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深圳讲话”，与北京下一个十年的政经图景
「今年有很多失败的预言，尤其是危机并没有撼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也许可以说北京在用经济路线上的变化换取政治路线的不变。」
李海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过去一周的广东行，与10月14日纪念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的讲话，开启了一轮对特区、深港关系乃至中国经济去向的讨论。与以往不同，如今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运动，与日益严峻的台海两岸形势。
在香港，本地的目光更多聚焦在北京如何看待香港和深圳河对岸的关系。然而反修例运动之后的大湾区框架下，又有什么新鲜事呢？与其说香港被作为单纯的治理和融合对象，不如说是北京已经认定香港必须在未来变得“无足轻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一直存在着两层角力，一层是政治西化即选举民主化与保留党-国体制的角力；另一层则是资本主义化的不均衡发展和带有民粹色彩、强调社会公平的“分蛋糕”之间的冲突。在今年的诸多新形势下，北京感到焦虑吗？正式提出的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模式，在回应什么？
中国政治的语言和词汇，在近十年来已经“通货膨胀”——充满了数字、宣言、口号，追求“高大全”与无所不包。这意味着说出来的东西有多少可以落到实处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把赋予深圳的新政策，和去年以来的各种新闻放在一起观察，什么在变，什么不会变，就会变得更为清晰。
贸易战没有改变什么？
也许有人认为贸易战已经大伤北京元气，尤其对领导人的权威构成了损害。今年年初，疫情刚开始时，无数评论家都认为这是近年来北京高层的一场空前危机。然而，随后的国际疫情走势完全改变了这场危机的去向。
随着中国政府控制住疫情，又随着疫情在各国尤其是美国爆发到难以收拾，北京的压力大大减轻。如果说年初武汉的糟糕应对、瞒报和各种家庭悲剧曾让内地民众愤怒之极，那么全球各地的应对失败则让人们开始认为内地体制就算犯错，也有远胜于其他地方的修补和风险控制能力。而随着疫情，全球范围内出现追究中国责任或鄙视、排斥中国人和中国资本的倾向。这令许多本身并不亲近体制的人群开始同情乃至认同体制——情况多少有些类似2008年年初西藏事件后，内地互联网和海外留学生中开始出现的爱国潮。
放诸体制内，年初的疫情或许给了体制内反对声音机会，以攻击当前北京最高层的领导模式。但上月任志强案的重判，恐怕意味着这种声音遭受了沉重打击。事实上，十月份的“南巡”不仅是深圳特区40年庆典时的一场例行公事，也是一种政治表态：显示在即将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前，北京的政治局势稳定，无后顾之虞。也就是说，无论是强力高压也好，重新整合也罢，北京的局势达成了一定的稳态。笔者认为这一稳态涉及到了经济路线上的变动与对某些主张的妥协。这一点会在下文分析。
总的而言，贸易战和疫情没有改变政治格局和党-国关系的走向，反而相当程度上催生了体制内的主动或被动共识。最坏的情况迅速转化成了对外一致的局面，危险被转化成了机会。这一速度，放在去年乃至今年年初，恐怕都没人能预见到。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想像，自由主义政治议程对中国的想像在今年遭到了重大打击：在未来十年内，北京既没有开启政治改革的愿望，也没有任何压力能够说服北京改变政治体制。与此同时，对香港、台湾的政策，显然也不会有新的变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讲话的时间正好是在五中全会之前，而五中全会的日程安排，恰好放在美国大选之前。如果北京想要评估新的美国政治局面再作判断的话，那么理应采取更加观望的态势才对。然而北京恰恰选择在美国的新局面出炉之前就敲定经济和政治的安排部署。这意味着无论华府是谁上台，或采取什么新政策，北京都希望保持“政治定力”，照着目前敲定的路线和应对方式“稳定地”处理下去。
“不均衡发展”重现？
2020年有很多失败的预言，尤其是危机并没有撼动北京的政治体制。但经济压力、贸易战和疫情也显著改变了北京对不少经济思路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北京在用经济路线上的变化换取政治路线的不变。
在先前近十年，北京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不断加码调整，朝向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比如，过去数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台各种严厉政策以控制城市扩大和人口增长。各地政府在和网络巨头合作的时候，中央政府却不断打击互联网大企业，如2018年关停字节跳动旗下的“内涵段子”APP，又如压制腾讯营收最大的《王者荣耀》手游，等等。与此同时伴随的是巨大规模的带有鲜明“干部包户下乡”色彩的精准扶贫工程和二、三、四线城市的开发抢人落户。
