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很忙：时刻准备着，应付“大学习”
「“连3分钟的学习都坚持不下来，那应该是思想问题吧？！”」
特约撰稿人 谢婵 杨柳 发自北京
湖南大学生刘子琪饿着肚子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青年大学习”。那会儿她刚从兼职家教工作下班，在便利店了选好晚饭，班里团支书（共青团支部委员会书记）的私信忽然就“嗡嗡嗡”地接连弹出，催促她“立刻完成”当期“青年大学习”视频学习并上交截图。于是刘子琪顾不得结账，一个人埋头在便利店里认真学习起来。
“青年大学习”是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于2018年推出的思想教育宣传工程，根据官方释出的方案，这一政治任务的目的是引导青年“听党话、 跟党走”。刘子琪在手机上观看的，属于“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是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团课以季为单位，每季约10期，跟新学期同步开始。
以第十季（主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三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例，点击“开始学习”后，进入450秒倒计时的视频，无法暂停、无法调整进度条。主持人说明学习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论述”，课程以引用习近平的发言作为开始。
视频中，主持人问当期邀请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中国富裕得多，是否说明实现共同富裕不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讲师的回答，从引用马克思主义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析开始，表示资本主义实现的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少数人富裕，继而又表示“新冠”疫情就像镜子，照出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和无力。
属于所有青年的“大学习”
刘子琪记得，参与“青年大学习”一开始并不是强制性要求。后来渐渐变为，班级团支书每周都会要求她们上传“青年大学习”完成的截图，会不断发消息催促：“做一下青年大学习，拜托啦。”刘子琪后来学会了更“聪明”的应对办法——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就借同学的截图交差。
根据学院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排名，今年3月中旬，刘子琪班级的学习率（学习人数/总人数）只有25%，排在年级倒数第二。未完成“青年大学习”的人员名单每周会在班级群里公示，刘子琪常常名列其中。辅导员在班群里叫她，没有得到回应，添加她微信也被拒绝了。
4月份开始，验收方式改变了，不再要求学生提交截图，而是在后台统计学习率。团支书也不再催刘子琪，而是直接用她的学号登录，每周帮她做完任务。到了5月，所有非毕业班的学习率都维持在了100%。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2020年第一季度平均每期青年大学习的净学习人数达5000万，比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多出3000万人。
与此同时，“青年大学习”也在社交网媒体上引发了大量讨论。由于苹果手机可以拉动视频进度条“快速学习”，这一发现被人打上了“青年大学习攻略”的标签，并录屏分享到社交网络上。
今年9月，一条“升级iOS 14可能无法快进‘青年大学习’”的传言，引发了许多学生群体的焦虑，当时流传的一个段子是：“一般人只关心iOS 14系统是否更耗电卡顿，大学生只关心‘青年大学习’是否还能拉进度条。”
也有学生通过“举报”来表达对“青年大学习”的不满。于是，一款“根正苗红”的互联网产品也会遭遇不时“404”的尴尬。
9月份秋季开学后，刘子琪返校，辅导员找她谈话。
刘子琪告诉端传媒，辅导员从职业规划问到考研，最终从考研政治上找到突破口。“他说这个（“青年大学习”）上面有一些题目考政治是遇得到的，对你的考研做题有帮助”。辅导员让刘子琪体谅他的工作，透露如果有人不配合，他就要被扣分。刘子琪直白地回复他：“我不想做，我觉得没什么用。”
刘子琪并不是共青团员，她尝试以此为理由避开“青年大学习”，但遭到辅导员反驳：“‘青年大学习’是全国青年进行学习的，你目前属于青年阶段。”
