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通过后，国王与国王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台湾同婚合法化后，反同婚的势力并不因此而消解，连串的“性别战争”继续在孩子们的书架上开打。」
特约撰稿人 林庭苇 发自台北
“潘文忠部长我要向你求婚，因为你这样教育我的孙子。”2020 年 9 月，粉丝专页“全民拔菜总部”号召群众，抗议台湾教育部将绘本《国王与国王》赠送给小学新生。抗议当天，民众拿着道具戒指向教育部长潘文忠“求婚”，讽刺绘本中两位王子相爱结婚的情节，并大喊“推行男男恋，要以身作则”。
这场闹热滚滚的抗议记者会，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这本儿童绘本如滚雪球般卷动了全台湾的家长、教师和民间团体。2020 年 9 月 9 日早上 10 点半，就在抗议团体“向部长求婚”的隔天，支持绘本的家长、教师和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等团体，在立法院群贤楼前召开记者会力挺《国王与国王》和国小同志教育。
“对于小学生，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他看了这本绘本后，也会对应到自己的生活经验说：『喔，国王与国王，王子和王子，那就是某个妹妹的爸爸和 Daddy 那样吗？』”
记者会上，于小学担任故事妈妈的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长协会理事长颜任仪表示，此书出版两年来，他跟各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讲过《国王与国王》的故事，有助于学童了解多元的家庭组成。“其实性平教育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性平教育要从小做起。”
另一边的记者会上，下一代幸福联盟、全台妈妈护家护儿联盟（简称妈妈盟）、全国家长会长联盟及数个县市的家长会长协会，则主张所有进入校园的书籍，都应有家长代表参与审查。
曾推动“婚姻应限定为一男一女”、“适龄性平教育”等公投案的曾献莹质疑：“这本书以教导孩子多元及尊重差异为名，实际上却是糖衣，把男女婚姻连结到被强迫以及不快乐的画面、把同性婚姻连结到幸福快乐及众人祝福的图像，企图洗脑国小孩童对婚姻家庭的未来梦想及愿景。”
究竟是什么样的绘本，引爆了台湾各地的家长、民间团体的性别战争？
《国王与国王》
原文作者： Linda de Haan, Stern Nijland
译者： 林蔚昀
绘者： 琳达．德韩（Linda de Haan）, 斯特恩．奈兰德（Stern Nijland）
出版社：青林
出版日期：2018年9月21日
“只是想划一个有快乐结局的童话”却在半个地球外掀起绘本风暴
《国王与国王》的故事，描述王子受不了母后连日催婚，答应相亲，在见过来访皇宫“选秀”的各国公主后，却爱上了其中一位公主的哥哥。两位王子结婚后，继承王位成为国王与国王，统治王国多年的皇后也得以退休享清福，众人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绘本的原作者，是荷兰插画家 Linda de Haan 与 Stern Nijland。在接受端传媒越洋专访时，两人表示，“我们那时刚完成学业，共用一个工作室，而且非常想要讲一个童话故事──因为画公主很有趣，我们想画很多、很多的公主。所以，我们决定要创作一个故事，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结尾。”
2000 年，两人刚从艺术学校毕业，开始着手创作《国王与国王》（荷兰文：Koning & Koning）。回想二十年前的自己，他们并没有太多“推广同志教育”的意识，只是顺从一股单纯的艺术家本能，边做边想，希望自己创作时觉得好玩、故事本身也有趣。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如果王子不喜欢公主，而是喜欢上王子，会是个很棒的故事。对我们来说，王子爱上王子（的剧情走向）也是一个惊喜。”
2001 年，就在 Linda 和 Stern 出版绘本《国王与国王》的一年后，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两位艺术家没有料想到，他们边做边想创作出来的绘本，会在接下来二十年间、于全球各地掀起一场场“绘本风暴”。
