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灏：胶化还是失语，香港“左翼”为何不讨好？
「左翼与民众，还能有交集吗？」
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确是全球群众运动的一场“时代革命”：运动“无大台、跨平台”的肌理、示威现场战略和战术的多样、运动长时间持续的韧力和超越国界的动员等等，突破了过去十年以至数十年来，全球各地反威权运动的形态，亦鼓励了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争相效发：智利、伊拉克、西班牙、美国、白罗斯、泰国的反威权反警暴的示威场面，总会看到香港反抗运动的影子。
不过，反修例运动同时折射了一种现象，对香港以至标榜“工人无祖国”的左翼运动相当尴尬，我姑且称为“左翼失语”──左翼论述和视野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不是位处边缘挣扎，就是保持沉默。
香港过去的社会运动，主要由传统学生组织、工会和民间团体带动，他们的价值系统侧重公平正义和社会资源再分配，有强烈的反新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眼中的“本土运动”──强调香港人身分、抗拒内地新移民、甚至批判左翼社运组织者为“左胶”、追求香港放弃“建设民主中国”──其实是挑战传统社运的“异路人”。
反修例运动强调“不分化”、“不割席”、“和勇不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等行动口号或纲领，表面上暂搁过去运动路线的“左”、“右”之争，但实情是运动论述和形式的动态，进一步将左翼运动推进末流。综观由去年6月9日第一次百万人大游行，以至今年中共落实港版国安法前的轨迹，不难发现，坊间至少有四套在运动期间流行的“左翼”论述，但它们都未曾成为主流。
过去一年，左翼在反修例运动中的四种激辩
坊间至少有四套在运动期间流行的“左翼”论述，但它们都未曾成为主流。
第一套左翼论述扣连全球霸权论，认为反修例运动本质是世界霸权的角力，故此高举普世价值的反修例运动，不应偏亲任何一方霸权。反修例运动爆发成为世界焦点，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领袖先后发声，甚至以联合公报的方式表达关注、要求中国切实履行一国两制等等；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更多次表示将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挂勾，令部分抗争者认为要迫使中共妥协，靠拢甚至赞扬特朗普是一条出路。运动中期，示威现场出现美国国旗，后来更有报章高调在头版要求读者向特朗普求救、反对今年中共强加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正是亲美反中的例子。
对左翼来说，当然难以理解亲美反中的策略：拉美、台湾、韩国的历史经验，正说明美国政府是只会支持独裁军政、以保障自身利益的政权，何况特朗普在保障人权方面劣迹斑斑，在本国被视为反对民主、只重实利的“商家佬”，叫人如何相信他会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制中”？但反修例运动不避开单边主义，在需要“美帝”的时候大谈左翼的“反美”，不单是自讨没趣，更有机会触碰违反“不割席”的运动信条。
第二种左翼论述，尝试回到传统左翼重视弱势平权，尤其是促进阶级、性别和种族平等的议程；但这套语言，最终竟成为“群众斗群众”的论争，原因在于这套论述，针对的不是国家机器如何向抗争者施以性暴力、将抗争者非人化如“曱甴”，而是针对运动内部忽略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印象。描绘运动为非常父权和排外的经典案例，就是“光荣冰室”事件。
事件源于2020年初，香港爆发疫情，在反修例运动期间高调支持示威者的黄店“光荣冰室”，其饮食集团在脸书专页帖文指“即日起，光荣饮食只招待香港人，落单时只限粤话及英语。一概普通话，暂不招待。后来更新为：欢迎台湾朋友 #你唔封关我封铺”——以表对特区政府拒绝因应疫情、停止开放中国内地人士来港的海陆空关口的抗议。其帖文引起一名大学讲师注意，她先和丈夫在国际医学杂志《刺针》撰文，暗示光荣冰室不招待台湾以外的普通话食客有歧视中国内地人之嫌；后来她又和几位俗称“港漂”的居港中国大陆人到冰室以普通话点餐，更尝试与店主“寻找对话的可能”，惜无功而还。该讲师后来撰文解释其行动；反而惹来更多批评，认为她是向支持手足的黄店“放蛇”来分化运动、以自己的讲师地位去压迫冰室的基层员工、其做法没有创造真诚对话的态度等等。