张之恳是武汉一所高校的一位班长。从他去年进入大学开始，“青年大学习”一直如影随形——尽管他从没有点开看过，却坚持着在班级学习签到表上签名。“其实后台可以看见数据，但是我们院查得不严。但签到还是要签的，不签会来催你”。
2020年4月过后，“青年大学习”开始采取积累积分的形式，学习者需要在共青团中央或各省团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录入自己的信息：姓名和所属团支部。一方面，每学一期所积累起来的积分可以兑换礼品；另一方面，被录入的信息会化为学习率，最终生成各种“学习”排名榜单。
张之恳所在学院在从这学期开始，规定了班级需要集体学习。为了节约时间，大家通常会选在某节课之后集体留在教室里，默契地拿出手机端坐一番，待负责拍照的同学喊一句“拍好啦”，教室里的人们就拎起书包、冲出教室。
2019年4月，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公众号曾发文表示：“青年大学习”不强求普通青年参与，即使是对于共青团员，各级团组织也应当采用倡导和动员的方法，而不可以强行摊派。
不过，这一公众号在之前的推送文章中也提到：团中央在组织共青团政治学习方面颇费苦心，“每一期团课的制作，都要站在团员的立场上去思考，改了又改、拍了又拍，想着每一期都有创新，生怕团员们‘审美疲劳’”，“如果这样，连3分钟的学习都坚持不下来，那应该是思想问题吧？！”
2020年8月，就读于华北某高校的黎扬参加了在江西吉安举办的一场团干部培训活动。培训会上，共青团中央一位分管文化产品的负责人声称他们也清楚基层粗暴收截图的做法。
黎扬并不反感意识形态宣传，他极度讨厌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他认为这很像疫情应对中的“一刀切”逻辑，中央要求组织学习，地方为了政绩强推，层层加码，追求高学习率。“其实这个打卡，你也不知道我看没看，你也不知道看进去没有，反正截个图就好了，他要的就是个截图。”他说，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并不能绑定他的行为，即便是团员，看视频团课“为啥要是我的义务？”
共青团中央的另一发文中称：政治学习与课业学习从来就不矛盾，相反加强政治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团员增强学习动力、磨炼吃苦精神，恰恰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在这个问题上，学校共青团要理直气壮。以课业压力大将团的学习拒之门外，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从基层和娃娃抓起
在读职业中专的杨雪同样需要每周完成“青年大学习”。班主任会在群里通知，并附上每一期学习的问题答案。班上一共18人，只有2个团员。她说：同学都很自觉在做，自己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内容是“邓小平的故乡”和“疫情期间的故事”。
“因为疫情的时候，医护人员们都去支援武汉，想要武汉的人们快点好起来，也想要疫情快点结束、控制住。医护人员们都不能睡觉，都不能给家人们打电话，脸上都留下了痕迹。"她认真又谨慎地回答“这部分内容为何令她印象深刻”这个问题，像每一次在政治试卷上作答那样。
一般在每次班主任的通知后，都会很快地有同学发出自己完成的截图以示响应，踊跃及时的回复会出现在下午两三点左右，，那正是职业中专的上课时间，但没人会借此责怪他们在课堂上使用手机。
杨雪的弟弟杨文正在念初三，他对“青年大学习”流露出直接的反感。杨文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1点写完作业。“青年大学习”虽然只有10分钟，但这项多出来的任务在紧张的中考备考期间常常让他觉得累赘与烦躁。他甚至想好了高中去寄宿，再以“回家的时候不用手机或者没时间”为借口拒绝“青年大学习”。
杨文的另一位姐姐正在读寄宿型高三，每个月回一次家，她并没能豁免“青年大学习”——条件不允许，由家人帮忙也要完成。
余惜梦就一直在帮读高三的弟弟做“青年大学习”。弟弟的班主任曾经在班级群里转发学校的通知，并表示“如果这项任务（青年大学习）完不成，给我班级工作带来麻烦…凡在群里的都要求学习，不学习的，学生写检讨，家长踢出群。”
没有一个家长提出质疑。
余惜梦的母亲并不清楚什么是“青年大学习”，她在基层妇联工作，所在单位要求职工在“学习强国”上刷分，自己常常因为晚上出去跳广场舞而忘记做，一度落为单位最低分。不过儿子的“青年大学习”她特别上心，“既然老师要求了，那就做”。有时候她还会拿自己的手机陪着余惜梦一起学习一起完成，交两张截图到群里，以示踊跃配合。
根据《中国共青团》杂志2020年第13期介绍，河北沧州八中的“青年大学习”完成率最高达到750%（学习人数/团员基数）“通过定期发动、学习、积分、通报，在全校学生中形成了比学赶超、增比进位的氛围。”
“学生按部就班地完成，大多数家长都挺配合的。”沧州八中一名班主任教师对端传媒表示。沧州八中实行寄宿制，学生周末回家完成视频学习任务。她们把任务传达给家长后，需要家长提供子女完成打卡的截图，发到班级群。
