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将筛查抑郁症，学生们却害怕被曝光和劝退
「去办公室的路上她就想好了策略，到了什么也不说，咬死一句话：“老师，我不想自杀了。”」
特约撰稿人 祁十一 发自香港
编者按：据《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估算，中国泛抑郁人数超过9500万。其中，学生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高达23.8%。“终于有资格哭了。”一些学生在确诊的时候说。他们承担著来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愈加激烈的竞争中迷失。端传媒将连续推出两篇报道关注被抑郁折磨的学生群体。今天是第一篇，记录中国高校宣布筛查抑郁症后，一些学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担忧。下周将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发心理问题的中小学生。
小疏完全没想到，在她流泪讲述自己的痛苦后，那位老师的反应竟然是“叫辅导员过来”，还要通知家长。
此前一切还很正常。在学校安静的心理咨询室里，刚上大三的小疏不知不觉就把抑郁情绪暴露出来了。“状态好差，很痛苦，学业的压力好重，要跟那么多优秀、努力、善于投机的同学竞争，有时会想着死的事情。”她说，“但还好没有出现躯体化症状，睡眠也还好。”
“太危险了。”听完后，那位老师丢下这么一句话，准备打电话给小疏的辅导员，还要求她提供父母的电话。小疏一听就急了，很生气，真的很生气，信任感轰然消失。
小疏在中国北方一所名牌大学念书，从大二开始被抑郁情绪困扰，并在那年暑假去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她吃了一个暑假的药后缓解很多，停药了。但升上大三后，沉重的课业压力让一切卷土重来。
在一个病友群里交流时，一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建议小疏去学校心理咨询室。他们以为，一所名校的心理咨询室，总该会专业些、得体些，却万万没料到它会如此不专业。
那一次遭遇后，小疏认为“体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所以，当中国政府公布将进行抑郁症筛查时，她的下意识反应是恐惧与不适。“这真是要抑郁症患者的命啊。嫌我们死得慢，推我们一把啊。”在社交媒体上，她写下这句话。
2020年9月11日，中国国务院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宣布各类体检中心将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供体检人员选用。同时，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抑郁症筛查”这一名词进入公众视野，争议声四起，抑郁症患者、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都对这一方案表达了担忧。在上海担任精神科医生的姚灏对端传媒表示，如果没有后续支持性服务，对抑郁症患者的隐私保护、筛查后的诊断和治疗跟不上，不能改变学生的心理状况，筛查就没有任何好处。
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显示，中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另据《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整理，学生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在23.8%。他们中的一些人鼓起勇气向学校求助后，却和小疏一样，不但没有被理解，反而被暴露隐私、甚至被学校劝退。在安全气垫尚未完全铺好、承接住他们之际，一面筛查的网已跃跃欲试地打开了。
来自父母的压力：“你是妈妈的希望，你这样了我可怎么办”
抑郁症是如何一点点触发出来，小疏记得很清楚。那时她上大二，中文系的课业在这一年最重。她几乎每天都在熬夜赶论文，过着“007”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通宵学习。有时想睡也睡不着，失眠严重。
“我只是太累了，又累又无望。”她说。大一结束，她失去保研的希望，而想去的专业考研又非常艰难，令她毕业后从事文学研究的理想变得飘渺——从高一开始给自己找到的人生唯一意义、入世生活的理由崩塌了。
那一年，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她都在想着死。直到暑假回家，换了环境，她想再尝试一下求生，便和妈妈讲了，在妈妈的理解和陪同下去了医院，确诊为抑郁症。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其他国家，成长，包括学生进入到社会之后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它要求一个人不断地努力和奋斗，保持一个比较强、比较高昂和热情的情绪状态。”在国内高校从事心理咨询的王宇景对端传媒表示。
在王宇景的经验和观察之下，大学生甚至到高中生，抑郁症的发生都跟整个社会竞争的压力氛围有关。“父母有意无意的言传身教，传递了对于家庭来讲过高的目标，这跟整个家庭和家族在社会系统的位置和竞争关系是有关的。”他说，“子女承担了过多的属于父母的压力，成人之后可能会更容易承担周围人的压力和系统的压力。”
