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蓝：香港民主派议员总辞，意在议会战线之外的北京
「北京为达致全面控制，不仅不在意牺牲民主阵营获得资源与公权的途径，亦存在断杜绝民主运动获得民意授权的可能。」
11月 10日，北京人大常委会以一纸“决定”，引述中国《宪法》，确立香港政府“依法”褫夺民选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权力。香港政府——普遍相信是在北京的授意下——立即运用这终于获得确立的权力，宣布四名温和民主派现任议员，失去议员资格。
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内的20多名议员，随即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总辞”以示对人大、港府的抗议。这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关注，国际新闻集中关注香港立法机关彻底失去民主派代表。但在香港本地，此举却未能激起民间的反抗情绪。舆论聚焦于“总辞”议员在民主阵营内遭遇的冷淡反应，以及阵营内不同光谱间的争拗。
深陷争议中的人，会认为中共分化策略凑效，为民主阵营内的纷争而扼腕。但比起这些纷争、与一直被视为“核弹”如今却无声无息了结的“总辞”，今次人大决定著眼的，显然并不止于眼前。
若说令民主派无法再在“议会战线”上有任何抗争空间，是京港政府透过刑事控告议会抗争、七月国安法设立 DQ 新红线、取消选举已经初步完成的目标的话，今次人大常委的决定，便远远不仅是将四名议员延后“处刑”。在下一步操作上，此举是要为港府就公职人员宣誓问题修例提供基础；而在治港思路上，其反映出北京为达致全面控制，不仅不在意牺牲民主阵营获得资源与公权的途径，亦存在断杜绝民主运动获得民意授权的可能。
“总辞”为何无法引发相应的政治能量？
民主派的“总辞”，被视为数十年议会民主运动的终结，历史意义重大，但在当下的本地政治中却掀不起波澜，甚至略显尴尬。个中远因，是京港政府近年对立法会的逐步围堵，令立法机关几近完全失去挑战政权的空间，早成深入民心的既定事实；而近因，则是总辞时机的选择，未有承接反修例运动能量仍存之时。
先说近因。2020年7月，中共直接制订并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经特区政府及香港警队自行﹙或是在授意下？﹚的演绎，令“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口号，与外国政治界、民间组织及传媒的交流，甚至只是在社交网站写下的寥寥数语，都面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刑罚。展示“光时”旗帜的示威者被捕，拒绝保释被还柙，罗冠聪等“国际线”领军人物离港流亡。但在一片肃杀的社会气氛、以及港府扬言“参与也可能犯国安法”的恐吓之下，仍有 61万港人冒著身份暴露、被政府秋后算帐的可能，在民主派举办的立法会选举初选中投票。
初选所展现的民众力量，令民主阵营士气大振，对﹙本应﹚即将到来的九月立法会选举磨拳擦掌。
就在此时，港府在两日内先后宣布以“反对国家安全法”等于“不拥护基本法”、曾赴外向外国官员或议员游说对华施压为由，褫夺12名候选人、包括传统民主派政党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并借疫情为由，宣布将选举“延后”一年。正当坊间仍在揣测北京的盘算时，又传出京港政府决定以委任形式，让 2016-2020一届的立法会议员全体留任一年，以填补选前空白时期的信息。
民主阵营因此分成不同立场，热烈争论对策：主张杯葛者﹙少数在任议员与初选中胜出的新世代﹚，认为正确的事实陈述是“接受委任”——立法会议员在 2016年选举获得的授权是4年，任期到2020年7月止，“僭建”出来的一年任期，并没有任何民意授权，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北京政府违背《基本法》、并无任何宪法依据地作出的额外委任；另一方则强调是“留守议会”，接下来的一年任期是“延任”，不计较背后的合法性，纯粹著眼立法会内，民主派仍然存在的需要。
主张“留守”一方强调，一旦总辞离开立法会，“恶法将长驱直进”，政府/ 建制派一早预告会强推的、浪费公帑的“明日大屿”，以及改写香港选举规则的“大湾区投票”﹙容许居于中国大陆的香港选民在中国大陆投票﹚，将如入无人之境，直接通过，因此立法会内必须有民主派议员留下，否则政府可完全不受阻挠地任意通过任何法案，对香港的损害“不能逆转”。
