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聽過柏拉圖的政治理想，大概會知道他主張國家由哲學家統治，因為他相信只有真正懂得政治、認識真理、追求正義和具智慧的哲學家才有「德性（能力）」去統治國家，促進共同體的福祉。這促使二千多年來，無數統治者都自認為自己就是柏拉圖提到的那個哲學家皇帝。

然而，很少人知道柏拉圖在晚期「轉軚」，開始由「哲學家王國」轉向對法治的關注。在晚作《政治家篇》，他意識到自己早期的政治理想有缺陷，並以陌生人的身份與年輕的蘇格拉底對話，讓這位「小蘇格拉底」（過去的柏拉圖自己）明白到，即使哲學家王國是最完美的烏托邦，但現實上法治才是較好的選擇。

究竟柏拉圖是如何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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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篇》一開始，小蘇格拉底和陌生人討論什麼是真正的政治家。陌生人認為，真正的政治家應該懂得「統治的技藝」，就像醫生要懂得醫術、航海家要懂得航海術，只有懂得政治藝術的人，才能管治好國家。

這聽起來相當合理。如果國家交給庸人統治，毫無疑問只會造成災難。問題是國家通常具有法律約束人民，那麼法律應否也約束這個「哲學家皇帝」？

陌生人先重複了柏拉圖早期的想法，認為最好不要用法律來約束統治者，因為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世界千變萬化，有很多複雜的問題、新的個案需要處理，但既定的法律卻企圖規範這一切，不容許例外，自然有機會弄巧成拙。

柏拉圖以醫生治療為例。假如有律法規定了某種特定醫療方式，即使醫生發現有更好的治療方法，也會因規定而不能用更好的藥方醫治病人，這顯然是荒謬的。同理，假如哲學家國王想出更好的政策處理社會問題，卻由於法律約束令得他無法有效施政，那顯然不是最好的統治制度。

當小蘇格拉底對此聽到頻頻點頭的時候，陌生人卻忽然筆鋒一轉，反問小蘇格拉底：既然法律有明顯的缺陷，為何我們仍然要制定法律？

陌生人繼續一貫的自問自答。他以訓練運動員為類比，指教練一般有一套訓練方法有效地訓練運動員，假如要教練針對每個運動員制定不同的訓練方法，不但費勁，假如人數眾多更難以切實執行。同樣，雖然法律不可能針對所有問題做出最適當的規定，但至少（假如它是好的）法律能針對大多數情況做出合理的規定。

法律固然可能不是最好，但它可以更改，變得更好。相反，「哲學家皇帝」卻更為可疑，因為政治才能比其他專業才能更難求，只有極少數人可能掌握真正的統治藝術，假如有統治者謊稱或自以為擁有政治才能，但實情沒有（就像林鄭自許政治強人，「年年考試第一」，卻完全沒有治理香港的能力），對人民福祉只會構成更大威脅。假如沒有法律約束這種虛有其名的統治者，任由他施行暴政，人民只會受害。

因此，雖然柏拉圖認為法治是次好的政治體制，但考慮到國家有可能由暴君統治，還是需要法律限制統治者的權力，以保護公民不受侵犯，但代價是我們需要放棄沒有法律時的靈活性，即統治者也許有時有更好的政策方案，亦需要因尊重法律而放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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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現今「法治」討論的三個重要觀點。

  1. 雖然原則上國家最好交由最有智慧的強人政治家統治，但是我們難以確認誰是這個最好的統治者；相反，假如由暴君統治，人民將會遭殃，所以需要法律限制統治者。
  2. 沒錯，法治並不一定能為人民謀取最大的福祉，但考慮到暴政的可能，它提供了更安全和穩定的政治體制。
  3. 所以，法治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彰顯正義，更加是為了保護人民免受統治者侵害。

在柏拉圖心目中，最好的政治體制無疑是由哲學家皇帝和最好的法律結合而成，可惜現實永遠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國」。晚年柏拉圖意識到這點，於是接受法治的政治體制。

他在《法律篇》更提到：「假如法律從屬於其他權威、一文不值的地方，依我之見，國家的潰敗就不遠了；但是，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是法律的奴僕，那麼形勢就充滿了希望，人們沐浴於神賜予國家的一切福份。」

當然，柏拉圖和現今社會契約論者對政府建立的目的，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柏拉圖認為建立政府是為了促進共同體的最大福祉（共同善），但社會契約論則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個人本來不受任何其他人或權威約束；因此，政府擁有公權力的唯一合理來源只能是由人民的權利讓渡給予，故此政府受（人民訂立的）憲法限制是它合法統治的必要條件。

然而，柏拉圖的分析仍然是對法治的一種有力辯護，尤其是針對那些只崇尚強人或賢人統治的人士來說，更加是當頭捧喝，因為從沒有人像柏拉圖那麼渴求哲學家皇帝統治，但他在晚年也意識到這種制度的缺陷，而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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