生长在北京、如今已步入职场的李玥，很小时就感觉到这种压力了。“在北京，刚出生的孩子就要进行各种训练，说话走路只是最基本的。三岁的孩子参加各类兴趣班，学钢琴、绘画、口算等等，早已形成社会风气。相反，一个顺其自然，肆意成长，没有早早就扛上同龄人压力的孩子，会被嘲笑‘什么都不会’、‘脑子不好’。”她说。
上高中后，这种竞争表现得具体而直接，“勾心斗角”蔚然成风。“如何让排名靠前的学生心里不舒服、如何博得老师和校领导的喜爱，更有甚者，想办法让好学生生病。学习好的学生在那些不够优秀的学生眼里就像眼中钉，让人想要除之而后快。”她描述了高中同学之间的“斗争”方式。
这些压力在李玥心里一点点堆积。成为好学生不是她的目标，不过是为了父母的期待、让老师喜欢、让高考更顺利。平时不太会让家里人担心的她，独自承受着内心的重负。直到压力变成雪球，她无法再承受。
那是高一那年的事了。有一次考试，她的成绩不是太好，心里升起了强烈的自责感，觉得自己达不到家人的期待，老师也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去了，被老师在意的学生提问能得到更耐心的回答。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对成绩的担忧，对未来的不确定，诸多压力累积在一起，李玥崩溃了。她想过几种自杀方式，最后选择了跳楼，“可能死得比较难看，但这是最快也最不容易察觉到痛苦的死法。”
那天，她把自己锁在房间，半个身子从窗户探了出去，是母亲撬坏锁冲进来，把她拉回来了。被拖住的李玥没有哭，对着母亲说了一句话：“我好累。”
要到很多年以后，她已经念大四了，第一次去医院就诊，才明白抑郁症早就缠上她了。那时，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双相情感障碍，即抑郁症和躁狂症的结合。
王宇景在高校见过不少这样的学生，来自父母的期待和社会的竞争压力，成为压垮他们的稻草。“还有一种情况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太多的选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承担得太少，做的选择太少，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方向，不知道什么事情做起来有意义，有点像北大心理中心副教授徐凯文所说的空心病。”他说，“这两部分还可能在同一个人、同一个家庭里存在。父母在该帮孩子承担的时候没有承担，比如夫妻之间的矛盾、情感的纠葛，让孩子都看到了，并且通过拉扯孩子站到自己这边去承受这些东西。而在选志愿、选职业方向，孩子又没有决定权，都被父母包办了。”这些都成为当代学生抑郁症的来源。
在另一位高校心理咨询师陈宁的经验中，人际关系和感情问题是她所在学校学生患病的两大主要原因。“可能一些名牌学校里，学业压力占比较大，我们这里人际和情感占比高一点，其次是学业和亲子关系。”她说。
接受端传媒采访的椰子，便是在大三下学期，因与异地恋男友分手而陷入低落情绪。本来在准备考研，却一点都不想考了，脑子里不进东西。去医院问诊，被诊断为轻度抑郁。
因抑郁症被休学后，她在家里承受的压力更大了。“妈妈会说，你是妈妈的希望，你这样了我可怎么办啊？她还会说，我就知道自己命苦，看我忙来忙去的，也没人怜惜我，这么累也没人关心。”椰子说。她从小乖巧懂事，学习成绩好，是那种让家长放心的孩子，母亲的话令她更加愧疚。
二次伤害：老师强行找她谈话后，直接通知家长把她领回家
陷入抑郁状态的大学生们，不少已经有对抑郁症的概念，愿意去寻求咨询与治疗。但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的现状，却不甚理想。接受端传媒采访的抑郁症患者们，都表示自己在和学校老师交流的过程中，受到了二次伤害。
椰子在医院问诊后，打电话告诉了妈妈。远在老家的妈妈担心，又打给了她的班级老师，请求老师开导她。没想到，老师强行找她谈话后，直接通知家长把椰子领回家。“老师谈话就是例行公事，确认了病情后，怕担责任，就让我回家，不要在学校里。”椰子回忆道。
回家后，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妈妈先是骂她，随后又哄她，她不想理，只是窝在房间里不出门，独自消化。作息饮食不规律，骤然发胖，沉默寡言。
小疏在学校心理教室咨询后，被扣下了，心理老师要求她父母带她回去。小疏大闹了一场，直到学院党委书记过来把她带回了办公室。书记安抚她说，学校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这位心理老师以前就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以后若有事去看精神科，或者找外面的心理咨询。一切才平息下来。
像小疏一样的案例，姚灏看过太多，他知道的抑郁症学生被休学、隐私被曝光的情况亦不少。 最为人熟知的近期案例是北京大学毕业生、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她在大三时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求助北大心理中心，中心的老师要将此事告诉他们学院老师。据李雪琴自述：“我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告诉学院，因为我不想让我妈知道。可他们还是告诉学院了，这是我对北大最失望的一次。”此外，患者在求职、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面临歧视。就在10月13日，山东威海一名女大学生就因抑郁症而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
