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根溯源】“武漢肺炎”這個詞是怎麼被發明出來的？
作者：王一夏
編輯：Red
前言：
「武漢肺炎」污名問題最具話題熱度的時段已經隨著動盪不安的春天而遠去了。現在，本文嘗試以一個冷靜、積極、不偏倚任何一方的視角，通過大量的考據工作，對「武漢肺炎」這一稱謂進行溯源、對比，並討論相關爭議，以向讀者朋友們傳達這一信念：徹底廢除這一稱謂，是去污名化（destigmatisation）事業的必要努力，與文明有關，與政治無關。
首先，我們將回到一切的原點：
「武漢肺炎」所指之流變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將符號分成「能指」和「所指」兩個互為表裡的連結。能指，signifiant，就是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所指，signifié，就是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随着疫情发展，「武漢肺炎」這四個字作為能指的意符，其「所指」歷經了改變。
必須窮根究底，才能儘量還原一個事物的本質。通過對「武漢肺炎」這個能指的溯源，我提出猜想，它的誕生離不開語言上的因素，具體而言，即與中文的簡略習慣息息相關。中文標題錙銖必較，行文也務求精簡，本身有在部分場合省略虛詞的習慣。通過由此倒推和具體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武漢肺炎」在最早指的其實是「在武漢的肺炎」。
在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武漢肺炎」四個字在大部分情況下僅僅是「武漢的肺炎」（武漢爆發的肺炎）的略稱，幾乎還沒有用來指代該疾病。原因也很明顯，這些新聞報道、通報都在“否認”這個病情的存在——非常諷刺的是，最早中國大陸用來描述“新冠肺炎”的誤讀“武漢肺炎”，實則是為了迴避這個病情“是否存在”——所以它在當時並不會被命名，只能被“形容”成“武漢肺炎”。
這個階段，媒體依照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紅頭文件，通用「不明原因肺炎」來指代這一疾病。
但也是在這個時間段，媒體為了精簡用字，已經開始改變「武漢肺炎」的所指。需要注意的是，其所指的轉變過程是微妙的、模糊的、可以引起多種解讀的，並非是一個直接的改變過程。同時，「武漢肺炎」原初的所指也未驟然絕跡，偶爾也會有零星出現，例如1月11日港府的新聞公報：
（由導語可知，標題處的「武漢肺炎」是「武漢市的肺炎」的簡稱。）
下面具體考察兩岸三地最早出現的，用以確指具体疾病的这一所指下，「武漢肺炎」一詞的疑似用例：
香港01在2019年12月31日的這篇報導：
前兩處的「武漢肺炎」結合後面詞語的搭配，可以理解為「武漢的肺炎消息」和「武漢的肺炎疫情」，而第三處則允許人們解讀為「武漢肺炎」被用以直接指代該疾病。
台灣新頭殼同日的報導：
在正文使用的是「不明原因肺炎」，標題的「武漢肺炎」雖然也有乃句讀或略稱的可能，但很難不被解讀為是在確指疾病，
大陸中新網1月1日的報導：
(原連結已失效，這裡其實也有些含混不清。)
以上的三者都是12月末、1月初，最早用「武漢肺炎」來指代疾病的模糊情形。如果說這些還尚存爭議，1月中旬開始，「武漢肺炎」確指疾病的所指則已被完全確立。應該留意的是，這在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兩岸三地都是如此，聯繫上文，可以視作陸港台相互參考下整整齊齊的流變。
大陸1月11日的電視節目：
香港電台（RTHK）1月11日的報導：
台灣中央社1月14日的報導：
「武漢肺炎」的原本所指「在武漢的肺炎」只要跳出武漢市域，便不再成立。故而這是非常肯定的以「武漢肺炎」來確指疾病的情況。
央視的報導案例說明，大陸媒體沒有第一時間注意到「武漢肺炎」一詞的污名化問題，深圳、南京等地的媒體也有具體實踐，難以窮舉。港台媒體1至2月間使用「武漢肺炎」來指代疾病，除了「武漢肺炎」本身所指的曖昧變化之外，應也參考了大陸方面的錯誤示範。
史海鉤沈：為什麼十七年前的「廣州肺炎」不如今日「武漢肺炎」通用？
