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諸夏主義觀
前天我寫了一篇文章《對中國大陸有關話題的評論》，表明了我的諸夏主義立場。但是鑒於大眾對該主義的理解混亂，表現形式參差不齊，故使該主義而在華人圈子內惡名昭彰，我應@yogafourmi 之邀，回答關於諸夏主義的相關問題，撥亂反正，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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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嚴格地來說，諸夏主義是一套認識論，不是方法論。
它的指向性確實是過於模糊的。這種模糊性在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得到體現：“歷史解釋”和“歷史方法論”之間的問題。人們搞不懂它到底是要解釋歷史，還是要提供方法。解釋歷史，它看起來過於奇怪；提供方法，它看起來又過於傲慢和不嚴肅。但在我看來，它其實根本就不涉及後者“歷史方法論”的部分，而幾乎全部集中在前者“歷史解釋”的部分。
它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的西方歷史解釋方法與20世紀初的德國觀念論的美學外衣下，徹底的對中國主義的完全解構。要理解這個需要有很多閱讀和體驗得來的理論前設，很多甚至是只有科班教育，甚至通過外文文獻閱讀才能得來的。
所以當前對於諸夏主義的罵名主要集中在後者，因為歷史解釋總是艱深而涉及太多要摳腦殼去想的東西，但那些簡單粗暴的方法論則是人們最樂見的符號化產品。於是現在，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這樣一場亂局。
它的創始人劉仲敬曾經清晰明白地說過（是在某一期與台灣陳易宏醫師的訪談中），他是故意模糊這兩點，使所有東西不明不白地攪成一團的。他製造這種模糊氣氛的原因在於，任何人都可以從這迷糊糊好像看不懂的“星雲”中看到他自己的一面，並且基於他自己的行為習慣（劉仲敬習慣說“階級習慣”）來選擇其方法與模式。作為把這些東西攪成一鍋粥的人，劉仲敬自己也明白自己沒有任何權利去干預任何東西，所有的權限都是之後將這些東西拿來用的人掌握的。“有什麼樣的德性，就有什麼樣的下場”，當然將諸夏主義拿來用的人也不例外。最後生存下來的，無論人如何去干預，總是那些有生命力的部分，而這便是劉仲敬所滿意的結局。
於是，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果然有太多人根據太多自己的行為習慣去利用這一套東西。結果就是，按照劉仲敬自己也解釋過的中國人的“無產階級習性”，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將它完全給搞臭了。Cosplay地圖建國，在法拉盛成立政黨這些事情尚屬有些嚴肅，但是“費拉”“貴支”這些詞很快就被一些人拿做自己優越感的標識，用這套解釋體系中的標籤貼在別人身上，以將自己提到比別人高的心理位置上。這種情況下， 所有人只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想裝逼的人當然也只想取能夠使自己裝上逼得元素。有一條回復說得非常正確：某種意義上，某些反華人士的腦迴路與小粉紅是完全相同的，只是立場不同（或者乾脆一點，信息渠道不同）。
同樣，我從這套理論中也撿到了我的一部分，與他們不相同的一部分。我從中看到了我認為最瑰麗也是最嚴厲的核心：那便是，歷史是公正的。歷史並非偏袒強權，而是因公義而審判其中的人的。在它的面前，人自以為是的作為與目的都毫無價值；反而，只有符合公義的那一部分能夠生存下來。這就觸及到了一個可怕的，但卻被無數次地證實的命題：多數人總是被剪除，而只有少數堅持公義的人能夠留下來。
這是西方英雄主義價值觀的根本部分：性命只是人的意義的極小一部分價值，因英雄行為而犧牲是希臘與日耳曼神話共同的至高主題。而在中國，我們看不到這種清晰明白的英雄主義，只能夠看到一種“和稀泥文化”，美其名曰“和諧”。但是，這“和諧”的前提，是許多人的痛苦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忽略：加害者被懦弱地寬容，被害者的痛苦被掩蓋，甚至用鼓勵被害者立牌坊的方式來販賣自殘行為。只要沒有人提，它就不存在；只要能糊弄過去，一切就沒有問題。