“如果学生前来咨询抑郁症，咨询师是否要打破保密原则，告知家长和院系其他老师？”王宇景提出这一关键问题，“目前国内和国外通行的是：如果来访者有危机情况，确实有必要打破保密原则，但这会在咨询刚开始的时候写在协议里，告知来访者，主要是从他的生命安全和整体利益的角度去考虑，一般来说他们是能接受的。但如果很唐突，没有跟来访者讲保密例外，或者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和知晓就通知家长和老师的话，确实会造成信任问题和矛盾。”
精神科医生姚灏曾经在网络上做过一个调查：现在国内大学里的心理健康服务怎么样，能帮学生解决心理困扰吗？
他收到了22条回复，其中只有4位回复者表示不同程度的肯定，其余均认为不能，并讲述了自己的糟糕体验，“不被重视，百般敷衍”，“甚至做不到基本的尊重”，“个人隐私完全无法保密”，“只是为了维稳防事”，“像教导主任，讲大道理，结束后心里更沉重了”……
去医院求诊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患者来说也是碰运气的事。
李玥在大四那年终于去了医院问诊。那时，她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对一切失去兴趣，在家坐在椅子上可以一整天不动，除非饥饿和想要去厕所。需求变得很少，心里常常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但依然动不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周时间。接下来又突然变得异常积极向上，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难事，一幅“有志者事竟成”的样子。
她上网一查，发现这不是单纯的抑郁症，而是有双相情感障碍的迹象，于是去医院寻找答案。
在医院，跟医生聊着聊着，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运气好，她遇到一个态度友好、愿意倾听的医生，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但依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治疗。医生告诉她说，“你还是学生，所以我给你写得简单些，免得影响你的前途。但你必须清楚自己的状况。”
那时李玥才知道，精神疾病会被记录进国家系统里，开药、住院都需要录入个人信息。而一旦进入系统，可能会影响她大学能否顺利毕业。尤其是“双相情感障碍”这一疾病，医生若记入系统，她甚至可能被强制送进医院，哪怕她可以正常学习生活。
医生告诉她，再观察一下，“如果有加重一定要过来，我给你开药。”他说。李玥临出门时，他又叫住她，说：“无论如何，不要死。”那句话，李玥一直记着。
双相情感障碍录入系统，指中国卫生部门在2000年后建设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按照这一系统的规定，六类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患者需要录入系统，横向上公安、卫生、民政、政法委四个部门有查看权限，纵向则直达社区。凡是被录入系统的患者，会被重点关照，遇到节假日、重大活动或会被重点盯守，甚至可能发生李玥的医生所说的“强制入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告诉端传媒，这一系统当初在建设时，是为了避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消失在人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但系统还相对简单，只是按照六类疾病进行申报登入，没有区分程度。“比如症状较轻的双相情感障碍，对公共安全不具有危害性，但还是得录入。”他说。
李玥运气较好，第一次问诊遇到了为患者考虑的医生。但她此后在北京安定医院和北医六院两家北京最好的精神专医院问诊，体验非常不好。“北医六院的专家毫无耐心，闭眼听人讲话。”她说，“安定医院的门诊挂号很不稳定，只是排号，不能确定是哪个医生看，轮到哪个是哪个。这样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每次医生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而且对你的病情完全陌生，只凭病例的三言两语开药；开药也不考虑病人病情，而是按吃了多久的药来开。”
她想好了，去了什么也不说，咬死一句话：“老师，我不想自杀了。”
如此现状下，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文件称，到2022年，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工作的社会氛围。这也意味着，文件中所说的抑郁症筛查，或会在2022年之前在试点地区（一般是指省会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开展。
筛查的消息，让抑郁症患者不安。
“就像我的遭遇一样，所谓体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把我们的疾病向陌生人公开、向我们不信任的人公开，是一种残忍的羞辱。”小疏说。
在她看来，老病人知道抑郁症被公开后的利害，也知道量表如何造假，所以如果碰到筛查，大多会选择伪装。但不知利害的新患者，可能真的会吐露心声，从而被筛查出来，遭受一系列歧视，“最可怜的其实是他们。”她说。
实际上，中国高校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新生入学时进行心理调查。李玥刚进大学时，便收到了学校发给新生的心理情绪调查问卷。随后，她被单独叫到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办公室。一开始她还一头雾水，但很快就反应过来：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想过自杀”，她选了“是”。
