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美记者大选手记（不断更新）：新闻报导怎样影响美国人的选票？
「“底线是，不要让选民因为我们的报导，而做出与我们期望中截然相反的决定。”」
端传媒记者 张妍 发自华盛顿
【编者按】2020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阶段，总统染疫，辩论取消⋯⋯令人眼花撩乱。在《数说美国大选》和《特朗普如何改变了你的四年？》两个固定栏目之外，从今日起，端传媒还会不定时地为读者带来现场观察，从庞杂的新闻中剥出一些鲜被中文媒体提及的细节。读者可以点击“收藏”，持续关注此页，并关注端传媒的“2020美国大选页面”，获得更多信息。
11月2日更新：新闻报导怎样影响美国人的选票？
关于2016年特朗普胜出美国总统大选，传媒业中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因为左派媒体都在报导希拉里·克林顿（又译希拉蕊·克林顿）在民调中领先、选情看好，导致许多亲民主党的选民误以为克林顿稳操胜券，所以没有出来投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时看到的则是特朗普选情告急，从而积极投票，他们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所说的“沉默的美国选民”（silent voters）。
左派媒体盲目乐观的报导致使希拉里·克林顿落败，这种说法虽然有些以偏概全，但回溯起来，一位在全美发行量排名前三、立场中间偏左的日报编辑对我说，“这确确实实给各个派系的媒体都敲了一个警钟”：四年后的2020年，报导该怎么写，镜头该怎么摇，才能既呈现事实真相，又不打击选民的积极性，甚至还能推动他们的目标选民向前一步？
绝大部分美国媒体都有自己的政治光谱。譬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从1860年开始在历届总统大选中都有力挺的总统人选，半个多世纪以来都为民主党候选人背书。时报并不掩饰这一点，他们自制了统计页面，还在2020年初邀请了民主党数位候选人到时报作客，然后编辑部选出一位公开支持。另一份纽约起家、畅销全美的报纸《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编辑部则公开为寻求连任的特朗普背书，同时，有关拜登的负面新闻便常见于《纽约邮报》，包括最近传出的拜登之子涉嫌利用父亲的身份在乌克兰和中国牟利。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一些过去保持中立立场的媒体也开始站队。创刊38年、全美第二大报《今日美国》（USA Today）就在今年打破传统，首次表态支持拜登，向还未做出决定的选民喊话，认为特朗普在应对疫情和种族等问题失职，不适合继续担任美国总统。
媒体与党派的故事在选举中时常提及，并不新鲜。在新闻业极其发达的美国，人们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总统候选人是如何透过媒体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争取民意，以获得更多的票数。而较少被外界所知的是，新闻编辑室内部亦要通过各种报导手段，推动选民读者做出明智的判断——而究竟什么才是“明智”，又是由这个新闻编辑部的价值取向决定。
“底线是，不要让选民因为我们的报导，而做出与我们期望中截然相反的选择。”上面提到的日报编辑对我说。
她坦陈，这几乎已经成为一门“玄学”，令人挠头不已。唱衰特朗普，会否再次激发沉默的共和党支持者踊跃投票？唱赢特朗普，会否让民主党支持者回忆起四年前的惨败，然后丧失斗志？以她的编辑团队为例，他们逐条阅读读者留言，希望从这些反馈中揣摩出不同语境的报导究竟会怎样改变选民行为。“但大多数留言是随机的，而不是基于科学变量的分析。”譬如，他们最近在报导德克萨斯州的选情，共和党州长正在使用各种方式压制民主党支持者的选票，在德州偏蓝营的居民区，投票站被刻意设置得很少，甚至因为各种原因提前关门或者临时不开，还有一些票站时不时停电，导致无法正常投票。“一些民主党选民开车去投票，跑了好几个票站，都没能投成票，于是就放弃了。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她手下的一位记者将此事写成报导，本为揭露选举中的不当操作，但适得其反，“从读者反馈来看，很多遇挫的选民读到这篇报导，就彻底放弃了投票的信心。”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保守派媒体中，没人知道一直为特朗普高唱赞歌是否能左右中间选民，一味抨击自由派的报导也会招人反感。居住在“铁锈带”上的一位宾夕法尼亚选民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他2016年投给特朗普，但如今不喜欢福克斯电视台（Fox）“以树立敌我旗帜的方式为特朗普抗疫不力做辩解”，并“一再强调经济大好、市场强劲，刻意不提这个社会的创伤”。他同意我引用他在Facebook上的文字，“至少从现在总统对媒体和公众的喊话来看，他不知道底层人民的痛苦。我们是真真实实地因为疫情失去工作、失去支票，而在新闻里，我们好像都不存在，或者已经被总统先生拯救了。但事实上并没有。我们也不是傻子。”