早在 2002 年绘本于美国出版时，《国王与国王》就曾遭遇类似的反弹声浪。2003 至 2006 年间，《国王与国王》在全美各地引起争议，包括麻州家长提起联邦诉讼控告学校，以及北卡来罗纳州众议员提出《家长赋权法》草案（Parental Empowerment Act of 2005），要求各州组成“家长审查及赋权委员会”，负责把关图书馆选书和学校教材。
当时《国王与国王》的争议有多热烈？在 2007 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哨战中，参与党内初选、企图角逐总统大位的欧巴马、希拉蕊等民主党候选人，皆被要求针对“小学二年级生能否阅读《国王与国王》”表态。
尽管 2015 年 6 月 26 日，同性婚姻已在全美各州合法化，然而同婚通过两周前，美国才有小学教师因为在课堂导读《国王与国王》而被迫辞职。
2003 至 2004年，《国王与国王》连续两年被美国图书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列为当年前十大最受质疑书籍之一，并且成为 2000 年至 2009 年百大禁书／最受质疑书籍第 20 名。书单中的著作，都是当年或历年收到最多下架请求的书籍；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美国图书协会的排行榜中，前 10 名有 8 本都是因“涉及 LGBTQIA+内容”而上榜──这已是美国同婚合法化四年后。
几年后，类似的“绘本风暴”也在台湾重演。2018 年，《国王与国王》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2019 年 5 月 22 日，台湾三读通过俗称“同婚专法”的《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今（2020）年，《国王与国王》便入选国民中小学新生阅读推广计划，由教育部采购、赠送给中、小学新生，不料却引起部分家长反弹。
“赠书给小学新生”的政策，已行之有年。教育部每年皆会评选 100 本曾获国内外出版奖项的优良图书，赠予小学新生，去年起更进一步纳入国中新生。此外，配合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七大重点议题──人权教育、生涯发展教育、性别平等教育、家政教育、资讯教育、环境教育、海洋教育──这些图书也有寓教于乐、将重点议题融入课外阅读的意涵。
有关性别平等的主题，除了描绘同性婚姻的《国王与国王》之外，还有解释生理构造的《小精子向前冲》、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公主也会放屁》，以及讲述儿童性侵议题的绘本《蝴蝶朵朵》等等，都在历年采购书单之列。
“我认为（台湾的）教育部提供这本书给学校，非常勇敢，”Linda 说道，“因为在荷兰，虽然有相关组织提供书籍和资讯，但决定权仍在学校手上。”
Linda 与 Stern 表示，如今在荷兰，同志教育能否落实仍取决于学校本身的氛围以及管理者的态度。事实上，直到 2012 年，荷兰才通过法令规定小学阶段必须教导多元性别的知识，立法上比起台湾 2004 年通过的《性别平等教育法》要晚了许多。
不过，Linda 也提到，自己在小学课堂导读《国王与国王》时，从未遇过反弹。由于教育法令的保障，加上荷兰很早就合法化同性婚姻，在小学教导多元性别，不太会引起家长投诉。
“跨虹者”大战《国王与国王》：性平教育的话语权战争
《国王与国王》所引起的争议并非孤例。自 2004 年台湾公布实施《性别平等教育法》以来，性别平等教育的战争就未曾休止。
〈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第 13 条明定：“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应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认识及尊重不同性别、性别特征、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性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课程……。”
挑动家长敏感神经的，不只有涉及 LGBT 群体的“性别认同”、“性倾向”等概念。早在 2006 年，《青春达人国中性教育学生自学手册》就曾因为牵涉青少年亲密关系、安全性行为，引发外界抨击。