这些政策当然是许多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对“另一场文革”或“左”的恐惧来源。但其背后的逻辑类似于中国“新左派”、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的思路，即反思乃过去数十年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差距和不均衡发展问题，让资源重新倾斜向乡村、不发达地区，并限制大城市和沿海的发展速度，避免中国变成一个“北上广深”和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截然不同、差距巨大的国度——而这多少也是考虑到贫富差距将带来社会不稳定进而危及统治。
也是同样的时段，北京的体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制收缩得更加严格，政治忠诚与是否能够贯彻指令被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以往中共体制下唯成绩是问，地方官员和企业有更多“破格”空间和先斩后奏空间的“游击队模式”被极大压缩。这一体制中上下行僵化的趋势，充分反映在今年年初疫情中，地方不敢自作主张，等待北京指示的状态里。
但是，在面临外部危机的时候，经济上的收缩路线，和政治上的紧绷，让位给了更加激进的“以空间换时间”的不均衡发展路线。
这些变化的一个重大信号是“超大城市城市化”倾向。这一路线的强烈信号，是九月“十四五”规划专家座谈会上出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家陆铭。陆多年来一直主张“大国大城”，即中国应该提升城市化比例，并且一定要发展超大都市，实现资源更有效率分配。
在过去，这一理论一直被主流的学者和官员狙击，他们认为城市有极限的人口承载力，不能过度扩张。北京上海的人口控制，与雄安新区建设应对“城市病”的尝试也证明，至少在此之前，超大城市被北京高层视为不可取或至少是非常有风险的一条路径。但随着“大国大城”理论正式“进京”。中国城市的规模限制似乎面临“松绑”——九月，上海颁布新政，数所上海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取上海户口。而十月，习近平在深圳的讲话中已经出现了新的要求，明确让深圳“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这一切都证明，相比对经济增长和经济能力的重视，分配公平或者发展均衡问题，再次被放到了被部分牺牲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大城市和巨型企业的关系也更为暧昧。就在不久前，上海正式和阿里巴巴签订了包括“城市大脑”在内的合作协议，而与此同时，深圳的新改革内容中出现了网民极为关注的“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许多人将之理解为深圳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巨头，可以在未来更加绕过有关劳动关系的法例，灵活用工，降低用工成本。这些城市和大资本的亲近走向，显然将对中国未来的政经环境带来深远影响。
“特区”的转移
在许多港人眼中，深圳的经济发展像是某种“背叛”：早年改革开放初期，是香港的资本助长了深圳经济的起飞，也是香港人将管理模式、资本运作经验与各种理念携带北上。但40周年的庆典上，没有人提到香港在深圳乃至中国经济腾飞中的贡献。这当然是有意的“遗忘”。
如今，深圳仍然在许多细节上学习香港——福田中心区的马路刚刚重新翻修，在铺设大量无障碍人行道的同时，还把斑马线漆上了“望左”和“望右”的提示。但在旧年的反修例运动后，北京对香港及港人的不信任已经足够明显。这种不信任感下催生的政策变化是：北京的首要目标正在从“控制香港为我所用”转移到“让香港对我不再重要”。
回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北京的盘算中，香港保持高度自治和相对自由的地位，并非北京向外部压力妥协，而是北京认为，一个运行有效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和自己本土制度不同的“特区”，更有利于自己在保持政治模式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更多发展上的好处。也就是说，虽然深圳的最初发展高度依赖香港，但在北京眼中，香港和深圳在整体的结构中类似——都是为了“国体”的延续而划定出来和外界产生互动的一块有特殊边界（深圳的特区“二线关”于2010年代彻底废除），实行和内地不同制度的地区。只不过深圳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划出，而香港始终不够“亲生”。
旧年的反修例运动中，香港的抗议者正是抓住了香港的“两制”对北京的这一作用，才让北京束手束脚，把主动权留给对手。这对北京来说恐怕是印象深刻，因而在其未来的盘算中，必然是想要削弱这种重要性。让香港的反对者不再有筹码和自己博弈。从北京的角度出发，未来只有不断降低对香港的依赖，才能避免香港的反对者再次握有足够博弈的筹码。
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其实给了北京这样一个机会。
无论是特朗普继续连任，或是拜登上台，美国的政治建制和主流民意的对中态度都是清楚的：那就是需要和中国竞争，并对北京当局的发展道路加以遏制。北京也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传统上，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所依赖的道路，都是顺应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包括依赖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和结算体系，依赖以普通法为基准的司法制度和国际交易，这也是为何香港对北京如此重要，因为北京需要一个和美国体系的“接口”，才能发展得更好。
