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以关系驱动外交”的拜登，会是中美竞争轨道上软弱的一方吗？
「新总统内阁启用了奥巴马时代的大批人马，但不会重走老路」
端传媒记者 张妍 发自华盛顿
在拜登成为美国候任总统之后，外界纷纷揣测他将如何制定对华政策与亚太战略，以应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2020年11月24日，拜登公布首批内阁成员名单，新总统的外交团队初见端倪。虽然记者会上并未提及具体的外交策略，但总统权力过渡网站上却首次提到了北京：拜登要重建美国疾控中心（CDC）的北京办事处。
根据退休美国外交官Susan Thornton的回忆，中美“蜜月”时期，美国政府一度派出数十位公共卫生专家常驻中国，甚至与中国疾控中心共用一座办公楼。她曾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负责东亚事务，认为科学合作在两国交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但在特朗普任内，联邦政府资金削减，加之中美关系遇冷，美国CDC的北京办事处在2018年前后人员大减，2019年还裁撤了从事流行病研究的美国驻华专家，使得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时，美国失去了本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耳”与“眼”。
“拜登上任的首要任务是修复美国国内的问题。待抗击疫情和复苏经济取得一定成绩，才会着力国际事务。”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学者Jeffrey J. Schott说。但“安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攘外”。重建CDC的北京办事处便是内外结合的拜登新政之一，也代表着以美国需求为先的政策导向。
这个消息令许多公共卫生学者和外交事务专家为之一振，并将之视为中美重启对话——至少在科学领域的一个突破。“重建的意义很大。”乔治亚大学的公共卫生副教授Adam Zhuo Chen对端传媒说，“譬如在Covid-19的病毒溯源方面，还有很多线索没有厘清，中美合作将会有增益。”他曾经在美国CDC工作十年，其间亦与中国CDC有过往来。
学界先行一步。11月中旬，武汉大学医学部联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展开对谈。美国知名的流行病学家Jeffery Koplan对与会者谈起了中美贸易战、病毒阴谋论等等，表示“当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希望公共卫生学界的交流和信息共享，能为两国外交关系走上正常化轨道提供一点空间”。这是近来中美之间比较少见的半民间、半官方对话。
但没有证据显示中美关系会在拜登上任后回到常态，亦难预测两国政界还残存多少重温旧情的愿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学者、《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11月中旬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表示，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社会的普遍民意也发生了变化”。
“已经不能简单地说，合作会让中国成为更好的伙伴。（两国）彼此早已进入竞争轨道。”欧逸文补充。
拜登的外交团队都有谁？
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书的Jake Sullivan回忆自己在奥巴马政府服务时，作为国务院副幕僚长和白宫政策规划主任，曾访问过110多个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非洲，哪怕是在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桌上，双方都可以用英文流利对话。”只有在中国，“中方官员走进来，带着一份讲稿，他们读几句讲稿，停顿，等待翻译人员进行翻译，然后接着读几句，停顿，继续翻译。”
“与中国对手打交道，从来不是直来直去的或者比较放松的、舒适的方式。”Sullivan在一次访问中提到。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一种策略，“你要和他们谈，就要遵循这种方式，”而不是美方惯用的“废话少说、基于事实、讨论双方底线的议事模式”。
11月24日，随着拜登外交团队的正式亮相，43岁的Jake Sullivan被拜登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他是目前拜登内阁中最年轻的一位。
“Sullivan是一个非常温和、（前后观点）一致的人。他是要解决问题的人。”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Robert Daly）对端传媒分析。
回忆十年前在白宫任职，Sullivan曾在不同的访问中提到，奥巴马自第一任期便有意识应对中国的挑战，制定“重返亚太”战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亦主张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逐渐从中东移至亚洲，将之称为“寻找平衡点”。“但在当年的语境下，这样的政策被认为是太过对抗中国。”Sullivan反思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度低估了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的影响力和实力，并指出由于奥巴马在第二任期非常想要达成伊朗核协议，相比之下，对中国的战略和部署从轻处理。“于是到了今天，我们被认为对中国太软弱。”
近两年间，Sullivan撰写了许多亚太政策文章，较为知名的一篇是与外交学者Hal Brands合著的文章《中国主宰全球秩序的两条路》，指出事到如今，美国的政策研究者不应对中国抱有太多期待，中国不会安于国际秩序、甘心做配角；另外一篇则是与前奥巴马助理国务卿Kurt Campbell合写的《没有灾难的竞争》，分析美国如何在竞争中与中国共存。