2008 年至 2011 年，随着课纲首度加入七大重点议题，教育部顾虑教师可能不知如何教起，遂委托学者编制教学手册，先后发行了《认识同志》教育资源手册、给国小教师的《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以及国中教师的《性别好好教》。这些给教师参考的补充教材，不仅引起由基督教组织和家长团体组成的“台湾真爱联盟”强烈反弹，监察委员也于 2013 年针对这三本性平教材，提案纠正教育部。
2015 年高中生课纲微调运动期间，下一代幸福联盟（简称幸福盟）等反对同婚的民间团体，质疑高中公民课本“过度强调多元性别”。他们担忧“性别光谱”的概念误导学生性别认同、“异性恋霸权”和“恐同症”等字眼挑起对立及仇恨，并要求教育部删除这些内容。
2020 年 10 月 21 日，绘本《国王与国王》引起争议后的一个多月，由反同婚起家的媒体“风向新闻”发起“送跨虹者进校园”资助计划，希望借由捐赠《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一书至全台 1257 所各级中学，在教育现场与《国王与国王》所代表的“同志骄傲价值观”，竞争话语权。
截至目前为止，上线短短一个月内，“送跨虹者进校园”计划已有 87 人响应，有 689 间学校获得赠书。
所谓的“跨虹者”是谁？《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又是怎样的一本书？
跨虹者（rainbow crosser），指的是“自我定义为脱离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生活的人”，概念与“前同志”或“后同志”类似。虽然以 LGBT 运动的视角而言，这些“跨虹者”无非就是一种“双性恋”，但在反同婚运动的脉络下，跨虹者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跨虹者的现身，一般是为了主张“同性恋倾向并非天生，而是一种可选择、可离开的生活方式”。2018 年性平教育公投辩论时，前同志郭大卫就曾代表反对方，主张“同性恋完全是心理认定”、“拒绝同性恋团体进入校园、拒绝让学生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同志教育”。
2019年 12 月，《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发行。这本书由风向新闻编纂、由曾献莹担任秘书长的“爱传资讯媒体发展协会”出版，内容收录了15 位跨虹者“走出同性恋生活、找回真我”的故事，用以对抗同志运动经常使用、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提过的“同志天生论”。
“我国小有遇过类似这样的引导，不是绘本，而是有一个团体进班授课。他们比较直接一点说：『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对男生没有感觉，但是对女生有喜欢的感觉，那你很可能就是女同性恋。』”自我认同为“后同志”的黄钰雅自述，自己在小学中年级时曾遇到同志团体来学校授课，解释 LGBT 的概念。
黄钰雅的人生经历被收录在《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一书中，同时，他也在“送跨虹者进校园”的宣传影片中，以跨虹者的身分站出来发声。“当时的我就好像找到一盏明灯一样，因为当时我已经有怀疑自己对于男生没有喜欢的感觉。他们这样讲之后，我就开始想认识同性恋到底是什么，一进去（同志圈）之后，就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同性恋生活。”
黄钰雅在成长过程中，历经被哥哥长期性侵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小学至青少年时期的自我认同一直是女同志；走入教会后，才靠着信仰和教友的支持撑过低潮。后来，他决定与交往四年多的女友分手，正式脱离同性恋生活，迈入“后同志”的人生阶段。
“在孩童时会有一个『同性密友期』，可是如果社会文化告诉我们同性之间是友好的，然后我们跟异性又没有一个好的交往，那可能就会落入性倾向的混淆里。”他说，“在现在的文化之下，我们都可能对自身的性别感到疑惑，但走进同志圈后，如果感到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想要换一个生活方式，现在的文化却好像不允许。”