這並非文化差別，而是“政治濃度”的差別。在這“政治濃度”後面，是整整一張“歐亞大陸政治分佈圖”——誰是統治者，誰是奴隸；誰有資格自己統治自己，誰只有資格艱難求生。這是諸夏主義這座大冰山中水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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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不是那麼有信心嗎？那麼請看看這套民族神話之外的歷史解釋：它是如何來的。在歷史的公正面前，人會因其渺小、可悲與可鄙而感到全身的顫抖。
我在四川大學讀歷史時的《中國古代史》課上，曾經在清史部分的最後一堂課上聽到教授對近年來西方中國歷史研究風潮“新清史”的批駁。在他看來，這套史觀是對中國民族歷史的解構，屬於“歷史虛無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這套史觀做了什麼壞事呢？原來只是一件事：盡量不用漢文資料，大量使用滿清前期的滿文老檔案。於是它自然地得出一個結論，那便是，大清並非一個所謂中國為主體的“朝代”，而是一個“內亞帝國”；所謂的漢地十八省只是這個帝國政治秩序中最不起眼、最卑賤的一部分，是地位最低的被征服者，是完全沒有能力自我維持秩序，甚至必須消耗滿兵駐扎才能夠維持治安的一塊地方。對於滿人來說，並非像漢人士大夫蒙古、圖博與滿洲，甚至西方與北方的一些部落，被重視的地位都比這廣土眾民的“漢地十八省”要高。
換句話說，是漢人士大夫用顛倒黑白的方法自己把清帝國發明成了自己的一個朝代。當然，滿人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也使得貴族政治退化，自然地與漢地十八省融合成了一個普世帝國。接下來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鴉片戰爭時的不堪一擊，太平天國時的人口清洗與滅絕，中央權力的衰微，以及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的興起。後者直接證明了，在中央權力衰微時，地方勢力的興起是一個自然和自發的過程。
新清史做錯了什麼呢？它僅僅就是用了可用的滿文材料、沒有只看士大夫的記述罷了。那麼之前的朝代歷史是不是也值得懷疑呢？因為儘管大家都明白“慕容鮮卑”“女真金人”這種蠻族入侵創建士大夫王朝的歷史，都會覺得是“士大夫”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同化”了蠻族，他們相對蠻族處在一個較高的位置。但是誰又能找到太多一兩千年前鮮卑語和女真語的材料呢？僅僅不過是滿清的史料尚且較為翔實罷了。鮮卑人和女真人入侵中原時，又有什麼理由去否認，他們其實是把這些毫無社會組織能力的士大夫看作卑賤的蠻族呢？
一卒忽橫刀躍起向後疾呼曰：“蠻子來，蠻子來！”——《揚州十日記》
是的，這種士大夫引以為豪的“華夏衣冠”，在征服者的面前，不過是連自己保衛自己都不敢、都不能的蠻子罷了。
那麼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整個“中華民族”秦漢以後兩千多年的歷史，全部是由士大夫單方面的記錄所造成的歷史發明。那麼我們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阿Q精神並非當代才有，而早就是在東亞被傳承了兩千年、被貫徹在二十四史中的士大夫精神：“我不能打仗，我打不過你，我靠諂媚你過活，但是我卻是你的精神上的爸爸。用武力的都是下等人，都是不符合大愛精神的。”
但是，難道使用武力，拿鮮血與命證明自己的守護精神，不才是一件最難的事情嗎？用各種理由為自己不使用武力保衛公義開脫，難道不是比使用武力更簡單嗎？
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編寫原則，就是建立在這種阿Q精神上的。無論我們人口滅絕了多少次，唐人已經和漢人不是一個種族，我們仍然可以自己稱為“中國人”，只要我們有這種被人壓迫卻把鞭子當糖吃的阿Q精神。
於是，我們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中華民族敘事”是一個阿Q故事。它是由歷代免費地享受征服者的武力成果卻又看他們不順眼的懦弱士大夫的共同努力下編寫成的一本虛偽道德的故事集。
這類阿Q學者，兩千年前有，一千年前有，現在也有。一旦有人想要揭穿這些阿Q，比如對中國政治情況並不了解、只是埋頭做研究的美國新清史學者，馬上就會遭到此類阿Q學者的堅決反對，認為他們犯了政治錯誤。
