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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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任何问题的判断：

1.能否预判问题；

2.能否拥有足以解决问题的资源；

3.能否使用这些资源。


1.预判资源

这段时间，沉沦已久的民主党为了趁着疫情这个天赐良机干趴川皇，无所不用其极地搜刮资料公之于众，侧面让我们看到了美帝的信息收集能力。

美帝情报部门在12月份开始关注武汉，贸易部长一月上旬向川皇预警，18号卫生部长向川皇预警，情报部门在二月初向川皇正式通报。

多方都认为疫情很可能会在美全面爆发，贸易部长尤其悲观，认为会造成百万级死亡。

从情报工作来说，递交到总统这个级别的信息，必然有四到五层的信息确认：一线团队、项目领导、部门领导、国会或白宫相关业务总负责人。

按这些时间点来看，美帝各个业务口对我们的灵敏度很高，信息收集和分析判断也很优秀。好几个部门对疫情严重性的判断早于武汉封城，那时疫情的相关信息即使在国内也是非常混乱的。

这种前瞻性十分值得钦佩，和老欧洲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美帝在预判问题上依然优秀，符合其全球霸权的身份。


2.能否拥有足以解决问题的资源

这里，美帝的能力出现分裂：有，也没有。

有，指的是资金、技术、组织。

这块我觉得都不用解释。

没有，指的是一般社会消费品，从拖鞋到维生素C，从电动刮胡刀到露营帐篷。

美帝自里根上台后，放松金融监管使得资本收益迅速高于生产收益，进而导致美帝制造业大量外迁，产业空心化。

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政体，但经历了二战冷战的美帝其实拥有相当多法律工具，可以在特殊时期内动员私人企业进行国家所需的物资生产。

不过我猜罗斯福和肯尼迪都没想到，民主工厂会有没工厂的一天。

美帝国内一般社会消费品产能极低，薯条和牛排这种需要在地化生产的食品工业还有，一般工业制成品是真没有，因为至少组装环节都在海外。

换以前，这其实也不是事，因为买就好了。

但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两党都有大量派系希望借此获取政治影响力，“夺回供应链”是最近最火的一面大旗。

两党的构想是用贸易战打压中国，减少贸易的同时逼迫中国主动去产能。同时将资金一部分用于投资国内，恢复一定产能；另一部分用于东南亚、墨西哥等可控国家，加深控制的同时重组全球供应链。一方面能憋死中国，另一方面能保证再无一个单一的工业霸权会诞生。

因此就不能简单地买了。

中国是第一波面对疫情，也是第一批控制疫情的国家，所以成了第一个恢复了产能的国家。加上本身庞大的体量，如果谁要买，一定问中国买。

但在疫情期间继续向中国大规模采购，那不仅不能够脱钩，“夺回供应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产能的依赖，缓解了中国产能过剩的困局。

这份纠结，使得疫情期间，美帝的大量落地细节上出现自我干扰。


3.能否使用这些资源

这块美帝麻烦有点大。

前两年圈子里喜欢乳法的时候，大家都有个公论：法国在账目上的能力并不弱于纳粹德国，但法国的动员能力弱于纳粹德国，所以被干趴了；

纳粹德国的账目能力甚至优于苏联，但动员能力远不如苏联，所以也被干趴下了。

美帝当下的麻烦就在这。

美帝自十三州建国以来，就强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共识。这个共识从家庭、到社区自治、到州乃至国家自身，贯穿始终，是合法性的基础。

能够遗留一定集体主义传统的，要么是林肯面临内战时的国家利益考量，要么是一战二战冷战的危机所迫。其他时期，个人主义一定压倒集体主义。

换言之，除非面临国家存续、或者急迫的外部压力，美帝整体没有集体主义的氛围。

这也是美帝为什么总是在大力推广军队形象，因为这是她唯一一面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号召集体主义精神的旗帜了。

这种近乎放任的个人主义在里根时期开始蔓延。里根成功地把民间因越南战争所产生的反战情绪，转化为民众对大政府的恐惧。借着这种恐惧，持续拆解美帝在二战冷战所形成的国家动员能力。

国家要有强动员能力，就会占有大量社会资源。拆解国家动员能力，就能释放这些资源，将其转化为资本扩张的爆发基础。这也是高盛支持里根的根本原因。

你可以理解成，自罗斯福以来形成的大量美帝国有资产，以一种巧妙的形式转化为了华尔街的私产。

苏联的解体与中国当时的顺从姿态，进一步刺激了美帝在这条道路上的狂奔。以2003年小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说出那句“mission accomplished”为标志，美帝彻底放弃了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化，除了核心的军工复合体、能源和高尖精产业，其他的一切，全面转向了放任状态。


这种放任的经典象征，就是无金融监管的华尔街与日趋极端的政治正确。

前者是放弃实体产业，转向虚拟经济，国家被金融所绑架，在饮鸩止渴的道路上不踩刹车；后者是国家放弃动员建设，意识形态出现虚无化，民众和政治党派只能依靠极端化议题才能得到团结。