“我觉得我们这些『后同志』的故事，也可以纳入孩子和青少年的教材中。”黄钰雅说。
黄钰雅等跨虹者的现身，某种程度也反映出许多社会大众的焦虑：同志教育，会让小孩变成同志吗？
对此，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简称同家会）秘书长黎璿萍回应：“其实多数的同志朋友都是生长在异性恋家庭嘛，从小我们的异性恋接触，比同性恋的资讯来得更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性别认同的发展历程。我们都有可能先预设自己是某一个性别认同，但在人生经验的摸索中，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用绘本来跟小朋友讨论，一直都是同志家庭非常常见的作法，而且反而更符合适龄的需求。”黎璿萍解释，“没有这些机会的话，等到孩子遇到的时候，会无所适从。比如为什么我会有同学是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 或者为什么有同学没有爸爸妈妈、只有阿公阿嬷？为什么都是叔叔来参加某某同学的恳亲会？这些孩子的困惑都会变成耳语，当不理解的时候，可能会去攻击别人，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看到更多家庭的样态。”
“在讨论要不要让孩子接触 LGBT 议题的时候，背后的恐惧其实预设了：『只有你是异性恋，你的人生才会好，所以我们不该让孩子去接触一个可能让他人生变不好的可能性。』”
“『只要孩子有可能变成同志，他的人生就毁了』，这份恐惧是需要化解的。”黎璿萍强调。
只是，随着“跨虹者”现身，部分反同婚团体甚至也不再以“反同”自居，而是借由跨虹者的故事加入更多温情论述，主打“性别友善”，让论述更加细致。在《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一书中，“性别人权维护促进协会”秘书长郭大卫以及“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秘书长厉真妮等“跨虹者”，都有撰文推荐。
1996 年就成立的“走出埃及”团体，自我定位为“辅导谘询”服务，目标是“以圣经原则，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为立场，帮助不快乐的同性恋困扰者，勇于做上帝赐与的性别角色”。
至于近年才成立、由郭大卫担任秘书长的性别人权维护促进协会，其成立宗旨为“促进两性、不同性倾向者于教育、生活、医疗、婚姻家庭、工作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权益，扮演与政治决策者、医疗及公共卫生相关单位之沟通角色，推动法案，打造友善的性别环境”。该组织也会不定期推派讲师参与性别推广活动。
针对绘本《国王与国王》，反同婚代表曾献莹也曾表达类似的焦虑：“此书最大的问题，在于改变全国小学生对婚姻家庭的未来梦想，梦想就是愿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象﹙Vision﹚。”
同为基督徒的黎璿萍解释，“异象”是圣经中的专有名词，意义类似于愿景，指的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启示，可能是一个画面或一个梦境，而这个画面会带领基督徒拓展上帝的国度。对于基督徒而言，有“异象”才有“使命”，生活才不会漫无目的。
投入反同婚运动以前，曾献莹曾担任台北真理堂传播部负责人；如今，曾献莹身兼“爱传协会”秘书长与“幸福盟”理事长，带领家长反对同性婚姻与性平教育。
黎璿萍为了同志家庭的权益奔走，希望借由绘本让孩子认识 LGBT 族群和同志家庭；曾献莹则为了不让孩子受到同志教育影响，积极串联家长团体反对绘本《国王与国王》、支持“送跨虹者进校园”资助计划。同样是基督徒，两人对于婚家、教育的想像大相迳庭，因而有着截然不同的使命。
反同婚运动的使命：从两千人游行到七百万张公投票
如同台湾的 LBGT 权益运动走了 30 年才一步一步争取到社会支持，源自基督教的反同婚势力也酝酿、练习了 20 年，才培植出以“绘本”方式来动员各地家长的方法论。
“台湾的社会对于同性恋，最常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对于保守运动，没有这样问？为什么我们不会问异性恋是不是天生的，或甚至问异性恋中心的反同运动，成因是什么？”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高颖超饶富兴味地问道。