政治錯誤是什麼？就是揭穿阿Q的錯誤。為什麼不讓說真話？為什麼不讓用真材料？為什麼不讓源於真材料得出真結論？因為有些時候，人是靠違背良知而活著的。中國人長期地處於這種狀態下，不是一兩百年，而是兩千年了。反而，由於近代大英帝國秩序下，太平天國以後東亞長時間的政治分立與地方自治，在這種正向而非逆向的淘汰下，我們才能夠真的感到，真是對的，而假是錯的。這只是我們幸運的暫時狀態，並且中國很多人，包括這個網站的很多人，也都不處於這種狀態中。對“帝國主義”與“西方”的指責，實際上與對新清史的指責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在現在，好像我在說這話的時候，又觸及了一些小粉紅的心理底線，但我並不會管，因為我在這裡的目的就是努力去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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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發現，物理單位（人口、土地面積）等現在的衡量單位，在政治的視野內，是大幅度地不成比例的。政治視野內成比例的東西，就只有戰爭，以及戰爭的結果。無論用什麼手段去逃避戰爭，最終總是無論如何會嘗到惡果。東亞的居民在大多數時候總是拒絕為保衛自己而戰，也因此淪為政治視野外純粹生物性的人口。政治上的人是有尊嚴的；生物上的人則是可食用的肉與交配工具。試想，埃及行省在古羅馬的政治版圖內，處於什麼位置呢？它在元老院從來就沒有任何位置。它只能接受政策，從不能為自己制定政策。東亞大陸是世界上最集中的人吃人發生的地方。在你殺死一個人只為了吃掉肉以活命時，還剩下哪怕一點點政治嗎？人這時還是人嗎？而拒絕為保衛公義而戰，拒絕即使犧牲性命也要捍衛尊嚴的精神的後果與懲罰，就是人漸漸地變成吃人的人。就像魯迅說，“字縫里只透出大大的兩個字：吃人”。
諸夏主義的全部“歷史解釋”內容，其實只包含一個認識結論：東亞大陸的帝國並非以自我為主體的一個文明；相反，它是歐亞大陸文明的一個垃圾回收站。對於古代史“東亞普世帝國”的神話，它是這樣解構的：戰國之後，一代又一代有政治的外來集團在東亞政治完全消亡時入侵這片毫無政治、公義被壓迫、人除了生存沒有任何其他價值，而這時因為社會的坍塌而生靈塗炭、人口十不存一的土地，控制了這裡巨量的無政治人口，爆發出蓋過周邊野蠻部落的巨型政治體成為帝國秩序，又一次又一次地漸漸在腐化墮落中失去自己的政治，變得與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毫無區別，在下一輪的社會坍塌中再次發生人口滅絕，再次被新一代有政治的外來集團入侵。為什麼“朝代歷史週期律”不停地運行著？因為每到朝代的末期，人都會墮落到一種毫無政治的不是人的地步，一種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少有見過的地步。而在西方，政治密度一直較高、多國體系保持穩定的情況下，也就少有這種帝國秩序現象（唯一的例外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末期的人口大規模滅絕與人吃人現象也是有據可查的。可以說，羅馬帝國是西方唯一的“朝代”）。這種墮落的結果即是“張獻忠屠蜀”一般神話傳奇式的大規模人口清空：
“臣自正月離家北上，出境二十裡，見道旁刮人肉者如屠豬狗，不稍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於是毛骨懍懍。又行半日，見老嫗持一死兒，且烹且哭。因問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嫗曰：'此吾兒，棄之且為人食，故寧自充腹耳。'臣因此數日飲食不能甘。”
——陳其猷《饑民圖》
但是張獻忠為什麼又要屠蜀？請看他自己說的話：
“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聖律於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故吾奉天主之命，珍滅此種僧党及世間惡人。”
而在朝代之後的分裂，則是存在下來的仍舊有政治的少數人代替因毫無政治而滅絕的多數人的“多國體系”，直到這政治多樣性再一次下降，多國體系再一次演變成帝國秩序，這帝國秩序再次將人變成不是人的地步。