“在记者与政客之间的战场上，选民已经成了牺牲品。”一周前，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传播学副教授Sharon Jarvis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一场简报会上，对包括我在内的记者们说。在2016年后，她出版了两本书专门阐释媒体、受众与选举之间的联系，而这场会议的主题就叫做：记者的报导怎样影响美国人的选票？
在过去几年中，Sharon Jarvis邀请了数十位供职于不同媒体的美国记者进行访谈，亦统计分析了半个世纪来不同报刊和电视在报导大选中的内容、措辞和形式。她发现，就算是“vote”（选票或投票）和“voter”（选民）两个简单词汇的使用，都令读者产生不同的情绪。这令许多记者编辑大呼意外。
Sharon Jarvis举例，过去媒体较为传统，多在报导中使用“vote”一词，“例如，‘计票’（votes count），‘投票是重要的’（votes matter）,‘寻求选票’（votes can be sought）等客观陈述，是会令人们想要去投票的。”
而近年来，媒体在报导中侧重“voter”一词，意在将选民形象化、个体化，突出报导的人情味。但出现的大多是这样的字眼：“‘选民被骗了’（voters could be duped），‘选民被耍了’（voters could be fooled），‘选民获取信息不够’（voters might not have a lot of infornation）等等”，效果适得其反，“令受众产生沮丧感，不再想要投票”。而这样的叙事恰恰是如今最多见的，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媒体，都将版面花在选民是如何被选举程序愚弄的。
并且，当媒体批判当今的政治现状、选举丑闻——例如许多左派媒体为政治献金和党派斗争而悲鸣，发出知识份子式的反思，并不能鼓舞人心，反倒令许多选民决定远离政治，不再关注选举。Sharon Jarvis道出了残酷的真相，“只有人们阅读到动员式的内容，才会有更多欲望去讨论公民权利，参与选举活动。”
听完了这场会议，几位与会记者都陷入了自我怀疑：原本引以为傲的批判性思维，竟然会对选民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既然如此，在报导中挖掘这个社会的问题与缺陷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不要只谈威胁，还要谈解决方案。”Sharon Jarvis建议记者们突破现有的框架。
以前面提到的德州压制民主党人选票为例。德州不少政治倾向偏左的年轻人为此事打抱不平，因此自发做志愿者，开车载街坊邻里和行动不变的老年人去票站投票。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群组即时交流票站的开放时间和交通情况，确保不会空跑一趟，甚至连票站周边哪些商家在做促销，凭“我投票了”（I voted）的标志免费畅饮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故事促成了在本届美国大选中另一类报导潮流，解决性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告诉读者问题，也带给读者希望。
解决性新闻不是因大选而诞生的，但是因大选得以发展，并获得更多受众。以“揭黑”闻名的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就在报导各种选举丑闻之外开设了新的页面：疫情令人们不想出门投票，他们来告诉你怎么做；担心邮寄投票因为各种差错没有被计入，他们告诉你怎样避免这些问题；看不清选情，他们教普通读者怎样追踪政治献金和地方派系斗争——将新闻做成了公益性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一群记者组建了NGO组织“解决性新闻”，他们在近期收集了许多关于大选的“解决性报导”，且更侧重在地方与社区，试图填补新闻内页中一直被忽略掉的细节：人们知道这场选举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也正在想办法去应对这些问题。
10月23日更新：港台移民的民主党“铁票”有可能转向特朗普吗？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凌先生1999年来美国攻读硕士，毕业后定居在毗邻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省瀑布教堂市（Falls Church, Virginia），为政府外判公司工作。2003年，他与美国籍的台湾裔女友结婚，随后归化为美国公民。2008年，他登记为民主党人，在美国投出第一张选票——为那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接下来的2012年、2016年，他依次投给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台译希拉蕊·柯林顿），用他自己的话说，“曾扎实地站在民主党蓝色阵营这边”。