后来，光荣冰室收到平等机会委员会电话警告、平机会主席更撰文指，光荣冰室之举有可能涉及残疾歧视和种种歧视，令讲师的行动被视为和官方打压“黄店”如出一辙。此外，民主党成员蔡耀昌，当时曾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的身份会见平机会主席朱敏健，促请平机会调查光荣冰室事件、要政府修订现行法例，将歧视大陆来港新移民或大陆人，纳入“种族歧视”范围。蔡的言论旋即引起党内至少63名区议员及社区主任不满，并发起联署指“蔡耀昌不代表我”，最终蔡在翌日向该党中委会主动提出辞任党内全部职务。左翼运动常见的“反歧视”论述，不单被官方法定机构挪用，甚至为传统民主派成员不齿，令“左翼”和“左胶”继续成为参与运动的“禁忌”。
第三种“左翼论述”，其实相当含蓄，含蓄到没有人理会是“左翼”的论述。反修例运动掀起“黄色经济圈”的抗争模式，鼓励市民到支持抗争者、甚至聘用“手足”的商店及餐厅消费，并延伸到网购和运输等服务行业，直接或间接撑起持续抗争的资源，同时杯葛亲中集团的商户。这种“政治消费主义”（political consumerism），其实是典型的的良心消费模式，只是今次的良心，不是公平贸易和环保，而是支持抗争的政治信念。
过去香港的左翼运动也强调支持小店抵抗大财团的消费模式，反对领展垄断公屋商场就是显例；而“黄色经济圈”本身也充满左翼色彩：对抗中国资本霸权，支持强调自主、类似社区经济的经营模式。然而现实是，鲜有人顺应左翼思维，在运动中强调反对市场至上和资本垄断的视野。
究竟原因，是今次的政治消费运动，本身就不以对抗资本霸权为纲：支持黄店的动机，多和撑手足、撑抗争的身分认同有关，也源于对商店身体力行响应“罢市”的“报复性消费”。讽刺的是，在警察和示威者于中文大学对峙期间，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连锁超市如常入校补货，也被视为是“撑手足”、维持物资供应的行为；可能对不少人来说，地产霸权面对政府的暴力，反而成为救星。
至于杯葛“蓝店”，是抗议中资或亲中商界反对、批评运动之举；中资连锁商店被“装修”，也是因为抗争者认为连锁店和在示威现场袭击市民的帮派关系密切，迫得该连锁店要发声明否认公司与管理层与帮派挂勾的指控，向亲政府的暴力行动割席。
第四种左翼论述，可谓“神女有心，襄王无梦”，这体现在反修例运动催生的新工会运动中。香港左翼社运其中一套信念，可用十六字“真言”来表达：“组织工会，团结工友，争取劳权，深化充权”。和亲共工会强调福利联谊和恩从网络不同，属于民主运动阵营的劳工运动，重视组织工会为工友充权的资源和机会；尽管现有法例限制了工会在劳资纠纷的角色，又缺乏集体谈判法例，但在雇员享有罢工权利的条件下，工会透过发起罢工来向资方施压以改善劳工待遇，的确有成功经验。由七十年代教协发起罢工改善教师薪酬待遇，到2007年扎铁工潮、2013年码头工潮等，总工会的跨界别动员确带来了一些成果。
2019年，新工会浪潮兴起，部份传统工运、社运组织者仿佛如获至宝，想像重视组织、强调经济及社会平等的左翼运动也可以成为反修例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长期关注香港工运的学者和组织者亦借题发挥，藉新工会运动扣连传统工运提倡的劳动三权论述、争取经济民主、对抗财团压迫等等。然而，今次反修例运动和新工会运动，却是另一回事。
从抗争者及运动的动态来看，工会之所以可以贡献运动，在于它们可以名正言顺组织罢工和参与“议会战线”。不过，市民出于政治理由参与罢工的成功经验，可能只有由国民党及中共动员的省港大罢工，以及战后的六七暴动。支联会尝试在八九六四中共屠城后发起全港三罢，惜最终因旺角出现骚动而搁置；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占中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爆发雨伞运动，职工盟当晚即呼吁全港罢工罢市，但响应者寥寥，仅有一两个工会认真发动罢工表态支持占领运动。
新工会深入抗争运动，却无法融入左翼论述
成立工会志在建制夺权的策略，和传统工会运动强调在体制外斗争，两者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去到反修例运动，工会和传统社运阵营有无成功发起罢工呢？
2019年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后，政府无动于衷，坚持6月12日如期二读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激发市民自发动员当日罢课、罢工和罢市到立法会外集会。当日防暴警察以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清场，激起民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亦公开呼吁全港在6月16日的游行后的周一发动“三罢”，迫使政府撤回法案，当时政府仍未宣布暂缓修例。到政府公布暂缓修例后，民阵虽如期发动大游行，但表示由于立法会已取消会议，故决定暂搁“三罢”和在立法会外集会的行动，并对信息引起混乱感到抱歉。