主张应杯葛“中共委任”，以集体离开立法会作抗议的一方则认为，成员构成没有改变的民主派，在议会内本就无法抗衡京港政府的攻势，而中共在取消2020年立法会选举后，向原届议员抛出延任橄榄枝﹙当中包括一些没有参与、或在民主派初选中落败的议员﹚，首要目的是将民主阵营从 2019、国安法、初选、大规模DQ等连串事件中积累的高涨民气，一举消除，令其在没有著力点之下消散。【注1】
换言之，应否“总辞”的辩论，早于八月已经进行，而民主阵营的民众，亦早在辩论中各有定见。最终，两派并无达成共识，而是由主张“留守”的民主派政党，委托民调机构进行民调。最终，即使意见不一的现任议员们表明，只考虑本身是该派支持者的选民的声音的情况下，仍得出近半支持杯葛的民调结果。最终，现任议员支持与反对各占一半的尴尬局面下，作出“政治决定”，选择“留守”过渡期间的“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
然而就此进入“临立会”的民主派议员，不足三个月便面对北京反口覆舌的下场。
立法会、议会战线已难再有任何空间拓展，是不少民主阵营的港人早于7月已有的判断，否则便不会出现传统民主派支持者近半不支持接受委任的民调结果。是故，当接受委任的议员，在离场一日，仍用“一国两制今日宣布死亡”、“随意 DQ是彻彻底底的逼害”等语言去诠释事件时，已无法对应这部份民众情绪；而当时信服现任议员，认为“留守”仍具意义的支持者，则感到无所适从。原应为政治核弹的“总辞”，反应因此寥寥。
人大决定针对的不是立法会，而是整个“公职人员”体系
人大常委以一纸决定，“确立”港府行政一翼以“国家安全”之名，任意 DQ 立法一翼的民选代表；这无异于一份授权书，授权特区政府任何层级的官员﹙包括本是公务员而非政治问责官员的各区选举主任﹚，都握有任意褫夺民选立法机关议员的权力，架空了立法会内部必须有三分之二议员通过才能弹劾议员的规定，也略过了循司法途径、交由法庭决定是否撤销议员资格的程序，令立法机关完全沦为行政机关的附庸。
但聚焦立法会、DQ与民主派总辞，未能完全反映人大是次决定的威力。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称港府按照此次人大决定所立法律，是“完善一国两制的重要立法”；中联办声明则将是次决定与“落实全面管治权，坚持爱国者治港”相提并论。北京显然剑指更大的制度，而非立法会内剩余民主派是去是留。
人大常委下达“决定”当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便明言，“决定”已定义何谓违反就任宣誓誓言，将会推动修例工作，以“誓言”约束公职人员；换言之，修例后，任何公职人员行事稍有违逆“爱国者”的界线，即可以违反誓言为依据被踢出局。
配合北京、港府此举，经常获得政府内部消息的多份建制报章，队型整齐地“引述消息”，将京港政府的后续计划完整舖陈：继立法会议员后，即将举行选委会选举，以至去年11月才刚刚大胜并夺得主导权的三百多位民主派区议员，将是下一目标。而随著中联办重申要建立“爱国者治港”系统，酝酿多时的公务员宣誓立法，亦有机会在今次立法中一并处理。
北京对付香港民主阵营的手段，早已暗藏于《基本法》、以及移植自殖民体系的法律之中，装备齐全，只是备而不用，因应时势，只为维持一国两制仍运作正常的假象，等待时机。与此同时，每当北京出手改变香港的体制，同时亦总会透过建制舆论机器发动攻势，转移大众焦点。
比如梁游一役，人大在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审讯期间释法，完全违悖法治原则，但建制鼓吹民族主义，发动舆论攻势，直批两人的言论构成辱华；2017年7月再有四名立法会议员被 DQ，则争议“宣誓玩嘢”是“抵死”（议员宣誓时玩花招导致被DQ是咎由自取）⋯⋯这些讲法至今在民主阵营中仍造成裂痕。
到今次人大决定 DQ四名议员，触发民主派总辞，煽风点火嘲笑民主派“总辞”策略失误的，亦不乏建制网络势力；而宣称民主派在接受委任后仍“拉布”拉得太过份，才惹得北京出手，也是建制派在舆论中欲推销的版本。