2020年，凌先生犹豫了，“这一次我比较倾向于投给特朗普，但还未决定。”
他表示“欣赏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制裁中国公司，调查商业间谍，制裁侵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人士，”凌先生说，“这样的力度是此前的（美国）政府没有过的。”他是亲民主自由派人士，2014年他回港探亲，恰逢雨伞运动，“处在人群之中便有心潮澎湃的感觉”；2019年反修例运动，在Facebook上流传的视频里他看到昔日大学同窗走在游行的街上，那时他人在美国，却也加入了许多有关香港的Telegram群组，几乎无心工作，“幸好美国老板都理解”。在美国生活了21年，职业与家庭都是在美国搭建，凌先生自认是“美国人”，但“根在香港”，“未能忘怀”，“亦希望故乡越来越好”。
在华盛顿工作的香港移民Joseph Ng也十分犹豫，“真的很难（a really tough call）”。他90年代从香港的中学毕业，到美国念大学，然后定居。在美国，他颇热衷与朋友聊香港，“香港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小小的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不同文化。但2019年发生那么多事情，我觉得非常不开心。”
“与特朗普相比，我看不到拜登可以执行任何更强有力的（对华）计划。”Joseph Ng说，“但我的顾虑是，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的决策基于损益，现在中国与美国在科技、军事等方面进行竞争，”“但人权方面，”Joseph Ng又觉得特朗普考虑得不多。
不单是香港移民，凌先生台湾裔的太太也从民主党“铁票”变成了“摇摆选民”。“她支持福利社会，支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支持对富人增税，反对苛责非法移民。但是，她觉得从外交政策这方面来讲，未来特朗普会有对台湾更有利的政策。”凌先生说，譬如美国卫生部长访台，还有一些特朗普的幕僚建议与台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这都让他太太觉得台湾的国际地位在特朗普任内有所提高。于是，美国对华、对台和对港的外交政策超越了教育、税收、医保等其他议题，成为凌先生夫妇对本届大选最为关注的焦点，他们自称“转向了‘Single issue voter’”。
早前，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Marc A. Thiessen撰文称特朗普是最亲台湾的美国总统。“因为特朗普对中国强硬，所以台湾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是会犹豫的，”在美国做政治学研究的陈方隅博士说，他也是台湾裔，与朋友共同组建、编辑Facebook的专页“US Taiwan Watch美国台湾观测站”，介绍中美、台美关系和美国内政。但其实“支持两边的都有，”陈方隅补充，“事实上，现在网路上吵得非常凶⋯⋯这个议题非常的两极化。”
以拥有6400粉丝的公开社媒群组“台湾人在美国（Taiwanese in the U.S.A.)”为例，里面有许多支持特朗普的贴文，也为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措施称赞。其中一个热帖，作者写到“宣示效忠美国成为公民十几年，今年才当首投族其实很羞愧”，作者称自己不单为“美国积极的友台政策”而支持特朗普，亦写下千字长文谈及政治体制，抨击美国民主党的政策效仿社会主义。许多香港移民也在这个群组，呼吁选民关注香港未来。
陈方隅觉得，“一部分台湾移民是很东亚式的思维，觉得merit-based system（择优制）很重要，”因此在移民、教育等议题方面比较保守，另一部分则看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而自由派人士夹在中间，“也觉得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是会有疑虑的”，“比较多犹豫”。
美国大选正在倒数计时，《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爆出新闻，指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涉嫌利用父亲的身份在乌克兰和中国牟利，更有电脑硬盘中的不雅照流出。虽然这一新闻尚未被证实，Twitter和Facebook也下架了相关贴文，但依然在港台选民圈引发震荡。同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调查报导，披露中国是特朗普持有的外国银行帐户之一，特朗普的公司并曾在中国纳税18余万美元。10月22日，拜登在台湾联合报系旗下的《世界日报》投书，肯定亚裔美国人的地位和努力，特别赞许台湾是居领先地位的民主政体，称台湾是控制疫情的典范，并表示将强化与台湾关系。