去办公室的路上，她就想好了策略，去了什么也不说，咬死一句话：“老师，我不想自杀了。”最后老师没有办法，让她离开了。
“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找我见面不过是应付学校的任务。水平不够的人，开口也不放心啊。”她说，“如果我知道写真心话会被叫进办公室，我一定会写心情非常好，从小到大都积极向上。”
而对于心理咨询老师和精神科医生来说，筛查面临的问题还很多。
姚灏说，筛查有很多细节问题，在什么场所、用什么工具去筛查、筛查的频率是多少、谁来做筛查、筛查后相关的支持性服务有哪些，这些细节问题都会影响到筛查的利与弊，目前都还在探索，没有答案。
同时，公共卫生服务讲求成本效益比，筛查的成本比较低、效益比较好，才值得做。这里的效益，指的是对患者的效益，医学里会用症状的改善、寿命的延长、有质量的生活生命、活得是不是有价值这样的指标来衡量。
成本则是钱够不够、人力资源是否足够。若在学校里进行筛查，那很可能就是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校医、辅导员、心理委员去做。“学校的心理咨询师非常非常少，质也不太理想，他们对精神疾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也很难说。如果比较片面、负面，知道你可能有抑郁症，对你另眼相看，就会很影响到学生未来的情况。”姚灏说。
筛查之后，还得跟上诊断和治疗。“筛查不等于诊断，它只是为了提高疾病的识别率所采用的办法。如果一个地方患病率很高，但他又不愿意去医院看病，这种情况下用筛查这种比较偏主动的方式去发现患者，目标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发现疑似患者。”姚灏说，“但筛查后学生到底是不是罹患精神疾病，真阳性还是假阳性，学校咨询老师是不能诊断的，只能精神科医生来做。诊断之后若确诊阳性，后面再跟上治疗。”
而这时，又会面临精神科医生的数量是否足够。“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如果都查出来了，都来医院寻求帮助，我们是不是能提供这么多服务，也得打一个问号。”姚灏说，中国14亿人，只有4万名不到的精神科医生，相当于每10万人中只有不到3个医生。据《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显示，在俄罗斯和美国，这一数字是每10万人中有11到12个。此外，医生资源分布亦极不平均，东部沿海、北上广比较多，西部地区，西藏青海甘肃精神科医生的人数则非常少。中国的心理咨询师数量在未来十五年内的缺口达到200万到300万人。
在姚灏看来，筛查若能够起到科普、宣传和教育的作用，让更多人了解抑郁症、去污名化、让患者愿意主动到医院来就诊，是筛查可能好的一面。“中国抑郁症的识别率非常低，大概十分之一，也就是10个抑郁症患者里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抑郁症，会去医院就诊。在知道自己有抑郁症的人里面，真的会去接受正规治疗的人，不管是心理咨询渠道还是药物渠道，也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姚灏说。
尾声
椰子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后，在大四下学期重返校园。轻度抑郁的她强迫自己回到学校，去完成毕业论文、拿毕业证，去和人接触。所幸，指导毕业论文的老师和学姐人很好，她也慢慢走出来了。
正在念大四的小疏，得到来自母亲的完全接纳和理解，家成了她强大的后盾。确诊后，母亲甚至对她说：“索性回家啃老吧，我养你；或者不读了，去学你喜欢的甜品，过轻松一点的生活。”小疏感激母亲的理解，“她也不再把我进名校当成一种骄傲了，知道这样说我会有压力。”
父亲也终于同意了小疏出国读书的请求，愿意提供经费支持她。新的可能性打开，人生不再是前路无着的状态。“国外的文学研究更开放一些，更何况人文学科需要言论自由，我有喜欢的老师说自己的论文发不出去，国内审查越来越严格了。这样下去我的思想会自我设限，无法做出好的研究，所以会期待出国，现在更是想着快点跑。”小疏说。
李玥如今在北京的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她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因为在她看来“中国没有公司可以允许有精神疾病的人工作”。2008年，位于上海的IBM公司就因辞退抑郁症员工而被该员工告上法庭。一些网络论坛上也会出现抑郁症患者被公司辞退而上网求助的信息。
这一年来，李玥发病的频率不高，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发病时，她强忍着，有人的时候表现得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即便头痛欲裂，浑身无力，也要假装自己一切如常；即便内心崩溃，情绪失控，也要表现得积极向上。没人的时候也忍着，但至少可以表现出难受、不舒服、伤心。
抑郁症筛查的消息，打破了她内心维持已久的平衡。“我很害怕。我怕这条新闻描述的事在实际操作中得到重视。”她说，“它忽略了真正的受众只会更加痛苦，说不定会提高患者的自杀率。”
而她唯一的希望，是这条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会被相关工作人员敷衍了事，不会被认真对待。
应受访者要求，小疏、李玥、椰子、陈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