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式法治》封面图

以下分享《威权式法治》一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段落摘抄。


第五章 管理律师、限制公民身份：1986年《法律职业法（修正案）》


1.新加坡的律师都受制于这样一个政体，尽管它有着威斯敏斯特式的政府结构，它也通过《宪法》确定了基本法律自由，但在新加坡，人们的权利意识并不强；而公共领域几乎全是由政府主导的。


2.总之，政府让律师公会理事会一起参与遴选委员会听证会，是为了攻击理事会并否认其决议的正当性。官方对律师公会的询问类似于指控，并且媒体因受到压力而不得让律师公会的论证进入公共领域。对于新加坡沉默的律师界来说，这两点都至关重要。


3.政府的第二种回应：如果律师的委托人被政府视为敌人，那么受委托的律师也会被视为敌人或成为强制对象。……对抗政府的律师，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个人代价。


4.听证会不但解释了政府的二元论特征，还表明政府利用强制力、公共话语和法律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让涉案律师噤声；第二，针对有关律师公会的那些潜在的民间团体，破坏它们的领导作用；第三，针对政府有关限制法律和民间社会的决定，向律师以及所有公民做出指示。


5.……提出了一种由政府做出的分类方式：法律是一类有别于政府的知识和活动。因此，若律师在公共领域对政府眼里的政治问题做出评论，那他就违反了规定。最关键的是，听证会教育所有公民：对政府的法制实践提出法治方面的质疑，将被视为一种政治挑战，这种挑战需要动用极端的国家强制力来处理。


6.作者认为政府（在听证会上的）愤怒表现出了它的焦虑，它急欲保护和维持其作为合法政府的声誉。律师公会提出的批评是法治化的，这就击中了政府所建构的法律的要害。


7.听证会强化了以下做法的合法性，即政府并没有授权律师公会作出批评的正当空间。换句话说，听证会表明，法律的界限并不在法律文本以及《法律职业法》和《宪法》的基本理念范围内，而是存在于话语之中，存在于政府作出描述、解释和确认的权力之中。


第六章 管理宗教：《维护宗教和谐法》


1.政府认为种族和宗教常常与潜在的”分化“有关，而潜在的”分化“正是”宗派斗争“的缘由。宗教的宽泛含义表明，宗教与国家安全是相互联系的。有鉴于此，新加坡一直特别关注宗教问题。政府一直认为，宗教会激发那些威胁政治稳定性的潜在暴力，而只有世俗的、理性的政府才能防范这一暴力。


2.”《宪法》保障宗教自由，然而，新加坡的种族多样性强化了宗教多样性“，其中，”然而“一词说明了宗教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重要限定条件。该转折词表明，鉴于新加坡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特殊性，宗教自由必须得到限制。


3.政府的论证逻辑即”如果不是x，则y“。……简化的论证，切实地反映了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命令。由此，政府的立场似乎就是常识，而政府制造常识的做法，即通过法律强制力来确立常识，却得以掩盖。


4.如果政府具有权威，并且公民只能服从和从属于政府，那么天主教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就违背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这些主体在两个方面违反了政府”以法统治“中的等级化管理：第一，天主教社会工作者并非消极被动的公民；第二，他们的行为破坏了隐蔽的社会”阶层“分类。


5.（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宗教和谐是一种必须加以维护的既定状态。但”宗教和谐“本身以及相关概念都是极其不确定的：宗教和谐意味着什么？宗教和谐是否存在？谁能决定宗教和谐的现象和特征？


6.《宗教和谐法》采用各种方式（限制令）让个人噤声以维持宗教和谐，它的潜在目地看似是确保政府对公共话语的支配地位。不进行审判，公共领域就不会出现相反说辞。这样一来，就能确保政府在法律、国家和宗教话语上拥有不受挑战的支配权。


7.政府实际上在反复重申一个未予说明的等式：社会运动=政治问题=国家的灾难。……并向公众宣告官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好像这些立场就是事实和真理一样。如此一来，《宗教和谐法》就纲举目张了。


8.在意识形态上，新加坡公民赞同政治多元主义。他们认为，诋毁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的言行，会危及新加坡尚不稳定的“多种族、多宗教”之间的和谐。一旦公民认同了新加坡政府的管理和权力模式，那么当他们认为这种“和谐”受到破坏时，就会提请政府和公众予以关注，并要求政府拿出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