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這東西類似不斷改變前進方向的局部沙塵暴，你變換角度力圖避開它，不料沙塵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樣變換腳步。這是因為，沙塵暴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麼。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徑直跨入那片沙塵暴中，一步一步從中穿過。
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徵性的，同時又將如千萬把剃鬚刀鋒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軀。不知道有多少人曾在那裡流血，你本身也會流血。溫暖的鮮紅的血。你將雙手接血。那既是你的血，又是別人的血。
而沙塵暴偃旗息鼓之際，你恐怕還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從中穿過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經遠去你大概都無從判斷。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從沙塵暴中逃出的你已經不再是跨入沙塵暴的你。是的，這就是所謂沙塵暴的含義。
——《海邊的卡夫卡》


九月立法會選舉，我從五月份開始就琢磨著應該做點什麼。看到有參選人招募義工，我填了表，想要試試看。

第一個任務是發傳單。公眾假期站在旺角人來人往的街頭，我終於有機會好好看一看每天與我擦肩而過的都是些怎樣的面容。外傭三五成群地逛街、老人推著車艱難運送紙皮、拾荒者在垃圾桶內翻找食物⋯⋯原來身邊有這麼多不同的人。

在興致盎然地觀察了社會多樣性後，我發現沒什麼人對反對國安法這件事有興趣。沒什麼人接傳單，是我長得不夠好看嗎，嗚嗚。

很多人只是冷漠地走過，眼神空洞，步履匆匆。疫情下所有人戴上口罩，成為了更相像的喪屍。我在很多街頭都與這樣的靈魂重逢，這也讓我審視起我自顧不暇的人生——應付生活和工作已經夠累，政治現實又如此讓人沮喪，如果是我，大概也會懶得投去目光。

不過有點好奇，從眼前走過的這些人，有多少曾經是兩百萬人遊行中的一員呢，他們還懷抱著當初的信念嗎？


還沒有想明白，國安法就來了。從傳言到開會、審議、刊憲，一切都毫無懸念地發生。輾轉反側之際，夜晚收到同街站義工的消息，說經過風險評估，不會再出席反國安法的街站。

我回一句「保重」，卻也覺得這句話在說給自己。

翌日還是出了門，在原定地點附近轉了轉，沒有發現街站的蹤影。但我連發消息問一問的勇氣都沒有——如果街站照舊，我還敢去幫手嗎？怕一切失常，更怕一切如常，街站取消是我此刻膽怯的最好托辭。帶著分裂、顛覆國家的欲加之罪和腦海中一萬種悲慘下場，我慢慢走回家。

我的內心與這個城市的秩序同步崩塌。很難形容這種感覺，害怕嗎？失落嗎？似乎都不是。模糊條文、漫長刑期、處處彌漫的恐慌，打成一個神秘的活結，套住了那一刻的我。

後來我看到有參選人發的post，說「正正喺呢個時刻，與其話選舉仲有咩意義，不如話我哋繼續選落去本身就已經有意義。」我欣賞的一個參選人說，覺得反對國安法比保住這個議席更加重要，其他的義工也說無論怎樣都會繼續堅持下去。是這樣的吧，我想，還有這麼多人不甘心認輸，明明還可以再試著努力的。是吧？


然後我去買了一頂帽子。鬼鬼祟祟地，又開始繼續走到路邊收集簽名，向過路人宣傳拉票，拉到最低的帽簷和防疫用的口罩，使我甚至難辨雌雄。路過的阿叔眯著眼睛，指著傳單上的參選議員照片問我：這你啊？

哭笑不得，但多少安心了一些。最近在讀陳健民老師的獄中書簡，他在書裡引述哈維爾，說對抗極權，無權者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活在真誠中。我努力說服自己，沒有什麼東西改變了的，加油，不要怕，不要認輸。

嘗試多了幾次後，我發現情況也未到我想像的那麼糟。警察照例在街邊巡邏，路過街站時抬頭望望，不太感興趣的樣子，之後繼續向前走。我開始沒有那麼緊張，繼續在街上蹦蹦跳跳，像是無端偷來了這些自由，珍惜之餘還多了一絲劫後餘生的歡欣——聽上去還不錯，但我知道這些恐懼、釋然和喜悅都來得不太磊落，反對或擁護的權利、自由的言論表達，本該是生活中再正常不過的事啊。

但也沒關係，因為我終於開始覺得自己在親手抵擋一些什麼了。我想起那個名為烏鴉的少年對十五歲的卡夫卡作的論述：你不再是你，這就是所謂沙塵暴的意義。試著比以為的自己更勇敢一點，大概是國安法賦予我的最大意義。像潔平說的，不要因為太辛苦，而扭過頭去。此刻的我有在努力注視著。

編《元朗黑夜》的柳俊江說，「很多恐懼，只不過一種感覺，一種你不去觸碰就以為存在的恐怖，是你自己設下的底線。問問自己，為甚麼要驚？是否一定無法克服？嘗試克服，嘗試強逼自己面對。大家要克服直覺，克服直覺性的恐懼。」我也覺得是這樣，法治無險可守，心裡的防線還是可以試著守住，不如晚一點再投降。