曾在白宫与Sullivan共事多年、亦是他前辈的Antony Blinken被拜登任命为国务卿。58岁的Blinken是外交“老将”，他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出访中国多次。自2019年出任拜登竞选团队高级外交顾问，他便一直表态中美“脱钩”是不现实的，认为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已“崩溃”，根本没有解决系统性问题。
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一直倡导与中国实现“对等”（reciprocity）：若中国对美进口商品关税施以高关税，那么美国也应如此；若中国限制美国记者签证和人数，那么美国对中国记者也要这样；无论是在贸易、科技、媒体还是外交方面，都强调“以彼之道、还彼之身”。
即将履新的国务卿Blinken在多个场合表示拜登对华政策将和特朗普存在深刻的不同，指出“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两国应该要比高度、而不是拉低底线”。
Blinken曾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副国务卿和副国家安全顾问，随着特朗普在2016年胜选，他与几位卸任官员一共成立了政策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也同时是CNN的时政评论员。他的公开发言多在反思特朗普执政四年对华问题的错判，“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美国的战略位置更弱，中国则更强”。他认为“美国的力量在与国内，将国内的问题理顺，美国自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并表示拜登当选后会“对美国自己投资，对美国的工人投资，令美国的民主焕发生机，与美国的盟友合作，维护美国的价值观”。
拜登团队中还有一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顾问Steve Ricchetti。他曾服务奥巴马和克林顿两任政府，在2000年受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委派，推动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ermanent Normalize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PNTR）高票在参议院通过，并对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起到重要助推作用。当时，在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里，美国已基本确立对华“全面接触”的策略，商业、文化和教育合作接连展开。端传媒在查阅当年资料发现，Steve Ricchetti其兄Jeff Ricchetti与那时共同创立游说公司，并是推动波音（Boeing）、英特尔（Intel）等美国企业前往中国寻找市场的关键人物之一。虽然后来他本人因进入奥巴马政府工作，不再参与公司业务，但这家公司依然积从事中美贸易之间的游说，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8月为一家美国半导体企业在国会游说对华贸易。
前外交官、咨询公司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的主席Kurt Campbell亦在为拜登的过渡团队提供咨询。他曾在奥巴马的第一届任期内担任助理国务卿，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和前面提到的Blinken和Sullivan共事。2012年，人权律师陈光诚逃往美国驻华大使馆时，Campbell曾前往北京，就此事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将陈光诚及其家人接至美国安顿，当年他的谈判对手便是如今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Campbell从奥巴马政府卸任之后继续关注亚洲事务，他创建的咨询公司主要为有意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服务，他本人亦坚持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期刊撰文，并在最近数月表示，北京可能会利用疫情的混乱和美国当前的权力真空做出更强烈的举动，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恐怕已发生改变。
修复肌理，改变美国的被动局面
在华盛顿，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过渡工作正在进行中；与之同时展开的，是一场关于要不要重构中国叙事（revisit China narrative）的讨论。
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加紧制定新一轮对华政策。根据美国媒体Axios的爆料，特朗普将有可能制裁更多的中国官员、扩大实体清单、限制更多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和融资投资，并打算委派更多的“鹰派”人士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以巩固他在中国议题上的整体框架，令拜登上台后难以扭转对华路线。
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出台长达七十几页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为了对抗中国，美国必须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稳固国际秩序，不仅要教育美国民众直面中国的挑战，还要在学校系统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身为美国公民的责任感，并要在美国的公务员体系中培养一批年轻的知华派，以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