今日的中國人“不關心政治”，“生活中好像沒有政治”的奇怪現象，實際正是他們真的沒有政治的體現，正是他們是“政治版圖垃圾桶底的廢渣”的體現，而不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制度”造成的。而1949年後的近代史神話也被這套歷史解釋完全結構：“新中國”是一個蘇聯扶持下的政治軍事集團創造出的征服者帝國。國民黨是它的第一個化身，而共產黨則是第二個。這第二個化身代替了第一個，在蘇聯的扶持之下征服了東亞，繼宋、元、明、清之後成為最新的一個朝代。反右、文革、八九六四等事件只是它貴族集團內部的鬥爭，而在改革開放時期，貴族集團用計劃生育與人肉電池策略造就了一個世界工廠，成全了美國資本家的財富，犧牲了這被征服者民族全部的生育意願與未來。現在是這個帝國的盛世，也是這個帝國的危機時刻：它並非在“進步”，而是在政治多樣性下降的時候，從1949年到現在一直處在衰落的情況中。這並非可以證明的東西，而是我們本能地可以察覺到的東西。在當下中港鬥爭中，港人明顯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當前的中國人相比1989年的中國人，在何種程度上“不是人”；而在更壞的未來，他們將以何種方式人吃人。
於是我們又得到了一個令人震驚，但卻不得不被承認的結論：中國沒有自身的力量。它是一個只有征服者才能創造的東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將“中國”作為一個自在主體的說法，是一個謊言；“合”只是“征服者軍事集團創造的帝國”由初興到秩序解體時的社會崩潰的過程，而“分”則是各種小政治集團在這個不自然狀態下自然地興起的過程。但是因為東亞平均的“政治濃度”低下的緣故，政治集團相互兼併與外族集團入侵，又會及時創造一個新的“合”的局面。所以，“中國”這個代號，根本不表示一個政治體，甚或一個“民族”；而只能夠指稱一種“特殊條件下的政治動態演變”。
反而，在分裂時，這“政治濃度”是更高的：北洋時期的軍閥政治創造了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說構成了我們當代精神食糧的主要部分。在各省自決政治的情況下，“大學”作為政治的孵化所，能夠創造無數新的生命力。但在“統一”時，正向淘汰結束，逆向淘汰就開始了。當代香港大學生對政治的參與與鬥爭，反而被中國大學生所瞧不起。而在統一帝國的立場下，對於北洋軍閥政治，顯然持一種不容否認的污衊態度。
於是諸夏主義的歷史解釋便形成了這麼一個簡約而又幾乎是廢話的格言：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惡人無論如何扯著真理旗幟行偽善之事都不會改變他的下場，反而對於好人，“主會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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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才能夠完全地拋棄幻想。在“諸夏主義”對歷史解釋的拋開外殼看本質的撥亂反正下，我們終於發現了一個最真實的中國：中國人在他們總是精神勝利的情況下，卻總是事實上處於一種最悲慘與最卑賤的地位。他們用各種紙面上的數據來試圖說服別人，卻永遠不敢承認，自己並沒有任何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他們的“勤勞勇敢”中，“勇敢”是句謊話，而“勤勞”也不過只是句托詞：它只是一種對自己懦弱的掩蓋。“勤勞”抵什麼用呢？他們說自己勤勞，可是他們總是卻想讓別人為他們流血犧牲。他們稱讚流血犧牲，但到自己頭上，到香港人頭上，卻又露出真面目：流血的才是傻子，只要站隊站對了，才是精明人，所以，他們好像是精明人。可是，政治唯一的來源便是為自己流血犧牲，而這種犧牲是繞不過去的。
中國人出的價格往往最低，不願意付出一點東西，卻幻想收穫很多。但他們的僭主其實也沒有打算收合法收入。他們會以能夠維持自己統治情況下最大程度的壓榨來向他們索取，直到他們輸得一無所有：尊嚴，政治權利，所有東西都沒有，有的只有“提高了的生活水平”，只有“你有政治可是我有錢”的攀比式的精神勝利材料。在未來形勢不再允許的時候，如果統治者還有力量，這些東西都會被剝奪殆盡，而他們同樣發不出一點聲音；如果統治者沒有力量，他們只能夠死在各種野心家逐鹿中原的戰火中。
但這說明中國人的人種卑賤嗎？並非。諸夏主義唯一的可以被引申出的方法論（引申自它的歷史解釋體系），便是認識到歷史的公正，相信這種嚴厲的公正。