有時候也有點迷茫。比如國安法生效後，我所在的街站依然堅持收集反對簽名——反對沒有用了，還是要反對嗎？會有人來做這麼沒意義的事嗎？對手號稱支持訂立國安法的簽名突破200萬，而我們在烈日下一個個緩慢收集，真的令人有些沮喪。但許多人還是認真、一筆一畫寫下名字。或許是這些人的堅持讓這個舉動看起來有了些許意義，又或許，反抗本身就是意義。

反抗本身就是意義——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反抗很累。在國安法的陰霾下，我只是去幫手做一些簡單的事情，內心就已經經歷如此掙扎，更不要說那些從政者、那些在公開場合與政權宣戰的人、那些無時無刻不緊盯著社會每一個陰暗角落的人，他們該付出多難以言說的代價。

警方在初選前一晚高調搜查設計投票系統的民意研究所，研究所主席鍾庭耀深夜見記者時說，「⋯⋯投票是光明磊落的事，我哋行得正企得正。」聽得我幾乎要哭出來。他曾經是我的老師，記得清楚，第一堂課時，他帶來親共媒體如大公報在課堂上展示，上面有整版對他的抹黑控訴，他神情自若，甚至有些驕傲。當時只覺得好笑，並不知道這些報導意味著什麼，他要面對的困難又有多少。

初選結束後， 中聯辦和港澳辦連番發聲明譴責，宣稱初選違反國安法。看到有份協調的人員因為安全問題相繼退出，覺得有點難過，也突然懂了邵家臻寫下的那句——「世界上最累的事情，就是作為專制政權的反對陣營成員。你發起的遊行，你負責的籌款，你爭取上下眾傳媒發表政見，通通都『諸般不順，百不勝心』。事關對專制政權來說，獨立、敢於批評、能鼓勵群眾的反對領袖，就是頭號心腹大患。他們人數不用很多，卻敢迎頭痛擊掌權者。反對濫權，譴責不合理政策，待條件允許時，他們還投入選舉，挑戰獨裁者。他們做這些事情，個人往往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和犧牲。」

但他又說，「一旦了解自己的獨一無二特性，在歷史的位置無可替代，就容易盡上最大的心力，完成最大的時代責任——了解『為何』而活，便可承受得住『任何』煎熬。」

是吧，整個城市已經被時代降罪，但那些面對非議脅迫的坦蕩，那些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敢，那些君問歸期未有期的難過，一定都會成為不朽的生命痕跡。


初選定在7月11和12日，我想起前不久罷工罷課公投那少得可憐的參與人數，心裡有點絕望——事實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結果會怎樣，連發起人戴耀廷都說，對投票率達標沒有信心。

但意想不到地，票站水泄不通，投票人數逐漸呈幾何級數增長。站在路邊，很多人來詢問我如何投票、哪裡的票站最近，真的太讓人意外了。

朋友在我邊上派傳單，投票時間快要截止時，聽到他還在不厭其煩地對路過的每一個人講：「超過五十萬人已經投票，等緊你嘅最後一票呀！」

很多人答「投啦」，或是叮囑一句「加油」。這種感受大概和當日身處百萬人遊行隊伍中一樣，是一種被淹沒在人群中、明白雖人微言輕但不甘虛作無聲的，自覺渺小的滿足感。

那一刻我有點恍惚，DQ、國安法、連帶所有的猶豫懷疑，都突然消失不見——就算只是場海市蜃樓，也總算有幾十萬人，心甘情願到此一遊啊。

有個的士司機特意停車，搖下車窗玻璃對我喊：加油啊！

我說要記得投票，他：哎，之前忘記登記做選民⋯⋯

我：⋯⋯唔緊要，我都未係永久居民。

兩個無票可投的人面面相覷，最後一起笑了出來。邊上有個區議員反覆用揚聲器呼籲，說希望大家珍惜每一次選擇的機會。雖然冇辦法投票，但其實我同佢都明，我哋都選擇緊㗎！

於我而言，從一開始只敢默默把傳單派給路人，到最後豁出去、在路邊大喊「民主派今日初選最後兩個鐘大家快去投票呀呀呀呀呀」，我覺得自己也似乎找到了想要的自由。


有天去街站幫手，從白天忙到夜晚，夜幕降臨，天邊開始出現晚霞，路燈暗中亮起，我抬頭想看看高樓大廈間的天空，卻意外發現了星。

香港真係好靚。我還以為香港的市區是看不到星的。但，就算不是星星，也總有什麼東西在閃爍吧？在這個城市，就算只仰賴陌生人的鼓舞，眼淚也已經滿得要溢出來了。

我想起反蒙面法頒令後滿城的黑色口罩，窗邊喊口號時縹緲卻堅定的回應，迅速打開又散去的傘陣，行路或凱旋時遠處亮起的閃光燈，那些默契與真誠、信任與接納、寬容與體諒，是使人安心的力量，是你知道永遠有人stand by you，並願意為你照亮一小段之後的人生。

總會有人接住你。天空晦暗但星光繾綣。

注：香港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是指民主派就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在地區直選、區議會（第二）界別及衛生服務界所舉辦的初選，以決定由誰人出選相關立法會選舉議席，爭取民主派史無前例的35+過半數議席，投票人數達61萬人。作為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指民主派初選「依靠的並不是任何法律效力」、「規範力是建立於相互信任的政治道德」。詳情可見https://zh.m.wikipedia.org/zh-hk/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