“（新闻）应接不暇，更难抉择。很头痛，每天想法都在变。”凌先生说。
“除了总统之外，美国的外交事务和政策，依然要获得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的共同支持。”Joseph Ng觉得，他还在犹豫之中，总统大选进行中，国会选举也在同时推进，“至少，我会投给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的地方代表。”
10月14日更新：民主党人的PTSD，邮寄投票的“蓝移”疑云
党龄46年的民主党人Lucy今年不再举办任何观选派对或者聚会——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不愿“心灵再次受到创伤”。回想四年前的那个秋夜，七八个好友一起聚在家里，拈着奶酪、饼干、水果，他们开着电视，也同时开着广播，但没人真正留意新闻里的声音，他们全都以为希拉里·克林顿（台译柯林顿）胜选毫无悬念。香槟在冰桶里准备着，就等著克林顿发表胜选感言的那一刻喷出泡沫。
但那天的赢家是特朗普。大约是凌晨三点钟，或是四点钟，Lucy已经记不清了，特朗普的脸出现在电视前，“那么丑陋，那么得意，”她回忆道。第二天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静得像死了一样”，“所有人都未回过神来”。
在华盛顿工作的Daniel L.L.说，美国首都“是全美国最蓝的地方，民主党支持者高达九成以上”。此言不假。这座城市里住著美国平均收入最高、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左派菁英，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人还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八年奥巴马，八年希拉里”，高知又高收入的Lucy原本是这样期待的。但2016的选举结果俨如当头棒喝，叫醒了她的“自由派美梦”。
Lucy的朋友、在华盛顿做律师的Marissa回忆，她的律师事务所也提前准备了香槟。“Dom Pérignon，最贵的那种，”就等著克林顿胜选后大家返工庆祝。但第二天没有人上班，“我们都想永远躺在床上不起来”，Marissa说，“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国家好陌生。一个骗子当了总统，就这样吧，这世界毁了，没什么值得留恋。”她在大选后遵医嘱服了一段时间抗焦虑药。
研究显示，许多民主党支持者在特朗普胜选后患上了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这在大学校园和东西海岸偏蓝色阵营的都市十分常见，并以女性和少数族裔居多。Lucy在大学教书的丈夫，在课后组织学生开茶话会，为他们舒缓情绪，学校也提供了“选后心理辅导课程”。Lucy自己则开始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但她发现自己愈发病态。其一，“这社会有什么问题，我都将其归为特朗普的错”。“疫情严峻，毫无疑问，他的错”，“贫富差距加大，满街游行，他的错”，“我们被中国超越了，他的错”，“作为一个美国人，出国旅游时，我发现人们不那么待见我了，他们会开美国人的玩笑，笑话我们有这样一个小丑总统，当然也是他的错”。
其二，“我不敢再对2020年的选举有任何期待，如果我又估错了怎么办？如果又是他怎么办？”Lucy说，尽管拜登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领先，“但四年前不也是这样？克林顿领先特朗普十几个百分点，但结果呢？”
“这四年中的每一天我都想摆脱他，但我不敢去畅想我们打败他的那一刻。”Lucy说。
“孱弱的、顾影自怜的、惺惺作态的民主党人。”在Facebook的线上群组“Trump Supporters Uncensored”里，特朗普支持者Johny一连使用了三个形容词描述他对自由派的不屑。他发给我一张T恤的照片：上面写着“I HAVE PTSD, Pretty Tired of Stupid Democrats”。
“他们是我们共和党人的‘PTSD’，长期以来的‘PTSD’。”Johny说。
“今年，孱弱的民主党人又在吵嚷着要邮寄投票，”Johny补充，“他们输怕了，想要舞弊。但他们想都不要想。”他打算和朋友制作标语，去邮寄投票点示威。
按照往届的惯例，绝大多数美国选民都是在大选日那一天走进投票站，投下自己心目中的未来总统。经过紧张的计票，通常在大选日第二天的凌晨，谁胜谁负就基本知晓。但2020年的情况大有不同。由于疫情的缘故，为避免人群聚集增加感染风险，各州都纷纷开始提前投票，并放宽邮寄投票的要求。
至少1.56亿的选民可以在今年选择邮寄投票，占到选民总数的75%以上，是美国历史上人数最高的一次。专家预测，最终邮局可能会收到大约8000万选票，相比2016年的3300万，数量有望增长一倍还多。