而在美中关系不可挽回地下行的今天，北京无疑会用另一种逻辑看待这个接口——把它看作美国渗透、撬动、惊扰或是阻止自己走向强大的一个渠道——过去是北京用香港这个接口获得美国体系的好处，现在是华府用这个接口反向打击北京。一个“机会”变成了要去控制的“风险”。更何况港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绝非忠诚于北京。
既然旧模式已经开始行不通，那么转换新模式当然就意味着香港变得更不重要。“内循环”的论述看似是一种极其保守的经济收缩，但是北京却并非无牌可打。中国大陆的人口和空间意味着还有无数的人和地方没有被纳入增长和资本增值的逻辑。只要北京能够承受不均衡的代价，那么用空间换时间、用空间换发展就仍然可以屡试不爽——比如让更多人放弃土地进入超级大都市，然后资本直接下乡获得更多的土地进行开发。这种手段在过去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外在的环境恶化让资本和决策者更有理由走向这样的路线。
更不用说，在疫情下仍然保持正增长的中国市场和极高消费力的富人群体，对国际资本来说仍然充满吸引力。也许，“内循环”的核心盘算是，把国内市场运转出一个“小国际市场”的体量，然后用这个市场的活力将外界的资本吸纳进来，最终用这个循环去创造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的小国际体系，来抗衡美国体系。
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将香港的部分“特区”功能转移至中国内地的其他区域。比如，以海南的“免税岛”承接购物和旅游，吸引中国富人的海外消费流向国内（全岛零关税，封关运行目前已经提上日程）；又如以深圳目标明确地发展高端服务业，开放“金融、税务、建筑、规划”等领域高端消费品的外国供应商进入，削弱香港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据的高端服务业位置。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国际资本愿意承担进入中国市场的潜在风险，并且他国市场确实不如中国市场那样能够提供稳定可见的收益。只要资本在这些方面仍有疑虑，香港对北京就仍然有其极为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此外，“特区”的转移带来另一值得观察的趋势：在更“安全”和更团结的高层政治氛围下，北京是否会大规模重启“游击队模式”——即鼓励地方放权，发展“特区”，多多试点，再推广全国的经济模式？随着深圳、海南、上海自贸区的新政策一条条提出，这几年间的“新实验”似乎没有休止，但其速度、效率和自由度多少令人存疑。地方政府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之下是否还能有余量创造新模式，也有待观察。
10月11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明文规定深圳在2022年即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而如今，距离2022年这个即将召开中共“二十大”的年份，已经只剩下十四个月。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北京非常急切地希望特区再次“特别”起来。但深圳是否能够满足这个目标？这个目标的完成情况，足以反映在过去十年的政治调整和管理变革后，中共的党组织是否还有活力来满足进取的经济追求。
下一个十年
可以说，从新一波城市化思路，到深圳的新目标，所体现出的是在贸易战和疫情后的国际局势下，北京对发展方向的重新且大幅度的调整。这个调整非一时权宜之计，也涉及到北京如何看待自己在无法避免的中美冲突中的生存方式。
已经呈现出的图景是：在中美对峙下，北京更进一步地拒绝了政治改革的路线，并力主投入一场和美国竞争的“伟大斗争”。
不过，相比先前数年，北京的新“斗争”无疑会形成如下局面：更多的资源会被从“腹地”吸纳到超级都市区，而资本的积聚效应、精英的积聚效应和大城市的“吸血”功能会空前强大。这就意味着大资本，尤其是巨型公司在中国经济乃至政治中的地位会在未来持续上升。
从2015年股灾以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互联网巨头无不和北京的管制关系微妙，而贸易战中美国将中国巨头定位为对手予以打击，相当程度上让中国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被迫”走得更近。这和上述更亲近资本的政策倾向之间，也许是互为因果的。
只是，这种未来的走向，是否会在旧利益集团被习时代打击之后，催生出新的政商利益结构？是否意味着地区间的不均衡，超大城市居民和一般居民间的不均衡，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均衡，乃至南北之间的不均衡会进一步拉大？又或者，当北京和大公司大资本们试图以此走出和美国对峙的困境，以图实现突围的过程中，资本巨头是否会变得“大而不倒”？到那时，北京的政治力量会用什么方式让巨头们跟随自己的指挥棒？
（李海，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