民主运动走到当下这一步，相信现实已非常清楚：不论是2016年的宣誓事件，还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的种种打压，究其根源，北京选择对谁、对哪一个平台出手，都未必是“反应型”的。建制舆论尝试说服大众认定北京的行为是被动的，是由民主阵营的行动触发，但北京出手几可看出是早具部署的主动性：它只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一旦颢示出挣脱京港政府控制的可能，便必然会面对被肃清的命运，这是香港所有体制内、外机制均要面对的困境。北京要打击的，并非不忠不诚、所谓“不够爱国”的言行，而是任何一点有可能形成组织、凝聚能量的苗头。
未来，民主阵营如何维持“社会大多数”的民意授权？
失却议会战线、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方位打压，香港民主运动面对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两项。
立法会、区议会、特首选委之路断绝、公务员体系被清洗，如此一来，民主阵营将无法进据任何具公权力的位置。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民间投票几可断定必然在筹备阶段被扑杀的情况下，京港政府在选举中全面封杀民主派，将令民主阵营取得民意授权的渠道，全部丧失。
自主权移交前、香港民主运动稍具雏型之时，选举便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份：透过选举，民主派将民众的认同化为实际可见的实力，借此向港英、北京、甚至国际，展现出“香港人”对威权体制的拒绝。主权移交以降，民主派在立法会地区直选中的战果，一直维持“六四黄金比”﹙民主派六成、建制派四成﹚，是港人要求北京落实民主化承诺的一大依据。而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若非一、二百万人游行的画面，以及区议会民主派的大胜，各国政界支持香港抗争的诱因亦会大为减弱。
此清晰体现出，香港人的民意授权，是民主运动推进的重要基础，而香港民主运动过往取得或展示民意支持度的两大途径，选举与大型游行，如今均面对极为强力的压制。未来香港民主阵营，面对建制舖天盖地的组织攻势，如何可维持可见的民意授权，是一大困局。
民主派的议会抗争路线被切断，但北京基于维持香港运作正常的需要，可预期亦会继续举行有筛选的各级选举。那么，“杯葛”行动会否由杯葛临立会，延伸为杯葛立法会，以白票运动作为反映民意取向、变相维系民意认授的方法，成为民主派的下一步计划？但无论如何，几可肯定的是，在政府可不经法院任意 DQ 民选代表的背景下，民主派若仍存进入体制的奢望，“洗底”自我、改造成北京可接受的人选，将很难获得民主派群众的认同。
而另一边厢，亦有不少论者提到，议会既不留人，应重返公民社会。然而议会路线主导超过30年，民主派如今真正彻底走出体制，平衡机制却仍未确立，更别说建立起横跨立法会、区议会的民间议政平台的艰难：即使是十八区区议会民主派自身的整合，都已经困难重重，跨区平台的建立则一直只闻楼梯响。而其他民间组织亦面临处处掣肘，反修例运动以降建立的新工会遭针对性打压，连被捕、在囚支援网络在资源紧绌的情况下苦苦维系，加上政权收紧对教育等不同专业界别的箝制，民主运动在民间的支撑力量，亦面对存续压力。
近年，香港一波又一波社会运动爆发，由下而上的群众能量，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震撼世界，并真正促成民主运动路线的更新；议会民主派在当中的领导作用则越来越弱，政党政治时代终焉﹙前立法会议员区诺轩语﹚，枱面上的政治人物失去话语权。
虽然这并不等于民主运动的末日，但立法会议员长期占据香港民主运动舆论关注中心，确有其作用。究其根本，是“议会战线”主导的政治文化，到底有何内涵？除了时不时都会被提起的“资源”论，当中也有透过恒常的民主VS港府恶法攻防，持续地制造政治议题，透过“大政治”激发民众关注的功用——虽说这项功用，随著立法会面对的制肘不断增加，近年已在不断递减。
相比民主阵营内部的争拗，眼下更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牵动民心的大政治议题，不同阵线的动员将会面对一定困难。在此环境下，如何维持滋养下一波群众能量的土壤，在低潮期还有何事可做，才是香港民主运动当刻需要直面的难题。
（何桂蓝，香港前记者、政治人物）
【注1】本文作者在临立会去留争议中，基于“临立会”并无正当性、民主派应直面“港人选票被剥夺”的问题核心，以行动还票于民，直接回应中共取消选举的考虑，未有呼吁留任或杯葛，而是主张举行实体公投。详见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