如果在互聯網裡「考古挖墳」，很難找到「廣州肺炎」、「廣東肺炎」的用法，但這並不代表「廣州肺炎」沒有存在過。
劉暢，時任《中國青年報》國內時事部主任，曾在接受紀錄片拍攝時，直接引述他採訪的北京第一例輸入性非典患者的原話，數次出現「廣州肺炎」。可以推知，當非典在還未被官方公開、仍是飛短流長的「謠言」時，民眾使用的一種提法是「廣州肺炎」。
考據下可以肯定，「廣州肺炎」是「非典」的早期俗稱。那為什麼「廣州肺炎」漸漸被「非典」代替，而不若「武漢肺炎」般通行呢？艱難考據後，可知有如下幾個因素：
一、「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的定名較早
下文中會提到，大陸的「新冠肺炎」是2020年2月7日正式定名的，自2019年12月30日的最早報告已經過了一個月。2003年呢？中文維基百科稱，2002年12月底，互聯網上開始流傳相關討論，不久被封禁。遺憾於年代過久，且鉗口之下，論壇帖子難以存留，我們無法找回當時討論的原文，便無法確定其用詞如何。好在有這一篇2007年的報導，讓我們找到一些雪泥鴻爪。
大陸殘疾人聯合會主辦的《三月風》雜誌在2007年第五期推出「非典四週年祭」特別刊，其中報導了廣州中山大學附三院傳染科副教授鄧子德，為非典「命名」的事。
2003年1月2日，鄧子德接到通知馬上去執行一個緊急任務。原來河源市也出事了，廣東省衛生廳派遣一個包括鄧子德在內的6名專家組成的小組前往調查……會診到深夜十一點的鄧子德等三人睡不著，乾脆跑到街上光顧快要打烊的大排檔，坐著小板凳邊吃粥邊繼續討論。經過多次發言後才形成一致臨床診斷意見，首次以「非典型肺炎」命名這種原因未明的疾病。……緊接著，專家組形成SARS病症被定義的第一份重要報告——廣東省衛生廳赴河源會診調查專家組工作報告，簡稱「河源報告」，首次出現「非典型肺炎爆發」等字眼。
照此報導，「非典型肺炎」一詞，於1月2日得名於河源午夜街邊的大排檔上，翌日定名於《廣東省衛生廳赴河源會診調查專家組工作報告》中，又於1月21日在《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報告》裡被正式確認。
1月3日起，南方網（廣東省委機關網）就開始使用「非典型肺炎」的提法：
廣州陸軍總醫院、中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等大醫院的專家於昨天到河源，幾位患者被初步診斷為非典型性肺炎。（2003年1月3日《謠傳河源出現不明病毒 市民不明真相爭購抗生素》）
專家介紹，近期廣東頻受冷空氣影響，天氣變化較大，尤其粵北地區氣候十分寒冷，這種情況下特別容易引起流感，人體抵抗力下降的時候還可能會感染上非典型性肺炎，但這類肺炎並非大病，只要對症用藥，不用住院就可痊癒。（2003年1月9日《市長凌晨開會辟謠 「河源出現未明病毒」是謠言》）
（更多詳：http://news.southcn.com/gdnews/nanyuedadi/200301030819.htm、http://news.southcn.com/gdnews/nanyuedadi/200301040162.htm、http://news.southcn.com/gdnews/nanyuedadi/200301090445.htm、http://news.southcn.com/gdnews/nanyuedadi/200301040162.htm、http://news.southcn.com/gdnews/bestlist03/200301180078.htm）
外界後來盛傳，當晚一邊喝粥、一邊討論的鄧子德，是「非典」的第一個命名者。他辭讓地説，「非典」是北京人簡稱的。對照「武漢肺炎」的情況，2003年疫情早期時，大陸媒體上就已經使用「非典」，這也斷了港台媒體參照大陸通例，學用「廣州肺炎」的可能。
二、港台通用「沙士/薩斯」的原因，有些諷刺
大陸對疫情形勢和病原體最初的誤判及其造成的虛假安寧、境内外信息的阻塞、諸多巧合下「非典」由境外科學家和機構最先認定為是全新感染性病毒性疾病的歷史事實，陰差陽錯地讓「沙士/薩斯」成為港台通行的名稱。
2003年2月中旬，大陸方面認為「非典」疫情並不嚴重，國家疾控中心、廣州市府、廣東衛生廳等都發出過積極的信號。2月18日新華社對「病原體是衣原體（一種可控的細菌）」的報導更是讓人泰然不少。
