半投票马克龙的选民，仅仅是为了反对极右的勒庞。这显然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当选民认为无论推举谁都无法完成“代议”功能时，作为“制度民主”典范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就走到了危机之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综合近数十年思想进展的“社会民主2.0”的面目渐渐清晰起来。

要把握“社会民主2.0”的精确内涵，可以有许多切入点。我们将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语法（grammaire）”概念切入，并以此作为总线索，在整个欧美特别是法国的思想进展中，沿着智识界不断移动的制高点来探寻以“语法”概念为核心线索的“社会民主2.0”成长的点滴足迹。

“语法”概念，首先随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进入作为显学的历史学，渐渐成为当代学术的核心概念。1929年，由布洛赫（Bloch）筹办的《年鉴》杂志创刊，这份杂志直到今天还生机盎然，目前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校刊。而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派——年鉴学派——的名字也来自于这此。《年鉴》杂志从创刊号开始，就显示了其惊人的野心，集结大量书评，即使简短到只有几句话，也足以体现出这一群体试图总览人类一切文明进展，抢占智识制高点，在这种高水平的基础上发展的野心。所以，虽然最初年鉴是由史学家主导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注重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我们从布洛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涂尔干发明的术语，这是社会学渊源，而另《年鉴》初期的另一位主编费弗尔，则大力吸收语言学的成果。经过费弗尔的努力，语言学成为年鉴史学家们的基本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则成了基础必读书。此后，“语法”概念不仅催动了整个二十世纪法国人文社会学科的进展，而且至今仍然是这个领域前进的最大动力。“语法”概念之所以这么重要，与它本身有着深长强固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在欧洲，历经中世纪上千年的基督教教化，神的律法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最高标准。到中世纪末期，马基雅维利（1469-1527）摆脱了神法的束缚，就政治本身谈政治，现代政治学出现了。今天的政治哲学，就在这一神学政治冲突框架下展开。这种视角认为，神学-政治冲突取代了神法，主导了人类的精神进程。

蒙田（1533-1592）在《随笔录》中，讲了许多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故事，那是一个没有基督教神的律法的社会，它竟然也能运转！蒙田之后，笛卡尔（1596-1650）开辟现代哲学，人类对一切的认识都要回到“我思”，也就是要追问“我是怎么可能在自我意识中认识它的”。所以，笛卡尔之后，帕斯卡尔（1623-1662）在《思想录》里就会这样说：“Par l'espace, l'univers me comprend et m'engloutit comme un point, par la pensée, je le comprends.”大意是：通过空间，宇宙包含着我、淹没着像一个点的我，通过思想，我理解它。在法语中，包含与理解是同一个词，所以帕斯卡尔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宇宙包含我，我包含宇宙。这种思想发展到十八世界启蒙时期，就和希腊思想完美结合了，人们不再玩文字游戏，而是用“一与多”的哲学来做这种对应。

帕斯卡尔的思想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像蒙田讲述的那些没有律法的社会，是不是也要被我“理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能理解整个宇宙的“我”，是不完整的，那如何能回答德尔菲神庙上的“认识你自己”呢？

我们看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囊括了一切可知的人类社会，谈论不同的风俗。孟德斯鸠发展了一个新的社会性概念“vertu”，优点或功效，这样的词本来在基督教世界里，是不合神法的，但是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社会有不同的 vertu，有的追求荣誉，有的追求和谐，等等，从而甩开了这个词在古希腊形容个人品质的特性，赋予其社会性。于是，社会风俗，渐渐在神学与政治冲突中，显露出了不同另外两极的萌芽。

1721年被很多人标记为欧洲“启蒙世纪”的开端，原因在于，这一年孟德斯鸠匿名出版了《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里，孟德斯鸠以一位波斯人的语气，狠狠嘲弄了法国社会的风俗礼仪。到卢梭的时候，指责这种虚伪的风尚已经不再需要匿名了，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道：“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启蒙思想家们寻找一种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风尚”，这种风尚不是个别权势之人为所有人设计的，而是要通过每个人在社会中自愿地行动、自由地选择，最终形成的。

我们抛开一代代思想家对社会风俗越来越精致丰富的理解。尽快跳跃每一个大的历史节点。到了十九世纪末，现代社会学趋于成熟，社会被认为存在其自己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物理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这就成了社会学家的任务。

涂尔干认为，存在一种社会准则（norme），个体尽管希望在群体中自由地行动，但是仍然受到一系列标识了善恶的社会规则或文明标准的限制[1]。这些准则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根深蒂固，违背这些社会准则去行动，往往会遭到社会的排斥。

我们可能探知这种准则吗？如何探知？

在这个问题的长期困惑之下，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突然发现，语言学中有一样东西，具备着“社会准则”的特征，这就是语法。语法显然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慢慢形成的，直到今天，它还在不断改变，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一夕之间改变它并让所有其他人马上接受它，它是无数人在相互交往中一点点形成的，根深蒂固，谁违背了语法去说话，就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马上就会受到惩罚，遭到社会的排斥。

因此，通过语言学，通过语法，就是我们探知“社会准则”的一条途径。甚至我们开始说，社会行动存在一种“语法”，“社会准则”只不过是社会行动的语法。如果说用“社会准则”这个词的时候，有人还试图违背它，想想看，违背一个准则，并不是不常见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用“语法”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没有人有违背语法的想法。因此，“社会行动的语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比“社会准则”更能精确地表达我们寻找的那种规则。这种规则，过去人们认为是风俗，现在经过数百年的深入思考，越来越能精深地阐释它的内涵了。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社会行动的语法面前，统治者的权力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常常遭到挫折与失败。如果说走出中世纪以后，神学与政治的冲突，一度是什么最关心的冲突，那么，现在，具体说，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崛起后，以及通过战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蔓延，“社会行动的语法”的重要性正在超越政治制度，成为智识界思考的重中之重。如果说现代思潮基于政治无处不在，那么后现代思潮就基于社会行动的语法无处不在。

举例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理解福柯的“权力”，为什么不来自与政治制度，不来自君王将相，而是出自社会中无数个“主体”的自发社会行动。如果说将自己意志转变成他人意志的能力是权力的话，那么，如果一个人说话时不尊重语法、甚至违背语法，那么别人就可能听不懂他的话，他自己的意志就无法被别人有效地理解，他的权力就难于实现。结果，“语法”本身就成了更大的权力来源。福柯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人们是怎么界定正常人与疯子的，这也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准则、一种社会行动的“语法”。福柯对性话题的研究，正是要在寻找这方面“语法”的意义上，才更容易得到理解。

“社会民主2.0”的渐渐成形，意味着承认真实的“权力”不来自于“政治制度”，而基于于社会上千千万万个自主行动的个人，他们在互动中形成了“社会行动的语法”。在形式上，“社会民主2.0”依然是“人民主权”，其合法性依然是“公意”，但是公意既不来自全民公投，也不来自多数原则，而是来自作为主体的人民的社会行动的语法，在内容上，“社会民主2.0”则颠覆了一切传统“制度民主”的内容，需要在“过程思维”、尤其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行动学的意义上，重新升级改造所有的政治与社会概念。

2017年5月9日。

 


[1] ÉmileDurkheim, L’Éducation morale, Paris,Puf,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