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蓝：吞噬香港抗争者——黄之锋、黎智英、快必案揭示的“法治”黑洞
「连番判决新闻背后，香港检方正透过不同案件，一步步地扩大针对所有抗争者的罗网。」
12月2日，香港再次登上国际传媒的头版。抗争者黄之锋、周庭、林朗彦因去年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的行动，被判多宗罪成，三人即刻监禁7至13.5个月不等；621当日虽有大量示威者包围警总，但现场并无出现重大冲突，亦无人受伤，然而裁判官以有“潜在风险”为由，将控罪的量刑基准大幅提高。事隔不足一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案件押后审讯，不准保释，即时还柙。
一宗又一宗法理上令人难以信服、政治目的明显、针对知名异见者的判决，激发国际社会再度出言批判中共及港府打压异议者的力度，不同国家的政治人物纷纷出言声援黄之锋等人。但在地的抗争阵营清楚，这些知名人士的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对抗争阵营而言，在当前的香港，司法程序不仅仅是“形同虚设”，无法保障人的最基本权利。香港宪法学者、“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就曾经形容，香港的法治不仅“已死”，甚至已经变成“丧尸”。
笔者希望指出，连番判决新闻背后，香港检方正透过不同案件，一步步地扩大针对所有抗争者的罗网，不论是勇武还是和理非家长与学生，均无法幸免；“司法”的躯壳正被当权者加以利用、甚至按照当权者的需要，改造成更方便地打压异己的利器，逐步将法院与与“法律”，纳入打压异见者的体制。
和平集会，量刑基准12个月
黄之锋警总案揭示的，是控方及香港法院如何透过加重一些较轻罪名的刑罚，或拓展案件中不同法律概念的适用性，来尽量扩大起诉、判刑的范围。
虽然香港的街头运动平息已一段时间，每日的新闻均充斥著抗争者在事发一年半载后突然被捕，或遭以牵强的控罪起诉、陷狱的消息。黄之锋被判刑同日，浸会大学学生会署理会长方仲贤，就因为曾于一年前在香港深水埗购买雷射笔，被20名警员上门拘捕，警方更因方仲贤曾在被捕后清空属于方本人的手机资料，加控他“妨碍司法公正”。
但黄之锋警总案揭示的，是控方及香港法院如何透过加重一些较轻罪名的刑罚，或拓展案件中不同法律概念的适用性，来尽量扩大起诉、判刑的范围。
即使连法庭亦不得不承认，2019年6月21日的警总案现场，根本未有爆发冲突，极其量只是有示威者搬运铁马堵塞警察总部出入口、阻碍警车，辱骂警员、掷鸡蛋等；控方选择将该次行动定性为“未经批准集结”而非控罪较严重的“非法集结”，亦是佐证，控方根本无法将当日发生的事扭曲成暴力场面，以此加重刑罚。
过往，“未经批准集结”这项控罪，可谓是香港殖民遗法《公安条例》中最轻的控罪之一。按照法例字面上的解读，一旦参与未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就已干犯“未经批准集结”，不带条件；但“非法集结”则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扰乱秩序”或“带有威吓性、侮辱性或挑拨性”，有“意图”导致他人害怕该集结会破坏社会安宁。
由此可见，“未经批准集结”的门槛极低，此前也几乎只与罚款挂勾，判处监禁实属匪而所思。
然而，在黄之锋警总案中，裁判官王诗丽却指是次集结“有人破坏公共物件，有人掷鸡蛋，有人不断发出起哄的声音，有人把铁马倒转用索带把它们捆绑一起放在警察总部外”，因此有“潜在的人身安全风险”，即把现场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只停留在“潜在”、“可能”阶段的暴力场面，纳入其判刑考虑，将一个和平集会中的“未经批准集结”【注1】控罪，硬拉上量刑基准高达12个月的程度。
按此逻辑，香港在2019-2020年发生过的任何“集结”，即使完全没有暴力元素，检方均可拘捕当中的任何人，控以“未经批准集结”，再由法庭以“有潜在冲突风险”为由重判以年计的监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所谓“集结”有否出现，也完全由警方定义。先不论自去年8月以降，香港警方已鲜有就公众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2020年，更多次出现警方在闹市以“未经批准集结”或“非法集结”围捕行人的情况，甚至有将本不同行的路人强拉到一起，再票控他们违反“限聚令”的做法。