民阵的决定，引起部份工会和社运组织者的异议。职工盟表示当日如期在金钟举行集会；有民间团体工作者发表联署声明，表示“愿意成为617三罢的发起人，除了以个人身份发起，亦会争取所属单位认可、支援617的三罢行动”，并呼吁其他组织者实名联署，争取市民“认可其公信力”。不过，6月17日当日，职工盟的集会只有百多人参加，曾表示愿意发起三罢者，亦没有具名的跟进行动。由此可见，传统社运和工运组织并未成功发起和动员到反送中的罢工行动。后来8月5日至11月的“大三罢”，则完全是网民主导、去中心化和去架构化的集体行动和勇武抗争。
以上的历史轨迹，多少解释到为何新工会成为反修例运动的生力军，却没有使重视工运的左翼论述融入运动中。政治罢工不受劳法保障，参与反修例“大三罢”活动的在职人士，要请一日事假投入抗争并非难事；但要集体发起罢工，除了要有和雇主及政府周旋到底的意志，也要有足够的粮饷——罢工基金支持。平时工会发动罢工筹备要深思熟虑、“融资”有道，但在这场强调无大台、行动如水的反送中运动，传统模式的罢工实在难以增加运动的筹码。
2020年，中共在5月宣布为香港订立国安法，“二百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及“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是否发动“反对港区国安法”的罢工罢课在六月举行会员公投，结果是30个工会总票数仅有8943票，远低于发起罢工的门槛票数位（6万票），罢工无疾而终。左翼论述和传统社运及工运关系密切，但在发动政治罢工的层面，理论和现实的落差实在太明显，左翼强调以工会来争取劳权的论述，难以套用在政治罢工身上。
新工会的组织型态和行事风格有别传统工会，带有去中心化、身份政治主导、以夺取建制权力为目标（功能团体、选委会）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在于它愿意同抗争者并肩，但不等于要接受加入传统工会联盟，整合组织和资源；职工盟在新工会和大三罢的作用，只是辅助动员的角色而已。至于身分政治主导，既指新工会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具吸引力，并非在于其争取权益的能力，而是来自其政治取态和身分认同。
以反修例后成立的新公务员工会为例，新公务员工会的创始成员，在去年8月发起主题为“公仆全人，与民同行”的公务员集会，强调公务员会继续维持政治中立，为“真老板”香港市民服务，客观上呼应已成运动主轴的“香港人身分”和命运共同体，壮大反送中运动的道德权威，与当时的政府及否认勾结乡黑的警方分庭抗礼；到新公务员工会成立后，其最重要的工作，相信是应付政府要解雇曾参与反送中运动和被捕的公务员的清算行动，以及新入职公务员要宣誓效忠《基本法》等政治议题。
而夺取建制权力，就和参加“议会战线”有关。新工会在反送中运动最重要的战略目的，不是为增加劳资纠纷的谈判筹备，而是为了“储够票”参与2022年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以及2024年的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香港选举特首的选委会，一千二百个议席中有六十席由劳工界代表全票选出；立法会功能组别有三席属于劳工界。每一个纯雇员工会都能在上述界别每一席位得到一票；而成立一个工会，只需要七个人登记注册。成立新工会的重要任务，就是“赶住上车”，在2020年5月2日前成立工会并运作一年，以符合工会作为选民的登记资格，参加翌年的选委会选举。支持运动的网民更开设方便雇员自组工会的网站，犹如“工会生成器”。当然，“黄”“蓝”双方，都懂得善用这组织工会的自由。但无论如何，成立工会志在建制夺权的策略，和传统工会运动强调在体制外斗争，两者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总而言之，即使在反修例运动出现过有左翼运动影子的抗争行动，比如是罢工罢市和成立工会，它们也难以被视为左翼运动的一部份。我们不能单凭其形式涉及打工仔女，便认为左翼不再失语、不再处于末流云云。
国安法打压国际战线、街头战线和议会战线，左翼运动何去何从？
反修例运动其实少有以左右意识形态作身份认同、定位和行动思想指导，其得以持续的关键因素，不单是和勇不分，更是暂却左右之争所带来的凝聚力。
今时今日强人威权领导、无大台运动和素人政治崛起，正使传统型态的政党和旧工会由政治角力的中心走向边陲。份属威权政体的香港，这趋势就愈来愈明显。香港的政党政治，是依靠中港关系设定的政治空间来存活；当这政治空间将成泡影，政党政治只能作出两个选择，一或甘作议会（区议会和立会如是）花瓶，一或负隅顽抗，至死方休。中间路线或会留存，但玩家只会是建制派。
传统民主派本来选择留在人大延长任期的立法会继续“抗争”，但到了上周人大颁布决定让特区政府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的席位后，全体民主派议员就宣布总辞，拒绝和这港版“万年国代”玩下去。公民社会成为香港“党外运动”的基础，公民组织、工会的战略价值就更重要。