（人民網轉載新華社關於非典肺炎病原體的電訊。注1：另據該新聞信源，大陸疾控中心病毒學首席研究員洪濤院士回憶稱，媒體沒有保留他所要求的「20%的餘地」。詳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5-23/26/306045.html；注2：以鐘南山為代表的廣州醫學家們，在2月18日「病原體為衣原體」論被官媒宣傳後，也立即提出過質疑，但後續難以考證。詳http://news.southcn.com/gdnews/hotspot/gdfk/qt/200302190206.htm）
2月下旬，當大陸民眾以為歲月重歸靜好時，香港疫情在輸入病例後開始蔓延，此時一位商人從香港乘機到達越南河內。常駐河內的世衛醫生、時任無國界醫生義大利分會會長，卡爾洛·烏爾巴尼（Carlo Urbani）在為其診療時，推翻越南醫生「嚴重流感」的結論，認為其是一種全新的、危險的、具有傳染性的病毒性疾病。
卡爾洛醫生在下結論後，立馬通告世衛組織，其中第一次使用了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drome，SARS 的稱呼。十餘天前受阻而未能入粵調查的世衛組織當即在世界範圍內要求各國採取防疫舉措，SARS 這一簡稱由是傳遍全球。也因此，SARS 的音譯名「沙士/薩斯」被港台媒體採納。
3月15日，世衛組織賦予「SARS」正式稱謂的地位。29日，卡爾洛醫生因感染SARS病逝。因其在疫情早期為遏止 SARS 蔓延做出過突出貢獻，間接挽救無數生命，世衛發布訃聞悼念，《紐約時報》也不吝讚譽。
（《紐約時報》的報導用了罕見的文學化語言。）
4月16日，SARS 的病原體終於被確定為 SARS 病毒。
三、有關「非典」用法與「武漢肺炎」的猜想
如今的簡體中文世界，「非典」二字已經與2002-04年的那場疫情緊緊捆綁了。但這並不精準。從構詞上看，「非典」，即「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指的就是除典型性肺炎之外的所有肺炎。
「非典型肺炎」並非首創於2003年1月2日河源市的那個深夜大排檔，而是最早在1938年就已經被提出。1944年，一篇關於「非典型肺炎」的論文稱，至少有八個相互獨立、特徵明顯的感染因素都能成導致「非典型性肺炎」，其中就包括了新的或不明的病毒：
因此，嚴格說來，新冠肺炎（COVID-19）也是一種「非典型肺炎」。
早在2003年疫情後期，就有一些有識之士指出這個問題，要求更名。
這些籲求隨著2003年疫情的遠去而湮沒。十七年後，當國人再次遭遇一場「非典型肺炎」時，如何為新疾病得體命名的問題，卻一時間懸而未決，以致延宕一個多月，坐讓「武漢肺炎」的通行成為既定事實。
在此我設想：2003年疫情初期定名「非典」，在危殆的時刻一定程度上有利訊息傳播，無可厚非；但如果後來即時更正用語的謬誤、向民眾澄清概念上的差異、以「SARS/沙士/薩斯」徹底取代「非典」，交代二者的從屬關係，那麼，當這次疫情再度來襲時，起碼我們還能在確定正式名稱前暫用「非典」，而不至於讓「武漢肺炎」這樣的俗稱一時通行兩岸三地。
「正名」後，「武漢肺炎」何去何從
2020年2月7日，對污名問題醒悟過來的大陸方面終於下達《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命名事宜的通知》。
現決定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暫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英文名稱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簡稱「NCP」。（注：此版英文名稱及其簡稱後來隨著世衛的COVID-19而作廢）
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疾病命名為「COVID-19」，其官方的中文翻譯是「2019年冠狀病毒病」。
大陸《命名通知》下達後，「新冠肺炎」正式為大陸媒體所通用。此時「武漢肺炎」已經作為所謂俗稱，在兩岸通行一個月。台灣方面，中央社、藍營媒體和綠營媒體對此都有不同的反應。
中央社
中央社在台灣具有官方地位，其態度是不使用「新冠肺炎」。考察範圍內，「新冠肺炎」在中央社唯二的兩次出現，一次是關於疾病名稱，另一次是轉引大陸信源。在《議員問疫情名稱 柯文哲：依國際標準稱新冠肺炎》中，中央社説：