甚至有小学生也被要求“青年大学习”。安徽省亳州市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家长告诉端传媒，今年5月份时，他收到班群里班主任的通知，需要孩子做“青年大学习”。另一位小学二年级的家长也确认了此事，“后来亳州的排名上去了，就没有要求再做了”。
基层镇团委也被安排上相应的完成目标。张凡在2020年下半年进入上海市某乡镇团委工作，9月，区团委给他们下达了通知：以所在地区内的团员为基数，要求每一期的学习率达到50%。
同学校和国企单位的团委能直接接触大量团员不同，镇团委在推广“青年大学习”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张凡说：团关系仍然留在镇政府的团员多早已毕业开始工作单位是没有团委的外企或私企。“就像僵尸粉一样，很难联系到他们，联系到了人家也不想搭理你”。
他为此头痛，50%的目标遥不可及，“我们要提升的数字是几百上千的，靠几个团干力量很难。不像砍拼多多，拉几个亲戚朋友就行”。
每一期排名公布后，张凡也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政府每一期的学习率都特别低，甚至只有3%，“明显人家不在意这个东西”。他猜测，那些地区可能“比较有钱”。“如果经济发展水平好，政府的经费就肯定多，那些街镇发展重点可能就不在（青年大学习）这些项目上。”张凡解释。
完成“青年大学习”项目指标没有任何奖金，张凡也不知道具体的考核细则，但他们单位非常在意这个项目。长期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们，“如果弄得不好的话，一些优秀团委之类的荣誉，区里可能就不考虑你了”。
根据共青团中央的官方文件，“青年大学习”是“各级团组织考核评价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文件会把分派给各学校和单位的指标数目详尽列出，并明确表示“将对学习情况较为落后的组织负责人进行约谈”。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副书记陈利明在《机关党建研究》期刊一篇署名文章中声称，“青年大学习”行动已成为共青团为党育人最响亮的工作品牌。
一切还是从前的模样
《中国青年报》在一篇报导中描述了“青年大学习”的产出流程：负责团队需要提前一两周写好文案，制作封面和题板，准备相关拍摄工作，留出一天甚至两天剪辑；随后他们组成一个“大学习测试群”，邀请95位各地团员进入微信群，担任“质检员”，下周要上线的内容做好后，先发到测试群里，大家确定没有问题了，这周的工作任务才算完成。
这样相对细密和科学的产品制作流程，是中国共青团近年来宣传策略的体现。一位研究共青团宣传策略的学者告诉端传媒：“共青团做产品时很在意有没有群众基础，是不是喜闻乐见，迎合青年，同时把青年带到他的口味上，从而能在青年人当中造成一种网红般的影响力。”
但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这样的尝试仅有形式之变，换汤不换药，实质内容还是老一套。
在镇团委工作的张凡告诉端传媒，迫于绩效和学习率指标的压力，自己也会看“青年大学习”，但观感并不好，每一期主持人和嘉宾像在讲劣质的“对口相声”，“演得比较尬，内容又流于表面”。他说：“共青团在尝试用一些年轻人能接受的形式来讲在政治和历史知识，但本质仍然和“开大会”没有区别，掌握话语权的人自顾自讲大道理。”
读初三的杨文不喜欢“青年大学习”，原因之一也是“内容太普通了”。他记得有一期内容讲遵义会议，那是他初三历史课上刚刚学过的内容。而其他“革命前辈的精神与故事”则与他的政治课上日常背诵和考试的内容差不了多少。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澄告诉端传媒：“青年大学习”背后的执行表现，“有地方表忠诚、邀功的成分，但是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在习近平治下，相比胡锦涛时期，中央权力更为集中，中央的政治意志更能在地方得到贯彻的大趋势”。
他说，习政府认定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如果不去占领，就一定会被别人抢占，影响政权稳定。近年来在台湾和香港等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加强了官方的这种想法。
陈澄说，意识形态教育虽会促进年轻人对政权的认同，但不必认为中国学生就是因此就成为了消极不会主动思考的被灌输对象，“大部分人参加这类学习的时候也知道这些就是宣传”。
比如，因为怠慢“青年大学习”而被辅导员约谈过的刘子琪，困惑伴随着不适感依旧强烈地存在她身上：“‘青年大学习’的存在我都能理解，但我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配合”。
（文中所有受访学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