长年研究性别、宗教和台湾反同运动的高颖超认为，虽然反同（婚）人士经常以“传统”、“保守”自居，似乎高举某种亘古不变的价值，实际上反同（婚）运动却是非常现代的“新”社会运动。
2000 年代，《性别平等教育法》、《就业服务法》、《性别工作平等法》、《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纷纷立法或修正，将非异性恋公民纳入保护范围；而《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实施，则规定课纲须涵盖性教育、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等等，更是让保守人士气得跳脚。
由于国家开始保障性少数权益，“反同人士被迫走出教会、站上街头做社会组织，才能形成政治力量影响国家政策──可能无法扭转历史，但是至少可以拖慢或扰乱。”高颖超解释。
2000 年，数个基督教会曾连署反对台湾第一个由公部门编列预算支持的同志平权活动“台北同玩节”，并向提供经费的台北市政府施压。2009 年在中正纪念堂的“基督教反同志游行”，虽然只有两千人，却可说是台湾反同势力正式走上街头、组织社会运动的起点。
2013年，“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包含婚姻平权、伴侣制度、家属制度三法案）中的婚姻平权草案于立法院通过一读。同年，“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护家盟，由天主教、统一教、一贯道、佛教等多个宗教团体组成）和“下一代幸福联盟”（简称幸福盟，以基督教团体为主），号召上万人集会反对多元成家草案。此次的宗教团体大串联，成功阻挡了多元成家立法草案。
2015 年 7 月，台北市民政局开放同性伴侣于户政事务所办理注记，并就“民法限定婚姻为一男一女是否违反宪法保障之自由权及平等权”，声请大法官释宪。隔年 10 月，民进党立委尤美女提出“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希望进一步促成同性婚姻法制化。
面对同志运动加紧脚步推动同性婚姻，反同婚阵营也全力应战。2015 年，政党“信心希望联盟”（简称信望盟）创立。2016 年年初的总统大选与立委选举，信望盟以“捍卫家庭，保护儿少”为主轴，推出多位候选人；年底，同婚法制化公听会如火如荼之际，幸福盟以“婚姻家庭，全民决定”、“子女教育，家长决定”为口号，动员数万人走上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同性婚姻与性平教育。
2017 年 5 月 24 日，大法官释宪结果出炉：若两年内有关单位未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同性二人可就民法婚姻章规定，办理结婚登记。大法官释宪的结果，卷动了反同婚、挺同婚两阵营的全台大动员。
2018 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公民投票，有多达 10 项公投议题通过连署成案。其中三项与同性婚姻、性平教育相关的提案──“婚姻应限定为一男一女之结合”、“应以『婚姻以外形式』保障同性伴侣共同生活之权益”、“各级学校不应实施同志教育”（前两者合称“爱家公投”，最后者简称“适龄性平教育公投”）──由两年前曾代表信望盟参选立委的游信义、曾献莹担任领衔人。
这一年，爱家公投与适龄性平教育公投，分别获得了 700 多万和 600 多万张同意票，足足多出反对票一倍以上，重挫了原本在大法官释宪取得优势的婚姻平权运动者。即使 2019 年台湾已通过“同婚专法”，反同婚团体至今依然紧紧守护公投结果，以此反对同性婚姻和小学同志教育。
回顾同志运动以及“反同护家”势力 20 年来的缠斗，反同（婚）运动可说是每个阶段都有所斩获，没有全胜也没有全输。
对于反同婚团体近 20 年来的战果，高颖超分析：“他们一点都不保守、一点都不传统。虽然他们很常讲传统价值，或者是自认为自己很保守，可是他们用的媒体策略，如何懂得用新媒体、如何用情感动员、甚至发展多层次的组织，这些都是非常现代跟科技前端的产物。”
信望盟成立的同一年，网路新闻媒体“风向新闻”创立。风向新闻隶属于“爱传资讯媒体发展协会”，秘书长为著名反同婚人士曾献莹。虽以“反同婚”起家，风向新闻却是结构完整、各类型新闻兼备的网路新闻媒体，并且和新浪网、Yahoo、Google、PChome都有建立供稿平台。如今，风向新闻的 Facebook 追踪数已达17万，甚至在 Youtube 开办网路节目“风向新闻全民开讲”，可谓打着“传统价值”，却走在新媒体潮流的最前端。