毫不客氣地否定「新冠肺炎」便準名稱的地位。
2020年3月，我曾不滿中央社對「武漢肺炎」的繼續使用，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向中央社發難，稱不同報導對疾病指代的不統一有損新聞準確性。
之後，中央社為了填補新聞專業性的漏洞，已經形成一套操作規範，即在報導正文中會出現至少一次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其餘情況下，包括標題，「武漢肺炎」使用照舊。
親藍媒體
這裡考察的是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聯合報雖不時亦有親綠觀點，但總體親藍。後者與中天電視等同屬中國時報集團，乃深藍媒體，多報導大陸的正面新聞。
聯合報在大陸方面公布「新冠肺炎」的官方簡稱後，從2月9日起，就開始著力修改用法，且不標註其「武漢肺炎」的俗稱。可對比2月8日與2月9日的聯合報報導：
2月8日：
2月9日：
（在這篇報導中使用了「武漢新冠肺炎」的過渡用法）
值得一提的是，當聯合報轉載中央社電訊時，亦作改動，將中央社原「武漢肺炎」用法改為「新冠肺炎」。並置對比之，耐人尋味。
中國時報也有類似的操作，最早在2月8日夜間，由同一位新聞記者丁世傑先生撰寫的稿件，其選用的稱謂就從「武漢肺炎」變成了「新冠肺炎」。
（晚上十點半丁先生用的是「武漢肺炎」，十一點半就改為了「新冠肺炎」。）
但中國時報的改名過渡期較聯合報更長。最初從要聞改起，此時生活、娛樂等板塊還在沿用「武漢肺炎」。
在我的考證之下，這篇蔬果保鮮的報導是「武漢肺炎」被中國時報最後一次使用。
親綠媒體
直到今日，親綠媒體依然將「武漢肺炎」視為通用稱謂。
與中央社的公式化操作規範類似，三立新聞網也有自身的處理方法，一篇報導在第一次出現該詞時，會寫成「武漢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
親綠媒體對使用「武漢肺炎」這一稱謂的執著心態在自由時報的一次報導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2020年4月9日，蔡英文視察國軍陸軍砲兵第43指揮部，發表訓勉致詞。觀看錄像，可知訓勉原文是：「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而自由時報在導語內以「武漢肺炎」硬替之，並在第五段的再次引用時完全篡改。
綜上：
所以——雖然不管哪家媒體都聲稱“使用武漢肺炎與政治無關”，但從行為上，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區別和變化。我們也許無法從行為倒退到意圖，但是我個人覺得，因為政治而影響新聞用語的情況是非常常見的，因此，在使用“武漢肺炎還是新冠肺炎”的議題上，很有可能跟新聞媒體的報道立場有一定的關聯。
對「用『武漢肺炎』沒關係」的一些駁斥
不少的YouTube影片顯示，很多台灣受訪民眾對武漢肺炎一詞的污名化問題不以為然。我整理了一下他們的觀點，主要如以下：
1. 以發源地命名是一種長久以來的慣例。
2. 很多支持武肺稱謂的人表示並不歧視武漢，否定以地名命名疾病的污名化能力，不認為名稱能夠體現政治立場。
3. 「新冠肺炎」是大陸提出的稱謂、「2019冠狀病毒病」才是世衛組織對COVID-19的正式譯名。後者較「武漢肺炎」難記，為保證宣傳效果，不如沿用俗稱。
4. 大陸不也照樣在使用「非洲豬瘟」這樣的詞語？
猛的一看，是不是覺得都頗有道理，彷彿足以說服人們，應該無愧意地繼續將「武漢肺炎」使用下去？然而實際上，它們很多都站不住腳。
從來如此，便對嗎？
第一個觀點犯了「訴諸傳統」（Appeal to Tradition, argumentum ad antiquitatem）的錯誤，這是一種「非形式謬誤」。“This is right because we've always done it this way.”—— 訴諸傳統的人主張某觀念符合傳統或習慣，因此是好的。
對這種謬誤已經有不少的批判，光看看維基百科中的示例人們也會覺得哭笑不得：「自古以來是君權神授，因此不應該主張主權在民。」而具體到我們的問題上，則可以寫為「長久以來都有以地名命名疾病的習慣，因此不該主張廢除武漢肺炎的用法。」