“除非是北京改变立场，否则，未来的美国总统要是想扭转特朗普总统的历史性举动，将会是政治自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John Ullyot说。
“特朗普在对华领域的影响力已经非常深厚，他不仅洗牌了传统的既得利益阵营，还完全改变了华盛顿对中国问题讨论的基调，即便是那些坚决反特朗普的政策研究者们也接受了这种新的基调。”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负责观测中国的编辑David Wertime认为，拜登有机会“为这场关于中国的大讨论设置一轮新的议题，并用来动员舆论支持自己的新政策”。
“或许一些人觉得，特朗普刚把中国政策弄个天翻地覆，现在重新调整似乎仓促了些。但是，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David Wertime说。
“有点夸张了。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有结构性和历史性因素，并不完全因为特朗普一人所为。”戴博对端传媒记者表示。
拜登的政权过渡小组没有回应端传媒记者的采访要求。但和拜登团队有许多往来的中国研究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对端传媒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找一种更实际的方式去管理对华关系，少谈意识形态，更多采用可操作性的内容。她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教授，曾在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事务。
“拜登政府不会简单地废除特朗普所有的对华政策，也不太会强化以前（指奥巴马时期）的外交决策。”欧逸文认为。他在2020年夏天数次访问拜登和其团队，并出版拜登传记。相反，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有可能被拜登继续利用，作为与中国对抗的杠杆。“拜登可能非常不同意特朗普的很多对华政策，但还是能从中继承一些有利和必要的元素。”
例如中美贸易纠纷。“拜登不需要马上取消关税，”欧逸文在11月中初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说，可以等到中国做出改变，至少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和条件。欧逸文觉得香港问题也是同理，国会两院都有针对香港问题制裁北京的动议，“对于拜登新政府，他们可以对北京说，看吧，这就是我们的主张，（制裁）在我们的计划和掌握中。”
一些政策研究者正在思忖，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落入了一种被动局面。“我们做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关于如何对抗中国；而中国做的大多数事情，不是关于如何对抗美国。中国的重点在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上。”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中国的学者Jude Blanchette含蓄地指出。眼光若一直盯着中国如何改变，最后改变的却是美国自己。
“是时候重建美国的自信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院长Peter F. Cowhey在11月末的一场记者会上，对包括端传媒记者在内的媒体表示，美国在未来应专注于巩固自身的全球领导力，而非打击对手。他以科技领域举例，和与会者谈起全球各地的人才都将美国视为发展事业的目的地，而中国至今都不是向外国移民敞开怀抱的社会，仅在这一个层面，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而反思过去几年，美国出台各类政策限制签证、审查外籍学者，Cowhey认为此刻“应该着手风险控制”，而非关上美国的大门。
戴博认为，对华策略的转变有可能先发生在文化、科学等政治色彩较少的领域，例如重建美国CDC在北京的办事处、恢复富布莱特学者项目和和平队在中国的运营，放宽中国记者签证等。
“回到奥巴马-拜登时代的常态，甚至是小布什、克林顿时期的常态，”克雷蒙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的公共卫生学者Lu Shi将重建CDC北京办事处看作是中美在卫生领域合作恢复常态的一个信号。
他指出科学合作应为人类福祉，超越政治利益。“一月初中国公布了病毒测序，这对国际调查和开发疫苗都有很大帮助。例如现在颇有进展的美国辉瑞疫苗，如果你去查阅资料，它启动的源头就是中方公布的病毒测序。”Lu Shi补充，“但一个部门恢复交流，不等于其他部门也走上改变的道路。美国联邦政府的每一个部都有自己的外交传统和对外交流的相对独立性，甚至不太随着白宫主任的变迁而变动。这不仅取决于拜登这个人，还有他的内阁成员，以及有最终认可权的国会。”
呼吁美国在疫情方面与中国合作的还有即将履新的国务卿Blinken和国安顾问Sullivan。“拜登将是一个‘以关系驱动外交’的总统，看着对方的眼睛，探究对方的核心议程，想出应对的措施。”Sullivan在不久前的一次公开访问中提到，“这不仅适合与盟友发展外交关系，也很适用于竞争对手。”以中美在疫情和疫苗领域的合作空间为例，“合作不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Sullivan补充，未来的美国政府“会让中国看到，中美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中国应该尽到的大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