“透过政治宣传、公听会、投放脸书 Youtube 广告、网路影音、大型集会，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动多少人出来，还包括动员大家的情绪──像是『孩子的父母都去上班了，没有时间管孩子的教育，你知道孩子在学校都学了什么吗』。”高颖超认为，反同基督教势力除了用教会网络动员“自己人”之外，“情感动员”更是召唤广大群众的一个关键。
华人社会对“传宗接代”、“家庭伦常”的重视，让反同、反同婚的基督教势力找到“跨界合作”的机会，与所有信仰“婚姻为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家价值者结盟。换句话说，“守护家庭”的论述也并非凭空想像出来，而是有社会脉络作为依据。
观察近年来反同婚团体的论述，早期充满基督教色彩的论述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家庭主流化”这个论述主轴。反同团体在公开倡议时不再引用圣经说明“同性恋是罪、是不道德的”，而是紧抓着“家庭价值”这个核心理念，开始使用更多正面语言：如“捍卫家庭，保护儿少”、“家庭主流化”，或是“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未来”。
“台湾大部分的年轻族群，尤其 30 到 40 多岁的世代，没有享受到『台湾钱淹脚目』那种经济成长的果实，却被迫接受低薪、薪资停滞又长工时。一方面是来自经济的压迫跟疲劳，再加上对孩子教育的未来感到恐慌跟不确定，自己已经这么苦了，孩子怎么样许他一个美好的未来？”
高颖超解释，在经济与少子化的双重焦虑下，“台湾会绝子绝孙”、“台湾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倒数第三低或最低的国家”这类家庭崩解的恐惧，很容易就被挑起。
“很多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变成』不是异性恋、『变成』LGBT。”高颖超说，“这也是为什么信望盟的竞选口号是『YES』（合并 youth、education、environment 和 social value 的字首），推崇一种异性恋中产阶级的家庭价值。”
家长的焦虑，让反同婚团体在情感结构上依然拥有相当厚实的群众基础。从此次的《国王与国王》争议也能观察到，几年来的练兵征战，让反同婚运动的论述变得更加成熟、圆滑。
“这本书把女性画的很奇怪，公主们排队献艺取悦王子，还有王子选妃和当面暗讽公主体格，这种父权和权势霸凌、言语霸凌等内容，有丑化、物化女性的嫌疑，均违反性别平等教育之核心价值。”身为反对者之一的妈妈盟秘书长单信爱，以相当具性别敏感度的概念表达了他的质疑。
同婚通过后，“同婚将导致人兽交”或是“同婚若通过，人跟摩天轮也能结婚”等耸动发言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性平教育要适龄”、“家长应参教材审核”、“同性密友期应避免同志教育混淆性向”等等混合家长焦虑和“科学说法”的细致化诉求。
针对“同性密友期”这个反同志教育常见的“科学”理由，高颖超提到自己曾撰文澄清这个概念的讹误：“所谓『同性密友期』看似有发展心理学的渊源，事实上是台湾本土发明、假称是外国的知识，在教育界、社工界、谘商界早期一些不太严谨的文献里面会彼此引用，就流传成一个三人成虎的知识。”
尽管信望盟在 2016 年、2018 年两次选举中失利，包含信望盟在内的 171 个政党也因为未在期限内补正组织章程，在今年 4 月遭内政部依《政党法》废止。不过，早在 2019 年 7 月 16 日、同婚合法化两个月之后，以孙继正、毛嘉庆等人为首的“安定力量”，就以“赢回家庭、翻转教育”为号召正式组党，拿下反同婚基督教势力参政的接力棒，布局参与选举。
回顾同志运动以及“反同护家”势力 20 年来的缠斗，反同（婚）运动可说是每个阶段都有所斩获，没有全胜也没有全输。近期，相关团体甚至在立法院附近的青岛东路上设有“家庭主流化推广中心”，作为推动理念的长久据点，不需每次抗议都另外租借记者会场地，显示出“长期抗战”的决心。
““同婚通过不代表反同运动的死亡，这样的想法太过乐观。如果你问我反同运动的未来，”高颖超说，“接下来再有类似像绘本这种突破性的事，或者同志运动看起来往前一步的政策性进展，反同运动一定都还会在，而且势力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