更為具體的是，早在五年前，世衛組織就已經向這個傳統發起了挑戰。
2015年5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世界衛生組織命名新型人類傳染病的最佳實踐》，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疾病命名給國家、經濟和人民帶來的不必要負面影響」。
這份最佳實踐提出，應當避免使用地理方位、人名、動物或食物種群等稱謂來命名疾病。
基於對「訴諸傳統」這一謬誤的拒絕，以及最小化負面影響的願望，人們應該遵循這份世衛提出的命名最佳實踐。早在2015年以前，就有人為取締「豬流感」、「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蒙古癡呆症」等爭議名詞做出過努力，如今既然已有相關指導原則，我們更無理由不為廢除「武漢肺炎」的稱謂盡心而為。
污名與否，決定方在被污名的一邊
主張第二點的人，本質上是帶有善意的，甚至有主張人士在受訪時表示出對武漢人民的友好關切，充滿真誠。然而「武漢肺炎」的稱謂是否有污名的不良影響，決定方在武漢人民。這也如聯合報的元氣網（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20953/4343573）所說：「歧視與不歧視，要看被稱呼的那個地域的人怎麼感覺而定，就像性騷擾成立與否，也以被騷擾者的主觀感受為準。」
2020年3月，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的一些學生曾面向武漢人民進行調查，問卷以量表進行測量，數值越高，越認為「武漢肺炎」的稱謂具有污名的傷害。最終統計數據顯示，多數受訪者打分偏高，均分為 43.80/60.00。
猶太人曾飽受疾病污名之苦，黑死病期間，他們被謠傳給井水下毒造成大流行，遭到大屠殺，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藉由「猶太人是污染劑」的隱喻，進行種族清洗，造成災難性後果。美國醫學會倫理學期刊曾發表《污名化讓傳染性疾病的慣例更為複雜》（Stigmatization Complicates Infectious Disease Management）一文，指出疾病污名化的危害：
「污名化的陰影正在全球衛生倫理體系中日益隱現。因為它阻礙該疾病的患者去尋求治療，讓人們產生對患者的恐懼，激起針對一整個種族或社群的的偏見，並在某些情況下造成針對整個被污名群體的暴力行徑。」
一個很近的案例是 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同屬聯合報的「U值媒」曾刊文，説這詞「過去這幾年天天用月月用，也不見有穆斯林還是中東國家抗議」，轉而昇華成兩個文明之間的對比：「難道傳說中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心胸還不如人家一千多年歷史的伊斯蘭世界？」（https://udn.com/umedia/story/12906/4332011）然而作者在撰寫這篇洋溢批判精神的文章時，並沒有好好考據，以至於其論據都是錯的。事實上，伊斯蘭人很在意。
如今的 MERS 是科研機構和沙特政府談判後兩相妥協的產物。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最早在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研究室被分離出時，被命名為 HCoV-KSA1，KSA 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國的英文首字母簡稱。這讓沙特感到「震怒」。
今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也有提到這段史話——「沙特政府對此不甚愉快」
病毒學家巴特·L·哈格曼（Bart L. Haagmans）當時在鹿特丹參與了毒株分離的工作，他回憶道：「他們（沙特人）不想要這樣的隸屬關係，人們會認為病毒發源於這一地區，他們不想要這樣的聯繫。」
後來，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沙特阿拉伯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三方經歷談判，才確立下MERS的名稱。