現在我們從諸夏主義得出了那個最重要的結論：中國人並非一個民族，並非一個國家，也並非一個種族，而是一種心理狀態。只要放棄了這種心理狀態，便不再是中國人，而成了自由人；如果抱著這種心理狀態仍舊在指責他人與將自己抬高，即使你是某某諸夏民族黨的主席，你也仍舊是你不想承認的中國人。將中國人放在自己之下是一種可笑的行為，只有當你知道中國人的痛苦時仍舊幫助他們去改變，才是我們該做的。
認識到這種公正，並且不要違背良知而活著。懺悔，然後做自己能夠做的。先不要指責他人，先試著指責自己。
如果你覺得我是在“以西方理論分析中國現狀”而“並不適合中國”，那麼你對“中國”的堅持會使你墮入你渴望的地方。因為你不是在堅持一個民族，而是在堅持一個披著民族皮的人類心理疾病。等候你的就是歷史公正對你的審判，就像它已經審判過的那麼多人一樣。
所以諸夏主義的實踐方式是無窮多的，但單單與那些推特上的“解體中國派”與民族發明家無關。他們找到了招牌，卻沒找到實質。反而，即使仍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只是因為良知無法忍受這種窒息狀態，而想自救和救人的人，他們本身就在實踐諸夏主義。
諸夏主義只是一個“認識進路”，一個艱難的卻也是徹底的進路：一些良知本來泯滅的人，本來已經不再相信良知的人，從中感到那歷史公正的權柄與力量後，再次相信了良知的權柄。所以，諸夏主義的後續，將是基督信仰，這兩者是需要緊密地結合起來的；而嘴炮建國這種東西，無論如何只是一條末路而不是一條正路。將自己擺在比別人更高的位置（包括毫無理由地認為信基督教的都是神棍而無神論者地位就是比神棍高——我也曾經持這種觀點，並且進入基督教對我這個曾經的無神論知識分子來說是個非常漫長而又糾結的過程），都是應當懺悔的；唯一應當堅持的，就是對良知的信和守護，對虛偽的厭惡，以及寧願鬥爭而死都不要沉默而活的原則。
未來是不可籌劃的，但有堅持者就有未來。對於我，我做的事就是傳道，網絡也好，線下也好，盡量影響更多人。尊重公正的主權，願意為公正而付出與流血的人得到公正的恩典，所以我自稱巴蜀利亞的Joanna，名字裡還帶一個“von”字。至於未來有沒有實際得到巴蜀利亞的國家主權，這條路又會如何發展，其實，根本不重要。
我將我的同道寫的信條也放在這裡：巴蜀教會-教會信條（前十二則）
其中有我非常喜愛的一段：
暴君是鞭打罪民的鞭子，它的主人是耶和華，為的是讓我們向鞭子的主人悔改，而不是裝作鞭子不是鞭子，裝作好像耶和華沒有鞭打我們一樣。
我們也不可讚美這鞭子，仿佛鞭子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一樣。
我們當明白我們挨打了就該喊痛，受了暴政理當反抗，試圖抵擋摧毀鞭子，承認自己和自己的族人受了折磨，並悔改歸向耶和華，承認自己是當受鞭刑的，為的是我們喊痛反抗鞭子時耶和華能原諒我們，允許我們成功，讓鞭子不再抽到我們的身上。
我們若忘記了鞭打的是耶和華，不思量我們的罪惡，反而打扮成無辜，上帝就算允許我們摧毀這跟鞭子，也是為了好換上更粗的鞭子。
我們若不以鞭打為痛，反而讚美鞭子或假裝鞭子不是鞭子，上帝就要刀殺我們，如同剪除迦南地的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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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現在就處在一種“重新發現良知”的階段。他們的“理性”認為暴力是錯誤的，升級暴力是不對的，但是本能的良知卻告訴他們，如果面對警察暴力自己不使用暴力，那便是虛偽的道德粉飾。他們忍受不了這種阿Q狀態，所以連中環商業精英都多有支持勇武派的，所以現在，“良知標準”與“勇武抗爭”也便結合在了一起。
有未來的人能夠從共同的良知中發現未來，所以他們有未來；沒有未來的人只是沉溺於過去的框架中而不敢面對未來，所以他們沒有未來。
所以，對勇武派的指責與割席，任何有良知的香港人都不會去做。暴力並非與良知割裂的；在這個時候，能夠使用暴力自我保衛，就是你的良知仍舊沒有泯滅的證明。暴力是一個責任，總要有人擔的；而不是一個負擔，總是被推脫的。前者的社會是生的社會，後者的社會是死的社會。
在網絡防火墻的兩端，這種分野正在以驚人的方式顯現出來。未來屬於誰，想必只要有眼睛就能夠看到了。
只是許多人，“有眼不看，有耳不聽；告訴先知說，你們不要去預言！”
Joanna 19/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