政权以国安法反制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国际战线、街头战线和议会战线后，下一步当然是清算试图发起三罢和在选举“夺权”的新工会。新工会方兴未艾，能否抵住政权打压，还是能够继续遍地开花？事实是政府已透过劳福局局长的网志表明，以目前人手，无法在下次选委会选举前完成批核超过三千份新工会的登记申请。而发起全港三罢，会否触犯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仍然有待观察。
笔者过去一直笃信政党运动和公民社会、社会运动结合是最理想的抗争模式。但多年的个人经验和观察，始终认为强大的公民社会比政党发展来得紧要，海内海外亦然。香港民主运动未来短中期的走向，相信是维持去中心化、甚至地下化的格局。社会各条支柱——商业、宗教、教育、传媒、文化、专业、大学等等，面对国安法的新范式，只会更加走向保守的道路。
新工会如何在这些领域保存实力，当然要留待工会自身去判断，但面对极权主义、国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对民主运动和法治的震荡，我们需要更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公民社会，尤其是有新思维、新视野和新策略的工会组织；而工会组织要接地气，最需要的是放下意识型态的框框。反修例运动是一场无大台的全民运动。无大台，就无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能够成为主流价值的，就是主流抗争者的思想反照。就此，许宝强博士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就提供了一个供左翼运动中人省思的视野：
*“‘失语’的说法，只是反映了“左翼”过于固守其过去的语言，一种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下所建立的语言，因而无法或不愿发展出既能符合“左翼”的终极关怀、又能于新时局中回应民众的情感与诉求的论述。除非，我们假设了在任何的历史时空，都只有一种自有永有、恒久不变的语言，能够表述“左翼”的终极关怀，但却必然与受“主流统识”渗透的民众的声音相左。否则，对所有愿意尝试“建构多数”的社会运动组织者来说，从来都不存在“失语”的问题。
循这角度思考，倘若社运“组织者”，暂时未能找到合适语言，可以有效地扣连“左翼”的终极关怀与民众的情感和认知，那么可考虑在当前的社会脉络下，以社会运动作为方法，再次回到根本，叩问甚么是“左翼”的终极关怀，厘清社会运动的愿景，尊重（准）抗争者的能动主体（agency），认真聆听民众的情感与想法，于理论传统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语言，思考和寻找“左翼”社运目标与民众诉求的可能交集，以扣连两者、“建构多数”，开拓一种不再陷进“失语”或“忧郁”的左翼政治。”*
左翼是时候叩问甚么是‘左翼’的终极关怀。
前文提出四套“失语”的左翼论述，正正堕入了许文所指，成为“一种自有永有、恒久不变的语言”的毛病。用俗语来说，就是“胶化”了。反修例运动其实少有以左右意识形态作身份认同、定位和行动思想指导。当然，政治领袖和组织需要明确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作团结支持者的基础。然而，反修例运动得以持续的关键因素，不单是和勇不分，更是暂却左右之争所带来的凝聚力。抗争者的义气、质朴、务实和远象，比左翼或右翼理论更激发人心。
并非左翼的法律学者戴耀廷最近发起“拉撒路计划”，引用圣经中耶稣显神迹复活凡人拉撒路的敍述，邀请公民社会和普罗大众想像、思考香港“浴火重生”后的理想社会为何。这正好呼应许宝强所讲，左翼是时候“叩问甚么是‘左翼’的终极关怀，厘清社会运动的愿景，尊重（准）抗争者的能动主体（agency），认真聆听民众的情感与想法，于理论传统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语言，思考和寻找‘左翼’社运目标与民众诉求的可能交集”。
（黎恩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院博士候选人、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及前副召集人）
延伸阅读： 许宝强，<左翼失语，还是被消声的抗争主体？>，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一一五期（2020年4月），第237-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