而今次判辞的另一焦点，就在于第三被告周庭在现场的行为，仅仅是“举起扩音器”﹙而没有发言﹚，“高呼口号”及“举起纸牌”，但法官却指其与其他被告“共同”犯罪，属于“伙同犯案”，因此也较单独犯案情节更严重；不同被告即使行为完全不同，亦是“罪责相约”。以这样的理由，法庭就将在现场并无领导角色的周庭，判处高达8个月的刑罚【注2】。
剥去所有法律字词，意思就是：任何人出现在警方不允许的集结现场，不论在现场做过、或没做过甚么，均有机会重判一年监禁甚至更多。
未审先囚、国安法规格对待一切刑事案件
目前因涉国安法被“未审先囚”的，几乎全是以言入罪者；而一些本来只适用于“国安法”的做法，也被延伸至不在“国安法”当中的控罪。
黄之锋案判刑同日，还有另一宗影响更深远的判决，仅因被告名声不及黄，为国际社会所忽略：因为在街站喊口号而被控以“发表煽动文字”的“快必”谭得志，控罪虽然并非出于“国安法”而是香港的刑事法例，但因控方指案情与国安法有关，法院决定将案件交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
在港区“国安法”出台后，警方曾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了超过30人﹙包括前述的周庭﹚，但正式被落案起诉者寥寥，绝大部份都是在控罪不明的状况下获准保释，或在警方高调以国安法大张旗鼓地拘捕后，改控其他非国安法的控罪。
结果颢示，当局的目的，不是祭出“国安法”大刀作出恐吓后备而不用，而是要透过法院上的实际操作，将“国安法”的箝制融入越来越多的一般刑事案件。
“国安法”订明，香港特首将直接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法相关案件，而指定的准则，无论港府如何辩称与法官的“忠诚度”无关，亦不能取信于市民。由行政机关直接任用法官处理相关案件，形同由行政机关控制审讯结果，法庭的独立性几乎已完全消失。
而“快必”案的可怖之处，是将这项本来只适用于“国安法”的做法，延伸至不在“国安法”当中的控罪。今次是以他叫喊的口号涉及国安法为理由，下次又会是甚么借口？
“快必”案翌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项“串谋欺诈”罪，亦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押后至明年四月再讯。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惠德以黎智英有可能潜逃为由，拒绝黎的保释申请，即使黎智英的护照此前已被没收。
“国安法”的另一绝招，是订明“国安法”被告“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不予保释，与香港一贯的无罪假定原则截然相反；而至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的案件，以及被指涉及国安法而被捕者，不论最终是否以国安法下的控罪起诉，一旦上庭，均面对不获保释的待遇。
目前因涉国安法被“未审先囚”的，几乎全是以言入罪者，包括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手唐英杰﹙七月至今﹚、年仅19岁被指在社交网站发布分裂言论的钟翰林﹙十月至今﹚、被在示威现场及受访时喊分裂口号的“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十一月至今﹚，因街站言论而被捕的“快必”谭得志﹙九月至今﹚，不见归期。
案接案、刑期再度延长的可能性
两人的刑期不断延长，是十分有可能的。
一般的刑事控罪，被不断拓阔适用范围﹙黄之锋案﹚，更将本只适用于国安法、与普通法原则全不相容的特定做法，延伸至刑事案件﹙快必、黎智英案﹚。而随著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箝制越来越大，亲中媒体组织对“不听话”法官的攻击，判出政权不合意结果的法官在司法系统内部被调走，社会完全看不见法院有任何扺御控制的方式、或者意欲，只能将放弃捍卫人民基本权利的法院，视作压迫体制的内嵌部份。
今时今日，每每有抗争者入狱、或被还柙，不论最终判刑结果如何，望著被告栏中走入内庭的身影，其身边人都会忍不住想，这会不会是可见的、数以年计的将来，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呢？