沙特的不滿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世衛組織2015年的命名《最佳實踐》的發表。日裔美國醫學家福田敬二（Keiji Fukuda），時任世衛組織衛生安全助理總幹事，在《最佳實踐》中説：
近年出現了若干新型人類傳染病。使用「豬流感」和「中東呼吸綜合徵」等名稱因對某些群體或者經濟部門造成的污名化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這對某些人而言似為一個細微問題，但病名對直接受到影響的人們而言的確事關緊要。我們看到有些病名引起了人們對特定宗教或者民族社區成員的強烈反應，對旅行、商業和貿易帶來了不合理障礙，並觸發了對食用動物的不必要宰殺。這對人們的生活和生計可能帶來嚴重後果。
在親歷埃及因「豬流感」屠殺全國生豬（2009）、沙特震怒於病毒命名（2013）後，福田先生的這一番話比我們多帶了幾分過來人的感受。也基於此，一些組織機和個人選擇使用「新冠肺炎」或「2019冠狀病毒病」，而不用「武漢肺炎」，根本就不是所謂的迫於陸方壓力，或者親中，而是對這一誕生於歷史教訓的最佳實踐的尊重。
除了MERS外，疫情之中的兩個發生在日韓的烏龍也從側面說明，人們不希望自己的城市、國家或地區被用以命名疾病：
由於中文句讀的問題，中國駐日使館「日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斷變化」的遣詞造句受到日本網友誤解，以訛傳訛下以為中國將疾病命名為「日本肺炎」，引起激烈反對。LikeJapan 網頁上有對此詳盡的報導。
十天以後，韓國也出現了因為韓文縮寫問題，出現「大邱肺炎」的烏龍事件，引起不滿後政府道歉。
（韓國政府的新聞稿截圖，因簡寫，出現了「대구 코로나19（大邱 corona19）」的字樣。這裡是不是覺得似曾相識？我在前文「武漢肺炎所指之流變」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認為這與簡略、句讀方面有很大的關係。對比中韓兩國文字來看，擁有空格的韓文尚且造成誤讀，不用空格的中文可想而知了。）
（政府的回應。稱在縮寫新聞稿標題的時候，出現了大邱corona19的字樣，並承認這是錯誤，向公民道歉。）
討論「2019冠狀病毒病」
「新冠肺炎」是大陸提出的，「2019冠狀病毒病」才是世衛組織提出的正式名稱。因此有不服大陸的台灣人士拒絕使用前者，又認為後者笨重難記而不使用，最終選擇「武漢肺炎」。
「2019冠狀病毒病」本身是COVID-19的對應翻譯，是否笨重難記，這尚且還有討論的空間。即便真是如此，難記和宣傳使用並非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不應陷入假兩難的非形式謬誤中去。中文維基百科的處理方式則是，通用「2019冠狀病毒病」的稱謂，不使用「武漢肺炎」和「新冠肺炎」。
（我有建議，如果不採用「新冠肺炎」，則可以將「2019冠狀病毒病」進一步簡略為「19冠毒病」，一來與世衛的COVID-19更加對應，二來也兼顧人們的實際要求。）
一起努力，共同「去污名化」
最後一點，認為大陸方面還不是長期用「非洲豬瘟」這樣的詞彙，那麼用「武漢肺炎」，又有什麼了不起？確實，不光「非洲豬瘟」，上文中的疫情早期大陸對「武漢肺炎」的採用，也反映著大陸方面相關意識的缺乏。
我的態度是，要想避免被噴「雙標」，對「非洲豬瘟」這一用法的廢止就必須被提上議事日程，如果說它是從英文的「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來的，那就和西方的科學家一起，對它進行更改，讓所謂「發展中國家間關係的典範」更加名副其實。4月5日，重慶雲陽發生非洲豬瘟疫情時，就有大陸網友對媒體的用語表示反對，成為熱評：
總之，歷史經驗已經昭示，疾病命名應該被嚴肅地對待，這一點福田先生已經闡述的很好了，不再贅述。「去污名化」的事業需要每個人都做出努力，這一議題已經跨越了意识形态、國界和種族，具有普世價值，這不光是對飽受疾病摧殘的地區人民的同情和尊重，也是為之努力者自身在文明尺度上的再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