这是美帝独有的富贵病。因为其他国家既没有资格单靠金融来保持增长，也无法有全球铸币税来赎买本国国民的满意度。

麻烦在于，这个富贵病伤害最大的，就是美帝的国家动员能力。

物质方面：

国家放弃了大规模对内实体投资，放任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形成了事实割裂；

国家放弃平衡，加上金融的刺激，仅有的核心工业在少数几个州高度密集，进一步加强割裂；

高度外贸依存，部分州的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与互联网、金融产品严重依赖全球市场。这使得美帝与外部的拉锯也反应到内部的牵扯上，在疫情与贸易战双重条件下，会在短期内严重凸显这种割裂。

精神方面：

美帝民间整体丧失了对国家动员的理解和支持，盲目相信个人主义的必然正当性；

个人主义反对大政府，引导社区从自治走向极端，趋向于自生自灭。这种概念从社区蔓延至州政府，成为长期的地方三权精神；

政治正确的风气使得个人主义拥有不可置疑的道德高度，因此短中期内无法得到反馈修正。

就像两个相互旋转的球体，形成了自我循环的下沉：

国家只要放弃干预，放任必然带来不平衡；

不平衡必然带来立场差异；

立场差异一旦有合法性保护，必然加剧割裂；

割裂加剧必然强化立场差异；

下沉循环就成立了。

要打破下沉循环，就要国家干预与平抑个人主义。美帝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哪怕是韩国那种国家干预，也只有在全民认可的危机下才能实现；

而个人主义的表达在美帝享有过高的合法性，无法平抑。个人主义不平抑，就无法获得全民认可，国家干预就无法启动。


讲到这，就能理解美帝疫情间的各种乱象：

川皇即使通过情报机构提前获得信息，他也无法实现起码的动员。因为国民个人主义盛行，在疫情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前，国民对动员不能理解。因此即使勉强动员抵挡住了疫情，这些代价也会算在他头上，而不是功劳；

高层官员得知疫情情报后也是如此，只能尽力照顾自己的选区和资助企业。但选区内国民也无法理解，只有企业是集权式管理，能够在获得情报后迅速行动。所以部分提前收到消息的美企反而做了准备，有的停止商务旅行，有的金融避险；

纽约作为爆发区域，急需物资。但是基于社区自治形成的州传统，纽约州不便向其他州求援，只能求助于联邦政府。其他州为了自保，反而会在目睹纽约州的惨状后，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与纽约州竞争重要的防疫物资；

联邦政府也无法大力支持纽约州，因为联邦政府毕竟有义务帮助全国。加上国内已经没有相关产能，因此联邦政府在提供少量支援后，反而要在全球市场上和包括纽约州在内的其他州一起竞争物资；

其他前期疫情数据较少的州，无法短期内获得国民授权，只能放任人口自由流动。因此当纽约封城时，大量纽约居民能够随意全国移动，没有任何隔离措施；

部分州自身经济脆弱，不愿支付防疫成本，更是借着民意混乱时声称疫情被夸大，无需恐慌。这在事实上恶化疫情；

州之间的混乱同样反映在州的内部。中心城市居民有积蓄，一般也有合法身份能领取补助。但是为城市提供物资和人工服务的附属城区无法承受停摆的损失，城市中的非法移民和底层劳工也难以领取补贴，这导致州内意见同样混乱；

各地混乱割裂的意见又能成为川皇和共和党自保的基础。川皇自开始就无心防疫，更担心经济损失，因为除非每家每户都有邻居得病死了，否则多数人只会对股市更敏感。川皇不停利用这些情绪来推进自己的复工要求，进一步干扰防疫效果；

而民主党为了彰显与川皇的区别，生硬地将民主党州的复工与川皇的复工划清界限，人为扭曲复工的指标和进度安排，这导致全国复工与防疫均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太多太多，说不完。


美帝看到了问题，美帝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美帝最后就是搞成了群体免疫。

联邦政府与州的问题，存在于州的内部，存在于一个城市内部，甚至存在于小区之间。

其根本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帝，放弃了对个人主义的干预，最后陷入了“除非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授权，否则无法实现有效防疫”的怪圈。

大众无条件信奉何种理念，国家就要保持对该理念的干预能力。因为无干预，大众最后一定会将这种理念极端化。

华尔街想赚舒服的钱，就要操盘国家资产；要合法操盘国家资产，就要污名化大政府；要污名化大政府，就要无限拔高个人主义。

这个路径一实现，基于个人主义的授权与程序正义就会极大强化，全链条的效率都会下降。

链条的每一处折损5%，十次下来也快折损一半了。美帝的时间优势与账面资源，就是这么一点点折损掉的。唯二的希望，就是群体免疫，和足够多的人能被现实警醒。

不过一定的群体免疫也会给剩下的人造成一种安全的幻觉。所以最后对的可能还是福奇：这病会在美帝长期传播下去。

这就是美帝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