黄之锋目前身负其他至少三宗控罪，包括2019年10月反蒙面法示威，及2020年六四维园晚会的“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而周庭身上则有一宗具体控罪不明的国安法案件：周庭曾于去年8月被指涉及国安法案件拘捕，没有被正式落案起诉，但处于保释中的状态。而基于两人的知名度，香港律政司要随时再在两人身上强加控罪，将两人的刑期不断延长，是十分有可能的。
虽然法院一再声称自己只是依照控罪审案，但从检控的时机、控罪与法院的决定来看，当局针对黄之锋的策略非常明显。作为国际间最知名香港抗争者的黄之锋，最后一次离港赴外是2019年9月，之后因为控罪被法庭扣起护照，一直未能再次外访。当时，圈内就普遍认为，香港政府以不同事件起诉黄之锋，透过连续的控罪，不断地延长交出护照不得离港的保释条件，将这位国际线的“世界杯选手”强制扣留在香港。
如今，这样的策略，会否用作将黄之锋、周庭以及其他抗争者无限期地扣在监狱之中？相对于2019年其他被控以暴动等更重罪名的抗争者，黄林周三人虽然刑期﹙相对其他被告﹚不长，分别仅 13.5、7及10个月，但这“案接案”的可能，令外界对三人的担忧远超于此。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香港监狱日益不受监察，惩教人员权力不受制约，外界无法确保在囚政治犯不受虐待的问题。
管理监狱的惩教署，最近开始禁止民选区议员进行公务探访【注3】，阻截在囚者向民选代表反映意见与待遇的机会，并针对寄给在囚者的信件施加诸多限制，妨碍在囚者获取外界信息；终审法院裁定男囚犯必须剪短发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后，惩教的应对竟不是放寛男囚发型限制，而是有意强制女囚亦必须剪发。早前惩教亦有被揭发虐打少年犯。
而黄之锋在正式判刑前，已先行被指控怀疑体内有毒品，单独囚禁于24小时不关灯的囚房。可见惩教人员对在囚政治犯的待遇，正在逐渐恶化，而且已经不再有任何意欲隐瞒，直接向外间最为关注、外界可以获得相关消息的囚犯开刀，令人忧虑会否在可见将来，就出现如中国大陆监狱一样普遍的虐待。
作为在2020年上半年在初选中互相推荐的战友，如今罗冠聪、张昆阳已流亡，黄之锋与半年前曾在新界东并肩作战的周庭入狱，朱凯廸因为立法会内的抗争身负数罪，岑敖晖与笔者亦均有控罪在身。在黄之锋被判入狱当日，岑敖晖留在其区议会办事处，发现有人监视跟踪，情况与周庭被捕前夕类同。
不接受任何虚假乐观与希望的粉饰，才会明白到香港若不想被彻底吞噬，究竟需要付上怎样的代价。
而这只是整个香港抗争社群的缩影。至今，香港已有超过万人在运动中被捕，近2000人被起诉，若上文所述的趋势持续，相信数字还将继续增加。走笔之际，因议会及街头抗争身负九项控罪的许智峰亦宣布流亡。
值此时刻，没有言语可以鼓励一整座沉入黑暗的城市，因此我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解方。也许爬梳过这些，认知到面对的政治大局与魔鬼细节，已无助我们去改变它，但对可能的命运有清晰理解，不接受任何虚假乐观与希望的粉饰，才会明白到香港若不想被彻底吞噬，究竟需要付上怎样的代价。
而早于2019年夏，经历过抗争洗礼的港人已不再存有幻想，共同作出了决定。
（何桂蓝，香港前记者、政治人物，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因反对“国安法”被政府褫夺参选资格的12人之一）
【注1】黄之锋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周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最高刑罚五年，但案件由裁判法院处理，最高可判处刑罚为三年。
【注2】此处论及的是周庭两项控罪的其中一项，即控罪三“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量刑基准为12个月，认罪扣减后为8个月。
【注3】“公务探访”指区议员、立法会议员等民选代表，可以前往监狱探访在囚人士，不像一般亲友探访般受惩教监听内容，以监察在囚者在监狱内的待遇、反映对惩教署的意见。惩教署早前以疫情肆虐为由，阻挠民主派区议员进行公务探访。负责与区议会﹙民选架构﹚对接的民选部门民政事务处，以区议员欲探访的在囚者并非当区居民为理由，指公务探访与区议会职能无关，不批准探访。