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归,战线间的不平衡和扭曲,滋长不平衡和扭曲的反应。」

2020年11月4日香港,市民在一个商场的咖啡店内,屏幕播放特朗普的记者会。
2020年11月4日香港,市民在一个商场的咖啡店内,屏幕播放特朗普的记者会。摄:陈焯煇/端传媒

【编注】:本文原发于作者脸书,端传媒版本在原文基础上有新增及修订。

这几日,很多香港民众都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由于受中国因素影响,这几年对中国表现强硬姿态的特朗普,极为受到香港人的支持。不过,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逐在大选后两日为止,仍然处于胶着状态,而且结果逐渐向拜登倾斜,自然引起相当多倾向抗争的香港民众失望。

据悉这几天的事态,已发展到因为有很多主力国际战线的政治人物,包括了前众志的核心黄之锋和罗冠聪、曾任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的张昆阳等,都呼吁民众冷静看待选举结果,并且信任民间团队 Bipartisan 对民主共和两党同时交好的运作。但此番言论随后便被香港网民狙击,指责这些政治人物离地、“左胶”。

政治人物与网络领袖的分野

我自己观察,部份香港人对美国大选的关心程度,已演变为对个别政治人物特朗普的寄望。市民除了留意主打国际战线的政治人物,更多的是依赖被称为网络KOL(Key opinion leader, 关键意见领袖)的人。他们的节目往往有数以万计的点击率,而且有明显清晰的政治倾向和判断,却和国际战线人物侧重的平衡和审慎的方式相当有距离。

其中一个在美国大选前发生的例子,可以揭示这些KOL和政治人物的殊异。事缘被暱称为“袁爸爸”的意见领袖袁弓夷(其政经评论频道有十数万追随者),在网络上表示,香港的抗争者可以向他电邮护照副本,提供相关联络方法,协助手足流亡;但他迅速受到身处海外的罗冠聪、曾任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的邵岚等人的批评,指不应该用电邮等方法处理护照敏感资料,并且有关言论有离事实,根本并无此一机制。

对于KOL们将可能性不高、却言之凿凿加以宣传的做法,政治人物相当不以为然。但相当多香港的抗争民众,对 KOL 的意见显得非常受落;种种信息和感觉,成为了民众吸收政治力量的途径;政治人物另有部署和分析,无疑近似于对炽热的群众期望,淋下一盘冷水。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发展却有迹可寻。

2020年9月15日香港,示威者高举美国国旗游行,并写有“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

2020年9月15日香港,示威者高举美国国旗游行,并写有“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摄:陈焯煇/端传媒

抗争能量的爆发与困局

当香港自2019年6月以来,政治能量极速爆发,衍生出长达大半年的社会抗争运动,却在2020年年初,因为疫情关系而陷入停摆;北京和特区政府,更在今年六月尾推出落实国安法,不只是勇武抗争,那怕是文宣线、网络言论等,都借由严厉惩罚所威吓;加上社会上针对教师社福等行业的打压,令香港社会人人自危,抗争力量困锁其中,自然无处宣泄。

相比于政治人物,或多年来观察国际政局的学者、传媒人等角色,身处高度接触政治的环境,得以比较信息、进行事实核证 FactCheck;更多市民,是在直接行动消失后,不知如何投放自身的能量。当出现立场上比较实牙实齿的评论,就给予一种先见之明的力量;面对本地抗争空间的压缩,当指出特朗普的对华强硬路线是具希望的出路,自然加深对外部局势的寄望。而经过大选这种外部焦点引导的情绪,却迎来不如预期的结果,便爆发出对国际线政治人物那种观望和审慎态度的反扑了。

要解决这种失焦失躁的情形,要么是对本地抗争的限制都消失了,要么是香港人能够突破对抗争的限制。前者固之然没有可能,北京决不会让民众运动能够卷土重来;后者的困难在于,如果大家有敢于突破政府限制的决心,过去几个月疫情稍歇,已经重新出发,也不会把寄托在特朗普连任、维持华府强硬的手法了。

抗争焦点的动摇:由寻找内鬼到等待时局

当然,运动衍生出来的焦燥情绪无可避免,今天对美国大选的过度期望,也只是运动晚期的变奏。若果对大选结果的寄托,来自于本地抗争的无力;那在我的观察中,运动早期,部份抗争民众极为关心内鬼的出现,同样是因为对于抗争现场的距离感使然;其后,即使强调和勇不分,却仍然希望拉回勇武的行动。参与度的极限,对政治上关注的焦点受到动摇,深具影响。

在运动初期,部分和理非参加者认为体型健硕、头发铲短类似警察式样的勇武行动者,多数是警察冒认装扮的。然而,根据苹果日报在本年2月的访问,对勇武抗争者而言,即使明知现场有内鬼,却不愿因此而刹停行动。反过来,对内鬼的关注往往来自安全顾虑,无法参与其中,又无法调适当中的距离,因此唯有在直播镜头或事后剪辑中,寻找蛛丝马迹。

到运动中期,‘唔好送头(不要逞勇而误中陷阱)’、‘留得青山在’的要求开始浮现。因为参与度的距离,勇武抗争的行动限度远超想像,部份抗争民众难以参与其中,又无法正面接纳自己在行动上的落差,就退而劝阻其他人的行动限度都收缩。笔者还记得在抗争现场,中年参加者劝阻青年人不要换装上前线时,理由是‘暴政必亡’、‘国际局势对我们有利’、‘不希望白白牺牲’。事后回想,这可说是将未来寄托于外部影响,特别是特朗普连任,能够持续对北京施压的开端。

正如在前述访问前线手足的报导中所称,若民众间不断疑心生暗鬼,最终退潮的将是整场运动。其原因无非是运动的焦点转移到寻找内鬼,行动亦因此变得避忌;而我认为,把焦点放置于寄望在个别候选人当选,也产生同样的结果。往后配合网络言论,滋养出非此不可的判断,而不是比较和分析;然而,我们都知道,即使大选结果一如网络预期,也不可能突然产生出对推动香港抗争即时有利的效果。

2020年11月4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次集会上停下来祈祷。

2020年11月4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次集会上停下来祈祷。摄:Matt York/AP/达志影像

不如国际政局触目的社会后勤战线

归根究底,今时今日的狂热,是没有行动空间所使然;但要有抗争行动空间,也就需要香港人敢于参与和介入,才能开拓出来。这点却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人最缺乏的因素。

不过,即使在最明显的抗争行动以外,还是很多社会上赋权培力的工作能够开展。诸如巩固抗争经济圈,坚持光顾黄店、抵制蓝店;加入工会;参与民间研究和课堂,开拓视野;捐款支持社区媒体,以至身体力行出版社区报。若果政治能量能真正深入这些方面的话,相信对国际战线的关注,会平实很多。

终归,战线间的不平衡和扭曲,滋长不平衡和扭曲的反应。香港的未来需要长远的决心,即使在低潮之中,仍要与政府的打压组织抗衡,而不是进入孤注一掷的暴走状态。

(郑司律,工党前副主席,现为立法会议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