但邮寄投票的人数激增带来新问题。担此重任的美国邮政局却正陷在财务困境之中，清点选票的过程可能超乎寻常的漫长，因此大选结果或许会让人们等上好几天、甚至几周才能揭晓。
以Lucy所在的首都华盛顿为例，她已经收到了选举办公室寄来的选票。特区的选举办公室规定，只要邮戳是在11月3日之前，在大选日之后十天内收到的选票都会被计入。也就是说，特区的计票要在11月13日之后才能全部完成。采取相似政策的还有2100多万选民的加利福尼亚州和890多万选民的宾夕法尼亚州。
而尽管现在就可以把选票寄出去了，但所有的邮寄投票都要等到大选日当天所有投票站关闭之后才开始清点。清点邮寄选票更加复杂，因为邮寄选票的信封背面必须有Lucy的签名，而这签名又必须与Lucy在早前登记选民时留下的签名一致，仅核对签名这一个环节就会耗去大量人力和时间。最终的计票结果，恐怕还要等上好几个礼拜。
这些日子，特朗普一直在炮轰邮寄投票，称选举会“被操纵”，称大量邮寄选票会“消失”。Johny也不断对我强调这一点，“民主党一定会利用邮寄选票来作弊。”他向我转述了流传在特朗普支持者圈子里的一个传闻：拜登已经在中国印好了假选票，存放在明尼苏达或者特拉华的仓库里，待计票开始后，拜登还缺多少选票，就从仓库里搬来多少选票。
但我与Johny发了几个回合的信息，依然没有从他的逻辑中搞明白传闻中的舞弊流程。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首先，他忽略了选举人团制，美国总统大选不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其次，各州的选票是不一样的，水印、格式等都不同，难道拜登要事先在中国工厂印好各种样式不同的选票？第三，选票上不仅印着特朗普和拜登的名字，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市/郡议会等等地方选举的候选人。以华盛顿的选票为例，正反两面、林林总总印著七个选举类别，几十个候选人名单。若如特朗普所宣称的，民主党想要让不利于他的选票“消失”，那随之“消失”的还有国会和地区选举的选票，这种舞弊究竟对谁有利，根本无法预测。
“他们真正不想看到的是选举结果的延迟。”Lucy说，“当天出不来结果，那家伙（指特朗普）会疯的。”
倾向邮寄投票的大多是民主党支持者。这也是美国愈发两极化社会中的独特景象——几乎从一个人对疫情的态度就能推测他/她将投给哪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希望重启经济，亦不在意疫情而举行大量集会；而拜登的支持者则视口罩为必需品，更在主张此次大选推行邮寄投票，降低人们暴露在人群中的感染风险。这就意味着，会有大批民主党的邮寄选票迟迟而来，随著清点选票的进程向前推进，计票的结果也一点点变蓝。
政治学家们将这称为“蓝移”（blue shift），并预测2020年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蓝移”有过前例。2018年中期选举时，在民主共和两党很难一较高下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起初在计票结果中保持微弱优势，谁料，随著邮寄选票慢慢被清点统计时，民主党的票数快速攀升。当时特朗普在推特上痛批这些迟来的选票，指责选举工作不诚实——和他抨击今次大选邮寄选票的措辞如出一辙。
Johny更坚信，迟来的民主党选票“就是民主党造假的铁证”。“什么叫‘蓝移’？不如叫做‘舞弊’。”
种种阴谋论最终也传进了Lucy的耳朵里。“美国邮政局的局长和董事会主席都是特朗普的大捐款人。你说邮局不会帮特朗普做些手脚？”她假设，邮局可能会延误邮件，致使很多选票拖到截止日期之后才寄到，然后被判作无效。
几番犹豫之下，Lucy决定放弃邮寄，参加提前投票。这也是今年的新景象，同样是出于疫情的考虑，华盛顿从10月27日开始提前投票，这样可以有效分流大选日当天的人群聚集。而其他州，早在几天、甚至几周之前便陆续开放提前投票。截止10月13日的统计，已经有1060万选民完成投票，这是新的历史纪录，连总统电视辩论都没辩完，选民就已经决定了站哪边。有些票站，特别是在传统红州，譬如乔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提前投票站的轮候时间可以高达五个小时。
Lucy对我说，从电视里的新闻就看得出，提前投票的都是民主党支持者，“他们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上一次许多以为克林顿稳操胜券的选民都没有出来投，她回忆，这一次“不亲自投票不足以表达立场”。而Johny，他说会去提前投票站举牌示威，之后便没再回复我信息。
Lucy还没完全振奋起来，“想像一下，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计票都结束了，我们终于选出了拜登，可能人们还没来得及高兴，特朗普就要发起内战吧⋯⋯”她沉默了几秒钟，“你说，这是不是我的‘P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